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休斯敦警察局局长曾经这样描述我：“弗兰克・阿巴格内尔只需用一张香港的驾驶证作为身份证明，就能把一张草纸做成由美国南部邦联财政部开出的支票，签名栏上署名‘你上当了’，然后就能在城里任何一家银行兑出现金。”

加利福尼亚的尤里卡有几位银行职员也赞同这种说法。其实，如果以议案的形式将它提出来的话，全国肯定会有更多的出纳和银行官员赞成这个描述。

凭良心讲，我可没有那么粗糙。不过我对银行人员的一些做法确实让他们非常尴尬，更不要提他们遭受的惨重代价了。

对我来说，尤里卡是我成为一个专业诈骗犯的起点。当然，在来这座城市之前，我已经是个裱糊高手了，但让我获得支票诈骗犯大师头衔的还是在加利福尼亚。

我并不是有意选择尤里卡作为我变幻莫测的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它本来只是我前往旧金山途中的一个加油站。但是，意料之中，姑娘出现了，于是我留下来玩了几天“过家家”，同时盘算自己的未来。我总是隐约觉得有一批联邦调查员、警察和警探紧紧跟在我后面，这像梦魇一样困扰着我，让我想赶紧逃离这个国家。这种恐慌其实并没有什么确凿的依据。我已经快两年没开过空头支票骗钱了，而“副驾驶弗兰克・威廉”这个身份也消失匿迹了差不多的时间。我本应该高枕无忧的，但是我没有。我总是惶惶不安、心烦气躁、疑神疑鬼，只要有人多看我一眼，我就觉得他是个警察。

姑娘加上尤里卡，几天后，我的忧虑便得到了缓解。姑娘对我温柔主动，而尤里卡则有无限潜力，使我从小偷小摸升级到偷天大盗。位于加利福尼亚红树林海岸北部的尤里卡依傍在太平洋边上，是一座舒适宜人的小城市。它有着西班牙巴斯克渔村如画一般的迷人风景，海湾上还有一支庞大的装饰得五彩缤纷的捕鱼船队。

对我来说，尤里卡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它的银行。在我去过的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尤里卡的银行是最多的。而如果我打算逃到国外去当裱糊匠的话，就会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我身边还有几沓假支票，只要在这镇上随便发上十几张，或者更多，我就可以轻松套出1000美元甚至更多。但我突然觉得，个人支票这种伎俩可成不了大买卖。虽然这是空头支票勾当中最简单易行的，但它涉及的面太多，容易节外生枝，而且，开一张100美元空头支票受到的惩罚和开一张5000美元的是一样的。

我觉得自己需要一张能带来更大甜头的支票，能够用同样的花粉酿出更多的蜂蜜，比如工资支票。当然，是泛美航空的工资支票。没有人会说我不是一个忠贞不渝的小偷。

于是，我就去采购了。我在一家文具店买了一本银行现金支票。这种支票在当时仍在广泛使用，由于它的相关信息，包括往来银行的名称都是由付款人填写，这点对我来说是比较理想的。然后我租了一台IBM公司的电动打字机，它能打出几种不一样的字体，比如手写体之类的，还有一些各种颜色的替换色带。我找到了一家制作泛美客机的模型店，买了几套小号的组装模型。最后，我到一家美术用品商店，买了大量的数字和字母贴纸。

东西都备齐后，我回到汽车旅馆，准备开工。我拿出一张空白的银行支票，从模型飞机上揭下印有“泛美世界航空公司”的印花纸，贴到支票顶端，在这些字的下面再用打字机打上泛美航空纽约的地址。我把泛美的标志贴在支票的左上角，对称的右上角上打了几个字：“费用支票”，以和一般的工资支票在外观上做区分。这是我单方面的预防措施，万一某个尤里卡的银行出纳可能碰巧接触过泛美的支票。

当然，我用自己的名字，“弗兰克・威廉”作为收款人，金额为568.7美元，这笔数目对我来说还算合情合理。我在支票的左下方打上“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它的地址，用渐变的黑色色带反复敲打，直到这些字在假票上看起来像是本来就印上去的。

在银行字体的下面，支票的左下角，我用磁条按下一串数字，是该银行的联邦储备区证明号码和泛美航空的账户号码，这些数字能够表明大通曼哈顿银行是联邦储备区的成员，而这对于任何一个用支票兑现的人来说都很重要，支票骗子则更甚。一个好的裱糊匠本质上就是在玩数字游戏，如果他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就很有可能前后颠倒，完全把版式弄反了。

伪造支票是一项精密而又艰巨的工作，它花了我两个多小时，而我对最后的成品一点都不满意。我看着它，觉得如果我是出纳员，有人给我这样一张支票的话，我是不会给他兑现的。

但是，如果一件从旧货店里淘来的衣服穿在了貂皮大衣下面的话，通常就会被当作高级时髦的衣服。因此，我为这张兔毛支票设计了一个貂皮外壳。我找出一张开窗信封，贴上泛美航空的印花，打上泛美的纽约地址，弄得像真的一样，然后在信封里塞了一张空白信纸，寄到我住的汽车旅馆，收件人是我自己。第二天一早，这封信就寄到了，当地的邮局无意中助了我一臂之力。这邮政员干活实在是敷衍草率，从邮戳上完全看不出信是从哪里寄出的。这人马虎的工作态度让我十分高兴。

我穿上那套泛美航空的飞行员制服，把支票装进信封，塞到上衣的内侧袋。我开车到最近的一家银行，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停在一个年轻女子负责的出纳柜台前。“你好，”我微笑着说，“我叫弗兰克・威廉，正在这里度假，几天后要去洛杉矶报到。能麻烦你帮我把这张支票兑现吗？我想我带全了证明资料。”

我从内侧袋里掏出信封，取出支票，把它和我伪造的泛美航空身份卡以及联邦航空局飞行员执照一起放在柜台上。我故意将信封掉在台面上，露出泛美航空特有的标志和回信地址。

那个姑娘看了看我的冒牌身份文件，又瞄了一眼支票，但她好像对我这个人更有兴趣。看来，穿着制服的商业航空公司飞行员在尤里卡并不多见。她把支票还给我，让我在背面签字，她在点钱的时候，随意地问了问我的工作和飞过的地方，我的回答特地满足了她对飞行员显而易见的浪漫憧憬。

我离开时，小心地带走了信封。我确保她注意到了这个包装，这明显增强了她对支票的信任。这次的交易也同样证实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猜测：出纳和柜员在乎的并不是支票本身看起来怎样，而是拿着支票的是什么样的人。

我回到汽车旅馆，一直忙到半夜，又如法炮制了几张支票，金额都在500美元左右。第二天，我在市中心和郊区几家不同银行成功地把它们兑成了现金。就我对银行支票操作程序的了解，我估算着还能在尤里卡多待两天，制造并兑换这些空头费用支票，然后还有三天时间离开这里，逃去其他地方，之后第一张支票才会被作为假票退还。

但一次周期性的发生在我身上的身份认同危机，让我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时间表。

我从来没有深陷假身份中而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事实上，平时随意遇到的一些人，在我认为假扮既没有必要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情况下，我总是以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的真名介绍自己，一个来自布朗克斯的单身汉。

在尤里卡同样如此。我用弗兰克・威廉这个名字登记了汽车旅馆，对那个姑娘也用的是这个身份，她迷上了那个她以为是泛美航空飞行员的男人无法自拔。当我远离这些，脱下飞行员的外衣时，我只是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的真实身份成了我躲避伪装带来的压力和紧张的庇护所。

我在尤里卡的一家海鲜餐馆遇到了一个打鱼归来的渔夫。他走到我的桌前，说我正在吃的那条鱼是他亲手抓的，接着就坐下来和我聊天。原来他是个汽车迷，于是我就和他谈我那辆老式福特车以及我对它进行的改装。“嘿，那是我现在正打算做的，一辆一九五〇年的福特敞篷车。”他说，“你不会没有你那辆破车的照片吧，有吗？”

我摇了摇头，说：“有是有，但都在我自己家里。”

“把你在纽约的地址给我，等我把车改装好了后，给你寄点照片过去。”他说，“嘿，说不定我会把它开去纽约找你。”

他寄信给我或者来纽约看我都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就像我也不大可能会去纽约收信或见他一样，于是我在口袋里摸索纸张，用来记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

我找到一张空白的银行现金支票，我问服务员借了支铅笔，在支票背面匆匆写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这时，有个电话过来找那个渔夫，是挂在大门旁边墙上的收费电话。他电话打了没几分钟，然后朝我挥了挥手。“嘿，你看，弗兰克，我要回船上去了。”他大声喊道，“明天再过来好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走出门了。我把铅笔还给服务员并让他结账。“你需要换一支铅芯浓一点的笔。”我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刚才在银行支票背面写的字。那些字勉勉强强看得清楚。

我并没有把这张支票撕掉，而是把它塞回了口袋，事后证明这个举动既愚蠢又侥幸。回到房间后，我把它扔到打开的支票簿上，接着换了套衣服，打电话给那个姑娘。在尤里卡郊外某处长着高大的红树林的地方，我们找了家高级酒店，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那是个非常愉悦的夜晚，以致第二天早上我在制造另外三张假支票的时候仍意犹未尽。在尤里卡及其周边还有三家银行没被我精湛的骗术造访过，我可不想冷落了其中任何一家。于是我埋头于新的诡计里，把对紧跟在我屁股后的警方团队的恐惧全抛在了脑后，我也完全忘记了前一天下午遇到的那个年轻的渔夫。

第一张支票做好后，我把它放进那个用了很多次的信封里。另外两张也在两个钟头内完成了，我准备好对尤里卡做最后的告别袭击。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下午三点前我回到旅馆房间，塞满现金的行李箱内衬里又添了大约1500美元。

那天晚上我告诉姑娘，我第二天就要离开了。“我可能要从旧金山或者洛杉矶起飞，现在还说不清楚。”我撒了谎，“不管怎样，我会经常回来的，我只要租一架小型飞机，很快就能飞过来。我们可以换个花样，从高处俯瞰那些红树林。”

她相信了我的话。“那就一言为定。”她说，然后提议我们去码头吃海鲜。比起心中的不开心，她似乎更在乎食欲，于是我欣然同意。然而，当我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看到窗外有一艘渔船正驶进码头，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年轻的渔夫。我也同样想起了我在一张现金支票的背面草草地写下了我的真名和我在纽约的地址——至少是我父亲的地址。我心中不禁起了疙瘩，就好像被人掐中了要害。我后来是怎么处理那张支票的，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只能一边拼命地回忆，一边继续佯装热情地和姑娘聊天，这让我和那姑娘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变得不堪回首。

回到房间，我四处寻找那张空白支票，但没有找到。我有很多空白支票，但它们都是支票簿上粘在一起的。我最后只得断定，我把那张支票做成了泛美航空的费用支票，送进了那三家银行中的某一家兑现了。但是我对自己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必须在每张支票背面签字，应该会看到上面有字的。可我真的看到了吗？我记得那支铅笔的颜色是有多淡。即使在下午明亮的光照下，我的字也看不大清楚。当我在背面签字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忽视掉那些潦草的字，尤其考虑到我在尤里卡行骗时所用的那套手段。我发现当我把出纳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而不是支票时，那些伪造的支票就会兑换得更加顺利。而要想吸引一个女人的注意，你就也得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

我坐在床上，强迫自己回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快就明白了前因后果。我把那张支票扔到了打开的支票簿上。第二天一早当我制作那三张假票时，首先就把它拿了起来，却忘记了碰到的那个渔民。假票做完后，我马上把它放到了那个伪造的信封里，这么看来，它一定是三张支票中第一张被兑换的。我这才想起那个帮我兑现的出纳，我花了太多精力在她身上，看起来是有些过分了。

尤里卡的某家银行会收到一张伪造的泛美航空的费用支票，背面有一个冒牌副驾驶员的签名，而背面同样也有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的签名和他父亲在布朗克斯的地址。一旦这张假票暴露，即便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任何人也能发现这其中的关联而侦破这个案子。

我突然感到自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又开始考虑离开这个国家，越过国界逃到墨西哥，或者往南去更远的地方。不过，这次我在盘算这个想法的时候并不心甘情愿。我在尤里卡设计了我认为是很伟大的全新的诈骗手段，比赌博时出老千赚得还多。我陶醉在这个方案的成功之中，把恐惧丢到了一边，忘记自己正被紧紧追踪，我相信自己就像北极的浮冰一样，没有融化的危险。我打算沿着海岸线和国界来实施我的支票诈骗。一想到自己因为愚蠢地暴露了身份而不得不放弃这些计划，我感到很恼火。

可我真得放弃这个游戏吗？此时此刻我的身份真的暴露了吗？假使我没有注意到支票背面那些字迹，可能别人同样也没有看到。

再说，那张纸片很可能还留在银行。我是下午一点多去兑现的，有可能要等到第二天才会把这张支票送去纽约。如果它还没有离开银行，也许我还能把它赎回来。我可以告诉他们说泛美航空开错了支票，本不应该拿来兑现之类的胡编乱造。我可以肯定自己能够编出一个十分可信的借口，只要支票还在他们手里。我思索着各种可行的理由，渐渐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便收拾行李，把装备都搬上车，结掉旅馆的账，然后打电话给那家银行。我要求找出纳主管，电话转到了一个女人那里，她自称史特拉・韦林，语气轻快利落。

“韦林夫人，一位泛美航空的飞行员昨天在你们银行兑换了一张支票，”我说，“你能告诉我……”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她就打断了我。

“是的，一张假支票。”她说，突然变得很愤慨，也不问一下我的身份和打电话的原因，“我们已经通报联邦调查局了，他们会派一个探员来取走这张支票。”

她并没有盘问我。出于对自己真实身份的保护，冲动之下，我回答道：“是的，这里就是联邦调查局。我现在通知你，我们的探员会在十五分钟之后到你们那边。支票由你保管吗？还是要联系其他人？”

“就让他来找我吧，先生，支票在我这里。”韦林夫人回答，“当然，我们需要这张支票的复印件留档，这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我向她保证，“我会告诉戴维斯先生给你提供一张复印件的。”

我换上一套蓝色西装，不到五分钟就到了银行。进门前，我谨慎地探察了银行的内部情况。没有看到昨天帮我兑现的那个出纳。

如果看到她在，我就不会进去了。我不清楚她是去休息喝咖啡了还是怎样，惶惶不安地担心会和她撞上，但我只能去冒这个险。我大步走进银行大厅，前台把我带到了大楼一侧韦林夫人的办公桌前。她长得苗条端庄，大概三十多岁，从头到脚散发着职业女性的气息。我来到她跟前的时候，她抬起头来。

“韦林夫人，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比尔・戴维斯，我的上司之前应该有联系你。”我说。

她点了点头，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哦，是的，戴维斯先生。”她说，“支票就在这里。”她既没有问我要证件，也完全没有怀疑我的身份。她只是从抽屉里取出那张支票递给我。我装作很内行地检查支票，这种装模作样很容易，因为这张支票就是我做的。在支票背面，勉强可以看出我的真名和我父亲的地址。

“这看上去挺粗制滥造的，”我干巴巴地说，“我很惊讶，居然有人会给这样的支票兑现。”

韦林夫人无奈地笑笑，表示同意。“就是啊，我们这儿有些姑娘，一看到英俊潇洒的飞行员或者外表风度翩翩的男人就失去了理智。她们的注意力都在男人身上，而不是交付给她们的票据。”她用责备的口气说道，“收下这张支票的卡斯特小姐，她对此非常难过，今天早上都没来上班。”

得知这个消息，我顿时放松下来，开始享受扮演政府人员的乐趣。“好吧，我们需要和她谈谈，不过晚些时候也行。”我说，“支票你复印过了吗？”

“还没有，旁边就有台复印机，只要一会就好了。”她说。

“我来复印吧。”我说，她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便快步走到复印机前。我只复印了支票的正面，然后把复印件放到她的办公桌上，她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让我在上面签个名，写个日期。”我说着，拿起一支钢笔，“这张复印件就作为给你的收据。你知道的，我们要保留原件作为证据。它将由美国司法部保管。我想我们暂时就需要这些，韦林夫人。非常感谢你的配合。”我把那张该死的支票原件放进口袋后便离开了。

后来我得知，就在我刚走出银行不到五分钟，真正的联邦调查员就赶到了，他是尤里卡唯一一名探员。我后来还了解到，当韦林夫人得知自己也受骗了的时候，简直难过得要死，不过说起来，联邦调查员身上的确带有梦幻般的气息，就连一个成熟女性也会被这华丽的外表迷倒。

假扮联邦调查员还不是我犯罪生涯中最厉害的骗局。联邦调查员通常都是精明能干的高手，而当有人冒充联邦调查员时，他们就更加有效和果断了。我只是暂时躲过了一劫，使得冒牌飞行员弗兰克・威廉和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之间的关系没有暴露。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给奥莱利提供了新的线索，在那以后，我们就一直玩着猫抓老鼠的游戏。

然而，作为一个骗子，我还只是个初学者，尽管已经算得上是名高才生，并且愿意去尝试那些连经验丰富的支票大盗都不敢冒的风险。我是个独立的电影人，表演、编剧、制片，并导演自己的剧本。我不认识其他专业罪犯，我也不探求其他犯罪的技能，甚至对于任何看似犯罪窝点的地方我都避而远之。

协助我违法犯纪的都是些正直老实、遵纪守法的正派好人，我连哄带骗地得到他们的帮助。事实上，我之所以成功，最大的因素就是我完全独立自由。对警察来说，那些通常的犯罪信息来源根本没法搜到我，黑道消息也完全没有关于我的情报。虽然我的真实身份可能会在作案过程中暴露出来，但警方搜集到的线索全都是马后炮。通常我的罪行被发现时，我已经溜走好几天了，警方从来没能逮到我的行踪，直到我再次作案，那时通常我已经在某座遥远的城市了。

我意识到，一旦入了支票诈骗这一行，就永远别想回头了。我选择“裱糊匠”作为我的职业和谋生手段，既然决定要做这种违法的行当，那就得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我钻研了支票业务和银行存储程序，就像投资者研究投资市场一样刻苦勤奋，并尽量低调地来做我的功课。我和出纳们约会，一边抚摸她们的身体，一边汲取她们的专业知识。我造访各个图书馆，翻阅银行类杂志报纸和商业书籍。我阅读金融出版物，制造各种机会和银行职员接触谈话。很快，我技术上的所有错误都得到了适当的纠正。

当然，就像曾经有人说的，做坏事永远没有正确的方法。但是大多数成功的支票诈骗犯拥有三个有利因素，这三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它们之间最松散的配合，都能让你在这场赌博游戏中取得成功。

首先，是一个人的个性。我把一个人的着装打扮也看作是个性之一。无论是推销空头支票还是兜售假冒的石油租约，但凡顶级的骗子都衣着光鲜，身上散发着自信和权威。同时，他们通常还富有魅力，彬彬有礼、态度真诚，就像是一个正在拉拢选票的政客，虽然他们有时也会装得像个大亨一样冷漠自大。

其二，是观察力。观察力这项技能是可以培养的，但我却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或者说是祸害），我能够抓住普通人容易忽视掉的小细节。观察力是这种新式盗窃成功的唯一要素，这一点我之后将会阐明。有个记者写过一篇关于我的报道，上面说，“一个诈骗高手能像印第安人那样读出每个动作、表情的意思，而弗兰克・阿巴格内尔可以让边境上最好的波尼族印第安侦察员变成一个半瞎的菜鸟。”

第三，是调查研究。这是精明的罪犯和超级骗子之间最大的区别。一个打算抢劫银行的蒙面大盗最初目的可能只是想把钱拿走，但通常最后他还是得依靠他的枪。而对一个诈骗大师来说，他的头脑就是他的武器。另外，同样是诈骗银行，一般的骗子会用伪造的支票，但一个老练的诈骗大师则会彻底研究这个行动的各个方面。在我兜售空头支票的全盛时期，关于支票的问题，我比全世界任何一家银行的出纳知道得都多。我甚至怀疑很多银行家都不及我知识丰富。

这里有几个例子说明了我了解到一些连出纳都不知道的事情，正是这些关于支票的小细节，使得他们像羔羊一样任我宰割。例如，所有正规的支票都至少有一边是有穿孔的（或者是扇形的）。如果支票是从个人支票簿上取下的话，这条边就在支票的上方，如果是商务支票簿，那就有两到三条这样的边。有些谨慎精明的公司甚至把他们支票的四边都做成了扇形。当然，心灵手巧的伪造者是可以仿造出这种票据的，不过他得先投资4万多美元买台穿孔机，而他用穿孔机的话，也谈不上什么灵巧了。穿孔机可不是能够装进包里到处跑的小工具。

当然，有些空头支票的确有一条边是穿孔的，因为支票是真的，假的是账户。我每一次兑换的个人支票，其实只是余额不足的空头支票而已。每次我要开始用支票诈骗时，我都会用假名先开一个合法账户，以获得其名下的五十到一百张的个人支票。我在前面提到过，一般我开出的第一张或前两张支票是合法有效的，之后才是空头的假票。

我前面说过，一个高明的支票诈骗犯就是在玩数字游戏，确实是如此。无论是个人支票还是商务支票，所有支票的左下角都有一串序列号。比如，随便拿出一张个人支票，左下角写着序列号“1130-0119-546-085”。我在支票诈骗领域呼风唤雨的时候，一百个出纳或者私人柜员中没有一个注意过这个序列号，因此我相信只有一小部分处理支票业务的人知道这串序列号意味着什么。我来破译一下：

数字“11”表示这张支票是在第十一个联邦储备区里印刷的。美国一共有十二个联邦储备区。这第十一个联邦储备区包括了得克萨斯州，支票就是在那里制造的。“11”后面的“3”则明确表示了该支票来自休斯敦，因为那里是联邦储备区第三个区的办事处。“0”表明该支票可以即时信贷。中间那四个数字，“0”指的是休斯敦清算所，“119”是该区的银行识别号码。后面的“546-085”是客户在银行的账户号码。

支票诈骗犯是如何从这些知识中受益的呢？比如说有个人给出纳或者柜员一张工资支票兑现。这张支票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由休斯敦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发行，能在休斯敦任何一家银行取现，或者票面上是这样写的。然而，左下角的序列号却是由“12”开头，但是出纳或者柜员并没有注意到它，抑或是注意到了，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些数字的含义。

然而计算机知道。通常在当天晚上，那张支票会被送到清算行，这时计算机就会把它剔出来，因为虽然票面上显示该支票能够在休敦顿使用，但上面的数字却表明是旧金山的，而电脑只读得出数字。因此，那张支票就会被立即归整到第十二区，也就是旧金山。旧金山的另一台计算机则会因为银行识别号不符而拒绝这张支票，这样一来，支票就会被送到清算行的职员手中。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清算行职员只会注意到票面上写的在休斯敦兑现的信息，然后就把支票寄回去，认为它被送到旧金山是因为电脑操作失误。不管怎样，五到七天后，那个为该支票兑换的人才会发现自己被骗了，而骗子早就无影无踪。

银行人员只关心他们自己的数字代码，而对于客户来兑现的支票情况就不怎么了解。在逃离尤里卡之后，我在旧金山逗留了几个星期，伪造了几十张泛美航空的费用支票，然后在旧金山的银行、机场，以及周围社区的酒店或银行里兑现，根据我给这些支票的编号，它们会被送去很远的城市，比如波士顿、费城、克利夫兰和里士满。

没有一个淘金者能像我这样如此贪得无厌地挖掘金山了。我伪造的那个信封在我兑现假票的时候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但是我在洛杉矶湾区使用的次数太多了，导致它的接缝处开始有点断开了。我需要再做一个新的。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用个真的信封呢？我认真分析了一下。旧金山是泛美航空的大本营之一，而我是泛美航空的飞行员，不是吗？见鬼，当然不是了，但是出了泛美公司的大门谁又会知道？我来到机场，大胆地走进泛美航空的综合运营部。“嘿，我在哪里可以拿到信纸和信封？我完全不熟悉这里。”我向遇到的第一个人问道，他是名无线电报务员。

“在储藏室，就在那里。”他指了指说，“请自便。”

由于储藏室没人看管，我就自己取了。我拿了一沓信封和一沓泛美航空抬头的信纸，正要塞进包里时，又看到了一沓表格，顶端用黑色的粗体字印着“支票授权”。我拿起一扎看了看最上面的文件。这是申请经费的表格，需在泛美航空旧金山公司经理签字同意的情况下，批准公司出纳给指定人的签发支票。于是我也拿了一些表格放进包里。我离开的时候没人来阻拦我。我根本不觉得我碰到的那些人有注意到我。

这张支票授权表是个让人爱不释手的小帮手。我把它折好和我的浑蛋小支票一起，塞进货真价实的泛美信封中。我能肯定的是，即使支票授权表填写得并不规范，但已经显得很正规，加上信封，足以证明我兑换的支票的真实性了。

一天，我从伯克利的几家银行觅食归来，发现手提箱和行李袋已经全部塞满了钞票，都没地方放衣服了。显然，我花钱的速度跟不上偷钱的速度。于是我拿了2.5万美元到圣何塞银行，用约翰・卡尔卡尼的名字租了一个保险箱，预付了三年的租金，把现金存到里面。第二天我又去了奥克兰的一家银行，同样，但是以彼得・莫莱利的名字存放了钞票。

之后我回到旧金山，坠入了爱河。

她叫罗莎莉，是美国航空的一名空姐。她和五个室友一同住在一栋老房子里，全都是美航的空姐。我有次从机场回来，在巴士上遇到她们六人，就这样认识她的。她们去机场是为了公务，而我是去做一些小偷小摸的坏事。当天晚上，我们就约会了。

罗莎莉是我遇到的最讨人喜欢的女性之一，而且至今我仍然这么觉得。她有一头寒霜般的金发，很快我就发现了她性格中也有寒霜的一面。她二十四岁了还是个处女，在我们第二次约会的时候她告诉我的，她打算保留贞操直到结婚那天。我对她这种态度表示十分钦佩，我的确如此，但这并不能阻止我每次和她独处时都试图脱她的衣服。

作为一个伴侣，罗莎莉的确讨人喜欢。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音乐、书籍、大海、滑雪、戏剧、旅行等其他很多的享受和乐趣。罗莎莉在宗教上非常虔诚，就像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样，但她从不要求我和她一起做弥撒。

“对我的那些罪孽，你为何不向我说教呢？”有天我去教堂接她，打趣地问道。

她笑了笑。“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罪，弗兰克。”她回答，“我没发现你有什么恶习，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

我发现每和罗莎莉在一起，关系就更亲近一步。她有如此多的优秀品德，简直是大多数年轻单身汉梦寐以求的贤妻代表：忠诚、干净利落、聪慧、脾气温和、善解人意、美丽可爱，还不沾烟酒。她就像苹果派，像美国国旗，像母亲，也像姐妹，像春天，像所有这些一起别在了一条女童子军的绶带上。

“罗莎莉，我爱你。”一天晚上我对她说。

她点了点头。“我也爱你，弗兰克，”她轻声地说，“要不我带你上门拜访一下我的父母，告诉他们我们的事，怎么样？”

她的父母住在洛杉矶的南边的唐尼市。开车过去要花很长时间，半路我们停下，在庇斯摩海滩旁边租了个小木屋。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赶路时，罗莎莉已经不再是处女了。对此我真心感到很糟，我认为自己本应该多为她的贞节考虑，而我非常清楚她很看重这一点。我们沿着海岸线行驶，她坚持我们开她的车，一路上我不停地向她道歉。

罗莎莉贴靠在我身上，笑了笑说道：“不要道歉了，弗兰克。我心甘情愿的。至少，我们可以把那晚算作我们的新婚之夜。”

她的父母都是好人。他们对我热情款待，罗莎莉告诉他们我们准备结婚的时候，他们非常兴奋并热切地祝贺我们。整整两天，我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关于婚礼的筹划，虽然我并没有真正请求罗莎莉嫁给我。

但是我怎么能娶她呢？她以为我是弗兰克・威廉，一个前途似锦的泛美航空副驾驶。我知道我们一旦结婚，我的冒牌身份就无法维持下去。她早晚会知道我的真实名字叫弗兰克・阿巴格内尔，是个二十岁不到的骗子，有着见不得人的过去和毫无前景的未来。我告诉自己，不能对罗莎莉这么做。

也许我可以呢？我有八九万美元的现金，足以维持婚后最初一段时间的开支。如果我告诉罗莎莉我一直打算开家文具店，不想再开飞机了，她可能会相信我的。事实上我根本不想开文具店，但这是我唯一熟悉的正当行业。我还是放弃了这个主意。我继续当“弗兰克・威廉”，而弗兰克・威廉仍然是个逍遥法外的通缉犯。

于是对我来说，这次本来很愉快的拜访就变成了痛苦的煎熬。我觉得我是真心喜欢罗莎莉的，而我也真心想和她结婚，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做。

然而，罗莎莉以为她就要嫁给我了。她的父母也以为她就要嫁给我了。他们开心地忙活起来，把大喜日子定在一个月之后，列出邀请参加婚礼的宾客名单，筹划招待工作，以及其他父母嫁女所需要做的一切事情。我参与了许多讨论，外表上装作很开心，像是对婚礼很盼望的样子，但内心却因内疚而备受折磨，羞愧难当，完完全全地陷入了痛苦中。我对罗莎莉和她父母说，我的父母正在欧洲度假，应该会在十天内回来，他们都觉得应该等我父母回来后，再来决定最终筹备方案。

“我敢肯定你母亲一定很想参与这件事，弗兰克。”罗莎莉的母亲说。

“她肯定很愿意。”我撒了谎，我能肯定的只有我妈一定很想揍我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