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的走廊里挂着一个醒目的印第安头饰，上面粘着老鹰羽毛，老鹰是世界上最大最强壮的鸟。头饰是太爷爷从美国带回来的。到达克林顿城堡后，他和一群移民聚在一起，还参与建设一座摩天大楼。也许大楼还在，却没人给那座装了无数个窗户的大楼起个名字。在这之后他还跟一群意大利人一起去了北方铺铁路、砍木头，把木头一块块铺好。铁轨越修越长，最终消失在远方。然后呢，画面就越来越模糊。到了怀俄明，太爷爷开始放牛。那些牛一个个都长着大大的脑袋、坚实的犄角、棕色的粗糙的长毛。在我的印象里，太爷爷是在放牛的过程中遇到黑足印第安人的，那时他们在南达科他州定居了下来。神话般的酋长红云在拉勒米堡条约签订后便把自己的人带到了那里。头饰里的每一根羽毛都代表了与异族抗争的勇气，比如波尼人、克罗人，还有之后的殖民地统治者。白色的羽毛宛如雷电，然而那一次次失而复得的土地，最终还是落入了别人手中。

当太爷爷回到意大利北部的山里，遇到第一个人时，他说：“白色的面孔，您好。”这个场景被世人传了一代又一代。

我那跟太爷爷同名同姓的父亲经过印第安头饰，走向了地下室，地下室已经被重新翻修过了。父亲打开灯，灯光从水泥磨反射到钻柱上，经过无数个螺丝刀、钥匙、扳手、钳子和挂在墙壁上的钩子，照在凿子、刷子、砂光机和工作台上。这简直是一个藏宝室，是父亲一生的成果，又或者说是对他一生的报复。他卖了57年冰激凌，其实最想成为的还是发明家。

我的爷爷是个很古板的人，不相信他儿子的梦想和志向，但他需要父亲去冰激凌店里帮忙。父亲十五岁那年，就骑着一辆冰激凌小车穿梭于鹿特丹的大街小巷。“有时候冰激凌融化得比卖得还快，”过去每当我们抱怨工作辛苦时，他总这么说，“一天下来准是腰酸背痛。”

到了冬天父亲就去卡拉佐的工厂里干活，用大块的钢铁做出螺母和螺栓。他眯着眼睛，黑色的鞋子踩在满是扳手的地上。每年他都用挣来的钱买新的工具，从日常物件开始，倒也不算夸张。然而当他接手爷爷的冰激凌店，开始自己挣钱的时候，就买下了人生第一批用来钻、磨、碾、锯的机器，那些大声吼叫的“怪兽”都配有大大的工作台。不过他也会买可爱的活动扳手和手表工匠及雕刻家使用的微型工具。只要没有的，就会买下来，比如七英寸钉、螺帽、锁紧螺母、压铆螺母、右旋螺丝、左旋螺杆、双螺杆、无尾螺杆、盲螺栓。

有一次一个卡车司机出现在门口，是从贝鲁诺的钢铁工厂里被派过来的。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螺栓。父亲听他描述螺栓的样子就跟小孩子听神话故事一样。听完了，父亲就把他带进地下室，打开灯，藏宝室尽显光芒。卡车司机的瞳孔迅速地膨胀起来，看着眼前的情景，完全摸不着头脑，要知道那时候工具的数量也就是现在的一半而已。现在车库里也堆满了那些闪闪发光的工具。

一般来说父亲是不会把自己的收藏展示给别人看的，那是因为没人能够理解他的行为。大多数人会以为这是一种病，然而卡车司机却感慨起父亲的财富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卡车司机说。

这样的收藏，除了父亲的这个地下室，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父亲在几个金属小盒子里翻了翻，几分钟后拿出了一个螺栓。

“没错，”一开始司机只说了这两个字，后来却热泪盈眶地说，“没错，真是不敢相信，居然叫我找到了，就是它，真的是它，这个螺栓……”

那一天成了卡车司机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也许对父亲来说也一样。

当母亲不让买新的钻孔或者打磨机器的时候，父亲就会把这个故事搬出来。

“没人理解我，就连我的老婆也一样。”

有一次母亲给父亲下了最后通牒，说：“爸爸，你要是买，我就不跟你过了。”

结果父亲还是买了，母亲也没有离开他。当时我和弟弟无法理解母亲的决定，我们还小，对婚姻知道的还很少，包括那些威胁、妥协和厮打。对于父亲的收藏，母亲再也没说什么，不过额头上的皱纹却越来越深，就跟被凿子凿出来似的。

父亲把现有的生活当作买工具的借口。他从来没有想成为一个卖冰激凌的人，也从来没想接手父亲的冰激凌店，不过这两件事都发生了。

“整整五十七年我都没好好过过夏天了。”退休后，父亲经常唠叨这句话，说完便打开一个装着水平仪的盒子或者一把收藏里缺憾的锯子。

大半个世纪都没有长长的、阳光灿烂的夏天，没有初夏，没有仲夏，没有闷热的夏天，也没有凉爽的夏天，没有甜甜的、忧愁的夏天，也没有海边的夏天。这是父亲的抱怨之歌，也是他用来说服自己和他人的口头禅。

我曾经无数次与他进行过毫无结果的讨论：“为什么你就不去做点别的事情呢？”

“这不可能。”

“一切都有可能。”

“不，从前跟现在不一样。”

“你就应该选择自己想走的路。”

“那条路已经给我铺好了，”父亲说，“就在我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却来到了这个世界。”

父亲总把他卖冰激凌卖到七十二岁的这个事实怪罪到我的头上来。

“你被那些诗歌圈的朋友游说后，我就不得不去叫卢卡来帮忙了。”

“我没被游说。”

“那就是被洗脑了。”

“那叫热情。”这句话听起来比我想表达的意思听起来戏剧化一些，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也找不到其他词了，于是接着说，“就跟你爱电锯一样，我爱的是诗歌。”

“你就是被洗脑了。”

父亲指的是世界诗歌节的工作人员，有当时的董事、董事的编辑，还有漂亮的女实习生。诗歌节的办公室就在冰激凌店对面。夏天下班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来店里吃个冰激凌。董事早上也会来，只要店门开着，店里没什么人，他就会来喝杯咖啡。董事名叫理查德·海曼，长着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说话的声音很深沉。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诗集，摆在桌上翻阅，时不时喝一口咖啡。

我已经不记得给他送咖啡的时候他看的是哪本诗集了，只知道那本书缺了封面，侧面是红色的。那印着金色字母的深红色，伸手去摸就能感觉到字母的凸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看出真正的美好，孩童时期是看不见的。这并不是说那时候美不存在，只是会被忽略而已。我回想着看到那酒红色诗集上发亮的字母的第一刻，就在那一刻，美这个概念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经常看到顾客坐在外面的太阳伞下或者店里的小桌前阅读，一般都是在看报纸，也有女性读者拿着封面狂野的口袋小说。他们一边看，一边用极慢的速度吃香草、榛果或者巧克力味的冰激凌。

“您的冰激凌都化了。”有时候父亲会在柜台后面提醒他们。

只见一个女顾客抬起头，脸涨得通红，就像父亲看透了她的想法似的：那些荡漾于字里行间的火热的画面。

理查德·海曼看的那本书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那年我十五岁，在家乡的一所语法学校读中学，不过整个暑假都待在鹿特丹，啊，终于又见到父亲和母亲了。当我站在他身边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完全沉浸在诗歌中。

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仍在试图回想那些金色的字母。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致乌拉尼娅》还是菲利普·拉金的《高窗》？是安娜·安和木托法的《最后的玫瑰》还是保尔·克兰的作品合集？我无法再去追问，他已经穿过河流，带走了一切的回忆。

“您好，要点什么吗？”我问。

他惊讶地抬起头，就说了一句话：“不好意思。”同时那双蓝色的眼睛试图往店里看，又接着说，“您是不是已经在这儿等好久了？”

还从来没有一个顾客称我为“您”呢。这个词跟他很配，不过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那时我发现他之所以这么迷人，他看起来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一个他深爱的诗人的时代。比如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瑟斯。当然还有雪莱、济慈和拜伦。

他又点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

第二天，另一本诗集出现在桌子上，我决定不去问他要点什么，就直接给了他一杯意式浓缩。让我惊讶的是，他停了下来，抬起头，对我说：“您真是太客气了。”接着眼神又消失在诗集里。

过了一个月我才敢问他读的是什么书。

“这个，”海曼回答道，“是一些现代的、叫人无法理解的诗歌，偶尔才会出现清晰可懂的句子。你要看的话，我还是给你推荐些别的吧。”

他邀请我跟他坐到一起，于是我便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刚坐稳，他就开始朗诵雪莱的自传诗歌《心之灵》。一开始用的是英语，后来转到荷兰语的译文：“我不是统治者，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人们不可以同时拥有几个爱人，要懂得回避旁人的诱惑。”他一边朗诵，手一边跟着摆动，好像拥有一整个大厅的观众似的。店里的顾客纷纷投来目光。母亲正在给一个小女孩挖冰激凌，也转过头来。“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爱人；灵魂也如此，只容得下一个想法。一生只有一个目标的人，便失去了永生的机会。”朗诵完后，海曼用那双水汪汪的、苍老的眼睛看着我。

仿佛有什么东西从那些诗句中冉冉升起，啊，是一阵香味。

我无数次地问自己，他为什么偏偏选了这首诗，为什么是《心之灵》中的这几句。同时又想，如果我要向人们展示诗歌的美好，应该选哪一首呢？该从哪里着手？有好多老师在向学生介绍人生的第一首诗歌时，就让学生望而却步。还有更糟糕的，有的学生会因此一生都憎恶诗歌。选择那么广，其实就只有一个可能。对每个人而言都有那么一首合适的诗，老师们就不该在教室里统一朗诵。

海曼问我觉得那首诗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时的我还很年轻，都还没变声呢，又能说些什么呢？说我的生活会发生变化？说我会对几百个女人敞开心扉，她们都将成为我生命中的爱？还是那首诗已经起了作用？在我发觉之前，万物之门已经打开了一个小缝？不过有时候想想，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海曼打破了沉寂，开始讲述雪莱的英年早逝，三十几岁的他就离开了人世。在名叫唐璜的帆船淹没后，雪莱也淹死在莱瑞希湾里。几天后，被冲到马沙和维亚雷焦之间的沙滩上。人们发现在他的水手裤袋里还装着一本约翰·济慈的诗集。那些诗歌连同他的躯体一同在沙滩上燃烧起来，那是个瘟疫和霍乱横行的时代，所有冲上岸的东西都要被大火吞噬。灰烬被埋葬在罗马庄严的英国墓地里。城墙边那片绿色的草地，微风轻轻地荡漾在树叶之间。三年前，他的小儿子威廉也埋葬在了那里。海曼说：“雪莱的心并没有被烧死，而是回到了他的妻子玛丽身边。”在玛丽1851年去世后，人们在她的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找到了那颗不死的心。看来心化作物，全都写进了《阿多耐丝》这首诗里。

再待一会儿，再跟我说一次话;

亲吻我，不要停下;

在我那无心的胸和燃烧的头脑里，

因为那个词，那个吻，所有的想法都将存活下来。

那颗没有烧死的心在他的儿子珀西·佛罗伦萨死后被一同埋在了伯恩茅斯，玛丽也葬在那里。那时，他的情人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已经去世了，根据她的遗愿，人们把她跟雪莱送的一条围巾葬在了一起。

在成为世界诗歌节的董事前，海曼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教英国语言和文化。此前，在斯坦福大学也待过一阵，校园里有好些低矮的建筑和高大的皇帝树，松鼠们经常噌的一声爬上树顶。那时海曼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女学生，女学生的爸爸是一位著名的律师。连州长也请他去立遗嘱，大学校长请他制定各种规定。尽管有着良好的名声和同事们的景仰，海曼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这是他人生中唯一走错的一步，然而他自己并不这么看。每当想到加州，他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爱慕之情，想起那漫长温和的夜晚和永不知疲惫的太阳。她叫娜塔莉，有着一张美丽的面孔，脖子上戴着一根细细的项链。项链上挂着一个小蜜蜂，海曼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她父亲还是第一个男朋友送的了。

然而，他从不会忘记，一个诗人比任何人都熟知诗歌，并且无法想象没有诗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胡说。”我父亲说，“没有诗歌照样可以活得很好，我这不是已经活了四十年了。”

海曼的意思是另外一种生活，一种并不那么美好的生活。他在说那些话时毫不犹豫，却丝毫没有贵族的架子，就像从前叫病人多吃橙子的医生，诗歌能够丰富人们的生活。在大学课堂上他也是这么讲的。站在讲台后面，双手跟着嘴里的辞藻不停地挥舞。

他能用五种语言来引用诗句，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和拉丁语；不管是哪个诗人，他都能讲出一段趣事来。

“查理斯·波德莱尔把头发染成了绿色，还在派对上跟大伙儿说小孩子的脑子吃起来有核桃的味道。

“热拉尔·德·内瓦尔在皇家宫殿里养了一只系着蓝丝带的螃蟹，还常常带着这只螃蟹出去散步。

“当安娜·阿赫托娃被秘密警察监听后，就开始在卷烟纸上写诗。访客把诗记熟后，她就一把火烧了那些纸。

“没有人做的大蒜汤比约尼·范多恩的味道更浓了！汤里足足有四十瓣大蒜，喝了这汤，就能抵御抑郁症、消化不良、皮肤疹子、月经不调和眩晕。

“艾德文·安玲顿·罗宾森让家人把床抬到星空下，好在那里死去。”

我父亲十五岁时就骑着小车在街上卖冰激凌，而我却在听诗。海曼来到店里的那些日子，每天都给我上关于诗歌的课，从伊索到康纳里斯·巴斯提昂·范德拉格尔。就这样，我开始鸟瞰这个诗歌世界，越来越期望在那个充满了秋日的气息、平静的湖面、白色的花朵和广阔的海洋的世界里轻轻地着陆。

“好了，够了够了，”每天早晨父亲都会说，“是时候工作了。”

刚开始他还微笑着跟海曼打招呼。那时我们刚买了一台咖啡机，是意大利名牌，有着跟跑车一样的流线形。咖啡机是从米兰运过来的，吸引了不少住在鹿特丹的意大利人的目光，一个个都称赞咖啡机的外观，尤其是意式浓缩咖啡的香味。

“真是美味啊。”

“太完美了。”

有人甚至还闻出了咖啡中的玫瑰花香。相比意大利人，荷兰人就没那么积极了。第一个喝意式浓缩的荷兰客人惊讶地看着咖啡杯，问：“这是什么？”

“意式浓缩。”

“可是杯子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啊。”

“意式浓缩就是这么喝的。”

“我几乎都能看见杯底了。”

一个星期后咖啡机旁边多了一个小桶。要是有人抱怨咖啡的性价比，父亲就说：“您可以免费喝杯水。”

只有海曼跟意大利人一样喝意式浓缩。他享受其中，仿佛一首短小的诗，比如俳句。

父亲总是满怀热情地欢迎他，直到一个月后我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那些诗句宛如长鸣的警笛。奥德赛把自己绑在了船的桅杆上，父亲觉得最好能把我拴在冰激凌机器上。

“就凭诗歌是活不下去的。”父亲说，“你没看见他身边的那些诗人跟苍蝇似的围着他转吗？”

有时候海曼跟几个诗人一起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每次都是他掏钱。

“看，那个男孩的鞋子用胶带粘着，”父亲轻声说，“看见没啊？”

或者：“要是海曼不在，我早就把他们当作流浪汉从店里赶走了。”

海曼从来不会看不起人。他的西装是手工定制的，几乎每天都打着领带，然而他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百姓，就跟莎士比亚的父母一样。莎士比亚的父亲曾经是个鞋匠。海曼对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来自洋葱面包的香味。每个星期六家里就会吃洋葱面包，母亲总是吃最小的那块。他并不位于其他诗人之上，他景仰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海曼看来，想要成为诗人，只有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别的品质，然而具体是什么却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既和隐居、坚持，也和与事物之间的距离有关，是一种与占有之间的距离。一张桌子、几张纸就够了。就跟和尚一样，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有些诗人没能坚持下去，酗酒，吸毒，还有的选择了自杀。这样的人很多，海曼就认识两个。他们走的时候年龄比雪莱还小。

我从来没想成为一名诗人，因为我的血液里没有诗人的才华，那种万物皆会为之让路的圣境。早些年我也试过，曾经被叹息的灵魂和伟大的死者的语言感触，写了三首诗，其中一首是十四行诗，和皮特拉克的风格一致——《沃克吕兹的天鹅》。然而我的十四行诗比较抒情，成了威尼斯的天鹅。不过并不是拥有迷雾的早晨和看着平静湖面的狮子的湖城，而是有着如彩虹般色彩斑斓的香味四溢的冰激凌店。

尽管如此，每年至少有两次，我还是会以诗人的身份被邀请到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参加一些重要的诗歌节，有时我还会出现在海报上。我的名字曾经多次出现在各种小册子里，那时我便成了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著名荷兰诗人。我的作品一方面以宏观的人文视角而著称；另一方面，我擅于玩味死亡、体察死亡的细微感觉，并将这二者结合。

许多诗歌节的董事都是诗人，都很想在那个最有声望的世界诗歌节的舞台上“演出”，把这看作一种交易。几年前我曾因此跟一个以色列的诗人吵了起来。他给我打电话，说很想在鹿特丹朗诵他的诗歌，觉得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你说不行是什么意思？”他气愤地问。

“我从不约当董事的诗人。”

那个以色列诗人是莎尔国际诗歌节的董事，诗歌节的重点落在希伯来和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对话。世界各地著名的诗人都会去参加，是个对诗人而言非常重要的诗歌节。

“我也会请你来参加我组织的诗歌节的。”他说。

“我不愿意。”

“我让你上主场。”

“我不是诗人。”

“你不是写过几首诗吗？”

“那些我不想朗诵，就算拿枪指着我也不想。”

电话那头没了声音，一会儿，诗人接着说：“我参加过好多诗歌节，比如麦德林、柏林，还有斯特鲁加。”

也许麦德林、柏林和斯特鲁加诗歌节的董事们也曾经在特拉维夫朗诵过自己的作品，不过这句话我并没有说出来。

“等你不做董事了，我会再考虑。”

以色列诗人恼怒地挂了电话。最近，他又打来电话，兴奋地说：“我不做董事了，现在你可以邀请我了吧。”

我告诉他，如果我们欣赏他的作品，他自然会收到邀请的。

“这么说，如果我没有收到邀请，就证明我的作品不够优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诠释方式，不过对大多数诗人而言，这样的说法是不被接受的。

以色列诗人再次恼怒地挂上了电话。

自从我担任世界诗歌节的董事以来，就时常收到诗人们气急败坏的邮件，他们都感觉自己受了忽视。在诗歌节的现场我也被指责过。当然，诗人们的社会地位有时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你为什么想来参加世界诗歌节？”这是我经常问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

“你为什么觉得世界诗歌节这么重要？”

“重要的不是诗歌节，而是我。”

我试图从自己的角色来解释，世界诗歌节之所以隆重，就是因为不是每个想上台的人都能如愿的。这种独立的地位叫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没有赞助商，没有市长、大使馆和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也没有干涉节目单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