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纳摩?”
“为什么是迪纳摩?你最近变得心不在焉……”斯大林从桌上拿起了烟斗,用手指拨了拨烟灰,划着了火柴,吱吱地抽起来。“那个把酒杯传到桌子底下的足球运动员姓什么?……”
原来,谁也没有发现。而斯大林喜欢显示自己的观察力来让人惊讶。稍后贝利亚通过电话报告了姓氏。
“我应该指出,这个亚古博夫是个不中用的服务员,”斯大林说道,“有点像神经质……也许,对这项工作来说他的才能过剩了,啊?”
“我们清除他。”
“真让我意外!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你们会除掉的。早就让我担忧的是,你们如何轻易地除掉人们……人们——这是我们的干部。”
贝利亚听到,斯大林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斗。
“这样办,”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建议道,“根据这个足球运动员的专长交给他工作。”
拉弗连季·帕夫洛维奇皱了一阵眉,他想起了残暴的矮子叶若夫,斯大林亲自在外省找到并提拔了他。他向来喜欢按“让小人物一步得势”这句俗语行动。这么说,这个亚古博夫现在让他感兴趣不是偶然的。因此对这个小子要小心。拉弗连季·帕夫洛维奇办公室主任切尔诺夫将军得到了指示,于是让斯捷潘当了内务人民委员会迪纳摩体育场经理。第二天他已经接收了工作,于是老经理站在坐在椅子中的亚古博夫面前向他介绍,斯捷潘将要干什么。老经理被派往了前线。新经理的工作不多。体育场主席台下的体育馆和更衣室被占用了。那里安置的是派往敌人后方从事破坏活动人员的培训学校。指挥学校的是其他人。
斯大林再也没有想起自己的这个玩笑,尽管他一向喜欢时不时检查结果。地下隧道工程转移了领袖的注意力,沿着这条隧道他可以乘车从孔策沃的家来到克里姆林宫。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结束了隧道的开掘。斯大林视察了道路,但是他觉着,如果偶然或蓄意发生崩塌,隧道里可以憋死人。他又稍加考虑后下达了让地铁通过隧道的指示。报纸开始报道伟大领袖对人民福利的新关怀。
亚古博夫到底永远也没得知,是谁稍微支配了一下他的命运。安排他就业的其他所有人后来都被枪决了,当然不是因为亚古博夫。在体育场经理的职务上斯捷潘感到了对不仅是让别人服从的兴趣。他成了上级任命的干部。很快他认识了尼娜,中央某部部长托皮林的女儿。尼娜来到迪纳摩体育场打网球。她比斯捷潘稍高一点。亚古博夫给她创造了特殊的条件,安排了最好的个人教练。他亲自来观察尼娜的训练情况,并且在观察过程中喜欢上了尼娜·托皮林娜。一段时间后他成功地把尼娜搞到手,这减少了结婚的困难。
在解决了贝利亚和中央宣传部的问题后,岳父有了能力,把此时已经从高级党校毕业的斯捷潘从体育场经理调到《苏维埃体育报》加强工作。这样亚古博夫成了记者。现在他得到了机会向广大群众解释,体育是革命事业,是政治工作,是培养苏联爱国主义的强大手段。体育同样从思想上锻炼千百万体育爱好者大军。亚古博夫的岳父被打发退了休。他试图给亚古博夫出主意,在上面或对下属该如何表现自己,但是亚古博夫打断了他,带着微笑拍打着他的肩头。
“你们的老办法,老爷子,不中用。需要的不是善于不多嘴的人,而是善于工作的人。您看看,你们犯了多少错误,现在就别吱声了!”
但是斯捷潘本人也岌岌可危。在以防万一被打发离莫斯科远些的其他人中,亚古博夫受贝利亚的派遣到了匈牙利工作。贝利亚利用这个决定一举两得。他安排斯大林时期受到赏识的人退居次要地位,目的是表明,他本人反对斯大林。但是安排的方式是,只要局面发生有利于他的变化,可以迅速让这些老干部回来。
三十四岁的健壮的小个子亚古博夫抵达了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并以使馆二秘的身份出现在大使克格尔巴诺夫的眼前。妻子和父母留在了莫斯科。
“我和您是老乡,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亚古博夫赶忙让克格尔巴诺夫高兴。
克格尔巴诺夫已经熟悉了新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他不能不肯定地评价二秘的精明能干和他善于执行的能力。亚古博夫监视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来出差的苏联公民:工程师、运动员、演员、党和共青团工作人员。在这方面他有小小的经验:他善于侧着身子听。克格尔巴诺夫大使对亚古博夫极为和蔼可亲,原因不是他们出生在一个镇子里。他知道:同乡也在监视他,而且同乡能够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斯捷潘明白这一点,他努力用行动向大使证明,恰恰相反,他善于珍惜对自己的关怀并且不会出卖自己人。
当贝利亚被枪决后,斯捷潘已经感到自己是克格尔巴诺夫的干部了。他也没有看错:在因内行地领导镇压1956年布达佩斯革命而秘密受到勋章嘉奖的国家安全人员名单中,克格尔巴诺夫排在第一位,而亚古博夫是最后一名。很快不得不把克格尔巴诺夫大使从匈牙利调走,关于他西方报纸报道说,他双手沾满了鲜血。亚古博夫负责的是较小的事并且是在夜里。他指挥清理街道上的尸体。西方报纸没有报道他。他留下来在使馆工作,但是也向往回到莫斯科。
亚古博夫退休的岳父尽管也在别墅散步,但是这幢别墅离赫鲁晓夫的别墅不太远,所以他们一直是朋友。他告诉赫鲁晓夫说,他的女儿因丈夫不在感到寂寞。而此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非常需要的对党的干部的清洗进行得很不顺利。需要有自己的人。赫鲁晓夫打电话给克格尔巴诺夫查问亚古博夫是什么人,姓似乎熟悉。克格尔巴诺夫这时已经在中央的一个部当了部长,于是他提醒了匈牙利事件受嘉奖人员名单。
“我记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道,“这个人怎么样?”
“在工作中经受了考验。是我们的人!”克格尔巴诺夫作出了结论,他也需要有自己的人。
三天后,亚古博夫“因调任另一项工作”被召回并在莫斯科着陆。这里,组建了新闻社取代新闻局。赫鲁晓夫安排自己的女婿阿朱别伊进入了管理委员会,顺便捎带上了托皮林的女婿亚古博夫。在新闻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得以表现出自己组织者的经验。新闻社出版社开始无偿地把宣传书籍分别寄到所有国家。在苏联大使馆的领导下,在当地设立了新闻社站点,干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前往并且从当地的共产党员中选拔。
在国外的居住经历,尽管只是在匈牙利而已,以及领导工作,不可能不改变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外貌和视野。些许的傻头傻脑气质消失了。对生活的理解变得更意味深长了。他穿戴朴素又好看,是个令人愉快的谈话者,有幽默感,一切都讲分寸。他从来不会搞错,给谁要亲自打电话,而给谁要通过女秘书,并且用什么口气说话。他成了一个人物,在其中,对自己的看法与实际的成就尽管没有完全相等,但是接近了。他明白,他进一步的成长间接地取决于宣传的成果,直接地取决于和领导的相互关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也有了忠于他的下属。孩子们成长得健康、听话并且学习好。妻子从体育学院毕业后工作得很少,但是很愿意和孩子们打网球。他喜欢孩子们,晚上和他们玩,夏天送他们和妻子到库班去看老人,好让他们从小养成劳动的习惯。总之,亚古博夫完全有理由可以认为,他生活中的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唯一让他伤心的就是匆忙性,这大概源于他矮小的身材。他说话和走路太快了。匆忙有损稳重。他不得不让自己停下来,停顿一下,然后慢一些说话和移动,不慌不忙,与他现在的地位相称。并且他越来越频繁地思考到,该是他完成新的跳跃的时候了。是不是忘记他了?
当捷克斯洛伐克露出苗头后,最合适的是紧急派克格尔巴诺夫去那里当大使,他有在匈牙利类似局面下丰富的工作经验。但这会引起不良的反应。政治局任命克格尔巴诺夫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随后在他的指挥下开始从莫斯科组织在布拉格的预防性措施。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需要额外的干部。匈牙利事件获勋章嘉奖人员的名单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克格尔巴诺夫考虑的不仅是在匈牙利的工作经验,还有同志们以后的工作——要知道过去了十二年了。
克格尔巴诺夫的助手沙马耶夫给亚古博夫打了电话,他和他在匈牙利以“你”相称,并通知说,可能用得上他。
“时刻准备着!”亚古博夫稍微地欠起身,用少先队式的敬礼干脆、甚至是高兴地回答道。
“您准备去休假吗?”
“这将取决于指示。”
“不得不暂时推迟休假了。”
“遵命。”他回答道,猜不出来需要他干什么。
事态在发展,可卢比扬卡没有用他,而是在应付。其实,亚古博夫不喜欢“卢比扬卡”这个词。他通常说“机关”——持重并且切合工作。8月21日早晨,亚古博夫从广播里听到了塔斯社关于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提供紧急帮助的报道。
沙马耶夫又给他打来了电话,说让他乘车到诺金广场,停在中国城城墙附近。亚古博夫乘车刚刚到了跟前,一个人走到他跟前并请他坐到另一辆带窗帘的车中。五分钟后车子钻进了“机关”的主楼,开进了食品商店对面的大门。他们默默地坐电梯上到了第三层并沿着两面是浅绿色墙壁的长长的空旷走廊走去。角落里站着警卫。亚古博夫什么也没有问。当他们走进门里时,他看到了“主席”的牌子。
在巨大的外间一位身穿少校制服的上了年纪的秘书坐在一张摆着不同颜色电话的巨大桌子后面。陪同亚古博夫的人消失了。控制台上的红色信号灯亮了起来。秘书默默地站起来打开了门。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四面是红木墙,墙上是贝利亚时就挂上的东方挂毯,亚古博夫远远地看到桌子后面一张戴着细金丝边眼镜的熟悉面孔。办公室的主人整了整袖口。克格尔巴诺夫头发变白了。头发紧贴着头皮,眼镜遮不住眼睛下的眼袋。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站了起来,不露声色地打了个招呼,问了问自我感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如前所述,永远是健康的。亚古博夫闪过了一个念头,会派他去捷克斯洛伐克做预防性工作,在匈牙利他成功地胜任了这项工作。但随即想到:既然把他直接带到了机关,就不会派去国外的。
“我推荐了你,亚古博夫同志,”克格尔巴诺夫看着他的眼睛说道,“起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团、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及国民会议请求帮助的呼吁书。你知道,昨天夜里我们已经提供了帮助。”
“我了解。”亚古博夫回答道,尽管他不完全了解。“什么时候开始着手?”
“现在。”
克格尔巴诺夫摁了摁按钮,当上了年纪的少校出现在门口并挺直身子立正站好时,他又补充道:
“把材料给他……”
“有一个小困难,叶戈尔·安德罗诺维奇,”等到少校出去后,亚古博夫愧疚地说了出来。“可是我不懂捷克语……”
“我知道。”亚古博夫仿佛觉着克格尔巴诺夫的声音中含着讥讽。“翻译嘛,我认为,我们会找到的。坐下工作吧。”
主席用自己的钥匙打开暗门后离开了。斯捷潘来回转了转,不敢坐在有六部电话的主席的桌子后面。他在旁边长长的铺着绿色呢子的会议桌后凑合着坐了下来。捷尔任斯基从肖像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亚古博夫。太阳刺眼,透过巨大的窗户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矩形,所以迫使人眯缝起眼来。
处在兴奋中的亚古博夫没有失去判断的能力。他想的不是,在如此重要的任务中为什么选择偏偏落在了他身上。他不怀疑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他善于干练地工作。那时在布达佩斯,他不让士兵们睡觉,把卡车开了过来,因此在黎明前所有的尸体都装车、运走并埋到了坑里。连街道都来得及清洗。亚古博夫自己也没睡觉——开着嘎斯牌吉普车在布达和佩斯之间往返奔驰,尽管还没有人从窗口射击。不,原因不仅在于干练,这里重要的是他还是个记者。可是难道克格尔巴诺夫自己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的干部不够吗?这里重要的还有,他,亚古博夫是局外人。是自己人同时又不是自己人。可靠,但不是来自机关。偏偏使用他不仅是有逻辑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决定。他没有怀疑症,亚古博夫!但优点就在这里:让自己相信后,他更加坚定地完成工作。
少校拿来了1968年当年7月和8月上半月的《真理报》合订本。亚古博夫把一小沓白纸挪到跟前。让任务困难的是,如果不算中学的听写的话,他一辈子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甚至都没有尝试过。所有他需要的东西是别人按照他的指示替他写的。他有能力干更大的事,而不是简单写个东西:他知道,应该写好什么并且为什么。他可以同时创作众多的文章,用正文填满整张整张的报纸,出版数十本书。自己写就像打扫自己的办公室一样荒唐。要写东西有奴仆。
亚古博夫叹了口气,开始翻阅《真理报》。7月份,捷克斯洛伐克从报纸的版面上消失了。他们担心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一直在说服。客气地请杜布切克到莫斯科去,但是他们不得不动身到蒂萨河上的切尔内去。他杜布切克算什么共产党员!如果他心存疑虑的话。捷克人在谈到有人道特点的社会主义时,他们在暗示什么?他们堕落到了开放边境并且可以自由出入境的地步!共产党员,可他们的行为像孩子!而这里就是亚古博夫现在需要的东西:布拉格汽车厂捷克斯洛伐克工人们的来信——九十九人签名的真迹复制。他的信下面不会有真迹复制。在这里——这很重要:“所有共产党员的神圣义务”——理论性文章。是捷克人向我们提出自己恳切请求的根据。
亚古博夫本来就都记得,但他一直翻阅到了《真理报》的最近一期,直到塔斯社声明。捷克斯洛伐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声明说道,向苏联和其他联盟国家提出了请求……已经都提出来了,可正文没准备好——这是多大的疏漏啊!现在主要的是起头。脑海里突然自动浮现出一句号召:“兄弟姐妹们!”
这样的开头让他喜欢上了。战争开始时斯大林就是这样号召人民的。后来,当亚古博夫翻开《真理报》时,他看到,他的号召被修改了,写道:“男人女人们!”但他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的和他的写得更好。
而现在他感到:不应该紧抓政治,应该紧抓捷克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好客气地,不使用暴力进行说服,以便让他们似乎是自主决定的。再说,军队已经派入,所以可以不用担心。“尊敬的公民们,我们向你们呼吁。”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接下来写道。对现成的说法他采取了创造性的方法。“全体苏联人民的愤怒和愤慨”,“疯狂的爪牙”,“挑拨者”,“复仇主义者”,“反动派的嚣张”——所有这些他都丢掉了,选择了更为温和的字眼,只保留了党的坚定立场。在一开始痛苦的探索过后,写变得容易些了,笔锋开始迅速轻巧地游走。写完后,亚古博夫叫来少校并说道,他需要一个女打字员。
“要内行的!”他补充说。
少校离开了,一分钟后他手里抱着打字机返了回来。他打字果然像机枪哒哒,于是文本很快放在了桌子上。在上面写着:“不得带出办公室传播。”还是那个陪同的人开车把亚古博夫送到了大门外。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改坐进等候他的伏尔加车中后,司机只是耸了耸肩。
“大概累了吧?”亚古博夫问道。“没关系!人是有耐力的生物。”
亚古博夫的心情像过节一样。用报纸的语言表达,他参与拯救了一个国家免遭退出共同体阵营的耻辱。以后捷克人自己也会认识到这一点的。亚古博夫将名垂他们的青史,成为他们的民族英雄。整个进步人类总有一天会知道这个的,暂时连妻子都不知道。
第二天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又派上了用场。他被任命为捷克爱国者发行的《劳动报》编辑,报纸在德累斯顿出版并在被苏联军队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免费散发。捷克爱国者的报纸是在莫斯科编的,在亚古博夫的本职工作地新闻社内。发行的报纸用军用直升机从德累斯顿运出。记者卡尔·涅颇穆尼亚希坐的直升机坠毁了——他被成捆的报纸压死了。把他安葬在了莫斯科,隐瞒了死因。亚古博夫日夜工作,亲自检查并商讨每一行字。他变得面色苍白,瘦了下去。捷克人不想看这份报纸。
当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正常化后,不再需要捷克爱国者的这份业务机关报了。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亚古博夫相信,他理应得到嘉奖。但是行动的保密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不能直接奖励他。他得出了结论,可以等待高升了。等待的时间不长。10月份允许了他去休假。他带着新的任命和妻子出发去了机场:休假结束后着手《劳动真理报》第一副主编的工作。
亚古博夫在履历表中没有说明,他曾当过岗警。他写的是:曾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系统任职。所有真正的契卡人员内心对民警都暗含蔑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明白,他在生活中走运,但认为,这个运气是合理的并且是他本身素质的结果。因此,他把每一个工作职位看成是临时性的,是一个台阶,从上面可以登上高一层的台阶。他渴望做责任更大的工作,希望比别人更高,并且如果让他领导所有人的话,他会比现在的那些领导人做得更聪明和更正确。亚古博夫也不否认有虚荣心。他可以接受显赫的头衔,看见自己的肖像,开玩笑地想过,人们如何把那古茨卡亚镇改名为亚古博夫市并为他立纪念碑。然而他的心思对未来的兴趣要比对现在的小得多。
具体的方案是,去当政治局一个委员或中央一个书记的助手,最好是当国际事务负责人的助手,这方面他亚古博夫已经经过了考验。但是担任这种职务不是任命的,而是挑选的。参与选择的是一个选择人。录用助手的用意是,有助手的领导会再添上一根脑筋。亚古博夫有脑筋。妨碍迅速成长的只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出色的健康。政治局委员们不喜欢样子过于健康的人,所以,为了进入上面,亚古博夫还得要生生病并老一老。
但目前到《劳动真理报》的任命也是重要的升迁。此前在中央工作过的人才会被任命为主编或者其副手。考虑到亚古博夫的功劳,对他破了例。他也看到了危险:马卡尔采夫以前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由此可见,他在那里有关系。亚古博夫可能变成任人宰割的孩子。然而他曾经跳伞好并且能及时地拉开伞环。
但是年长者也免不了出差错。在调到《劳动真理报》后不久,亚古博夫接到中央来的电话后在记者协会接待了客人——捷克事件后《红色权利报》的新任副主编。他们大致是同龄人,捷克人比他高四分之一米。旅行的线路是去中亚。撒马尔罕的名胜他们是三个人参观的——带着翻译玛丽娜,涂脂抹粉的金发女郎,身材很好并且穿的都是进口货。他们在国际旅行社撒马尔罕宾馆吃的晚饭。对苍蝇皱眉头的捷克人说,他很喜欢这里。他们各喝了两杯酒。玛丽娜一个人不慌不忙地喝完了一瓶伏特加酒。当他们在走廊分手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发现:女翻译走进了捷克人的房间,兴奋地和他说了几句话后,走了出来。
《红色权利报》副主编来到苏联秉承的是自己的信仰,并且他很害怕把这些信仰表现得不够。根据全部情形判断,他谢绝了玛丽娜的进一步服务并祝她晚安。玛丽娜没有料到受到这样的侮辱,于是她走进亚古博夫的房间要了支烟,问道:
“你想看看吗?”
“什么?”他没弄明白。
她脱了衣服并站了一会儿,给他时间深入理解事情的本质。
“怎么样?”
亚古博夫想把她推到走廊去,但是她笑着躲闪着,他也没能够迫使她穿上衣服。何况她长得很不错,而他不是大理石做的。原来,高个的女人(他从来都害怕她们)表现得好极了。亚古博夫喜欢干这事,但是他努力克制自己。过了一个半小时,他醒悟了过来,开始劝说玛丽娜离开。
“你让我喜欢。”她反驳道并枕在他的胳膊上睡着了。
早晨他向走廊里看了一眼并放她走了出去,然后松了一口气。在莫斯科玛丽娜给亚古博夫单位打了电话。他的责任如此重大,甚至于想不起来一些熟人。可她有新的合作社单间住宅的钥匙,并且她邀请亚古博夫看房子。他冷淡地和她说话并礼貌地谢绝了看房子,理由是工作繁重。这时玛丽娜的桌子上放着关于《红色权利报》副主编中亚之行的汇报。放下听筒后,玛丽娜稍微想了想并最终在对捷克共产党员进行简短的正面评价后补写道:“斯·特·亚古博夫同志在行程中政治上坚定不移,但道德上有动摇。”
要是知道这个,亚古博夫肯定会去看新房子的。政治上他可的确是无可指摘地坚定不移。当瑞典记者拜访《劳动真理报》编辑部时,由于马卡尔采夫生病,接待他们的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安娜·谢苗诺芙娜去了一趟内部供应小卖部,拿来了咖啡、甜点心。瑞典记者很关心几个问题。
“请问,亚古博夫先生,为什么苏联的报纸定期地中伤个别作家?”
他马上回答说:
“我们不能禁止报纸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也有新闻自由,先生们!”
“您说,您曾是普通的农民,亚古博夫先生。您是如何成就仕途的?”
“在我们国家不可能成就仕途,只可以成长。”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耐心地纠正道。“在我们国家,所有忠于我们理想的人都迅速地成长。”
随后亚古博夫用自己迷人的微笑笑了起来——一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普通的、坦率的俄罗斯人。
“您的父母——他们是什么人?”另一个瑞典人问道。
“我都说过了,是农民,”亚古博夫笑了起来,“按我们的说法,是集体农庄庄员。我很爱他们。每年春天我都飞过去看他们一两天,带上很多食物,翻松菜园,修补屋顶,老人们干这个困难……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去不成,如果我5月节日期间值班的话……工作是第一位的,先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