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文舅舅不是一直当县政府律师的。不过，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而且他不当县政府律师的时间很短，短得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记得。就是上岁数的老人也不是个个都想得起来有这么回事。因为他当时只承办了一件案子。

当时，他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八岁，离开州立大学法学院才一年。他在外公的建议下才在读完哈佛和海德堡两所大学回家以后，又去上了州立大学法学院。他是主动接管这件案子的，还劝外公不要插手，让他一个人来负责。外公照办了，因为人人相信，这案子简单得很，只走走形式就能了结。

于是，他受理了这一案件。多年以后他还说，无论在他当私人律师还是当公诉人期间，这是他坚信正义和公理在他手里而又偏偏输掉的唯一一件案子。其实，他不能说是输掉了——因为在秋季法庭受审期内，这案子算是误判，第二年春季法院受审期做出无罪释放的决定。被告是个体面的富裕农民、丈夫和父亲，叫布克赖特，来自我们县偏远的东南角的一个叫法国人湾的地方；受害人是个爱说大话趾高气扬的暴徒，他自称巴克·桑普，不过，那些在他待在法国人湾的三年里被他用拳头征服的年轻人叫他“喷鼻息的公羊”204；他无亲无故，一夜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是个惹是生非好打架的人，是个赌棍，大家都知道他私自酿造威士忌酒。还有一次，他赶着一群偷来的牲口去孟菲斯，半道上被人发现，牲口主人马上拿出证据证明谁是牲口的主人。他拿出一张出售牲口的票据，但县里没人认识单据上签了名的那个人。

那件事本身是个古老而毫无新意的故事：一个十七岁的乡下姑娘，被小伙子的吹嘘、勇武、大胆和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挑逗得想入非非；做父亲的给她讲道理，跟一般做父母的遇到这类事时表现得完全一样；接下来便是禁令、封锁、不得出门和不可避免的午夜私奔；于是，第二天凌晨四点钟，布克赖特叫醒治安法官、区首席官员威尔·凡纳，把手枪交给凡纳，并且说：“我来自首。两小时以前，我杀了桑普。”最早赶到现场的名叫奎克的邻居发现桑普手里有一把拔出一半的手枪；孟菲斯的报纸对这件事作了报道；一周以后，有个自称是桑普妻子的女人来到法国人湾，她出示结婚证书表明身份，一心想领取他也许留在身后的钱财或家产。

我还记得大陪审团发现居然真有申诉状时的惊讶；法庭书记员宣读起诉书时，人们打赌说，陪审团用不了十分钟便能做出决定，赌注高达二十比一。区检察官居然不出面，让一个助手来出庭。不到一小时，一切证据都陈述完毕。于是，加文舅舅站了起来，我记得他当时望着陪审团的神情，他看了看十一位农民和店主，也看了看第十二个人，那个断送他胜诉机会的人，他也是个农民，一个瘦小的人，头发花白而稀疏，一副山里农民的长相——看上去，瘦弱憔悴、劳累过度却又让人觉得他是摧不垮压不断的，他似乎刚过五十就进入耄耋之年，因而能抵挡时光的销蚀。加文舅舅的声调很平静，几乎有点单调，不像刑事法庭里常能听到的拿腔拿调的叫嚷；只是他的词句跟他在以后生涯中用的不太一样。不过，就在那时候，尽管他才干了一年，他已经知道该怎么讲话了。我们乡下所有的人，无论是山里人、黑人还是平原地区有钱的种植园主，都听得懂他在说些什么。

“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所有的南方人，从一生下来便受到教育，知道有几件事情是高于一切的。其中的第一件——并不是最了不起的一件；只是首要的事情中的一件——便是：如果有人伤害了一条生命，他只能以命相抵；所以一人死亡只是事情的一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本来可以在那天夜里在被告离家以前阻止他，从而拯救两条生命；我们至少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即使我们不得不为了阻止被告而夺去他的生命。只是，我们并没有及时了解一切。而这正是我要讲的内容——不是关于死者，死者的品德和他所干的那件事的道德性；不是关于自卫，论证被告是否有充分理由把问题发展到伤害生命的地步。我要谈的是关于我们这些没有死的人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关于我们大家，本心想做得正确的人，不想伤害别人的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强烈的激情、感情和信念的人，我们在接受或拒绝这些复杂的激情、感情和信念问题上无可选择，无论我们有还是没有这一切，我们都尽力而为——这位被告，也是一位有着同样的错综复杂的激情、本能和信念，他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女儿必然会遇到的苦难。他的女儿，由于年轻人的刚愎自用和愚蠢——这也是她跟别人一样并没有主动要求继承的亘古以来的复杂的激情、本能和信念——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于是，他尽他最大的能力和信念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没有要求别人帮忙，默默地接受他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他坐下了。区检查官的助手仅仅站起来，向法庭鞠躬致意，然后又坐下了。陪审团出去了，我们大家并没有离开屋子。连法官都没有退席。我记得，长凳上方的时钟走过十分钟，又走过半小时，法官示意叫过来一个法警，悄悄跟他说了句话，法警走了出去又走了回来，稍稍地对法官说了几句，法官站起身，小木槌一敲，宣告休庭。人们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某样东西传遍整个屋子。

我急急忙忙跑回家，吃了饭又赶回城里。办公室还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外公一向不管谁给绞死了，谁没有给绞死，他吃过饭总要睡午觉，可他第一个回来了。三点钟过了，全镇的人都知道，加文舅舅的陪审团由于一个人而不能做出一致的决定，十一个人赞成无罪释放，一个人反对。这时候，加文舅舅匆匆走了进来，外公说：“唉，加文，至少你及时把说的话停了下来，只让你的陪审团没做出一致决定，而没让你的委托人给绞死205。”

“说得对，先生。”加文舅舅说。他看着我，目光明亮，面庞消瘦、敏感，蓬乱的头发开始花白了。“过来，契克，”他说，“我找你有点事。”

“请弗雷泽法官允许你撤回你的演说吧，让查利替你做总结。”外公说。可我们已经走出屋子，下了楼梯。加文舅舅走了一半停了下来，我们站在楼梯中央，离上面和下面都一半的地方，他的手放在我肩上，他的眼睛更加明亮，更加聚精会神了。

“这没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他说，“很多时候，正义是通过经不起检验的方法而得以实现的。他们把陪审团的人挪到朗丝韦尔太太做饭的后屋去了。那间屋子正对着那棵桑树。要是你能溜进后院而不给人发现，爬树的时候要小心——”

没有人看见我进院子。可我能透过随风摇曳的桑树叶子向屋里望去，不仅看见还听见——在房间的那一头九个气呼呼的带厌恶神情的人懒散地靠坐在椅子里；工长霍兰先生和另外一个人站在那个瘦小、憔悴、干瘪的男人的椅子前面。他叫芬奇雷。我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因为加文舅舅说过，在我们这地方你要想当个成功的律师或政客的话，你不需要能说会道，连头脑都用不着，唯一需要的是好记性，能记得住人的名字而不出差错。不过，我总是会记住他的名字的，因为他叫石壁·杰克逊206——石壁·杰克逊·芬奇雷。

“难道你不承认他要带着布克赖特十七岁的女儿逃跑？”霍兰先生说，“难道你不承认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枪？难道你不承认他刚一入土就来了个女人证明她是他的妻子？难道你不承认他不光是个无赖还是个危险人物；如果布克赖特没杀了他，迟早会有别人这么干的，只不过布克赖特运气不好倒了霉。”

“你说的都对。”芬奇雷说。

“那你还想要什么？”霍兰先生问道，“你想干什么？”

“我实在没办法，”芬奇雷说，“我不能投票赞成布克赖特先生应获得自由。”

他果然没投赞成票。当天下午，弗雷泽法官解散了陪审团，宣布案子在下一个法院受审期内重新审理。第二天早上，我还没吃完早饭，加文舅舅就来找我了。

“告诉你妈，我们可能得在外面过夜，”他说，“告诉她我保证不让你挨枪打，挨蛇咬，也不让你灌太多的果味汽水……因为我一定得弄个明白。”他说。我们现在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东北路，他目光明亮，并不迷茫，只是坚定而又热切。“他在县的另一头，离法国人湾三十英里的地方出生、长大，一辈子没离开过那个地方。他宣誓时说他以前从来没见过布克赖特。你看他一眼就会明白他从来没时间摆脱苦活去学会撒谎。我猜他以前连布克赖特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我们开车赶路快到中午时分。我们现在是在山里了，离开了富饶的平地，到了松树和蕨丛里面，这里土地贫瘠，小块小块偏斜的瘦田里长着枯萎的玉米和棉花，不知怎么回事，它们活了下来，就像它们供衣穿供食用的人多多少少熬了下来一样。我们驱车走过的路连小道都不如，弯弯曲曲，又狭又窄，坑坑洼洼，尘土遍地，汽车多半时候只能挂二挡。后来，我们总算看见信箱了，看见简陋粗略的几个大字：G.A.芬奇雷；信箱后边是一幢两间房间带露天门廊的小木屋，连我，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都一眼看出，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女人的照料了。我们走进大门。

这时候，一个声音喊了起来，“站住！站住，不许过来！”我们先头并没看见他——一个小老头，光着脚，胡子雪白、粗短而蓬乱，穿着一身带补丁的、洗得发白、跟脱脂牛奶颜色差不多的劳动布衣服，个子比他儿子还要瘦小。他站在破败的门廊边上，胸前端着一杆猎枪，浑身哆嗦，因为生气，也许是因为年纪太大而不由自主。

“芬奇雷先生——”加文舅舅说。

“你们纠缠他折磨他够厉害了！”老头说。他气坏了；他的嗓门仿佛突然升高，更为凶狠，带着难以控制的火气：“出去！不许上我地里来！滚！”

“来吧。”加文舅舅平静地说。他的眼睛依然明亮、热切、坚定而严肃。我们现在不开快车了。不出一英里，我们便又见到了一个信箱。这一次，那房子是粉刷过的，台阶两边种的是喇叭花，周围的土地要肥一些，而且，这一回，那个男人从门廊里站起来，走下台阶到大门口。

“你好，史蒂文斯先生，”他说，“这么说来，杰克逊·芬奇雷让你的陪审团悬而不决。”

“你好，普鲁伊特先生，”加文舅舅说，“看来他让他们没法做出一致的意见。告诉我，怎么回事？”

于是，普鲁伊特先生把一切告诉了他，尽管那时候，加文舅舅有时候会忘了注意他的讲话，会倒回去用哈佛大学甚至海德堡大学的语言。大家好像一看他的脸便知道，他提出问题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

“只有妈比我知道得还多。”普鲁伊特说，“上门廊里来吧。”

我们跟着他走进门廊，一位胖乎乎的白头发老太太，戴着一顶干干净净的条纹布的宽边遮阳女帽，穿一身干干净净的条纹布女裙，围了条洁白的围裙，正坐在矮摇椅里往一个木碗里剥紫花豌豆。“这位是史蒂文斯律师，”普鲁伊特说，“史蒂文斯上尉的儿子，从镇上来的。他想打听杰克逊·芬奇雷的情况。”

于是，我们也坐了下来，他们两人讲了起来，儿子和母亲轮流着讲。

“他们那块地，”普鲁伊特说，“你从大路上可以看到一点。你看不到的那一片并不好多少。他爸和他爷爷都种这块地，养活了自己和一家老小，付了税还从来不欠人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不过，他们做到了。杰克逊小时候刚长到够得着犁把扶手时就下地帮忙干活了。不过，他后来没长高多少。他们个子都不高。我猜这是他们能靠地养家付税不欠债的原因。到了一定的时候，杰克逊管起了这块地，他在地里干到快二十五岁，可看上去像是四十岁的人了。他不求人照顾，也不结婚，什么都不是，光是他和他爸两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饭，自己洗洗涮涮。他和他爸两人才有一双鞋，他怎么结得起婚？如果真值得找个老婆的话，那地方已经害死了他妈和他奶奶，她俩都没到四十岁就去世了。有天晚上——”

“胡说八道，”普鲁伊特太太说，“你爸和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头上没有一片自己的瓦，住的是租来的房子，耕的是租来的地——”

“好吧，”普鲁伊特说，“有天晚上，他来找我说他在法国人湾找了个锯木厂的工作。”

“法国人湾？”加文舅舅说，他的眼睛更明亮、更机敏，也很专注。“说吧。”他说。

“一个按日计工资的工作，”普鲁伊特说，“不是去发财；只是去也许多挣一点钱，冒个险花掉一两年的时间多挣一点钱，不再过他爷爷、他爸那样的生活，他爷爷一直种地种到有一天倒在犁把扶手中间，他爸也过着这种苦日子，也会一直过到有一天倒在玉米地的犁沟里断了气，接下来就该轮到他了，而他连个能来地里把他从土里抱起来的儿子都没有。他雇了个黑人在他不在的时候帮他爸种田。我能不隔些时候去他家看看他爸？”

“你去了。”普鲁伊特太太说。

“我走到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普鲁伊特说，“我总是走到离田不远的地方去听他咒骂那黑鬼动作不够快，看那黑鬼拼命想跟上他。我总想杰克逊没找两个黑鬼来帮他种地真是做得对极了，因为那老头——他当时快六十岁了——要是在阴凉地的椅子里坐上一天，手里不拿把锄头或斧子干点活的话，那他一定等不到太阳落山就死掉的。于是，杰克逊走了。他是走着去的。他们只有一头骡子。他们什么也没有，光有一头骡子。路不算远，只有三十英里。他走了有两年半的样子。后来有一天——”

“头一个圣诞节的时候，他回来过。”普鲁伊特太太说。

“对了，”普鲁伊特说，“他走了三十英里路回到家，过了圣诞节，又走了三十英里地回到锯木厂。”

“谁的锯木厂？”加文舅舅问。

“奎克的，”普鲁伊特说，“贝·奎克老人的锯木厂。第二个圣诞节他没回来。后来，大约在三月初，就在法国人湾的河滩地开始干涸，可以沿滑木轨道运送木材的时候，就在你以为他会安顿下来干第三年的锯木活的时候，他回家来长住了。这回，他不是走回家的。他坐着一辆雇来的四轮轻便马车。因为他抱回来一只羊和一个娃娃。”

“等一等。”加文舅舅说。

“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到家的。”普鲁伊特太太说，“因为他回家一个多星期以后我们才发现他有了个娃娃。”

“等一等。”加文舅舅说。

他们望着他，等待着，普鲁伊特坐在门廊栏杆上，普鲁伊特太太还在把豌豆从长长的、一碰就破的豆荚里剥出来，她边剥边望着加文舅舅。他的眼睛并不显得喜出望外，它们以前也并不显得困惑或狐疑好奇；它们只是更加明亮了，仿佛眼睛后面的某样东西突然燃烧起来，沉着而更为凶猛，但还是很安静，仿佛它走得要比讲述的快得多。

“对，”他说，“告诉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