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乔纳森说，“他在旅馆的走廊里看见一个老男人，这位走出房间锁好门，马上又把房门打开，探进头去用鼻子嗅着。‘您干什么呢？’费里尼问，那人回答道：‘我在检查，我离开房间后，那里是否充满老男人的味道。’费里尼说，此后他也学着这么做，结果令人沮丧，永远闻到一股老男人味道。”

大家都不说话了，薇薇安再次坐下来，推开盘子说：“现在我什么也吃不下了。”

“别这么做作，”海因茨拿过她的盘子，把她剩下的吃完了，“我还以为，像你这种能吃发臭的活牡蛎的主儿，根本不会觉得什么东西令人恶心呢。”

“你们知道我从哪儿意识到自己老了吗？”乔纳森问，“我发现自己在火车上不再看书了。我因要去各地朗读自己的作品，经常在路上，从前我在火车里着魔般地工作：看报纸、写东西、阅读。现在我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风景，只想看风景，这让我的心灵平静。我戴上耳机听舒伯特，只能听他的曲子了，别人的音乐根本令我无法忍受了。”

莱奥说：“你该听听鲍勃·迪伦。”乔纳森粗暴地回答道：“别拿你那狗屁的鲍勃·迪伦来烦我，你有什么资格谈衰老！”然后为了缓和气氛他又跟莱奥碰了碰杯，这样他们又重归于好，莱奥的脸上再次露出笑容。

“我现在得喝点儿白的，”平时从不喝白酒的古德龙宣布说，“要不狗屎的事就过不去。”

“你别跟那可恶的狗屎没完没了好不好！”海因茨说着给她倒了一杯格拉帕。安尼塔接过话茬道：“喔，说起白酒，前些日子我去克罗伊茨贝格[14]，那儿有个酒馆，橱窗里挂着块牌子：浅色白酒，两马克；深色白酒，两马克。”[15]

“什么意思？”薇薇安问。安尼塔又重复了一遍：“浅色白酒，两马克；深色白酒，两马克。”说完又捧腹大笑。薇薇安生气地问：“这有什么可笑的呢？”乔纳森笑得几乎流出了眼泪。

“这没错，”他说，“这就是柏林，总是清清楚楚，总是明明白白。哈克雪庭院[16]的一堵墙上至今还写着：‘从底层筑起社会反抗力量！’”

“你去柏林做什么？”阿尔玛问，“我还以为你讨厌柏林呢。”

“谁不讨厌柏林？”乔纳森说，“但这并不妨碍我偶尔去一趟。我是去作报告的，题目是：肥皂剧在转世研究中的意义。”

“你这是在开玩笑吧？”古德龙问，她在印度浦那住过很长时间，是转世研究方面的专家。

“是的，”乔纳森说，“我是在开玩笑。”古德龙被弄糊涂了，不知道这话该怎么往下接了。

在吃由树莓、红酒、奶油混合制成的餐后甜点时，本敲了敲他的酒杯，想致辞。

“别，本！”阿尔玛尖锐地说，“请不要说，现在不要这么做。”她害怕他老生常谈、没完没了，也怕他谈到太私人的幸福、感恩和二十五年的美好生活等等，这会让她无法承受的。

他有些不满地看着她说：“可这是我们的纪念日，我想……”

“正因为如此，”她说，“你不要现在这么做。”

海因茨站起来说：“那我就代劳吧。本，阿尔玛，你们仍旧在一起，这太美妙了。我祝福你们和我们大伙儿。阿尔玛，谢谢你的美味佳肴！我希望，你们还会幸福地继续长期生活在一起。”

“没有幸福。”乔纳森反驳道，薇薇安喊道：“有，只是并非人人有。”

“幸福，”乔纳森说，“是照在旅馆壁纸上的太阳。否则它只存在于回忆中。只有失去幸福后，人才知道什么是幸福。”阿尔玛知道，她曾经很幸福，和本在一起时也曾很幸福，但这已经成为过往。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到底是什么呢？是很严重的事，还是从根本上说很平常的事？地毯也会越用越旧，不是吗？

本不想就这么被剥夺了发言权，他又重新开始。

“我想给你们讲一些事，”他说，“是阿尔玛和我去年夏天遇到的。”

“别，本，”阿尔玛说，“这是一件涉及个人隐私的故事，请你不要现在讲。”

本既吃惊又生气地望着她。“这有什么可私密的？”他问，“就是个疯狂的故事而已，何况在座的都是咱们的朋友。是这么回事，你们知道，去年阿尔玛和我又去了一趟法国，去的是布列塔尼，我们刚结婚那阵子常去那儿。”

阿尔玛把椅子往后推了推，走了出去。安尼塔跟随她进了厨房。

“你怎么了，”安尼塔问，“这是个什么故事，讲的事我知道吗？”

“不，”阿尔玛说，“没人知道，我不觉得这是他现在还可以骄傲地讲述的事。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的胸口上。”

她向安尼塔讲起了这次令人失望的旅行。一连数小时他们驶过长长的林荫道和一座座小村庄，两个人并排而坐却默默无言，大概每个人都在回忆，过去他们曾在何处野餐过，在哪块草地上做过爱，但他们都避免谈起这些，就连在旅馆湿冷的床上也闭口不谈，他们并排躺在床上，谁也不碰谁。

“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阿尔玛说，“去曾经幸福过的地方旧地重游。人感觉到的只有损失，以及这种损失带来的痛。”

她继续讲着，他们后来到达了普雷黑莱尔，这是他们当年夏天第一次一起度假的地方。一个三十多岁的瘦高男人在街上遇到他们，突然愣住了，激动得热泪盈眶，拥抱他们、吻他们，高举起他们转圈，一再喊着他们的名字，幸福得忘乎所以。

“这个人就是亚尼克，”她说，“当年他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是个农民的儿子，那年夏天我们的露营帐篷支在他家的草地上。他常来找我们玩儿，本教他游泳，我们允许他在田野里开我们的雪铁龙2CV，他还可以抽我的烟。我们跟他爸爸说不要再打他，亚尼克是个柔弱可爱的孩子。”

阿尔玛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她含着眼泪望着安尼塔。

“你知道，我们很爱他，”她说，“那个夏天他就像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真的很爱他。后来我们就走了，就那么把他忘了，遗忘了。我们有了自己的生活，二十四年中都没有再想起过这个孩子。我们是什么人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安尼塔试图安慰她，可阿尔玛摇摇头说：“他没有忘记我们，他保持了自己那份爱。”

因为阿尔玛不想太戏剧化地延长自己离开的时间，她们一起回到起居室，这时本正骄傲地讲着：

“现在他在巴黎当地铁司机，有两个孩子。你们能想象得到吗，他给一对儿女分别起了我们俩的名字——阿尔玛和本。是不是很棒？”

“真是无奇不有！”薇薇安喊道，乔纳森看着阿尔玛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在冷场之前，幸好古德龙讲起了一个美国的代孕故事。一对美国夫妇找人代孕，结果生出一对双胞胎，可这对夫妇说他们预订的是一个孩子，也只想要一个孩子，所以就领走了一个孩子。另一个被送进了孤儿院。“这是不是太骇人听闻了？”古德龙问。整个晚上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时不时握住加博尔手的克里斯蒂安突然说：“加博尔得了艾滋病。”

本把刀叉放到盘子边，停止了咀嚼。安尼塔用手捂住了嘴。薇薇安向外跑去，好像又要呕吐。古德龙把手放在胸口，闭上眼睛，试图调整呼吸。莱奥用颤抖的手点了一根烟。海因茨看看这个，再望望那个，希望现在有人能说点什么，阿尔玛说：“不会吧。”

“会的，”克里斯蒂安说，“他做了检查，是阳性。”

坐在加博尔身旁的乔纳森伸手抱住他的肩膀，这个动作让阿尔玛很感动，因为她知道，乔纳森平时总是尽量避免和其他人有肢体接触。

“加博尔，”他说，“还可能会有好几年的好日子。你现在知道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大家都得死，你也许还能活十五年、二十年，这可比我这个酒精肝的人能活的时间长多了。干杯！”

他一口气干了杯中酒。

克里斯蒂安哭了起来，阿尔玛走到他身边用餐巾纸为他擦眼泪。

“别哭，”她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现在得继续生活。如今对艾滋病的研究力度超过了对其他疾病的研究，可能还会出现转机，加博尔。”

“不会有转机了，”加博尔可怜地说，“跑堂的差事也快做不成了。”

“这还可以想别的办法。”海因茨喊道，他很高兴自己也能加入安慰者的行列，“我在自己公司给你找个别的活干。”

古德龙重新睁开眼睛，做了个深呼吸说：“别生我的气，现在我得走了。一下子听到这么多负面消息，让人受不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打打坐。”莱奥本想站起来和她一起走，被她拦住了。

“不用，”她说，“请不要跟我一起走，我现在需要独处。我会打电话的。”

在门口她遇到了薇薇安，后者问道：“我们现在就走吗？”

“我走。”古德龙说。薇薇安从衣帽间拿起大衣说：“我也走，整个晚上我都非常不舒服，对不起！”说完这两个人就消失了。

“蠢女人！”海因茨说。屋门关上后他又转身对莱奥说：“我是指薇薇安，不是指古德龙。”“两人全是蠢女人！”莱奥说，接着他又问克里斯蒂安：

“他有了艾滋病，是不是也会传给你啊？”

“不会，”克里斯蒂安叹着气说，“可以注意。我没有，我也不会有。”

“加博尔，你说两句。”本对他说。加博尔耸了耸他那消瘦的双肩回答道：“我能说什么？你们谈到了衰老和死亡，可有的时候，人还没有老，死亡就提前来了。”

“它不会来的，”莱奥充满信心地说，“有对付它的药，还有健康的饮食。你现在知道了，就可以这么去生活。这不是悲剧。”

“对我来说这就是悲剧！”克里斯蒂安呜咽起来。阿尔玛第一次思索起来，克里斯蒂安看来真的爱加博尔。以前她没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她自己都不完全相信自己的话，却说：“别这样，我们大家会一起面对的，这你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的。”她重新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海因茨开了一瓶红酒。“这酒，”他说，“是最好的酒之一，现在正是该喝它的时候。是在橡木桶中酿造的，本来喝前应该先倒出来醒着，可也不必拘泥细节。特殊情况得饮特殊红酒。”

他先给自己斟了一杯，品尝了一口，闭上眼睛说：“嗯，口感柔和，有劲，特别是往下咽的时候能感觉到。”

他给大家都满上，加博尔本来不想喝。“不能喝太多酒。”他说，但海因茨坚持让他喝：“这不是酒精，对你来说它是药。”

他们互相碰杯，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

“那好，”海因茨说，“既然我们已经在坦承一些事，我要告诉大家：薇薇安和我决定分手。”

没有人说话，大家都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海因茨失望地说：“嗐，你们大概都猜到这个结局了吧？”

“没有，”乔纳森直言不讳地说，“只是没人对此感兴趣，海因茨。”

安尼塔觉得还得对加博尔和克里斯蒂安说些宽心的话，就笨拙地问：“你们俩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克里斯蒂安擦了擦眼泪，往餐巾纸里擤了擤鼻涕，微笑道：“我们打算怎么办？我们还能怎么办？继续喘气呗。”加博尔赞同地点点头。

“尼采说，”已经微醉的莱奥刚开了个头，又打住了，“尼采说了什么，也无所谓了。”

乔纳森笑了起来。“什么，莱奥？”他故意逗弄他，“怎么会有这等事，尼采会对什么事不发表意见？你们还记得吗，”他转向大家问道，“莱奥当年是怎么在全国各地的戏院和报告大厅里背诵尼采的精彩篇章的？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市剧院给他化妆，每次都得花两个小时，高高隆起的脑门、茂密的头发和上唇的小胡子，外地小地方化不出这个效果。那妆化得没治了，是不是，莱奥？你就是尼采。他穿上那年月的老式衣服，开着他那辆标致就上路了，为的是走村串乡地去下面给普通百姓表演尼采。有一次我陪他去的，我永远忘不了，在古梅尔斯巴赫红绿灯路口，人们是如何吃惊地盯着方向盘后的尼采看的。”

没有人真能笑得出来，这个晚上算是结束了，这大家都能感觉到。海因茨和莱奥告辞了，他们用车捎上加博尔和克里斯蒂安。乔纳森还想和本再抽最后一根雪茄，安尼塔和阿尔玛在厨房收拾。

“我想离开本。”阿尔玛说。

“别！”安尼塔说完目瞪口呆地一屁股坐到一把椅子上。

“必须分手，”阿尔玛一边冲洗酒杯一边平静地说，“我大概还能活十五到二十年，我想再为自己活一回。”

“可你们这个家多温馨啊，”安尼塔说，“要能有这么个家，我什么都可以牺牲……”

“那你就跟他过吧。”阿尔玛脱口而出，接着又补救道：“请原谅，对不起！”

安尼塔说：“对此我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也喝高了，现在我先回家，过两天我会打电话过来。阿尔玛，别草率行事。”

她吻了阿尔玛，跟起居室的男人们告了别，就走了。阿尔玛听到她汽车的启动声，她无论喝多少酒都亲自开车，她非常害怕落到那些——用她的话说——种族主义、鲁钝和充满仇恨的出租车司机手中。

阿尔玛关掉厨房的灯，一切都明天再收拾。明天。本在起居室告诉乔纳森，他想投入二十万马克购买新西兰元。阿尔玛没有说晚安，而是走进了客房，和衣倒在床上。她闭着眼，思索着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她突然感到惊奇，以前认为重要的如今毫无意义，也就是说，现在她觉得重要的，有朝一日同样可能被证明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是个时间点问题。

“我去巴黎，”在最终睡着前她这么想，“我去看望亚尼克和他的孩子们，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说到底生活就是个谜，是个秘密，而且没有谜底。幸福，阿尔玛想，幸福就像旅馆壁纸上的阳光，乔纳森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