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听说了上他们那儿去的时候，”普鲁伊特太太说，“那娃娃还不到半个月大。他怎么养活这娃娃，光靠羊奶——”

“我想你们并不知道，”普鲁伊特说，“羊跟牛不一样。你得两个来小时挤一次羊奶。这就是说夜里也得挤。”

“就是嘛，”普鲁伊特太太说，“他连尿布都没有。他只有几块撕开的面粉口袋布，产婆教他怎么放尿布。所以，我做了几块尿布，我上他那儿去；他留下那黑鬼帮他爸在地里干活，他做饭，洗衣服，照料孩子，挤羊奶喂孩子。我总说：‘让我来照顾他。至少到他可以断奶的时候。你想的话，也住到我家里来。’而他总是看看我——一个又瘦又小，早已筋疲力尽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坐下来好好吃个够的人——对我说：‘多谢您了，太太。我能对付。’”

“这话不错，”普鲁伊特说，“我不知道他锯木活儿干得好不好。他从来没个农场让他发现自己干农活的本领。可他确实把孩子养大了。”“是啊，”普鲁伊特太太说，“我老提醒他，‘我们从来没听说你结婚了。’我说。‘是的，太太，’他说，‘我们去年结的婚。孩子生下来，她死了。’‘她是谁？’我问他，‘是法国人湾的姑娘吗？’‘不，太太，’他说，‘她是南边人。’‘她姓什么？’我又问。‘史密斯小姐。’他说。”

“他可没时间不干苦活去学撒谎。”普鲁伊特说，“不过他养活了那男孩。秋收以后，他让黑鬼回家，第二年开春，他跟老头像从前一样干活。他做了个像印第安人常用的那种小背包来背孩子。地里还冰凉的时候，我有时候去他那儿看杰克逊和他爸犁地砍柴枝，小背包挂在篱笆上，那娃娃坐在里面睡得呼呼的，好像背斗是鸭绒垫的眠床。那年春天他学会走路了，我常常站在篱笆边上，看着那个一丁点儿大的家伙在犁沟中间拼命想追上杰克逊。杰克逊犁到拐弯的地方会停下来，走回去，把他举起来让他骑在脖子上，然后扶起犁杖接着犁地。夏天快完的时候，他已经会满地走了。杰克逊用根小棍和一小块木瓦给他做了把小锄头。你能看得见杰克逊在齐大腿高的地里割棉花，可你根本看不见那孩子；你只看到他待的地方棉花在摇晃。”

“杰克逊还给他做衣服呢。”普鲁伊特太太说，“他亲自缝的，用手一针针缝的。我做了几件褂子，拿了过去。我只做了一次。他收下衣服，还谢谢我。不过，你看得出来的。他好像连土地都妒忌，因为它提供娃娃吃食让他能活下来。我还劝杰克逊带孩子去教堂，给他受洗礼。‘他已经取了名字了。’他说，‘他的名字叫杰克逊与朗斯特里特207·芬奇雷。爸两个名字都合适。’”208

“他哪儿都不去，”普鲁伊特说，“因为杰克逊走到哪儿，那孩子跟到哪儿。要是他是在法国人湾把孩子偷来的，那他不可能把他藏得更贴身了。就连去汉文山商店买东西都是由老头去买。每年只有一次杰克逊和那孩子真正分开一小会儿，那便是杰克逊骑马去杰弗生付税。我第一次见到那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一头塞特种小猎犬。有一天，我听说杰克逊去杰弗生镇付税了。我就上他们家去了。那孩子躲在床底下，不吵也不闹，只是缩到一个角落里，朝外看着我。他没眨一下眼睛，简直就像有人头天晚上抓到的狐狸崽子或狼伢子。”

我们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鼻烟，往盒盖里倒了一点鼻烟，把鼻烟倒进下嘴唇里，小心翼翼地敲敲盒盖，让烟丝一点不落地都倒进嘴里。

“好了，”加文舅舅说，“后来呢？”

“没有了。我都讲了。”普鲁伊特说，“第二年夏天，他跟孩子都不见了。”

“不见了？”加文舅舅说。

“对，不见了。一天早上，他们俩都没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的。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就上他家去了，可屋里没人。我就到地里去。老头儿在犁地。开始，我以为犁把扶手中间的横档断了，他用棵小树绑了起来。可他看见我就把小树一扔，我才发现那是管猎枪。我估计，他对我讲的话跟今天你们在那儿时对你们讲的差不多。第二年，老头又把那黑鬼找来帮他干活。后来，大约过了五年吧，杰克逊回来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的。有天早上，他就在那儿。那黑鬼又走了。他跟他爸又像从前那样种地干活。有一天，我又憋不住了，又上他那儿去了。他在犁地，我就站在篱笆边上。过了一会儿，他犁到篱笆边上，可他正眼都不瞧我一下；他犁着地，从我身边走过去，走了有十英尺远，还是没看我一眼，后来，他转过身子走了回来。我说：‘杰克逊，他死了吗？’这时候，他抬起头看看我。‘那孩子。’我说。可他只说了一句，‘什么孩子？’”

他们请我们留下来吃饭。

加文舅舅谢谢他们。“我们带了些点心。”他说，“这儿到凡纳商店有三十英里，从那儿去杰弗生又是二十英里。我们这儿的路又都不大合适开汽车呢。”

因此，我们正好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赶到法国人湾村的凡纳商店。又有一个男人从空荡荡的门廊里站起身，走下台阶，来到我们的汽车旁。

“我一直在等你。”他说，“看来你白费劲了。”他对加文舅舅眨了下眼睛。“那个芬奇雷。”

“就是嘛，”加文舅舅说，“你干吗不早告诉我？”

“我自己都没认出来。”奎克说。“我听说你的陪审团没能做出一致决定，而且只有一个人反对，我这才把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名字？”加文舅舅问，“什么名——没关系。说吧。”

于是，我们坐在上了锁的、空无一人的商店门廊里。树上的知了尖利地叫个不停，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来又飞去。奎克懒散地坐在加文舅舅边上的长凳上，浑身松松垮垮的，好像一动就会散架了。他用懒洋洋的嘲讽的口吻说话，好像他有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来讲这件事，而且讲这件事就需要整整一晚上。可是，他没花那么长的时间。就他讲的内容来说，他花的时间实在不够长。不过，加文舅舅说，要总结任何一个人的一生的经历，你并不需要太多的字；有人已经用十二个字概括了：他生了下来，他受了苦，他死了。

“是爸雇他的。不过，等我打听出来他是哪儿的人，我就知道他会干活，因为那儿乡下的人除了干苦活外没时间学别的事情。我还知道，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一定老实可靠：他们乡下没什么东西能让人想得不得了只好学会偷盗。不过，我当时估计不足的是他的爱心。我想我当初认为，他从那么样的地方出来，他从来就是一无所有，而且出于跟前面说的同样的原因——就连对爱的理解也在他以前早八辈子就消失了，从他第一个来这儿在老祖宗要对追求爱情还是想方设法生存下去这两者之中做出最后选择的时候开始，他们就顾不上考虑爱心了。

“他就这样来我家干活了，跟黑鬼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工资。一直到秋末，河滩地积水了，我们打算关门过冬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跟爸达成协议，他留下来当巡夜人和看守人，一直当到第二年春天，只放三天假回家过圣诞节。他就这么待下来了。第二年开工的时候，他已经学会很多东西而且还在不断学习。夏天没过，他已经能够一个人照管锯木厂的全部活计。到了夏末，爸根本不上锯木厂去了，我只是高兴去才去，也许一星期去个一次两次的。到秋天，爸都说他打算给他盖个小棚屋，不让他再住在锅炉房里，睡用苞叶做的褥子，使破旧的坏厨灶。那年冬天他还留在厂里。他那年圣诞节什么时候回的家，他什么时候走的又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因为连我过了秋天都没去过他那里。

“二月里，有天下午——有几天天气比较好，我想我有点心神不定——我骑马去他那里。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便是她，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他那儿看见她——一个年轻女人，也许在她身体健康的时候，她还挺漂亮的；我说不上来。因为她不光是瘦，她是骨瘦如柴。她有病，并不只是看上去挨过饿，尽管她还能走动，还没有躺倒；这也不是因为她出不了一个月就会生孩子。我说：‘她是谁？’他看着我说：‘她是我老婆。’我说：‘你什么时候娶的？去年秋天你还没老婆呢。那孩子不到一个月就要生了。’他说：‘你要我们走吗？’我说：‘我干吗要你们走？’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根据我现在知道的事，根据三年以后她两个弟弟拿了法院批件来找我之后我打听出来的事。这不是根据他告诉我的话，因为他什么都没对人说。”

“好的，”加文舅舅说，“说呀。”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找到她的。我不知道是他在某个地方找到她，还是有一天或者有一个晚上，她自己走进锯木厂，他抬起头看见了她。这有点像有人说的——没有人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闪电或爱情会击打过来；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它不会击打两次，因为它用不着击打两次。我也不相信她当时是在寻找那个遗弃了她的丈夫——很可能她一说她怀孩子了，他就丢下她逃跑了——我还不相信她出于害怕或羞愧而不敢回家，因为她兄弟、她父亲都曾想过办法不让她嫁给那个男人的。我想那是因为一种黑皮肤的，并不特别聪明的人的相当冷酷的血缘傲气。她的两个兄弟后来在这儿的一个来小时里也充分表现了这种傲气。

“总而言之，她待在那儿。我猜她知道她快要临产了，他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她说：‘我没法嫁给你。我已经有了个丈夫。’她临盆的时候到了，她躺了下来，躺在用玉米苞叶编的褥子上，他很可能用勺喂她吃饭，我猜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起来了，他找来产婆，娃娃生了下来，很可能产婆和她都知道她再不会从褥子上坐起来，也许她俩最后把他也说服了，也许她知道这起不了作用，她说好吧，他便牵出爸让他留在锯木厂的骡子，骑了十英里地，赶到惠特菲尔德牧师家，在天亮前把牧师领到锯木厂，惠特菲尔德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她死了，惠特菲尔德和他把她给埋了。当天夜里，他来我家，告诉爸他辞工不干了，并且把骡子留了下来，过几天，我去锯木厂，发现他已经走了——那儿只有玉米苞叶做的褥子和那口灶，还有妈妈给他的盆子和长柄平底煎锅，都洗得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第三年夏天，那两个兄弟，两个桑普家的人——”

“桑普。”加文舅舅说。他的嗓门并不高。天黑得挺快，我们这儿天黑起来总挺快的，我根本看不见他的脸了。“说呀。”他说。

“跟她一样，黑黑的——最小的那个看上去真像她——他们坐着四轮马车上这儿来，还带了个不是副治安官便是法警一类的人，还有写得清清楚楚、盖了图章、加了大印的文件。我说：‘你们不能这么干。她是自己上这儿来的，生着病，一无所有，是他收留了她，给她饭吃，照料她，还找人帮她生孩子，找了牧师把她安葬入土；她死以前，他们还成了亲。牧师和产婆都可以作证。’那个大弟弟说：‘他不能娶她。她已经有丈夫了。我们已经找过他。’我说：‘就算这样，当初没人要那娃娃的时候，是他收养了他。他给他吃给他穿，养了他两年多了。’那个大一点的兄弟从口袋里掏出个钱包，掏出一半又放了回去。‘我们会认真处理的——等我们见到那孩子的时候。’他说，‘他是我们家的人。我们要他，我们一定会找到他。’当时我想，这世道真不是应该有的模样。那可不是我第一次想到世道不该如此。我说：‘他家离这儿有三十英里呢。我想你们要住一宿，让马也歇一宿。’大弟弟看着我说：‘马不累。我们不打算停下来。’‘那我跟你们一起去。’我说。‘欢迎你来。’他说。

“我们走到半夜才停下来。我想，即便我没东西可骑，我还是有了个机会。可等我们卸了马，躺了下来，那大弟弟一直没睡。‘我不困，’他说，‘我要坐会儿。’所以，一点用也没有，我睡着了，太阳出来了，一切都太晚了。大约八九点钟，我们到了那个信箱，信箱上的字很大，谁都不会错过这地方，房子空荡荡的，看不见人也听不见有人说话。后来我们顺着斧子砍木头的声音走到房后边。他从柴火堆里抬起头看见了我猜三年来每天太阳出山他就想要看到的景象。因为他没有停下来。他对小男孩说，‘快跑，快到地里去找爷爷。快跑呀。’他对着那大弟弟冲了过来，手里的斧子已经举了起来而且已经在往下砍。我一把抓住斧子把，那大弟弟抓住了他，我们俩把他举了起来，紧紧抱住他，或者说，努力想抱住他。‘住手，杰克逊！’我说，‘住手！他们带了法警来的！’

“有个小东西又踢又抓我的腿；是那个小男孩，他一声不吭，只是在我和那兄弟边上转，用一块芬奇雷刚才在劈的木头使劲往上够着打我们。‘抓住他，把他抱到马车上去。’大的那个弟弟说。于是年轻的那个弟弟抓住那孩子，他跟芬奇雷一样抱不住，即使他给抱了起来，他还是又踢又打，纵身想往下跳，可他还是一声不响。芬奇雷使劲挣扎着拼命往前扑，一直到小弟弟和那孩子走得看不见了。接着，他全身软瘫了下来，好像他浑身骨头都变成了水，我和那大弟弟把他放下来，放在他劈柴用的墩子上，好像他身上根本没有骨头，他靠着他刚劈好的柴堆，喘着粗气，嘴角上冒出点白沫子。‘这是法律呀，杰克逊。’我说，‘她丈夫还活着。’

“‘我知道。’他说，声音轻极了。‘我一直等着这一天。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大吃一惊。我现在没事了。’

“‘我很抱歉，’那兄弟说，‘我们一直到上星期才知道。不过，他是我们家的人。我们要他回家。你待他好。我们很感谢。他母亲也感谢你的。给你。’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钱包，放在芬奇雷的手里。然后，他转过身子走掉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马车调过头下山回去了。后来，马车声听不见了。我不知道芬奇雷听见没有。

“‘这是法律，杰克逊。’我说，‘不过，法律也有两个方面。我们进城去跟史蒂文斯上尉谈谈。我跟你一起去。’

“他从木墩子上坐起身子，慢慢地、艰难地坐了起来。他气喘得不那么厉害了，脸色也好看一些，只是眼睛不对头，眼神迷乱，恍恍惚惚的。他抬起拿钱包的手，开始用钱包擦脸，好像那是块手绢。我相信他在擦脸以前根本不知道手里有东西，因为他把手放下来，盯着钱袋看了大约有五秒钟，然后随手一扔——他并没有使劲地扔出去；他只是随手一扔，就像你扔掉你在研究可以干什么用的一把土——把钱包扔到木墩子后面，然后他站起来，穿过场院朝树林走去，走得笔直但并不太快，看上去不比那小男孩大多少，他走进了树林。‘杰克逊。’我喊了一声。但他没有回头。

“我在鲁福斯·普鲁伊特家里过了一夜，向他借了头骡子；我只说我想到处走走，因为我不想跟人说话。第二天早上，我把骡子拴在大门口，沿着小路走了进去。起初，我根本没看见老芬奇雷站在门廊里。

“我看见他时，他动作飞快迅疾，我还不知道他手里拿的是什么，那玩意儿已经轰的一声炸开了。我听见子弹把我头上的树叶打得嚓嚓直响，鲁福斯·普鲁伊特的骡子拼命挣扎，不是想挣断拴它的缰绳就是想吊死在大门柱子上。

“喷鼻息的公羊上我们这儿来酗酒、打架、拿别人的牲口玩把戏以后，过了半年吧，有一天，他坐在这门廊里，喝得醉醺醺的，在胡吹乱说，身边围了六七个人，都是他不时看紧急情况用不正当手段或者偶尔用正当手段打得半死不活的人。他每次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他们便哈哈大笑。我正好抬起头，看见芬奇雷在路那边，骑着一头骡子。

“他就那么坐在骡子背上，三十英里的尘土跟骡子的汗水凝结在一起。他望着桑普。我不知道他来了多久了，他一言不发，只是坐在骡背上望着桑普；后来，他调转骡子沿着进山的大路往回走。他这辈子实在不该走出那山地的。也许，正如有人说的，天下没有一个地方能躲过闪电或爱情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没把这两个名字联系起来。我知道桑普这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早就忘了。等我听说你的那个陪审团没能做出一致的决定，我才想了起来。他当然不肯投票让布克赖特获得自由……天黑了。咱们去吃饭吧。”

不过，这儿到镇上只有二十二英里，我们可以走公路，沙砾石铺的路；我们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可以到家；有时候，我们开车可以一小时走三十到三十五英里呢。加文舅舅说，总有一天，密西西比州的主要道路会铺得跟孟菲斯的街道一样好，美国每家人家都会有辆汽车。我们现在开得挺快了。

“当然他不会投这一票的。”加文舅舅说，“人间谦卑而不可战胜的人——苦熬、苦熬又苦熬，明天、明天又明天。当然他不会投票赞成让布克赖特获得自由的。”

“我会的，”我说，“我会让他获得自由的。因为巴克·桑普是个坏蛋。他——”

“不，你不会的。”加文舅舅说。他一手抓住我的膝盖，尽管我们的车开得很快，黄色的灯光束和黄色的土地平行。虫蛾一团团撞入光柱又四散地飞出去。“他想的不是巴克·桑普，那个长大了的男人。如果他处在布克赖特的境地，他也会像布克赖特一样很快地开枪打死那个男人。那是因为布克赖特杀死的那具丧失人格的兽性的躯体里还保留着那个小男孩，也许不是他的精神，至少是对他的记忆，那个小男孩，那个杰克逊和朗斯特里特·芬奇雷，尽管那个男人，那个小孩长成的大人并不知道这一切，只有芬奇雷知道。你也不会投赞成票的。别忘记这一点。永远不要忘记。”

（陶洁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