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利娅·普莱斯</h3>

布隆古，1961年雨季后期

我们只带了我们能背走的东西。

母亲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如果不是玛玛·姆万扎的女儿们追上来，给了我们几个橙子和一只盛满了水的大肚瓶，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她们知道我们会口渴，尽管大雨已让我们的衬衫紧贴着前胸和后背，使我们冷彻骨髓，且似乎再也不可能口渴。我们要么是从没见过这样的雨，要么就是见过却忘得一干二净。暴风雨开始仅仅几个小时以后，村子里所有龟裂的路面便已成了掺着烂泥的急流。泥流呈血红色，似动脉一般搏动不息。我们根本没法在那上面走路，只能勉强踩在长满青草的路边前行。一天前，为了能下场豪雨，我们仿佛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惜。可如今，我们却面对这滔天的洪水，咬牙切齿，沮丧万分。要是我们有一艘小船，看上去我们就能乘风破浪，直抵利奥波德维尔。这就是你所见到的刚果：要么是饥荒，要么是洪灾。到现在为止，雨还一直不停地下着。

那天傍晚，我们正艰难地跋涉着，前方赫然升起一束明亮的色彩，透过雨幕隐隐地闪着光。后来，我终于辨认出了玛玛·波安达横裹整个臀部的硕大粉色光团。她、玛玛·洛和其他几个人挤在路边的象耳叶下，等待着异常狂暴的倾盆大雨消停下来。她们招呼我们去那儿避雨，在雨中几乎失去知觉的我们便加入其间。很难相信地球上的雨竟会下得如此毫不含糊。我伸出手，眼睁睁看着双手从胳膊末端消失不见了。我们脑袋上方白色的轰鸣声将我们聚拢到这座小小的草丛避难所。我呼吸着玛玛们糅合着花生与木薯的气息，任由自己的思绪飘入一处美妙的乌有乡。玛玛·波安达原本耸立着的根根发辫自末端耷拉了下来，好似小花园里漏水的水管。

当雨势稍缓，变成一般的暴雨后，我们便一起出发了。女人们用叶片包裹着木薯，和其他东西一起顶在头上，要将食物带到布隆古的丈夫那儿。她们就是这么说的。那儿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政治集会。玛玛·洛则带了棕榈油，准备去布隆古售卖。她将硕大的方油桶顶在脑袋上，还和我聊天，看上去极其自在。我试着把自己的塑料大肚瓶也搁在脑袋上，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原来只要一只手扶着瓶子，我也能保持这种状态。待在刚果的日子里，我一直对这儿的女人这种携带东西的方法感到惊奇不已，但自己从来没试过一次。我能像这儿的任何一个女人那样顶着自己的包裹了，真是全新的启示！走过最初的几英里后，我就丝毫感觉不到脑袋上的分量了。

由于周围没有男人，每个人的心情都好得出奇。这种情绪还带了点传染性。我们嘲笑自己陷入泥里时那副毫不淑女的模样。女人们还会时不时地齐声唱和，甚至偶尔喊几嗓子。只要找着了调，我也会加入。父亲的使命至少在一个方面成功了：刚果人很喜欢我们的音乐。她们用自己的语言唱《十字架战士》，营造出了一种奇妙的气氛。甚至基督教里最悲戚的哀歌，《无人知晓我见过的苦厄》，被这些闲庭信步的女人唱出，也有股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味道：“纳尼奥泽姆帕西扎佐！纳尼奥泽姆帕西！”我们的确见过了无与伦比的苦厄。但在那一刻，当我们迈步向前走，任凭雨水似溪流般从我们的头发上潺潺而下时，恍然有种我们要共赴狂野冒险之旅的气势。我们普莱斯家的那份悲伤似乎已属另一个时代，根本没必要再去想了。唯有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在环顾四周寻找露丝·梅，惦记着她是否还暖和，需不需要再多穿件衬衫。随后，我忽然一惊，啊，露丝·梅再也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了！事情看起来就这么简单：我们沿路走远，而她没有和我们同行。

我的思绪漫无边际地飘散开来，直到它发现了阿纳托尔。有些很特别的想法压在我心上，我很想告诉他。比如，绿曼巴蛇的口腔是纯净的天蓝色，还有我们像但以理那样在地上撒了灰，捕捉到了六个脚趾的脚印。这件事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阿纳托尔在基兰加也不安全，和我们的处境一般无二。但也许没有人是安全的吧，毕竟有太多的事情都颠倒了黑白。布隆古召开政治集会的目的是什么？在阿克塞尔罗特的窝棚里，艾达看见的那个嘲笑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们真的要去杀了卢蒙巴？我们穿越丛林时，听见了远处的枪声，但女人们都没提，我们也就没吭声。

我们沿着奎卢河边的小路往上游走。我们一家住在基兰加时，我一直认为文明世界在我们的下游，因为船都是那样驶往班宁维尔的。但当母亲从村里步行出发时，她问了好几个邻居哪条路通往利奥波德维尔。她们都说，最好往上游走。两天后，那条路就能带我们抵达布隆古。在那儿，它和另一条宽一点的西向路交会，我们便可经陆路去往首都。邻居家的女人说，路上会有卡车，也许我们可以搭到车。母亲问她们，她们自己是否走这条路去过利奥波德维尔？她们面面相觑，十分吃惊，竟有人问这样的怪问题。没有，她们都说没有，她们没理由走那条路啊。但她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个愉快的旅程。

事实上，我们的鞋子里都是泥，衣服上也满是烂泥，和愉快完全沾不到边儿。蚊子曾因长时间的干旱而奄奄一息，如今正大肆繁殖，从树林的地面上似黑云一般升腾而起，塞满了我们的嘴巴和鼻孔。我学会了抿起嘴唇，慢慢地透过牙齿缝呼吸。还好，我没被蚊子噎住。等到它们盖满我们的双手和脸孔，留下一条条鞭痕一般的红肿之后，就会顺着袖管往上爬，叮我们的腋窝，我们全都死命地挠着。路上的蚊子仍无穷无尽地涌起，犹如一道道烟柱。它们总在我们前方移动，害得我们心惊胆战。但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一天下来，我们已经走到了之前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

入夜后没多久，我们便来到了基亚拉村。玛玛·波安达邀我们去她娘家坐坐。她父母和两个尚未结婚的姐妹一块儿住在那儿。那两个姐妹看上去比玛玛·波安达要老上二十岁，我们实在搞不清楚她们到底是姐妹呢，还是姨妈。可是，能进屋，不用再被雨浇泼，还是挺高兴的！从屠宰场被救回来的母牛也不可能更高兴了。我们蹲坐在她家那把大水壶四周，用手抓着吃富富和恩萨基蔬菜。玛玛·波安达年老的双亲看上去一个样——两人个子都很小，秃头，嘴里一颗牙都没了。塔塔漫不经心地看着门外，玛玛却听得仔细，时不时地会认真点点头：玛玛·波安达一个劲儿地在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意识到，那是在说我们，因为我们听见了恩约卡——蛇——这个词儿出现了许多次，还有耶稣这个词。故事讲完了，那老太太便久久地打量起母亲来，同时还把褪了色的蓝色缠腰布一遍遍地朝自己平坦的胸脯上裹。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走向雨中，没多久就回来了，手里拿了只煮熟的鸡蛋。她把蛋递给母亲，做手势让我们吃。母亲剥开蛋壳，我们把它分成小块，小心翼翼地用手塞入口中。其他人则密切地注视着我们，好像期待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似的。我不清楚这宝贵的鸡蛋是否是治愈悲伤的特效药，抑或她们仅仅以为我们需要蛋白质，好苦撑过这趟可怕的征程。

我们都已精疲力竭，浑身发着抖。雨水和烂泥让每一英里路都延长了十倍。艾达羸弱的那一侧身子不停地痉挛抽搐着，蕾切尔则似乎处于失神的状态。老太太很担心，大声对她女儿说，客人会死在她家里，这种事会带来坏运气。但她并未把我们扔出去了事，对此我们实在感激不尽。她那骨瘦如柴的胳膊慢悠悠地晃动着，从门口的木柴堆里抽出一根棍子，开始生火，好让我们待在这屋里取暖。烟雾让人喘不过气，但着实让我们摆脱了蚊子。我们把自己紧紧地裹在她们递给我们当毯子用的多余的缠腰布里，坐在地板上，置身于陌生人中间，沉沉地睡去。

夜晚一片漆黑。我听着猛砸茅草顶的雨声和雨水漏下来的静静的滴答声，唯有在此时，我才想起了父亲。“他们说是你苫盖了这片屋顶，现在要是下雨，你就不应该从房子里跑出去 。”父亲再也不和我们在一起了。父亲和露丝·梅都不会了，就这么简单。我心里很疼，就像骨头断了一般，因为我还挣扎着想要在这片终于让我找到自己的新地方站起身来。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妹妹了，这我知道，但我之前尚未想到我连父亲也失去了。我这辈子都是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如今我的身子却毫无征兆地跟向了母亲身后。她的两颊和下巴似盐晶一般闪烁光芒，和其他女人一道绕着火堆膝行。她浅色的眼眸定定地望向远方，那是他无法跟随前往的地方。父亲不愿擅离岗位，追随我们，那是铁板钉钉的事。他没法做那样的事，使自己成为上帝眼中的懦夫。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心里的上帝像他心里的那样，时刻留心寻找人类的弱点。

透过隆隆的滚雷和雨声，阿纳托尔那平静的、特有的嗓音传至我的耳边：现在要是下雨，你就不应该从房子里跑出去 。阿纳托尔将整座村子的愤怒翻译成了一个平静的句子，那句子能将意志坚强的人钉于地面。让人惊讶的是，母亲和父亲都变成石头时，他们的硬化方式却截然不同。

我想象他仍站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僵立于洪水之中，为里三层外三层无穷无尽的孩子施洗。那些孩子会在中途跑开，再带着些需要他祝福的新面孔回来。我从来就没明白过父亲在这世界上的任务究竟有多么庞大。有多么庞大或是夸张。我的睡眠时断时续，有个奇异的梦，沉甸甸的，让人难受，我不得不动来动去，好让自己脱身。煮熟的鸡蛋堆成了山，当我用手碰到它们时，鸡蛋就变成了孩子。这些黑眼睛的孩子神色凄苦，哀求我能不能给他们一捧奶粉，或我的衣服，反正我有什么就给点什么吧。但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们 ，我对他们说。我的心犹如铅块，带着我往下沉。因为不管这话是真是假，都可怕至极、错误至极。每次只要渐渐睡去，我都会再次下沉，穿越这场难堪的梦里那灼热潮湿的气息和深蓝色的绝望。最终，我总算将之抖落，却已毫无睡意，只是紧紧地搂着肩头那块散发着汗味和烟味的纤薄棉布。心力交瘁的感觉始终陪伴着我，而我就这么聆听着雨声捶击屋顶。从现在起，我再也不会亦步亦趋了。现在我怎么可能跟着母亲离开这儿，逃离我们的所作所为呢？

可是，想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我又怎么能待得下去呢？

我们没能在第二天到达布隆古。第三天，我们都发了热，身体最终向蚊子的强势攻击缴械投降。在这里度过了那么多个月，我一直以为疟疾只是一个偷偷摸摸的敌人，但如今它在我身上落定，真实得不能再真实。我能感觉到毒液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犹如厚重的、遭玷污的蜂蜜。我想它应该是黄色的。起初，我十分恐惧，因寒冷和失措的心跳而战栗。仿佛毒液正在我的胸腔里升腾而起，我的心却在下沉。但即便我能用语言将这种恐惧形容出来，也没人来听我说这些。我们头上的雨水将所有的声音都冲刷得一干二净。我们不停地走啊走啊，径直穿越疲惫，远远地超越疲惫。于是最终，我抵达了那种奇异的、迟缓的平静。当我的身体在忽冷忽热中辗转交替，我想象着蜂蜜色的寄生虫正在我金色的器官里大摆宴席。当我发现自己的脸孔似火炉般滚烫，我竟开心地用脸来暖我冻僵的双手。雨水犹如寒冰，鞭笞着我的胳膊。树木燃烧起来，笼在粉色的光晕里，抚慰着我的双眼。我在泥地里弄丢了一只鞋子，也顾不上管了。然后，我又弄丢了另一只。我的双腿在我身下怪异地扭曲起来。到了某一时刻，我只觉得一阵难以抵御的虚空袭来，就躺倒在树下，催促母亲和其他人继续前行，别管我。

我对自己怎么来到布隆古毫无印象，据说是被几个男人放在小木板上抬过去的。当时那些人正好从丛林的营地里出来。旱季期间，他们就在那儿制木炭。我这条命是他们捡回来的。很遗憾的是，我连一张脸、一个声音，甚至他们抬着我时的步伐节奏，都记不起来了。我担心自己当时对他们不太礼貌，像露丝·梅那样骂脏话。她得了疟疾发烧后总说胡话，有时就会那样。我想我再也不会知道当时的情况了。

那时的布隆古就是一个兴奋的旋涡。我是逐渐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还以为这定然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我们不太可能成为庆典的原因”这个念头并未出现在我脑中，因为我被太多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环绕着，比如，男人们敲着鼓，头戴棕榈叶冠跳舞，那叶冠就像从他们的脑袋上发出的芽苗。女人们则头插长长的粉红色羽毛，顺着她们的背脊拖垂下来。埃本·阿克塞尔罗特的飞机降落在波浪般起伏的粉色草地上，机翼周围环绕着舞动的火焰。后来，我们待在了某人的房子里。在那漆黑的避难所中，我看见阿克塞尔罗特变了，变得很怪异。安德伍德罐头上画的魔鬼的犄角从他滑溜的长发中探出，发出炽热的光。他就坐在窗前，面对着母亲。一条活动的尾巴犹如潜行的丝绒蛇在他身后椅背的横档间匍匐游走。我无法不去注意那凶险的躁动。他用左手握着尾巴，想让它在他说话的时候消停一会儿。讨论的是蕾切尔。母亲的侧脸映在窗上的影子变成了盐晶，反射着所有光亮。

其他人来来往往，在黑暗中穿行。我就躺在茅草屋顶下的黑暗里，避居于梦和雨的洞穴之中。有时，我认出床边站着外公沃顿，他正耐心地等着我出招。我愧疚而震惊地发现我们正在下跳棋，而我走神了。外公极其漫不经心地告诉我，我们俩都已经死了。

父亲只来过一次，眉间与舌上缭绕着蓝色的火焰：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蓝色的话语线从他唇间吐出的气息上缓缓升起。我注视着，心醉神迷。在这些蓝色话语触及茅草顶的那一刻，它们却变成了一排蚂蚁。清晨，黄昏，又是清晨。我一直注视着它们络绎爬至尖尖的屋顶上的洞中，背着它们微小的重负暴露于天光之下。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吃惊。阿纳托尔·恩甘巴的在场尤其如此。一天清晨，他来到了这儿。之后每天，他都会用一个马口铁杯将苦茶端到我的嘴边，再三呼唤着我的名字：“贝埃内－贝埃内。”最真的真理。在我全部十六年的人生历程中，我几乎未曾想过自己除了被上帝心不在焉地咕哝几句，还能值得上什么关照。如今，身居这座充满匪夷所思之物的避难所，我却漂浮起来，沐浴在溢满宽恕的温暖水流中，猝不及防也不必设防。我没有能量去改善自己。如果阿纳托尔能将我所有深彻骨髓的罪孽裹于一块毯子里，并对我说我就是善，那我何不相信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