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数量上来看，朗格多克低地的葡萄园生产的葡萄酒要比法国另外三大葡萄酒产地加起来的还要多。但从质量上看的话，除了个别例外，朗格多克葡萄酒的香味、醇度及口感都像是平淡无味的根汁啤酒。体贴周到的主人只会给隔夜的肉卷配上瓶普通的朗格多克葡萄酒，这对于那些他不想再见到的客人来说再适合不过了。

大致意思就是说，朗格多克葡萄酒难喝得要命。

幸运的是，在法国，葡萄酒商、葡萄采摘工、装瓶工以及剩下来的大多数法国人消耗了大量的朗格多克葡萄。法国只出口来自勃艮第、波尔多和香槟地区的高级葡萄酒，它们的品质等各方面都名不虚传。

我在蒙彼利埃了解到了所有关于葡萄的种植和酿造。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喝当地酿出来的葡萄酒。

大概整座城里就我一个人是喝白开水的。毕竟，我又不是为了喝东西去蒙彼利埃的。我去那里是为了藏身。最好能一直藏下去。我已经爬到了犯罪高山的顶峰，可惜那边的风景并不怎么好。现在我希望有个可靠的山谷能把我庇护起来。

我第一次用空头支票袭击欧洲的那段时期，曾经从马赛开车去巴塞罗那，途中经过蒙彼利埃。我把车停在城外的一棵巨大的橄榄树下，用在城里买的奶酪、面包、香肠和饮料吃了顿野餐。在我的近处，采摘工们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在葡萄园里来来往往，远处，比利牛斯山脉的雪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觉得很舒服、很惬意，甚至是幸福。就像回到家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回家了。这片位于法国南部的地方是我母亲的故乡，她是在这里出生的。在她和我父亲结婚后，随着阿尔及尔【24】游击战爆发，她的父母就带着他们的其他子女又回到这里。我的外公外婆、几个舅舅姨妈，还有一群表兄弟姐妹们，依旧住在距这棵橄榄树一小时车程以内的地方。我克制住了调头去拜访母亲家人的冲动，开车去了西班牙。

我一直忘不了当时在蒙彼利埃附近的那段短暂安宁的休养。现在我已经到了二十岁高龄，决定金盆洗手，告别招摇撞骗的人生，于是我选择了蒙彼利埃作为我的隐退地。为了回到这里隐居，我不得不伪造另一个身份，这让我很不痛快，但又别无选择。

从很多方面来说，蒙彼利埃对我都十分理想。它不是个旅游胜地，位于远离地中海的内陆上，不会招来在里埃维拉度假的游客，但又不是那么远，开车的话，一会儿就能到达海滨。

这座城市很大（有八万人口），大到一个美国人到此居住不会激起过分的好奇，同时这座城市又很小，不足以建造一个枢纽机场或者吸引大型酒店来此经营。蒙彼利埃没有希尔顿或者谢拉顿，那座小到可怜的机场设施只能容纳轻型飞机。没有空客服务或招摇阔气的酒店，这对我十分有利。这样，我遇到能把我认出来的飞行员、空姐或酒店人员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我在蒙彼利埃自称是来自洛杉矶颇有成就的编剧作家罗伯特・蒙佐，我在当地一家银行开了个金额相当大的账户，“颇有成就”就是对此的合理解释。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把身上带着的所有现金都存进去。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引发大家对于我真实职业的怀疑。我藏在行李里的现金是那笔数额的三倍。实际上，蒙彼利埃人并不喜欢管别人的闲事。我只在刚作为外籍公民移居进来时，被问了一些例行公事上的问题。

我买了栋小屋，一间讨人喜欢、典雅的小房子，有一个用高高的木栅栏围起来的小巧玲珑的后院，上个房屋主人把它栽培成了一个微型的花园。我购买家装材料的店铺老板让他的妻子过来给我帮忙，她是一位技术熟练的室内设计师，在选择合适的家具以及装饰布置上非常有经验。我把一个房间装修成书房和藏书室，以加强我作为一名一心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形象。

我买了辆雷诺，款式宽敞舒适，价格适中，不会吸引别人的注意。两个星期不到，这个新环境就已经让我感到安心和舒适了，完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如果上帝在葡萄质量上对地中海的朗格多克有所亏欠的话，那他肯定在当地人身上做了弥补。总的来说，他们是一群身强体壮、热情友好、彬彬有礼、喜欢与人打交道的民众，遇人总是面带微笑，给予帮助。我周围的家庭主妇们时常来敲我的门，给我送来点心、刚出炉的面包，或者她们做的其他美味。我最喜欢的是住我隔壁的邻居，阿尔芒・佩里格。他是个身材高大、皮肤粗糙的七十五岁老人，仍然在葡萄园里做监工，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他第一次来看我时，带来两瓶葡萄酒，一瓶红的和一瓶白的。“我们的葡萄酒大部分都不合美国人的口味，”他的声音低沉却很和蔼，“但在朗格多克还是有几种优质的葡萄酒，比如像这两瓶。”

虽然我不是品酒师，但喝过这种优质葡萄酒后，便决定再也不去碰其他酒了。不过，葡萄酒是蒙彼利埃人喝得最多的液体。每顿午餐和晚餐都少不了葡萄酒。甚至我还见过有人早饭时都在喝。

我从阿尔芒那里了解到，朗格多克在生产葡萄酒上的坏名声其实和上帝没什么关系。他说，将近一百年前，有种叫葡萄根瘤蚜的虫子毁坏了法国所有的葡萄园，对葡萄酒产业几乎是个致命的打击。“我听说这种害虫是依附在从美国进口的葡萄藤根上，被带进法国的，”阿尔芒说，“但我不知道这说法是不是真的。”

不过，阿尔芒对我说，他知道有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法国有许多葡萄藤的根茎都是美国的，因为它们对这种虫子免疫，所以把法国的葡萄藤嫁接在上面。在我取得他的信任之后，他又偷偷告诉我，美国和其他国家消耗的朗格多克葡萄酒其实要比他们自以为知道的要多得多。

他告诉我，几乎每天，灌满朗格多克廉价葡萄酒的酒罐车都要突突地向北行进到几个大型的酿酒区，在那里，酒罐车里的廉价酒会被掺进勃艮第和波尔多的优质酒里。“这叫掺兑，就像往威士忌里加水一样，”阿尔芒说，“我认为这么做不厚道。”

他对我说，蒙彼利埃是学习关于葡萄酒方面知识的好地方。“法国的葡萄酒大学就在我们城市里，”他自豪地说，“你可以去那里学习学习。”

我一直没有去那所大学。尽管我会在社交场合逢场作戏地喝上几口葡萄酒，但我喝不出什么名堂来，所以根本就没有学葡萄酒方面知识的念头。阿尔芒透露给我的那些星星点点的情报信息已经很让我满足了。他是个好老师，并且从来不考试测验，也从来不给我打分。

保持忙碌对我来说十分困难。游手好闲真是个苦差事。我花了很多时间开车到处转悠。我会开车到海边，花上几天工夫考察沙丘。或者开车去西班牙边境，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山麓上徒步几个小时。偶尔，我也会参观阿尔芒工作的葡萄园，或者其他葡萄园主的果园。在第一个月的月末，我开车去了外祖父母居住的小村庄，和他们一起住了三天。我的外祖母定期和我的母亲通信，因此对家里发生的事情全都了如指掌。我小心谨慎地从她嘴里套出家里的情况，因为我不想让她知道我离家出走了。我的母亲很好，两个哥哥和妹妹也是。父亲仍旧在向母亲讨好，外祖母觉得这十分有趣。看来，母亲告诉外祖母我正在“免费搭车”周游世界，寻找一个目标，努力为将来做打算。我的这次拜访更加加深了他们这种印象。

我并没有告诉外祖父母我就住在蒙彼利埃，而是对他们说我正要去西班牙，打算在西班牙找一所大学入学读书。在我待在蒙彼利埃的期间，后来我又去拜访了他们一次。这回告诉他们，我在西班牙没有找到富有挑战性的大学，现正准备返回意大利，看看那里的大学情况。 我越来越满足于我在蒙彼利埃的生活，我甚至真正考虑起了继续上学的问题。蒙彼利埃是法国二十个学院区之一，城里有一所规模虽然不大但教学一流的国立大学。我了解到这所学校有几门课程是面向外国人的，不过课程都不是用英语教授。但这对我来讲根本不是什么障碍，因为法语也算是我从母亲那儿学来的第二语言。

同时，我考虑找一份工作，或者做点小生意，开个文具店什么的，因为这种闲适的日子让我的身材日渐发福。甚至连阿尔芒也发觉我越来越胖了。“写写东西可不是什么锻炼运动啊，是吧，罗伯特？”他说着，戳了戳我的肚子。

“你要不要来我的葡萄园工作？我会让你瘦下来，变得结实的。”我婉言谢绝了他。体力劳动可不是我的强项，另外，我也不会强迫自己去锻炼的。

我仍然斟酌着究竟是去读大学，还有去找份实用的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两件事情在当时都显得微不足道。我在蒙彼利埃住了四个月后，了解到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猎狗有帮手的话，狐狸躲在哪儿都不会安全的。

我定期会到蒙彼利埃郊区的一个小市场（以美国的标准）买东西，那是阿尔芒推荐的一家杂货店。我每星期去那里两次，主要买点食品，平常若有需要也会随时去。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买东西，店员正在把我买的东西打包，我突然想到还要买牛奶。我让店员把我买的东西先放在旁边（后面还有人排队），然后又慢慢走回里面拿牛奶。当我绕开一排罐装食品货架，再次走出来结账的时候，看见收银台旁边站着四个男人，而顾客和店员全都不见了。

其中有个人扛着一支猎枪，另一个的手里似乎是短管机枪，还有两个人则拿着手枪。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劫匪在打劫商店，而且店员和顾客全都趴在地上。

然而正当我转身准备藏到货架后面时，一个人喊道：“阿巴格内尔！”

我低下头躲在架子后面，却迎面碰到三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拿着手枪对着我。他们从四面向我夹击，穿制服的，穿便衣的，全都拿着家伙指着我，手枪、猎枪、机枪，还有来福枪。各种命令声就像抽鞭子一样在我耳边炸开：

“把手举起来！”

“两手放到头上！”

“面朝架子，四肢张开！”

“脸朝下趴到地上！”

我举起双手，然而不知道接下去该听从哪个命令，但我肯定不想被他们开枪打死。有几个警察手持武器的模样吓住我了。事实上，其他的警察也被他们吓到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开枪，”我大声喊道，“你们中一个人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了，我会照办的。”

一个高高瘦瘦，看上去一丝不苟的警察用枪指着我，咆哮道：“趴到地上，脸朝下！”在不怎么温柔的七手八脚的帮助下，我照他说的做了。几只粗暴的手把我的手臂扳到背后，然后又有几只无情的手将手铐牢牢地铐上了我的手腕。

然后我被粗鲁地拖了起来，被刑事调查局警探、国际刑警组织官员、警察，还有其他天晓得什么样的条子紧紧包围在中间，我被他们推搡着押出了杂货店，粗鲁地塞到了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轿车后座上。虽然不能说法国的警察是野蛮的，但是我得说他们对待嫌疑犯也太过强硬了。我被直接押到蒙彼利埃警察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说话。

到了警察局，那个一丝不苟的警探和另两名警官把我带到了一个小房间，他们都是刑事调查局的。法国的警察在罪犯处理上有很大的行动自由，尤其是在审问嫌犯的时候。他们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完全忽略了罪犯理应享有的权利。我认为恶棍在法国没有任何权利。

“我是马塞尔・加斯顿，来自刑事调查局，”那个高瘦的警官用无礼的口气说，“你是弗兰克・阿巴格内尔，对不对？”

“我是罗伯特・蒙佐，”我愤慨地回答，“我是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作家，是美国人。恐怕你们这些先生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加斯顿扇了我一巴掌，顿时感到一阵火辣辣的剧痛。“我犯过的错误里，大多数都是非常严重的，先生，但在这件事上我不会错的。你就是弗兰克・阿巴格内尔。”

“我是罗伯特・蒙佐。”我毫不屈服地说，一边在他们的脸上寻找不确定的神情。

另一名刑事调查局探员一只手攥起拳头，凑上前来，但是加斯顿伸出手制止了，而他的眼睛始终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然后加斯顿耸了耸肩膀。

“我们大可严刑逼供让你招出来，但没有这个必要，”他说，“我有的是时间，阿巴格内尔，但我可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我们可以把你关到世界末日，或者至少等到我们找到可以证明你身份的人为止。在那之前，除非你愿意合作，否则我就把你关进囚禁酒鬼和小混混的牢房。你会在那里待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这对我没什么区别。但是，你会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直到你决定供认不讳。你何不现在就把我们想知道的这些说出来呢？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你现在这样只是给你自己找麻烦。

“还有一件事，阿巴格内尔。关于这些你现在明明可以告诉我们的情报，如果你逼得我们非要花时间和力气去把它们调查出来的话，我是会记住的。而且我可以对你保证，你也会一直记住这样做的后果。”

我看着加斯顿，知道他说的每个字都是认真的。马塞尔・加斯顿真是个难对付的角色。

“我是弗兰克・阿巴格内尔。”我说。

不过，我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真正地坦白交代。我从来不主动说出我在法国的那些违法犯罪行为的任何细节。但如果他们知道某个特定的案子并把大致情况说给我听的话，我就会点个头说“没错，事情的大概就是那样的”或者“是的，是我干的”。

加斯顿做了一份报告，记下了我的诸多罪行，以及逮捕和审讯时的情况，然后让我看了一遍。“如果内容大致正确的话，你就自己在上面签个名吧。”他说。

我对这几纸文书没有丝毫异议。他甚至把他打我一巴掌的事情也写进去了。我签上了名。

这份口供书还揭露了我是怎么被抓到的。法国的几个主要航空公司在蒙彼利埃都没有航班，但经常会有空姐和其他航空人员来此光临。两个星期前，一名法航的空姐在蒙彼利埃拜访亲戚的时候，撞见我正在买东西，把我认了出来。她见我钻进了车，便记下我的车牌号码。她一回到巴黎，就找到机长并把这些猜疑都告诉了他。见她如此有把握，机长就通报了警察。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我和他交往过。”她坚持称。

我一直不知道究竟是法航哪个空姐告发我的。没人会告诉我。那些年里我勾搭过好几个法航空姐。我希望不是莫妮克，尽管直到今天我仍旧不知道那个通风报信的人是谁。我认为她不会是莫妮克，因为如果莫妮克在蒙彼利埃看到我的话，她一定会来找我的。

我在蒙彼利埃关了六天，其间有几位律师过来找我，要求为我辩护。我选择了一位外表和言行举止都有点像阿尔芒的中年男人，尽管他坦率地表示他可能无法为我争取到自由。“我看过了警方的所有文件，你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逃不掉的，”他对此评论道，“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从轻判处。”

我告诉他，那样就可以了。

令我惊讶的是，在被捕后还没到一个星期，我就被转押到佩皮尼昂，到那的第二天我被带到巡回法院接受审判，法庭由一名法官、两名陪审（检察官）和九名公民陪审团组成，他们将共同判定我是否有罪。

事实上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审判，只持续了两天不到的时间。加斯顿列出了对我的指控以及他收集到的针对这些指控的证据。另外还有大量的证人可以出庭作证。

“被告方有什么要说的吗？”法官对我的辩护律师问道。

“我的当事人对这些指控不作任何辩护，”律师回答，“出于时间的考虑，我现在来总结一下我方的观点。”

然后他开始激情四射地为我能得到轻判而滔滔雄辩。他指出我还很年轻，还未满二十一岁，把我描绘成一个不幸的迷途青年，一个破碎家庭的产物，“顶多还是个少年犯，而不是个罪犯”。他指出，我在欧洲其他的十几个国家犯过同样的罪行，他们已经提出正式要求，一旦在法国偿清债务，就立即将我引渡过去。

“几乎可以认定，这个年轻人在很多、很多年里都将看不到自己的祖国，即便他有朝一日回到家乡，也是带着枷锁，等待他的只有家乡的监狱。”律师争辩道，“我不需要向法庭指出，这个年轻人在这里将不得不忍受的牢狱生活是多么的严酷。我只请求法庭在量刑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

我被宣判有罪。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心满意足地觉得，虽然我的律师输掉了一场战斗，但他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法官只判我一年有期徒刑。

我被还押至佩皮尼昂的监狱，确切地说是个“拘留所”，它是一座十七世纪建造的阴森可怕的石筑堡垒，直到我在那儿蹲了几天后才意识到，那名法官是多么的宽大仁慈。

我被两名看守接收了进去，他们粗鲁地命令我把衣服脱光，就这样一丝不挂地把我押送到楼上，然后被带到一条狭窄的走廊，一路走下去，看不到什么牢房，两边只有石头建起的墙壁，上面安着一扇扇坚固厚重的钢制大门。看守在一扇大门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看守拿出钥匙把门打开。门被推开时发出了尖利刺耳的声音，让人联想到恐怖电影，另一个看守把我推进这漆黑的小囚室里。我跌跌撞撞地向前绊倒，一头撞在了囚室后面的墙壁上，原来这间囚室是向下倾斜的。我没有注意到地上那两级向下的台阶。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看清楚过那两级台阶。

我完全陷入到了黑暗中。一种潮湿、寒冷、叫人窒息和毛骨悚然的黑暗。我站起身来四处摸索电灯开关，却不料头顶撞到了钢制的天花板上。

根本就没有电灯开关。根本就没有什么灯。其实，牢房里除了一只水桶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床，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水池，没有下水道，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只水桶。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什么牢房，只是个洞穴，一个建在地面上的地牢，大概五英尺宽，五英尺高，五英尺深，钢制的天花板和门，石筑的墙壁和地面。天花板和门摸上去冰冷刺骨。墙壁一直滴滴答答地落着冰冷的水滴。

我等待着眼睛适应这片黑暗。没有一丝光线从其他地方渗透进来。天花板和墙壁上没有任何裂缝。这个由钢铁和石头筑成的匣子上的那扇古老大门，就像一个密封条一样和门缝融为一体。我的眼睛没有适应过来。人类的眼睛根本无法适应完全的黑暗。

不过，空气能够进入囚室。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股冷风，好像又冷又湿的手指一般触摸我的皮肤，这种阴森恐怖的感觉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不知道这风是从何处吹来，但无论风口在哪里，都是一片漆黑的。

我一下子瘫倒在地上，颤抖着感觉到自己就像被活埋了一样。惊慌失措让我抖得愈发厉害。我试图合理地解释现在的处境以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告诉自己，这里肯定不是要我蹲上一整年的牢房。他们把我关在这里很有可能是为了观察。我立即排除了这种想法。想要在这个牢房里观察我，除非他们眼睛有X光。好吧，那么，他们是为了让我尝尝如果我不守规矩的话，就会吃到什么苦头。我认定一定是第二个推测。是的，这种待遇是为了保证我一旦被关到普通犯人中后，不会惹出什么麻烦。毕竟，只有难以驾驭的犯人才会被单独禁闭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不是吗？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的文明国家会无缘无故地允许监狱实施如此残酷不人道的刑罚。

但是法国就是这样做的。或者至少以前这样做过。

我被关在佩皮尼昂监狱的第一天里没吃到东西。我是在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分被关进这个破牢房的。几个小时后，我便感到精疲力尽、饥寒交迫、迷惑恐惧，还有悲伤和绝望，我在坚硬的地上躺下，就这么睡着了。我睡觉的时候把身体蜷缩成一个球，因为我有六英尺高。

尖利刺耳的开门声把我吵醒。我坐起身，不舒服的睡姿导致我浑身痉挛酸痛。看守模糊的身影隐隐出现在门口。他把什么东西放在我囚室里的台阶上，正当他起身准备关门时，我立即采取行动。

“等等！等等！”我大声喊道，跌跌撞撞上前用两只手把住门，不让它关上。

“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我要在这儿蹲多久？”

“蹲到你刑满释放为止。”说完，他猛地关上了门。他的一字一句伴随着铁门撞进石头门框时的金属声，绝望地在我的耳边当啷作响。

我向后跌倒，这个苍白的事实将我击垮了。一年，我要在这个漆黑的棺材里蹲一年？没有亮光，没有铺盖，没有衣服，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清洁用具，还有天晓得的什么都没有！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没有人能在这每日都是黑暗的真空里，在什么都没有的条件下活上一年。他会死的，而且死的过程还会漫长痛苦，饱受煎熬。与其这样，还不如把我送上断头台一了百了。我爱法国。但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家，居然能够纵容对我这样的罪犯实施如此的刑罚。如果政府对监狱条件不知情，民众也不了解的话，那么那些亲手把我送进来的法国刑罚学家们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毫无疑问，都是些道德败坏的禽兽，丧心病狂的疯子，卑鄙无耻的流氓。

我突然感到恐惧，确切地说是忧虑不安。我不知道如何在这个阴曹地府里活过一年，如果活得下来的话。直到今天，我做噩梦时仍然会梦到当时被关在佩皮尼昂监狱时的情景。和佩皮尼昂监狱比起来，印度加尔各答的黑牢就是个健康的疗养院，而魔鬼岛【25】简直就是度假天堂了。

我从来没指望过牢狱生活会是轻松自在的。之前我有过一次在看守所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却也充分让我相信，拘留所也好监狱也好，都不是人待的地方。但是，像佩皮尼昂监狱这样如此野蛮、没有人性的，真的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我四处摸索着，找到了刚才看守拿来的食物，一罐水和一小块面包。这顿早饭如此的简单，甚至都没有把它盛在托盘里。看守只是把那罐水放在最上面的台阶上，面包就直接扔在旁边。这已经都无所谓了，我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吃个精光，又一口气喝干了罐子里的水。然后我可怜地缩成一团，靠在冰冷潮湿的石头墙上，满脑子都在思索着法国司法部门的阴谋诡计。

我遭受的不是在监狱里的服刑，而是一种蓄意摧毁身体和心灵的苦难折磨。

佩皮尼昂监狱的菜单始终一成不变。早饭是面包和水。午饭是一碗清汤寡水的鸡汤和一块面包。晚饭则是一杯黑咖啡和一块面包。这些单调乏味的饮食只在送来的时间和顺序上有变化。我没有办法知道时间，很快我便算不清日子。送饭的看守总是不能按时给我送那些少得可怜的食物，这更加打乱了我试图在脑子里记下的时间和日期。比如说，连着几天的早饭、午饭和晚饭都是在早上七点、中午十二点和晚上五点的时候按时送来的，然后突然，午饭在上午十点的时候送了过来，晚饭则在下午两点，而晚上六点的时候送来了早饭。我只是大概估计着时间次数。其实我并不知道送饭的确切时间，也不知道是在白天还是晚上。另外，一天里只吃到一顿或两顿饭的情况也不在少数，甚至偶尔，我整整一天里都吃不到任何东西。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牢房半步。我在这个古老阴森的大牢里服刑期间，一次也没有准许我出去活动活动，透一口气。假使这座监狱有提供犯人读书、写信、听广播、看电视，或者玩游戏的休息厅的话，他们也没有给我权利去使用。他们不准我写信，即使我的亲人知道我被关在佩皮尼昂后写信给我，我也没收到。我向送饭的看守请求联系我的亲人、律师、红十字会、监狱长或者美国领事机关人员，全都被无视了，只有一次除外。

那次，看守用他的大手啪的一下朝我的脑袋掴了上来。“别和我说话，”他吼道，“这是不允许的。不准说话，不准唱歌，不准吹口哨，不准哼小调，不准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要挨打。”然后他砰的一声关上重重的门，不再理会我的诉求。

那只桶就是我的茅坑。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卫生纸，水桶用过之后也不给我换掉。很快我就习惯了这股恶臭，但是几天后，水桶溢了出来，我不得不到处挪地方，最后只能睡在自己的排泄物里。我的身心已经麻木，对此感觉不到任何厌恶。然而，这气味变得越来越令人作呕，显然连看守都无法忍受了。某天在两次进餐之间的时候，门嘎吱一声打开了，一个囚犯冲了进来，像只耗子一样鬼鬼祟祟地抓起水桶就跑。几分钟后，他把水桶还了回来，倒干净了。我被关在这个狭小的墓室期间，这套程序大概重复了六次，但只有两次派人来把囚室地上的污物清理干净。每次都由一个看守把着门，一个囚犯拿着水管冲洗牢房，然后拿起拖把把里面的积水拖干净。那两次我都冒着看守发怒的危险，设法用水管里喷出的水给自己冲个澡。两次的清洁过程都是在绝对安静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是我在服刑期间，仅有的两次能够清洁身体的机会，此外，我偶尔也用早饭的那份水冲下手或者浸把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