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娘。那时我二十岁，5英尺7英寸高，体重在135磅到140磅之间，然而有些人—切斯的老板娘，他办公室里年长的女秘书，我们楼上的格里夫人，都管我叫小新娘。有时还叫：我们的小新娘。切斯和我常拿这个打趣，不过他对外的反应是摆出一副爱怜的模样。我呢，微笑着做个鬼脸—羞涩地、默认地。

我们住温哥华的一间地下室。这房子并不像我一开始以为的属于格里夫妇，而是属于格里夫人的儿子雷伊。他有时过来修东西。他总打地下室的门进来，就像我和切斯一样。他瘦瘦的，胸部窄小，大概三十多岁吧，扛只工具箱，戴顶工人帽。他的背似乎永远驼着，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时候都猫腰修水管、接电线或者做木工活儿的缘故。他脸色苍白，咳嗽得厉害。每声咳嗽都是一份谨慎的提醒，表明他是地下室里一个必要的侵入者。他不会为了待在这里而道歉，不过也不曾像主人一样在屋里随意走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交谈，都是因为他敲门告诉我水要关一会儿，或者电要停一阵子。每个月的租金我都是现金付给格里夫人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悉数转交他，还是截留一部分补充家用。不然，她和格里先生所有的收入—她这么告诉我的—就只有格里先生的养老金了。她没养老金。我还根本不够老呢，她说。

格里夫人总是从楼梯上往下喊话，问雷伊怎样了，要不要喝杯茶。他总是回答他很好，没时间喝。她说，他干活太辛苦啦，就像她自己一样。她试图向他“推销”一些她多做的甜点，蜜饯啊饼干啊姜饼啊—这些她也总是试图塞给我。他会说不要，他刚吃过饭，或者他在家里吃得太饱了。我也总是推辞，不过等她劝到第七第八次，我只好屈服。面对她的劝说和失望，再拒绝下去就尴尬了。我真羡慕雷伊，他总能坚持说不要。他甚至都不会说：“不要了，妈妈。”他就是不要。

然后她试图找些话题来聊聊。

“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儿吗？”

没什么。不知道。雷伊从不显得粗鲁或急躁，不过也从不对她让步。他的身体啊，还行吧。他的感冒啊，还行吧。康尼斯夫人和艾瑞娜也总是还行吧。

他住在康尼斯夫人家，它位于温哥华东部某处。就像在这里一样，他在康尼斯夫人家也总有不少活儿要干—所以他在这里一干完活就得走人。他也帮着照料康尼斯夫人坐轮椅的女儿艾瑞娜。艾瑞娜有脑瘫病。“可怜的东西。”在听雷伊说艾瑞娜还行吧之后，格里夫人总会感慨一句。她从不当面责备他为这不幸的女孩耗费时间：到斯坦利公园散步啦，傍晚跑出去买冰激凌啦。（她知道这些，因为她经常同康尼斯夫人通电话。）不过她对我抱怨过：“我没法不去想象她淌了一脸冰激凌的模样。没法不去想。人们肯定都瞪着他们瞧呢。”

她说，她推轮椅带格里先生出门，人们都瞪着他们瞧（格里先生中风了），可那是另一回事，他一旦出门，就不会乱动，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而且她总把他收拾得体体面面。而艾瑞娜会晃来晃去，发出咯咯咯咯的怪响。这个可怜的东西没法控制自己呀。

康尼斯夫人或许打着什么小算盘呢，格里夫人说。等她不在了，谁来照料这个瘸女孩？

“应该有条法律规定，健康的人不能和这种人结婚，可惜至今为止都没有。”

格里夫人请我上去喝咖啡，我从来没啥兴趣。我忙着自个儿在地下室里过小日子。有时她敲门，我会装作不在。不过那样一来，一听到她打开楼梯顶上的门，我就得赶紧关灯、闩门，还得一动不动待着，听她用指甲叩门，颤巍巍地喊我的名字。然后，我还必须至少一个小时都保持安静，忍着不冲马桶。要是我说没时间，有事要忙，她总会笑着反问：“什么事呀？”

“我在写信。”我说。

“写个没完，”她说，“你一定想家了。”

她的眉毛是粉色的—她红粉色头发的一种变体。我想那头发不可能是天然的吧，但她怎么能把眉毛也染了呢？她的脸瘦瘦的，抹胭脂，表情轻快，牙齿又大又亮。她对于友谊、对于陪伴真是胃口十足，根本不管你如何拒绝。切斯在火车站接到我，带我来公寓的第一天早上，她就端着一碟糕点，带着狼外婆的微笑敲开我们的门。我旅行帽都没顾得上摘，切斯正扯着我的腰带呢—就给她硬生生打断了那事。糕点又干又硬，覆了层浅粉色糖霜，庆祝我的新婚。切斯答话很简短。他必须在半小时内回去上班。等到终于把她甩掉，他已经没时间继续才起了个头的事了。他只好一个接一个地吃糕点，抱怨味道像锯末。

“你老公真严肃，”她对我说，“我忍不住要笑哦，每次看到他来来去去，他总是这样严肃地瞪我一眼。我真想告诉他放轻松点，他又不是肩头上压着整个世界嘛。”

有时，我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或者撂下正在写的段落，跟她上楼。我们坐在她的厨房桌子边。桌上铺块蕾丝桌布，摆一面八角形镜子，里面映着一只搪瓷天鹅。我们用瓷杯喝咖啡，用相配的小盘子吃点心（又是那些糕点，再不然就是黏乎乎的葡萄干挞或油乎乎的烤饼），用小巧的绣花餐巾碰碰嘴唇，擦掉糕饼屑。我正好面对瓷器柜坐，柜里摆满各种各样的高级杯子、糖和奶油套罐、盐瓶和胡椒瓶，花瓶、茅顶屋形状的茶壶和百合状烛台，全都太漂亮，或者太精巧，不适合日常用。每月一次，格里夫人会拾掇瓷器柜，清洗干净每样东西。她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跟我说着与我的未来、与她断定我会拥有的房子相关的各种事，她说得越多，我越觉得四肢像被铅块压着，沉甸甸的，也就越要在上午才过半的时候打上一个又一个哈欠，想爬开、藏起来、打个盹。不过表面上，我宣称对一切充满仰慕。瓷器柜里的玩意儿，格里夫人的治家规则，每天早上她换的成套服装，紫红和珊瑚色图案的衬衫和毛衣，配套的人造丝巾。

“永远先把衣服穿戴好，就好像你要出门一样，做好头发，化好妆，”她不止一次看到我还穿着睡衣，“然后，如果你要洗东西或烤东西，再围一条围裙就可以了。这能让你振作。”

而且永远要在手头备一些烤好的糕点，以防不速之客。（据我所知，她从来就没什么客人，除了我以外，而我根本不能说是什么不速之客。）而且绝不要用大口杯盛咖啡待客。

这些都并非直截了当表明的。而是以“我总是……”或者“我总喜欢……”或者“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呢……”这样的语气暗示的。

“哪怕住在荒野的时候，我也总喜欢……”我一心想打哈欠或尖叫，不过突然惊醒了。她在哪里的荒野住过？什么时候呢？

“哦，在海边啦，”她解释道，“从前，我也是个新娘来着。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呢。在联合湾。不过不算太蛮荒。叫作库特斯岛。”

我问她那是在哪里，她回答：“哦，很远啦。”

“那一定挺好玩的。”我说。

“呵呵，好玩，”她说，“如果你觉得熊好玩的话。如果你觉得美洲狮好玩的话。要我说，我宁愿多来点文明呢。”

厨房与起居室之间隔着橡木滑门。滑门总是拉开一点，坐在桌子一头的格里夫人可以时刻看到格里先生，后者待在窗前的躺椅上。她总称他“我坐轮椅的老公”，不过其实只有在她带他出门散步时，他才坐轮椅。他们没有电视—那时电视仍是种新奇玩意儿。格里先生就那么坐着，看着大街，街对面的锡蒂斯兰诺公园，公园后面的巴拉德海湾。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会一手拄拐杖，另一只手扶着椅子背或撑着墙，自己挪过去。一旦进去，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不过不用帮忙。格里夫人说，有时事后她得进去清理一下。

我通常能够看到的格里先生，仅限于一条从鲜绿色躺椅上伸出的裤腿。我在的时候，他有一两次跌跌撞撞地去了洗手间。一个高大的男人—大大的脑袋，宽肩膀，大骨架。

我没看他的脸。我受不了因为中风或者疾病而瘫痪的人，看了直揪心。我不敢看的并不是无力的肢体或者厄运导致的其他生理缺陷—而是他们的眼睛。

我相信他也没看我，尽管格里夫人高声告诉他，我从楼下上来做客。他发出一种咕哝声，很有可能那就是他所能表示的欢迎，或者不屑。

我们的公寓有两间半。是带家具出租的，按照此类地方的规矩，只是马马虎虎地提供了一点设施，用的都是本来要扔掉的东西。我记得起居室地板铺了长方形和正方形油毡边角料—颜色和图案千奇百怪，硬凑到一起，用金属线缀连，像一床碎布拼花被。厨房里的投币式煤气炉也一样，里面塞满硬币。我们的床位于厨房外的一个凹室—它严丝合缝地嵌进凹室，只能从床尾爬着上床。切斯在书上看到，土耳其后宫女郎都是这样爬上苏丹的御榻，先亲吻他的脚，然后爬上前去，膜拜他身体的其余部位。于是我们有时也这么玩。

床脚有道帘子成天拉着，隔开凹室和厨房。是一幅旧床单做的，布料滑不溜秋，缀着流苏，一面是黄卡其色，带酒红色花朵和绿色叶子，朝床一面则是酒红和绿色条纹图案，卡其色的花朵和叶子像鬼影浮现其上。这帘子是我对公寓印象最深的一件东西了。这不奇怪。从激烈的性爱到其后的余味袅袅，这片布始终在我眼前晃动，提醒我婚姻生活的好处—为此我承受了始料未及的做个小新娘的羞辱，还遭到一个瓷器柜的威胁。

切斯家和我家一样，认为婚前性关系可恶且不可饶恕，对婚后的性生活则只字不提，假装不存在。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观念即将寿终正寝，不过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切斯的妈妈有次在切斯的手提箱里翻出避孕套，便跟他爸爸抱头痛哭。（切斯解释说，是他的大学军训营发的—这个是真话；他早就忘掉它们了—这个是撒谎。）因此，能拥有一块我们自己的地盘，一张我们自己的床，可以自由自在的，真是太棒了。为了欲望，我们做了这笔交易，不过我们从没想过老一辈人—父母们，叔叔姑妈们—也会做这种交易。他们欲求的似乎仅仅是房子、财产、电动割草机、电冰箱和围墙。此外，当然啦，还有生娃娃—对女人而言。所有那些，我们都感觉我们可以选择要，也可以选择不要。我们从不觉得它们是由不得我们选择的东西，比如年老或者天气那样。

一旦实打实地思忖起这事，我就越发觉得如此。没什么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怀孕也一样。我们冒险尝试这事，只是想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成年了，是不是它真的会发生。

我在帘子后头做的另一件事是阅读。从隔了几个街区的锡蒂斯兰诺图书馆借来的书。每次从书本让我陷入的不能自拔的惊奇境界中，从囫囵吞枣导致的眩晕中抬起头，我总是看到那块条纹布。书里的人物、情节，甚至气候都同布上古怪的花朵发生了联系，在酒红色之流或者阴郁的绿色中飘荡。我读着那些沉重的书，它们的标题仿佛魔咒，都是我早已熟悉的—我甚至试图读《约婚夫妇》[1]—间歇着还读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亨利·格林的小说，以及《到灯塔去》、《最后的情人》[2]和《心之死》[3]。我不分先后，一本接一本囫囵咽下，和我小时候一个读法，对每一本都沉醉其中。我还没脱离阅读欲望狼奔豕突、贪婪到几乎痛苦的那个阶段呢。

不过，比起儿时，情况多少复杂了一点—除了当读者，我现在似乎还想当个作者。我买来一本练习簿，尝试创作—确实写了，每张纸都是开始时雄心勃勃，旋即才思枯竭，最后我不得不把它扯下，像惩罚一样揉成团，丢进垃圾筐。这样周而复始，直到练习簿只剩封面和封底。然后我又买一本，再次开始。重复着循环—激动和绝望、激动和绝望。简直就像每周都悄悄怀孕，旋即流产一样。

不过，不完全是悄悄的。切斯知道我大量阅读，试着写作。他丝毫没有劝阻我。他觉得这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我大有可能学会。写作需要练习，但总归可以掌握，就像打桥牌打网球。我才不会为了这种混为一谈的信心谢谢他呢。它实在只是让我的灾难显得更为可笑。

切斯在一家食品批发行工作。他曾经想当历史教师，但他爸劝他，教书养不起老婆，过不了日子。他爸帮他弄到这个工作，提醒他一旦进了这行当，就别指望再得到什么帮忙。切斯并没指望那个。我们婚后头一个冬天，他每天起早贪黑地上班。他干得很卖力，从不多想这份工作能否满足他可能有过的任何兴趣，或者是否具有他曾经推崇过的任何意义。意义当然是没有的了，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俩过上有割草机和电冰箱的生活—这种我们相信我俩都不感兴趣的生活而已。我要是仔细想想，真该对他的逆来顺受惊叹不已。他这种愉快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勇敢的逆来顺受。

不过当时，我觉得，这是男人该做的。

我出门给自己找活儿干。要是雨不太大，我会去药店买份报纸，一边喝咖啡，一边读报上的广告。然后哪怕还下着小雨，我都会坚持步行去招聘女服务员、女售货员或者女工的地方—任何不需要打字技能或者工作经验的地方。要是雨太大，我就搭公共汽车。切斯说，我应当总是坐车去，不要为了省钱而走路。他说，我省钱的时候，别的女孩没准已经抢先弄到那份工作了。

其实那正是我暗暗希望的。对于这种结果，我从来不曾真正失望。有时，我会在到达目的地后，在人行道上站一会儿，看看有大镜子和浅色地毯的女装店，看看从招聘档案员的办公室里蹦蹦跳跳跑下楼吃午饭的女孩子们。我甚至都不会进门，因为我知道我的头发、指甲，还有穿旧的平底鞋，都会让我毫无机会。我对工厂也没什么信心—我能听到大楼里开动的机器的噪音，它们灌着软饮料，或者包装着圣诞饰品，我看得到谷仓一般的天花板上挂下的光秃秃的灯泡。我的指甲和平底鞋在这种地方倒不成问题，可我的笨拙和蠢相准会招来斥骂和嚷嚷（透过机器噪音，我能听到吼叫训斥的声音）。我会遭羞辱、被开除。我觉得自己甚至连学会操作收款机都做不到。我对一位饭店经理直言了这一点，他本来好像真的想雇我了。“你觉得你能学会它吗？”他问。我回答说不能。他好像从没听人这么说过。我想我不可能学会什么，至少不可能很快地、在公开场合学会。我会手足无措。我唯一能够轻易掌握的，只有诸如三十年战争的曲折过程这类玩意儿。

当然了，事实是，我不必这么做。切斯养着我，我们维持着基本的生活水准。我不必逼自己走进外面的世界，因为他已经这么做了。男人没选择。

我想，或许我可以对付图书馆的工作，因此也去那里打听，虽说他们没登广告。一个女人把我的名字登上一份名单。她对我很礼貌，但并不热情。之后，我去了各家书店，专挑看起来没配备收款机的那种。越没人气、越杂乱越好。店主们都坐在桌边抽烟或打盹，二手书店里常常还有一股子猫味儿。

“我们冬天一般不怎么忙。”他们回答。一个女人建议我到春天再来看看。“尽管我们那时候通常也不怎么忙。”

温哥华的冬天不同于我所知道的任何冬天。没有雪，连类似冷风的东西也没有。中午时分，在市中心，我可以闻到像是焦糖的味道—我觉得必定是电车轮胎发出的。我沿黑斯廷斯大街步行，这里不会有别的女人在走路—这儿也只有酒鬼、流浪汉、可怜的老人、懒洋洋的中国人。没人对我说粗话。我走过仓库，走过杂草地，四下空无一人。或者我穿过锡蒂斯兰诺，这里有高高的木头房子，塞满像我们一样住得挤挤挨挨的人们，再走到洁净的邓巴区，这里有涂灰泥的平顶屋和修剪过的树木。再穿过克里斯戴尔，这里树木更美丽，草坪上种着桦树。都铎风格的横梁，乔治风格的对称建筑，《白雪公主》童话的布景，配着模仿的草屋顶。或者那是真正的草屋顶亦未可知。

在所有这些有人居住的地方，大概下午四点就亮灯了，然后街灯也亮了，电车里的灯也亮了。每每，云层会在西边海面上裂开，映出落日的红光—我迂回着往家走着，穿公园而过，公园里，潮湿的空气中，冬天的灌木叶发着淡淡的玫红色光辉。购物的人都回家了，工作的人正考虑着往家赶，成天待在家里的人则出门来散会儿步，以便让回家显得更诱人。我看到推着儿童车，带着哭哭啼啼的娃娃的女人们，却从没想过我自己很快也会踏入同样的命运。我看到牵狗的老人，以及其他老人，他们慢慢走着，或者坐轮椅，由老伴或护理员推着。我看到推着格里先生的格里夫人。她穿件淡紫色羊毛斗篷，戴着同样质地的贝雷帽（我现在知道，她大多数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打了厚厚的玫瑰色胭脂。格里先生低低地戴顶帽子，脖子围着厚方巾。她问候我，声音尖厉，盛气凌人，他呢，对我视而不见。他好像并不喜欢这种散步。不过坐轮椅的人差不多都是一脸沮丧相。有的还一脸受辱的表情，或者一脸夹生相呢。

“哎呀，我们前两天在公园看到你的时候，”格里夫人问，“你找完工作正要回家吧，对不？”

“不是。”我撒谎道。本能让我任何事都对她撒谎。

“哦，好啊。因为我正想说呢，你知道，要是你出门找工作的话，真得稍微收拾一下自己才成。嗯，你知道的。”

是的，我回答。

“我没法理解这年头有的女人出门时的样子。我绝不会穿平跟鞋，不化妆就出门，哪怕只是去杂货店。更不用说是去请人给我工作了。”

她知道我在撒谎。她知道我在地下室大气也不敢出，不回答她的敲门。要是她搜索我们的垃圾，找到并读过了揉得乱糟糟、上面平摊着我的“冗长灾难”的纸团，我也不奇怪。她为啥不肯放过我？她别无选择。我是老天安排给她的—或许我的怪僻，我的蠢相，都与格里先生的瘫痪处于同一级别，无法纠正，所以只能被容忍吧。

一天，我在地下室的主屋里洗东西，她沿台阶走下来。她允许我每周二用她的甩干式洗衣机和洗衣盆。

“现在有啥工作机会了吗？”她问，我突然一时冲动，告诉她图书馆说或许将来会有个工作给我。我想我可以假装在那里工作—我可以每天都过去，坐在一张长条桌边，阅读，或者甚至试着写作，就像我过去偶尔尝试的那样。当然了，一旦格里夫人走进图书馆，事情就会真相大白，不过她不可能推着格里先生走那么远的上坡路。或者，一旦她跟切斯聊到我的工作—不过我想这也不可能发生。她说她有时候都害怕跟他打招呼，因为他总是怒冲冲的。

“嗯，没准同时……”她说。“我刚刚想到，没准同时你会愿意做份小工作，下午陪格里先生坐坐。”

她说，她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圣保罗医院的礼品店，每周帮忙三到四个下午。“这工作没薪水，不然我就会让你去争取它了，”她解释，“这只是一份志愿工作。不过医生说，走出这房子对我有益。‘你会累坏自己的。’他说。我并不需要那钱，既然雷伊对我们照顾得这么周到，这只是一份小小的志愿工作，我想—”她看看漂洗盆，看到切斯的衬衫和我的花朵睡袍，还有我们淡蓝色床单一起泡在一盆清水里。

“哎呀，亲爱的，”她说，“你没把白色和彩色一起洗吧？”

“都是浅色，”我解释道，“不会串色的。”

“浅色也还是颜色呀。”她说。“你或许会觉得衬衫那样已经很白了，可它们本来应该更白才对。”

我说我下回会记住的。

“我想说的是你照料你男人的方式。”她说，局促地笑了笑。

“切斯不介意。”我说，我没意识到，这个回答在未来数年中会变得越来越不正确，也不曾料到，所有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偶尔为之、几乎像游戏似的位于我真实生活的边缘位置的活儿，将会转移到生活的前沿，占据中心地位。

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在下午陪格里先生坐着。绿色躺椅边的一张小桌上，摊着一块手巾—用来接泼洒出来的东西—上面摆着他的药瓶和药水，还有一只小钟，让他知道时间。另一侧的桌子上都是读物。晨报、昨晚的报纸，《生活》、《Look》和《麦克林》杂志，那时它们都是些软塌塌的大开本。桌子底下的架子上放了一沓剪贴本—小孩在学校用的厚牛皮纸做的毛边本。里面戳出些印着新闻和照片的纸片。它们是格里先生收集多年的剪贴本，一直到他中风、不能剪贴时才停下。房间里有个书架，装的也都是杂志和剪贴本，还有半书架高中课本，可能是雷伊的。

“我总是给他读报，”格里夫人说，“他还没失去看报的能力，不过他没法双手举起报纸，眼睛也不行了。”

因此，我给格里先生读报，而格里夫人撑着花雨伞，迈着轻巧的步子走向公共汽车站。我读体育版和城市新闻版，还有世界新闻，以及所有关于谋杀、抢劫和坏天气的新闻。我读了读者来信，以及写给一位医生的信，这人负责提供医疗建议，还有写给安·兰德斯的信，以及她的回信。看起来体育新闻和安·兰德斯专栏让他最感兴趣。我有时会读错个把运动员的名字，或者弄混了术语，读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他就会不满地嘟囔，提醒我重新读一遍。我读体育版时，他总坐得笔直，竖着耳朵，皱着眉头。不过，我读到安·兰德斯时，他的脸就放松了，会发出一些声音，我觉得是在表示高兴—一种咕噜声，以及深深的吸鼻子声。这些信涉及特别女性化或者鸡毛蒜皮的话题时，他尤其会发出这种声音（一个女人写信说，她弟媳总假装蛋糕是自己烤的，哪怕端上桌时，垫在下面的蛋糕店垫纸都没收起来），或者当其中提到—用当时谨慎委婉的说法—性的时候。

读到在联合国里俄国说了什么，美国又说了什么之类冗长无聊的社论时，他的眼皮开始耷拉下来—或者，不如说他比较好的那只眼睛的眼皮几乎全部耷拉下来，而那只坏一点的、黯淡的眼睛上的眼皮则耷拉得比较慢—他胸部的起伏会更加明显，我会停下片刻，看看他是不是睡着了。这么一来，他会发出另一种声音—一种粗鲁、责备的声音。等我习惯他，他也习惯我之后，这种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像谴责了，而是更像一种安慰。不只是在安慰我：他并没有睡着；也是在安慰我：他这会儿还没死哪。

他会在我眼睁睁看着他时死去，这想法起初真让我害怕。他怎能不死呢，其实他看起来已经半死不活了。他的坏眼睛就像一颗沉在水底的石头，同侧的嘴角咧开着，露出一口烂糟糟的牙齿（那时大多数老人都是一口坏牙），潮湿的牙釉质当中，黑糊糊的填料闪闪发亮。他活着，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在我看来真像是个错误，随时都有可能被抹掉。不过，正如我说过的，后来我习惯了他。他身体壮硕，有一颗大大的高贵的脑袋，宽阔起伏的胸部，无力的右手耷拉在穿长裤的腿边，在我读报时，不容我视而不见。他真像是一个遗迹，一位来自蛮荒时代的远古武士。血斧埃里克[4]。克努特国王[5]。

朕的力量迅速衰退，海王对手下感慨。

再也无法像征服者一样巡航大海。

那就是在说他啊。他那几近废弃的失事船只般的躯体，在他慢吞吞地挪往洗手间时一路碾压家具，撞击墙面。他的气味并不难闻，但也没消减到只剩肥皂和痱子粉的婴儿般的洁净味道—而是一种残留了烟草味（尽管他已戒烟）的厚衣服的味道，还有一种层层包裹住的皮肤的味道，我想象那皮肤如厚厚的皮革一般，高贵地淌着汗水，散发动物的热量。事实上，还有一种微弱却挥之不去的尿味，要是来自一个女人的身体，那准会让我厌恶，但在他身上却不仅可以原谅，而且不知怎的，仿佛还表明着一种古时的特权。我在他之后走进洗手间，总感觉那里就像是某个生了疥疮却依然强大的动物的巢穴。

切斯说我照料格里先生是在浪费时间。天气放晴了，白天时间变得更长。商店陈列出新货，从冬天的麻木中恢复了生机。所有地方都更乐意招聘人了。所以，我这会儿应当出门，认真地找一份工作才对。格里夫人一小时只付我四十分钱。

“可我向她保证过。”我说。

一天，切斯说他看到她走下公共汽车。他是透过办公室窗子看到她的。那可不是在圣保罗医院附近。

我说：“她或许是中途出来放松一下吧。”

切斯说：“天哪。我以前从没在光天化日下看见过她。”

我提议用轮椅推格里先生出去走走，因为天气已经转好。可他发出一些声音，拒绝了这个想法，那些声音让我确信，被轮椅推着—或者说，被某个像我这样，显然是受雇干这份工作的人推着，到大庭广众中去，令他讨厌。

为了跟他提议这事，我中断了读报，等我试着继续读下去时，他做个手势，发出另一种声音，表示他厌倦听报纸了。我放下报纸。他冲身边桌下架子上的剪贴本挥挥他的好手。他又发出一些声音。我只能把它们描述为一些哼哼声、喷气声、咳嗽声、吠叫声、嘟囔声。不过，现在它们对我而言已经像话语一样意义明确。它们听起来确实像在说话。我觉得它们不仅是些专横的表示和要求（“不要”，“扶我起来”，“给我看几点了”，“我要喝水”），而且还表达了一些更复杂的意思：“天哪，那只狗怎么还在叫？”或者“够热的啊”（这是在我读了一阵报上的言论或社论之后）。

现在我听到的是：“我们来瞧瞧，这里面有没有啥比报纸有趣点的东西。”

我从架子上挪下剪贴本，捧着它们坐在他脚边的地板上。它们的封面上用大大的黑色蜡笔字写着最近几年的年份。我翻了翻1952年的，看到乔治四世葬礼的报道剪贴。剪下的报纸上方用蜡笔写着：“阿尔伯特·弗雷德里克·乔治。1885年出生，1952年去世。”以及三位佩戴葬礼面纱的女王的照片。

下一张是关于阿拉斯加公路的报道。

“真是一份有趣的记录。”我说。“你希望我帮你剪贴一本新的吗？你可以选择想要我剪下来贴的东西，然后我来弄。”

他发出些声音，意思是“太麻烦了”，或者“现在操这份心干吗”，或者甚至“真是个蠢念头”。他把乔治四世扫到一边，想看看其他本子上写的年份。都不是他想要的。他冲架子挥挥手。于是我又挪出一沓剪贴本。我明白他想找的是某一年的本子，所以我逐本举起，给他看封面。有时我不顾他的反对，还翻开来看看里面的内容。我看到了一篇关于温哥华岛上的美洲狮的文章，一份关于高空秋千表演者出意外的报道，一篇关于一个孩子遇到雪崩生还的报道。我们跳过了我们经历过的战争年代，跳过30年代，跳过我出生的那年，又往前跳了差不多有十年，才到了他想要的年份。他发出指示。看这本。1923年。

我从第一页读起。

“一月大雪掩埋了村庄，位于……”

不是。快点。往后翻吧。

我朝后飞快地翻着页面。

慢点。别太快，放慢点。

于是我一张张地翻，什么也没读，直到我们找到他想要的那一页。

到了。读这个。

没照片，也没标题。蜡笔字写着：“《温哥华太阳报》，1923年4月17日。”

“库特斯岛，”我读道，“是这个吗？”

读呀。快呀。

库特斯岛。星期天清晨，或者星期六深夜时分，该岛南端居民安森·詹姆斯·怀尔德的住宅被大火烧毁。该处远离其他住房和居住区，大火没有引起任何岛民注意。有报道称，星期天早上，一艘驶向荒凉湾的渔船曾看到火光，船员误以为有人在烧灌木。当时树林非常潮湿，灌木丛着火不会造成危险，因此他们没有予以进一步关注。

怀尔德先生是怀尔德果园的主人，在岛上居住了大约十五年。此人性格孤独，之前一直待在部队，但为人颇友善。已婚，有一子。当出生于大西洋沿岸省份。

大火将房屋烧成废墟，房柱倒塌。怀尔德先生的尸体在烧焦的废墟中被发现，几乎无法辨认。

废墟中另发现一个烧黑的铁罐，可能装过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