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

“伊戈尔。”马卡尔采夫立即回答道，尽管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正式地和人认识了。

“纳斯佳姐姐和他在一个班学习过。”岳母解释说。“他们是好朋友，一起玩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战前在罗斯托夫。萨尼亚正好大学要毕业了。这不找到了。要在大街上我就认不出来了……加里克，您饿了吗？”

岳母出去到厨房去了。

“您是什么系毕业的？”伊戈尔问萨尼亚。他问不是因为感兴趣，而是为了谈话。“是物理系吗？”

“是数理系。”客人说道。

马卡尔采夫甚至没有夸奖自己的洞察力。别的不敢说，人他很快能弄清楚。岳母把盘子放在了他面前：一条冷鸡腿和两只西红柿，这是他喜欢的。

“您吃晚饭吗？”

“谢谢。”客人嘟哝道。

他不是很健谈。

“他不想吃。”岳母解释说。“他说他饱了。而我晚上要保持身材。就像法国人说的，一分钟在舌头上，一辈子落在大腿上。”

“您是《劳动真理报》的编辑？”亚历山大瞟了一眼红色的新鲜的12月的西红柿。

不清楚的是，他问这个是想请求办什么事（求报纸主编办的事是有的，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对此不感到惊讶，认为是应该的就尽可能帮忙），还是也纯粹出于礼貌才问的。

“对，我是记者。”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稍加纠正并有腔有调地说。“三十岁时给自己配副眼镜，三十五岁时得上黏膜炎，四十岁时说，伙计们，‘再见’，四十五岁时会被杀害或者死去……”

“这是谁的作品？”

“民间的。年轻的记者们喝点酒后唱的。年长并且越过了界线的人是不会说的。”

“您多大了？”

“满五十六岁了。”

“这么说来，并非所有的预言都会实现！”客人再次瞟了一眼鲜红的西红柿。

“可是我有神经根炎，肝有点毛病。”马卡尔采夫笑了笑。

“物理学中有这样一个概念，叫临界点。水，水，突然在临界点后是冰，另一个质。我想，人的临界点是相对的。”

“那你的身体怎么样，萨尼亚？”岳母问道。

“十年以前，我以为，我的临界点到了。医生们吓唬说：你死定了。可是我自己尽力帮助了自己。哦，我该走了。我晚上也工作……”

“您在保密的研究所工作？”马卡尔采夫问道，他再次相信没有弄错，因为大多数研究机关都是邮政信箱代号。

“基本上是！”客人站了起来。“祝您健康！”

他们彼此握了握手，然后岳母去送自己姐姐的同班同学去了。走廊里可以听到他们压低的说话声、笑声。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把盘子挪开，倒了半杯博尔若米矿泉水，喝了下去，等了等打嗝，用嘴唇从万宝路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后美美地深吸了一口。岳母回来了。

“喜欢我的客人吗？”

“总体上说……”马卡尔采夫有分寸地嘟哝了一句，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可他是个多谦虚的人呀！要知道全世界都在谈论和写他！”

“全世界？”马卡尔采夫从嘴里拿出了香烟。“他是什么人？”

“有时您让我吃惊，伊戈尔！索尔仁尼琴。”

“索尔……”马卡尔采夫咳嗽了起来。

“有什么奇怪的吗？”

“没有，没什么……”

他站起来躲进了卧室。

当决定是否在《新世界》刊登《癌病房》的问题时，更愿意在幕后的瘦削同志把书稿交给马卡尔采夫看一看。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三天后把大样还了回来。

“怎么样？”那个人问道。“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等候答复。”

“我不知道。如果删除那些暗示，那么，也许，批准？”

“我和你能正确地理解。可是群众呢？再说了，要是批准了，明天会请求批准更加尖锐的东西！索尔仁尼琴——不是我们的人。”

怨气首先发在了岳母身上。马卡尔采夫在卧室里踱了一阵，重新走了出来。岳母正在厨房洗餐具。

“请注意，您的萨尼亚，”他有意不想说出姓来，“很快会因为反苏言行被开除出作家协会！”

“这会是个大错误！以前曾经骂过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可现在呢？”

“您起码知道，他跟国外有联系并且有关部门在对他进行监视吧？”

“可这是愚蠢的！他是个诚实的人，比我们所有人都诚实。不久前还想给他颁发列宁奖呢。”

“是的，他和赫鲁晓夫拥抱过。”

“可没有赫鲁晓夫，他就不是天才了吗？”

“我不想争论他的天才。但是把他带到这里来，您把我置于什么境地呢？”

“啊，原来您，加里克，指的是这个！”

“就算是您不在乎我，”他没让她辩解，“可是您想过女儿和外孙了吗？他们的处境也取决于，顺便说一句，我！”

“我认为，现在不是37年！”

“您懂得真多！也许，我甚至对您的这位萨尼亚有好感。不能排除，他眼看就要成为列夫·托尔斯泰了。是不是这样，让后人们去辨明。您是文学教师，而我，正如常言所说，是党的负责人员，见鬼！所以决定我的好感和反感的不是您和您的同班同学！”

“不是我的，是纳斯佳的！”

“就算是纳斯佳！……”

“我明白了，我们不要学习政治常识了……您再也不会听到他的事了。我指的是，不会从我这里听到。”

岳母带着自尊走了出去。

“请原谅我的生硬。”他在她身后说了一句。

但是到第二天她还在生他的气。她当然跟吉娜和外孙说话了。她还嫌不够，竟然还想让他儿子因为父亲的胆怯而开始鄙视他。

那里是否知道，索尔仁尼琴到过他家里？应该保证自己免遭麻烦。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大脑在夜里一直在寻找解决办法，而当早晨伊戈尔·伊万诺维奇顺便去了中央委员会后，大脑给出了答案。走在走廊里，他对自己解释说，出于思想动机他有权向自己的知识分子看法进攻，并且记得椴树下的喝茶谈话，他顺便到了宁愿不引人注意的那个人的助手的办公室。

霍穆吉洛夫，新闻出版助理，身材瘦长，像自己的领导，他说话声音柔和，从容不迫。他们从30年代末就认识了。马卡尔采夫请求研究一下，领导能否就一件简短而重要的事接见他。

当天晚上就接见了他。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汇报说，编辑部收到劳动者谴责索尔仁尼琴的大量来信。至今各报保持着沉默，也许，现在是发表几篇评论的时候了？马卡尔采夫明白，当建议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路线时，这里可能会不喜欢，但一旦有什么事，他能保证自己不受对索尔仁尼琴有好感的指责。但是接见时瘦削的同志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而是想要看看信。

在编辑部，马卡尔采夫找来了思想教育部代理编辑塔甫洛夫，并提出要紧急准备评论。一个半小时后标题为《我们痛斥！》的评论摆在了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桌子上。文中讲到了评论索尔仁尼琴所需要的一切内容，马卡尔采夫画掉了标题并写道：“我们抗议！”他知道，任何运动都是逐渐地升温，所以需要留下煤油备用。

一天过后，霍穆吉洛夫给马卡尔采夫打电话，批准了安排见报。报纸出来了，于是他想道，岳母忍不住会向他说出一些令人不快的话。但是晚上季娜伊达说，她送母亲上了火车。母亲本想留下来过新年，可是今天突然改变了主意。

“哪怕打个电话告个别呀。”他说道，心里满意的是，她没有打电话。

“她让我吻吻你。”

就是说，岳母什么也没告诉季娜伊达。

“让她完全搬到我们这里来住也行……”

“她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加里克，你知道的！”

在《劳动真理报》发表文章之后，反索尔仁尼琴的运动得到了所有报纸、塔斯社以及国外一些政党报刊的支持。马卡尔采夫在思想会议上因正确的路线受到了表扬。他差点再次碰上树枝，但是顺利地躲过去了。

在这些行动中有着特殊的乐趣：在任何情况下永远要按上面需要的方式做事，尽管你个人也可能不同意什么，甚至有不同的看法。是的，是有不同，因为你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成员。但当然是内心不同意，不表示出这一点来。你有义务按照要求行事。抽象的原则与不问政治的良心之间的区别的根源就在于此。

年轻时马卡尔采夫痛苦过，他感到，他个人的尊严有时由于必须执行荒唐的命令而受到侮辱。因此他找到了出路：尊严不受损害的前提是，如果他本人还在决议之前就能领悟，在此刻什么符合上面的精神，什么不符合。而不好的、智力有限的领导在等候指示。尽管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但由于预见意味着根据还没有传来的决议行事，根本性的区别毫无疑问，就像是“预料到”与“使满意”两个词之间的区别。马卡尔采夫没有假意谦虚地认为自己属于好的成员。

然而他在生活中的前进并不轻松，没有避免道义上的不适。他有过一个亲近的朋友，或者很要好的人，问题终归不在于名称。无论如何，不是外人，不像索尔仁尼琴，没有触犯任何私人的东西。同安德烈·福米切夫，《莫斯科晚报》的编辑，他有时见面次数多一些，有时少一些，但他们定期通电话。安娜·谢苗诺芙娜知道：无论办公室发生了什么事，都要立即接通福米切夫。

他们是一起开始的。两人都热爱报纸事业，两人都精力充沛，两人都成功地避免了一定时期中的麻烦，尽管两人的地位以前都岌岌可危。也许，于事有补的还有他们彼此事先警告对方的失误。不管怎样，但他们平安无事，甚至还成长起来。马卡尔采夫走到了前面，而福米切夫在市晚报变老。

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永远有讨论的话题。他们讨论每一个重大的步骤。在中央开会时他们在走廊找到对方并坐在一起。哦，至于业务上的请求——安排一篇应该安排的材料见报，但因为某种原因在自己报纸上不方便——这时肯定是开绿灯。他们彼此不是称呼名字，而只是姓氏——习惯这样了。他们的妻子也这样叫他们。福米切夫在赫鲁晓夫时彻底失败了，荒唐而且是在瞬间，连和马卡尔采夫商量也没有来得及。

塔斯社关于发送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进入太空的报道在他的确安全着陆后很快传了过来。这时，新一期《晚报》福米切夫已经签字付印了。那时不像现在，在塔斯社的报道上有指示，所有报纸是否必须刊登，在哪一版，配发照片还是不配。福米切夫犹豫起来。把报道安排到报纸上就意味着延误报纸的出版。市委是不会赞成的。再说通过广播电台已经知道新闻了。当召他去中央委员会时，他还没有猜到原因呢。当看到面前的赫鲁晓夫以及政治局全体委员时，他完全慌了神。

“对了，同志们！”赫鲁晓夫说道，“昨天我在别墅翻开《晚报》看到，上面没有关于加加林的一个字！世界上所有的报纸，就连资产阶级的也在内，都报道了这件事。只有两个人没有相信：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福米切夫同志。结果是什么呢？福米切夫比资产阶级的编辑们还差。”

一瞬间福米切夫的脸上布满了红斑，他像在课堂上那样惊慌地举起了手，他感到，趁还不晚的时候应该解释差错，他用哆嗦的声音说道：

“请允许我说……问题在于，我作为编辑……”

“您，福米切夫，”赫鲁晓夫风趣而中肯地反驳道，“已经不是编辑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被打蒙了的福米切夫晚上来到了马卡尔采夫家。他们喝了酒，趁着季娜伊达给他们做饭并让他们就着伊戈尔特别喜欢的烤饼喝加桂皮的浓茶时，他们全面讨论了局面。

如果是市委撤职的话，可以在中央想办法把撤职改为严厉申斥或者调到另一家报纸，尽管这样的可能性也很小。嗯，可要是赫鲁晓夫亲自撤的职，福米切夫可以自豪的就只有，任命他的是市委，而解职的是政治局了。

福米切夫不知怎么立刻变得沮丧了，背驼了起来，他开始每天到马卡尔采夫那里去抱怨不公平，请求录用他担任一个小职务。嗯，比方说，当一个部的编辑。

“想都不要想！”对方激动地叫道。“你凭什么要这样的降级？众所周知，党的老马是识途的。”

实际上不同上面协商马卡尔采夫是不能录用他的，可是他下不了决心协商。他早就意识到了不结交朋友的必要性。和他们一起永远要比和下属困难，他们要求真诚和内心的力量，可马卡尔采夫把这些力量彻底贡献给了上面。与福米切夫的友谊是个例外，但也开始变成累赘。

“随你怎么想，”听了丈夫的讲述后季娜伊达说道，“只不过这个友谊不会给你增添光彩。人家可都知道这个，而且大家都在说：‘福米切夫给撤了职，可马卡尔采夫和他合得来！’”

“不，吉娜，我不能拒绝福米切夫！”

她看到，丈夫在受煎熬。

“你也不要拒绝！逐渐地疏远他，像大家做的那样……他是聪明人，会明白的。可要是你，但愿不要如此，落到了他的境地，他是不会客气的！”

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妻子就去睡觉了。可早晨，当福米切夫打电话给他并告诉说，他第三次努力争取中央接见并且又失败后，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说道：

“听我说，应该和你商量一下，诚实地，按党性原则。”

“明白你的意思了，”对方立刻回答道，“我现在就赶来。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而建议嘛，我高兴……”

“恰恰不需要赶过来……”马卡尔采夫在寻找合适的字眼，他甚至因为对自己生气挥了一下手。“你要知道……要不然，我们最好等等再说，你怎么想？这里说什么的都有……”

“是谁在说什么？我不明白……”

“流言蜚语，你别在意。但是我过后才能更好地帮助你，如果现在不说我们是自己人的话……你听到吗？”

“听到了。”

“你怎么认为？”

“我明白了，马卡尔采夫。”

“你明白什么了呀？你恐怕是生气了，可却什么也没明白！我在说正事，可你却动了感情。我会接你的电话的。就是别惹人注目。我说得对吗？”

“对不起，”福米切夫打断了他，“我没时间和你商量。这不老婆让我去市场：商店里什么也没有，可东西得吃呀！再见！”

从那时起他们一次也没有见过面、谈过话。马卡尔采夫想起来时把手伸向电话。号码他很熟悉并且从来不让安娜·谢苗诺芙娜给他接通。但是每次当他决定要打电话时，他都会被急事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