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三十来岁，身材高大，着白色衣裙，在黄昏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显出一种雕像的英姿。“给您开灯吗？”她问。

“不用，”老妇人说，“不，现在还不用。”她笔直地、纹丝不动地坐在轮椅里，注视着站在屋子那边的年轻女人，她的白衣裙轻轻地飘动，英姿飒爽，好似由矗立在寺庙前廊上的石雕女像变成的活人。她坐了下来。“是那些信……”她开口说。

“等一等，”老妇人说，“先别说话。茉莉花，你闻到它的香味了吗？”

“是的。是那些……”

“等一等。每天这个时候便开始飘香，五十七个夏季，一到六月份，每天都是此时开始。我用篮子从卡罗来纳带来的。我记得第一年三月的一天，我整夜未眠，用烧报纸给根部加温。你闻到花香了吗？”

“是的。”

“如果是结婚，我说过，五年前我就说过，我不会责备你，一个年轻的寡妇。尽管你有个孩子，我告诉过你，光有个孩子还不够。我说过，我不会因你没有学我的样子而责备你。我是这样说的吧？”

“是的，但事情没有那么糟。”

“是吗？没有那么糟？”老妇人端正地坐着，她的头微微朝后仰，那张消瘦的面庞高雅地融合在暮色中。“我不会责怪你，我说过。你不必考虑我，我的生活之路已走到尽头，我不需要什么，黑人们可以照料我的一切。你不必考虑我，听见了吗？”那个妇女没有回答，也是一动不动，十分平静。她们的声音似乎在两人之间的暮色中形成有形之物，好像不是出自她们的口中，不是来自她们那凝固的、在昏暗的光线里变得模糊不清的面孔。“不过，你要事先告诉我。”

“是那些信。十三年前，您还记得吗？在贝亚德从法国归来前，在您还不知道我们已订婚时。我给您看了其中一封。您要我交给沙多里斯上校，请他查出写信的人。可我不愿意，您说一个正派女人不应允许自己收到那种匿名情书，不管她自己多么愿意。”

“对，我还说过宁愿让世人皆知一个女人收到过那种信，也不应允许男人暗地里对女人抱着那种想法而不受惩罚。你告诉我把信烧掉了。”

“我说了谎。我保留了信，后来又收到十封。因为想到您对正派女人的看法，我对您隐瞒了这事。”

“噢。”老妇人说。

“是的，我把信保留起来了。我以为把信藏在了无人能发现的地方。”

“那么，你又读过那些信了，你时常拿出来读它们。”

“我以为把信藏得很秘密。您记得我和贝亚德婚后的那夜我们城里的房子被撬，同时沙多里斯上校的银行会计偷钱后逃跑一事吗？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信不见了，于是我知道写信的人是谁了。”

“是的。”老妇人说。她仍旧没有动，她的头部宛如一件银器。

“这样一来，信流传到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阵，我都快急疯了，一想到人们——男人们——读着那种信，不仅看见信上有我的名字，而且还有我一遍遍读信时眼泪留下的痕迹，我真快发疯了。当时我和贝亚德正在度蜜月，我甚至不能将心思集中在丈夫一人身上，好像我不得不和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一同上床睡觉。十二年前我生下鲍里，我以为这事过去了，对信流失到别人手中已经习惯。大概我开始相信那些信已不存在或被销毁了，我已安全无恙了。有时我也想起这事，但鲍里似乎在保护我，使他们无法越过他来伤害我。只要我离开城镇住到这里，好好地对待鲍里和您。谁能料想，十二年后的一个下午，那个犹太男人出现了，就是来吃晚饭的那个人。”

“噢，”老妇人说，“我记得。”

“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他们仍在搜寻那次抢银行的罪犯。那个特工得到了我的信。案子发生的那晚，会计逃跑时把信丢了，被特工发现。十二年来，他一直在设法破这案子，也一直保留了这些信。最后他来找我打听那男人的下落，以为我知道，因为那人给我写了信。您一定记得那个特工，您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他，并说：‘娜西萨，那个北方佬是什么人？’”

“当然，我记得。”

“我的信曾在那男人手中十二年，他……”

“曾在他手中？”老妇人问，“曾在他手中？”

“是的，现在回到我手里了。他没有把信送交华盛顿。所以除了他别人没有读过，而且再也不会有别人读了。”说完此话，她平静地吸了口气，“您还不明白吗？他掌握了信中的一切情况，他迟早要把信交到联邦调查局有关部门。我请求他把信还给我，可他说要把信交上去。我问他能否在孟菲斯做出最后决定。他问为什么在孟菲斯。我解释说，我知道金钱是不能从他手中买回信的，所以我非得去孟菲斯。我尊重您和鲍里，我只得找个别的地方。就是这么回事，男人都是一类货，不管他们的是非观如何，都是大傻瓜。”她均匀地呼吸，接着打了个大哈欠，彻底地松了口气。她止住哈欠，再次朝对面纹丝不动、渐渐变暗的银色头部望去。“您还不明白吗？”她说，“我只得干那个事。信是我的，我非得收回不可。我只有这唯一的办法，否则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就是这样，我收回了信并把它们烧掉了，永远不会再有人看见它们了，因为他不能说出去。如果他提到信的存在一事，那他就毁了自己。调查局甚至可能把他关押起来。现在信都烧了。”

“所以，”老妇人说，“你回到家中，带着乔尼坐在小溪的流水中，就像在约旦河，是的，密西西比州偏僻乡间的约旦河。”202

“我必须把信收回，您还不懂吗？”

“是的，”老妇人说，“是的。”她直直地坐在轮椅里。“啊，我的上帝，我们这些可怜的、愚蠢的女人。乔尼！”她的声音尖利，命令式的。

“什么？”年轻女人问，“您需要什么吗？”

“不，”老妇人说，“叫乔尼来，我要我的帽子。”年轻女人站起来，说：“我去取。”

“不，我要乔尼去取。”

年轻女人站在那里，俯视着轮椅中端坐的老妇人，她的头发像一座失去光泽的银色王冠。那女人走出门，老妇人仍然丝毫不动。她一直在黄昏中坐着，直到男孩手捧一顶小巧的黑色老式女帽走进屋里。有时，当老妇人不高兴时，他们就把这顶帽子取来，她将帽子放在头顶正中央，坐在窗前。男孩将帽子递给她。他的妈妈站在一旁。黄昏已完全降临，老妇人全身被黑暗吞没，唯有银色头发可见。“您要开灯吗？”年轻女人问道。

“不。”老妇人说。她将帽子放在头顶。“你们都去吃饭吧，让我休息一会儿。去吧，都去吧。”他们顺从地走开，留下她一人坐在窗前的轮椅里，窗户嵌着来自卡罗来纳的带有彩色玻璃的窄框，窗前是一个纤瘦挺直的影子，只有头发的银光隐约可见。

<h3>四</h3>

自男孩八岁起，他就一直坐在餐桌一端属于已故祖父的位置上。今晚，他的妈妈重新安排了座位。“今晚只有我们两人，”她说，“你坐到我身边来。”男孩有些犹豫，“请你坐在我身边好吗？昨晚在孟菲斯，没有你我感到非常孤独。你不想我吗？”

“我和珍妮姑婆睡的，”男孩说，“我们过得很愉快。”

“坐到我身边来，好吗？”

“好吧。”他说，在她旁边的一把椅上坐下。

“坐近点，”她说，把椅子拉近鲍里，“我们再也不了，是吗？”她握住他的手，身子向他靠近。

“你说什么？不再坐在小河里吗？”

“不再分离了。”

“昨晚我没感到寂寞，我们过得很好。”

“答应我，答应我，鲍里。”他的名字叫本鲍，这是她娘家的姓。

“好的。”

穿着帆布衣服的艾塞姆侍候开饭后回到厨房。

“她不来吃晚饭吗？”埃尔诺拉问。

“不来了，”艾塞姆回答，“一个人在黑暗中坐在窗前。她说不想吃饭。”

埃尔诺拉瞧了一眼萨迪。“刚才你去书房时她们在做什么？”

“她和娜西萨小姐在谈话。”

“我去报开饭时，她们还在谈呢，”艾塞姆说，“我告诉过你了。”

“我知道。”埃尔诺拉说。她的声音既不尖利也不柔和，而是命令式的，音调不高，但冷冷的。“她们在谈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教我不要偷听别人谈话。”

“艾塞姆，她们说些什么？”埃尔诺拉又说，她用异常严肃、专注和命令式的表情看着他。

“说谁应该结婚了。珍妮小姐说，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不会责怪你，像你这样年轻的女人，我希望你结婚，不要像我。她就说这些。”

“我猜她也想结婚。”萨迪说。

“谁结婚？”埃尔诺拉说，“她结婚？为什么？放弃她在这里得到的好处？不会的。我真想知道上礼拜到底出什么事了……”她的声音止住了，把头转向门口，好像听到了什么。从餐厅传来年轻女人的说话声。但是，埃尔诺拉似乎在听更远处的声音。她离开厨房，虽然步子不匆忙，但她那无声的大步使她突然消失，就像一幅画在轮子上的无生命的人像被推下舞台一样。

她默默地走上黑暗的大厅，经过餐厅门口，里面的餐桌边坐着两个人。他们挨得很近，那女人在说话，身子靠向男孩。埃尔诺拉一声不响地走过，门里的身影重叠在一块。她那光线略强的面孔在那团影子上掠过，她的眼球微微发白。突然，她停下脚步。她还没到书房门口就止步不前了。她整个人既无形又无声，面孔也几乎消失在黑暗中，但她的一双眼睛突然发出亮光，她开始用低沉的声音轻声地叫道：“噢，上帝，噢，上帝。”随之，她移动身体，快步走向书房门口，朝里面张望，黑漆漆的窗前坐着静止不动的老妇人，只能分辨出她的白发映出的微微光亮，看上去，她九十来年的生命虽然慢慢在她瘦削挺直的身躯内消耗已尽，生命虽已终止，但在完全逝去之前仍弥留不去，在她的头部发出瞬间的幽暗之光。埃尔诺拉朝房内看了一眼，便转过身，踏着快速无声的步子回到餐厅。那女人仍靠向男孩说话。他们没有立刻注意到埃尔诺拉的出现。身材高大的她站在门口，双手下垂，面部毫无表情，目光散视。她说：“你最好快点来一下。”她轻声地、冷冷地，用命令口气说道。

（王立礼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