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施气喘吁吁、义愤填膺地闯进酒馆。他那长长的、漂亮的灰白头发扎成马尾式，在他后背来回晃动。他的发廊就在酒馆旁边，他是我们大伙儿的理发师，每次遇到有人让他给剪短发，都免不了动气；若是有人要尤尔根·特里廷[20]那种马桶盖发型，即上边的头发留着，下边的剃干净，他都予以拒绝。这类顾客他都给介绍到拐两个街角的安妮发廊去。“在那儿您可以让人糟蹋您的头发，”他说，“我不干这种事。”

小施也刚看完《远景俱乐部》，很放松地走出电影院，他同样也决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明天送给他女朋友两朵栀子花，并对她说：“雷妮，若是花枯萎了，我就知道，你不再爱我了。”就像伊布拉印·飞列在这部电影中所唱，或至少说些差不多的话。起码小施是温柔愉快地走出电影院的，他看到有位维持停车秩序的女助理警察正在工作，她把罚款单夹在非法停在影院前的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小施是骑自行车来的，本来此事与他毫不相干，他却本着古巴人的团结精神温和地对这位女交警说：“算了吧，姑娘，这完全没用。”

女交警气愤地望着他问：“这是您的车？”小施回答说：“不是！”这时她恶狠狠地说：“那就少管闲事！”

但他正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并不放弃，而是又劝说道：“你干的事毫无意义，一点儿用没有。大家都在电影院里，这些车并不妨碍任何人。别没事找事，宝贝儿，生命多短暂啊！”

她惊愕地看着他说：“您没有资格和我以你相称[21]。我禁止您外行地对我的工作进行干涉！”这么一来小施忘掉了他行善与变温柔的决心，爆了个我们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爆的粗口：“你个婊子。”

“您刚才说什么？”她走近他边问边掏出另一个小本子。“我说：‘你个婊子。’”小施乖乖地重复了一遍，“而且我还得加一句：‘你为什么不去妓院干呢？’”

跟小施一起看电影的尤普想拦住他，却没拦住。现在尤普也来到酒馆，告诉大伙儿，那位女交警马上用手机呼叫了巡警，她还想记录小施的姓名、住址。当时达尼洛也在场，他信誓旦旦地对大伙儿说，他曾多次拽小施的外衣并说：“别把事闹大了，小施！”可小施不听他的，一辆巡逻车真的开过来了，还闪着蓝灯。令人惊奇的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小施就灵活地逃跑了。尤普和他接受了盘问，问他们是否认识侮辱女交警的人。他们当然一口否认，他们的姓名、住址自然也被记录下来。那位女交警自然也没忘了提到：“你们曾管他叫小施。”

“小施？”尤普说，“小施是谁啊？我不认识，我说的大概是加鱼、肉、乳酪等的开胃烤面包[22]吧，因为我想吃点什么。这附近哪儿有最好的开胃烤面包啊，警官女士？”那位女交警又指着达尼洛说：“不对，我想起来了，是他。”

达尼洛假装是个一句德语都不会说的意大利人，一味喊道：“Ma dio spettinato, io non so assolutamente niente.”意思大概是：“没梳头的上帝啊，”——据说是句托斯卡纳的骂人仅有一个字母不同。

话——“我什么都不知道！”最后人家把他们俩放了，现在他们又出现在酒馆里。

弗里茨端来啤酒和白酒，酒馆门突然被打开，两名穿着难看的芥末色裤子的公务员陪着那位女交警走了进来。小施跳起来从后门跑了，他对这儿了如指掌，两位公务员立即穷追不舍。

“他们到底跟踪咱们了。”达尼洛愤愤说道，弗里茨则喊道：“倒霉！偏偏今天通往院子的后门是锁着的，这回他跑不掉了。”正说着小施被他们押了回来，他们记录了小施的姓名、住址，让他等着因侮辱而受到指控。尤普和达尼洛也脱不了干系，我们的情绪本来因鲍里斯的离开就已经很差了，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那两位穿芥末色裤子的主儿走了以后，弗里茨说：“你们在这儿惹的事会影响生意的。”常在涉及土耳其人的案子出庭当翻译的塔伊丰比较了解这类案子，他算了一下说，这件倒霉事小施可能得掏3000马克。“要想把这个损失补回来，你得理不少脑袋才行。”他说。我们大家保证不会袖手旁观，这么一来新年前夜去古巴的计划肯定暂时又泡汤了。文策尔和胡博蒂认为这样更好，他们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反对菲德尔。他们讲述了海纳·穆勒[23]的故事，他常和史塔西[24]的人一块儿喝酒，企图说服他们相信真正的社会主义，可这些人不为所动。接下来的狂欢节中，文策尔和胡博蒂在玫瑰星期一的另类庆祝活动中，戴着切·格瓦拉那种镶嵌着红星的帽子，装扮成“快乐的古巴人”引吭高歌，赢得了不少喝彩：我们把资本主义喝趴下，我们为世界革命手挽手随着音乐左右摇摆，协会中的社会主义最美好，只是不要因辩证法而忙忙叨叨，共产主义有自己的节奏，它开始左右摇摆，人人都得跟着晃悠，我们必胜，万岁！

但在鲍里斯退役的这个晚上，大家先是和那些仍旧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比如继续交党费的罗拉——展开了激烈讨论。罗拉订阅过《我们的时代》[25]，相信未来一定是红色的，如果油漆工约翰在喝了第八杯啤酒后确实让她吻和拥抱自己的话。罗拉处处捍卫菲德尔。不久前她父亲去世了——我们大家突然都变成了孤儿，这位老前辈作为国际纵队的战士还参加过反对弗朗哥的战斗。一年来她一直努力，想让人在他位于多特蒙德的墓碑上刻上锤子与镰刀，但墓地管理部门坚决反对。

“就这还号称是工人城市呢，”罗拉骂起多特蒙德来，“去科隆的梅拉特公墓看看，所有狂欢节的抢手货在那里的墓碑上应有尽有。”

胡博蒂认为，共产主义的标志是不能跟莱茵地区狂欢节的象征物相提并论的。尤普答应罗拉，现在亲自把锤子与镰刀刻到她父亲的墓碑上去，根本没有人会发现的。这种事就不该去问有关部门，他说，作为公民得大胆地自己决定。文策尔的父亲去世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月夜，我们四个人翻墙进入墓地，把死了的狗埋进了老爷子的脚边，狗在他们俩活着时也总是睡在他的脚边。在鲁迪·库默尔死后，就是那个多年来一直为我们提供麦角酸二乙酰胺（LSD）[26]——戏称为能产生诗意的文学快速服务的鲁迪，我们也曾在月夜去墓地，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了他想要的话：“可悲，我们善良的鲁迪死了。谁还能在云端高擎着火红的旗帜，每天使对手的打算落空？”这种话也是任何德国墓地管理部门都不会批准使用的。

鲁迪是我们当中最早去世的，他患了很长时间的肺癌。去世一周前他的儿子出生了，他按照圣经里的人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该隐（Kain），这样儿子就有了个漂亮名字叫“无忧”[27]。鲁迪与杨尼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叫Drusius Ingomar，即使这孩子将来一事无成，他还可以把自己的名字缩写成Dr.Ing.（博士工程师）。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另一个世界与鲁迪重逢，我非常怀念他。也许那时候他早就在天堂遇见了罗伯特·穆齐尔[28]，并终于和他一起创建了“心灵精准国际秘书处”，那我就能出任首席女秘书，也就得救了。

小施在诅咒不久前与警察发生的遭遇。一周前他跟那些穿绿制服的已经打过交道了，当时他在店后面的一张应急床上过夜。如果他喝多了，懒得夜里开车回家，有时就会在店里凑合一宿。那天夜里听见有动静，他就拔出非法持有的手枪往前面走去。两个吸毒者看见那把枪吓得撒腿就跑。因为窗玻璃被损坏，他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否则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警察把情况记录在案，没想到那两个家伙当天夜里就被警察抓住了。他们作证说有人拿枪威胁他们。现在小施涉嫌非法持有武器，他当然声称自己不过是喊了一声吓跑了他们。手枪自然早就转移到弗里茨的钱箱里了，对他发廊的搜查毫无结果。可那两个愚蠢的吸毒者一口咬定看见手枪了，现在他得出庭陈述。

我们给他出主意，让他说拿的是个吹风机，一个黑色的吹风机，每个理发师都会有这么一个黑色吹风机的，每个愚蠢的吸毒者都会把那玩意儿看成一把枪。小施马上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一高兴让自己喝了双份伏特加。接着他十分沮丧地说：“不行，我的吹风机全是粉色的。”

“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几个黑色的。”卡尔大方地说，这件事算是解决了。

小施只要一喝醉，总会撞上警察，有一次我也在场。那是参加完一场在富尔达举行的摇滚音乐会后，我们乘火车回家，幸好车开得很慢，小施在站外线道上拉了紧急制动闸，命令更换车组人员，因为他不喜欢列车正在行驶的这段铁路线。剪起头发来他可是一把好手，当然得注意他是否戴着眼镜，有时他出于虚荣不爱戴眼镜，碰上这样的日子，最好不要让他剪头发，洗洗吹吹就行了。

我们谈论起奥贾兰与死刑。我们当中没人赞成死刑，具体到奥贾兰就更是如此了，一般来说也反对死刑。然而有例外，今晚小施自然想砍下世界上所有女交警的脑袋。

胡博蒂讲述了一个男人的故事：他在犹他州被判处死刑，临刑前的最后一顿饭他想吃披萨就可乐。结果人们给他拿来的是百事可乐，惹得他大发雷霆：他这辈子都瞧不上百事可乐，临死了却得喝它，那这辈子失败得也太彻头彻尾了。末了他还想抽一支长红（Pall Mall）烟，但犹他州的《空气清新法》禁止在任何公共场所吸烟，在监狱也不行。监狱长是个有恻隐之心的人，允许他在从牢房去刑场的路上——即“死囚上路”时，在监狱的院子里抽上最后几口。我们大家为监狱长的通融喝了一圈。罗拉又讲了双重杀人犯比尔·贝利的事，他在特拉华州被处死，那里通行注射死刑。其谋杀犯罪发生在1979年，那年头死刑犯还可以选择绞刑或注射死刑，为了给行刑的人出难题，他要求绞刑。可他们已经找不到绞刑架，行刑的头天夜里他们赶制了一个绞刑架，刽子手们得连夜在美国军人手册中查找该如何绞死一个人。

“美国陆军知道这种活怎么干。”文策尔说，他讲起有一次法院登广告招专业狙击手，为的是枪毙一个人。结果有好几百人自愿报名，都想揽这个差事，最后有五个人被选中，每人酬金300美金。子弹是30-06春田步枪弹，其中有一个人会拿到空包弹，以便大家都能幻想自己并非真正的杀手。“结果他们对空包弹都很生气，”文策尔说，“每个人都想真正射杀一个人。”

外面响起雷声，大暴雨终于下起来了。卢·里德在唱《去野外走走》（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我们盯着眼前的啤酒。“到底为什么我们今天没完没了地谈论死亡呢？”尤普问。罗拉答道：“因为死亡总和我们一起坐在桌旁。”

电视剧无声地播放着，弗里茨不停地换台，画面上到处出现的都是欢快的人，他们全都懂得该如何待人接物。《世界末日》，我想起了犹太人雅各布·梵·霍迪斯那首著名的诗，他一生中几乎有四十年被关在一所精神病院中，每次遇到蚂蚁、鸟、蜗牛和猫时，特别是遇到后者时，他都会脱帽致以亲切的问候。作为对公众有危害的疯子，他最后被害死在集中营里。《世界末日》的诗第一段是这样的：“帽子飞离市民的尖顶脑袋，每一丝空气仿佛都震荡着呐喊。所有屋顶坍塌下来、裂成碎片，海岸线上——刹那间——潮水涌来。”我害怕坍塌和裂成碎片，已经涨潮了。

我又要了一杯啤的和一杯白的，我在想，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不逞之徒啊！我们等待出现变化，我相信，变化已经悄悄在我们之中降临，我们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变化在继续。对鲍里斯·贝克尔而言，现在一切都不同以往了，起码他是自己决定要这样的。我真羡慕他，我愿意付出些什么，如果能知道他此刻正在做什么，转变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容易吗？他是否有时也会想，不只有一种生活的人，也必须承受不只死一次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