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台庆祝创建五十周年那天气候炎热：33度。一位提前退休的文学频道编辑、一位诗人和一位曾经的女记者坐在一辆小面包车中，均已大汗淋漓；面包车9：30从旅馆接了他们开往广播电视台。曾经的文学频道编辑——恩斯特·高泽尔曼博士跟他年轻的生活伴侣是专门从爱尔兰赶过来的，他现在生活在那里，准备喝着威士忌慢慢死去。他有些懊恼，因为他本想参加都柏林的布卢姆纪念日活动[29]，偏偏这一天跟广播电视台五十周年庆典活动冲突了，鉴于他为这家广播电视台工作了三十多年，人家就邀请他出席庆祝活动。必须邀请，这是频道总监经过长时间请还是不请的犹豫后做出的决定。他当然不知道这些内幕，尽管有布卢姆纪念日、气候炎热和旅途劳顿等诸多不利因素，他仍旧感觉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他很乐于向年轻的女友展示一下，这么多年自己是在哪儿无望地为文学事业奋斗过、厮杀过，胃里多处溃疡，就因为共事的领导与同僚中有不少外行和半瓶子醋。
诗人阿尔布雷希特·唐纳是因为拍摄了一些构思巧妙的电影而与电视台结缘的，例如反映卡罗琳娜·封·君特罗德[30]生平的或是《德意志诗歌中的德意志秋景》，因为靠自己写的诗他无法生存。目前他正在不情愿地拍一部有关德国葡萄酒的片子，人们把他从摩泽尔河畔接回来参加庆祝活动。曾经的女记者克拉拉·灿德尔以前主持过电视台的青少年节目，做过采访，也为文学编辑每月一次的文化专题拍过短片，现在她只写有关动物的书籍。接到庆祝活动邀请时，她好像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因为她的第三次婚姻刚刚破裂，她养的狗死了，而她母亲则宣布要来看望她。她对电视台的感情可谓爱恨交加，要不是遇到上面提到的那些烦心事，她对电视台的感情还不足以让她来参加这次庆典。
他们坐在闷热的小面包车中，穿过田园风格的城市向广播电视台驶去。距电视台还有两公里的地方早已停满了众多车辆，电视台附近的街道已被封锁，戴着红袖章、满脸通红的警察正果断地指挥着驾车者继续行驶，只有贴有电视台标志的小面包车方可通过封锁线。他们可以通过，车驶过了供重要嘉宾休息的帐篷、烤香肠的摊子和问讯站；他们看见了踩高跷者，高跷有三米高，上面扮演的角色有金刚、卓别林和恐龙。“这些都来自欧洲公园，”司机向他们解释道，“是这家公园赞助了这次活动，电视台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电视台门口彩旗飘飘，旗帜上写着“开门办台”，这让他们觉得别扭。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是文化频道女编辑施赖伯-克恩博士，她很激动，身着黑色套服，衬托着庆典的庄重。她给每个人的胸前别了一个小牌，上面分别用小字写着他们各自的名字，电视台的名字则很大。灿德尔（Zander）被写成了桑德尔（Sander），诗人唐纳则被提升为“唐纳博士”。
“今儿还不知会出多少乱子呢！”高泽尔曼博士愤愤地说。接着他向大家介绍自己的年轻女友：“这位是杰西卡。”“杰西卡还需要一张通行证，”文化频道女编辑怏怏地说，“天哪，我该上哪儿去弄呢？”她边领着杰西卡往一条长长的通道走去，一边对他们仨宽慰地喊道：“你们先去文化之角的第三演播室看看吧。我马上就来，我在一个冷却袋里还准备了五瓶莎当妮，待会儿我们喝！”“待会儿是什么时候？”阿尔布雷希特·唐纳不满地问，然后他就沉着脸观看起金刚、恐龙和卓别林了。正在赶路的文化频道女编辑还看到了这一幕，她起誓般地喊道：“重要的是，文化方面也有代表出席活动！”
文化，这指的是高泽尔曼博士、阿尔布雷希特·唐纳和克拉拉·灿德尔，他们仨加起来出版了十二本书，并有过五次失败的婚姻。他们彼此很熟，相互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过小绯闻，依旧保持了朋友关系。他们经常几年不见面，但彼此并不陌生。他们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离过婚，孩子们都接受了坚信礼，电视台的下坡路他们也是一起亲历的。现在唯一还为电视台做事的是阿尔布雷希特·唐纳，所以他知道被他们称作“精神病院”[31]的电视台大墙后面在发生着什么事，现在他讲述起他们共同的朋友汉诺·泽巴赫尔的故事，这位因老是睡眼惺忪，被从新闻部调到讣告部去了。他日复一日得为垂死的社会名流准备好悼词，如果哪一天麦当娜或是施特菲·格拉芙突然死去，那他肯定会措手不及；但教皇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悼词早就准备停当，就连赫尔穆特·科尔、英格·迈泽尔[32][33]和君特·格拉斯的都早就写好了，真遇到哪位仙逝了，他只需要把相应的日期往上一填就大功告成了。难就难在，若是哪位年事已高的社会名流遇到不同寻常的事，例如遭到刺杀、获得诺贝尔奖或是遭遇意外事故，那泽巴赫尔的悼念文章就得全部重写，还得从资料库中选用新的图片。要是不遇上这种事，“他可以说是有备无患，”阿尔布雷希特·唐纳说，“我还向他提议，我的悼词我自己来写。”
“好主意！”高泽尔曼说，“我也这么办。”唐纳回答说：“谁会张罗着给你写悼词呢？”
克拉拉·灿德尔回忆起高泽尔曼的一次灾难性现场直播，最后不得不中途掐断，假装出了“音响故障”，临时换播了别的内容。这事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可她一想起来还是忍俊不禁，当时有四位作家应该就《性欲与文学》的题目展开座谈，作为主持人的高泽尔曼却表现得慌张、神经质，对演播室里出现的情况毫无准备，面色越来越苍白，最后只能绝望地在椅子上来回扭动，就好像椅子上长出了刺。当时在场的嘉宾是三男一女。那位女嘉宾是奥地利人，常年生活在意大利，突然拒绝说德语，而高泽尔曼又不会意大利语。一家著名文学杂志的评论家似乎处于毒品的作用下，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不时用手捂着嘴，堆砌辞藻，还常加些谁都没听说过的外来语以显示自己。那位瑞士作家是位出了柜的男同性恋者，他抱怨德语文学中缺乏对同性恋的描写。他激动地说着别人本就很难听懂的瑞士德语，再加上难听的夹杂着怪音的言语障碍，这对观众来说不啻是一种折磨。那位身材高大、天庭饱满的德国作家现在生活在法国南部，他仰着头、闭着眼，对高泽尔曼的每一个问题都回复说“对此我不想发表意见”，或“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或“此问题属于我不感兴趣的范畴”。高泽尔曼多次试图组织起一场对话而未果，最后他绝望地向摄影师望去，导演看出座谈无法继续下去了，打出“音响故障”的字幕，随后播放了一个从前对彼得·乌斯蒂诺夫[34]的采访。高泽尔曼为此病了好几天，这次失败的节目也成了电视台的笑料，在同事们之间传来传去。
就在阿尔布雷希特·唐纳继续讲述着汉诺·泽巴赫尔只能写讣告的可怜生存状况时，他们这三位曾负责过文化频道的人穿过演播室长长的通道，尽管观众还得在门外等半个小时才许入内，这里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了。女编辑们、女化妆师们、摄影助理们忙前忙后，他们寻找同事、化妆包或是日程表，互致问候，说上一句“今天够刺激的”或是“这会儿我已经累瘫了”。电视台的所有演播室都张灯结彩，第一演播室中安放着一台被称作“搞笑工厂”的设备，某青年节目的一群相当年轻的工作人员正在这里制作声音搞笑的东西。很多年前当克拉拉·灿德尔还很年轻的时候，也正是在这里工作过，那时这档节目还没有沦落为一分半钟的大杂烩。一位穿短裤、军靴，留着时髦的蘑菇头的魅力十足的人认出了她，对她说：“嗨，要是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儿。那就太棒了，我们可以瞎聊，给你提几个傻帽问题，逗逗乐。”
早上在旅馆吃早餐时，诗人唐纳就已经喝了两杯雅马邑白兰地酒，现在他用发红的眼睛瞪着这位年轻人，走近他说：“小伙子，把您刚才说过的话马上用正确的德语再说一遍！”
高泽尔曼博士为诗人的教训而忍俊不禁，并抱怨着指了指那位年轻的搞笑专家，这位专家拍拍自己的脑门消失在搞笑工厂设备后。
文化频道女编辑这时和杰西卡一起出现了，后者现在也佩戴了一个写着其名字的小牌子，她一边吻自己的文学编辑男友一边说：“恩斯特，你想象一下，我已经见到了乌尔里希·维克特[35]和弗利格牧师[36]了！这一切真是太令人激动了！”
“维克特牧师和弗利格牧师，”高泽尔曼义愤填膺地说，“这帮人类瘟疫，这帮自命的道德楷模！”他引用塔列朗的话对杰西卡说：“罪行令我恐惧，但道德却让我不寒而栗！”杰西卡摸了摸他那稀疏灰白的头发，他不买账地把头扭向一边。“不要总是这么苛刻，倔老头，”她说，“弗利格牧师多可爱啊！”她着迷地追着托尼·马歇尔[37]看，这位歌手身穿紫色缎子西装，在一大帮人的陪同下正兴高采烈地挥着手从过道通过，并喊着“吽呀，吽呀，吽”，消失在一间“搞笑工作室”里。
“约伯，”高泽尔曼咬牙切齿地说，“我觉得自己就像《圣经》中的约伯一样在遭受折磨。杀死我们的不是痛苦和麻风，而是平庸，到处都是平庸在折磨我们。”
克拉拉·灿德尔建议文化频道女编辑现在赶快开一瓶莎当妮。
“马上、马上，”施赖伯-克恩女博士说，“咱们先去文化之角。”
他们经过种植在12个桶里的大束苇草，一位从前在政治频道的编辑坐在这些苇草中。他已经好几年不得志了，因为每次他主持节目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耶稣对此会说什么呢？”电视台不想这么频繁地提到耶稣，另外这位编辑也太雄心勃勃，甚至他的女秘书都说：“他恨不得自己也被钉上十字架。”后来就不让他主持节目了，于是他开始关注苇草在世界上的用处：比如用苇草做沙拉，铺地，取暖，做假发原料和烟草。人们让他去研究，他可以为绿色和平组织做相关的节目，但这类节目往往到最后一刻由于敏感原因而不能播放。克拉拉·灿德尔记得有一次曾为一家妇女杂志采访过他，在读了采访文稿后他不同意刊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形象被塑造得不够正面。她想，若是在今天他大概不会这般挑剔。她还想起了他家里当时的电话录音，一个孩子用天使般的嗓音天真地说：“爹地、妈咪和我，我们正在享受三人世界。我们不希望被打扰，你待会儿再打来吧。”还有他们家门外的门铃按钮处，孩子刚出生，其名字就被一本正经地添了上去：卡尔海因茨、安格利卡、凯文·诺伊罗伊特，请按两次门铃。人们几乎可以打赌，这个婚姻在凯文上学之前就得破裂。
就在离苇草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笑话小屋。每个人都可以去里面讲笑话，讲完之后按一个按钮，就会响起磁带中传出的一片笑声。一位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装置，他满头大汗，偶尔还骂上两句。“一、二、三，喂、喂、喂！”他冲麦克风说，然后按下按钮，传来一阵狂笑。有几位工作人员惊奇地停住了脚步，高泽尔曼博士喊道：“让我试试！”他钻进笑话小屋，清了清嗓子，敲敲麦克风，喊道：
“您到底是谁？我问那个早上从不问候我的、留着短胡子的男人。您不认识我吗？他说，我不就是那个早上从不问候您的、留着短胡子的男人嘛。”
诗人唐纳笑了起来，克拉拉·灿德尔也露出了微笑，因为她从这个奇特的笑话中重新认出了那位滑稽的老编辑恩斯特·高泽尔曼。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当电视台其他人都已回家，夜深人静时，他们俩还坐在他的办公室聊文学、爱情与人生。站在笑话小屋周围的人不解地盯着高泽尔曼，大家沉默不语，只有杰西卡喊道：“继续啊？”那位技工说：“按钮！笑话讲完，您得按按钮！”高泽尔曼找到按钮，按了下去，磁带中又传出一阵令人释怀的大笑。
在挂着“一切如何起步”牌子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坐着电视台第一位播音员——雷娜特·塞贝尔，如今还活着的最年长的女编辑——妇女频道的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还有快八十岁的、早已退休的儿童频道编辑海因茨·科恩。人们正在为他们化妆，然后参加11：30在此举行的研讨会“一切如何起步”。
“一股墓地味儿！”阿尔布雷希特·唐纳嘟囔着，“我们早晚也得去那儿！”克拉拉·灿德尔小心谨慎地与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打了个招呼，幸好这位没有认出她来。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当年让每一位实习生和来访者都听写同一个句子，然后由她统计出了多少错。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毫无错误地写下这个句子，它就是：
“列支敦士登公国向利比亚提供编了号的白垩粉，它们被包装在锡纸中。”现在克拉拉·灿德尔又不知道锡纸（Stanniol）这个字中有一个还是两个n了。但她至少没像多数人那样写错白垩粉或“利比亚”（Libyen），听写时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刻意噘起嘴唇，发出“Lübien”的音，结果那个y却奸诈地出现在后面[38]。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看上去就好像——尽管年事已高并退休多年——一会儿仍旧会让每一位11：30涌入的来访者听写这个句子，然后像多年前那样极具杀伤力地惊呼：“什么，编号（numeriert）这个词您写两个m？这水平还想来电视台工作。”今天她可能还得嘲弄地多说一句：“可惜正字法改革后这么写也不算错了，但是它仍旧不是正宗写法。”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从来都瞧不上改革。
曾经的儿童频道编辑坐在那儿，像块石头一般，他面色阴沉地望着地面。他是个犹太人，当年刚侥幸从集中营放出来，而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毫不隐讳从前在德国少女联盟[39]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老女纳粹！”他总是一脸蔑视地这么评价她，并避免与她打交道。可今天在广播电视台的庆典活动上，他却不得不和她一起坐在“一切如何起步”的招牌下。即使在今天这个日子，他们俩也没有共同话题。他似乎在想，是否应该讲讲，瓦尔特劳德·格伦纳特的丈夫，也是一位儿童频道编辑，但在另一家电台，每次播音是如何用“希特勒万岁，亲爱的孩子们”开场的？
人们正在给从前的第一位电视女播音员化妆，这可不容易，因为她自从不再播音后就开始喝很多葡萄酒，这些电视台所在地附近出产的酒让她的脸发了胖，还有爆裂的小毛细血管，眼睛也肿了起来。“孩子们，我真没想到还能再次在这儿化妆！”她喊道。女化妆师叹着气说：“安静坐好，雷娜特，要不然我可化不好。”因为雷娜特·塞贝尔不光要参加“一切如何起步”的讨论，而且还得在摄像机前把当年的新闻再播送一遍。
文化之角搭建在第三演播室中：用黑色麻布包裹的木头演讲台上摆着三张黑色皮椅，皮椅前分别放着三张小黑桌，桌上分别放着三个麦克风、三瓶矿泉水和三个杯子。高泽尔曼博士、阿尔布雷希特·唐纳和克拉拉·灿德尔应该在此就座，12：30他们要拿起麦克风谈论书籍与阅读，而且尽量与听众互动。在同一间演播室里还搭起了一间50年代的起居室，为的是替一部反映50年代生活的系列片做广告。旁边正在播放《遥控操作手术》，这是科学编辑部在展示如何在电脑辅助下进行开颅手术，每个人都可以在电脑上参与一下。一辆卡车上坐着一支爱尔兰乐队，他们正在用小提琴演奏爱尔兰民俗乐曲，借助放大器传出的乐曲演奏质量让人不敢恭维。
“还没轮到我们呢，”文化频道女编辑松了一口气道，“你们可以随便到处看看。”
这时候观众已被允许入场，他们涌进各个通道，穿着短裤和便鞋，提着塑料袋准备收集招贴、小册子和签名卡，还有“开门办台”的广播电视台为他们准备的小礼品。第一演播室在准备播放新闻。“人人都可以播放新闻！请来制作您自己的新闻，我们的新闻播音员会帮助您！”一位实习生在门口用卖力的喊声把观众吸引进演播室，出于失望过来往里看了一眼的曾经的政治频道编辑坚信，若不是他们的叫喊，许多观众肯定更愿意去看他的苇草。
新闻播报员现在化了浓妆，她的头发被抹上施华蔻牌“三种天气纹丝不乱”液体水泥（发胶）并吹成帽型。在整个演播室随处可见的大屏幕上，她看上去就像是用杏仁糖膏凿出来的，蛮像那么回事。屏幕上其他被拍摄到的家庭妇女的鼻子有些微微发青，她们那不成功的烫发发卷自然就更显得相形见绌了。但这就是电视，即使在电视台的庆典活动上电视都不懂得开个玩笑。
人们在寻找愿意根据一张纸条来念新闻的志愿者。一位中年男子乐于尝试，他那绿色短袖衬衫上已经渗出了大片汗迹。他用一块布手绢擦着脑门上的汗珠子，一位女化妆师则往他额头上扑着粉，这时一位助理往他手里递了一个麦克风。“扑什么粉啊？我又不是丫头。”他说，麦克风把他的话传遍整个大厅，大家备受鼓舞地鼓起了掌。
“您叫什么名字？”女播音员友好地问，他答道：“瓦尔特。”
“这位是瓦尔特，”她大声介绍，“女士们、先生们，请给瓦尔特先生掌声！”人们再次鼓掌，有人把孩子往前推。一位女士小声问：“他是谁啊？”“一位英雄。”阿尔布雷希特·唐纳说。“旁边呢，那女的？我好像在电视中见过她。”“西吉·哈赖斯。”克拉拉·灿德尔答道，尽管她不是西吉·哈赖斯，但那位妇女很满意。克拉拉·灿德尔回忆起这位地方台的播音员以前在广播电台也播送过新闻，每次拿起麦克风之前，她都要迅速地再扑一次粉并在镜子中审视自己。她从未放弃过希望：听众在听广播时也能看到她。唐纳当年就是跟这位播音员传出过大绯闻，他的第一次婚姻也因此而解体。现在他却无动于衷地看着她如何帮助瓦尔特播报他人生第一条新闻。
“有点儿激动？没有必要，瓦尔特。”她安慰道。
“我不叫瓦尔特。”他说，这么一来却制造了预想不到的悬念。“我以为……”女播音员不知该如何应对，他说：“我叫汉斯-赫伯特·瓦尔特。瓦尔特是姓。”
“那就是瓦尔特先生喽！”她满面春风地说，又找回了自信。观众虽然有些不乐意，还是为瓦尔特先生鼓了掌。然后有人递给他一个纸条，女播音员说：“瓦尔特先生，这件事很简单。您现在就念念条子上写着什么，念时别忘了不时看一眼摄像机，就是那个亮着小红灯的地方……”摄影师挥了挥手，“稍微笑一笑。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
摄影师点了点头，瓦尔特先生盯着那张纸条，随着今日新闻识别音的响起，女播音员带着冻在脸上的微笑说：“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德意志电视台今日新闻。”人们在巨大屏幕上看到女播音员和她身边在一层扑粉下流汗的瓦尔特先生。“晚间新闻，”她娓娓动听地说，“今天由瓦尔特先生播送。请！”瓦尔特先生看着她问：“现在？”她点点头，严肃地说：“现在。”他看着手中的纸条。
“华盛顿，”他开始念，观众热情鼓掌。他有些莫名其妙地抬起头，看了看女播音员，摄影师指了指亮着的红灯，晃了晃手臂。瓦尔特先生又低下头看那张纸条。
“华盛顿，”他再次开始，“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今天向波兰前总理莱赫·瓦勒萨……”
“瓦—文—萨，瓦尔特先生，这个名字的念法是瓦—文—萨，”新闻播音员边说边笑道，“您看，播送新闻也并不是件完全容易的事！”人群中发出尖叫声。“这一天到底还有完没完啊？”唐纳边说边和克拉拉离开了演播室。
在外面过道的“烹饪站”他们又遇到了高泽尔曼博士和杰西卡，这里挤满了人，高台上一个煎锅在炉灶上嘶嘶地响着。一位肥胖的编辑和一位不那么肥胖的中年女人，他们系着白色的褶边围裙，正在煎裹了面的西葫芦片。一块石板上写着：“这里每逢整点进行烹饪。”“您这儿都做什么吃的啊？”一位女观众问。中年厨娘喊道：“西葫芦，今天只有西葫芦，但是裹了面。”那位编辑用纸盘子装着裹了面的西葫芦递给下面的观众，同时喊道：“现在让我们来烹饪！”这也正是那档烹饪节目的名字，每月一次他和那位厨娘在傍晚推出的演示性烹饪片：现在让我们来烹饪！杰西卡抓住机会，先吹，后尝，享受地转动着眼珠，高泽尔曼小声地在她耳畔说：“费贝尔博士是共和党人[40]，是个反革命大混蛋。那老娘们更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西葫芦味道很好。”杰西卡坚定地说，她想让他也尝一块，高泽尔曼却扭了头，他情愿从银质小扁酒壶里喝一口爱尔兰威士忌，这酒壶是他提前退休时电视台送给他的礼物，上面还刻着他的名字。
“唐纳，你这老东西！”一位头发花白的摄影师非常热情地与阿尔布雷希特·唐纳打着招呼，并有些不自在地看了看克拉拉，多年前他们曾一起拍过一部有关文学胜地的片子。那时他们一起前往托马斯·曼居住过的特拉沃明德，摄影师想泡她，但她对他丝毫不感兴趣，结果他喝得酩酊大醉，片子拍得一塌糊涂。后来他自掏腰包，再次前往特拉沃明德重拍了一遍，当时他的这一举动让她挺佩服。他叫什么来着？最近她总是忘记所有人的名字。唐纳帮她摆脱了困境。“理夏德，”他说，“哎呀，为什么跟我去拍摩泽尔葡萄酒的人不是你呢？跟我去的是个毛头小伙子，他既看不见迷人的景色，也对葡萄酒一窍不通。每天拍摄工作结束后，我都是一个人坐在特拉本-特拉尔巴赫或是特里尔的酒馆里。”“他们已经不让我出外景了，”理夏德说，“只能在演播室拍了。只有年轻人才能去外景地。这就是现实，一切都跟过去不一样了。”他嗅了嗅，往两位厨师那儿看了一眼说：“这俩蠢货又来现眼了。”他把唐纳往旁边拽了拽，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还记得吗，君特罗德，我们是怎么把蜘蛛网布置到她墓碑上的，全是从别处偷来的蜘蛛网。如今我要是还能拍摄蜘蛛网，那我该多高兴啊！”
克拉拉想到：不足三十岁的君特罗德当年是多么英勇地把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胸膛啊！而她克拉拉·灿德尔若是死了，她的衣服和书籍现在大概都被装进纸箱堆到门外去了。
一辆红色小汽车随着“小心！请借光”的喊声被推过过道，停放在苇草中间。那位过了气的政治频道编辑围着这辆车神经兮兮地边走边喊：“小心，这是Hotzenblitz车[41]，它使用苇草作燃料！”有三位头戴耳机、手捧爆米花的年轻小伙子停住了脚步，他给他们讲解起今日世界苇草的多种用途，可他们没有摘下耳机，而是更愿意听铁克诺节拍音乐。后来当文化之角讨论书籍与阅读时他们也在场，仍旧头戴耳机并随着节奏左右摇摆，他们瞪大眼睛惊奇地盯着那三位怪人看：高泽尔曼、唐纳和灿德尔，他们坐在黑色扶手椅上，面前摆着矿泉水和许多书，时而举起这本书，时而举起那本书。
克拉拉遇到一位老熟人，夸她气色好，并说她也能来参加广播电视台的庆典活动真是太棒了，还问她丈夫近况如何。克拉拉不知道她指的是第几任丈夫，于是含糊其辞地说“好，挺好……”从这位熟人——她又记不起她的名字了——那里她听到她离婚的经过，现在她很幸福地与一位电视剧编辑生活在一起，然而他们不住在一起，这其实才是让关系保鲜的全部秘密，如果人们问她的话。她穿着黄色套装，黄色高跟鞋，甚至涂了黄色眼影。“每到整点，我得写出有关庆典的最新报道。但只在电视三台节目中播出，文化之角我也会来的。”她说。“待会儿见！”克拉拉边说边躲进一个小演播室，从那儿传出一个男人的洪亮嗓音。这里是星空室，正在讲解卫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房间布置得如同星空，昏暗，只有几处有令人迷惑的亮点，那就是卫星。一个台子上站着一位壮实的男人，他身穿黑色西装套服，手拿麦克风，虽然在这个小屋中不用麦克风人们也完全能听到他说什么。他正大声对着麦克风说：“我们向您保证，在星空室可以为您进行模拟数字转换。”
他面前仅有的听众是两个孩子，大概十或十二岁，他们害怕地手拉着手，仰头望着他。他的话在这两个孩子面前听上去很怪诞，比如“模拟”和“数字”这样的词本身就有些猥亵的色彩，那两个孩子听着这些词吃惊得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他们显然害怕要是稍微动一动，就会被来自卫星、麦克风或这个男人口中的闪电击中。“那边有裹了面的西葫芦。”克拉拉向两个小孩耳语道，然后她自己又迅速地离开了那间阴森森的星空室。
在过道里她遇上了曼弗雷德·韦伯，这个人的名字她马上就想起来了。在她主持一档早间节目时，他是编辑。有一次，她在节目中间插播乐曲时流泪了，这时他正好因为一个报道走进演播室。“怎么了？”他诧异地问。她擤了擤鼻涕含着泪答道：“我的狗死了。”
“你就为这个哭？”他皱着眉头问，“就因为一条破狗？你可别把我这个节目给毁了。”
当时的节目是直播，她站起来二话没说就回家了，他只好张皇失措地自己把节目给主持完了。为这事专门召开了编辑部会议，克拉拉受到了警告，此后她拒绝再和曼弗雷德·韦伯说话，就更甭提合作了。
“克拉拉！”他说，“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你了！”她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走开了，对此她感到很受用。看着他终老于这家地方广播电视台——虽然他一心向往有朝一日能去波恩当新闻发言人，让她觉得特解恨。他以为只要能模仿魏纳、勃兰特和施特劳斯就行了。“但那是远远不够的，”克拉拉气愤地想，“你注定碌碌无为。你在智力方面连我的狗都不如。”
曼弗雷德·韦伯盯着她的背影感到一种带着羡慕的钦佩，她居然真能把对他的恨保持十多年之久。他可没有这么坚定不移，他希望自己能如此坚定不移。
在文化之角人们此时已经开了第二瓶莎当妮，文化频道编辑讲起了爱尔兰，说那里的人跟这儿的人相比更朴实无华，诗人喊道：“可是亲爱的朋友！这么一概而论是不行的！”
“你去过爱尔兰吗？”文学频道编辑问。诗人挥挥手说：“我根本不用去那儿！没去过那儿我也能想象！人们只要读过最后50页《尤利西斯》，只读最后50页就够了！读过就一切都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