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畜生打那位善良的女士，可怜的人！”那个西印度群岛的妇女重复着说。“黑人们，你们可曾见过这样的畜生？你们说说看，他是有身份的人吗？他是畜生！黑人们，我们也这样回报他！成千倍地回报这个畜生！我们这样报复他一直到第三代和第四代！揍他，我的好黑人们。保护你们的黑人妇女！对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报复到第三代和第四代！”

“我们被剥夺了，”我尽量放开喉咙说，“被剥夺了，我们要祈祷。让我们进去祈祷。我们来举行一个巨大的祷告会。可是我们需要一些椅子来坐……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用来靠一靠。我们需要一些椅子！”

“这儿有几把椅子，”人行道上有个女人叫道。“拿几把椅子进去怎么样？”

“当然，”我大声说，“把每样东西都拿进去。统统都拿走，把那堆破烂东西藏起来！把它们放回原处去。这堆东西挡了路和人行道，那是违犯法律的。我们是守法的，所以要把这堆破烂货从街道上清除掉。把它弄到看不见的地方去！把它藏起来，为他们遮丑！为我们遮丑！”

“跟我来，兄弟们，”我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冲下台阶抓起一把椅子又回上来，不再克制自己，也不再考虑我的行动的性质了。别人照着做，拿起一件件家具，吃力地搬回屋子里去。

“我们早该这样做了，”一个男人说。

“我们的确该这么做。”

“我觉得真带劲，”一个女人说。“我觉得多么带劲啊！”

“黑人兄弟，我为你感到骄傲，”那个西印度群岛的妇女激动地说。“骄傲！”

我们奔进充满陈腐的卷心菜气味的阴暗的小房间，放下东西回来再拿。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抓过东西，叫着、笑着往里面冲。我寻找那两个受优待的囚犯，但是他们似乎已经溜掉了。后来，当我往街上走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了其中的一个。他正在把一把椅子搬回里边去。

“这样看来，你也变得守法了，”我说，结果却发觉这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个白人，可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对我笑了笑，继续朝里走。当我走到街上的时候，看见几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在旁边站着，他们为每件搬回去的家具喝彩。这情形就像一个节日。我不想让这个势头停下来。

“那是些什么人？”我在台阶上问。

“哪些？”有人反问说。

“那些，”我用手指了指说。

“你是说那些白人吗？”

“是的，他们要干什么？”

“我们是人民的朋友，”其中一个白人说。

“什么人民的朋友？”我一面说，一面准备跳过去扑到他身上，要是他说“你们这些人民”的话。

“我们是所有普通人的朋友，”他喊道。“我们过来帮忙。”

“我们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信念。”另外一个说。

“好吧，把那张沙发抬起来跟我走。”我说。我对他们的到场感到不安，当他们都加入群众的行列，开始把被扔出来的东西吃力地搬回屋里去的时候，我感到失望。我在哪里听说过他们呢？

“我们为什么不举行一次游行呢？”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白人叫道。

“为什么我们不游行呢！”我还来不及考虑就对着人行道叫嚷起来。

他们马上接受了这个意见。

“让我们来游行……”

“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来举行示威……”

“让我们排队游行！”

我听见警报器的叫声，同时看见侦察车拐进这个街区里来了。是警察！我向人群里看去，尽量把视力集中在他们的脸上，我听见有人喊道：“警察来了，”另外的人回答说。“让他们来好了！”

我看见警察从车上跳下跑过来了，这时一个白人男子跑进屋子里去，我心里想着：这一切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里发生什么事啦？”一个佩着金色盾徽的警官朝台阶上问。

周围静了下来。没有人回答。

“我说，这里发生什么事啦？”他重复了一遍。“你，”他直指着我说。

“我们在……我们在清除人行道上一大堆破烂货，”我内心紧张地回答。

“那是什么？”他问。

“那是一个清洁运动，”我说，心里想笑。“这几位老人把他们的所有东西乱七八糟地堆在人行道上，而我们把街道清理了一番……”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干涉收回租屋的行动，”他叫喊着，开始从人群中挤过来。

“他什么也没有做，”一个站在我背后的女人说道。

我掉头看了看，后面的台阶上挤满了从里边出来的人。

“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有人叫道，于是人群靠紧了。

“清理街道，”那个警官发命令了。

“我们刚才就在做这个，”人群后边有人说。

“马奥尼！”他对另外一个警察大声吼叫着，“紧急召集警察，防止暴乱！”

“什么暴乱？”一个白人对他说。“根本没有什么暴乱。”

“如果我说有暴乱，那就是有暴乱，”那个警官说。“而你们这些白人在哈莱姆区这个地方干什么？”

“我们是公民。我们爱到哪儿就到哪儿。”

“听！又有几个警察来了！”有人叫喊着。

“让他们来好了！”

“让警察局长来好啦！”

形势发展得使我应付不了。整个局面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我说了些什么话而引起了这一切后果？我慢慢地走到台阶上的人群的后边，退进过道。我上哪儿去呢？我赶紧跑到老两口的房间去。但是我在这儿藏不住，我心里想，于是又回过头来向楼梯奔过去。

“不行，你不能往那边走，”有人说。

我转过身来。说话的是站在门里边的一个白人女孩子。

“你在这里面干什么？”我喊道，我的恐惧变成了狂怒。

“我不是有意吓你的，”她说。“兄弟，你说得真好。我只听到结尾的那一段，可是毫无疑问，你感动了他们，使得他们行动起来了……”

“行动，”我说，“行动——”

“不必客气了，兄弟，”她说，“我听见你的话了。”

“当心，小姐，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好，”我终于抑制住喉咙里的颤动说。“楼下有许多警察，还有更多的警察会来。”

“哦，是的。你最好从屋顶上翻过去，”她说。“否则，一定会有人把你给指出来的。”

“从屋顶翻过去？”

“这是容易办到的。只要攀上屋顶，不停地往前穿过去，直到你到达这个街区的最后一座房子为止。然后打开门，往下走，好像你在探望朋友一样。你最好赶快走。你不被警察发现的时间愈长，那你的实际效用就愈大。”

实际效用？我想着。她是什么意思？这个“兄弟”是干什么的？

“谢谢，”我说着，慌忙向楼梯走去。

“再见，”背后传来她那流畅的声音。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在阴暗的门口的朦胧的光线中她那张白白的面孔。

我跳上一段楼梯，小心地把门打开，突然映入眼帘的是阳光熠熠的屋顶，上面刮着大风，寒气逼人。在我眼前，那分隔建筑物的、低矮的、凝结着积雪的一堵堵墙壁，像跳栏那样，向远远的街角那边排列过去；在我眼前，空的晒衣绳子在风中晃动。我穿过被风横扫过的积雪，越过一个又一个屋顶，迅速又小心地走着。一架架飞机从远远的东南方的一个机场上起飞，这时我奔跑起来，看见那所有高高低低的教堂的尖顶，冒烟的烟囱群在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晰，警报器的鸣声和呼喊声从下面的街上传来。我急急忙忙地走着。我翻过一堵墙，回过头来张望，发现一个男人跌跌撞撞地在我后面追赶，他气喘吁吁，急急忙忙地、费力地翻过屋顶上低矮的隔墙。我回过头来又跑，想让一排排烟囱把我们隔开。我心里感到纳闷，他为什么不叫“站住！”，为什么不叫嚷，为什么不开枪。我跑着，躲到一个电梯间的后面，然后冲向隔壁的屋顶，我跌倒了，雪使我的手冻僵了，我的膝盖相互碰撞，脚趾蜷曲在一起，我爬起来，一面跑一面回头看看，只见那个穿黑衣服的矮个子仍然在后面追赶着。街角好像远在一英里开外。我试着计算出现在面前需要越过的屋顶的数目。我跑着，数到七个，听见叫喊声，更多的警报器的鸣叫声，回头一看，他仍然跟在后面，迈着两条短腿拼命追赶着，当我试着想要打开一座房子的门以便下去的时候，他还是在后面跟着，我发现门被钉住了，于是拔腿再跑，尽量在雪地里弯弯曲曲地跑，砾石在雪底下嘎吱嘎吱地响，那个人仍然在后面跟着，我翻过一道隔墙，从一只巨大的鸟笼旁边擦过，把白鸽惊起，使得它们狂乱地飞翔，当它们在我眼前猛烈地扑打翅膀的时候，它们突然变得像鹈鹕那么大，当它们振翼上升，飞开去，在附近喧闹地滑翔的时候，它们在阳光中使人看得眼花缭乱，我继续跑，往后看，起初我以为他已经走开了，可是又看见他好像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似的在后面追赶。为什么他不开枪？为什么？要是像在家里那样就好了，在那里我认识所有家庭里的某个人，我一看就认识他们是谁，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了解他们的血统，了解他们的背景，我也了解他们的荣辱，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是一条铺着地毯的走廊，顶层的公寓房间里传来可怕的、刺耳的狗吠声，我往下走，心怦怦地跳个不停。然后，我加快脚步，当我踩着梯级的边缘往下跳的时候，我的身上像揣着玻璃一样，都紧张得发麻了。从楼梯井望下去，我看见远远的下头透过门玻璃的暗淡的光线。可是那个女孩子出了什么事？难道是她叫那个人跟踪我的吗？她在那儿干什么？我跳了下去，没有人查问，我在门厅里站住，深深地吸着气，留神等着听他在上头开门的声音，同时整一整衣服。接着，我模仿在电影里看到过的角色，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街上。上头没有一点声音，甚至连那有敌意的狗叫声也听不见了。

这条街区很长，我下来通过的房子，不朝东西向的街道，而是朝南北向的马路。一队骑警在拐角处策马奔驰而过，马蹄铁落在雪地上发出沉闷的声音，马鞍上坐的人挺得高高的，呼喊着。我加快速度走开，但注意着不要奔跑。情形是可怕的。我究竟说了些什么而引起这一切呢？事情会怎样了结？可能会有人为此丧命。警察会用手枪柄打人的头部。我站在拐角上等候那个追赶的人，等候侦探，等候公共汽车。那长长的、积雪的一段街道上阒无一人，那些受惊的鸽子仍然在头顶上盘旋。我仔细看了看那一排屋顶，料想会看见他往下面张望。喊声越来越高，接着又一辆绿白两色的巡逻车在拐角上呜呜地鸣着汽笛，从我面前飞驰而过，朝那个街区开去。我抄近路穿过一个街区，那儿差不多有一打殡仪馆，每个都装着霓虹灯广告牌，这些殡仪馆都开在古老的用褐色砂石建造的房子里。精心装饰的出殡汽车沿街排列着，其中一辆车身是阴郁的黑色，车窗像哥特式的拱门，透过窗子我看见送葬的花束堆放在一口棺材上。我加快了脚步。

我仍然能够想象得出在那段短短的楼梯下面的那个女孩子的脸。但是那个刚才在屋顶上追赶我的又是什么人呢？谁在追赶我呢？为什么他一直一声不响？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对啦，为什么他们不派一辆巡逻车来把我逮住？我匆匆走过殡仪馆这个街区，来到灿烂的阳光底下，街道上的雪已经融化光了，这时我放慢了脚步，从容不迫地走着，想给人家一个完全是不慌不忙的印象。我极想使自己显得愚蠢，看上去毫无思维和表达能力，试着在人行道上拖着脚步走，我偷偷往背后看了一眼，心里感到这样做没意思就又扭回了头。一辆小汽车在我前面停下，一个拿着内科医生的手提皮包的男人从车里跳了出来。

“快，医师，”一个男人在门廊里叫道，“她已经在分娩了！”

“好，”医生说，“我们一直在等着这个，是不是？”

“是，可是没有在我们预计的时间开始。”

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厅里边。在这个时候出生真是糟透了，我想。在拐角上，我和几个人一道等候绿灯。我差不多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地逃脱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旁响起一个轻轻的、深沉的声音：“那种说服方法真是巧妙极了，兄弟。”

我突然紧张得像一根绷紧的弹簧那样，我几乎是带着冷漠的神情回过头来。一个个子矮小、看上去一点都不显眼、眉毛浓浓的男人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脸上露出安详的笑容，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警察。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声音是懒洋洋的、冷淡的。

“不要怕，”他说，“我是一个朋友。”

“我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而且你也不是我的朋友。”

“那么就说我是一个赞赏者吧，”他愉快地说。

“赞赏什么？”

“赞赏你的演说，”他说。“我当时在听。”

“什么演说？我根本没有发表过什么演说，”我说。

他会意地微笑着。“我看得出来你曾经受过良好的训练。来，让别人看到你在街上和我一起，对你来说这是不合适的。让我们找个地方喝杯咖啡。”

我想拒绝，但是好奇心却妨碍我这样做，而在这一切底下的很可能是得意的感觉。还有，如果我拒绝去，这会被认为是承认有罪。而且他看上去也不像警察或者密探。我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地走向靠近街区尽头的一间自助食堂，在我们进去之前，我注意到他透过窗户朝里边仔细看了看。

“你去占位置，兄弟。就是那边靠墙的桌子，我们可以在那儿安静地谈一谈。我去端咖啡。”

我目送他跨着富有弹性的、摇摆的步子走向柜台，然后我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看着他。自助食堂里比较暖和。这是将近黄昏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顾客零零散散地坐在桌子旁。我注视着那个人随便地走向食品柜台点了东西。他往灯光明亮的糕点架子上张望的动作，就像一只充满生气的小动物，比方说一只小狗，一心只想找出预定给它的那份糕饼时的那种动作。这样说来，他听过我的演说了；好吧，我倒要听听他说些什么，我想着，看他迈着麻利的、摇摆的、富有弹性的、竞走似的步伐向我走过来。好像他曾经训练自己那样走路似的，不知怎么地，我觉得他在装模作样；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不那么真实的东西——这个念头立即被我打消了，因为那整个下午有许许多多东西是不真实的。他用不着四处找我，径直来到桌子跟前，仿佛他预料到我会选那张特别的桌子，而不会选别的桌子——尽管许多桌子都空着。他平衡地端着两只杯子，每只杯子上面放着一盘蛋糕，然后灵巧地把杯子放下，一面坐在椅子上，一面把一份食品推给我。

“我想你也许喜欢一块乳酪饼的，”他说。

“乳酪饼？”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东西不错，要加糖吗？”

“你加吧，”我说。

“不，你先来，兄弟。”

我望了他一眼，然后舀了三调羹糖，再把糖瓶推到他面前。我又紧张起来了。

“多谢，”我抑制住想就那个“兄弟”的事情责骂他的一种冲动说。

他微笑着，用叉插进乳酪饼，把老大的一块送进嘴里。我觉得他的举止非常粗鲁，心里盘算着要出他的洋相，我有意识地叉起一小块乳酪饼，利索地放到嘴里去。

“你知道，”他喝下一大口咖啡说，“自从我参加以来——哦，长时间以来，我没有听到过这么雄辩的、打动听众的演说了。你那么快就把他们发动起来投入行动。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要是我们的发言人中有几个能够听到这个演说，那该多好啊！只消几句话，你就使得他们投入了行动！换了别人，那一定会说许多空话，在那儿浪费时间的。为了这最有教益的经验，我要感谢你！”

我默不作声地喝着咖啡。我不但信不过他，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稳当。

“这儿的乳酪饼不错，”他抢在我回答之前说。“的确太好了。顺便问一句，你是在哪儿学会演说的？”

“什么地方也没有。”我说得太快了。

“那么，你是很有天才的。你是天生的演说家。这难以相信。”

“我只不过发怒了。”我说，决定承认到这个程度，以便看看他会说些什么。

“那么，你巧妙地把愤怒的情绪控制住了。演说很有说服力。那是什么缘故？”

“什么缘故？我想我当时感到难过——我不清楚。也许我只是想作一次演说。有一群人等着，所以我说了几句话。你也许不会相信，可是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

“真是，”他会意地微笑着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说。

“你尽量把话说得冷嘲热讽的，可是我识破了你的意图。我知道，我非常仔细地听着你要说的话。你深深地被打动了。你动了感情。”

“我想是这样，”我说。“也许看到他们使得我想起了一些事情。”

这时他向前斜过身子，热切地看着我，嘴边仍然挂着一丝微笑。

“这使你想起你的熟人了吗？”

“我想是这样，”我说。

“我理解。你那时是在观看一种死亡——”

我放下叉子。“没有人被杀，”我紧张地说。“你要干什么？”

“《一场在城市人行道上的死亡》——这是我在什么地方看过的一本侦探小说或者别的什么书的书名……”他笑着说。“我的意思仅仅是用——比——喻来说。他们活着，但是已经死了。虽生犹死……这是矛盾的统一。”

“哦，”我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模棱两可的话呢？

“老的那些人，你知道，他们是属于农民一类的。他们被工业环境碾得粉碎，被扔到垃圾堆上，被抛弃了。你很好地指出了这一点。‘干了八十七年，到头来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你这样说。你说得完全正确。”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我感到非常不愉快，”我说。

“是的，那当然。你作了一次打动听众的演说。但是你不必把情感浪费在个别人身上，他们可不值得考虑。”

“谁不值得考虑？”我说。

“那些老年人，”他冷酷无情地说，“是的，这是令人悲痛的。但是他们已经死了，不再存在了。历史已经从他们身边消逝。这是不幸的，但是对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他们好比枯死的树枝，必须修剪掉，这样这棵树才会结出幼小的果实，否则历史的风暴横竖也会把他们刮倒。还是让风暴袭击他们好——”

“可是你瞧——”

“不，让我说下去。这些人上了年纪。人老了，各种各样的人都老了。这些人很老了。宗教信仰就是他们所剩下的一切。他们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个。所以他们是会被抛弃的。他们好像死了一般，你看，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应付历史形势的需要。”

“但是我喜欢他们，”我说。“我喜欢他们，他们使我回想起我在南方的一些熟人。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感觉到这一点，可是他们恰恰是像我这样的人，只不过我上过几年学而已。”

他摇了摇他那滚圆的、长着红头发的脑袋。“嗬，不，兄弟；你弄错了，你感情用事了。你并不像他们。也许你过去像他们，可是现在一点也不像了。否则你决不会做那个演说的。可能你以前是那样的，但是那一切都过去了，死亡了。现在你可能不会承认这个，但是你的那一部分已经死亡了！你还没有完全摆脱那个自我，那个过时的农民的自我，但是它死了，你会把它彻底抛弃的，而且新的东西就会出现。历史已经生长在你的脑子里了。”

“嗳唷，”我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在农场里住过，我也没研究过农业，但是我的确知道我为什么发表那通演说。”

“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那两个老人被赶到街上，我感到十分难过，这就是我讲那些话的原因。你把它叫做什么，我不在意。当时我发怒了。”

他耸了耸肩膀。“我们不要争论这个了，”他说。“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你可以再作一次演说。说不定你会有兴趣为我们工作的。”

“为谁？”我问，一下子激动起来了。他想干什么呢？

“和我们的组织在一起。我们需要为这个区域找一个合适的发言人。一个能够清楚、有力地表达人民的苦情的人，”他说。

“但是没有人关心他们的苦情，”我说。“即使把他们的苦情清楚有力地表达出来了，可是又有谁会听，又有谁会关心呢？”

“有这样的人，”他露出会意的微笑说。“有这样的人，当抗议的呼声传播开来的时候，有人会听见，有人会采取行动的。”

在他说话的方式中有某种神秘的、自命不凡的东西，仿佛他把每件事情都想到了——无论他谈什么都是一样。我心里想，瞧一瞧这个极端自信的白人吧。他甚至不知道我心里害怕，而他却说得那么大胆。我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有一个职业，而且除了我自己的以外，我对任何人的苦情都不感兴趣……”

“但是你关心那一对老夫妻，”他眯起眼睛说。“他们是你的亲戚吗？”

“当然啰，我们都是黑人，”我说，开始发笑了。

他微笑着，热切的眼光盯着我的脸。

“说真的，他们是你的亲戚吗？”

“真的，我们在同样的困境里受到煎熬，”我说。

这句话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总是从种族角度来考虑问题！”他眼睛闪闪发光，语气急促起来了。

“你知道什么别的说法吗？”我困惑不解地说。“你以为如果他们是白人，我也会在那儿吗？”

他举起双手笑了起来。“我们现在不去争论那个问题，”他说。“你十分有效地帮助了他们。我不能相信你是像你自称的那么一个利己主义者。你看来好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并且令人满意地履行这个责任的人。无论你自己对这个是怎么想的，你会是一个为你的人民说话的代言人，而且你有义务为他们的利益工作。”

我觉得他这个人真有点捉摸不透。“喂，我的朋友，谢谢你的咖啡和糕点。我对那些老年人并没有比对你的职业有更多的兴趣。我当时想发表演说。我喜欢讲话。那后来发生的事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找错了人。你本来就该拦住那些带头对警察大叫大嚷的人中的一个……”说着，我站了起来。

“等一下，”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只信封，在上面写了点什么。“你也许会改变主意的。至于另外的那些人，我已经认识了。”

我看着在他那伸出的手中的白纸。

“你不信任我是谨慎的做法，”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信不过我。这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仍然抱着希望，因为总有一天你会主动来找我，那情形就不同了，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了。只要拨这个电话号码，找杰克兄弟就是了。你用不到把名字告诉我，只要提一提我们的谈话就行了。万一你今天晚上作出了决定，那就八点钟光景给我打个电话。”

“行，”我接过纸头说。“我拿不准我会不会需要它，但是谁知道呢？”

“好，你考虑考虑吧，兄弟。时势是艰难的，你看起来很愤慨。”

“我当时只不过是想演说罢了，”我重复了一遍。

“可是你那时是愤怒的。有时候个人发泄的愤怒和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所表达的愤怒之间的区别，是犯罪行为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区别。”他说。

我笑着回答道：“那又怎么样呢？我既不是罪犯，也不是政治家，兄弟。所以你挑错人了。但是还是要多谢你的咖啡和乳酪饼——兄弟。”

我离开了，而他却坐着，脸上挂着一丝安详的笑容。我穿过大街，透过玻璃窗看去，只见他仍然在那儿，这时我想起他就是那个跟在我后面越过屋顶的人。他根本没有追赶我，只不过是朝同一个方向走而已。我对他所说的话并没懂多少，只是觉得他怀着极大的信心说话。不管怎样，我比他跑得快。也许这是一种什么诡计。他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他懂得很多，说出了某种比他的表面字句显露出来的要深刻得多的道理。也许这仅仅是指他和我是从同一条路脱身的这一事实。但是他有什么要害怕的呢？是我发表了演说，而不是他。公寓里的那个姑娘说过我不被发现的时间愈长，我的实际效用就愈大，这句话看来也没有多大意思。但是可能那就是他之所以奔跑的原因。他需要继续隐蔽自己，需要保持实际效用。对什么的效用？毫无疑问他在嘲笑我。我冲过屋顶的时候，看上去想必是傻乎乎的，当那些白鸽子在我四周掠过的时候，我一定像一个黑脸的小丑怕鬼的那副模样。让他见鬼去吧！他用不着那么沾沾自喜，我懂得某些他不懂得的东西。让他去找别人吧。他仅仅想利用我做什么事情。人人都想为了某种目的而利用你。他为什么竟然会要我当一个发言人呢？让他去发表自己的演说吧。我朝住处走去，一种感到满足的心情在增长着，因为我那么圆满地把他打发走了。

天色暗了下来，气温更低了。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冷的天气。我迎着风低头默默沉思，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离开气候温暖的家乡，到这么冷的地方来，永远不回去，要不是有什么东西值得指望，值得为它受冻，甚至连被驱逐出屋也在所不惜，那怎么可能呢？我感到悲伤。一个老妇人带着两只购物袋，弯着身子走过去，她的眼睛看着泥泞的人行道，这使我想起了被驱逐出屋的那对老伴。事情究竟怎样了结，他们此刻又在哪里？多么可怕的一种感情啊！他把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一种在城市人行道上的死亡？这种事情多少时间发生一次？他对玛丽会发表什么意见呢？她离死亡还远着，也远远没有被纽约碾碎。浑蛋，她完全懂得怎么在这儿生活，比受过大学教育的我要好得多——教育！布莱索式的教育，就是这么说。正在被碾成粉末的是我，而不是玛丽。想到她使我感到好受一些。我不能想象玛丽会和那个老妇人一样在被驱逐出屋时那样无依无靠，而当我回到屋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摆脱了沮丧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