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我们送到比往常更远的后方的一所野战兵站，这样我们可以再次进行改编。我们这个连需要补充一百多名士兵。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是不值班，便到处去闲荡。过了两三天，希默尔施托斯到我们这里来了。自从他来到战壕以后，他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倒是被打掉了。他表示愿意同我们和睦相处。我很乐意，因为我亲眼看见海伊·韦斯特许斯背上受伤的那一回，是他把海伊送回来的。此外，他也非常通情达理，当我们手头没有钱用的时候，他还在兵营食堂里请过我们的客。只有加登，仍然对他怀疑，采取保留态度。

可是，他后来也被争取过来了，因为希默尔施托斯告诉我们，军厨炊事长请假回去，他正在代行他的职务。作为一种表示，他当场就给了我们两磅糖，还特别给了加登半磅黄油。他甚至想办法在此后的两三天里，分派我们到厨房里去干削马铃薯和萝卜的勤务。在那里他给我们吃的伙食，是地地道道的长官吃的东西。

就这样，作为一个士兵的幸福所需要的两样东西，那一阵子我们全都有了：吃得好和休息得好。一个人要是仔细想一想，那本来也算不得什么。如果在几年以前，我们一定会非常瞧不起自己。可是现在，我们却十分满足。这完全是一种习惯，即使在前线也不例外。

为什么我们似乎忘却得这么快？原因也就是这个习惯。昨天我们在枪林弹雨下，今天我们却傻气十足，到农村里去搜索粮秣，而明天，我们又要到战壕里去了。说真的，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忘记。不过，只要我们非在这战场上待下去不可，那么火线上的日子一经过去以后，便像一块石头那样沉在我们的心底，这种阅历过于惨痛，我们没法马上进行深思熟虑。如果我们那么做了，那我们早就完蛋了。因为我发现了这么一点：一个人只要干脆顺从，恐怖是忍受得了的；一个人要是左思右想，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正像我们一上战场就都变成野兽一样，因为这是能使我们保全性命的唯一办法，我们一下火线休息时，又都变成了爱说笑话的有风趣的人和懒虫。别的事情我们也没什么好做的，这纯粹是出于迫不得已嘛。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因此我们不能让感情来加重我们的负担，这种所谓的感情，尽管在太平年月可能有点装饰作用，可在这里却是不合时宜的。克默里希已经死了，海伊·韦斯特许斯处在弥留状态，汉斯·克拉默的身体要挨到最后审判日，人们还得好好操心一番呢，他偏巧被命中了一弹；马滕斯的腿没有了，迈耶死了，马克斯死了，拜尔死了，哈默林死了，还有一百二十个受伤的人在这里或在那里躺着。这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眼下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反正我们还活着。假如我们能够救援他们的话，那么人们会看出我们是多么不在乎，我们动手干的时候，自己可能也会丧生。因为我们若是愿意，我们也不会一句牢骚不发的。害怕吗？我们从不害怕。怕死，可那就是另一码事，那与肉体相关。

可是我们的伙伴死了，我们没法帮助他们，他们得到了安息。谁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只有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睡觉，吃饭，我们的肚子能够装多少就尽量地吃多少，还有喝酒，抽烟，不让时光白白地浪费。生命是短促的。

前线的恐怖，只要我们不予理睬，它就会从地面上消逝，那时候我们便拿它编成一些猥亵和愤恨的笑话。一个人死了，我们就说他把大便夹起来了，其他的种种事情，我们也都是这么说笑的。这样做才使我们不至于发疯，只要用这个方法去面对，我们便能够进行抵抗。

可是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在战地新闻里讲到部队的珍贵的幽默感，说是差不多就要出发上火线了，还在安排跳舞，这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绝不是因为有了幽默感才那么干的，我们之所以会有幽默感，是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完蛋。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支持不了多久，我们的幽默感已经一个月比一个月辛酸了。

而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所有这些事情，如今我们还在作战的时候，都像一块石头那样沉在我们的心底，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才会重新醒悟过来，而到那时才会开始关于生死问题的探讨。

在这里度过的日子、星期和年月，会重新回来，我们那些死去的伙伴会重新站起来，跟我们一道行进，我们的头脑将会清醒，我们会有一个目标，就这样我们将迈步行进，死去的伙伴走在我们的旁边，前线的岁月落在我们的后面——可我们在和谁搏斗，和谁呢？

没有多久以前，这一带地方有过一家前线剧场。五光十色的演出海报，仍然贴在广告牌上。克罗普和我站在它前面，瞪大眼睛看。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一个姑娘穿着一身浅色的夏衣，腰间围着一条红色的漆皮带子。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抓着一顶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长筒袜和白色的鞋，一双纤巧的有着带扣的高跟鞋。她背后，一片波涛起伏的蓝色海洋在闪闪发光，一抹港湾挨在旁边显得明晃晃的。她是一个十分姣美的姑娘，优雅的鼻子，喷红的嘴唇，细长的腿，难以想象的整洁，而且保养得很好，她肯定一天要洗两次澡，指甲缝里一点污垢也没有。充其量，也许只有海滩上的一些沙粒罢了。

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穿着一条白裤子，一件蓝色短上衣，戴着一顶水手的便帽，可是我们对他的兴趣却要少得多了。

广告牌上的这个姑娘，对我们来说是一件神奇事。我们完全忘记了还会有这样的事情，甚至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几年了，我们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光景，没有看见过这样快乐、美丽和幸福的光景。那是太平时世，太平时世就应该这样。我们不禁情绪激动起来了。

“不过只要看一看这双轻巧的高跟鞋，她不可能穿着它行军走出一公里路的。”我说道，随后开始觉得自己很愚蠢，因为像这样站在一幅图画前面，只想到行军啊什么的，简直是荒谬透顶。

“她能有多大年纪？”克罗普问。

我估计道：“至多二十二岁，艾伯特。”

“那她要比我们大。让我告诉你吧，她不会超过十七岁！”

这句话叫我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那挺好，你觉得怎么样？”

他点点头。“我家里也有一条白裤子。”

“白裤子，”我说，“可是像这样的一个姑娘……”

我们相互斜睨了一眼。这里是找不出多少可以夸耀之处的，一身破破烂烂、油腻腻、脏兮兮的军服。要竞争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我们就动手，把那个穿白裤子的年轻人从广告牌上撕下来，仔细着不要损坏那个姑娘。那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情。接着，克罗普建议：“我们不妨把虱子搞掉一点。”

我并不十分起劲，因为这样做对衣服没有什么好处，要不了两小时，一个人身上又都是虱子了。可是当我们把那幅招贴画又深入考虑一番的时候，我宣告说我是愿意那样做的。我甚至还想得更远。“我们不妨再看看，是不是也可以找出这么一件干净的衬衣……”

克罗普的话倒也颇有道理，他说：“最好能够弄到短袜。”

“短袜，或许也可以弄到。咱们好歹出去找找看吧。”

这时候，勒尔和加登晃晃悠悠荡到这里来了。他们朝那张海报瞅了一眼，于是谈话就马上变得相当下流了。勒尔是我们班上第一个跟女人发生过关系的人，他就把那种叫人兴奋的详情细节统统讲了出来。他自得其乐地欣赏着这幅图画，而加登便在一旁得力地附和着他。

这倒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感。谁要是不下流，谁就不是一个士兵。不过那个时刻不太适合我们，因此我们就侧着身子走开，向除虱站齐步行进，心里怀着一种感情，仿佛那是一家出色的男子服装商店似的。

我们宿营的那所房子，坐落在一条运河附近。运河的一边有几个池塘，侧边栽着白杨，运河的另一边也有一些女人。

靠我们这一边的房子里，都已经没有人住了。不过在另一边，偶尔还看得见几个居民。

傍晚时分，我们便出去游泳。有三个女人沿着河岸在溜达。她们慢慢地走着，也没把视线转开去，尽管我们都没有穿游泳衣。

勒尔向她们打招呼。她们便笑了起来，还停住脚步瞅着我们。我们用不太连贯的法语跟她们搭讪，讲的是心血来潮的闲话，全是急急匆匆、乱七八糟想起来的，为的是不让她们离开。她们并不出众，可是此时此地，哪里还有这样的人呢？

其中有一个是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她嫣然一笑，就可以看见她的牙齿在闪烁发光。她行动敏捷，裙子在她腿四周宽宽松松地飘动。虽然河水很冷，可是我们还是十分高兴，而且竭力使她们发生兴趣，为了让她们留在这里。我们试着说些笑话，她们也给我们以回答，她们的话我们可无法理解。我们笑着，招着手。加登更加机灵。他跑到屋子里，拿了一个军粮面包，高高地举了起来。

这一下可产生了极大的效果。她们又是点头，又是招手，要我们游过河去。可是我们不敢那么做。到对岸去是禁止的。所有的桥上都布着岗哨。没有证件，不准通行。因此我们就想办法让她们懂得，要她们到我们这一边来。可是她们却摇了摇头，朝那座桥指了一指。她们也是不准过桥来的。

她们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到运河旁边，一路沿着坡岸走去。我们在水里游着跟住她们。过了几百米，她们拐了个弯，指指一幢房子，那房子离得远些，掩映在树木和灌木丛中。勒尔问她们是不是就住在那边。

她们笑了。是的，那正是她们住的房子。

我们向她们喊道，我们会上她们那里去的，等岗哨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晚上，今天晚上。

她们举起双手，将它们合在一起，让脸搁在上面，把眼睛闭了起来。她们懂了。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踏着舞蹈的步子。有个金黄色头发的小妞儿还叽叽喳喳地叫着：“面包，好。”

我们热情地向她们保证，这面包我们一定会带来。而且还有别的好吃的东西，我们转动着眼珠子，还试图用手势来解释。勒尔为了想说明“一条香肠”，差一点给淹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还会答应把军需仓库里的东西统统都拿给她们咧。她们走远了，还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们爬上自己这一边的坡岸，老远注意着她们是不是走进那幢房子里去，因为她们说不定会欺骗我们。随后，我们又下水游了回来。

没有证件谁也不准走过桥去，因此我们非得等到晚上泅水过去不可。我们兴奋极了。不喝点东西，简直没法等待下去，我们这就去了营房食堂。那里正好有啤酒和一种潘趣酒[14]供应。

我们喝着潘趣酒，互相胡扯着各自的美妙经历。大家都高兴地相信别人讲的故事，不过要轮到自己讲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故事来压倒别人时，等得却有点不耐烦。我们的手安静不下来，我们抽了不知有多少支烟卷，直到克罗普开言了：“其实我们还不妨给她们带几支烟卷去。”就这样，我们把几根纸烟放在军帽里头保存起来。

天空绿盈盈的，像是没有成熟的苹果的颜色。我们一伙有四个人，可是只能去三个，因此我们必须把加登摆脱，于是又是朗姆酒，又是潘趣酒，灌得他脚步踉跄，醉醺醺的。天色黑了，我们才返回营舍，让加登走在我们中间。我们都热辣辣的，满怀着想干风流韵事的欲火。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是我的，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分配决定好了。

加登往他那个草垫上一倒，就打起呼噜来。有一回，他醒了过来，龇牙咧嘴地发出狡猾的笑声，叫我们都大吃一惊，以为他是在戏弄我们，那点潘趣酒简直给他白吃了。可后来他又往下一倒，沉沉睡去了。

我们每个人拿了一整块军粮面包，用报纸包好。纸烟也包在里面，另外还有那天晚上分发给我们的三份上好的配给品肝浆灌肠。这份礼物就很体面了。

我们把这些东西小心谨慎地塞在长筒靴里，这长筒靴我们是非带不可的，免得到了河岸那一边，我们的脚踩在铁丝和碎玻璃上。又因为我们必须泅水过去，所以也不能带别的衣服。好在天已经黑了，而且路也不远。

我们就这样出发了，把长筒靴拎在手里。我们迅疾地滑进河水中，仰泳过去，把装东西的长筒靴举在水面上方。

到了对岸，我们小心翼翼地爬上岸坡，把包裹拿了出来，穿上长筒靴。我们把东西夹在胳膊底下。就这样，大家湿淋淋、赤条条的，只穿着一双长筒靴，我们便撒腿小跑起来。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幢房子。它隐伏在树丛中间。勒尔被一个树根绊了一跤，把胳膊肘都擦伤了。“没关系。”他高高兴兴地说。

百叶窗都关着。我们悄悄地绕着房子打转，想从隙缝里窥看。后来我们觉得不耐烦了。克罗普突然犹豫起来：“万一有位少校跟她们在一起，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好溜之大吉，”勒尔龇牙咧嘴地笑着，“他可以在这里看出我们团队的番号。”说着他拍了下自己的屁股。场院的大门开着。我们的长筒靴发出很大的响声。屋子的门开了，射出来一道亮光，一个女人吃惊地叫了起来。我们用蹩脚的法语说：“嘘，嘘，伙伴，好朋友。”一边还央求地高高举起我们的包裹。另外两个姑娘这时候也出来了，屋门大开，亮光直往我们身上照着。她们认出了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光景，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她们在门框里前仰后合，笑得毫不克制。她们的举动多么美妙啊！

“等一下。”她们用法语回答，然后就进去了，扔出来了几件衣服，我们便高高兴兴地将它们裹在身上。这样，她们才允许我们进去了。屋子里点着一盏小小的灯，里头很暖和，稍稍还有一点香水的味道。我们把包裹打开，将东西递给她们。她们的眼睛闪闪发光，一望便知她们全饿坏了。

这时候，我们全都有点不知所措。勒尔做了个吃东西的手势。她们这才重新活跃起来，便拿出菜盘和餐刀，扑向那些东西。在吃之前，她们总要把每一段肝浆灌肠举得高高的，加以赞赏一番，我们坐在一旁，也颇为自豪。

她们叽叽喳喳地跟我们讲个不停。她们的话我们懂得不多，可是我们都倾听着，觉得语气是友善的。不用说，我们看起来都很年轻。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抚摸着我的头发，用法语说了句所有法国女人都在说的话：“战争——大灾难——可怜的小伙子——”

我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将我的嘴唇贴在她的手掌上。她的手指便把我的脸搂住了。紧挨在我上面的是她那双迷人的眼睛，那柔软的棕色皮肤，以及那张殷红的嘴唇。她的嘴说着我所听不懂的话。我不能充分理解她的眼睛，这双眼睛仿佛说出了比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所预料的更多的言语。

隔壁还有别的房间。走过的时候我看见了勒尔，他跟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小妞儿紧紧地搂在一起，还大声地笑着。他是个精于此道的老手。可是我呢，我却完全陷入一种未曾体验过的、模模糊糊的、急不可耐的感情冲动之中，一任这种感情摆布。我的愿望跟渴求和沉思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我觉得头有点发晕，在这里没有一样男人可以抓得住的东西。我们把长筒靴留在门外，她们给我们换上了拖鞋，就这样，凡是使我回忆起士兵的安全与胆量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了：没有了步枪，没有了腰带，没有了军服，没有了军帽。我让自己掉进那浑然无知的境界中，管他出现什么情况。可是，尽管如此，我多少还是有点害怕。

这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思考的时候，眉毛总是一动一动的。但说话的时候，那两条眉毛却纹丝不动。而她的嗓音，往往还没有变成一个词，就已经闷住，或者道出了一半，就在我头顶上飘走了，好像一座没搭成的拱桥，好像一条小径，好像一颗陨落的星星。我从前知道什么呀，现在我又知道什么呢？这种外语词汇，我一点也不懂，而它们却使我沉沉欲睡，把我引入一种寂静的氛围，于是，屋子逐渐昏暗，随后消失在半明的光线里，只有俯向我的那张脸还富有生气，而且清澈明亮。

一张脸的模样能多么善变啊！一小时以前它还是陌生的，而现在却已经带有温柔的色彩，这种温柔不是来自脸蛋，而是来自黑夜，来自尘世，来自沸腾的热血，而所有这些东西，仿佛都集合起来在这张脸上闪闪发光。屋子里的物件也受到它的感染而发生了变化，都变得很奇特。当灯光投在我那浅色的皮肤上面，那只棕色冰冷的小手打它上面摸过的时候，我差不多浮起了一种崇敬的心情。

这一切跟军妓院里的情况又是多么不同啊，那里我们是准许进去的，不过非得排了长队等候不可。我巴不得不去想起那里的情形，可是情欲却使我不自觉地想到那上面去了，而且我还感到害怕，因为再要摆脱那些经历，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我感觉到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的嘴唇，便把自己的嘴唇紧贴上去，我闭上了眼睛，我但愿这一切都被抹掉，战争啊，恐怖啊，卑鄙啊，以便让青春和幸福苏醒过来。我想起海报上那个姑娘的画像，瞬息之间，我竟然以为，只有把她弄到手，我才能活下来。而且，假如我往那双搂着我的胳膊里贴得更紧些，奇迹说不定就会出现咧。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们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了。勒尔非常高兴。我们穿上了长筒靴，跟她们亲切地告别。夜风吹凉了我们热乎乎的身体。高大的白杨矗立在黑暗中，发出瑟瑟的声响。月亮在天空中、也在运河的流水中浮动。我们没有奔跑，我们并排大踏步走着。

勒尔说：“花这么一份军粮面包，是值得的。”

我没有能够下决心讲话，我一点也不觉得快乐。

这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便躲到一株灌木后面。

脚步声越来越近，已经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看见一个精赤条条的士兵，脚上穿着长筒靴，跟我们完全一个样，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包包，向前飞奔。原来，是加登在全速行进。一转眼他早已走得踪影全无了。我们都笑了起来。明天早晨，他准会把我们责骂一顿咧。神不知鬼不觉地，我们又都回到了自己的草垫上了。

我被传唤到了办公室。连长交给我一张休假证和一张通行证，还祝我一路顺风。我看看到底给了我多少天假期。十七天，十四天休假，三天路程假。这就太少了，于是我问，是不是可以给我五天的路程假。伯廷克指了指我的通行证。从那上面，我看到并不需要马上回前线。休假期满以后，我就得往一个野外营地去报到，参加一门课程的训练。

大家都向我祝贺。卡钦斯基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我尽量想法找一个基地的差使。“如果你机灵，你还可以把这个职位一直干下去。”

我其实宁可过了八天再走，我们在这里本来也会住这么久的，何况这里生活又挺好。

当然，我还得在营房食堂请大家喝酒。我们都有点醉醺醺了。我心情忧郁；我要离开六个星期，那当然是鸿运临头，可是在我回来之前，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是不是还会见到这里的这些人呢？海伊和克默里希早都已经不在了，下面又会轮到谁呢？

我们喝酒的时候，我挨个将他们看过去。克罗普坐在我旁边抽着烟，他一声不吭，我们常常在一起的；对面蹲着卡钦斯基，耷拉着肩膀，大拇指很粗壮，说话不紧不慢；缪勒露出了牙齿，大声地哄笑着；加登睁着一双耗子似的眼睛；勒尔长着一把稠密的胡子，看去至少像有四十岁了。

我们头顶上飘浮着一股浓重的烟气。凡是有士兵的地方，不会没有烟草的！营房食堂是士兵的避难所，啤酒绝不只是一种饮料，而且还是一种表示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动活动四肢、伸伸懒腰的标志。我们干这些事，倒像举行仪式似的，大家把腿伸在前面，无拘无束地随地吐着痰，这就是唯一的方式。一个人明天就要离开的时候，怎么会种种事情一下都出现在了面前！

到了晚上，我们又到运河的对岸去了。我几乎很害怕，当我告诉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说我就要走了，而且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离开这里很远很远，我们再也不会重新见面了。她只是点着头，并没有太动声色。起初，我不能很好地理解，随后我突然明白了。勒尔说得对：要是我上前线，她又会叫我“可怜的小伙子”，可是这回仅仅是休假，对这个她并不爱听，也不是那么很有趣。让她这个叽叽喳喳的饶舌女人见鬼去吧。一个人梦想着一件奇迹，醒来时却是一块块长方形的粗面包。

第二天早晨，捉好虱子以后，我就到军用铁路终点站去。跟我同去的有克罗普和卡钦斯基。在停车站，我们听说还有两三小时火车才会开。他们两个人还得回去值勤。我们便相互道别了。

“祝你幸运，卡钦斯基；祝你幸运，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一两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一次举步和每一个动作我都熟悉，不管离多远，我也认得出他们来。随后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我坐在背包上等着。

蓦然间，我心里急躁得要死，巴不得马上就离开。

我在多少个车站月台上躺过，我在多少家流动厨房前站过，我在多少张木板长凳上蹲过。随后，那景色终于变得使人感到不安、神秘而且熟悉了。从西边的车窗外面，掠过一座座村庄，那里的茅草屋顶如同帽子一般盖在墙上刷了白灰、一半用木料建成的房子上，一块块农田如同珍珠母似的在斜阳中闪烁，还有一片片果园、一座座谷仓和一株株老菩提树。

车站的名字开始有了意义，我的心也便颤抖起来。列车颠簸着向前行进，我站在车窗旁边，抓住了窗框。这些名字标志着我青年时期的界限。

平坦的草地，田野，农场，孤零零的一对套着车的牲口，映衬着天空，沿着与地平线并行的道路移动。铁路过道处的拦路木栅，它前面站着的农民们在等候，姑娘们在挥手，孩子们在路堤上玩耍，还有通往村子去的道路，平平整整的、没有炮兵部队的道路。

已经是黄昏了，如果没有列车的响声，我准会叫喊起来。平原豁然开朗，山脉那柔和的蔚蓝的剪影开始在远处显现了。我认得出多本伯格独特的轮廓，一柄锯齿形的梳子，从树林的顶端陡峭地矗立起来。城市大概就在那后面。

可是这会儿，阳光流遍大地，把一切东西都熔化在它那金红色的光辉里，列车嘎啦嘎啦地转了个弯，又转一个弯。老远老远，一株接着一株地挺立着长长的一行白杨，那白杨看去是那样模糊，那样不稳，那样漆黑，犹如由暗影、光亮和渴望构成的一幅景象。

田野慢慢地旋转过去，列车绕着它行驶，于是树木之间的空隙消失了，它们变成了一大块，一刹那间我只看见一棵树。随后，它们又从那最前头的一棵树后面重新出现了，映衬着天空，突现成长长的一行，直到那第一批房屋把它们给遮住了。

一个与铁轨交叉的道口。我站在车窗旁边，舍不得离开。别人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了。我自己嘟嘟哝哝一遍遍默念着经过的街名：不来梅街，不来梅街……

下方经过的有自行车、马车、行人，这是一条灰蒙蒙的街和一条灰蒙蒙的地下通道。这条街使我心情无比激动，我仿佛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后来，火车停下来了，到了一个又喧嚣、又充满喊叫声、又有岗哨的车站。我抓起背包，扣紧肩带，将步枪握在手里，跌跌绊绊地走下了梯级。

我在月台上四处张望，在这些匆匆来去的人群中间，我一个也不认识。有个红十字会护士给我一点东西喝。我转过身子，她朝我微微一笑，笑得太傻，而且一心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瞧，我在给一位军人喝咖啡呢。她管我叫“同志”，可我偏偏一点也不想要咧。外面，车站前头有条小溪在街边潺潺地流着，这是从磨坊桥的水闸里喷着泡沫冲出来的。那边矗立着一座古老的方形瞭望楼，它前面是那株高大斑驳的菩提树，背景则是一片暮色。

这里，我们是常常来坐的——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们走过这道桥，便闻到这潭污水那冰凉腐朽的气味。我们就在水闸的这一边，朝那死水弯下身去，从这些桥墩上，悬垂着藤蔓和藻类。到了大热天，我们还在水闸的那一边，欣赏喷涌出来的泡沫，唠唠叨叨地谈论我们那些老师的事情。

我走过了桥，向左右观望着，河水跟从前一样浮满了藻类，而且始终射出亮闪闪的弧形往下奔流。在那所瞭望楼里，洗熨衣服的女工也与往常一般，光着臂膀站在雪白的干净内衣前面，而熨衣的热气正从开着的窗子里飘散出来。狗在狭窄的街上踽踽地走着，人们站在门口，当我走过的时候便眼瞪瞪直盯着我，看我身上这样脏，背的东西又这样重。

这家糖果店，我们常常来吃冰，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学会了抽烟。顺着这条街走去，我每一家铺子都熟识，什么食品杂货店啊，药材店啊，面包店啊。后来，我终于在一扇把手已经损坏的褐色的门前站住了，我的手觉得沉重起来。我把门推开，迎接我的竟是一种古怪的冷漠，我的眼睛模糊不清了。

楼梯被我的长筒靴踩得嘎嘎作响。楼上，有扇门砰的一声开了，有个人凭着栏杆向下张望。被打开的是扇厨房门，她们正在煎马铃薯薄饼呢，屋子里弥漫着这股香味，今天肯定是星期六，而那位靠在栏杆上往下看的准是我的姐姐了。有一会儿，我觉得怪不好意思，便低下了头，随后我摘下钢盔，抬起头来一看。一点不错，果然是我的大姐。

“保罗，”她叫道，“保罗！”

我点点头，我的背包跟栏杆扶手撞了一下，我的步枪才重得厉害呢。

她把一扇门拉开了，唤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往墙上一靠，手里抓着钢盔和步枪。我用尽平生之力把它们紧紧抓着，可就是一步也没法前进，楼梯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用枪托撑在脚边支住我的身体，把牙齿狠狠地咬紧，可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姐姐的一声呼唤竟使我浑身没有了力气，什么事也做不成，我苦苦地挣扎着，想要笑一笑，说句话，可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所以我只好站在梯级上，又悲愁，又困惑，不由得一阵剧烈地痉挛，而且不由自主地，泪珠扑簌簌从我腮帮上滚落下来了。

姐姐又走回来，问道：“你怎么啦？”

于是我振作一下精神，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楼梯口。我把步枪倚在角落里，把背包靠在墙上，把钢盔搁在上面。我还把皮带什么的也解下来跟那些东西放在一起。然后我激动地说：“给我拿一条手绢来！”

她从小橱里拿出一条来给我，我把脸擦干。我头顶的墙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是我从前收集的一些彩色蝴蝶。

这会儿我听到母亲的嗓音。那是从卧室里传过来的。

“她还没起床吗？”我问姐姐。

“她病啦……”她答道。

我走进她房里，把手伸给她，尽可能镇静地说道：“我回来啦，妈妈。”

她在苍茫暮色中静静地躺着。随后她提心吊胆地问我，我也感觉到她那种搜索的目光，她问：“你是不是受了伤啦？”

“不是，我是准假回来的。”

我母亲脸色很苍白。我不敢点灯。“现在我躺在这里，流着眼泪，”她说，“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

“你是不是病了，妈妈？”我问。

“今天，我打算起来一会儿，”她说着，又朝我姐姐转过脸去，姐姐进进出出地老往厨房里跑，怕把饭菜给烧焦了，“把那罐越橘果酱拿出来。你不是喜欢吃的吗？”她这样问我。

“是的，妈妈，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这种东西了。”

“我们简直好像早已知道你要回来似的，”我姐姐笑着说道，“正好有你喜欢吃的东西，马铃薯煎饼，甚至还有越橘果酱呢。”

“而且又是个星期六。”我补上了一句。

“坐到我旁边来。”我妈妈说道。

她朝我瞅着。她的一双手，跟我的相比，显得又苍白，又虚弱，又瘦削。我们没有谈什么话，多谢她什么也没有问我。我该说些什么呢？凡是我能够指望的事情，样样都已经实现了。我平平安安地走了出来，坐在她的旁边。厨房里，我姐姐正站在那里，一边做晚饭，一边唱歌。

“亲爱的孩子。”母亲轻声地说。

在我们家里，感情向来都不是很外露的，凡是穷苦的人，得辛勤操劳，满怀忧虑，一般感情都不外露。他们不会这样行事，他们不会把反正已经知道的事明确说出来。当我母亲跟我说“亲爱的孩子”，它的意义要比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更加深刻得多。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罐越橘果酱是几个月来他们仅有的一罐，而这一罐却由她专门为我保存了下来，同样还有那些多少有点变味的饼干，她也留给了我。这些东西，她准是凑巧弄到了手，而统统为我保留下来了。

我坐在她的床边，对面饭店主人家花园里的栗树，从窗子里映进来褐色和金色的光芒。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自语着：“你是在家里了，你是在家里了。”可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并没有让我摆脱掉，在这一切的事物中间我还没法感觉到舒适自在。那里是我的母亲，那里是我的姐姐，那里是我放蝴蝶的镜框，那里还有一架桃花心木的钢琴，可就是，那里我还不是我自己。我们之间有着一段距离，隔着一重帷幕。

我出去把背包拿到了床边，将我带回来的东西都取了出来：一整块荷兰干酪，是卡钦斯基给我弄到的，两条军粮面包，四分之三磅黄油，两罐肝浆灌肠，一磅猪油和一小袋米。

“这些东西我想你们都用得着。”

她们点了点头。“这里的粮食供应是不是很差？”我问。

“是的，数量不太多。你们在前方够吃吗？”

我微微一笑，指指我带回来的东西。“当然不是一直都有这么多的，不过我们生活得相当过得去。”

厄娜把吃的东西拿走了。我母亲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颤颤巍巍地问道：“在前方是不是过得很糟啊，保罗？”

妈妈，这句问话我该怎么回答呢？你不会懂得，你永远不可能理解。你也永远不必要理解。是不是过得很糟，你问。你，我的妈妈啊。我摇了摇头，说道：“不，妈妈，不那么太糟。我们常常大伙在一起，所以也不是那么糟。”

“哦，可是海因里希·布里德迈耶最近回到这里来，他说在前方，眼下可怕极了，毒气啊，还有各式的花样。”

说这句话的是我的母亲。她说：毒气啊，还有各式的花样。她并不知道她自己说的是什么，她只是为我担心罢了。我该不该告诉她，有一回我们发现三条敌人的战壕，里面的守军一个个都像中了风似的僵直待在那里呢？有的靠在胸墙上，有的钻在坑道里，这些人都待在原来的地方，有站着的，也有躺着的，脸孔发青，全都死了。

“没有的事，妈妈，那不过是谣传罢了，”我答道，“布里德迈耶说的话也不是那么靠得住的。你看，我不是很健壮很结实嘛……”

面对着母亲那种心惊胆战的忧虑，我恢复了镇静。现在，我能够走来走去，说长道短，回答问题，不怕自己因为世界会变得橡皮一样柔软、我的血管会变成火绒一般而突然之间非得倚靠在墙上不可了。

我母亲要起来，所以我就到厨房里我姐姐那里去了一会儿。“她怎么了？”我问。她耸了耸肩膀：“她病倒都已经两个月了，可是我们不想写信告诉你。好几位医生来看过她的病。其中有一位说，说不定又是癌症。”

我到地区指挥部去报到。我慢悠悠地在街上溜达着。偶尔有人同我说话。我总是停留得不久，因为我不太愿意跟人聊天。

从营房里回来，路上有个很大的嗓音向我吆喝。我依然在沉思之中，马上转过身去，才发现对面站着一个少校。他怒气冲冲地向我说道：“你就不会敬礼吗？”

“对不起，少校先生，”我慌张地说道，“我没有看见您。”

他嗓音更粗了：“你难道不知道怎么样把话说得礼貌一点吗？”

我真想抽他一个嘴巴，可是我毕竟克制住了，因为这可关系到我的假期，于是我碰响脚跟，立正说道：“我没有看到您，少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