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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西部时间，现在大约两点了，阿尔·格里科出现在“阿波罗”门口。“阿波罗”既是旅店也是饭店，作为旅店在这块土地上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不过，在乔治·波帕斯接手之前，拥有这家饭店的德裔宾州人并没有把它当作旅店经营。乔治·波帕斯，就是那个穿着白色希腊短褶裙的人，当他来到吉布斯维尔，并通过经营饭店赚了大把钞票之后，有人跟他提到在这座建筑的历史中曾经有100年的时间是一家旅店，他毅然斥巨资将这里又变回了旅店。旅店的房间很小，里面有一些防火设备、铁床和其他家具。旅馆很干净，房间小，而且价钱便宜。“阿波罗”挣了很多推销员的钱，他们得考虑费用，所以都选择在这里下榻。约翰·吉布酒店——吉布斯维尔的大酒店，价钱太贵。

阿尔·格里科是“阿波罗”的常客，这里为他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房间。爱德·查雷与乔治·波帕斯之间有协议，彼此之间不需要用现金交易。查雷希望阿尔呆在“阿波罗”，随时等候消息。不管何时有陌生人要同镇上的商人做生意，或是有朋友正好经过吉布斯维尔，他们总会去“阿波罗”找爱德·查雷。如果查雷不在，他会安排某个人时刻呆在这里，而这个人一般就是阿尔·格里科。

阿尔戴着帽子，手上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这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斯米提，那个出租车司机兼皮条客，正一如既往地坐在大理石柜台旁喝咖啡。乔治·波帕斯站在烟架后面，看起来倒像是坐着，但是阿尔知道并非如此，乔治的两只肥嘟嘟的胳膊交叉在身前，身子斜靠在烟架上，看起来痛苦不堪。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十分痛苦，好像一小时前他刚把所有可以消化的东西吞下了肚子。有一次，阿尔亲眼看见他在玩骰子时过了15关，赢了12000美元，可他仍然是一幅痛苦万分的表情。

长耳朵站在柜台后面，似乎店里只有他一个服务员。他大概有20岁，或者更小；身体瘦弱，长相丑陋，喘气粗重。年轻小伙子们总是喜欢拿他的耳朵开玩笑，他的别名就是这么来的。长耳朵的耳朵有脸那么长，孤零零地吊在脸的两侧。不仅如此，小伙子们还经常取笑他孤独的性生活。直到某个晚上的一场恶作剧，他们把他带到了“露珠”，而且提前为他买了单。但是，当他下楼来时，妓女咪咪对他们说：“哼，你们这些机灵鬼，这小子可比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爽多了。怎么搞的？他可是你们当中唯一的真男人。”长耳朵开心地听着，小小的眼睛散发着光芒，看起来坏坏的。从那晚开始，这些人便不再取笑长耳朵和他孤独的性生活了。他们提起他的时候仍旧管他叫长耳朵，但当着他的面则叫他贝莎，对他有了些尊敬。

阿尔没有跟乔治·波帕斯说话。他们互相鄙视对方：乔治看不起阿尔，因为阿尔只是帮派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成员；阿尔看不起乔治，因为乔治根本就不是帮派成员。他们之间从来不说话，除非在玩骰子时，他们不得不说“你完了”等等赌博专用的口头禅。阿尔将大衣挂在衣钩上，然后双手慢慢摘下帽子，以免弄乱发型。

他拿起了柜台上的那张《费城公众纪事报》，在属于帮派的桌子前坐下来，那是旅馆里非常靠前的位置，就在前面窗户边上的一角，许多甲壳虫在旁边的水池里游动。阿尔看了看头版，上面说胡佛总统打算在圣诞节招待一些新闻人物。他翻到了体育版。

“你好。”一个声音响起，是长耳朵。

“哦，你好，长耳朵。”阿尔回应。

“再来两杯？上好的烤肉，来点儿吗？咖啡？”长耳朵问。

“不要，”阿尔对他说，“给我看看菜单。”

“看菜单干吗？”长耳朵又问，“你可以看看报纸。”

“混蛋！在我把你的心挖出来之前，把菜单拿给我。”

“好吧好吧，”长耳朵跑开了，回来时拿着一本菜单，他把菜单放在阿尔的右手上。“给你。”

“你这个家伙从哪儿来，你是犹太人？难道他们没有告诉你今天是圣诞节吗？还是你来的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圣诞节？说吧，你到底从哪儿来的，我的宝贝？”

“那是我的事。”长耳朵回答，“火鸡做好了。你要一些吗？我刚才还以为你要吃早饭呢。”

“今天是圣诞节，你这个长耳朵。”阿尔大声吼道。

“是的，我明白，”长耳朵相对平静地回答，“你到底要点什么？还是我要在这里等上一天，直到你把要点的菜名一个个拼写出来？”

“你真聪明，贝莎。”阿尔终于开始点菜了，“我要一份1.5美元的套餐。”

“什么汤？”

“我不要汤。”阿尔回答。

“汤包含在套餐里，你不用另外付钱。我给你拿番茄奶酪。刚才我看见主厨在分汤。”他在阿尔伸手要打他的时候跳开了，笑着走进厨房。

阿尔开始看报纸。总有些无业游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打架斗殴，每次拿起报纸，翻到“社会治安”专栏，总能看到有关法戈人寻衅滋事的报道。这伙人可能是当地的打手，也可能只是冒充法戈人的名号，不是土生土长的法戈人。这就像上届吉布斯维尔足球队，尽管每个成员都是地道的美国人，但是他们在来这里踢球之前根本就没听说过吉布斯维尔的名字。这些人说话的腔调都像“蛇眼”奥尼尔，他来自泽西市，也是帮派中人。阿尔琢磨着法戈在印第安纳州什么位置，但他知道应该过了芝加哥。法戈市有一个好小伙，他叫佩特若勒，比利·佩特若勒，是法戈快递公司的。但是剩下的那些人啊！上帝啊，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啊。他在想，法戈聚集了那么多的打手，那里还有天使吗？也许查雷知道，他一般总能解开阿尔心中的疑惑。

查雷事先说他4点钟之后才会过来。他要和妻儿共度佳节。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阿尔不太愿意想起安妮·查雷，不过她的孩子很漂亮，6岁了，胖胖的，看起来很健康。他长得不像查雷，现在看起来倒很像安妮。安妮很胖，看上去非常健康，有着大部分波兰佬的金发碧眼。查雷已经不爱她了，阿尔知道。查雷喜欢的是海琳·霍尔曼。她是和利比·霍尔曼一样专唱伤感情歌的女歌手，现在在“驿站马车”做主唱歌手。查雷确实非常喜欢海琳，虽然他还是会到处拈花惹草，但是阿尔知道海琳才是他真正在乎的人；而且海琳也真心喜欢他，这段恋情改善了她的生活处境，因为只要查雷喜欢她，别人就再也不会瞧不起她。即使有这个因素的存在，阿尔明白海琳对查雷还是真心实意的。她对他也确实温柔体贴，如果查雷显得比平常容易相处，那就说明他刚和海琳共度了美好时光。今晚，或者明天，等查雷出现在“阿波罗”时，他可能会情绪不佳，这就是安妮带来的后果。不论何时何地他和海琳在一块，他总是非常愉快。尽管如此，阿尔知道查雷决不会和海琳一起庆祝圣诞节，他是个有强烈家庭意识的男人。不管怎样，今天是一年当中他唯一会和孩子呆在一起的日子。

“这是您点的早餐。”长耳朵说话了。

阿尔看了看蓝色的碟子，“这份1美元50美分的火鸡不够分量。”

“怎么了，格里科先生？太少了吗？”长耳朵问道。“少？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想说的是，能给我来些胸脯肉吗？付了1美元50美分要一份火鸡，我要的是鸡胸肉。不是他妈的这些黑不溜秋的东西。”

“要我收回去吗？”

“那还用说，赶快拿走。”阿尔回答，“不，等一会。该死的肉，还有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们还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做好，对吗？”

“是的，格里科先生。今天是圣诞节。一分钟之前你自己刚说的。”

“吝啬鬼，懒蛋。”阿尔骂着。长耳朵假装没有听见，转过身去抹桌布，不过他一直用眼角观察着阿尔，当阿尔打算抓住他的手腕时，他轻松地溜掉了。他强忍着笑走回柜台。

如果能起来的话，阿尔一般在这个时间吃早饭。早餐他通常吃鸡蛋和烤肉，然后在晚上7点左右吃点小牛排之类的东西，一般来说午夜过后他才开始自己的大餐——一块厚厚的牛排，加上煮过的土豆，一个派，外加几杯咖啡。穿上厚底鞋后，他大概身高5.6英尺；把西装的分量也算上，他有130磅左右。跟随查雷已经4年多了，在这几年里，他的饮食非常规律，因此没有发福的迹象，还保持着以前的样子。他骨架很小，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个瘦小的男人。他出生在吉布斯维尔，是一对意大利夫妇的后代。父亲是个杂工，供养着6个孩子，阿尔是老三。阿尔的名字原本不是这个，也不姓格里科。他的真名是安东尼·约瑟夫·穆拉斯科，或者托尼·穆拉斯科，直到18岁他才改了姓名。14岁的时候，由于殴打修女，他被赶出了教会学校；后来他卖过报纸，偷过东西，在普尔弹子球场干过勤杂工，期间因为在一家爱尔兰教堂偷慈善箱里的钱蹲过一年监狱。他经常光顾监狱，有一次是涉嫌假报警（他坦白交代了）；有一次是被告企图强奸（那个女孩只能断定6名嫌疑犯中的两名）；有一次是被告撕毁运货车上的封条（铁路警察答应了阿尔父亲的恳求，而且他们已经充分证实了另外4个犯事小男孩的罪行，出于对老人的同情，他们没有起诉阿尔）；有一次被控在一家普尔弹子球室斗殴，刺伤了同事（没人能够证明这件事是阿尔干的，甚至那个伤者也没有证据；更何况只是个小伤）。

18岁那年他进了乡村监狱，从此改名为阿尔·格里科。那个时候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职业拳击手，尽管染上了淋病，他还是师从了帕基·麦克格文，他是吉布斯维尔顶尖的拳击高手，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拳击提倡者。帕基告诉阿尔，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拳击手，有一颗真正属于拳击的心，还说淋病其实就跟重感冒一样，没什么可怕的。他让阿尔远离了女人、酒精、香烟，还让他做了很多击袋练习。他向阿尔演示如何保持肘部不动，怎样让右脚保持合适的姿势，这样脚不用往后跨，就可以让身体退后。这就是所谓步法。他示范给阿尔如何用手套刮伤对手的眼睛，怎么巧用拇指，以及怎么用头撞人。他还告诫阿尔，千万不要在还没有把铝质牙托打出凹痕的情况下，随便参加拳击比赛。铝制牙托可以用来躲避违规的袭击；你不知道何时可以要求判定犯规，并且适时闪避；况且，如果牙托没有凹痕，没有哪家俱乐部的医师会同意宣战。安东尼·穆拉斯科，那个时候还只是个强壮的小伙子，在麦克格文大厅参加了一场初赛。

比赛开始的时候，莉迪娅·伏龙斯·布朗来到赛场报道这场赛事。莉迪娅·布朗不是吉布斯维尔人，她来自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在吉布斯维尔呆了5年之后，她被丈夫抛弃了。她的丈夫比她年轻，离开她的时候她49岁，留给她的是一张兰特尼格乡村俱乐部的巨额账单，一张吉布斯维尔俱乐部的账单，以及其他一些欠款账单。有一段时间，她要靠教授犹太店主的夫人们玩桥牌过活，并且还要偿还部分债务。不过她最后还是拍上了《标准报》编辑鲍勃·胡克的马屁，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她对鲍勃说，从他对死去的狗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就是靠这些花言巧语，她成了《标准报》办公室里的宠儿，而且有鲍勃·胡克的扶持，她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鲍勃·胡克把自己比作吉布斯维尔的威廉姆·艾伦·怀特、埃德·豪或者约瑟夫·普利策，同时认为莉迪娅是当地的索菲·爱玲·罗伯，他每周付给她35美元，除了另外三个记者，这是镇上最高的工资。

莉迪娅总是被派往矿场作采访，这让矿主们非常不满意，在他们看来，让女人进矿是很晦气的，会给矿场带来霉运。有时她的采访会在机车司机室，有时会在夜晚的监狱，有时也采访来吉布斯维尔的名人，比如乔治·卢克斯（他很想知道到底是谁聘用了她），还有拉比·斯蒂芬·怀斯以及吉佛德·品考特（她对他进行了五次采访）。莉迪娅个人比较喜欢把自己形容成敏锐的记者；只要醒着，她总在四处走动，看起来很敏锐。她一直很同情妓女；她认为给婴儿喝的牛奶必须十分纯净；她认为德国人不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负全责；她不相信禁酒令的作用（她经常说，“这样不能禁止人们喝酒。”）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不在乎有谁知道；虽然她的报纸新闻术语并不完全准确，她却总要在办公室说上一通，在外面待的时间才能超过5分钟；另外她非常不擅长拼写人名。

她与《标准报》的体育编辑道格·坎贝尔一同前往报道职业拳击比赛。不管在纽约从事什么工作，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女人都不会去观看吉布斯维尔的拳击比赛。而第二天莉迪娅的报道是这样开始的：

昨晚我去观看了那场拳击比赛。

我去观看了那场拳击赛，我在那里过得特别开心。男人们制定这个制度，不让女人观看拳击比赛，这到底是哪门子的禁令？说明男人们的自私，剥夺了女性观看拳击比赛的乐趣和欣赏美丽的权利？我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在这里使用“美丽”这个词。昨天晚上的麦克格文大厅上演了一场非常美丽的比赛。让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吧。

对所有由于上述男人的禁令而未能观看拳击赛的女人们，请允许我在这里做一番解释。昨晚的那项主要赛事，如同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自始至终都给人一种“兴奋”的感觉。首先开场的“回合”叫做“预选比赛”或者“预赛”，我相信这是我的朋友，著名的《标准报》体育编辑道格·坎贝尔先生发明的说法。他陪同我走进麦克格文大厅，向我介绍了基本情况。被列入“预赛”名单是身份低微的象征，因此在“预赛”中出现名不见经传的选手参加比赛，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就在这场“预赛”中，我发现了真正的美丽风景。

参赛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可看上去就像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做安东尼·穆拉斯科。道格·坎贝尔告诉我这是安东尼·穆拉斯科的处女赛，但是我坚信这绝不会是安东尼的最后一场比赛，因为在他年轻柔韧的身体中表现出了人性化的美丽，一招一式都表现得十分优美，仿佛眼镜蛇袭击无助的野兔时表现出来的和谐、节奏与速度。美丽！你们知道著名的西班牙艺术家阿尔·格里科吗？肯定你们都知道的。是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阿尔·格里科……

这就是阿尔·格里科的名字的由来。

这个名字以不可抵挡之势被叫开了。普尔弹子球场和拳击馆里的那些人都叫他阿尔·格里科，也是插科打诨的缘故，帕基·麦克格文在下一场赛程中以阿尔·格里科的名字来为他作宣传。这个名字后来也跟随他入狱——其实，一直在那儿等待着他。兰特尼格乡村监狱的监狱长，尽管不是监狱管理学毕业，却一直认为囚犯们只要愿意支付费用，就可以获得报纸、香烟、威士忌、卡片等一切东西。所以当阿尔·格里科由于慈善箱盗窃案被抓进去的时候，在这个叫做“孤独的石头”的监狱中，他也享有赫赫声誉。

阿尔出狱的时候产生了一些试图翻身的想法。原因是，之前他在电影中看到许多罪犯出狱时总有一两个计划：要么翻身，要么报复将你送进监狱的人。他报复不了伯恩斯牧师；当时是这位助理牧师在他偷盗慈善箱的时候抓住了他。不过，袭击牧师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而且伯恩斯牧师已经到别的教区服务了。

所以，阿尔决定退而求其次，选择翻身。不过首先，他有两件事想做。在监狱的时候没人给他钱，这让他觉得人生中除了自由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东西被剥夺了。他身上只有10美元，那是在监狱里赚到的，但这根本不够一个晚上的花费。他需要20美元，因此他走进了一家普尔弹子球场，希望赢回前途和命运。令人欣喜的是结果还不错。这让他信心倍增，于是他申请当一回庄家，但这一次他却输了个精光。那个瘸腿的普尔弹子球场老板，乔·斯坦梅茨不会给他钱，不过斯坦梅茨倒是愿意给他一份工作，只是不会让他继续赌博。阿尔一气之下就走出了那个地方，祈求上帝，希望自己刚才的行为能够令乔感到羞辱。普尔弹子球场旁边就是阿波罗旅馆和饭店，阿尔看见爱德·查雷坐在他的凯迪拉克轿车里。查雷抽着烟，似乎在等人。阿尔朝他挥了挥手，然后说，“你好，查雷。”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查雷的回应，但所有普尔弹子球场的人仍然喜欢跟查雷说话，而现在他向阿尔招手了。阿尔走近轿车，他们之间的距离仅有三步之遥。

“你好，查雷。”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有人保释你吗？”查雷问道。他把雪茄从嘴上拿了下来，对阿尔和蔼地微笑着。阿尔又惊又喜，爱德·查雷竟对他如此了解。

“我的刑期满了，”他说，“今天刚出来。”他把胳膊靠在轿车后门上。“没想到您会认识我。”

“我对许多人像对自己的生意一样了解。”查雷回答，“想不想挣10个美元？”

“你想干掉谁？”阿尔问道。

查雷眼睛里放出了光芒，把雪茄放回了牙间，但是很快又拿了出来。“孩子，说话别那么难听。这样会让你无所适从，会让你尴尬的，除非去监狱或者其他——”他掰了掰手指。“没有谁要干掉谁，你越早摈弃这些想法，对你越好。”

“你说得对，查雷。”阿尔说道。

“我知道我是对的。让自己保持正确，是我该做的事情。现在如果你想为我干掉谁，那我希望你做的就是——你会开车吗？”

“是的。什么类型的？是这辆吗？”

“是这辆，”查雷回答说，“把它开到吉布斯维尔电动机厂，不管你怎么称呼那里，反正是英格里斯的车库。告诉他们我派你来洗车，洗好以后再把车开回这里。”他伸进口袋，从一卷钱中拿了张10美元的钞票。“给你。”

“就这个？你是要我付洗车的钱吗？”

“不是，这是给你的酬劳。我给你10美元是因为你刚出狱。机灵点。”爱德·查雷下了车。“钥匙在车里。”他说道。然后朝“阿波罗”走去，但是走了几步后又转身回来，“告诉我，”他问阿尔，“到底是哪个该死的家伙说你天生是个职业拳击手的？”

阿尔笑了起来。他才是真正的主人，爱德·查雷。从吉布斯维尔到雷丁再到威尔克斯-巴蕾，他是这两个地区的大佬，也可能是整个宾州的大佬。这是怎样的一个家伙啊！多么平易近人。什么也不做就能随便给人10美元；什么也不做，就能对你了如指掌，并且把对你的了解当作是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个晚上，阿尔·格里科没有按原计划去喝酒；一直等到第二天，从掷骰子中赢了30美元后他才醉了。那晚，他喝得很开心，烂醉如泥，后来因为对一个女孩无礼被扔了出来。从那以后，他开始在乔·斯坦梅茨的弹子房工作。

他为乔·斯坦梅茨效力3年，3年间几乎一直老老实实的。在普尔弹子球球艺上，没人可以打败他。他在各式各样的普尔弹子球中，都打得既有技巧又有运气。每周他都能多次见到爱德·查雷，查雷会叫他阿尔。查雷很少玩普尔弹子球。场子里只有6张桌子，他只要说一声，甚至只要暗示一下，就可以在任何一张桌子上玩，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他只和“蛇眼”奥尼尔玩，那是个喜欢说俏皮话、随遇而安的泽西市人，他总是跟查雷在一起，人们都说他是查雷的保镖。“蛇眼”，或者像查雷那样叫他“蛇”，总是带一把阿尔从没见过的左轮手枪。除了没有枪套外，它看起来和普通的左轮手枪没什么两样。

“蛇眼”总是在唱歌或者哼哼，不过只有歌曲过时以后他才能记住歌词；他经常不唱词，而是发出各式各样的声音，“呐呀，嗒嗒嗒嗒嗒，滴哒滴，啦滴滴嘟”。他不是因为长了一双蛇一样的眼睛，才被叫做“蛇眼”，其实这个名字是掷骰子中的一个专用名词。他的眼睛是褐色的、很大，而且总是微笑着。奥尼尔又高又瘦，在阿尔看来，他是所有帮派成员中穿着最时髦的一个。有一次阿尔数了数，发现奥尼尔至少有14套衣服，而且全都是纽约百老汇的最新款式。爱德·查雷的穿着却一点也不时髦。他有好几套衣服，但只要穿上某一件就很少换洗。他的裤子总是皱巴巴的，而且因为经常戴帽子，帽檐上的蝴蝶结都歪了。大衣的翻领上也总是沾着烟灰，不过阿尔知道，查雷穿丝制的内衣，他亲眼见过。

在为查雷效命的前一年，阿尔经常坐在“阿波罗”里查雷专有的桌子边。那个时候，阿尔的普尔弹子球艺已经无人能敌，以至于乔都想和阿尔一同分享普尔弹子球场的利润，而且阿尔得到许可，如果想通过打普尔弹子球赢钱的话，可以任意使用球场的钱。阿尔年仅21岁，却想着要占有这个地方一半的利润。他花的不少，但是赚的也很多；一周大概从5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他有一辆雪维（雪佛兰牌车的别名。——译注）。他还买了一件晚礼服，有音乐剧上演的时候，他会去费城，并且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在晚间俱乐部和演艺场工作的女孩。只要她知道阿尔在费城，都会跟他上床。

阿尔·格里科喜欢现在的这个名字，而且把自己是托尼·穆拉斯科的事实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提到托尼·穆拉斯科，坐在爱德·查雷桌子前的家伙们也根本不知道那是在说谁。不过他们知道阿尔深得查雷喜欢，甚至有一次他们居然邀请阿尔一同进餐。阿尔·格里科不是宠物，只是有人邀请的时候，他才会过去坐到查雷的桌子旁。他从没有要求得到任何好处，事实上他是那张桌子前唯一没有和股票扯上关系的人。其他人，从爱德·查雷算起，全都置身于股市，或者最多刚刚暂时歇手。

那时，阿尔住在格雷旅馆，这个旅馆还不算吉布斯维尔镇最差的地方。他从来不去他家附近走动，就算在街上看见兄弟姐妹也不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他们也没有尝试说服他回家，实在缺钱的时候，他们就派家里小点的孩子去普尔弹子球场找阿尔，阿尔倒是会给小孩5美元或者10美元。但是阿尔并不喜欢发生这样的事情，这简直是搅了他的兴致，因为一般给了家里人5美元或10美元后，他就会变得心烦意乱，想方设法把钱补上，这样的结果往往是输进去不少。

他希望家里那个老头子能够自己支撑整个家庭，况且安吉罗、乔、汤姆他们去哪儿了？他们都比托尼，不，比阿尔年纪大。玛丽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了，其他的孩子也不用一辈子念书。老头子该为自己不用去矿场做工感到高兴。阿尔知道老头子原本可以在矿场工作，也很愿意拿到更高的工资，但是他只会打杂，别的都不会。即使如此，那个老头子还是应该为自己可以在地面上工作感到欣慰，至少这样不用在煤坑中混日子，或者在隧道的岩石上敲敲打打。那种工作很辛苦，至少阿尔是这样想的。他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矿场——以后也永远不会。

一天下午，乔·斯坦梅茨没来弹子球场上班。乔不喜欢打电话，他觉得电话只会泄漏隐私。第二天他还是没来，于是阿尔开上雪维，去了坡影山，乔跟他的老婆住在那里。门上挂着吊丧的绸布，阿尔不想进去，但又不得不进去……乔心脏病发作，当时家里只有斯坦梅茨夫人，她不得不找邻居帮忙请医生。等医生派急救人员赶过来的时候，乔已经咽气了。

乔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妻子。她希望阿尔能为她工作，将弹子球场继续经营下去，最开始的时候他还觉得不错。但是一连几天，他都得拿着弹子球场的收入账单到她家，他就不想为她工作了。她提出愿意把店名连同固定资产以5000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他，但是阿尔一辈子也没有过那么多钱。

摆在他眼前的只有两条路：向银行或者爱德·查雷借钱。他不喜欢银行，不喜欢和银行的人打交道；当然他也不愿意向查雷借钱，他觉得自己跟查雷还没有熟到可以借钱的地步，不管怎样，即使借钱也不是5000美元这种大数额的钱。因此，普尔弹子球场后来成了麦克·米勒斯的囊中之物，他是乔治的一位希腊朋友。从那以后阿尔就开始为爱德·查雷效命了。阿尔当时走到查雷跟前，然后对查雷说：“你可以给我份工作吗，随便什么活都可以。”查雷说可以，然后想了想。其实一直以来他都在考虑给阿尔安排一份工作。后来他们达成协议，每周给阿尔50美元，让阿尔为查雷工作。

起初，阿尔只是载着查雷出席商业活动或者游玩。后来，他开始负责一些颇为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运酒卡车护航，他会跟两三辆货车。如果州警或者联邦侦探拦截卡车，阿尔就得出面摆平。这份工作举足轻重，因为要冒着蹲监狱的风险。他出来阻止他们，也就意味着要贿赂这些警察。这份工作的重要性还在于，在阿尔的纳什维尔轿车里，放着查雷给他的10000美元现金，都是准备路上用的；至于这笔钱如何用就是阿尔的事情了——偶尔也会遇到一两个拒绝受贿的警察，不过除非那些警察是奉命扣押一两辆卡车的，否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耐心倾听阿尔的解释。有时，他在行贿时还必须表现得十分随和。这些人可能会接受从一个金牙到10000美元不等的贿赂，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失去尊严。有几次警察们拒绝接受贿赂，阿尔受职责所迫，只好找到最近的电话向查雷报告，然后通知查雷的律师杰罗姆·蒙哥马利处理这件事情。

阿尔从来没有因为试图行贿被逮捕。事实上，总的来讲，他的工作相当成功，以至后来查雷让他离开了护航岗位，转而做了采购员。查雷信任他，并且喜欢他，他经常很放心地让他随身带一大笔钱，也会直接送给他数目可观的一笔酬劳。这个圣诞节的早晨，坐在早餐桌前的阿尔·格里科甚至可以开出4000美元的支票，在他的保险箱里还存着32张1000美元面额的现钞。作为一个只有27岁的年轻人，他已经十分成功了。

突然长耳朵站到了桌子旁：“有电话找你。”

“谁？是女人吗？”阿尔问道。

“别想耍我，”长耳朵回答。“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不是的，我想他们说这个人叫扎雷或者查雷。哦，对，是查雷。”

“聪明的家伙，”阿尔站了起来，“我会帮你切掉你的长耳朵的。是叫查雷吗？”

“是的，”长耳朵回答，“而且他似乎不像我那么喜欢圣诞节。”

“情绪低落，是吗？”于是，阿尔赶紧走到了电话旁。“圣诞快乐，老板。”

“是的，你也同样快乐，”查雷一副无精打采的声音。“听着，阿尔，我儿子把胳膊弄断了——”

“天啊，真糟糕！怎么搞的？”

“哦，他从我送给他的该死的货车上掉了下来。不管怎样，我要呆在这里，直到他把胳膊接上。可能得到——我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出来。安妮已经彻底崩溃了，她都快把脑袋摇掉了——闭嘴，看在上帝的分上，没看见我在打电话吗——所以我要呆在这里。现在听着，阿尔。今晚有约会吗？”

“一切好商量，”阿尔并没有约会。“我有个约会，但是可以推迟，如果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话。”

“好吧，我本不想麻烦你的，但我觉得还是你去做比较稳妥。你开车到‘驿站马车’，然后呆在那里一直到关门，留心观察那里的情况，明白我的意思吗？还要告诉海琳我会尽量赶过去的，但是你无论如何都要呆在那里，你会吗，年轻人？为了弥补你爽约的损失，我会给你50美元。好吗？”

“好的，”阿尔回答，“非常乐意，查雷。”

“好的，”查雷说，“就呆在那儿，注意观察那里的情况。”随后他挂了电话。

阿尔明白他的意思。海琳不是一个滴酒不沾的女人。事实上，查雷也怂恿她喝酒。她喝酒之后确实更加有趣。不过今晚是圣诞节，她肯定会喝醉，查雷不希望她酒后鲁莽，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1

吉布斯维尔镇上任何发迹的人都是从矿场获利的——无烟煤。吉布斯维尔人外出时，在解释自己老家的时候总是很费劲。一般他们说：“我住在煤矿区。”对方会接着说，“哦，是嘛，在匹兹堡附近吧？”然后，吉布斯维尔人只好顺势展开一大串更详细的讲解，才能让人们明白吉布斯维尔究竟是哪儿。宾夕法尼亚以外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两种煤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产生烟煤或无烟煤。无烟煤区一般都产于北部的斯克兰顿以及南部的吉布斯维尔。事实上，坡影山是最初吉布斯维尔镇祖先安居的地方，也是从德国长途跋涉来的地理学家们钟爱的地方，因为这里拥有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的石质构造——吉布斯维尔砾岩。不管以地质挤压或其他什么方式产生矿脉，都不是在坡影山的南侧，而是在北面斜坡。但是坡影山的东部才是吉布斯维尔砾岩。世界上最丰富的无烟煤矿脉就在离吉布斯维尔镇30英里远的地方。吉布斯维尔人当初就是靠开发这些矿脉而富裕起来的。矿场闲置后，小镇才改头换面，考虑如何经营饮食生意。

与烟煤不同，无烟煤地区是劳动力集中的地方。美国矿场工人联合会是该地区最强大的独立组织。在它的控制下，无烟煤工人们与匹兹堡、西弗吉尼亚州以及其他的西部各州比起来，算是过着比较不错的生活了。自从该地区成立煤矿联合会之后，该地区的“煤铁”警察就没那么重要了，很少被人提起。宾夕法尼亚州长候选人如果没有美国矿场工人联合会的支持，也无法参加竞选。不仅如此，宾夕法尼亚从来不敢把该地区的居民叫做“黑鬼”。该地区任何政治机构的候选人，如果没有在自己的银行卡或者账单上贴上联合商标的话，根本别想印刷任何宣传资料。该联合会全权负责世界上最规范的《宾夕法尼亚矿场法》（尽管还需完善）。1930年的劳动力状况很好，自1925年那场毁灭性的罢工以来，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现在。那个时期，联合会掀起了一次为期110天的罢工，这是无烟煤地区最长的一次罢工。那次罢工，没有暴力镇压，也没有出现矿工饿死的现象。但是从此之后无烟煤市场不复存在。国内销售荡然无存；成千上万的家庭开始使用油灯。无烟煤确实不会产生烟尘，家庭主妇们喜欢使用这种产品，但是在那次罢工中，她们无法买到无烟煤，而当油灯出现后，无烟煤逐渐被人们遗忘了。所以，受1925年罢工的影响，无烟煤产业失去了罢工前的繁荣。1922年也出现过一次长时间的罢工，这两次罢工无疑让消费者认为无烟煤产业不可靠。而事实是，只要联合会觉得有必要，他们就会随时号召一次罢工，以削减无烟煤的供应。

这个时候，当其他省份都在蓬勃发展时，吉布斯维尔却停滞不前。1929年吉布斯维尔附近矿场的工作时间是一周3天，矿场的号角比所有汽笛声都要响亮，但是却不再像1925年罢工前那样，在每天清晨五六点便响彻整个山谷。无烟煤业即将被其他行业吞噬。

尽管如此，1930年的吉布斯维尔仍有许多富人。有钱人仍然有钱。有资金玩弄市场的商人、银行家、医生、律师和牙医们依旧按照自己原有的生活水平消费。胡佛先生是位工程师，在一个矿业王国里工程师往往倍受尊重。吉布斯维尔商场上的男人和女人们，对他那张冷酷的瘦脸就如同对柯立芝总统一般信任。

2

威廉·蒂尔沃尔斯·英格里斯（拉斐耶学院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是朱利安·麦克亨利·英格里斯的父亲，作为吉布斯维尔医院的主管，他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2000美金。同时，私人业务的开展每年也为他创造10000美金的收入。单是这些加起来就远远超过他的支出，当然这要建立在他没有愚蠢地乱花钱的基础上。另外，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麦克亨利·英格里斯夫人，1930年的时候也有6000美金的年收入。过去几年，他们的实际收入比这个数目还要多，不过英格里斯医生并不比别的男人更擅长调配妻子的收入。

英格里斯医生来自吉布斯维尔最古老的家族，是革命者的后代。他总是戴着一个饰有尊贵饰章的戒指（只在给病人动手术的时候他才摘下来）。他的祖先，亚当·英格里斯，1804年就来到了吉布斯维尔，当时该镇刚刚建立两年（吉布斯维尔是瑞典人在1750年建立的；后来瑞典人遭到土著印第安人的残杀，于是最初瑞典人的栖息地失去了它的瑞典名字）。老亚当·英格里斯（英格里斯医生是这样称呼他的）是费城人，如果能活到1930年肯定已经很老了。事实上，参加过大革命的是英格里斯的父亲，而并非老亚当的父亲。

英格里斯家族的人并不是纯粹的矿场人，纯粹的矿场人多数居住在铁路沿线的费城和雷丁地区，当然铁路、矿场和钢铁都属于同一个公司。英格里斯医生说，那时候的情况可比现在好多了，假设你家里正好有人跟铁路或者煤矿公司有点关系，你就可以在铁路上畅通无阻。但是，英格里斯医生并不想回到过去，因为那时他还在大学里学习（不论哪个吉布斯维尔人提到“大学”，他们指的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他很少提起那些日子，因为就像他说的，本该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却苦涩不堪。自然而然地，他会提到那个夏季，当他获得医学博士后，他看见父亲乔治·英格里斯朝嘴里开了一枪，脑浆喷得满桌都是。

英格里斯医生总是把父亲比作公牛，在他的婚后生活中，有两三次他曾经这样对妻子说道：“如果乔治·英格里斯不是公牛，他就会像人一样，走到主管面前说：‘先生，我挪用了银行的公款。我愿意努力工作来弥补这个亏空。’而且据我所知，主管们会很欣赏这种方式，给他一次悔改的机会。但是……”他的妻子对他表示同情，并且试图安慰他，尽管她知道她的父亲曾经想把乔治·英格里斯送到监狱里去。他一直反对她与威廉·英格里斯的婚姻。她父亲说：“他本人可能还不错。我不清楚。但是他是用偷来的钱支付学费的。光凭这一点，我就要反对。”但是威廉当初怎么会知道这个？她为此辩解。“可现在他知道了。”父亲如此回答。

“是的，他知道，”她继续申辩，“他一心只想拥有自己的事业，好赚到每一分钱。”而且他确实做到了，在他上学的10年间，威廉·英格里斯付清了父亲从银行挪用的所有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苦苦挣扎，生活却一直很艰辛；而小朱利安的到来更是增添了负担。然而，加上她自己的收入，小朱利安并没有被剥夺掉太多东西。尽管笼罩在英格里斯医生心头的乌云一直没有消散，一心想去耶鲁大学的朱利安，最后还是被送进了拉斐耶学院。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不再指望他去学习医学。他指着朱利安说：“我死了之后，你就要继承我从事多年的行当。我真不明白，镇上那么多的男孩都会因为能得到这个机会而妥协。”可怜的英格里斯医生，人们常这样说；他从行医起步，多年来历经坎坷，而现在他唯一的儿子竟然一点都不珍惜眼前的大好机会。难怪医生面相如此严肃，让人生畏，因为他有着自己的烦恼。

英格里斯医生代表着这个社区的绝对优等势力。他同时是乡镇医学协会、费城医学俱乐部的成员，并且拥有各种尊贵的头衔，如：吉布斯维尔社区中心（主席）、儿童之家协会（生活费用捐献者）、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兰特尼格镇历史协会及吉布斯维尔俱乐部（管理层成员）、吉布斯维尔议会（议员）、费城联合队、圣地古阿拉伯贵族阶层、苏格兰仪式共济会（学者），利伯蒂（以前是赫马尼亚）消防队的1号队员（名誉）。他还是吉布斯维尔全国银行信托公司、吉布斯维尔建筑与信贷公司、吉布斯维尔凯迪拉克机动车公司、兰特尼格木材公司以及吉布斯维尔水龙头与钻孔器公司的董事。他是美国圣公会教徒、共和党人，兴趣爱好包括高尔夫和飞靶射击。这些就是他在医院和私人工作之外所有的活动了。当然，现在的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经营自己的私人业务，他几乎放弃了那方面的营生，而全心全意专注于手术。他把小事情——比如接生、扁桃腺切除和其他普通的疾病——留给刚刚开始事业的年轻人。

如果说除了妻子和儿子外，还有他热爱的事情，那就是手术了。他已经在手术台上工作多年，过去从矿场过来的救护车都是又高又黑的大马车，用两头黑骡子拉着，在后座处开门。在骡车被当作救护车的时代，从矿场到医院几乎需要一天的时间。有时，即使得到急救人员最好的医护，某个甚至某些病人也会在路上由于失血过多而死。有时，等救护车终于走出颠簸的道路后，一个普通的骨折也可能转变成了坏疽。但是真到了那个时候，英格里斯会选择切除。即使伤口看着不像是坏疽，英格里斯医生也会切除掉骨折的地方。他想控制局势的发展，一旦英格里斯医生知道出现头骨破裂，他便会对这个世界上他最讨厌的人——莫洛伊医生说：“我说，莫洛伊医生，我约了五点的手术室。有一个从克利尔维勒送来的男人头骨复合破裂，我想一定很有意思，所以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想请您过来看看。”而莫洛伊医生，在那个骡车做救护车的时代，会礼貌地告诉英格里斯医生他非常乐意过来。莫洛伊医生会穿上白大褂，跟着英格里斯医生走进手术室，嘴里说着“我认为是这样的，英格里斯医生”或者“我认为是那样的，英格里斯医生”等，指导英格里斯医生用环锯对手术台上的男人进行手术。

但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因为有一天英格里斯医生偶然听到一个护士说：“今天下午要用环锯做手术。我真希望在英格里斯医生开始手术之前，莫洛伊医生能在场。”后来那个护士被解雇了，原因是她被发现在一个实习医师的办公室里全身赤裸，其实她之前已经多次犯过类似的错误，但是因为她认识的药品数量与医院里一半男医生认识的药品量几乎相当，而且比一些外科医生还懂得更多的外科手术，她才多次幸免于难。不过，即使没有她的帮助，英格里斯医生也可以继续年复一年地操作手术，而且经过他的环锯手术的很多人都活了下来。只是，那个护士被解雇后，莫洛伊医生不再与英格里斯医生说话。“用得着我多说什么吗？”在跟妻子描述莫洛伊医生的奇怪行为时，英格里斯医生这样说道。

3

朱利安只瞟了他的父亲一眼，便知道他对乡村俱乐部吸烟室发生的一幕一无所知。如他所料，父亲像往常一样跟他问好，送上了圣诞祝福。老人的小胡子梳理得非常妥帖，眼镜片后面的脸因为见到卡罗琳而高兴地笑皱了，看起来跟鸭蹼似的。看到这些，朱利安知道父亲全然无知。英格里斯医生右手握住卡罗琳的手，左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亲切地说：“卡罗琳，我来帮你挂衣服吧。”

“谢谢，父亲。”卡罗琳答道。她把行李放在大厅的桌上，将貂皮大衣交给父亲。英格里斯医生将大衣拿到楼下的壁橱里挂了起来。“快有两个星期没见到你们了。”他说。

“嗯，忙着准备圣诞节……”

“我知道，但是家里通常不太需要买什么东西。我想了想，也跟你母亲说了，今年的账单不会太多的，我们可以……”

“医生……”一个声音喊道。

“说曹操曹操就到。”英格里斯医生说。

“圣诞快乐！”卡罗琳喊道。

“妈妈，圣诞快乐！”朱利安也道了安。

“你们来了，”英格里斯夫人边说着边从楼梯上走了下来。“我刚才还说要给你们打电话呢。昨天的晚会不错吧？”朱利安注意到父亲的表情不太自然。这时，英格里斯夫人已经下来了，先吻了吻卡罗琳，然后是朱利安。

“既然人都到齐了，我们来喝点鸡尾酒好好庆祝一下，告诉尤舒拉可以开饭了，要不菜都要凉了。你们俩真是的，这么晚才到，路上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吗？昨天晚上一定玩得很晚吧？舞会怎么样？”

“太冷，车打不着火。”朱利安回答道。

“什么？车打不着火？你难道没把车停在车库里吗？”英格里斯医生吃惊地问。

“没有，我整晚都把它停在外面了。”朱利安说。“我们的车道被堵住了，雪都快堆到屋顶了，真像住在荒郊野外一样。”卡罗琳说。

“真的吗？没想到你们那里雪也下得那么大，太不可思议了。噢，我来一杯马提尼，你喝这个吗，卡罗琳？”

“好的，你呢，朱利安？”

“他喝什么都行，你不是知道的吗，卡罗琳？”英格里斯医生说。

“看到我们的圣诞树了吗？哎呀，你别看这么个小东西，真是伤神。我本来是想买云杉的，但是想到家里没有那么多小孩，就没那么麻烦了。”英格里斯夫人说。

“我们也只买了棵小树。”卡罗琳说。

“朱利安，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我们买的那些树吗？啊，我们家过节的时候卡罗琳也在吧，应该也看见过我们的圣诞树了？”

“没有，我不在，那个时候朱利安总是很讨厌我，还记得吗？”

“真的吗？哦，我想起来了，还真是这样。他那时不爱和你玩，可说实话，我不觉得他讨厌你，他可能只是敬畏你，我们那时都是，现在也一样。”英格里斯夫人说。卡罗琳上前给了老夫人一个拥抱。

“但是，妈妈，朱利安真的讨厌过我，可能是因为我比他年长吧。”卡罗琳坚持说道。

“别那么想。我是说，你不用觉得朱利安讨厌过你，也没有必要认为自己比朱利安老。朱利安，你不喝点什么？转过脸去让我看看，啊，都有双下巴了，朱利安。”

“太忙了……”朱利安讪讪地说。

“好了，卡罗琳，来喝一杯，坐下之前我们还能再来一杯。”英格里斯医生说。

“我们都可以再喝一杯，只不过最好拿到桌上去喝，我可不想让姑娘们久等，记住啊，你可别狼吞虎咽，那样不利于消化。”英格里斯夫人警告道。

“如果不咀嚼才会消化不良。”医生反驳着。

“好了好了，别用那样的专业术语，说嚼就好了。来点烤面包怎么样？”

“好的，我同意，”英格里斯医生答道，同时举起了杯子，“愿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在短暂的停顿和局促之后，大家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