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之后的几百年间，西方世界对那个沙漠几乎失去了兴趣。从公元前四二五年38直到二十世纪初，人们的目光始终投向别处。那里一片沉寂。十九世纪是属于大河探索者的时代。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个地球的一隅有了一段短短的后续史，主要是由私人资助的探险队来到这里，然后他们会在伦敦的地理学会开几个小讲座，协会位于肯辛顿地区。做讲座的人一个个晒得蜕皮、神情憔悴，活像康拉德笔下的水手，无论出租车上的礼节，还是公车售票员的俏皮话，他们都有些不适应了。

去地理学会开会的路上，这些人会坐火车从郊区到骑士桥，一副心神恍惚的模样，他们经常迷路，找不到车票，唯一在意的是那几张发黄的地图，还有讲稿——写得很慢、很痛苦的讲稿——放在背包里，这个背包早已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傍晚时分，六点整，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纷纷上路，走进属于孤独者的暮色。傍晚六点，一个平淡无奇的时刻，一个城市人归家的时刻。探险队成员到达肯辛顿，时候还早，他们在莱昂斯饭店吃过饭，走进地理学会，坐在楼上毛利人大独木舟旁的厅里，再看一遍讲稿。讲座八点开始。

这样的讲座每两个礼拜一次。有人做介绍，有人致谢。总结陈词的人通常会质疑或者证明讲座内容的准确性，总是带有相关的批判性，但从不过分。主讲者尊重事实，这一点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即便是主观臆断，说的人也知道把握分寸。

我从地中海边的苏克沐到苏丹的乌拜伊德，这段穿越利比亚沙漠的行程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能呈现很多有趣的地理问题的路线……

在这些橡树木的房间里，人们从来不会提及曾经做了多少年的准备工作，多少年的调查研究，多少年的资金筹集。上一周的演讲人在报告里提到有三十个人在南极的冰雪中遇难。像这样发生在极热或风暴地区的类似损失，每次宣布时都尽量言简意赅。地球的表面以及地球上“有趣的地理问题”，这是眼下的议题——所有属于人的以及经济的行为与这个议题都是南辕北辙。

这个地区的洼地，除了颇多论及的拉扬谷，是否可以考虑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灌溉和排水方面发挥作用呢？这部分绿洲的自流水供应是否正在减少？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神秘的“扎苏拉”呢？还可能发现其他“失落”的绿洲吗？托勒密王朝的乌龟沼泽在哪里呢？

这些问题是埃及沙漠观察协会的会长约翰·贝尔在一九二七年提出的。到了一九三零年代，相关的文章越发审慎。“关于‘哈里杰绿洲的史前地理’所展开的讨论十分有趣，我想就其中的几点补充几句。”一九三零年代中期，拉迪斯劳斯·德·艾尔麦西和他的同伴们发现了失落的扎苏拉绿洲。

利比亚沙漠探险的伟大十年结束于一九三九年。这一年，这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地球一隅沦为战场。

藤蔓交错的卧室里，烧伤的病人可以看得很远。就像拉韦纳的死亡骑士，大理石的身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脑袋靠在石枕上，以便他的目光越过自己的双脚，望向遥远的风景。越过非洲久违的雨水。抵达开罗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日出而作，他们的日落而息。

汉娜坐在病人床边，像个侍从般陪着他走过一段段旅程。

一九三〇年我们开始给大吉勒夫高原绘制地图，寻找名叫扎苏拉的失落的绿洲。刺槐之城。

我们是沙漠里的欧洲人。约翰·贝尔一九一七年就曾观测过吉勒夫。然后是凯末尔·丁。然后是巴格诺德，一路向南直到沙海。还有麦多克斯、沙漠观察协会的沃波尔、瓦斯菲贝伊39、摄影师卡斯帕瑞斯、地质学家卡达尔博士以及伯尔曼。大吉勒夫——那个躺在利比亚沙漠中的大高原，麦多克斯总爱说有一个瑞士那么大——它是我们的心肝儿，高原东西两面的斜坡十分陡峭，北面逐渐往下倾斜。高原在沙漠中横空出世，位于尼罗河以西四百英里。

古代的埃及人认为绿洲以西没有水。那里是世界的尽头。沙漠的腹地是没有水的。但是空旷的沙漠往往埋藏着失落的历史。图布部落和赛努西教团的部落曾经在那里出没，他们知道哪里有水井，这是他们严守的秘密。传言沙漠的腹地隐藏着肥沃的土地。十三世纪的阿拉伯作家曾经说起扎苏拉。“小鸟的绿洲。”“刺槐之城。”在《秘密宝藏》一书40中，扎苏拉被描写成一座白色之城，“雪白如鸽”。

打开一幅利比亚沙漠的地图，你可以看到名字。一九二五年，凯末尔·丁几乎独自一人开始了现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探险。巴格诺德，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艾尔麦西和麦多克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北回归线以北。

我们是战火夹缝中的一个小团体，我们画地图，我们探索，再探索。我们在达赫莱和库夫拉聚会，把那里当成酒吧和咖啡馆。巴格诺德起的名字，绿洲协会。我们知道彼此的秘密，知道彼此擅长什么，有什么弱点。不管巴格诺德做什么，我们都会原谅他，因为他可以这样描写沙丘：“沙丘表面的沟槽和波纹，形似狗嘴上颚的空凹。”这是真实的巴格诺德，他那只探索的手可以伸进狗嘴深处。

一九三〇年。我们的第一次旅程，从杰格布卜向南行，进入沙漠，那里是祖韦和马加布拉部落的保护区41。行程为七天，目的地是塔杰42。麦多克斯和伯尔曼，另外还有四个人。几匹骆驼，一匹马，一只狗。我们出发前，他们讲了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如果旅程一开始就遇到沙尘暴，那是好运气。”

第一个晚上，我们在南面二十英里的地方扎营。第二天早晨我们醒过来，钻出帐篷，五点钟。冷得没法睡觉。我们走到篝火边，坐在火光里，背后是广漠的黑暗。头顶有最后几颗星星。日出还得再过两个小时。我们喝着热茶。骆驼在吃食，半睡半醒，嚼着枣子，连枣核一起。我们吃了早饭，然后又喝了三杯茶。

几个小时后，遭遇沙尘暴。明朗的清晨，不知从哪里就来了沙尘暴。本来清新的微风逐渐变得强劲。最后我们低头一看，沙漠的表面已经变样了。把那本书给我……在这里。哈桑尼贝伊43对这类风暴也有过描写，写得棒极了——

底下仿佛埋着蒸汽管，蒸汽从成千上万的小孔里喷出来。沙粒在跳动，形成一股股旋转着的微型喷射流。随着风力的增强，沙瀑也一寸寸增大。整个沙漠的表面正在上升，仿佛是遵循来自地底下的某种上冲力。鹅卵石状的沙块打在小腿上，膝盖上，大腿上。沙子爬到人身上，直至面部，然后没过脑袋。天空已经闭合，除了最近的物体，什么都看不见，整个宇宙充满了沙粒。

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进。沙子会把任何固定的物体完全覆盖住，如果你停下来，也是一样的结果，被锁在沙子里。永远地消失。一场沙尘暴可以持续五个小时。后来我们有过在卡车里遇到沙尘暴的经历，也不得不继续往前开，尽管什么都看不见。最可怕的是到了晚上。有一次，在库夫拉以北，我们在黑暗中遭遇沙尘暴。那是凌晨三点。大风把帐篷连同固定用的缆索一并卷起，人跟着帐篷往前翻滚，沙子不断涌入，仿佛水涌入沉船，越来越重，越来越窒息，直到一个赶骆驼的人把我们救了出来。

九天里，我们遇到三次沙尘暴。我们错过了沙漠里的小镇，原本想在那里置备必需品。马不见了。三只骆驼死了。连着两天没有吃的，只有茶。漆黑的茶缸，一把长勺，一只玻璃杯，清晨的黑暗中我们互相传递着，茶具发出的叮当声是我们与世界唯一的连结。过了第三个晚上，没有人再说话。重要的只是火和那少得可怜的棕色液体。

我们跌跌撞撞地走进塔杰镇，这纯粹是运气。我穿过露天集市，穿过回响着钟声的小巷，走到卖晴雨表的街上，路过卖步枪子弹的货摊，卖意大利番茄酱和其他来自班加西的罐头食品的小摊，还有埃及棉布，鸵鸟尾巴做的装饰品，街边的牙医、书商。我们仍然说不出话来，每个人走他自己的路。我们慢慢地接受眼前的新世界，好像溺水的人刚刚被救起。在塔杰的中心广场坐下来，吃了羊肉、米饭、耙挞饼，还喝了杏仁牛奶。在这之前我们仪式性地要了三杯茶，琥珀和薄荷味的茶，等了很久。

一九三一年，我加入一个贝都因人的商队，他们告诉我队伍里还有一个我们的人。原来是菲尼罗-巴恩斯。我走进他的帐篷。那天白天他正好出去了，给化石树编目。我环视他的帐篷，一捆捆的地图，他随身带的家人照片等等。正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一面镜子，高高地挂在帐篷壁上，我从镜子里看到那张床。被子下面好像有一团东西，可能是只狗。我拉开那件杰拉巴长袍，下面是一个小小的阿拉伯女孩，手脚被绑着，睡在那里。

一九三二年，巴格诺德结束了他的探险，麦多克斯和我们其他人散布在沙漠里。寻找失踪的冈比西斯部队44。寻找扎苏拉。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我们会一连几个月见不着面。只有贝都因人和我们自己，在“四十天之路”上往返交叉。有沙漠部落的河流，有我一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人。我们中间有德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非洲人——我们所有的人对贝都因人来说都无足轻重。慢慢地，我们成了没有民族的人。我开始憎恨民族。民族、国家使我们变得畸形。麦多克斯死于民族之分。

没有人可以宣布他是沙漠的主人——沙漠是一片沙布，随风飘扬，永远不会被石头钉住，早在坎特伯雷存在之前，早在战争和协约拼画出欧洲和东方之前，沙漠已经有过一百个不同的名字。沙漠中的商队，那些奇奇怪怪的行走中的盛宴和文明，什么都没有留下，连一块篝火的余烬都没有留下。我们中的每一个，甚至那些在远方有着欧洲家庭和欧洲孩子的人，全都希望脱掉国家的外套。这里是信仰之地。我们消失在风景中。烈火与黄沙。我们离开绿洲的港湾。那些有水流过的地方……泉水，小镇，河谷，灌溉渠，汲水吊杆。我不想让我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些美丽的名字边上。擦掉我们的姓氏！擦掉我们的国家！这些都是沙漠教给我的。

还是有一些人想在那里留下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干枯的水道上，或者这个砂石圆丘上。在苏丹西北部、昔兰尼加之南的一小块地方，满足小小的虚荣心。菲尼罗—巴恩斯想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他发现的那些化石树。他甚至想让一个部落以他命名，为此花了一年的时间谈判。结果巴奥肯捷足先登，有一种沙丘以他为名。可我只想擦掉我的名字，还有那个生我的地方。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在沙漠里待了十年，穿越国境，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任何国家，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一九三三年，或是一九三四年。我忘了是哪一年。麦多克斯、卡斯帕瑞斯、伯尔曼、我、两个苏丹司机和一个厨师。那时我们坐A型福特车，车身像盒子一样，也第一次开始用很大的充气轮胎，叫气轮。适合在沙地里行驶，但是也有风险，那就是不知道这些轮胎到了石地和碎岩石地会怎么样。

我们三月二十二日从哈里杰出发。我和伯尔曼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理论，扎苏拉是由威廉森一八三八年写到的三个干河谷组成的。

大吉勒夫的西南部平原上有三个独立的花岗岩地块——阿卡努山，乌维纳特山，季苏山。这三个地块各自相距十五英里。有几个沟壑里的水是好水，不过阿卡努山的水井里的水是苦的，除非是紧急情况，一般不能喝。威廉森说扎苏拉是由三个干河谷组成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明这些干河谷的地理位置，大家认为那是他虚构的。但是在这些火山口形状的山上，只要有一个绿洲，就可以解开冈比西斯部队试图穿越这样一个大沙漠的谜团，解开一战期间赛努西的入侵之谜，一个被认为既没有水也没有牧草的沙漠，这些高大的黑衣袭击者如何能穿越它呢45。这是一个有着几个世纪文明的世界，有成百上千条大路小路。

我们在阿布巴拉斯46找到了经典的古希腊细颈椭圆土罐。希罗多德描述过这样的土罐。

我和伯尔曼在焦夫的城堡里遇到一个长得像蛇的老头——我们在石头大厅里跟他说话，那里曾经是伟大的赛努西酋长的图书馆。他是一个图布人，商队的向导，说着带口音的阿拉伯话。后来伯尔曼引用希罗多德的话，“如蝙蝠嘶叫。”我们跟他聊了一天一夜，他什么都没有透露。赛努西教义——他们的首要信条——仍然是不向陌生人透露沙漠的秘密。

在马利克河谷，我们见到了叫不出名字的鸟类。

五月五日，我爬上一个石头悬崖，从一个新的方向往乌维纳特高原走。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广阔的干河谷，周围刺槐遍布。

地图绘制者一度用爱人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经过的地方，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名字。一个沙漠车队里的浴女，一只手举着纱布挡在身前。一个阿拉伯老诗人的女人，因为她那雪白如鸽的肩膀，诗人用她的名字来描述一个绿洲。兽皮水袋里的水洒在她身上，她用布把自己裹起来，老作家转过身，开始描写扎苏拉。

就这样，沙漠里的男人滑进一个名字，就像滑进一口刚刚发现的水井，再也不想离开这阴凉的包围。我最大的欲望就是留在那里，留在那些绿洲之间。我不是走在一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这里有过突然而短暂的停留——一支十四世纪的军队，一个图布人的商队，一九一五年的赛努西入侵者。在这些停留之间——什么都没有。没有雨水的时候，刺槐枯萎，河谷干涸……直到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之后水突然再次出现。零零星星地发生，零零星星地消失，仿佛穿越历史的传说和谣言。

在沙漠里，最受珍爱的水是那些捧在手心里、送进喉咙的蓝色液体，像一个爱人的名字。吞下的是不存在的。开罗，一个女人白色的躯体蜿蜒着，从床上伸出窗口，用她的裸体迎接暴雨。

汉娜靠向前，感觉到他走神了，她看着他，不发一言。她是谁，这个女人？

地球的尽头从来都不是地图上那些殖民者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推动的黑点。一方面是仆人、奴隶、权力的消长、地理学会的通讯。另一方面，被一个白人首先跨过的河、首先看见的山，其实永远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