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格五十美元

属本人所有之黑种女子苏姬，二十六日星期五晚间十时离开本人住宅（毫无缘由）。二十八岁，浅肤色，高颧骨，身形瘦长，外表颇为整洁，离家时身穿条纹工装布罩衫。苏姬不久前属于L.B.皮尔斯先生，再之前属于已故的威廉·M.赫里蒂奇。该女目前（从表面上看）系本地循道宗教会的虔信成员，无疑与多数教友相熟。

詹姆斯·艾克罗伊德

十月四日

那时她成了班里的落后生，周围是一群没有耐心的孩子。在南卡罗来纳，在阁楼上，科拉曾经为自己在阅读方面取得的进展而自豪。每个生词都磕磕绊绊，一个未知的领域，一个字一个字地艰难行进。每浏览一遍唐纳德的历书，她都当作胜利，然后回到第一页，再读一遍。

乔治娜的课堂暴露出她的成就何其渺小。她到礼拜堂跟大伙一起上课那天，连《独立宣言》都没听出来。孩子们的发音既清脆又老练，与当初兰德尔种植园里迈克尔僵硬的背诵相去甚远。字句里现在有了音乐，每个小朋友在轮到自己时，自然而然地就飘出了旋律，声音里透着大胆和自信。一个个男孩子和女孩子从座位上起身，把他们抄录下那些句子的纸扣过去，唱出国父们的诺言。

算上科拉，全班一共二十五个人。最小的只有六七岁大，可以不用背诵。他们坐在带靠背的长凳子上，交头接耳，焦躁不安，直到乔治娜让他们保持安静。科拉是班上的新生，农场的新人，也不必跟他们一样做事。她感觉自己很惹眼。她比所有人都大，还落后了这么多。科拉想到汉德勒小姐的课堂，一下子明白了老霍华德为什么哭鼻子。一个闯入者，像个啮齿类动物，穿墙而入。

厨师摇响了铃铛，课程随即结束。吃完饭，年纪小的学生要回来上课，大一些的要去干杂活。大伙走出礼拜堂的当儿，科拉拦住了乔治娜：“你教教这些小黑崽子怎么好好说话，我跟你说真格的。”

老师赶紧看看周围，确保自己的学生没人听到科拉的话。她说：“我们这儿管他们叫孩子。”

科拉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她很快又说，她一直没能理解其中的含义。那么多大词儿，他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乔治娜来自特拉华，带着特拉华女人特有的让人着急的劲头，乐于猜谜游戏。科拉在瓦伦丁农场见过其中几位，她没怎么在意地区特性，不过她们的确知道怎么烤出好吃的馅饼。乔治娜说，孩子们能理解多少是多少，今天理解不了的，也许明天就能理解。“《独立宣言》就像一张地图。你相信它是正确的，但你只有走出去，亲身做一番检验，才能知道它到底对不对。”

“你相信那个吗？”科拉问。她从老师的脸上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自从上过第一堂课，四个月过去了。收获已经结束。陆续有人到达瓦伦丁农场，科拉不再是笨手笨脚的新人了。两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生来到礼拜堂上课，一对充满渴望的逃奴，比她还要无知。他们拿指头在书上划拉着，好像它们被人施了咒语，充满了魔力。科拉现在轻车熟路。她知道自己弄吃的，因为今天的厨师笃定会做一锅坏汤，她也知道要带一条披巾，因为印第安纳的夜晚冷得让人发抖，她从前可不晓得会有这么冷。因为她要去僻静背阴的地方一个人待着。

科拉如今坐在教室前排，乔治娜纠正她的书法、算术或谈吐时，她已经不再觉得受伤。她们是朋友。乔治娜特别爱说闲话，上课反倒给了她一个喘息的机会，让她暂缓播报农场里的大事小情。那个弗吉尼亚来的大壮男，长了个小淘气的脸，你不觉得吗？我们一转身，帕特里西娅就啃光了所有的猪蹄儿。对了，还有一件事，特拉华女人顶喜欢嚼舌头。

这个特别的下午，铃铛一响，科拉便和莫莉走出了教室。她跟这女孩，以及女孩的母亲合住一幢木屋。莫莉十岁，一双杏眼，行事拘谨，不苟言笑。她有很多朋友，但宁愿置身圈外。小姑娘有个绿色的罐子，放在自己房间，里面装着她的宝贝：弹子、箭头、一个没有盖子的纪念盒吊坠。比起到外面玩耍，把这些东西在木屋地板上铺开，感受蓝色石英贴在脖子上那种凉凉的感觉，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快乐。

科拉为她们近来养成的习惯而高兴。清晨，由于小姑娘的母亲早早出门干活，科拉已经开始给她编辫子了，最近几天放学后，莫莉也主动来牵她的手。她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莫莉一路上拉着她，紧紧地抓着她，科拉很享受这种被人牵着的感觉。自从切斯特以后，还从来没有小朋友选中过她呢。

当天没有午饭，因为晚上有星期六大餐，学生们循着味道拥向烤肉坑。从午夜开始，烤肉师傅们就在烧猪了，农场上下仿佛中了魔咒。不止一个村民梦到自己在豪华的大餐上如饿虎啖食，醒来后失魂落魄。还要再等几个小时。科拉和莫莉走到饥饿的围观者中间。

青烟缭绕的木炭上方，两头猪架在长棍子上。掌坑的大师傅名叫吉米。他父亲在牙买加长大，传下一套孤岛逃奴的烧火秘籍。吉米伸出手指，捅捅烤肉，再推推木炭，围着火坑踱步，好像在打量摔跤的对手。他在农场足以跻身最瘦者之列，来自北卡罗来纳，不久前才逃出接连不断的大屠杀。他偏爱把肉烤得嫩嫩的，入口即化。他只有两颗牙。

他的一个徒弟摇晃着装醋和胡椒的罐子。他跟火坑边一个小女孩说了句什么，然后抓着她的手，把罐子里混好的调料刷到猪的内膛。调料滴进壕沟，落到炭火上，不断爆裂。白色的烟云吓得群众直往后躲，小女孩连声尖叫。这肯定是顿美餐。

科拉和莫莉要回家做事。走路很近。像农场的大部分工作建筑一样，旧木屋集中在东侧的边缘地带，仓促建成以后，才知道社区要扩展到多大的规模。哪儿来的人都有，不同的种植园对营区安排的偏好也不相同，所以木屋形态各异。因为采收玉米而在最近加盖的新房子，则采用了完全一致的风格，房间更宽敞，在农场的分布也考虑得更为周到。

自从哈丽雅特结了婚，搬出去住，科拉、莫莉和西比尔就成了这幢木屋里仅有的住户，她们分睡两个房间，当中用做客厅。一般来说，每幢房子要住三户人家。不时有新人和访客与科拉合住一个房间，但大部分时间，另外两张床都空着。

她自己的房间。住过那么多的囚牢，这是瓦伦丁农场给她的又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

西比尔和女儿很为自己的房子骄傲。她们用生石灰粉刷外墙，以淡粉着色。前厅刷了黄色的油漆，配上白色的门窗贴脸，在阳光下显出一派生机。每当季节转暖，房间里便有野花装饰，到秋天，则用红黄两色的树叶编成花环，让屋里仍然保持着怡人的感觉。粉色的窗帘收拢在窗边。隔三差五，两个住在农场的木匠便拖些家具过来——他们很喜欢西比尔，手脚忙个不停，就为了让她拿正眼瞧瞧他们。西比尔染了些粗麻袋，做成一块地毯，科拉头疼发作时，常常躺在上面。前厅微风习习，可以减轻她的痛苦。

她们走近门廊，莫莉叫了妈妈。西比尔正在煮墨西哥菝葜做汤力水，味道压过了烧烤的肉香。科拉径直走向摇椅，从第一天起，她便将这椅子据为己有。莫莉和西比尔并不介意。它出自西比尔手艺不精的求爱者之手，吱吱嘎嘎叫起来没个完。西比尔心里觉得，此人故意让椅子弄出这么大动静，好让她时刻想起他的忠心耿耿。

西比尔从里屋出来，在围裙上绞着两手。“吉米在那边干得好卖力。”她边说边摇头，显然饿了。

“我不能等。”莫莉说。小姑娘打开壁炉旁边的松木柜，取出她们的拼布被子。她下定决心，晚饭前要把这最新的一件针线活儿做完。

她们开始动手。自从梅布尔离开，除了简单的缝补，科拉就没摸过针。伶仃屋有些女人想教她，但白费力气。如同在课堂上那样，科拉的学习方法就是观察同伴，照葫芦画瓢。她剪了一只鸟，一只红雀；结果剪出来的东西好像让狗啃过似的。西比尔和莫莉鼓励她——当初是她们缠着她，非要她加入她们的消遣的——可是被子缝得乱七八糟。她一口咬定棉絮里有跳蚤。针脚起了皱，边角没对齐。被子暴露了她的歪心思：干脆把它升到旗杆上，做她野蛮国度的大旗好了。她想把它丢到一边，但西比尔不准。“你先把这个弄完再干别的。”西比尔说，“这个还没完呢。”

科拉不需要持之以恒、有始有终的教诲。但她还是拿起破被子，放到腿上，从上次没弄完的地方下手。

西比尔比她大十二岁。衣服显出她苗条的身段，但科拉知道，那只是离开种植园后的这段时间养人而已。西比尔的新生活需要一种不同的力量。她非常注重自己的仪态，一杆行走的投枪，仿佛本来特为弯腰而生，现在却再也不肯屈身了。西比尔告诉科拉，她的主人实为种烟人里的恶霸，每年都要为最高产量的名头，与相邻的种植园主展开竞争。疲弱的表现让他受了刺激，变得愈加恶毒。“他不拿我们当人。”她这样说着，思绪一下子飘回旧日的苦难。这时莫莉不管在哪儿，都会走过来，坐到她腿上，脸贴脸，紧紧地抱住她。

她们三个默默地做活儿，过了一会儿，烤肉坑那边传来一阵欢呼，每次给猪翻面时都会如此。科拉心不在焉，没法改正被子上缝坏的地方。西比尔和莫莉的爱犹如无声的戏剧，总是让她深受触动。孩子默默地请求帮助，母亲指一指，点个头，用手势帮孩子摆脱困境。科拉不习惯木屋的安静——在兰德尔种植园，总是有尖叫、哭喊或叹息，打破片刻的宁静——当然更不习惯这种母爱的演示。

西比尔是在莫莉两岁那年跟她一起遭到拐卖的，她一路上拖带着自己的孩子。大屋传出流言，说主人有意转让部分家奴，以偿付庄稼歉收带来的债务。西比尔面临着公开拍卖。那天夜里她不辞而别——满月开了眼，指引她穿过森林。“莫莉一点儿声都没出。”西比尔说，“她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跨越宾夕法尼亚州界三英里后，她们冒险走到一户有色人农夫的木屋。此人给她们饭吃，为小姑娘削玩具，再通过一系列的中间人，和铁道上取得了联系。在伍斯特的一家女帽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西比尔和莫莉来到了印第安纳。这座农场已经小有名气。

许多逃奴通过瓦伦丁农场中转——说不清谁在这儿待过。科拉有天晚上问西比尔，有没有碰巧见过一位佐治亚来的女人？当时科拉已经和她们相处了几个星期，有过一两次一觉睡到天亮的经历，在阁楼上掉的肉也补回了一些。干蝇偃旗息鼓，为夜晚的提问留出间隙。一个女人，佐治亚来的，也许叫梅布尔，也许不叫？

西比尔摇了摇头。

她当然没见过。一个丢下女儿不管的女人会变成另一个人，借以隐藏由此而生的耻辱。但科拉迟早会问遍农场里的每一个人。农场本身就像一座车站，吸引着离开了一个地方、又不知道下一个地方在哪儿的人。她问那些在瓦伦丁农场停留数年的人，她问所有新来的人，纠缠访客，那些人来到农场，是想看看他们听到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色的男女自由民，留下来的逃奴和继续前行的逃奴。她在玉米地里，在劳动号子的间隙，在进城的路上，在隆隆作响的马车后厢里问他们：灰眼睛，右手的手背上有一条烫出来的长长的伤疤，也许叫梅布尔，也许不叫？

“没准儿她在加拿大。”琳赛在科拉问到她时这样回答。琳赛是个苗条的、蜂鸟般的女人，刚从田纳西跑出来，保持着一种科拉无法理解的疯狂的愉悦。依科拉所见，田纳西就是大火、疫病和暴力。即使罗亚尔他们就是在那儿救的她。“好多人，他们现在喜欢加拿大。”梅甘说，“就是冷得要死。”

冷酷的夜，正好配冷酷的心。

科拉卷起被子，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蜷缩着，心烦意乱，满脑子都是母亲啊，女儿啊。又为了罗亚尔提心吊胆，已经过去三天了，他迟迟未归。头痛袭来，像一片雷雨云。她转过脸，对着墙，一动不动。

晚餐在礼拜堂外举行。这是农场最大的建筑。传说它是一天之内盖起来的，那是建场之初，有一次临到要开大会，才发现瓦伦丁的农舍已经容纳不下会众了。大部分时间里它用做校舍。到了主日，就做教堂。每逢星期六晚上，农场里的人聚到一块，一起吃饭，一起娱乐。在本州南部县政府干活的泥瓦匠饿着肚子回来了，给当地的白种妇人打零工的女裁缝也回来了，还穿上了她们漂亮的裙子。禁酒是农场的规矩，但星期六晚上除外，喜欢喝几口小酒的人推杯换盏，第二天上午听牧师布道时，他们就有了可以思考的事情。

吃猪肉是第一项活动。把烤好的猪在松木长桌上切开，刷上迪普尼酱。炝甘蓝、芜菁、甘薯派，还有伙房做的其他配菜，统统装在瓦伦丁家漂亮的盘子里。居民们平日里都挺矜持的，但吉米的烤肉一上桌，他们就不管不顾了——淑女们纷纷用上了胳膊肘。面对不绝于耳的恭维，火坑师傅低下了头，暗自思量着下次烤肉如何改进。科拉动作敏捷，扯下一只酥脆的耳朵，这是莫莉的最爱。她把耳朵递给了小姑娘。

瓦伦丁已经不再点算他的土地上生活着多少户人家。一百口是个稳固的数字，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这个数量都难以置信，其中还没包括那些购买了毗连的土地、自立门户的有色农民。儿童大约五十个，多数不满五岁。“自由使人丰产。”乔治娜说。除了自由，科拉心想，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人卖掉。在南卡罗来纳的有色人宿舍，女人们相信自己了解了自由，但手术刀切开她们的身体，提供了相反的证明。

猪被吃得一干二净，乔治娜便和一些年轻的女人带上孩子们，到谷仓做游戏、开歌咏会去了。大人们开会讨论，小孩子是坐不住的。他们的缺席解除了讨论会的压力；说千道万，他们计划来，计划去，还不都是为了下一代？就算成年人摆脱了紧缚身体的枷锁，奴役还是窃取了太多的时光。只有孩子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梦想。如果白人允许的话。

礼拜堂坐满了人。科拉挨着西比尔坐到一条靠背长凳上。今晚活动的规格有所降低。剥玉米大赛之后再过一个月，农场将举办最为重要的大会，就近期一系列关于搬迁问题的辩论做出决定。瓦伦丁一家事先减少了星期六之夜的娱乐节目。舒适的天气，加上关于即将入冬的种种警告——印第安纳的冬天让那些从来没见过雪的人心生畏惧——已经让大家忙得不可开交。进城转转成了消磨时间的观光之旅。作为大移民的排头兵，在此扎根的有色人拓居者已如此之众，因此到了晚上，社交性的拜访仍然连绵不绝。

农场的许多领导人出差在外。瓦伦丁本人在芝加哥拜会银行家，两个儿子随行，他们已经到了能帮农场管账的年纪。蓝德与纽约众多新兴废奴主义组织中的一个结伴旅行，在新英格兰地区巡回演讲；他们弄得他马不停蹄。最近这一趟深入农村了解到的情况，无疑会对他的大会发言大有助益。

科拉打量着周围的听众。她本来抱着希望，以为吉米的猪能勾引罗亚尔及时赶回，但他和战友们仍然忙于地下铁道的任务，无法分身。没听到他们队伍上的消息。反倒有些可怕的新闻传到了农场，民防团在前一天晚上吊死了一些寻衅滋事的有色人。此事发生在本州南部，三十英里之外，据说遇难者为铁道工作，但除此之外并无异常。一个满脸雀斑的女人，科拉不认识她——这段时间陌生的面孔源源不断——正在用很大的声音，喋喋不休地讲着私刑处死的事。西比尔转过身，要她闭嘴，接着轻轻抱了一下科拉，此时格洛丽亚·瓦伦丁走上了讲台。

约翰·瓦伦丁初遇格洛丽亚，是在一座靛蓝种植园，她在那里的洗衣房干活。“我这双眼睛见过的最美味的秀色。”瓦伦丁常常这样告诉农场的新人，还特意把“美味”二字拉长，好像舀出了一勺热焦糖。那个时候瓦伦丁并没有拜访奴隶主的习惯，但他和格洛丽亚的主人合伙买卖饲料。那个星期结束时，瓦伦丁赎得了她的自由。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们结了婚。

她依然秀色可餐，而且优雅，沉着，好像上过专为白人小姐开办的淑女学堂。她声称不喜欢给丈夫临时补缺，可她在听众面前表现出的这份从容，却与她的说法正好相反。格洛丽亚下了很大的功夫，来清除自己的种植园腔调——每到谈话变得没有拘束，科拉便能听到她的乡音脱口而出——但不管她说话像有色人还是白人，都能很自然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瓦伦丁讲话时语调生硬，实干精神盖过了慷慨的性情，格洛丽亚介入其中，可以起到缓和的作用。

“大家今天过得愉快吗？”格洛丽亚等屋里安静下来后问道，“我一整天都待在下面的根菜窖，后来一上来就看到上帝今天给我们的礼物。天空。还有猪……”

她为丈夫缺席而道歉。约翰·瓦伦丁想利用这次大丰收，就贷款重新展开谈判。“上帝知道，眼前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精神上能有片刻的平静，真好。”她冲明戈低头致意。明戈坐在第一排，挨着通常为瓦伦丁保留的空位。此人中等个头，身形粗壮，当晚穿了一件红色方格子西装，西印度群岛人的面皮因此平添了几分活力。他表示赞同，接着转身，对礼拜堂里的盟友们连连点头。

西比尔用胳膊肘碰了碰科拉，眼前的这一幕等同于对农场政治辩论的认可，一种将明戈的立场合法化的认可。关于西迁，现在议论纷纷，在西部，在阿肯色河的对岸，有色人的城镇正在迅速发展。那些地方既不与蓄奴州接壤，也从未赞同奴隶制的恶行。明戈主张留在印第安纳，但要大力削减他们的庇护对象：逃犯，堕落的人。像科拉这样的人。前来参观的名流络绎不绝，将农场的美名传播在外，这里因此成了有色人进步的象征——也成了众矢之的。别忘了，有色人叛乱的幽灵，一张张环伺左右的愤怒的黑色面孔，已经开始让白人拓居者离开南方。他们来到印第安纳，紧挨着正在崛起的黑色国度。这种局面历来以暴力告终。

西比尔瞧不起明戈，鄙视他油滑的性格和一贯的骗术；他表面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心里却潜伏着专横的天性。是的，此人有着值得称颂的传奇：当年每逢周末，他都要跟主人请假，外出打工；他为妻子，为几个孩子，最后为自己赎得了自由。对这一惊人的功业，西比尔并不当回事——他只是侥幸摊上这样一个主人而已。明戈不过是个投机分子，用自己对有色人进步的观点扰乱农场。他将和蓝德一起，在下个月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决定他们的未来。

科拉不肯附和朋友的嘲弄。因为逃犯给农场带来的关注，明戈对她颇为冷淡，而当他听说科拉因为谋杀而遭到缉拿时，索性对她视而不见了。虽然如此，这男人救了全家，很可能没完成任务就累死了——这很了不起。她在学校上学的第一天，明戈的两个女儿，阿曼达和玛丽，就泰然自若地背出了《独立宣言》，她们都是出色的女孩。可是，科拉不喜欢他的漂亮话。他的笑容里有些东西让她想到布莱克，昔日那个自吹自擂的大黑鬼。明戈不需要地方来安放他的狗屋，但他肯定在寻找机会，以求扩大自己的领地。

音乐马上就来，格洛丽亚再次向他们保证。今天晚上他们中间没有瓦伦丁所说的“贵客”——身穿高档衣装，满嘴北佬口音——不过县里来的嘉宾已经到了。格洛丽亚请他们起身亮相，接受欢迎。接下来便是娱乐时间。“你们消化那顿大餐的同时，可以听一听我们准备的甜美的声音。”她说，“你们大概认得出他的长相，因为他早前来过瓦伦丁农场，在艺术领域最杰出的一位年轻人。”

上个星期六是一位怀孕的歌剧演员，来自蒙特利尔。上上个星期六，是一位康涅狄格的小提琴手，他让一半的女观众陷入悲情，难以自拔，泪水涟涟。今夜属于诗人。拉姆齐·布鲁克斯端庄，修长，身穿黑西服，打黑领结。他像个游历四方的传道士。

三个月前，拉姆齐随同俄亥俄州的一个代表团来过这儿。瓦伦丁农场是否徒有其名？一个献身于黑人进步的白人老太太组织了这次远征。她是波士顿某位大律师的寡妇，募集资金，多方投入，特别致力于有色人书报的出版和传播。听过蓝德的一次演讲之后，她便安排发行他的自传；接受委托的印刷商以前推出过一系列的莎士比亚悲剧。此书首版装帧精美，印有伊莱贾·蓝德的烫金大名，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格洛丽亚说，拉姆齐的书稿也将在下个月付梓。

诗人吻了女主人的手，询问能否和大家分享一首他的诗作。科拉必须承认，他并不是没有魅力。据乔治娜所说，拉姆齐曾向牛奶房的一位姑娘大献殷勤，但说了太多谄媚的话，结果明显地暴露出他只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谁知道怎样的命运等待着我们？”他在第一次来访时向科拉发问，“什么样的人我们一定乐于结识？”罗亚尔突然出现在她身边，拉上她，远离了诗人的甜言蜜语。

她早该看出罗亚尔的意图。如果她知道他的消失让她多么难受，她一定会拒绝他。

得到格洛丽亚的允准之后，诗人清了清嗓子。“我在昔日见过一个斑驳的奇迹，”他背诵道，声音忽高忽低，仿佛在逆风中奋力前行，“栖息在田野的尽头，借着天使的翅膀翱翔，挥舞一只盾牌，光芒万丈……”

礼拜堂里响起一片赞赏与叹息之声。拉姆齐努力不以笑容面对大伙的反应，这正是他表演的效果。科拉无法很好地领悟他的诗作：一个壮观之物的巡察，一个求索的人等待神示。一颗橡籽、一棵小树和一棵威风凛凛的大橡树之间的交谈。还歌颂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赞扬了他的心灵手巧。吟诗作赋让她觉得厌烦。诗歌意在唤起可悲的激情，在这一点上与祈祷词高度相仿。本该由你做主，却等待上帝的拯救。诗歌和祈祷词都在扰乱人的心智，让他们失察于世界残忍的固有机理，在心里植入错误的观念，最终导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乐队准备在诵诗之后登台，演奏者刚来农场不久。诗人为舞会做了很好的铺垫，让听众沉醉于逃走和解脱的幻象。如果这能让大家开心，科拉怎么能瞧不起他们呢？他们把自己的点点滴滴放进他笔下的人物，把自己的脸嫁接到他诗里的角色身上。他们究竟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的形象中，还是在他发明的东西里看到了自己？奴隶是工具，所以也许是后者，但这里没有人是奴隶。也许被远方的某个人视为财产，但不是在这里。

整个农场超出了她的想象。瓦伦丁夫妇创造了奇迹。她就坐在这奇迹的证据中间；不止如此，她也是这奇迹的一部分。她曾过于轻易地相信南卡罗来纳的虚伪承诺。如今她心里有一个苦涩的部分，拒绝接受瓦伦丁农场的厚礼，虽然每天都有某个美好的部分绽放出新花。比如一个小姑娘牵她的手。比如她对一个男人动了心，百般牵挂。

拉姆齐最后呼吁培养人民的艺术气质，无论老少：“快快进入一切凡人心中，拨旺阿波罗神的余烬。”一位农场的新人用力把讲台推到舞台一端。这是乐队即将登台的信号，也是给科拉的信号。西比尔如今知道朋友的好恶，于是和她吻别。走廊憋闷；外面又冷又黑。大长凳在地上剐擦着，好腾出跳舞的空间，科拉将这些声音撇在身后。路上有人对她说：“你走错方向了，姑娘！”

她到家时，罗亚尔正倚靠着门廊的柱子。那是他的轮廓，在黑暗当中也一望即知。“我以为班卓琴响了你才到。”他说。

科拉点了灯，看到他乌黑的眼眶，青紫的肿块。“噢。”她说着就把罗亚尔抱住了，脸贴着他的脖子。

“打了一架，不要紧。”他说，“我们跑掉了。”科拉浑身颤抖，他轻声说道，“我知道你担心。今天晚上我不想跟大伙掺和，我想我还是来这儿等着的好。”

前廊上有两把椅子，那是害了相思病的木匠们打造的，他们坐下。他挪过来，他们的肩膀挨在了一起。

她告诉罗亚尔，有些东西他没赶上：诗人和烤猪。

“还会有的。”他说，“我有东西给你。”他在皮口袋里翻弄，“这是今年的版本，虽说现在都十月份了，可我觉得你会喜欢。等我再去别处，他们要是有明年的，我再买就是了。”

她抓住罗亚尔的手。历书带着一种陌生的、肥皂般的味道，在她一页一页地翻开时，发出一种爆裂的声响，像火一样。她从来不曾是第一个打开一本书的人。

来到农场一个月后，罗亚尔带她去了幽灵地道。

科拉在抵达的第二天就开始上工，她心里老想着瓦伦丁的座右铭：“留下来，出把力。”这既是要求，也是药方。她先在洗衣房出力。洗衣房主事的名叫阿梅莉亚，在弗吉尼亚便认识了瓦伦丁夫妇，两年后追随而至。她温和地警告科拉不要“虐待服装”。科拉很快进入了兰德尔种植园的劳动节奏。体力工作激起了昔日那种出于惧怕的勤快。她和阿梅莉亚都看出来了，她可能更喜欢别的工作。她到牛奶房上了一个星期的班，还跟阿姨做过一段时间，替上工的父母照看小孩。此后，随着印第安玉米的叶子变黄，她又到庄稼地里施肥。科拉俯身于垄沟时，还在四下张望，寻找工头，心魔挥之不去。

“你好像累坏了。”罗亚尔对她说。那是八月的一个晚上，蓝德刚刚做完演讲。他的讲话类似布道，说的是摆脱奴隶制的枷锁、寻找人生目标时遇到的困境。解放带来的多种沮丧。像农场里的其他人一样，科拉对此人颇感敬畏。他是个外国王子，不食人间烟火，来自遥远的他乡，教他们学习人在高尚的地方怎样端正行事。可那些地方遥不可及，不会被任何地图收纳其中。

伊莱贾·蓝德的父亲是波士顿一个富有的白人律师，公然与有色人妻子共同生活。他们苦于本阶层的指摘，夜半时分的窃窃私语却把他们的后代描绘成非洲女神和白色凡人的结合。半神半人。在蓝德的演讲会上，白贵人们做冗长的开场白时就是这样说的，为了听到这些话，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智。一个病恹恹的孩子，把家庭藏书室当成自己的游戏场，要花一番力气，把书从书架上取下，专心致志地阅读。六岁那年，他弹起钢琴，已经俨然欧洲的大师。他在空荡荡的客厅上演音乐会，向无声的喝彩鞠躬致意。

家里有朋友从中斡旋，让他成了第一个入读白人名校的有色学生。“他们给了我一张奴隶通行证，”他这样形容说，“而我用它惹是生非。”蓝德住在杂物间；没人想和他做室友。四年以后，同学们选他做了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他从一个个障碍之间轻盈地侧身而过，仿佛一个原始的生物，凭着智慧，在现代世界里游刃有余。蓝德本来想做哪一行都不在话下。医生，法官。新英格兰地区的社会精英力主他到首都发展，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他已经跻身美国式成功小小的一角，他所属的种族在这里不会成为他的诅咒。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里，有的人也许会快乐地生活，独自向上攀升。蓝德却想为其他人创造空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最后，他选择以演讲为业。站在父母的客厅，对一群波士顿名流组成的听众发表讲话，随后前往这些名流的府邸，乃至新英格兰各地的有色人礼拜堂、循道宗的教堂和大讲堂。有时去到某座建筑物，除了那些建造它们的男人和清洁它们的女人，他是第一个踏入其中的有色人。

面红耳赤的警长们以寻衅滋事为由逮捕他。他因为煽动暴乱而入狱，尽管那不是暴乱，而是和平集会。马里兰州的法官埃德蒙·哈里森大人签发了针对他的逮捕令，指控他“散布穷凶极恶的、危害健康社会肌体的典型说教”。他朗读自己写的《美国黑人权利宣言》时，遭到一伙白人暴民的殴打，幸为听众所救。从佛罗里达到缅因，他写的小册子，后来还有他的自传，和他的画像一起被投入火堆，当众焚烧。“画像代我受过，总要好过本人的真身。”他说。

他平静的举止之下，暗地里受着怎样的煎熬，谁也说不上来。他保持着无动于衷，处事淡漠。“我就是植物学家所说的杂交种，”他在科拉第一次听到的报告会上说，“两个不同的大家庭的混合物。如果是鲜花，这样的杂交会让人赏心悦目。如果这样的融合表现为血和肉，有人便要大为光火。在座的诸位要认清它究竟是什么：一种新的美来到了这个世界，它在我们周围遍地开花。”

那个八月的夜晚，蓝德结束演讲之后，科拉和罗亚尔在礼拜堂的台阶上坐下。居民们从他们身边鱼贯而过。蓝德的一席话还让科拉陷在忧郁当中。“我不想让他们把我撵走。”她说。

罗亚尔翻过她的手掌，用大拇指摩挲她新生的茧子。用不着担心，他说。他提议出去转转，多看看印第安纳，一直在劳动，权当一次休息。

第二天他们就赶着马车出发，拉车的是两匹花斑马。她已经用工资买了一条新裙子，一顶无檐女帽。帽子遮住了太阳穴上的伤疤，大抵可以遮住。这道伤疤近来让她感觉紧张。对烙印的事，她以前从没考虑太多，奴隶主总喜欢在自家奴隶身上烫个X啊、T啊、三叶草什么的。西比尔的脖子上有个皱巴巴的马蹄铁形状，粉红色，很丑陋——她第一个主人是养驮马的。科拉还从未挨过这样的烫，她要为此感谢上帝。可我们一直都留着烙印，就算你看不见，它也烙在你心里，如果不是没有的话——兰德尔的手杖留下的创伤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标明她是他的。

科拉去过城里好多次了，甚至还曾爬上白色面包房的台阶，买过一个蛋糕。这一次罗亚尔赶着车走了相反的方向。天空像一块石板，但天气仍然很热，一个八月的下午，让你知道这样的日子正在一天天地流尽。他们停下马车，到一块草场的边上，坐在一棵野苹果树下野餐。他带了些面包、果酱和香肠。她让罗亚尔抬起脑袋，枕到她腿上。她还考虑把两只手伸到他耳朵后面，揉弄他软软的黑色鬈发，但旧日暴力的记忆涌上心头，于是她忍住了。

返程途中，罗亚尔赶着马车，拐上了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科拉本来不可能看见这条路的。棉白杨吞没了路口。他说他想给科拉看样东西。她以为那也许是一口池塘，或是某个无人知晓的僻静去处。但他们拐了个弯，停在一幢荒废的、摇摇欲坠的小屋前，它灰中泛白，像一块被人嚼过的肉。百叶窗歪斜，野草在房顶上鞠躬致意。用饱经风霜来形容未免过于文雅——这房子就像一条没人要的癞皮狗。她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污垢和苔藓让她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即使罗亚尔就在身旁。

大屋里也是野草丛生，破土而出，穿透了地板。她捂住鼻子，抵挡恶臭。“跟这儿一比，粪肥也是香的。”她说。罗亚尔哈哈大笑，说他一直觉得大粪香味扑鼻。他移开地上的遮盖物，露出通往地窖的活门，再点燃一根蜡烛。楼梯嘎吱嘎吱地叫着，小动物在地窖里狂奔，对遭到的入侵义愤填膺。他数了六步，开始挖地。第二道活门露出来，他停了手，于是他们下到了车站。他要科拉小心脚下，灰色的烂泥让台阶格外湿滑。

这是迄今为止最破烂、最凄惨的车站。铁道与地面齐平，一下台阶就是铁轨，一路深入黑暗的隧道。一辆小手摇车停在铁轨上，钢铁的泵机等待着人类的触碰，好让它焕发生机。像北卡罗来纳的云母矿一样，长长的木板和支柱支撑着墙壁和天花板。

“这不是为火车头建造的。”罗亚尔说，“隧道太小了，你看。和其他线路都不连着。”

这里很久无人光顾。科拉问它通到哪里。

罗亚尔咧嘴一笑。“它在我之前就有了。接管这段铁道时，我要顶替的列车员带我看过。我用那辆手摇车走了几英里，可是太不安全了。墙挨在一起，越来越窄。”科拉知道，最好别打听这是谁修的。铁道上的所有人，从伦布利到罗亚尔，都用差不多的话来搪塞，“你以为谁修的？还能有谁修？”她打定主意，总有一天要让他讲出来龙去脉。

这段幽灵般的隧道从来没有投入使用，罗亚尔说，反正没人知道它有没有用过。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挖出来的，又有谁曾经住在地上。有些司机告诉他，建房子的是昔日考察者中的一位，类似刘易斯和克拉克，他们勘测美国荒野，绘制地图。“如果你走遍全国，”罗亚尔说，“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尼亚加拉瀑布到格兰德河，那么你还会在这儿，在印第安纳的树林子里安家吗？”有位老站长猜测，这是独立战争期间一位少将的家，此人目睹了太多的杀戮，于是在完成建国大业之后，便从这个年轻的国家引退了。

遁世者的故事更为合理，但罗亚尔认为军事部分言过其实了。科拉有没有注意到，根本不存在有人在这儿住过的迹象，甚至没有一根用过的牙签，墙上也一颗钉子都看不见？

一个想法如阴影般逼近科拉：这座车站并非线路的起点，而是终点。工程并不是在这座房子下面开始的，而是在黑暗坑洞的另一端。仿佛世界上再也无处可以逃奔，只有一个个要逃离的地方。

在上面的地窖里，食腐动物恢复了活动，挖呀挖。

这样一个潮湿的小洞。任何以此为起点的旅程都只能落得不幸的下场。她上一次出发的车站灯火通明，在舒适性上毫不吝啬，送她前往丰裕的瓦伦丁农场。那是在田纳西，他们等待乘车远离里奇韦无法无天的危险行动。想起那天夜里的种种变故，她的心跳仍然会加快速度。

一离开里奇韦和猎奴者的马车，救命恩人便自报家门。在城里发现她的人是罗亚尔；他的搭档名叫红头雷德，因为他长了一头铁锈色的鬈发；胆小的那个叫贾斯廷，是个像她一样的逃奴，还不习惯对着白人挥舞猎刀。

科拉同意跟他们走以后——从来没人如此礼貌有加地提出一个毫无选择余地的建议——三条好汉便赶紧清理战场，掩盖痕迹。霍默幽灵般的身影在黑暗里潜伏，无形中增强了紧迫感。红头雷德端着枪放哨，罗亚尔和贾斯廷把博斯曼和里奇韦一先一后锁到马车上。猎奴者没吭声，只是用血淋淋的嘴巴冲着科拉露出讥笑。

“那一个。”她指着铁环说，于是雷德把里奇韦锁到车上，用的是他过去锁贾斯珀的同一个铁环。

他们把猎奴者的马车赶到牧场的远端，藏在路上看不见的地方。雷德把里奇韦锁了五道，马车行李箱里的每一条锁链都用上了。他把钥匙扔进草丛。他们把马赶走。霍默没有动静；也许那孩子就暗藏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无论这些措施提供了怎样的先发优势，想必都够用了。他们动身时，博斯曼吐出了压抑已久的一口长气，科拉认为这是他赴死的哀鸣。

从里奇韦的营地沿路走上很短的一段，就到了救命恩人的马车。她和贾斯廷藏到车后一条厚毯子下面，他们立刻启程，考虑到黑暗和田纳西千篇一律的低劣路况，马车的速度之快，实在到了危险的程度。罗亚尔和雷德对那场搏斗仍然心有余悸，竟然忘了给车上的货物蒙上眼睛，驶出好几英里才想起来。罗亚尔很不好意思。“这是为了车站的安全，小姐。”

地下铁道的第三段旅程始于一座马厩的下方。到现在为止，车站总是意味着走下深不可测的台阶，又一座车站的特色便出现在眼前。罗亚尔解开他们眼睛上的破布条，告诉他们，地主出门在外，忙着打理生意，这是一种策略，用以掩盖他与此项事业的关系。科拉从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座城镇出发，只知道他是地下战线上的另一个人，而且喜爱进口的白色瓷砖，它们就贴在车站的墙上。

“每次我们下到这儿，总会有些新玩意。”罗亚尔说。他们四个坐在重量十足的椅子上等火车，椅子配有深红色的软垫，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一只花瓶里插着鲜花，墙上挂着描绘农田景色的油画。还有一只装满水的雕花玻璃罐，一篮子水果，一大条裸麦粉粗面包，供他们吃喝。

“这是个富贵人家。”贾斯廷说。

“他喜欢搞点儿格调。”罗亚尔回答。

雷德说他喜欢白瓷砖，比起以前的松木板有了不小的起色。“我就纳了闷了，他自己是怎么贴上去的？”他又说道。

罗亚尔说，他希望帮工的人能把嘴巴闭紧。

“你杀了那个人。”贾斯廷说。他有些迟钝。他们刚刚在碗柜里发现了一壶葡萄酒，逃奴畅饮了一通。

“问那姑娘，他是不是罪有应得。”雷德说。

罗亚尔抓住雷德的小臂，阻止他继续发抖。他朋友以前从来不曾取人性命。光是造成这次意外事故的前提，已足以让他们被人吊死，但谋杀的罪名确保了他们上绞刑架之前，必定还要遭受残忍的凌虐。科拉后来告诉罗亚尔，她在佐治亚因为谋杀而受到通缉时，罗亚尔大吃一惊。他定了定神，然后说道：“这么说，从我看见你的那一刻，在那条肮脏的街道上，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罗亚尔是科拉遇到的第一个生来自由的男黑人。南卡罗来纳有很多自由民，为了所谓的机遇易地而居，但他们毕竟是做过奴隶的。罗亚尔一出娘胎就有了解放的身份。

他在康涅狄格长大；他父亲是理发师，母亲是助产士。两口子来自纽约城，同样一出生就是自由民了。罗亚尔到了可以劳动的年龄，便奉父母之命，跟一个印刷商做学徒。他父母笃信诚信交易的尊严，设想家族代代相传，枝繁叶茂，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更有出息。如果北方可以废除奴隶制，那么总有一天，这项可憎的制度在所有地方都将崩溃。黑人在这个国家的故事也许会以低人一等起步，但假以时日，他们终将得享成功与繁荣。

如果父母提前意识到他们的回忆在这孩子身上产生的影响，那么讲到自己在老家纽约的故事时，也许会多有保留。罗亚尔十八岁离家，前往曼哈顿，从渡轮的栏杆后看到这座宏伟都市的第一眼，他的命运便已注定。他在下曼哈顿的五点区找了一家有色人的供膳寄宿公寓，和另外三个男人合住一个房间，并以理发师的名头挂牌开业，直到他遇见大名鼎鼎的白人尤金·惠勒。在一次反奴隶制的会议上，惠勒主动和罗亚尔交谈，印象深刻，于是请他第二天到自己办公室去一趟。罗亚尔在报纸上读到过此人的事迹——律师、废奴主义的社会活动家、一切奴隶贩子和从事卑鄙勾当之人的眼中钉。罗亚尔前往市内的监狱，物色律师可以为之辩护的逃犯，在高深莫测的人物之间通风报信，将反奴隶制团体的资金分发给易地而居的逃奴。为地下铁道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正式获得了接纳。

“我给鞲鞴上油。”他常常这样说。罗亚尔在分类广告中植入密码信息，将出发地点通知逃犯和列车员。他贿赂船长和治安官，划着漏水的小船，把瑟瑟发抖的孕妇送到河对岸，又将法官的开释令递交满脸不悦的看守长。一般情况下，罗亚尔有一个白人助手做搭档，但他的机敏和傲气清楚地证明，他的肤色构不成障碍。“自由黑人走起路来和奴隶是不一样的。”他说，“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哪怕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走路不一样，说话不一样，举止也不一样。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治安官从来没拘留过他，绑架者也不曾对他下手。

他和雷德的关系始于此次派驻印第安纳。雷德是北卡罗来纳人，执法者吊死了他妻子和孩子，他从此潜逃。他在自由小道上走了好几英里。寻找妻儿的尸首，想跟他们道个别。他没找到——路上的尸骨似乎永无尽头，通往每一个方向。逃到北方以后，雷德开始与铁道发生关系，最终凭着一种狡诈的智慧投身于这一事业。听到科拉失手杀死了佐治亚男孩，他笑着说道：“好。”

接运贾斯廷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不同寻常。田纳西不属罗亚尔的工作范围，但野火一起，铁道在当地的代表便失去了联络。取消这趟火车必将损失惨重。无人可用时，罗亚尔的上级勉强派出两位有色人列车员，深入田纳西的穷山恶水。

带枪是雷德的主意。罗亚尔此前从来没摸过枪。

“拿在手里刚刚好。”罗亚尔说，“可它重得像一门加农炮。”

“你那时样子好吓人。”科拉说。

“我在发抖，不过是在心里。”他告诉科拉。

贾斯廷的主人经常把他租给别家做石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雇主帮他和铁道做了安排。有一个条件：环绕此人庄园的石墙如果没有完工，贾斯廷得推迟逃跑。他们商定，如果贾斯廷留下详细的完工说明，那么少三块石头也成。

在约定的那一天，贾斯廷最后一次外出工作。直到夜幕降临，才有人注意到他不见了；雇主坚称贾斯廷当天早晨根本没有露面。十点钟的时候，他已经进了罗亚尔和雷德的马车后厢。他们在城里看见了科拉，于是计划发生了改变。

火车驶入田纳西站。这是迄今最华丽的机车，即使透过包覆的煤灰，闪亮的红色油漆仍然反射着灯光。司机性情开朗，嗓音浑厚。他礼数周全地打开旅客车厢的门。科拉怀疑铁路司机统统害上了一种隧道的疯病，无一例外。

一开始是摇摇晃晃的货车车厢，后来是把她运往北卡罗来纳的平板货车，如今迈进一节名副其实的旅客车厢——设施齐全，安静舒适，一如她在历书上所见——实在是一大乐事。里面有足够三十人使用的座位，宽大而柔软，烛光所及，黄铜的配件闪闪发亮。还有新鲜清漆的味道，让她感觉自己就像初登新船的乘客，要参加一次神奇的处女航。科拉一个人睡三个座儿，几个月来，这是她第一次没有困于阁楼的昏暗和锁链的束缚。

她醒来时，铁马依然在隧道里奋力奔驰。伦布利的话回荡在她耳畔：如果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们得坐火车。跑起来以后，你们往外看，就能看到美国的真面貌。这是句玩笑话，是的，从一开始就是。在她的旅途中，窗外只有黑暗，以后也将只有黑暗。

她前面的座位上，现在是贾斯廷在讲话。他说他哥哥，还有三个他从未见过面的侄女，现在都住在加拿大。他在农场待几天，然后就北上。

罗亚尔向逃奴保证，铁道可以为他效劳。科拉坐起身，罗亚尔又把对她的逃奴旅伴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她可以继续前往印第安纳的中转站，也可以留在瓦伦丁农场。

白人把约翰·瓦伦丁当作自己人，罗亚尔说。他的肤色非常浅。但任何一个有色人都能马上认出他的非洲血统。不管有没有那样的鼻子，那样的嘴唇，那样茂密的头发。他母亲是裁缝，父亲是白人商贩，每隔几个月路过一次。那男人临死时，把地产留给了儿子，这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家墙外的这个男孩。

瓦伦丁想在土豆种植方面一试身手。他雇了六个自由民在他的地上干活。他从未声称自己是他不是的那种人，但并不纠正别人的臆断。瓦伦丁购入格洛丽亚时，没人多想。留住女人的一种方式是给她套上枷锁，尤其像瓦伦丁这样，在罗曼蒂克的情事上还是新手的话。只有约翰、格洛丽亚和本州另一头的一位法官知道她是自由的。他喜欢读书，教妻子识字。他们养了两个儿子。他给了他们自由，邻居认为此举心胸开阔，只是有些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