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资本主义国家填写的证明（即“履历证明”）中的材料

所担任的职务：《劳动真理报》主编。

1912年7月24日生于圣彼得堡（现列宁格勒）。

是否曾改变姓、名字、父称？改变的时间及原因：根据现行法律，名字由汉斯改为伊戈尔（莫斯科市户籍登记局1941年4月26日第80714号证明）。改变原因：纠正父母的错误。

俄罗斯族。

社会出身：职员。

1933年起为苏共党员。党员证编号：00008242。未受过党内处分。

高等教育学历，193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

专业：记者，编辑，党务工作者。

外语知识：通过翻译工作。

是否到过国外？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芬兰，比利时，日本，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智利，阿根廷，联邦德国，冰岛，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公务出差，在一系列国家是作为党与政府代表团成员）。

军衔：预备役上校，政工人员，特别登记人员。

在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中的任职情况：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记者协会书记，苏日友协副主席，《劳动真理报》编辑部党组成员。

政府奖励：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各种奖章。

家庭状况：已婚，有一子，十八岁。

身份证号码：VI CM No.621394。发证机关：莫斯科第63民警分局。发证时间：1962年10月7日。

常住户口登记住址：彼得罗夫斯克——拉祖莫夫林荫路，18号楼，84号房间。住宅电话：258-71-44.

证明的补充资料：身高177厘米，眼睛为褐色，头发颜色为灰色。

证明的附件：自述履历，由区党委书记签字证明的鉴定，卫生部第四总局第一专门门诊部出具的健康状况证明，六张照片。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的腾飞与坠落

马卡尔采夫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他有权期望得到更多。在他履历的每一个阶段，当他展翅要飞到更靠近顶端的树枝上时，翅膀就会碰着什么东西。因此，腾飞不像设想的那么高。并且每一次都有折断翅膀的危险。

圣彼得堡中学（在瓦西里耶夫岛上）德语教师伊万·伊万诺维奇给儿子起名叫汉斯，以此表达自己对德国文化的尊敬。他还不如教会他德语呢。要是小马卡尔采夫晚生两年，那时彼得堡被改名为彼得格勒，就不会给他起名叫汉斯了，也就会使他以后的振翅高飞变得轻松一些了。汉斯·伊万诺维奇的父母死于国内战争时期，亲戚们收留了十岁的孩子。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原来是中等阶层的叔叔和姨姨们把他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尽可能给他增加些营养。

童子军大队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兴奋地穿上粗亚麻布缝制的带有浅蓝色领巾的蓝色制服，每做完一件善事后他都在领巾上打一个结。大家就像一个人——这是集体生活特殊的乐趣所在。后来出现了少年通讯员，少年共青团员，而童子军大队被禁止了。他怀着自豪加入了共青团。在共青团支部，大家喜爱加里克·马卡尔采夫性格直爽开朗、精力充沛，所以总是选他当领导者。

在30年代，当取奇怪的外国人名的时尚兴起时，汉斯·马卡尔采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疑惑。他当了共青团委员会书记（他考上了大学，在“社会出身”一栏写的是“孤儿”：不然高校不会让中学教师的儿子入学的）。

当基洛夫被杀害时，他正大学毕业并积极地在共青团工作。幸运的是，马卡尔采夫没有参与关于列宁格勒共青团历史的讨论。基洛夫死后，这次讨论的参加者，共青团中央委员科洛特诺夫和鲁缅采夫被捕，因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也出席了这次讨论。科洛特诺夫被指控领导“列宁格勒中心”，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曾是该中心的成员，他和尼古拉耶夫一起被枪决。马卡尔采夫和科洛特诺夫非常熟，但是科洛特诺夫在审讯中没有说出马卡尔采夫的名字。已经入党的马卡尔采夫被提议担任摆脱了人民公敌的列宁格勒共青团报《接班人》编辑的职务。他也喜欢写作——他最得心应手的是写国际题材的高调文章。文章的内容从《真理报》中汲取，但是他添加上鲜明的表现手法，在资本压迫下劳动者痛苦生活的例子，用自己的想象力深化主题。《共青团真理报》几次转载了他的文章，于是他被提议调到莫斯科去。他开始在《共青团真理报》，而后在《消息报》担任国际部主任。

现在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给他提供文章主题，他把写好的东西送到那里。有些内容被删除了，有些内容建议他加上。报刊处出人意料地建议他在一篇文章中署名不要只用一个字母Г11，还要用全名：汉斯·马卡尔采夫。新闻局把文章播发到了国外。这是在1939年8月16日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后的不久。当莫洛托夫签署条约时，马卡尔采夫站在一群记者中间。汉斯·马卡尔采夫亲耳听到了斯大林说的祝酒辞：“我知道，人民如何爱戴自己的元首。因此我想为他的健康干杯。”马卡尔采夫写了几篇文章，在其中解释了德国和苏联如何需要这个条约，但是他自己什么也不明白。

童年和少年时别人教育他，到后来他教育别人，用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可现在呢？表面上似乎一切照旧，可里面已经不同了。他感到，如果领悟到斯大林同志总政策关于今天的部分，他将是胜利者。他今后的全部道路，他最大限度奉献的机会现在都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地执行国家乃至全世界领袖的显然在胆略上是天才的意图。要知道斯大林并非偶然地宣布，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阶段。就是说，现在需要与法西斯分子携手工作。

当莫洛托夫取代了里特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后，马卡尔采夫感到，他捕捉到了时代的精神。头号敌人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腐烂透顶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汉斯·马卡尔采夫是如此喜欢“腐烂透顶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这个响亮的说法，以至于他在文章中两次使用了这个表达。马卡尔采夫出人意料地被列入了陪同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人员名单。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时说道：

“你的名字对出访很合适……”

但是原因不仅在于名字。莫洛托夫喜欢上了他在马卡尔采夫的文章中看到的“腐烂透顶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这个说法，并用在了报告中。后来斯大林几次使用了这个说法。内务人民委员会核实了年轻的国际问题专栏作家的底细，于是他进入了卡片库，但由于是根据个人指示提拔起来的，他免去了通常的考验，这些考验在出国时会应用到这类人员身上的。

战争的开始对马卡尔采夫是一个打击，尽管他本可以预见到它。我们帮助过希特勒，可他到头来忘恩负义！马卡尔采夫过分绝对地相信了他在自己文章中写的东西。他迅速改变了观点并再也没有那样真诚地迷失过。然而他养成的高度嗅觉，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写东西，仍然没有让他吃亏。在第二次失意后，1953年，马卡尔采夫变得更聪明了。

但那是以后的事，可眼前，在战争开始时，尽管他并不相信这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但他听说了有德国姓氏和名字的人被捕和遭流放的事。以防万一，他向户籍登记处写了一份申请：“对祖国的爱与对敌人的恨使我有义务纠正父母所犯下的错误。”他请求把名字汉斯改成伊戈尔。此后他在兵役委员会要求上前线。没有派他去：他是中央任命的干部。马卡尔采夫不知道，他留在自由中是多亏了经常看《消息报》的莫洛托夫。

“那个跟着我们去见骗子希特勒的马卡尔采夫，”莫洛托夫说道，“正确地理解了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宣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会了我区分我们的记者和不是我们自己人的记者。这个马卡尔采夫有嗅觉。把他列入名单。”

马卡尔采夫就这样进入了战时第一批获嘉奖的人当中。战争末期，在以前被德国人占领的州中开始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报纸出版时，他被安排到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纸处担任指导员。

当他过了三十八岁后，突然开始近乎病态地认真考虑他是单身这件事。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朋友和休息时的女友。在这方面马卡尔采夫不是伪君子，他参加他的圈子里举行的所有活动。不这样他就不会在那里被当成自己人。但是他周围的人家里舒适，有孩子，可他这个喀山的弃儿却没有尝到这份喜悦。再磨蹭一点就晚了。还因为在战争中失去了两千多万有生力量的国家急于繁衍（而马卡尔采夫是自己国家的儿子），还因为时候到了，他决定结婚。

他在中央委员会巴尔维哈疗养院池塘附近小小的长椅上认识的吉娜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凭她的美貌和头脑这不令人奇怪。他有分寸，也没有详细询问她第一任丈夫的情况。相识的地点完全合适，他们去了两次大剧院，去了一次苏联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一心想结婚的他爱上了吉娜。

按照那个年代的习惯，伊戈尔都是深夜回到家里。他每次都长久地站在小床边，喜悦地倾听小孩均匀的呼吸声。他的工作太多，以至于连和长大的儿子玩一玩的时间都没有。

1953年2月中旬，领导干部处请他填写新的履历表。仔细看完履历表后，同事问道：

“您妻子出嫁前姓什么？”

“热福尼亚科娃。”

“她随第一任丈夫的姓是什么？”

马卡尔采夫不知道（同第一任丈夫分手后，吉娜改回了自己出嫁前的姓）。但是他不能说他不知道，他慌了起来。

“难道这有意义吗？”

“我只是执行者。”指导员回答道。“她随第一任丈夫的姓是福列伊特曼……”

“可她是俄罗斯人！”他试着抵御，同时感到恐惧使脸部泛出一层葡萄酒般的绯红色。

由于职务的关系，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秉承时代精神为州报挑选干部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自己没感到需要这样，甚至相反，每一次他都充满了不愉快的负罪感。他本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地方性残余、是清洗后充斥了党内的缺少文化修养的干部们的问题。斯大林对此当然不知情。

“她是纯血统的热福尼亚科娃！”他重复道。

“问题不在这里。您认识她的前夫吗？”

“不认识！没见过，也没问过……出什么事了？”

“您是知道的，开始审理医生们的案件了，他们企图不正确地治疗领导人员。而前教授福列伊特曼曾在医院治疗过沃伏西并给科甘咨询过。”

“但是我妻子跟这件事毫无关系，我完全确切地知道。”

“现在完全确切的一点是：关于医生案件留明接到了新的指示。”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军留明是贝利亚的副手兼重大案件侦查处处长。

“我可以给留明打个电话吗？”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轻声问道。

为报纸准备打击人民敌人的材料时，他多次与留明见过面。

“您不愿意明白：已经接到了指示，”指导员把嗓音压在了最后一个词上，“甚至拉甫列恩季·巴雷奇也无能为力。”

马卡尔采夫坐着发呆。他思绪慌乱地沿着一个四周扎满了刺的简易的圈子奔跑着。毁灭无从反抗。他已经想象到，妻子从他身边被带走，也许，他们会建议他和她离婚。他想到给莫洛托夫的顾问打电话，但是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他通报说，他的妻子热姆丘日娜是人民的敌人。

“我该和谁结束问题呢？”

“你和谁结束，”指导员反问道，“什么时候有指示了？”

“谁的指示？”

“您不明白？”指导员抬起眼望向天空，然后同情地看了看马卡尔采夫。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想象到他争取到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接见他的场景。波斯克列贝舍夫弯着腰，边走向他边骂娘。没有人可以“结束”问题。所以他采取了荒谬的行动——大概是出于绝望。他请求去休假，到疗养院去，因为他五年没有休假了，而且自我感觉不大好。那里的人们笑了笑：在疗养院逮捕被认为比在单位更方便。

拿到了去高加索的疗养证后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动身了。在库尔斯克伊戈尔抓起了箱子，把莫名其妙的吉娜推下了火车，向女列车员解释说，他需要返回莫斯科。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坐在了闷热的普通车厢里，在带着大包小包的人们中间，季娜伊达12用睁得大大的眼睛看着丈夫。他明白：无论在哪里他们早晚都会找到他，他只是不希望是现在。他们从沃罗涅日到了唐波夫。在满是衣衫破烂的人们的市场上遇到了一个老护林员，他是来城里买猪仔的。马卡尔采夫用另一个姓介绍了自己并抱怨道，医生们说，生病的孩子需要呼吸森林的空气。他会付很多钱的。

护林员的小屋里散发着酸牛奶和鸡粪的味道：冬天人们在屋里养鸡。每天夜里马卡尔采夫都在等待。但是没人打听他们。他们不讲究地住着，吃的是面包和脂油，睡的是木板通铺。伊戈尔因无所事事而心烦。护林员收不到报纸，而无线电收音机在播放的是国家的巨大的成就和规模正在扩大的劳动竞赛以及其他国家的罢工，这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宣传进行得单调，缺少灵活性，马卡尔采夫边听边想道。他怀着内心的恐惧驱赶着休假临近结束的心思。当主人凌晨叫醒他并低声说，已经播报了，似乎斯大林死了，马卡尔采夫更加害怕了。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他对妻子说。

“你道德真纯正，加里克！我才不管斯大林呢，对我宝贵的是你！”

“住嘴，吉娜！”他用手捂住了她的嘴，但她推开了他，从铺上站了起来。

“难道你不明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救……”

马卡尔采夫请老头送他进了城。他从那里给主任打了电话。

“你跑到哪里去了？”那人惊讶地问道。“都在找你……”

“我儿子在路上生病了。”

“你赶快回来，需要你……那个案件搞错了……”

在回林业区的路上他从老头手里夺过缰绳，自己吆喝着，用鞭子抽马。

“医生案件撤销了！”一进门他就对吉娜喊道。

“我说什么来着！”

马卡尔采夫一家回来了。中央委员会里表面平静，但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在二十大的筹备过程中马卡尔采夫是最积极的人之一。他工作热情高涨，精力充沛，并且重新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了。当许多人由于崇拜时期沾染了严重污点的过去被从中央委员会调到别的单位时，没有碰他。

他所服从的那些人没有引起他的好感。世界颠倒了过来，于是他们从底部站了起来。当斯大林中风躺在地板上并哭泣的时候，他们曾站在说不出话的他的周围。现在宝座空着了。彼此提防的他们开始说起集体领导来了。谁也不想输，马卡尔采夫也完全受他们支配。过去的事情片刻间可能成为罪状，但也可能把你推到前面。贝利亚企图利用时机独揽大权，但是他丧了命。打发卡冈诺维奇退了休。莫洛托夫被赶到蒙古去当大使。马卡尔采夫努力不去回忆和他的交往。朱可夫用坦克支持了赫鲁晓夫。伊万·谢洛夫，亲自消灭了声名卓著的元帅们的枪决班班长，在贝利亚被杀死后领导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以马卡尔采夫经常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看到他。他知道，谢洛夫是赫鲁晓夫的亲戚。生活在改变，但仍然是那种生活。不过没有人要求忏悔。评价的根据不是昨天的，而是今天的行为：你现在所倾向的人。

幸运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他是大拉套中的使役马，政治局交给这个拉套的是工作，留给自己的只有一样东西——权力。他和顾问小组一起写了整章整章的赫鲁晓夫发言。当他们偶然得知马卡尔采夫躲在林业区的事后，正是赫鲁晓夫笑了很长时间。在赫鲁晓夫的一次出国访问之后——其间马卡尔采夫负责给新闻界提供正确的消息——他向马卡尔采夫推荐了《劳动真理报》。前任编辑什雷科夫，中央委员，此前不久在小圈子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报刊是否过分频繁地在小事情上提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名字，并因此损害了第一书记的伟大和他个人的谦虚品德。什雷科夫被打发退了休。

成了主编后，马卡尔采夫越来越频繁地思考，斯大林的惩罚对于忠诚于事业的党员来说并非像人们有时对此谈论的那样可怕。但是在思考斯大林本人时，他逐渐使自己相信，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斯大林。一个鞋匠的儿子，马卡尔采夫思索道，做梦也不会梦见成为整个俄罗斯的统治者，为高加索所受的压迫而报复她。但是在站稳脚跟并消灭了自己的敌人后，他越来越经常地想，要让他，斯大林，成为所有国家劳动者的真正领袖。而希特勒认为这个位置是自己的。两个人下象棋——我们是卒子。我也是！

搞懂了斯大林后，马卡尔采夫松了口气并在实际上忘记了斯大林。他为赫鲁晓夫工作并忘我地这样做着，他对自己说，我在为事业工作。1962年赫鲁晓夫在马卡尔采夫五十周岁时亲自把列宁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他夸奖说：“马卡尔采夫编辑——是我们的人！”

早在年轻时马卡尔采夫就以善于在一个人身上区分出主要特征而出名，他也不止一次地听到，那个外号是如何缠住了主人。正是伊戈尔把赫鲁晓夫未来的接班人称为长着浓密眉毛的人，于是这个特征后来开始流传，在更高层产生了著名的关于斯大林小胡子的笑话。伊戈尔作为“长着浓眉的人”的随员参加了国事访问。

伊戈尔本人则猜想，他自我感觉稳固不是因为在中央委员会有老关系，也不是因为曾帮助过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现在长着浓眉的人。马卡尔采夫的力量在于，早在斯大林时期他就奇怪地被允许去见政治局永远的委员。不是去见那个从来没有过实权的第二十七位巴库政治委员，也不是去见那个在1956年，按赫鲁晓夫的说法，被魔鬼迷住了的首席元帅，而是去见那个永远不引人注意的人。

马卡尔采夫明白，机关的元老，那位他私下称为瘦削的同志的人，在政治局其他成员的衬托下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的风格是守旧。他本人认为自己是列宁的近卫军，尽管跟后者没有关系。他曾是一个忠诚的斯大林派，但是暗地里认为，大规模的迫害不合理，不依靠这个也可以控制住大家，结果他是对的。伊戈尔觉着，他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仍然有所信仰的人，其他人都是厚颜无耻之徒。现在他掌握着对内和对外意识形态的所有脉络，并且这种不引人注目的地位给了他特殊的满足。

马卡尔采夫只能猜想，他，一个普通的指导员，因为什么引起了此人对自己的注意。但是有一次邀请他到别墅去见瘦削的同志。那个人在花园迎接了伊戈尔。瘦削的同志穿着一件中国华达呢长风衣，打着伞并穿着套鞋，尽管是晴朗的6月。橡胶套鞋早就停止生产了，但是红色三角橡胶厂专门为他生产，厂长有一次秘密地告诉了他这件事。

他们在户外的椴树下喝茶。马卡尔采夫努力表现出，他不愚蠢，他谦虚，并猜测，为什么能用得上他。主人讲述，他是如何在医生的坚持下戒了烟。伊戈尔马上掐灭了香烟。瘦削的同志笑了笑，然后提出了助手的职务。

“我需要一位会写作并且明白为什么写作的工作人员。”

这就更加出乎意料了：一般认为，瘦削的同志是唯一一个亲自写自己报告的人。伊戈尔当然同意了：拒绝可能成为他履历的终结。然而未来的领导突然被斯大林任命为《真理报》编辑。他再次邀请了马卡尔采夫，他们又好好谈了一次。从那时起伊戈尔开始定期来喝茶（主人不喝任何更烈的东西）。一年又一年，喝茶的次数变得少了，但习惯保持了下来。

这种关系既不是友谊，也非下属与上司那样的必需关系，更多是互利的共生现象。喝茶时马卡尔采夫揣测出上面即将兴起的风气，而更愿意不引人注意的同志则了解到下面的风吹草动。马卡尔采夫对于他来说是他不会再向下俯就的那个级别的党员。这里也有言犹未尽的地方，但是这让两个人都满意。马卡尔采夫甚至对季娜伊达隐瞒了这种关系。他觉着，椴树下的喝茶对他是某种侮辱，而是什么，他不想给自己解释。

领导《劳动真理报》的不仅是主管部门，还有喝茶的瘦削同志，尽管没人谈到过这一点。正是他把马卡尔采夫列入了长着浓眉的人的最重要发言的起草小组。而后来，在二十三大上把他列入了候补委员名单。

然而，没有周折的时间越长，就越摆脱不掉它们很快会出现的念头。腾飞增加了坠落的风险。马卡尔采夫五十岁了，所以他有顾虑。他不太看重物质待遇，但是地位仍旧让他焦虑。只有在向上的前进中他才能感到稳定，但是最近这种前进慢了下来。要知道一旦停下来，你就会往下滑落。身体不像以前了。每天，尽管他尽量不去想这个，但都有什么地方在痛：不是背（像医生们说的盐分沉着），就是肝。他喜欢吃东西，而且吃得过量，喜欢喝酒。至于女人，在男人聚会中谈起她们时，他会笑着说，到老了他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她们所有人的构造是一样的。就像唐波夫近郊的老护林员所说的，无论找多久，那里是横着长的女人你是找不到的。

当然，马卡尔采夫明白，他占据的职位不是极限，但是某种淡漠以及他不清楚的一些外部原因使他不能够更加积极。“我的正派会坏我的事的。”他夸奖自己，因为不像有些人踩着对手的脚向前走。

无论如何，马卡尔采夫相信信仰的胜利。相信的不是手段，而是结果，是总有一天应该到来的幸福。不是对他，是对其他人来说。

在过去的68年捷克事件的日子里马卡尔采夫以为：我们不会走极端，我们不会派兵进入的。就是在斯大林时我们也没能那样对待南斯拉夫。要是我在上面的话，我是不会允许的。他对杜布切克有好感，但那是在内心深处，深得以至于没有对自己坦白过。伊戈尔·伊万诺维奇不赞成当前领导人的沾沾自喜。宽容让他们害怕。他肯定会以另一种方式行事，更文雅一些。不过还不知道，马卡尔采夫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出现，如果他走过剩下的四级台阶的话：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中强者集团成员。不，不！他的最高纲领还有一级台阶。

表面上这种思考没有任何表现。他甚至害怕自己内心的排斥，更不要说是外面了。与其说是惯性，不如说是健全的理性变得比他本人更强，它操控他的行为、行动方针。别人不敢说，马卡尔采夫可不能不遇到潜流。

有两次曾向他调查，《劳动真理报》中有多少犹太族人。他明白：在捷克事件后，意识形态的肌肉开始绷紧了。他安慰自己道，这是必须的，他会保持分寸的。然而68年12月中旬马卡尔采夫不得不紧张了一阵。

岳母从顿河罗斯托夫来到他家里做客待了两周。她去逛了博物馆，去了国营百货商店和中央百货商店，对长长的排队现象感到赞叹。

“我的女婿负的责任很大，聊天都不行。”她开玩笑地嘟囔道。“不过，我自己也是跑来跑去的……”

“您不要排队了！您写个单子，我派司机去……”

“不行，加里克！别再给您添麻烦了……”

岳母比他大五岁并且她一直强调这一点。一次他回家早了，他在记者之家的全苏记者思想工作会议上担任主席，他累了，想马上躺下。除了岳母外，房间里还坐着一位留着船长式短胡子的陌生人，像现在的学者。小岳母竟然连情夫也养起来了！

客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出了手，仔细看了看他后，用有些刺耳的声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