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曼常把世界诗歌节跟亚历山大的灯塔做比较，说：“我们是一个启明的先例。”要是说这话的人是我，诗人们准会因为我的傲慢狠狠地揍我一顿，而海曼说什么都行，还能经常把众人逗乐。他对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模仿简直出神入化，一样的口音，天籁般的朗诵。倘若布罗茨基听到，应该也会大笑起来。许多国际国内诗人曾在海曼位于西海大坝的公寓里享用晚餐。公寓建于三十年代，属于新海牙派。地下室从前是仆人的房间。有时他会拿着一堆诗集，躲进地下室尽情阅读。一到夏天，就会坐进种满玫瑰和白色绣球花的公共花园里。

“你得做出选择，是把生命献给诗歌还是冰激凌。”他说这话时，我十八岁。那天我们坐在草坪上圆圆的铁桌前，桌子上摆着一瓶冰镇葡萄酒。

我的父亲是卖冰激凌的，父亲的父亲也一样，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白手起家。他们的大拇指都一样，长满了老茧，又结实又有力。我四岁那年，就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冰激凌，梨子味的。父亲眼里噙着泪说，骄傲地说：“你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冰激凌机器。”我长大了，懂事了，开始剃胡须，谈恋爱，在他的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卖冰激凌的。

我说：“我要打破家族传统。”

“这正是我担心的。”

海曼喝了一口酒，看着我，眼神里透着几丝年轻。他那剃得光滑的脸蛋，一骑车就变得通红。他的头发还留有一丝金色，跟娃娃菜的颜色差不多。他的手时而会穿过那头浅浅的金发。

就跟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似的，海曼突然说：“恭喜你。”说完便笑着举起酒杯。我们举杯庆祝，阳光透过金色的液体。

“幸运仿佛冒失鬼。”

“拒绝害怕的人。”

这是著名的罗马诗人的诗句。那天晚上我待在冰激凌店里，不敢宣布夏天过后要去阿姆斯特丹学英国语言文化的决定。我感觉自己是个叛徒，背叛了父亲、卢卡，还有直到午夜还拿着勺子的母亲。她挖冰激凌弯腰的样子就跟农民收割土豆似的。

在长满了玫瑰和绣球花的花园里，我感受到一种自由，从过去和传统中挣脱出来的自由。看起来我跟传统的牵连算是割断了，不过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事实上那张网还是完整的，只是很薄很薄，几乎到了透明的程度。我永远无法彻底切断那种牵连，只不过那时的我还不知道罢了。就这样，我跟冰激凌店的距离越拉越大。我去大学里上课，搬到了阿姆斯特丹，还在托法尼冰激凌店打了一份工，然而家庭的那张网还是牵连着我的生活。

“去托法尼冰激凌店打工？”父亲大叫起来，“你疯了吗？”

“我需要钱。”

“他们来自巴尼迪鲁卡，是托斯卡纳人！”

大多数在荷兰卖冰激凌的意大利人来自维多或者维纳斯，至少是出自卡多雷山谷地区的，都看不起托斯卡纳人，觉得他们是一群只想靠卖冰激凌来发财的人，从前都以卖画为生。他们只会模仿，冰激凌的质量也不好，至少来自卡多雷开冰激凌店的意大利人都是这么想的。

“他们之所以让你在那里打工是为了盗取我们的配方，简直就是一群贼。”

“我不做，只卖冰激凌。”

“也卖面包吗？”父亲鄙视地问。

托法尼店里除了冰激凌，还有三明治。那家人在阿姆斯特丹还有另一家冰激凌店，在那里还可以买到薯条。在父亲眼里，再也没有比满是油烟味的冰激凌店更糟糕的了。

“他们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有一次父亲坐在饭桌上抱怨托法尼时问，“是打算卖从机器里直接出来的奶油冰激凌吗？”

看来我打工的对象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一群冰激凌界的野蛮人。

卢卡不再跟我说话。我在店里的时候，他就装作看不见我，要不就是躲在厨房里做冰激凌。他得工作，因为我不愿接手这家店。他要让我看到并且意识到这个事实。

只有母亲问我的学习，想知道托法尼家的冰激凌味道究竟怎么样。

“他们的水果味冰激凌不如我们家的，”我说，“不过松子味的叫人无法抗拒。”

大学里的学习跟我预想的完全一样，所有科目都是用英语讲授的。课堂上，老师们用跟海曼一样的热情谈论他们的专业。有时学生们被分成几个小组，一起研究文学作品。有基德的《西班牙悲剧》、马洛的《法斯图斯医生》，还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那一刻，我仿佛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贵族，说话的语气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变得既狂野又崇高。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热爱这个专业的，一个月后有的学生就去了别的院系。

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读英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杰弗里·乔叟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洛伊罗斯和克里希达》。我选择了另一种生活，跟包围着僧人的宁静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会遇到趴在厚厚的书上的年轻女子。一个女孩子坐在我对面，读莎士比亚的悲剧。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莎士比亚就写出了世间最沉重、最伟大的作品《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在海曼眼里，这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戏剧作品，深入灵魂，却没有《理查德三世》中繁杂的服饰和无数叫人迷惑的人名。在《麦克白》之后，莎士比亚还写了几部浪漫戏剧，不过那些便失去了原先作品中的深度。

那是一个金发女孩，小鼻子尖尖的，来自布拉邦德省一个名叫沃雾的小村子。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她就说：“你睡觉的时候怎么动得这么厉害？”

“我梦见我们做的事了。”

她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很纯洁，很年轻。也可能是因为她的小鼻子，和那微微上翘的鼻尖上的雀斑。在伸腰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她不许我出声，因为她的室友已经睡了，墙壁薄得跟硬纸板似的。昨晚我们在一家咖啡厅喝完酒，她就把我领回了家。一开始只喝了一杯，接着就是一瓶。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吃点东西的，然而最终酒赶走了饥饿，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饥饿。

“你来骑车吧。”她说。

我在阿姆斯特丹还没有自行车，去哪儿都用走的。而现在我可以骑在一辆被刷成黄色的女士自行车上，后面还带着个女孩。她的腿悬在车子左边，汽车灯照在反光灯上，好亮。

我在一个书架下面失去了童贞，书架上摆着一本日记，日记两旁分别是叶芝和艾略特的作品。她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十五岁那年，她就失去了童贞，那是个坏男孩。这些是我们早上肩靠着肩醒来时，她告诉我的。那个男孩比她年龄大多了，跟她最好的朋友也睡过。她曾经希望那会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一种只能赐予他人一次的感受。第二次就好多了，是另一个男孩，也住在沃雾，最终选择留在了村里。他有一辆超酷的德国尊达摩托车，头发总竖得老高。

我不敢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做爱，整个上午我们都赖在床上，亲吻，又做了两次。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六，晴天。母亲在店里卖冰激凌，父亲给客人泡咖啡，弟弟把牛奶、糖、蛋黄和磨碎的杏仁倒进汽缸里。

星期天我坐火车回家，脑子里不断想着劳拉的小蛮腰。我亲吻了她，这是一种比自我还强大的欲望。

“你干吗呀？”

我不知道，也没有别的选择，我的心怦怦直跳，就跟有人紧握拳头用力敲门似的。

“好痒啊。”

我亲吻了她身体上最白的地方，直到她轻声细语却异常坚决地说：“我要你进来。”

卢卡看出来了，我敢肯定。当我走进店里时，他刚好拿着一盒几乎成了白色的菠萝冰激凌从厨房里走出来。我们四目相交，他那深色的眼睛仿佛两颗黑橄榄，他肯定知道。这种事有时候是可以看出来，甚至闻出来的。那是一种热气，透着某种现象。有时候我在去国际诗歌节的路上，太累了不想读诗，就会跟自己玩个小游戏：试图去猜谁做过爱。一大早的飞机上是观察的最好时机。那一张张清醒的脸，有的脸蛋微微泛红，还有的女士刚洗过头发。接着再去看那些小小的眼睛和眼睛下面的眼袋。闹钟把他们从熟睡中叫醒。有的人会故意把闹钟早开一小会儿，好在闹钟响了之后再赖一会儿。那些要去上海出差的男人，妻子粘着他们的身体，爬到他们身上。还有那些赶时间的空姐，和不愿放她们走的男朋友。男朋友把空姐的裙子撩起来，从后面进入头发还湿淋淋的空姐的体内。有一次，我在坐火车去机场的路上，看见一个穿着蓝制服的空姐正在擦衣服上的斑点。

我担心弟弟手中的冰激凌会摔到地上，然而他却跟没事儿人似的走向店里，母亲正在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顾客挖冰激凌。弟弟把冰激凌放进透明的柜台里，转过身，走向了厨房。这一次他回避了我的目光。

母亲叫我去帮忙，我点了点头，穿上了围裙。看来今天应该会挺暖和的。

“你是有负罪感才来帮忙的吗？”父亲看见我，问。

“不，我是自愿的。”

“今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就开始做冰激凌了。”

我知道，从父亲睁不开的眼睛和眼睛下面的眼袋我就能看出来。我看到的只是眼睛和眼袋，没有别的，我也不想看到别的。我走到外面，站在一对坐在大太阳下的夫妻的桌子旁，女人说了两次要点的东西。现在已经是夏天的尾巴了，感觉跟春天似的。“心在跳，却不在这里。”这是诗人布罗姆在《春季里的第一天》中的诗句。我想着劳拉，想着那小鼻子上的雀斑和那个小蛮腰。

每次走进店里，都能透过厨房门上的小窗看见弟弟在厨房里忙活。右手握着的冰激凌勺就跟一个巨大的阳具似的。弟弟还没尝过禁果的滋味。

冰激凌店是他的未来，曾经也是我的未来，是一条铺好的路。本来我们会像托法尼的兄弟一样，接手父母的冰激凌店。后来两兄弟有了妻子，其中一个帮另一个开了一家自己的店。我父亲和他的弟弟也有着同样的经历。

天刚黑，我把围裙挂在了一张椅子上。最忙的时段已经过去了，今天生意不错。

“你要去哪儿？”父亲问。

“我跟别人约了一起吃饭。”

“我们一般不是九点才吃饭嘛。”

我们家吃饭的时间一直很晚。我和卢卡先吃，父母再接着吃。一家人就住在冰激凌店楼上。二楼是客厅还有我父母的卧室，我和卢卡住阁楼。

“我得走了。”我说。

“我得工作，”父亲说，“得帮你弟弟。”

父亲卖了一辈子冰激凌，一辈子别的什么都没做。以前没这个可能，又或者是他没那个胆子。不过十八岁的我还不敢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

“去吧，”父亲说，“去找你的那些诗人朋友吧。”

几年后，我用同样的方式走出了一个女人家，去找我的情人。那个女人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我唯一的固定伴侣。没错，那天晚上走出店里时，我充满了负罪感。走过冰激凌店红白条纹的遮阳帆布，准备去迎接夏末的夜晚。那细细的丝网牵连着我，总也割不断。我的胃牵连着冰激凌机器的震动，我的心牵连着厨房里的刀和草莓酱的殷红，我的脑袋里满是维纳斯的家，我的脚仍然能感受到树林和满地的胡萝卜。

海曼已经到了餐厅，每次见面，他都早早地就到了。走进餐厅，就会看见他坐在桌前或者吧台上看书读诗。不认识他的人，没准会以为他没有交流能力，然而事实刚好相反。若是谈话中大家突然安静下来，打破那尴尬的总是海曼。他能讲好多故事，还有诗人们的趣事，某个重要奖项的提名。又或者随便念出几行众人无法理解的诗句。

他注意到了我眼神中的颓废，说：“如果你是我的儿子，我就会把你拥入怀中。”

见我没反应，海曼问：“怎么了？”

我告诉他自己去店里帮忙的事，说：“我感觉自己背叛了他们，丢下了他们。”

我希望他会用几句诗来安慰我，比如一首我还没读过的古老的英国四行诗，诗里道尽我当时的感受。一首感情满满的抒情诗，诗里有月光、将死的大树和一颗空荡荡的心。

“嗨，”海曼说，“这样的感受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一次，我也一样，十八岁，独自一人闯世界。没什么，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无法想象海曼也曾有过我此时的感受。他全身都透露着一种不得侵蚀的气质。孩童时期的他一定很自由，很独立，人人都觉得这是个非常特别的孩子，还试图亲吻过蝴蝶。他从来没结过婚，不过这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不完整的人。他不需要被视为生命终点的婚姻。他有一座很大的公寓，墙上挂满了画作，有些是艺术家朋友送的；还有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便进出的首映仪式和派对。女人崇拜他，世界诗歌节上最漂亮的实习生也为他倾倒。

“只有对诗人而言，悲伤才有意义。”海曼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活得幸福才好。”

他很幸福，我渴望接受他的引导，就像法鲁斯岛上的灯塔，几百年来都在为海员们照明前进的道路。直到现在，每当要做出艰难选择的时候，我仍然会想到海曼。他会怎么做呢？他会觉得这一切的付出值得吗？

“看菜单了没？”海曼问，“他们有扇贝刺身，吃过吗？”

我从来没吃过扇贝。

“其实就是一种牡蛎，”海曼说，“牡蛎吃过吗？”

“也没有。”

“那我们就先点牡蛎。你知道吗？学会如何吃牡蛎就跟学会看书一样重要。”

也许在外人看来，我们就是坐在那张摆着笔挺的纸巾的小木桌前的两父子，也许我的父亲不光嫉妒我，也嫉妒我跟海曼之间的关系。

我们谈论起我的学习来，有几个老师他也认识。

“保罗·德力森！”海曼说，“你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船长吗？他们家很有钱，经常请艺术家雕刻雄伟的雕塑，画出惊人的画作，然后再把它们全都捐献给博物馆。贵族的气息全都体现在了保罗的身上，他的弟弟在匈牙利开了间工厂，做软奶酪，什么味道都有，辣椒，西红柿，还有浓浓的香料味，都卖疯了，虽说味道真的不怎么样。”

我在想到底哪个兄弟更幸福，那一般人都看不见的生活的另一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海曼喝了一口白葡萄酒，接着说：“保罗的妻子叫贝比·布罗姆，真是个好名字！我挺想知道他们还在不在一起。”

海曼时常给自己提问，要不就是指着人群中的一对男女，小声说：“他的老婆能说出不少诗人眼睛的颜色。”

我跟他聊最近读过的作品，聊那些他熟知的诗人，还有那个尖鼻子女孩。

“你恋爱了？”海曼问。

“我也不知道。”

“你还想再见到她吗？”

“当然了！”

他笑了，问：“那你给她念诗了吗？”

“还没来得及。”

服务员端来了第二道菜，是一小块鲻鱼，在汤里游泳。除此以外还有羊耳朵，一种用黄油、柠檬和龙蒿组成的调料。服务员在介绍这些菜的时候一点也不打顿，熟练极了。跟接下来上的菜一样，这些菜的味道好极了。这就是海曼的世界，闪闪发亮的蜡烛，精美的菜肴，一个随身带着的雪茄盒，还有饭店里插着各种鲜花的大花瓶。

吃完饭服务员帮我们穿好外套，说：“海曼先生，再见。”

“再见，马塞尔。”

我们站在路边，我很高兴，可能是因为刚刚下肚的葡萄酒。海曼是走过来的，我骑车。我好想拥抱他，看见那个服务员站在门口，望着我们。

那个拥抱等了好多年，突然就来不及了。一开始他只是声音沙哑，嗓子疼，一年半后才确诊，得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随之而来的还有抽筋和肌肉颤抖。海曼有时掐着小腿，脸上写满了疼痛。医生除了给他注射肌肉软化剂，别的什么也做不了。预计他最多能活三年，还不包括确诊的那段时间。

我依旧去他的公寓里看他，站在那扇面对着花园和大树的窗户前。他坐在轮椅上，叹息着那些已经无法说清的词句，就连下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确诊，他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身边的人。海曼说：“这病治不好了，只会不断恶化。”也许这比死更让他无法接受。

海曼生命的寒冬来得就像一场暴风雪。肌肉不断萎缩，大脑传送出来的信号无法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最先瘫痪的是腿，然后就是手臂，生活已经到了无法自理的阶段。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没有打领带的海曼。一个苏里南护士负责照顾他，兴许是她不知道该怎么打领带结，又或者是她不知道海曼有打领带的习惯。海曼说不了话，没办法告诉她。

他完全说不出话来了，那朗诵了无数首诗的深沉动听的声音就这么消失了。背诗不仅仅是他的才华，也跟原则有关，跟信念有关。孩子们在学校里背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海曼认为那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那些诗人，和他们笔下的诗句是海曼生活的基础。虽说那些诗他已经朗诵不出来了，却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的精神并没有被疾病侵袭。当他看着窗外时，诗人们便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眼前经过。有湖畔诗人、济慈，还有狄金森，那些润滑的词句和好多别的名字：聂鲁达、米洛斯、里尔克。啊，里尔克的作品《先生：时间到了》是多么安抚人心啊！

一个没有诗歌的生命便缺失了几分美好。

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海曼，跟他谈我博士论文的进度。我大学毕业后，便去进一步研究那些从来不透露姓名、也不露面的诗人和作家。可是我写不下去了，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在找什么。我不再去大学，也已经有两个月没碰论文了。

海曼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那是一双苍老的眼睛，然而海曼永远不会成为那个老人。要是他能讲话，会说些什么呢？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呢？他肯定会提出非常英明的建议，要不就是能贯通一切的道理。会好的，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我得笑看人生，时而点头，时而热泪盈眶，泪珠从眼眶里落下，最终慢慢地落进了嘴里。

来看海曼的人很多，大多是女人。她们带来鲜花，插进花瓶里，还为他梳头，帮他系上领带，搀他坐进轮椅，推着轮椅去公园或者码头走一圈，巨大的轮船停靠在码头，马达声轰轰作响。那些女人穿戴讲究，有的四十几岁，有的明显比海曼年轻，我不知道她们跟海曼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经常想问他，有时候在餐厅里，有时候在深夜的咖啡厅里：“你究竟有多少个女人？”不过他从来不谈论这个话题，所以我怀疑他是否愿意揭晓问题的答案。

他走后的几个月，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在海曼无法动弹的日子里曾经帮他梳头的女人。她走向一群孩子，张开双手，手里捧着好些栗子，犹如闪亮的珠宝。孩子们总是挑最大的。除了孩子她也给成年人，比如在她眼里孤独的女人和跟她一样有着几分神秘感的男人。我注意到她的连袜裤是藏青色的。她是海曼的情人吗？海曼曾经追求过她吗？她留着一头灰色的卷发，脸庞的颜色较深，散发出一阵暖意和年轻的气息。我试图想象：在海曼家里，说得具体些，在他的卧室里。海曼坐直了身子，背后垫着一个枕头，正在为她念诗，这是那一天他念的最美的一首诗。

我想邀请她去喝杯咖啡，又觉得不大好。那是一种对潜规则的亵渎，被带走的东西就不应该再追问下去了。当她发现我在看她时，便把一颗栗子塞进了我的手里，我也欣然接受了。

海曼在世的最后几天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几天，他消瘦无比，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虽然他已经放弃了活下去的念头，还是要鼓足精神，时间一点点地将他瓦解。在那漫长、寂静的时间里，一切都在眼前掠过。他有着灿烂的不平凡的一生，充满了和诗人、女人、艺术和无尽的夜晚的邂逅。这一切造就了如今的他，宛如一瓶珍贵的美酒。可是酒瓶被打翻了，酒洒了一地。这样的结尾一点也不符合故事的发展，似乎是出自另一部作品里的一个章节。

我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无力，也许已经失去了知觉。有的女人曾抚摸他的脑袋，手指穿过那一头银发。那位护士却从来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爱慕之情。她负责给他洗澡，帮他换上干净的衣服。也许在最后的几天，他曾想着美国诗人艾德文·安玲顿·罗宾森。罗宾森曾让他的家人把床搬到室外去，好在璀璨的星空下死去。我把他揽在怀里，终于抱住了他，抱得很紧很紧。我想留住这一刻，同时也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两天后海曼脑梗塞，那一刻一切都过去了，完结了。他那璀璨的一生和痛苦的煎熬都结束了。她的姐姐继承了他的房子和财产，我之前从来没见过她。他在遗嘱里也提到了我的名字，把所有的藏书都留给了我。我租了一辆小货车，在一个飘着毛毛雨的星期一把那些最为宝贵的财富全都搬到了冰激凌店的阁楼上。

父亲和弟弟都来帮我搬箱子。

父亲说：“我帮忙只是因为下雨的关系。”

卢卡什么也没说，一次搬两个箱子上楼。我看到了卢卡的强壮，又或是诗歌轻如鸿毛。

几年后，我再次见到他。骑在自行车上的卢卡和我打了个照面，飞快地从我身边掠过，应该是去赴约。远远地，我就发现了相似之处，接着那身影越来越近。当我们靠近彼此时，卢卡便和海曼融为一体，两人都四十几岁，都有着红红的脸庞和灰金色的头发，都不知道有一天命运会跟他们开一个怎样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