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天，刚满十八岁的米娅·赖特从伯特利帕克高中毕业，前往纽约美术学院就读，此前她从未离开过宾夕法尼亚，离家时她带走了两只行李箱和弟弟的爱，却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
直到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她才告诉父母自己申请了艺术学院。当然，父母对此早有预感，因为她从小就对那些别人根本不会注意的东西着迷。“整天就知道胡思乱想，”她母亲经常这样说，“坐在婴儿车里时候，你会望着外面的草坪出神。在浴缸洗澡时，你会拿两只杯子，舀着水倒来倒去，如果我不叫你，你会这样玩上一个小时。”米娅记得，婴儿车里的她是在观察青草的嫩叶，它们摸上去像天鹅绒，而杯子边缘的水流会被切断成水滴。她发现每种东西的形态都能变化，在清晨的阳光下，后院里的两块大石头有时会变成泛着白光的“银块”。她读过的书里面，每条河流都有一位河神，每棵树都有树精，每个老太太都是法术强大的仙女，每块鹅卵石中都包裹着一个迷失的灵魂。总之，任何事物都有变形的潜力，她认为这是艺术的真谛。
似乎只有弟弟沃伦理解她看待事物的古怪方式，而且这种理解自他出生前就开始了。母亲怀着弟弟的时候，米娅会拿一根手指敲敲母亲的肚皮，对着他说话：“我的宝贝。”沃伦会在里面踢腿回应。和母亲去杂货店买东西，米娅会指着她的肚子告诉店里的陌生人：“这里面是我的宝贝。”沃伦出生，父母抱着他回到家，米娅立即宣布弟弟归她所有。
“我的小鹌鹑。”她这样叫他，不仅因为“沃伦”这个名字拗口，还因为这样叫很适合他，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只警觉的小鸟，喜欢歪着脑袋，两只眼睛又亮又专注，在房间里搜寻她。他哭的时候，她知道用什么玩具能够安抚他。他不肯午睡，她就躺在他旁边，把毯子团成鸟窝的样子，给他唱歌，拍着他的小脸，直到他睡着。他从单杠上摔下来，会首先哭着找米娅，米娅拿出碘酒和绷带给他包扎。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他妈妈。”他们的母亲曾经说，半是抱怨，半是叹服。
他俩还有彼此间的秘密语言：出于连他们自己也已经忘记的原因，姐弟俩把黄油叫作“奶酪”，把栖息在树梢的鹩哥叫成“冰鸟”。“别告诉法国来的人。”向沃伦透露某个秘密之前，米娅会如此含蓄地提醒他。沃伦的回答则总是这样的暗语：“连野生长颈鹿都收买不了我。”
后来，十一岁的时候——即将满十二岁——米娅爱上了摄影。
沃伦那时刚刚十岁，不仅喜欢上了运动，而且已经变得十分擅长。他夏天时打棒球，秋天玩橄榄球，冬天打冰球，篮球则是从事三种项目之间的调剂。虽然他和米娅依然很亲密，但他经常需要拿出许多时间来搞训练，所以米娅自然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兴趣。
在镇上的旧货店，她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台老式的柯达布朗尼相机，闪光灯和颈带已经不见了，但店主保证相机还能用。当米娅掀开银色的镜头盖，看到整座店堂都收进了取景框的时候，立刻想将它据为己有。她拿出小猫储蓄罐里存着的零花钱买下了它，然后带着相机四处转悠。但她只听从直觉来拍照，从来不按照说明书上的建议使用它，还给柯达公司出版的书《怎样拍摄好照片》写信提意见。她用母亲的旧丝巾做了一条颈带，将相机挂在脖子上，开始到处拍摄奇怪（至少她父母是这么觉得的）的照片：倒塌的破房子、生锈的汽车、丢在路边的垃圾。“你拍的东西真有意思。”有次为她洗照片时，冲印店的店员告诉她，那一次她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拍了三张照片，拍摄对象是一只躺在人行道旁的死鸟尸体，店员时常怀疑这个赖特家的女儿脑子可能有点儿毛病。
但对于米娅而言，摄影只是她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她很快又对改造照片产生了兴趣，比如把墨水和洗衣液之类的东西涂抹在上面观察效果，还会用相机给改造过的照片再次拍照。布朗尼相机都具有虚化拍摄的功能，也有避免多重曝光的快门锁——说明书认为，这个功能给使用者提供了便利，你只需要看着取景器，按下快门，就能得到一张照片。可米娅偏偏喜欢玩花样，她喜欢从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取景，还会用半透明的蜡纸遮住镜头，她尝试过在大雾和暴雨中拍摄，也会跑到烟雾弥漫的保龄球场休息室里寻找素材。
“浪费钱。”当米娅带着一沓又一沓的或模糊或清晰的照片回到家时，她的母亲如此评价女儿的爱好。
随着经验的积累，她开始精通拼凑照片之道：该怎么拼，不该怎么拼，何种程度的夸张与扭曲才算是恰到好处。虽然当时她尚未意识到，但所有这一切练习都是在为她将来成为独一无二的摄影师作准备。一筒胶卷只能拍十二张照片，她学会了谨慎构图，相机没有光圈控制和自动对焦，她学会了以创造性的方式操纵镜头和摄影对象。
赖特家的邻居威尔金森先生住在附近的小山上，他发现米娅有时会一连几周带着相机在附近游荡，不时地拍拍这个，照照那个。米娅和沃伦只知道威尔金森先生是个玩具采购商，他的工作是参加各种玩具展销会，研究参展的商品，给总部打报告，指出哪些玩具有商机。每隔几个月，威尔金森太太会召集邻居家的孩子们，把他积攒的玩具样品分发给他们。这些玩具都是精品：制作圣诞装饰的模具套组、土星花纹的弹力球、戴头巾的金发娃娃、一盒装在小拇指大小的玻璃瓶里用于调配的香水。“这是为了清理我家的地下室。”威尔金森太太笑着说。她会保证每一个孩子都分到点什么，哪怕是只悠悠球。威尔金森家的儿子那时已经长大成人，住在马里兰州的什么地方，不再需要玩具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是米娅对威尔金森先生的唯一印象：介于马可·波罗和圣诞老人之间，喜欢用宝藏填满他的家。但是在她刚过完十三岁生日不久，一天下午，威尔金森先生站在他家的前廊里，一脸严肃地叫她过去。
“我发现你在这一带晃荡了快一年了，”他说，“我很想知道你究竟都在干些什么。”
米娅吓了一跳，第二天早晨，她把一摞照片带到威尔金森先生家去。除了沃伦，她从没把自己拍的东西给别人看过，沃伦自然会夸张地表示赞美，可威尔金森先生是个成年人，她几乎不认识他，他也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地赞赏她的作品。
米娅按响威尔金森家的门铃，威尔金森太太领她走进书房，威尔金森先生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用一部奶油色的打字机打字。看到米娅进来，他把搁打字机的架子一转一拉，折叠起来推进书桌里面的小柜子，打字机仿佛瞬间被书桌吞进了肚子里。
“好了，”他把挂在脖子上的半月形眼镜架到鼻梁上，米娅紧张得膝盖打战，“我们来瞧瞧。”
原来，威尔金森先生本人就是个摄影师——但他更偏向于风景摄影。“我不喜欢风景照里出现人物，”他告诉她，“比起拍人，我更愿意拍树。”每次出差他都会带着相机，抽出旅途中的半天时间进行探索，他从一只文件夹里掏出一沓照片：黎明时的红杉林、河流蜿蜒穿过露珠晶莹的草地、三角形的湖泊一隅探入远方的深林……米娅意识到，威尔金森家走廊里挂的那些照片全部都是他的作品。
“很敏锐，”威尔金森先生说，“你有出色的眼光和出色的直觉。看到这张了吗？”他点了点最上面的那张照片——沃伦坐在一棵梧桐树的矮枝上，背对镜头，在天空的大背景上留下逆光的剪影，“这张很不错，你是怎么学会构图的？”
“我不知道，”米娅承认，“我只是觉得这样做才是对的。”
威尔金森先生眯起眼睛审视另一张。“很好，保持下去，相信你自己的眼睛。”他又翻出一张照片，“看到这个了吗？你想抓拍那只松鼠，对不对？”米娅点点头，当时松鼠沿着篱笆顶部向前跑，弯曲起伏的体态和灵动的尾巴让她看得着了迷，毫不犹豫地按下快门，但拍出来的效果很模糊，对焦在篱笆上，而不是松鼠，松鼠反而变成了模糊的一团。米娅想知道威尔金森先生是怎么猜出她的意图的。
“我觉得就是。你需要更好的相机。你那台更适合初学者或者生日派对和圣诞节的时候用用，不适合你。”他敞开柜子，在一堆旧外套和肥大的连衣裙里翻找起来，“因为你想要拍出真正的照片。”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只盒子，“所以需要真正的相机，而不是玩具。”
那是一台尼康F，银黑相间的小巧机身，拿在她的手里却结实沉重。米娅摩挲着机壳上的纹路：“可我不能要。”
“我不是送给你，而是借给你，你想不想要？”不等她回答，威尔金森先生就拉开书桌上的一只抽屉，“反正我也不用它了，但别的人可能用得到。”他从抽屉中取出一筒胶卷，扔给米娅，“况且，”他说，“我很想看看你是怎么用它的。”
那天下午米娅回家的时候，已经学会了如何将胶片卷到相机内部的卷轴上，如何对焦，如何调整镜头，那些奇怪而令人生畏的新词在她头脑中旋转：光圈值、孔径……她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相机，透过取景器向外窥视，纤细的十字准星对准的地方，每一件东西仿佛都会变形。
威尔金森先生教她如何从相机中取出胶卷冲印，米娅喜欢上了显影剂营造的效果，他还教她如何通过观察胶片表面的银色光泽来判断显影是否完成。如同驾驶战机练习俯冲拉杆的飞行员，她会刻意拍摄不对焦的照片，选择错误的快门速度或者错误的感光度，看看会发生什么。就像音乐家了解乐器的复杂性那样，她学会了通过控制光源和相机来获得想要的效果。
“可是，怎么才能……”拿冲洗出来的照片与心目中期待的理想作品相比较时，她总会这样问。起初威尔金森先生答得出来，比如“偏移镜头”“虚化背景”“调整焦距”什么的，但是，很快她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去查阅书架上的《摄影技术》杂志。
“年轻的女士需要更大的景深，”一天下午，他自言自语道，那时米娅已经十五岁了，“年轻的女士得换一台大画幅相机。”
米娅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相机，但是，过了不久，她就拿出所有打工收入（在迪金森药房做收银员和在汽车餐厅端盘子的收入），准备买新相机。她会捧着威尔金森先生的相机产品目录和摄影杂志研究，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你在选相机上投入的时间比拍照的时间还多。”威尔金森先生揶揄她，但她最终选定了一台心仪的——Graphic View Ⅱ——连威尔金森先生都佩服她的眼光。
“这台机器很可靠，”他说，“物有所值。好好爱护，它会陪伴你一生。”Graphic View Ⅱ（米娅从邮购目录上买的二手货）送到了，像一把小提琴那样包裹在精致的盒子里，米娅立刻意识到威尔金森先生说得没错。
对她的父母来说，这台相机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她母亲问，她父亲则在一旁摇头。在他们看来，这东西就像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安置在细长的三脚架上，皱巴巴的机身像一台手风琴，米娅用它拍照时还得躲在一块黑布后面。她试图向父母解释相机的工作原理，但一提到“偏移”和“倾斜”之类的术语，他们就会开始走神，连她心爱的沃伦也听不进去。“我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他表示求饶，“我只想看到你用它拍出来的照片。”自此，米娅意识到，以后的摄影之路都得她一个人走了。
她拍过公园里的树林、夜晚的街灯、园林工人砍倒被雷电劈中的橡树。她拖着大画幅相机，到市中心拍摄一座横跨三河交汇处的生锈的大桥。她拍过沃伦的橄榄球赛，从看台俯视球场，球员们就像火车模型里的微型人偶。“那是我？”沃伦凝视着其中的一个小人偶问。“就是你，小鹌鹑。”米娅说。她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女巫，对着球场魔杖一挥，少年们就变成了豌豆大小的塑料娃娃。
第二天，她把这张照片拿到威尔金森先生家，准备给他看，可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黛拉昨晚去世了，”儿媳扫了一眼米娅脖子上的相机和手中的照片，问她，“你有什么事吗？”葬礼结束后，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和儿子劝说他搬到了银泉的退休之家，因为那里离他们住的地方更近，米娅甚至没有机会和威尔金森先生道别，更不用说给他看照片了。她背着她的相机，又成了一个人。
1979年秋天，读高三的米娅申请了纽约美术学院，申请材料中附上了她在镇子附近的一座废弃建筑中拍摄的一组照片。趁感光剂没有干透的时候，她拿湿布擦拭相纸表面，用针尖刮去照片中的图像，只留下像针一样细的白色线条，营造出一种翻转过来的贝雕的效果：工人的身影如同幽灵在废弃工厂门外的台阶上徘徊，杰米森汽修厂的液压起重机顶部停着一台只有轮廓的轿车，两个幽灵般的小孩手拉手爬上煤渣山。沃伦曾经仔细打量照片中的这两个小孩，发现其中一个头顶翘起一撮头发，很像他本人，另外那个脖子上系着丝巾，应该是米娅，丝巾上挂着的相机很沉，压得她的腰稍微有点儿弯。虽然两人不曾有过这样的合影，但这幅作品让人觉得他俩经常在这座公园里的煤渣山上玩，仿佛将姐弟俩的童年定格，意欲挽留过去的时光。“等他们把照片寄回来，可以把这一张给我吗？”他问。
两人的父母却不觉得这些照片——还有米娅的其他作品——多么有魅力，他们甚至不把女儿所做的事称为“工作”或者“艺术”，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他们是中产阶级，在一座保守淡漠的中产阶级城镇住了一辈子。在他们眼中，“工作”是一种务实的行为，目的是修复或者制造有用的东西，假如制造出来的东西没有用，那就没有做这件事的必要。因此，所谓“艺术”是有钱有闲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不过是一种奢侈的消遣。其实，也不能为此责怪她的父母，赖特先生的本职是修理工，一手创办了赖特维修公司，有时给教堂修理屋檐（一窝松鼠在教堂房顶挖洞，碰掉了一块屋檐板），有时为邻居家的水槽疏通生锈的U形管。赖特太太在医院做护士，职责是数药片、抽血、换便盆，最熟悉的莫过于值夜班和两班倒。他俩都是长期劳作的人，攒下的钱用来还房贷和两辆别克的车贷，还得养育儿女，对于两个孩子，赖特夫妇可以自豪地说，姐弟俩什么都不缺，更难得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宠坏。
可现在米娅却变成这样。她在地板上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先给沃伦照一张全身相，然后把他的形象剪下来，贴在旧鞋盒的表面，做成立体模型，把模型摆在一圈橡果中间，看上去就像被巨型橡果包围的小矮人。这样的创意固然有趣，但父母认为不值得女儿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有时赖特先生下班回到家，鞋还没有脱，手上的油污也没来得及洗，米娅就跑过去恳求父亲给她几美元买胶卷，嘴里说着“我会还你的，我保证”，可实际上她却很少还钱。母亲给她钱买新校服，米娅会把旧衣服上的破洞补好，省下这些钱买胶卷，穿着因为身高增长而短得过分又洗得发白的裙子到处跑，拍摄更多的照片。虽然在汽车餐厅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但米娅不会用赚来的钱买衣服或者二手车，而是攒下来买摄影器材，买的相机也很奇怪，家里的其他人根本不会用——每当米娅给他们讲解使用原理，他们会立刻失去兴趣。不过，高三时，米娅倒是给一家四口拍过一张全家福，她母亲给照片镶框，挂在起居室的墙上。尽管如此，看到装在旅行袋里像公文包那么大的那台相机，父母还是会觉得失望：花了那么多的钱，就买来一件这么小的东西。
正如前面说的，也不能怪米娅的父母不理解她。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他们的父母则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连发了霉的食物都不舍得扔，他们本人则记得破布条可以变为军用物资，罐头盒和废铁能制作成子弹和炸弹壳。“务实”一词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什么都不浪费，尤其是不浪费时间。
所以，在申请大学方面，他们希望米娅选择一所传授实用知识的高校，比如匹兹堡大学或者宾州州立大学，学习商科或者酒店管理。他们以为女儿的摄影爱好只是青春期的心血来潮，早晚会失去兴趣。赖特夫妇觉得学艺术就是浪费钱，所以，假如米娅选择了美术学院，他们不会为女儿支付学费，她得自己想办法。米娅的父母坚信，自己的做法并非小气，而是理智——通过经济威胁，他们希望女儿放弃学艺术的想法。父母告诉米娅，他们并没有生气，但学艺术完全是浪费时间，他们对她很失望，所以不打算为她交学费。“我们把你养大，是为了让你变得更聪明的。”她母亲怨怼地说。
米娅伤心地听着，但父母的反应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早就知道他们不会赞成。十八岁以前，他们纵容她沉迷于自己的兴趣，而成年之后就不一样了，父母期望她变成熟，抛弃幼稚的想法，不再任性。米娅觉得，假如父母全力支持她学艺术，这才是怪事。好在纽约美术学院对她提交的申请材料印象十分深刻，愿意为她提供奖学金，她还可以做些兼职赚钱。听了女儿的计划，父母面面相觑，知道女儿无论如何都不会听劝，只好沉默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米娅去纽约上大学的前一周，沃伦出现在她的房间门口。
“我一直在想，”他说，看到沃伦一本正经的表情，米娅差点儿笑出声来，只见他从裤子后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我认为你应该拿着这些，应该足够支付大部分学费的。”
“你不要车了，小鹌鹑？”米娅问。沃伦一直在攒钱买车，经过认真研究，他决定买一辆大众“兔子”。她没料到沃伦会选择这样的车，还以为他会买特兰斯-艾姆或者雷鸟那一类型的——华而不实但是有趣。可当时每加仑的油价已经涨到1.1美元，“兔子”的油耗小，他能负担得起，而且广告上也承诺说，这种车跑三十八英里才会消耗一加仑汽油。现在沃伦竟然也沾染了务实精神，知道精打细算了，米娅觉得很有意思。
她攥住他拿着钞票的手，轻轻推到一边。“去买你的车吧，小鹌鹑，”她说，“等我回家时，你可以开着它去车站接我。”
米娅乘坐“灰狗”长途汽车前往费城，然后转车到纽约，只带了一箱衣服和一台相机。在学校的公告板上，她找到一条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出租信息，房子离学校不远，而且她可以和另外两个女孩合租。她在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厅找了个服务生的工作，同时也在苏荷区的迪克布里克画材商店做服务员。她来到西十七街的摄影器材店，用最后一点积蓄买了胶卷和纸张，男店员头上的犹太小帽令她很是好奇。带着这些装备，她开始学习各种课程：初级人物画、初级光影与颜色、初级艺术鉴定、艺术批评导论，还有——最令她激动的——摄影学导论，授课教师是著名的波琳·霍桑。
事实证明，虽然反对女儿学艺术，但父母无意间引导女儿养成的习惯，让她非常适应美术学院的学习生活。
米娅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赶到餐厅上班，给赶地铁的上班族顾客送咖啡，从厨房里端出来的热盘子在她的小臂上烫出弧形的伤疤。她做护士的母亲在医院照顾病人时，喜欢边干活边陪他们聊天解闷，哪怕在两班倒的时候也不会冷落他们，和病人们谈论他们的女儿最近参加的舞蹈表演，儿子如何开车闯祸，分享宠物的趣事——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米娅也从母亲那里学来了这种一心多用的本领：记得谁的咖啡加奶，谁的加糖，谁喜欢吃鸡蛋配番茄酱，谁不吃面包皮，下次这样的顾客来餐厅时，会惊喜地发现米娅贴心地帮他们把面包皮切掉了。她学会了如何预估别人的需要：就像她母亲知道什么时候该给病人注射吗啡或者清空便盆那样，米娅知道什么时候该给顾客的咖啡续杯。通过察言观色，她看得出哪些顾客赶时间，哪些想要多坐一会儿，从而知道什么时候该走过去帮他们买单。正因如此，上班族们都很喜欢她，总是多给她小费，有时甚至额外给到五美元。趁经理不注意，她也会溜进厨房，吃没卖掉的食物，而不是把它们丢掉——这是她的早餐。
早班结束后，她走进员工浴室，换下工作服和围裙，卷好后才塞进背包，这是为了防止它们起皱，因为她没有熨斗，这样处理可以帮她省下洗衣熨衣的钱。然后她会穿着牛仔裤和T恤去上课。
从她父亲那里，米娅学会了给汽车换机油，给灯座接线，使用凿子和锯子——而且达到精通的水平，与专家无异。她知道如何恰到好处地切割电线和金属板，如何把铜管弯曲成精确的角度。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和布打交道——从轻薄的纱布到厚重的帆布——如何充分利用它们的柔软度、强度和延展度，如何适当地使用剪裁工具，如何避免在布料上留下处理的痕迹。所以，在课堂上，老师要求他们用金属材料制作椅子时，米娅已经知道如何把椅子做得更加坚固；老师要求学生加工布料时，她知道——只需感受一下布料的材质——怎样将柔软的纤维转变成六英尺高的“树木”，连老师都佩服她的手工技艺。米娅知道如何控制颜料的浓稠度，让它既能毫无阻碍地流动，又能像黏土一样牢固地与画布黏合。在人物绘画课上，当模特解开腰带，脱下浴袍之后，米娅是唯一一个没有脸红马上投入工作的学生，她的素描准确地捕捉到模特修长的四肢和身体的曲线：这得益于她在医院给母亲帮忙的时候，早就见过许多病人的裸体。
下午三点，当天的课程结束之后，她继续回去工作——每个星期到迪克布里克上两次班：卖画材给和她差不多的艺术生，帮库房补货。她会和高年级学生讨论艺术，他们会告诉她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什么比起画笔更喜欢刀子——或者比起油性颜料更喜欢丙烯，比起柯达更喜欢富士胶卷。在库房里，她的老板——他有个女儿与米娅同龄，所以很照顾这个身兼数职赚取房租的女孩——允许米娅拿走那些搬运时不慎折断的铅笔和油画棒、破漏的颜料、磕碰出凹痕的笔刷。米娅把这些不能再出售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拿回家，修好了再用：破碎的画布可以拿胶带粘好，笔杆儿上的裂痕用砂纸磨掉，两截折断的铅笔可以绑在一起，通过这些办法，她得到了不少免费的材料。
每星期有三个晚上，米娅会乘地铁前往第116街，换上与餐厅不同的工作服，在哥大附近的一家酒吧做侍应生。来酒吧的大学生要么傲慢得令人反感，要么猥琐得让人讨厌，而且越到深夜越放肆，但他们都会给她小费。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下来，她围裙口袋里的小费能达到三四十美元。她会捡拾顾客吃剩的汉堡、薯条和小菜当晚餐，把挣到的所有现金塞进牛仔裤口袋。
就这样，她熬过了大学的第一年，甚至在付清房租之外存下了一点钱。每次往家里打电话，她和她父母彼此间的措辞都格外客气，仿佛为了表明互相之间并无恶意，父母会礼貌地问她学业如何，然后（可能是真心也可能是假装地）对她的回答表现出兴趣。沃伦问米娅去了美术学院之后是否觉得后悔——姐弟两人中，他是个性格被动的乐天派，而米娅是个主动好强、雄心勃勃的规划师。
“不后悔，绝对值得。”她向他保证，然后给他讲了许多班级里的事，她研究了哪些画作、最喜欢什么作品，以及她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晚上熬夜的真正原因：为了成为摄影师。
谈到波琳·霍桑时，从米娅的语气里可以听出，她崇拜波琳的才华和献身艺术的决心。波琳的第一节摄影课上，学生们坐得笔直，每人面前的桌上都放着一台35毫米相机和两本笔记本——这是波琳要求的。上课铃响起，波琳大步走到教室后侧，关掉电灯，她并没有自我介绍，而是打开了幻灯机。摄影师曼·瑞的作品出现在幕布上：一个性感女人，背部变形为一把大提琴，琴上的两个F形音孔是彩色的。房间里鸦雀无声。五分钟后，大提琴女郎换成了安塞尔·亚当斯的风景照——耸立在纯白色湖面上的麦金利山。还是没有人说话。波琳再次按下按钮：多萝西娅·兰格拍摄的《干旱地区的女人》出现在幕布上，女人的头发位于阴影区域，嘴角微微翘起，似乎在笑。整整两个小时里，幕布上的照片不停变换，学生们把各种风格的作品快速浏览了一遍，但没有多少时间细看（波琳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米娅早已在图书馆见过这些照片，每一张她都熟悉，在投影幕布上再次看到，她对照片中的人物更是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两小时过去了，波琳关掉幻灯机，灯光重新亮起，学生们纷纷眨眼。“下一节课，把最让你觉得骄傲的照片带来。”波琳说，然后就离开了教室。这是她在这节课上说的唯一一句话。
经过深思熟虑，下一次上课时，米娅带来一张她用大画幅相机拍摄的照片，按照老师的要求，她选择最让自己骄傲的个人作品：弟弟沃伦在后院里玩曲棍球，他们家的房子和邻居家的房子在他身后形成了一道微型布景。这张照片是米娅爬到屋后的山顶上照的。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发现墙上贴着写有每个人姓名的索引卡，每张卡片下方都别着一支回形针。上课铃响后，过了两分钟，波琳走进来——这一次仍然没有自我介绍，大家先后交上自己带来的照片，波琳逐一点评它们的构图或技巧，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回答她提出的关于视角和色调方面的问题。这些照片里面，有的以突出风景为主，有的则更强调艺术性：比如以巨大的电影银幕为背景的女孩的剪影和绞缠在听筒上的电话线的特写。
米娅和她的同学们都对波琳的提问有所准备——见识了她的第一节课，他们认为波琳不是个好应付的角色，与所有的苛刻老师一样，她喜欢给学生出难题，相信严格要求可以让学生走出舒适区，获得真才实学。然而，事实证明，波琳并不苛刻，虽然她的授课方式简洁干脆，但她也会表扬那些出色的照片，这也是她选择讲授基础科目的原因。“看看这个小女孩是怎么笑的，”她指着其中一张家庭照说，“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盯着镜头的人——让你觉得镜头以外似乎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她是否扮演着‘反叛者’的角色？从中能否看出一个家庭的面貌？”以及：“注意到这里这座好像要刺穿月亮的摩天楼了吗？角度的选择非常老到。”连她的批评方式——波琳的批评像赞扬一样常见——都是米娅意想不到的。“水是个难以把握的对象，”翻到其中一张把瀑布照糊了的作品，波琳说，“让我们假设拍摄者是要故意营造这样的效果，可是这种效果又有什么用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