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知道我的感觉吗?”她问他。

“想。”

“我感到那么快活。”

“所以，”他问，“谁能活着出去?”

“有我呢，先生。你说得对，科尔曼。这会引来灾难的。七十一岁上进入这种状态?七十一岁上被这个弄得神魂颠倒?啊呀，啊呀，我们最好回到赤裸裸的事情上去吧。”

“继续跳舞。”他说着揿了一下床边索尼的一个键，《我爱的人儿》的音乐再次响起。

“不。不。我求你了。要考虑我作为清洁工的前途。”

“别停下来。”

“‘别停下来。’”她重复一遍，“我以前在哪儿听见过这几个字。”事实上，她几乎从来没听见过前面不带“别”字的“停”字，没从男人嘴里听说过，也没听她自己这么说过。“我一直以为‘别停’是一个词。”她说。

“是一个。继续跳。”

“那么别错过它，”她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赤身裸体。我们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不需要爱情。别让你自己缩水——别把你自己当个滥情伤感的傻瓜。你迫不及待地想那样做，可是别。想象一下，科尔曼，想象一下，让眼前的持续下去。”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这样跳舞，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这样说话。我那么久没这么说过话了，我都以为我早忘了怎么说了。躲躲藏藏了那么久。没人听过我这么说话。老鹰和乌鸦有时在林子里听过，但除此之外，没有人。这不是我通常用来招男人喜欢的手段。这是我最最放纵的一次。想象一下吧。

“想象一下，”她说，“每天抛头露面——会像这样。这个不想占有一切的女人。这个什么都不想占有的女人。”

但她从没感到如此富足过。

“大多数的女人都想占有一切，”她说，“她们想占有你的邮件。她们想占有你的未来。她们想占有你的幻想。‘看你敢操除我而外的另一个人。我才应当是你的梦幻。为什么有我在家你还在看色情片?’她们想占有你本人，科尔曼。但乐趣并不在占有这个人。乐趣在这儿。在于有另外一个竞争者跟你待在一个房间里。哦，我看见你了，科尔曼。我可以把整个儿的生命都给你，却依然拥有你。仅仅靠跳舞。是不是真的?我没说错吧?你喜欢这样吗，科尔曼?”

“多么幸运，”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运气。这是生活欠我的。”

“现在还欠吗?”

“没人比得上你。特洛伊的海伦。”

“无立锥之地的海伦。一无所有的海伦。”

“继续跳。”

“我看见你了，科尔曼，我的确看见你了。你要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

“当然。”

“你想知道我是不是看见了一个老头，是吧?你怕我会看见一个老头，我会跑掉。你怕如果我看见你跟年轻人所有的区别。如果我看见松垮的东西，失落的东西，你就会失去我，因为你太老了。但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了?”

“什么?”

“我看见一个孩子。我看见你像个孩子似的坠入情网。你不可以。你不可以。知道我还看见什么了?”

“对。”

“对，我现在看见了——我的确看见一个老人。我看见一个垂死的老人。”

“告诉我。”

“你失去了一切。”

“你看见了?”

“是的。一切，只剩下我在跳舞。你知道我看见什么?”

“什么?”

“你不应当挨那一巴掌，科尔曼。那就是我看见的。我看见你怒气冲天。一切都将以那个模样结束。作为一个怒气冲天的老人。可本不该那样。这就是我看见的：你的怒气。我看见怒火和羞辱。我看见作为一个老人你懂得时间的意义。一般直到行将就木才能懂得，但现在你懂了。很可怕。因为你不能从头来过。你不能重新回到二十岁。一去不复返了。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甚至比垂死更坏，比死更恶劣，是那些对你下毒手的该死的杂种。从你手上抢走一切。我在你心中看见了，科尔曼。我看得见，因为那是我了解的事情。该死的杂种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就改变了一切。抓住你的性命，一扔。抓住你的性命，他们决定把它扔掉。你找对了跳舞的姑娘。他们决定什么是垃圾，他们决定你就是垃圾。羞辱能压倒和摧毁一个人，由头却是个人人皆知狗屎不如的东西，屁大的一个字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绝对一文不值。真叫人发火。”

“我原来并不知道你注意到了。”

她从容地一笑。跳舞。没有理想主义，没有理想化，没有任何甜美的年轻姑娘的乌托邦主义，尽管她知道现实的一切模样，尽管她的生活已成不可逆转的荒废，尽管她遭遇了所有的混乱和冷漠，她依然跳着舞，同时还讲着从来没有对男人讲过的话。像她那样和男人睡觉的女人没有资格说这种话——至少那些不操像她这样的女人的男人喜欢这么想。那些不像她这样和男人睡觉的女人也喜欢这么想。每个人都爱这么想——笨蛋福妮雅。好吧，让他们去。我高兴。“对，笨蛋福妮雅注意到了，”她说，“不然笨蛋福妮雅怎么能活下来的?作为笨蛋的福妮雅——这就是我的成就，科尔曼，这就是脑子最清醒时刻的我。原来，科尔曼，我一直在观察你跳舞。我怎么会知道的?因为你跟我在一起。不然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如果你不是那么气得要死。那才是操得那么痛快的原因，科尔曼。愤怒拉平一切。所以别坐失良机。”

“继续跳。”

“直到我累垮?”她问。

“直到你累垮，”他吩咐她，“直到最后一口气。”

“悉听尊便。”

“我在哪儿找到你的，瓦露塔?”他说，“我是怎么发现你的?你是谁?”他问，揿下按键，重又响起《我爱的人儿》。

“你要我是谁，我就是谁。”

科尔曼只顾给她念周日报纸上的关于总统和莱温斯基的文章，突然福妮雅站起来，叫道：“能不能不搞这要命的研讨班?受够了这研讨班！我学不进去！我不学！我不要学！别他妈的教我——没有用的！”说着就在早餐中夺门而出。

留在那儿是个错误。她没回家，现在她恨他。她最恨什么?他当真以为他受的罪了不起?他当真以为雅典娜学院每个人所想、所说的关于他的事毁了他的生活?真是妈的太不喜欢他了——那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对他来说那就是最为可怕的事了?嗨，那没什么了不起。你继父把手指插进你阴道，那才是大事。在你快退休的时候丢掉工作并没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她恨他的原因——他痛苦的优越感。他以为他从没有过机遇?在这个世界上有着真正的痛苦，可他以为他从没有过机遇?早晨挤过奶，他捡起那根铁管子朝你头上打过来。我甚至都没看见怎么打过来的——可是他没有过机遇！生活亏待了他！

总而言之，吃早饭的时候她不想有人教她。可怜的莫尼卡可能在纽约找不到个好差事。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我不感兴趣。你以为莫尼卡会关心我是不是在学院上了一整天的班以后又去挤奶会不会腰酸背痛?在邮局清扫人家扔下的垃圾就因为他们不愿使用那倒霉的垃圾桶?你以为莫尼卡会关心这个?她不断地给白宫打电话，没接到回话肯定让她感到非常失望。对你来说一切都完了?也很失望?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试试看让人家用一根铁管子把你打趴掉吧。昨天夜里?有那事。很舒服。棒极了。我同样需要那样。但我仍然打三份工。并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接受它的缘故，因为什么也不会改变。告诉妈妈她丈夫夜里进来把手指伸进你体内——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也许妈妈现在知道了，她准备帮助你，但不了了之，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们跳舞度过了一夜。但不会有任何变化。他读给我听华盛顿发生的事——又改变了什么，什么，什么?他读给我听华盛顿的恶作剧，比尔·克林顿的阴茎叫人吮吸了，这对我车子散架有什么帮助?你真以为那些是世界上的头等大事?没那么重要。根本不重要。我有过两个孩子，他们死了。如果今天早晨我没有精力为莫妮卡和比尔感到难过，记在我两个孩子的账上，好了吧?如果那是我的缺点，就算了。我不剩多少精力来关注世界上那些伟大的问题了。

错误就在于留在了那儿。错误就在于完全陷入妖术的蛊惑之中。即使雷霆大作，暴雨如注，她也驾车回家。即使她怕法利跟踪，迫使她离开大路，开到河里去，也还是照样驾车回家。但她却留下了。因为跳舞她留下了，而到了早晨她一肚子的气。她生他的气。多么好的新的一天啊，让我们看看报上有什么说的。昨天夜里之后他要看看报上说了些什么，也许倘若他们没有交谈，倘若他们只是吃早饭，然后她离开，留在那里就不会有问题。但却开始办研讨班。他几乎做不出比那更糟的事了。他应当怎么做?给她些东西吃，让她回家。但跳舞坏了事。我留了下来。我愚蠢地留了下来。半夜走人——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这是最重要的。我有许多事情不懂，但这我却明白：留到第二天早晨便意味着什么。科尔曼—福妮雅幻想曲。这是沉湎于追求永恒的幻想的开始，是这世界上老掉牙的幻想曲。我有个地方可去，不是吗?并不是个最好的地方，但好歹是个地方。回到那儿去！不论操多久，最后走人。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有雷雨，闪电划破天空，雷声大作，在山间隆隆轰鸣，好像战争爆发了似的。伯克夏遭突袭。但我在凌晨三点爬起来，穿上衣服，离开。雷电交加，噼啪炸响，树木四分五裂，四肢瘫软，豆大的雨点像子弹似的朝我劈头盖脸打下来，我走人。周身被狂风鞭打，我走人。山爆炸了，可我还是走人。我可能就在房子和车之间给杀了，被一道闪电击毙，但我没留下——我走人。但整夜和他一起躺在床上?月亮大大的，整个世界寂静无声，四处都是月色，可我留了下来。即使一个瞎子也能在这样一个夜晚找到回家的路，但是我却没有走。我没有睡觉。睡不着。醒了一夜。不想翻身靠近那家伙。不想碰那人。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人的屁眼我都舔了有几个月了。像个麻风病人缩在床边上看着树木的影子爬过他的草坪，直到天明。他说：“你应当留下。”但他不想要我留下。我说：“我想我就信了你这一回吧。”于是我信了。你可能会以为我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保持冷静，但没有。我们两个都屈从于最糟糕的念头。拉皮条的告诉她说，娼妓的伟大智慧是：“男人付钱给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跟他们同床共眠，他们付钱给你们是叫你们回家。”

但即使她知道她恨的一切，她也知道她喜欢什么。他的慷慨。她是极少有机会接近一个略为慷慨的人的。男人与生俱来的力气却没有用来朝我头上挥铁管子。如果他逼我，我就会不得不向他承认我很精明。我昨晚不是就那样做了吗?他听我说话，所以我很精明。他听我说话，他对我很忠诚。他从不为任何事情责备我。他从不用任何手段陷害我。就为这个原因值得那么要命的疯狂吗?他尊重我，是真诚的。他给我这枚戒指就是表明他的心迹。他们剥光他的衣服，所以他赤身裸体地来到我面前，这是在他最危急的时刻。我一辈子还没有受到过像他这样的男人的支使。只要我愿意，他会为我买车。如果我放手让他做主，他会为我买一切。和这个人在一起，没有痛苦。只要耳边有他声音的起伏，只要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我的心就安定了。

这些就是你逃避的东西吗?这些就是为什么你像个孩子似的吵架的原因吗?你碰上他纯属偶然，是你第一次幸运的巧遇，也是你最后一次幸运的巧遇，可是你却光起火来，像个孩子似的跑掉了。你真的想自行了断?回到遇见他之前的日子?

但她跑啊，跑出房子，从大棚里开出车子，驶进山里，去看望奥杜本协会的乌鸦。开了五英里地，她掉头离开大路，驶上一条狭窄的土路，蜿蜒前行，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方才看见那幢灰色木瓦结构的两层楼房子温馨地偎依在绿树丛中。它很久以前是幢民居，现在成为协会当地的总部所在地，坐落在树林边缘，有着野生动物的踪迹。她将车驶上沙砾小道，颠簸着直开到木栅栏前，停靠在钉着指向草药园的牌子的桦树前。她的车是唯一可见的车。她成功了。她可以很容易驶离山边的。

挂在大门口的风铃在微风中丁当作响，明净地，神秘地，犹如某种宗教，并不诉诸语言，正在欢迎来访者驻足。他们不仅四处参观，而且静思冥想——仿佛这里供奉着某种虽小却十分动人的东西——但此刻旗帜尚未升上旗杆，门上挂着的牌子说星期天要到午后一点钟才开放。然而，当她推门时，门却自动打开了，她跨过无叶的山茱萸在晨光中撒下的薄影，进入门厅。门厅地板上摞放着装有各种混合鸟食的沉甸甸的大麻袋，准备出售给冬季买主。麻袋对面，装着形式各异的喂鸟食具的箱子，沿着墙根一直码放到窗口。礼品店，出售食具、自然书籍、勘测地图、鸟叫录音带以及各种由动物激发出灵感的小饰品的地方。没有灯光，她朝相反的方向转身，走进大些的展览室，里面陈列着数量极小的填充动物和种类不多的活标本——乌龟、蛇、几只关在笼中的鸟。她见到一位工作人员，一个十八九岁胖乎乎的女孩。女孩说：“你好。”倒没有在乎还不到开放的时间。这么远地位于山上，一旦秋叶凋零，11月初就没有什么人造访了，她可不准备撵走一个碰巧在上午九点十五分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即使这个女人在伯克夏山区的仲秋季节里并没有完全为户外活动穿着齐整，似乎在她灰色汗裤上套着一件男人的条纹睡衣，脚上什么也没穿，只穿着一双没后跟的室内拖鞋，是那种叫做人造绸的料子做的。她长长的金发也还没梳理，不过，总的看来，她只是显得衣冠不整而已，倒不见得放荡，所以这姑娘，正在给她脚跟前箱子里的一条蛇喂老鼠吃。她用镊子把每只老鼠拎得远远的送到蛇面前，直到蛇猛地张口咬住老鼠，并开始那无限缓慢的消化过程为止。她只说了声“你好”，便回到她周日早晨的职责上去了。

乌鸦关在中间的一只笼子里，相当于衣橱大小的一个空间，介于关着两只锯锉似的猫头鹰和一只灰背隼的笼子之间。瞧它在，她已经感觉好多了。

“王子。嗨，大个子。”她对它喀哒喀哒叩齿，用舌尖抵着上腭——喀哒，喀哒，喀哒。

她转过脸看喂蛇的女孩。福妮雅以前来看乌鸦的时候没见过她，很可能她是新来的，或者相对地新。福妮雅自己也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来看乌鸦了，而且自从和科尔曼约会以来就再没来过，此刻距她跑出去寻找如何与人类绝交的时日已有一阵子了。自孩子们死后她就不是个常客，虽然那时候她有时也会一个星期接连来四五次。“它可以出来，是吗?他可以出来待一分钟。”

“当然。”女孩说。

“我想要它站在我肩膀上。”福妮雅说，同时弯下腰，拉开拴着笼子玻璃门的销子。“哦，你好，王子。哦，王子。瞧你。”

当门打开以后，乌鸦从它站着的架子上跳到门头上，坐在那儿，伸长脖子左右张望。

她轻声笑起来。“多帅的表情。它正在检查我。”她回头对女孩大声说。“瞧。”她对乌鸦说，让鸟看她的蛋白石戒指，科尔曼的礼物。他在那个8月的星期六早晨和她一起驱车前往探戈伍德时在车子里送给她的。“瞧。过来。上这儿来。”她对鸟悄悄说，把肩膀凑过去。

但乌鸦不理会这个邀请，它跳回笼子里，恢复在架子上的生活。

“王子没情绪。”女孩说。

“甜心，”福妮雅柔声细语地说，“来吧，来吧。是福妮雅。是你的朋友。乖小伙。来吧。”但鸟不愿意动弹。

“如果它知道你要逮它，它不会下来的。”女孩说着又用镊子从一个盛着一串死老鼠的盘子里捡起一只，递给蛇，蛇终于一毫米一毫米地将上一只全部吞进了嘴里。“如果它知道你企图逮住它，它通常待在你够不到的地方，但如果它以为你不理它，它就会下来。”

这种充满人情味的行为把她们两个都逗乐了。

“好，”福妮雅说，“我让它一个人待一会儿。”她走到女孩坐着喂蛇的地方，“我爱乌鸦。它们是我最喜欢的鸟。还有渡鸦。我原来住在西里福，所以我了解王子所有的事。它老待在西金森商店附近的时候，我就认得它了。它经常偷小姑娘的蝴蝶发卡。冲着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东西下手。它这点很有名。常有关于它的剪报，说的都是它的事，人家在它的窝被捣毁以后收养它的事和它怎样在商店里像个大人物似的走来走去的情形。就贴在那儿。”她说着指着房门边上的一个布告栏，“剪报到哪儿去了?”

“它撕掉了。”

福妮雅哈哈大笑，这次比刚才几次都要响亮得多。“它撕掉了?”

“用它的喙把剪报扯碎了。”

“它不要人家了解他的背景！它对自己的背景感到羞耻！王子！”她大声说，转过去面对笼子，笼门仍然大开着，“你对自己臭名昭彰的过去感到羞耻?哦，你这个乖孩子。你是只好乌鸦。”

这时她留意到屋子里散放着的填充动物标本中的一个。“那是只短尾猫吧?”

“是啊。”女孩说。她耐心地等待蛇慢慢地对新的死老鼠伸出信子，并咬住它。

“是这附近的吗?”

“不知道。”

“我在山里看见过的。就像那只，我见到的那只。很可能就是它。”她又一次笑起来。她没喝醉——当她跑出房子时，连半杯咖啡都没喝完，更不用说酒了——但笑声听起来却像是一个已经几杯下肚的人。她只是感到待在这儿，和蛇、乌鸦和做成标本的短尾猫在一起，心情舒畅极了。它们没有一个企图教她任何东西。它们没有一个会对她朗读《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它们没有一个会因为人类过去三千年的历史而跟她过不去。她知道所有她需要知道的人类史：残忍的和无力自卫的。她不需要日期和名字。残忍的和无力自卫的，这就是全部的他妈的问题所在。这儿没有人试图撺掇她读书，因为这儿没有一个识字的，除了那女孩。那条蛇肯定不认字。它只知道怎么吃老鼠。慢慢的，从容的。有的是时间。

“那是什么蛇?”

“黑鼠蛇。”

“整个儿吞下去。”

“是啊。”

“在肚子里消化。”

“是啊。”

“它要吃几只?”

“这是它的第七只老鼠了。即使对它来说，它吞这一只都有点慢。可能是它最后的了。”

“每天七只?”

“不。每隔一两个星期。”

“有时放它出来还是终身禁闭?”她问这话时指着玻璃柜子，蛇就是从那儿给搬到喂食的塑料箱子里的。

“对。在那里头。”

“好家伙，”福妮雅说。她转过身，隔着房间看着乌鸦，乌鸦仍然待在它笼子里的架子上。“嘿，王子，我在这儿。你在那儿。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你不想飞到我肩膀上，我还不要呢。”她指着另外一只填充标本，“那家伙是干什么的?”

“那是只鱼鹰。”

她仔细打量了一番，朝那双尖利的爪子狠狠看了一眼，随后再一次大声笑了笑，说：“可别跟鱼鹰纠缠。”

蛇正在考虑第八只老鼠。“要是我能让我的孩子们吃七只老鼠，”福妮雅说，“我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母亲了。”

女孩微微一笑，说：“上星期天王子飞出来兜风。我们所有其他的鸟都不会飞。王子是唯一能飞的。它飞得可快呢。”

“哦，这我知道。”福妮雅说。

“我正在倒水，它突然沿直线到达门口，飞到外面树丛里去了。只过了几分钟就又有三四只乌鸦飞过来，在树丛里把它团团围住，一个个凶相毕露，骚扰它，啄它的背。它们发出尖厉的叫声，朝它身子和尾部猛撞。它们只要几分钟就到了。它的嗓音不对。它不会说乌鸦的语言。它们不喜欢它待在那儿。最后它飞下来找我，因为我在外面，它们会杀了它的。”

“这就是接受人工喂养的结果，”福妮雅说，“这就是它一辈子老跟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的结果。人性的污秽。”她说，语气里既无反感，也无轻蔑，更无谴责，甚至连悲哀都没有。事情就这样——她以她特有的干巴巴的方式说道，这就是福妮雅告诉喂蛇姑娘全部的话语：我们留下污秽，我们留下踪迹，我们留下我们的印记。污染、残酷、欺凌、谬误、粪便、精液——要待在这儿就别无二致。和反抗无关。和恩赐或救赎无关。在每个人的身上。存储于内心。与生俱来。无可描述。污秽先于印记。没有留下印记之前便已存在。污秽完全是内在的，不需留印记。污秽先于反抗，是包围反抗并扰乱一切的解释与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净化行为纯属玩笑，而且还是个野蛮的玩笑。纯洁的幻想是极其可怕的，是疯狂的。对纯洁的追求其实质倘若不是更严重的不纯洁，又会是什么呢?她所有关于污秽的话归结起来无非是说它是不可逃避的。这，自然，便是福妮雅的阐释：我们无可避免地都是被污染的角色。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可怕的、原始的不纯净状态吧。她像希腊人，像科尔曼的希腊人，像他们供奉的神。无人不是小心眼。争吵。械斗。恨。谋杀。交媾。他们的宙斯成天只想操女的——女神，女人，母牛，母熊——不仅以他自身的形象出现，还更为令人兴奋地将自己装扮成兽类，作为一头公牛气势雄劲地凌驾于女性之上，化做一只扑打着双翼的白天鹅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入她的身体。对这位众神之王而言，肌肤之乐永无穷尽，花样翻新也层出不穷。欲望所带来的一切疯狂。放荡。堕落。最粗野的欢乐。还有妻子的怒气。不要那绝对孤独，绝对隐晦，作为现在、过去以及永远唯一主宰的穷极无聊地整日为犹太人操心的希伯来上帝。不要那完全无性别的基督神人和他降孕怀胎的母亲以及所有某种精致的超凡性所激发的罪恶感与羞耻感，而选择纠缠于冒险之中、具有鲜活表达力、朝秦暮楚、沉醉于声色犬马、精力充沛地与他丰富多彩的生活联姻、从不单独行事、从不偷偷摸摸的希腊的宙斯。而选择神圣的污秽。对福妮雅·法利来说，伟大的反映现实的宗教，倘若，通过科尔曼她有所了解的话，如同希伯来幻象所言，是以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好吧，但并不是我们的上帝——是他们的。上帝淫荡。上帝腐败。如果真有过上帝的话，是个活生生的神，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

“是啊，我想这是人类豢养乌鸦的悲剧。”女孩回答说，既没有完全捕捉到福妮雅的思路，也没有完全没有捕捉到，“它们不认得自己的同类。它不认得。它应当认得。这叫做烙印。”女孩告诉她，“王子其实是只不懂得如何做乌鸦的乌鸦。”

突然乌鸦开始嘎嘎叫唤，并非真正乌鸦的叫法，而是它自己瞎撞上，而且让别的乌鸦发疯的叫法。它此刻出了笼子，正站在笼门上，几乎是尖着嗓子直叫。

福妮雅转身，迷人地笑着说：“我把这当做恭维，王子。”

“它学那些到这儿来学它的小学生，”女孩解释说，“当学校组织孩子们郊游时，他们就模仿乌鸦。这是它印象中的小学生。小学生那样做。它就发明了它自己的语言。跟小学生学的。”

福妮雅以一种特有的奇怪的嗓音说：“我爱它发明的那种奇怪的嗓门。”其间她已回到笼子边，站在离开笼门仅有几英寸的地方。她抬起戴着戒指的那只手，对鸟说：“看。看。瞧我给你带什么来玩了。”她退下戒指，举起来，让它就近看个仔细。“它喜欢我的蛋白石戒指。”

“我们平时给它玩钥匙。”

“嗯，它在世上的地位提升了嘛。我们不都提升了吗?这儿。三百块钱，”福妮雅说，“快，玩这个。人家给你一只贵重的戒指你都不认得啊?”

“它会要的，”女孩说，“它会拿进去的。像北美鼠一样。拿着食物，塞进笼子的裂缝里面，再用喙把它敲进去。”

乌鸦已经牢牢地用喙钳住了戒指，将头一左一右地两面转动着，然后戒指掉在了地板上。鸟扔掉了戒指。

福妮雅弯下腰，拣起戒指，又一次递给乌鸦。“如果你扔掉，我就不给你了。你知道的。三百块钱。我给你一枚价值三百块的戒指——你当自己是什么人，小帅哥啊?如果你要，你就得接住。是吗?OK?”

它再次用喙从她的手指上拔出戒指，牢牢地衔在嘴里。

“谢谢你，”福妮雅说，“拿进去，”她耳语，不让那女孩听见，“拿到你的笼子里去。去吧。给你的。”

但它再次把戒指丢在地上。

“它精得很，”女孩在房间那头大声对福妮雅说，“我们跟它玩的时候，把一只老鼠放在容器里，盖上。它竟然想出办法把容器打开。太惊人了。”

福妮雅再一次取回戒指，递给它。乌鸦再一次拿过去扔掉。

“哦，王子——你原来是故意的。做游戏，对吧?”

嘎。嘎。嘎。嘎。冲着她的脸，鸟爆发出一连串它特殊的叫声。

这时福妮雅伸长手臂，开始抚摩它的头，然后，非常缓慢地，从头往下抚摩它的身子，乌鸦让她那么做。“哦，王子。哦，这么美的秀发。它在哼歌给我听。”她说，嗓音欣喜若狂，仿佛终于破解了一切事物的内涵。“它在哼歌。”她开始对它哼唱。“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她模仿着鸟，鸟果真在感到抚摩它脊背的那只手的压力的同时，发出一种哞哞的声音。接着突然，喀哒，喀哒，它上下叩起喙来。“哦，棒极了。”福妮雅悄悄说，然后她回头对着女孩，打心底里笑着说，“它出售吗?这种喀哒声让人难忘。我要领养它。”说着，她一点点地将自己的嘴唇凑过来贴近它的喙，对它耳语着：“对，我领养你，我要买断你……”

“它咬人呢，当心你的眼睛。”女孩说。

“哦，我知道它咬人。我已经给它咬过两三回了。我第一次见到它，它就咬了我。但它也叩喙。哦，听它叩，孩子们。”

她回想起她曾经多么想死。两次。在西里福楼上那间屋子里。孩子们死后的那个月，在那间房间里我两次企图自杀。第一次我做足了准备。是护士讲给我听的。监测器都测不出心跳了。通常是致命的，她说。但有的女孩有那运气。而我还是费了大力气的。我记得冲了淋浴，剃了腿上的汗毛，穿上我最好的裙子，牛筋棉布长裙，裹过来的。那时，那个夏天在布莱特尔伯罗买的衬衫，绣花衬衫。我记得杜松子酒和安定，而且依稀记得那种粉末。我忘了名字。某种鼠药，很苦，我把它混在白脱苏格兰威士忌布丁里。我有没有打开煤气灶?我是不是忘了开?我脸色有没有发青?我睡了多长时间?他们什么时候决定破门而入的?我还是不知道谁救了我。对我来说，准备停当的过程让我狂喜。生活中有值得庆祝的时刻。凯旋时刻。那种需要精心打扮的场合。哦，我是怎样装扮我自己的啊。我梳了辫子。画了眼睛。会让我亲生母亲感到骄傲的，有点道理。就在一星期前给她挂过电话，告诉她孩子们死了。二十年来第一个电话。“我是福妮雅，母亲。”“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对不起。”随着就挂断了。母狗。在我逃跑以后，她对每个人说：“我丈夫很严格，福妮雅不能按规矩过日子。她永远不能按规矩生活。”经典谎言。可曾有过生活优裕的女孩子因为继父严格而逃出家门的?她逃跑，你这母狗，是因为继父不严格——是因为继父恣意妄为，不让她安生。反正，我用我最漂亮的衣服把自己打扮起来。差一点都不行。第二次我没有穿着打扮。而我没有穿着打扮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我的心思不在上面了，第一次失败后便没有了心思。第二次是突发的，冲动的，毫无乐趣的。第一次等待了那么久，日日夜夜，不停地期盼。配制药品。购买粉末。搞到处方。但第二次却是草草了事的。没有灵感的。我想我停了下来是因为我受不了窒息的感觉。咽喉卡住了，真的窒息了，一口气都透不过来，慌忙解开电话分机线上的节。第一次完全没有这种慌慌张张的状况。平静安宁的。孩子们死了，没有人要我放心不下，我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时间。我那次做对了该多好。里头包含着快乐。终于一切都不复存在的时候，却有着那最后一刹那的欢乐。当死亡竟然屈就你的愤怒而大驾光临，可是你并不感到气愤，只觉得扬扬得意。我忍不住经常回想起那一刻。整个这一个星期。他对我读《纽约时报》上克林顿的事，可我想的尽是克瓦尔基耶大夫和他的一氧化物机器。深深地吸气。往里吸，直到吸不进为止。

“他们是那么漂亮的孩子，”他说，“你永远也不会想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自己或你朋友的身上。至少福妮雅相信她的孩子现在和上帝在一起。”

某个傻瓜是这样告诉报纸的。两名儿童在当地居民楼火灾中丧生。“‘根据初步调查，’唐诺德森警官说，‘有证据表明一台小取暖器……’乡间路上的居民说他们察觉到起火是在孩子的母亲……”

在孩子的母亲将自己从她正在吮吸的阴茎上恋恋不舍用力扯开的时候。

“孩子的父亲，莱斯特·法利，几分钟后冲出走廊。邻居说的。”

准备一次性地把我杀死。他没有成功。后来我也没有成功。太令人惊讶了。怎么还没有人对两个死掉的孩子的母亲下手，太奇怪了。

“不，我没有，王子。那次也没成功。所以，”她悄悄地对鸟耳语着，熠熠闪光的黑色羽毛在她手下的感觉是温暖滑润的，不像任何她曾经把玩过的东西，“我们才在这里相聚。一只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乌鸦的乌鸦，一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女人的女人。我们相互投缘。娶我吧。你是我的归宿，你这可笑的鸟儿。”接着她后退一步，鞠一个躬，“再见，我的王子。”

鸟有所应答。一声高亢的叫唤，听上去那么像“酷，酷，酷”，以至于她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当她转过身向女孩挥手道别时，她对她说：“嘿，比我离开街上那些家伙的时候好多了。”

她留下了戒指。科尔曼的礼物。在女孩不注意的时候，她把它藏在了笼子里。和一只乌鸦定了终身。这是门票。

“谢谢你。”福妮雅招呼说。

“不客气。星期天快乐。”女孩在她背后大声说。随后，福妮雅驾车回到科尔曼家，去吃她的早饭，看看和他下一步如何发展。戒指在笼子里。它得到了戒指。它得到了一枚三百美元的戒指。

到匹茨堡参观活动墙的旅行是在老兵纪念日进行的，那天下半旗，许多城市举行游行，百货公司降价售货。和莱斯特有相同感觉的老兵在这一天比在一年中任何别的日子里对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府更感到厌恶。现在轮到他在乐队奏乐和人人都挥舞着手中小旗的时候，参加某个廉价的游行队伍，到处走来走去了?现在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的越战老兵以换取一分钟的快乐?要是他们现在这么急切地想在那儿见到他，当初他回家的时候又何必朝他吐口水呢?怎么会有老兵睡在街上，而那个逃避服兵役的家伙却睡在白宫里呢?滑头的维利，三军统帅。狗娘养的。在老兵预算紧缩的时候却在使劲捏那个犹太妞儿的胖大奶子。就性交的事撒谎?狗屎。不要脸的政府什么事都撒谎。不，美国政府已经在莱斯特·法利身上开了足够的蹩脚玩笑，却没有在老兵日的笑话上增添半点佐料。

然而他还是加入了，偏偏在那一天，乘坐在路易的面包车里往匹茨堡驶去。他们的目的地是十五年来一直在国内巡回展出的真墙一半大的仿制品，它将于11月10日至16日由匹茨堡国外战争老兵协会筹办，在华美达酒店停车场展出。和他一道的是陪他闯过中国餐馆难关的那同一支队伍。他们将让他单独一个人去，他们将全程安慰他说：我们会陪着你，会站在你身边，如果需要，我们会七天七夜地陪伴你。路易甚至说在那以后莱斯特可以跟他和他太太住在他们家里，不论多久，他们都会照顾他。“你不需要一个人回家，莱斯特，只要你不想，就不必。我认为你不必勉强。你来跟我和苔丝一起住。苔丝目睹了全过程。苔丝理解。你不必为苔丝担心。当我回家的时候，苔丝成为我的动力。我当时的观点是，怎么可以让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我随时会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你知道的。你知道这种事，莱斯特。但感谢上帝，苔丝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如果你要的话，她也将站在你身边。”

路易对他来说是个兄长，任何人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兄长，但因为他不放过他非要他去看墙，因为他那么狂热地执意要他去看墙，莱斯特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扑过去卡他的喉咙，把这个杂种掐死。瘸腿杂种，放过我！住嘴，别再对我说你怎样花了十年的工夫才走到墙跟前。住嘴，别再对我说这该死的墙怎样改变了你的生活。住嘴，别再对我说你怎样和米基言归于好。住嘴，别再对我说米基在墙面前对你说了什么。我不想知道！

然而，他们却出发了，路上，路易又对他重复这些话：“没关系，路易——这是米基对我说的，而这也是肯尼将要对你说的。他告诉我的是，莱斯特，没问题，我可以继续过我的生活。”

“我受不了。路易——调头。”

“伙计，放松。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

“把这该死的东西转回去！”

“莱斯特，你只有去了才知道。你必须去，”路易温和地说，“你必须知道。”

“我不想知道！”

“再服些你的药怎样?一点劳拉西泮。一点安定。微微过量不会伤到你的。给他倒杯水，契特。”

当他们到达匹茨堡，路易把车停靠在了华美达酒店对面的路边时，让莱斯特下车可不容易。“我不干。”他说，于是其他几个人只好在车外面站着抽烟，好给莱斯特更多的时间，等待过量的劳拉西泮和安定发挥效应。路易在街上拿眼睛盯着他。周围有许多警车和许多大客车。在墙那边正举行着一个庆典仪式，你可以听到有人对着麦克风讲话，某个当地的政客，很可能是那天早晨第十五名大发空头议论的人。“姓名镌刻在我后面墙上的这些人是你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他们是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黑人、白人、本地人——全都是美国人。他们发誓保卫和护佑，并且为了遵守誓言而捐躯。没有任何的荣耀、任何的仪式能够充分表达我们的感激和景仰。下面这首诗是几个星期前在俄亥俄留下的，我愿与你们分享。我们缅怀你们，微笑着的、骄傲的、强壮的你们/你们告诉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记得那最后的拥抱和亲吻……”

当这个演讲告一段落时，又来了另外一个。“……我站在镌刻着名字的墙前面，当我放眼望去，看见像我一样的中年人，他们当中有的佩着勋章，穿着部分军服，我看见在他们的眼睛里有着微微的悲哀——也许这就是我们都是兄弟摔跤手，步兵。离家万里之遥时，无一没有学会的那种望眼欲穿的眼神——当我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似乎又回到三十年前。这面流动墙的固定形式是1982年11月13日在华盛顿开放的。我花了几乎两年半的时间才到达那里。回首那段时间，我明白了，跟许多越战老兵一样，我有意远离它，因为我知道它会引发痛苦的记忆。于是，在一个华盛顿的夜晚，当暮色降临时，我独自来到墙面前。我把妻儿留在了旅店里——我们正在从迪斯尼回家的途中——去瞻仰了墙，并独自在它的最高处，接近我此刻站立的位置，驻足良久。记忆涌上心头——感情的旋风席卷而来。我回想起一同长大的伙伴，一道打球的伙伴，现在在墙上的人，匹茨堡人。我记起我的无线电发报员，萨尔。我们是在越南相遇的。我们玩‘你来自何方’的游戏。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的哪里。他来自西斯普林菲尔德。我说我来自匹茨堡。而萨尔在我离开后一个月死了。我4月回到家里，拿起一份当地报纸，看见萨尔不会在匹茨堡或斯普林菲尔德和我一道喝酒了。我还回想起一同服役的其他人……”

随后，来了一支乐队——很可能是一支陆军军乐队——奏起《绿色贝雷帽战歌》，这使得路易认为最好等到仪式彻底结束以后再让莱斯特下车。路易计算了他们的抵达时间，以致他们不用对付长篇大论的讲演或感情色彩浓重的乐曲，但很可能节目开始得晚了，因此他们还是赶上了。不过，看看表，快到中午了，他估计仪式已接近尾声。啊，不错——突然他们完事了。独支小号吹奏起踢踏舞曲。没什么两样。站在马路边上，被一大批空客车和警车所包围，听踢踏舞曲本来就够受的了，更何况身处此情此景，耳边阵阵啜泣声，叫人怎么能又要应付踢踏舞曲，又要应付墙。踢踏舞曲，合奏的踢踏舞曲，踢踏舞曲最后的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音符，然后乐队奏起《上帝保佑美国》，路易听见墙下的人都跟着一起唱——“从高山，到平原，直达白色浪花飞溅的海洋”——一分钟过后，完了。

在车里面莱斯特仍然抖个不停，但他似乎并没有不断地朝后面张望，只是偶尔扭头看一看“那些东西”，所以路易艰难地爬回车里，在他身边坐下，明白莱斯特的整个生命此刻就构筑在他对即将要发现的东西的恐惧上，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将他拉到那儿，一次性地解决掉。

“我们叫斯威夫特先去，莱斯特，为你找肯尼。墙相当长，比你一个个名字看过去要好得多，斯威夫特和大伙一道过去，预先找到确切位置。名字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板上面。他们按时间先后排列，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我知道肯尼的时间，你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