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维跟着张走过那空荡荡的庭院时，内心出奇的平静，然而他的身心还是被一种渐渐强烈的渴望支配着。如果说这个汉族人真有什么弦外之音，那么康维马上就要跨过通向内幕的门槛。很快他就会得知，他那并不成熟的假设是否真像所有迹象表明的那样并非毫无可能。

抛开这些不谈，仅仅这次会面也无疑将会是意义深远的。他曾见识过许多古怪的头人领袖、部落首领，对他们怀着一种超然的兴趣，而且能准确地对他们作出评价。他也有种实属不易的天赋，能用自己实际上只是一知半解的各种语言，潇洒地来上几句客套寒暄。不过，在即将面对的这个场合中，兴许他也就只有做听者的份了。他发觉张正领着他经过一些他之前还没机会见过的房舍，在灯笼的照射下，这些房子都显得很可爱。不一会儿，他们爬上一把梯子，然后来到一扇门前，汉族人在门上敲了敲。门“呼”的一下打开了，开门的是个藏族仆人。他的动作如此敏捷，让康维不由得猜想他是不是早就等在门后了。这里处在喇嘛寺的最顶层，与其他地方一样，有着精致高雅的装饰，不过最大的区别是这里异常干燥，闷热得让人难受，好像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而同时似乎有某种蒸汽供暖设备正在以最大功率运作着，随着康维每走一步，空气也越加窒闷，直到最后张在又一扇门前停下。这时若还能以身体直觉作出判断的话，大概会认为这是一间土耳其式浴室。

张小声对康维说了句：“活佛要单独见你。”然后打开门，把康维让进里边去，然后又慢慢地关上门，径自悄悄离去了。康维进到屋里，呼吸着闷热而幽暗昏黄的空气，迟疑了片刻，整整过了几秒钟眼睛才适应了室内的昏暗。随后他意识到这房间，顶棚很低，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等简单的家具。

一位瘦小、面色白皙而满布皱纹的老者静坐在一张椅子上。在昏暗的背景下是一个静止不动的身影，此番情景极像一副用明暗对比法绘制的褪了色的古典肖像画。如果真有这样一幅画投射到现实中来的话，那就是它了。整个画面流溢着一种古典式的庄严。眼前的情景让康维产生了一种强烈而奇妙的感受，他甚至怀疑这一切是不是真的，而非仅仅是自己在这华贵而朦胧的温馨氛围里产生的错觉而已；在那双古朴神秘的眼睛的注视下，他感到茫然无措，不由向前迈了几步，又突然停下。椅上那人的轮廓稍稍清晰了些，但仍看不出是不是个血肉之躯；这是个穿着汉服的身材瘦小的老人。衣服上宽松的皱褶和镶边，与这幅无精打采的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您就是康维先生？”他用漂亮的英语低低地问。他的嗓音听起来很舒服，带着一丝忧郁，宛如一种奇异的福音，流入康维的耳中；不过，他内心深处的那丝怀疑却让他以为这些感觉都是因为闷热造成的。

“正是。”康维答道。

那嗓音接着说：“见到您很高兴，康维先生。我派人叫你来就是想和你聊聊。请在我身边坐下，别害怕，我是个于人无害的老头。”

康维回答说：“我觉得，能够得到您的接见，这是非同一般的荣幸。”

“谢谢，我亲爱的康维——按你们英国人的方式，我应该这么称呼你。是的，于我而言，这同样是个愉快的时刻。我眼神不行了，但请相信，我的心能看见你，眼睛也还看得到一点。我想，到现在你在香格里拉过得还舒适吧。”

“非常舒适。”

“那我十分高兴。张为接待你们尽心尽力。他也非常乐意。

他告诉我，你向他问了许多有关我们这个寺区和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当然对那些事很感兴趣。”

“那么，要是你能安排得过来，我非常愿意向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机构的情况。”

“那我真是不胜感激。”

“我也早有此打算和希望，但是，在我们这次谈话之前……”

在康维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他轻轻做了个手势，唤来一个仆人为他们准备一套典雅的茶点。

上了木漆的托盘端了上来，上面搁着犹如小鸡蛋壳一般的茶杯，里面盛着几乎无色的液体。康维对这种礼仪很熟悉，但没有流露出一丝随便。这时，那嗓音又接着说：“您熟悉我们中国的上茶方式，是吧？”

康维在一种莫名的冲动下，脱口答道：“我在中国住过多年。”

“你可没对张说过啊。”

“没有。”

“那么，我怎么会有如此荣幸？”

康维一向善于利用恰当时机，道明自己的动机，可是这会儿他大脑一片空白。最后他说道：“坦率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这理由再好不过，何况我们就要成为朋友了……现在，请你告诉我，这茶的香味是不是很特殊？中国茶品种繁多且各富香味，这茶是我们山谷的特产，不过我觉得完全能够与其他品种媲美。”

康维拾起茶杯，尝了一口。这滋味是如此微妙且难以形容，幽灵一般的香味缠绕在舌尖之上。他说：“很可口，也很特别。”

“对，跟我们山谷里的其他草药一样，这茶独特而珍贵，你确实该尝尝，不过，当然要慢慢来——这不单在礼仪和品鉴上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为最大限度地体味品茶的乐趣。这可是从中国晋代顾恺之那里学到的著名训诫。他当年吃甘蔗，总是慢慢地不肯立刻去啃那多汁的精髓部分，他解释说咱这吃法叫‘渐入佳境’。

你有没有研究过中国伟大的古典名著？”

康维回答说只是略知一二。康维心想，这么不厌其烦地兜圈子，谈话将会持续到茶碗撤下为止，然而他发现这茶还远远不够，他心里急着要听香格里拉的故事，但表面上却平静得很。无疑，活佛身上有某些顾恺之那种慢条斯理的特征。

终了，又一个神秘的手势，直到仆人撤走茶餐，活佛之口才像决堤之川，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亲爱的康维，大概你对藏族历史的大致情况并不陌生。张说你经常泡在我们的藏书馆里，我想你已经熟悉这些地区粗略却异常有趣的历史了。所以，您一定知道，基督教中的聂斯托利派中世纪时在全亚洲流行过，即使在其衰败很久以后仍然延续着它的影响。

“17世纪时，一个受罗马排挤的基督教福音布道会，发起一场基督教复兴运动，一些勇敢的耶稣会传教士们，流散四方，通过他们的推动与促进，数年间在广袤的地域里建起许多教会。这是件了不起的事，可至今很多欧洲人仍然不了解的一个事实是，拉萨就有一所这样的基督教传教院，且已存在38年了。那是在1719年，有四个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托钵修士从北京出发，发起了一次去内地寻找或许残存的聂斯托利派遗产的活动。

“他们朝西南方向，经过兰州、青海，跋涉了好几个月，历尽了您可以想见的千辛万苦，三个修士命丧途中，第四个差不多也只剩半条命。他无意中绊了一跤，跌进那条至今仍是进入蓝月山谷唯一通道的岩石隘道之中。在那儿他惊喜地发现了一群友善可亲并且生活富裕的人们，他们都表示了最古老的传统——对陌生人的殷勤友好。很快康复后，他便开始传教。当地人虽然都信佛，却愿聆听他的说教，所以他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功。那时还有一座古老的喇嘛寺在同一座山梁上，但已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衰落之中，而随着这位修士收获的日益增多，他萌发了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一座基督教寺区的设想，在他的督促下，老的建筑得到修缮，并进行了大范围的重建。实现他这一设想的那一年是1734年，他53岁，从此便定居在此。

“现在我来告诉你一些关于他的事情。他名叫佩劳尔特，生于卢森堡，在投身远东地区的传教事业之前曾就学于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等几所大学。他是学者，但总是亲自参加劳动。关于他早年生平的记录却很少，但无论如何，就他当时的年龄和职业来说，这并不奇怪。他非常喜欢音乐和美术，在语言方面有很强的天赋，在确定自己的职业之前，他已经尽数遍尝了凡间的种种乐趣。因为在青年时代经历过战争，他深切地知道战争和侵略的残酷、恐怖。他身强力壮，在来到山谷最初的几年里和别人一样凭自己的双手劳作，播种庄稼，植树养花，一面向当地居民学习，同时也教给他们一些知识。他发现峡谷里有金矿，却不为所动。他更感兴趣的是当地的植物和药材。他谦虚，和蔼，一点也不顽固，他不赞成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不过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去斥责这里的人们对坦加司果的偏爱，他们认为这种果子有治愈伤病的疗效，但它这么受欢迎主要原因还是它有一种温和的麻醉效果。实际上，佩劳尔特自己都多多少少有些上瘾了；他就是这样接受和宽容当地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况且自己也很痛快，作为回报他也把西方的宝藏献给这里。他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从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中寻求欢乐。他一丝不苟地向当地人传授他那套有关烹调以及宗教教义的手册上的知识。我希望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个真诚、勤劳，学识渊博同时朴素热情的人，虽然他身兼传教之任，却毫不嫌弃地穿上泥瓦匠的工装裤，亲身协助人们建造了这些房舍。这自然是一项颇为艰巨的工程，只有以他的自信和毫不动摇的坚定信仰才能克服。说他自信，是因为一开始，这项工程就是一个宏大的非凡设想，正是他的骄傲和自信促使他下定决心，在香格里拉的周边地带建造一座修道院。因为他相信，既然释迦牟尼能给人以启示，罗马当然也可以。

“但是随时间流逝，这个设想自然而然会慢慢让位于一个更切实际的计划。毕竟，好强心属于年轻人，而佩劳尔特等到他的修道院竣工之时，已上了年纪。严格说来，他的行为举止并不太合常规。不过，身为修道院的主持，那份摆脱正常压制的自在，也唯有在远得以年来衡量，而无法用里来计算的地方，才有可能得到。而山谷里的乡民们和僧侣们自己却无忧无虑；他们爱戴他，对他言听计从；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他们甚至开始崇拜他。

“佩劳尔特每隔一段时间就派人去北京递交主教报告书，但没有收到一次回音。他们推想一定是信使于途中遇难。佩劳尔特不愿再牺牲人命，后来便完全放弃了与主教的联系，这时大约已是18世纪中叶，不过原先的一些信件可以肯定是寄到了，由此而引起一场对他活动的误解。1769年，有个陌生人给他带来一封12年前的信，召他去罗马。

“假如这一指令没有被耽搁的话，他收到时该是70多岁；而这时的他已89岁，很难想象还能在大山和高原上艰苦跋涉。他恐怕还从未忍受过外面荒郊野地里狂风的摧残和刺骨的严寒。于是，他回了一封信，婉转地说明了情况，不过，那封信最终是否翻过了那些重重大山的阻碍却不得而知了。

“这样，佩劳尔特留在了香格里拉，这并非对上级命令的违抗，而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执行命令的可能。何况他已是廉颇老矣，死神可能很快就会给他无拘无束的生活划上一个终点。而到那时，如果他一手创建的机构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那自然会很是可惜，虽然并不让人吃惊；因为一般人不会认为一个孤立无助的人的消逝，会带走一个时代的习俗和传统。他希望在自己无能为力之时，能有一个西方的同事给予有力的支持；在铭刻着如此截然不同的历史印记的地方，建造这样一个修道院也许是错了。他的希望也许确实有些过分，但是，要求一个满头白发，饱经风霜，眼看就要满90岁的老人，去认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难道不更过分？而佩劳尔特始终也没有认识这个错误。他毕竟太老了，而且度过了太过快乐的一生。甚至当他以前那些坚定的追随者都忘掉了他的教诲的时候，山谷里的人们仍然如此虔诚地爱戴他，因而对于他们又回复到原先的习俗中去，他也平和地予以宽恕了。但他仍然很活跃，仍然才思敏捷，他在98岁那年开始研究佛经，并且下了决心要把自己的余生全部投入去完成一部抨击佛教故步自封的著作。他确实完成了它（我们保存着他的全部手稿），然而他的抨击其实非常温和，这是因为那时他已经达到一个圆满的年龄——在这个年纪甚至连最尖刻的锐气都会轻易消失。

“与此同时，你也可以想到，他早期的信徒一个个谢世了，而且也只有很少几位接班人。而老方济各会门下的人数便逐步递减，从曾经的80多个，减少到后来的20个，最后只剩12个人，而且大部分都已很老了。此时，佩劳尔特的生活很平静，不过是在安静地等待那最后的时刻。因为太老，他不再有疾病或者不满足这样的困扰，他现在唯一需求的只有那永恒的长眠，而他并不害怕。山谷的人们都出于好心，给他送吃的送穿的；他不时去图书室活动活动筋骨，虽然已是虚弱不堪，但他仍坚持去完成他的例行公事。剩下的消闲日子，他就与书为伴，在回忆和自我陶醉中度过。

“他的神智仍旧异常清晰，甚至开始探练起神秘的印度‘瑜伽’。这功夫主要是基于调节呼吸的不同方法。对于一个如此年迈的人来说，这种运动似乎只会有害无益。果不其然，不久，在那个值得纪念的1789年，山谷民众得知了他已卧床不起的消息。

“当时他就躺在现在这间屋里，亲爱的康维，透过窗户，他那双孱弱、疲倦不堪的双眼可以看见一片模模糊糊的白色，那便是卡尔卡拉山；可他的心灵能更清晰地看到那无与伦比的轮廓。半世纪之前初次望见它的时候就将它铭刻在脑海中了。接着，他一生所有那些沧桑经历都神奇地重新浮现在他眼前：多年在沙漠和高原的旅行、西方大城市里的人山人海。他的神智已经蜷缩成一片雪白的平静；他已经准备好没有遗憾地死去。他招呼朋友和侍从们到他身边，向他们做了最后告别；然后要求独自待一会儿。在一片孤寂中，他的身体慢慢往下沉，他的意识开始飘散……他希望自己的魂魄也能得以解脱……可一切并非如他所愿。他一动不动、沉静地躺了几周，竟慢慢开始康复，这年他已10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