“那么把你的眼睛睁大一点!”他气鼓鼓地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
他那红彤彤、胖乎乎的脸仍然是怒气冲冲的。“哪一个部队?”
我按照规定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即使这样,他还觉得不够。“你们驻扎在哪里?”
这会儿我可真是忍受不下去了,便说:“在朗厄马克和比克斯朔特之间。”[15]
“怎么?”他问,有点发愣了。
我向他解释,我这是休假回来,才到了一两个小时,原以为这样一讲他就会走开的。可是我完全错了。他甚至越发狂暴了:“你以为你可以把你们前方的那一套规矩带到这里来,是吗?我们才不吃那一套!谢天谢地,我们这里还有纪律!”他发出命令:“向后二十步,齐步走!”
我火冒三丈。可是我一句话也不能跟他说,要是他高兴,他可以马上把我抓起来。因此我就跑步退回去,随后开步朝他走,到了离开他六步的地方,我一挥手行了个敬礼,直到我走过他六步之后才把手放下来。
他又叫我回去,和和气气地告诉我,要我明白这一回他很高兴,可以从宽处理了。我装作对他非常感激。“解散!”他发出命令。我咔嚓一声转过身来,开步走了。
这一下弄得我整个晚上都兴味索然了。我动身回到家里,把军服往角落里一撂,反正我早该把它换掉的。于是我从衣橱里拿出一套便服,就把它穿上了。
我觉得非常不习惯。这套衣服相当紧,也相当短,我在军队里块头长大了。衣领和领带给我添了点麻烦。结果还是我姐姐替我打了个领结。可是这套衣服多轻啊,使人感到好像身上什么也没有,只穿一条衬裤和一件衬衫似的。
我往镜子里照了一照。那模样可真古怪。一个晒得黝黑、长得过大、将要受坚信礼[16]的青年愕然地直瞅着我。
看见我穿上了便服,我母亲感到很高兴。这样一来,她觉得我格外亲切一些。可是我父亲却宁愿我穿上军服,这样他可以带我去看望他的熟人。
可是我拒绝了。
能够静幽幽地坐在一个什么地方,譬如说在饭店主人的花园里面,九柱戏球道旁边的栗树底下,是很有乐趣的。树叶飘落在桌上和地上,只有那么几片,最初的几片。面前搁着一杯啤酒,我在部队里已经学会喝酒了。酒杯空了一半,可是杯子里还有美味凉爽的几大口,尽够我喝的,再说,只要我乐意,还可以随时来他个第二杯,第三杯。这里既没有号音,也没有炮击,主人家的几个孩子在九柱戏球道上玩耍,一只狗将头搁在我的膝盖上。天空蓝漾漾的,栗树叶中间,矗立着圣玛格丽特教堂那绿盈盈的尖塔。
这很好,我挺喜欢。但是跟人们我却处不来。我母亲是唯一百事不问的人。可我父亲就不是这样。他要我把前线的情况讲给他听,他的那种好奇,我发现既动人又愚蠢,后来我跟他再也没有真正的接触。只要这么听着,往往比什么事都更叫他喜爱。我知道他并不懂得,一个人不能够说这些事情,而我本来倒是愿意讲的。可是要把这些事情变成语言,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危险,我害怕那样一来它们会变得十分庞大,叫我制服不了。如果前线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们样样都很清楚的话,那我们还不知道会变成个什么样咧。
因此我约束自己,只把一些有趣的事情讲给他听。可是他倒问我,我有没有经历过一场肉搏战,我说了声“没有”,便站起身来往外走了。
不过那也于事无补。到了街上,电车的嘶吼声听上去真像一发正在直射过来的炮弹的呼啸,这响声把我吓了几跳之后,有个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原来是我的德文老师,他冲着我净问那些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啊,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可怕吧,可怕吧,是不是?是的,那是吓人的,可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不管怎么说,我听人讲,你们在那边至少吃的东西还很不错。你气色很好,保罗,身体也结实。这里自然要差多了,这也很自然,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凡是最好的东西总要留给我们的战士!”
他把我拉到一张照例围坐着许多老顾客的桌子那里。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一位校长跟我握了握手,说道:“原来你是从前线回来的?那边的士气怎么样?了不起吧,了不起吧,是不是?”
我做了说明,回家嘛,人人都是乐意的。
他哈哈大笑:“这话我完全相信!不过,你们首先得把法国佬打个痛快!你抽烟吗?这里,你不妨来一支。服务生,也给我们的年轻战士来一杯啤酒。”
我悔不该接受那支雪茄,弄得我只好留下来了。他们都洋溢着一片盛情,要推却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非常懊恼,便使劲地抽烟,简直像烟囱似的。为了至少要表示一点领情,我就一大口把那杯啤酒喝干了。可马上又为我要来了第二杯。人们都知道,他们受了军人多少的恩惠啊。他们争论着我们应当吞并哪些地方。系着钢表链的校长,认为至少要比利时的全部,法国的煤矿区,以及俄国的一大块土地。他提出我们一定要这些地方的理由,而且还一个劲坚持他的意见,直到别人最后都对他让步了才罢。于是他开始解释,突破口一定要挑在法国的某个地方,随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道:“现在,用你们那种持久的阵地战,在那边稍稍向前移动一点。赶走那些鬼家伙,到那时和平就可以来到了。”
我回答他,按照我们的想法,突破也许是不可能的。敌军的后备部队也许是太多了。此外,战争也许跟人们想象的并不都一致。
他傲慢地拒绝考虑这种说法,并向我指出,我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确实是这样,这是个别的情况,”他说,“可是它关系到总体。而对于这一点,你就不可能判断了。你只看见你们那小小的一段地区,因此就不了解全貌。你效忠尽职,你甘冒生命的危险,这都应该授以最崇高的荣誉——应该给你们每一个人颁发一枚铁十字勋章——但是首先,必须在佛兰德突破敌军的阵线,随后从北面席卷而下。”
他喘了口气,抹了下胡子。“那必须是全面的席卷,从南到北。随后直捣巴黎。”
我真想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把这些事想象出来的,我把第三杯啤酒灌了下去。他马上又要了一杯。
然而我决然告辞了。他又拿了几支雪茄塞在我的口袋里,还亲热地拍拍我,放我离去。“一切顺利!希望我们不久就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按照我的想象,休假绝不是这样的。说真的,一年以前也确实不是这个样子。当然,在这期间起了变化的是我。在今天和当时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当时,我对战争还一无所知,我们只是驻扎在一个平静的地带。可现在,我发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摧垮了。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这里,这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的人有的提出一些问题,有的什么也不问,可是人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些什么也不问的人却为他们的缄默而自豪,他们甚至常常带着一种无所不晓的神色,说这些事情根本没法谈论。他们为此而暗自夸耀。
我宁愿独自一个人,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打扰我。因为他们说来说去,最后总是归结到同一件事情,情况怎么坏,情况怎么好,一个人认为是这样,另一个人认为是那样,然而,说来说去,他们总是要转到跟自身存在的意义有关的话题上去。从前,我自己也是像他们这样生活的,可是现在,我跟他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依我看,他们话讲得太多。他们有忧虑,有目标,有愿望,可是对于这些我都不能跟他们持共同的见解。我常常跟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坐在饭店主人那小小的花园里,试着向他解释,其实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像这样静幽幽地坐着。他们当然也明白,也同意,甚至也有所察觉,但那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是的,就是这句话——他们有所察觉,不过往往只是他们的半个人,另外的半个却从事别的活动,他们自己这样分心,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全身心地来体验这一点。我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我在这里,在他们的屋子里,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看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其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使我也想待在这里,把战争忘掉,可是那也同样使我反感,它是那样的狭窄,怎么能充实一个人的生活,应当把它砸个粉碎。当前线的弹片在弹坑上空呼啸,照明弹高高地往上直蹿,伤员被放在帐篷布上给抬回来,战友蜷缩在壕堑里,他们怎么能这样干!他们在这里是另一种人,是一种我所不能正确理解的人,这种人我既嫉妒又鄙视。我不能不想到卡钦斯基,想到克罗普,想到缪勒和加登,他们在干些什么呢?也许他们正坐在营房食堂里,或者在游泳,要不了好久,他们又得上前线去了。
在我房间里,桌子后面有一张棕色的皮沙发。我就坐在那上面了。
四周墙上用图钉钉着许多图片,都是我以前常常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片与图片之间,是一些我过去喜爱的明信片和绘画。屋角里有一只小小的铁炉。对面靠墙搁着几个书架,上面放着我的书。
当兵以前,我曾经住在这间屋子里。这些书,都是我用教课挣来的钱陆续买回来的。其中有许多是旧书,例如所有的经典名著就全是旧的,有一卷蓝布面精装本,还花了一马克二十芬尼[17]。我买来了全套,因为我这个人很仔细,不相信选集的编辑能够把所有最优秀的作品统统编选进去。因此我只买“全集”。我孜孜不倦地把大部分书都读了,但是真正能够吸引我的却为数极少。我宁愿读另一类书,现代的作品,这类书的价钱当然要贵得多。有几本我是用不太老实的手段得来的,我从人家那里借了,却没有去归还,因为我舍不得同它们分手。
有一格书架上放的全是教科书。它们被保管得不太仔细,已经翻得残破不堪,因为某些原因,有几页已经给撕掉了。这一格的下面是期刊、报纸和信件,跟图画和草样乱堆在一起。
我很想回忆一下我自己当年的情景。它依然留在这个房间里,我马上就感觉到了,四周的墙壁把它保存了下来。我双手搁在沙发的扶手上;现在我无拘无束地舒展了一下身子,把两腿跷起,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在角落里,坐在沙发的扶手中间。小窗敞开着,从窗口望出去,我可以看到那熟悉的街道景色,尽头处是那座高高耸起的教堂尖塔。桌子上放着几枝花。钢笔杆,铅笔,一个作为镇纸的贝壳,墨水瓶——这里什么也没有改变。
要是我幸运,战争结束以后,回到这里,永远住下去的话,这光景一定也会是这样。我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房间,等待着。
我有点激动,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因为激动是不对的。我要重新恢复那种悠然神往的心情,我要体验那种同样有力而无法形容的冲动的感觉,这种感觉从前每逢我转向书本时往往就会产生的。当时曾经从五颜六色的书脊上升起来的希望的和风,又会将我笼住,把那块搁在我心头什么地方的沉重灰暗的铅块熔化,把对未来的焦急、思绪中的轻快的欢乐重新惊醒过来,它会把我那已经失去的青春的活力给我带回来。
我坐着,等着。
我忽然想起,我应当出去看看克默里希的母亲,也不妨去拜访一下米特尔施泰特,他应该住在营房里。我朝窗外望去:在那被阳光照耀着的街道的图景后面,显现出连绵的丘陵,轮廓模糊,仿佛悬在天边,但这景色无形中变成了秋季里爽朗的一天:我跟卡钦斯基和克罗普一起坐在炉火旁边,吃着连皮烤的马铃薯。
然而,我不愿意想起这些事,我便把它们拂开了。这间屋子应当会说话,它应当抓住我,揪住我,我要感觉到我是属于这里的,我要倾听,我要知道,当我回到前线的时候:战争将会沉没,它将淹溺在回家的浪潮中间,它将永远地过去,不会再来啃噬我们,它将只是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外在力量而已!
书脊一排排立在那里。我依旧熟悉它们,而且我还记得是按着顺序排列起来的。我用眼色恳求它们:跟我说话啊,接纳我吧,你接纳我吧,我的青春的生活!你是无忧无虑的,优美绝妙的,你再把我收下吧……
我等着,我等着。
一幅幅图景从我心上漂浮过去,可是它们并没有停留下来,它们全不过是些阴影和回忆。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开始不安起来。
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陌生的可怕感觉。我找不到退路,一点办法也没有。尽管我恳求,用尽力气,可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无精打采、悲愁抑郁地坐在那里,如同一个被判了罪的人,而过去却转头离去了。同时,我也不敢向它过多恳求,因为我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些什么。我是一个士兵,这一点必须要牢牢记住。
我感到很厌倦,于是站起身来,朝窗外眺望。然后我拿起一本书,翻了几页,打算阅读。可是我随即把它抛开,另外又拿起一本。里头有些段落,我曾经做过标记。我找寻,翻着书页,随后又换了一本。一大堆书已经堆在我的身边。很快又有别的东西堆了上去——报纸、杂志、信件。
我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仿佛站在法官面前。
勇气没有了。
词语,词语,词语——它们根本不能跟我的心相通。
慢慢地,我又把书放回书架。一切都回不来了。
悄悄地,我走出了房间。
我仍然没有放弃希望。我虽然再也不到我的房间里去,可是我却安慰自己,认为几天的工夫本来也不足以就此下什么结论的。将来——以后——要下判断嘛,时间我还有的是。因此,我就上兵营去看望米特尔施泰特,我们就坐在他的屋子里,这里有一种气氛,我并不喜欢,可是我却非常熟悉。
米特尔施泰特早就得到一个消息,准备讲给我听,这个消息使我立刻大为震动。他告诉我说,坎托列克已被征召去当志愿军了。“你只要想一想,”他说道,一边拿出几支上好的雪茄烟来,“我刚从医院回到这里,正好碰上了他。他向我伸出他的前爪子,鸭叫似的招呼道:‘嗨,米特尔施泰特,你好吗?’我瞪着他,答道:‘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公是公,私是私,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跟一位上级军官说话,应该立正。’你真该看一看他的脸色!一半像没能爆炸的炮弹,一半像醋渍黄瓜。他迟迟疑疑地还想跟我重叙旧情。所以我就越发厉害地训斥了他一顿。随后他搬出他那最厉害的大炮来进攻,他满有信心地问道:‘你是不是要我利用我的影响,让你享受考试的照顾呢?’他在想提醒我这些事情,你知道。这一下可惹得我火冒三丈,于是我用另外一些事情去提醒他。‘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两年以前,你鼓动我们到地区指挥部去报名参军,我们中间有个名叫约瑟夫·贝姆的,他本来不愿意去。后来他阵亡了,在他按照正常情况被征入伍之前三个月。要不是因为你,他至少可以多活那么长时间。好吧,现在:解散!我们以后还会谈话的。’我没怎么费劲,就请求分配到他所在的那个连里去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带到储藏室去,给他配上一套合适的服装。你等下就会看到的。”
我们走到外面场地上。那个连已经集合好了。米特尔施泰特叫他们稍息,自己便检查起来。
这时候我看到了坎托列克,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笑出声来。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军服上衣。背心和袖子上都打着一大块一大块的深色补丁。这件上衣一定是个巨人穿的。而那条破旧的黑色裤子却又太短了,它勉强遮住小腿的一半。还有那双鞋,他穿着又太大,那是一双粗硬又破旧的便鞋,鞋尖往上翻,鞋带结在一边。可是,作为补偿,那军帽却又显得太小,那是一顶脏得可怕而且十分简陋的圆桶形平顶帽。总的印象就是一副可怜相。
米特尔施泰特走到他面前站住了:“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你这些纽扣算是已经擦亮了吗?看来你好像一辈子也学不会似的。不行哪,坎托列克,根本不行哪。”
我心里高兴得直想叫起来。在学校里,坎托列克经常训斥米特尔施泰特,用的正是同样的语调:“不行哪,米特尔施泰特,根本不行哪。”
米特尔施泰特还继续非难他:“你不妨看看伯特歇尔吧,那是你可以学习的榜样。”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伯特歇尔也在那里,伯特歇尔,他是我们学校的看门人。而他竟是一个榜样!坎托列克向我瞪了一眼,好像他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下去。可是我无关痛痒地对他笑了一笑,仿佛我再也不认识他似的。
没有什么东西比他那顶圆桶形平顶帽和那身军服更为荒谬可笑的了!而这就是我们从前常常诚惶诚恐地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那时候他高高在上地坐在讲桌后面,为了我们在法语不规则动词上出了错,他还用铅笔戳我们,而这些法语动词,我们后来在法国也没有派上一点用场。那仅仅是在两年以前,而现在,这里站着志愿军战士坎托列克,魅力突然消失了,他膝盖弯曲,胳膊如同锅柄,纽扣没有擦亮,还有那副荒谬可笑的打扮,一个不成体统的士兵。我没法把眼前这个光景跟讲桌后面那个吓人的形象统一起来;我确实很想知道,我这个老兵该怎么办,如果那具悲惨的皮囊竟然再敢问我:“博伊默尔,把aller的imparfait说出来。”[18]
然后,米特尔施泰特要他们进行散兵操练。算是一种好意,他指定坎托列克担任班长。
这里有个特殊的情况。原来在进行散兵操练的时候,班长一直要走在他那个班前面二十步的地方。如果一声令下:向后转——齐步走!那么,散兵队列只消向后转一个身就行,可是班长,这下子突然发现自己落在队列后面二十步远,便不得不跑步前进,重新赶到他那个班前面二十步远的地方。这样,总共就跑了四十步路。可是他刚一赶到,“向后转——齐步走!”的口令又下来了,于是他不得不再一次用最快的速度跑完那四十步路,赶到另一头去。这样,班里的人只不过向后转一个身,多走两三步路,而班长却要忽前忽后没命地奔跑,活像在窗帘木杆上放的屁一样滚来滚去。这一整套,乃是米特尔施泰特使用的许多有效的药方之一。
坎托列克从米特尔施泰特这里根本指望不到别的什么好事,因为有一回他曾经搞掉了米特尔施泰特一个升级的机会,所以在回到前线以前,米特尔施泰特如果不尽量利用这样的大好机会,那他就成了一个大傻瓜。军队只要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一个人说不定死也会死得更加甘心咧。
这时候,坎托列克像只野猪一般,来回地奔跑着。过了一会儿,米特尔施泰特结束了散兵的操练,又开始一项非常重要的爬行训练。坎托列克用双手和双膝趴在地上,还按照规定背着枪,立刻在我们前面的沙土上,移动着他那壮观的身影。他吐着粗气,他的喘息像是在奏乐。
米特尔施泰特引用当年坎托列克主任教师说过的话来鼓励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坎托列克志愿军,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克服困难。”坎托列克吐出一块卡在牙齿缝里的脏木片,他身上流着汗。米特尔施泰特弯下身子,恳切地告诫道:“在零星小事里可别忘了伟大的事业,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
这倒使我很奇怪,坎托列克一点也没有暴跳发作,特别是在上体能训练课的时候,米特尔施泰特学他的那个样子可真是学得妙极了,他在单杠上正要引体上升,米特尔施泰特便一把抓住他的裤裆,让他只能将下巴刚好高出横木,然后开始给他一番明智的劝诫。坎托列克在学校里的时候也正是常常这样对待他的。
之后便分配其他的勤务:“坎托列克和伯特歇尔,去运面包!把手推车带去。”
没过几分钟,这两个人一起推着手推车出发了。坎托列克怒气冲冲地耷拉着脑袋。可是那个看门人却很高兴,因为派给他的勤务很轻松。
面包厂房远在市镇的另一头。两个人来回走一趟,必须穿过整个的市镇。
“他们早已走过两三趟了,”米特尔施泰特龇牙咧嘴地狞笑着,“人们已经开始在等着看他们咧。”
“真了不起,”我说,“可是他有没有告发过你呢?”
“他试过!我们的指挥官听到这段故事之后,便大笑起来。他才没有兴致来管教师的事。再说,我正在向他的女儿求爱呢。”
“他会使你的考试搞糟。”
“我不在乎,”米特尔施泰特泰然自若地说道,“再说,他埋怨也没有用,因为我可以证明,通常他只被分配一些轻松的勤务。”
“你不能把他管教得稍微好一点吗?”我问。
“他太蠢啦,我可不耐烦。”米特尔施泰特庄严而高傲地答道。
休假是什么?是一种暂停,它只会使以后的一切变得更加糟糕罢了。别离的情绪这会儿已经开始闯进来。我母亲默默无言地注视着我,她正在计算着日子,我知道。每天早晨她总是很悲伤。又少了一天了。她已经把我的背包拿开,她不愿意让这东西提醒自己。
一个人苦思冥想的时候,一小时一小时过得很快。我打起精神,陪我姐姐到肉店里去买一两磅排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特别优待,人们一大早就在那里排队,站着等候。有一些人都昏过去了。
我们运气不好。轮流等了三个小时,队伍全散了。排骨已经卖完了。
幸而我领到了一份军粮。我就把它带给我的母亲,就这样,我们大家总算都吃到一点富有营养的食物。
日子越过越沉重,我母亲的眼神也越来越忧郁。现在只剩下四天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克默里希的母亲。
这件事,我没法把它写下来。这个颤抖着抽泣的女人,把我摇晃着,向我申诉道:“为什么你还活着,而他却已经死了?”她涕泪滂沱,大声呼喊,“你在那里究竟干了些什么,孩子,当你……”她颓然地倒在一张椅子里,号啕哭叫着,“你看见了他吗?那时候你看见了他吗?他怎么死的?”
我告诉她,他被一枪打中了心脏,当场就死了。她瞪着我,表示怀疑:“你胡说。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已经感觉到他是怎样惨死的。在夜里,我已经听到他的声音,感到他的焦虑。把真情讲出来,我要知道真情,我一定要知道真情。”
“不,”我说,“我当时就在他旁边。他是一下子就死去的。”
她轻声地央求我:“告诉我。你一定得告诉我。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可是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比你告诉我真情反而会把我折磨得更苦吗?我受不了这种无法捉摸的情况,你就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哪怕很惨也不要紧。总比你不说而我非得去那么想要好得多。”
我怎么也不会告诉她,就是把我剁成肉酱,我也不会告诉她。我同情她,可是在我看来,她一样还是傻头傻脑的。她干吗不想开一点啊?克默里希总归已经死了,不管她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一个人看见了那么多的死亡以后就再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对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悲痛。因此我便有点不耐烦地说:“他是一下子就死去的。他绝对没有感觉到什么。他的脸十分宁静。”
她不吱声。随后她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愿意起誓吗?”
“愿意。”
“凭你认为神圣的一切东西来起誓吗?”
老天爷,什么东西是我认为神圣的呢?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变动得多快哪。
“是的,他是一下子就死去的。”
“假如这不是真情,你自己愿意从此不再回来吗?”
“倘若他不是一下子就死去的,我愿意从此不再回来。”
我可以凭任何东西来起誓。可是她似乎相信我的话了。她不住地悲叹着,哭泣着,要我告诉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好编造了一个故事,不过这故事就连我自己也几乎信以为真了。
我告辞的时候,她亲了亲我,还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他穿着一身新兵的军服,靠在一张圆桌子上,这张桌子的腿是用没有劈开的桦树干做的。他背后是一片画在幕布上的树林。桌子上搁着一杯啤酒。
这是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都默不作声。我很早就上了床,抓起枕头,紧紧地将它捂住,把我的脑袋埋在里面。谁知道我今后还会不会再睡在这铺着鸭绒垫子的床上!
那天深夜,我母亲来到我房里。她以为我早睡着了,我也就装作已经睡着的样子。两个人都醒着,就得说话,那可太难了。
她差不多坐到将近破晓,虽然她浑身疼痛,不时扭动。后来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便又装作刚刚醒来的样子。
“你去睡吧,妈妈,在这里你会着凉的。”
她说:“以后我有的是时间睡觉。”
我坐了起来。“我并不是马上就回到前线去,妈妈。我还得在训练营里受四个星期的训。说不定在哪一个星期天我又回到这里来了。”
她没有吭声。随后她轻轻地问道:“你很害怕吗?”
“不,妈妈。”
“我倒想告诉你,千万得注意那边的法国女人。她们都很坏咧。”
啊,母亲呀,母亲!你还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头伏在你的膝盖上,痛哭一场呢?为什么我一直要自己很坚强很沉着?我也何尝不想痛哭一场,得到一些安慰,其实我比一个小孩子也大不了多少,衣橱里仍然挂着我那短小的童装裤,那也不过是不久以前的事,为什么全都过去了呢?
我尽可能镇静地说道:“我们驻扎的地方,一个女人也没有的,妈妈。”
“在前线,千万得小心哪,保罗。”
啊,母亲呀,母亲!为什么我不能拥抱着你,跟你一起死去呢。我们都是什么样的可怜虫啊!
“是的,妈妈,我会留意的。”
“我要每天为你祈祷,保罗。”
啊,母亲呀,母亲!让我们站起身来,走出去,穿过逝去的时光,回到往日的岁月里去,那时我们就再也不会蒙受所有这些苦难了,让我们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岁月里去吧,母亲!
“也许你能找到一个不太危险的差事。”
“是的,妈妈,也许我能调到伙房里去,那是可能办到的。”
“那你就这样去办吧,要是有人说闲话——”
“那我一点不在乎,妈妈——”
她叹了口气。她的脸在黑暗中闪出一道白光。
“你现在该睡了,妈妈。”
她没有回答。我便起来把我的被子裹在她的肩膀上。她支住我的胳膊,她身上在作痛。因此我就把她扶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我还陪了她一会儿。“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妈妈,在我回来之前。”
“是的,是的,我的孩子。”
“你不要把你们的东西寄给我了,妈妈。我们在前线,吃的东西多的是。在这里,那些东西对你们可要有用得多了。”
她躺在床上多么可怜啊,她,爱我超过整个世界。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她急急忙忙地说:“我为你买来了两条衬裤,全是羊毛的。你穿起来暖和。可你千万别忘了放在你的背包里。”
啊,母亲,我知道这两条衬裤,曾花费你多少心血去等待,去奔走,去乞求啊!啊,母亲呀,母亲,我非离开你不可,这是多么不可理解呀!除了你,还有谁能有对我提出要求的权利。我坐在这里,你躺在那里,我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可就是怎么也说不出来呀。
“晚安,妈妈。”
“晚安,我的孩子。”
屋子里黑洞洞的。母亲的喘息时起时伏地响着。时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窗子外面,风在吹着。栗树在瑟瑟作响。
在楼梯平台上,我给搁在那里的背包绊了一下,这个背包我早已收拾好,因为我明天必须一清早就动身。
我咬着枕头,双手紧紧抓住床头的铁柱子,握成了拳头。我根本不应该回来的。在前方,我对什么都不在意,而且往往不存任何希望,以后,我再也做不到了。我原本是一个士兵,而现在,却只成了一个痛苦的化身,为我自己,为我母亲,为那无法安慰而又没有止境的一切而产生的痛苦的化身。我根本就不应该回来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