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场葬礼。
首先是福妮雅的，战斗山上的公墓，一个我每每驱车经过总令我心惊肉跳的地方，即使大白天我也止不住起鸡皮疙瘩。由于古老墓碑的死寂和时光的凝固而神秘莫测，又由于与原本是印第安坟场相毗邻的州立森林保护区的缘故，更显得阴森可怖——一片广袤、林木森森、巨石累累的蛮荒之地，上面分布着脉络状的山溪，晶莹的水流沿着一座座峭壁跌落而下，林中居住着小狼、短尾猫，甚至黑熊，还有游荡掠食的鹿群，据说其种群的庞大可与前殖民时代相比。牛奶场的女人在黑黢黢的森林边缘购买了福妮雅的墓地，组织了这朴素无华的仪式。两人中较为外向的，称自己为萨丽的那位，发表了第一篇悼词，在介绍她的伙伴和孩子们以后，说：“我们都和福妮雅同住在奶场上，我们今天早晨来到这里的原因和你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一样：为了纪念一个生命。”
她讲话的嗓音是欢快嘹亮的，她是一个小个头、强健、圆脸盘的妇人，穿着宽大的黑色长裙，乐天地决心把握一种不会在六个农场长大的孩子心里引起任何消极情绪的观点。孩子们都整整齐齐地穿着他或她的最好的衣服，每人手握一把花，准备在入土前撒在棺材上面。
“我们中有谁，”萨丽问，“会忘记她那爽朗热情的笑声?福妮雅能以她极富感染力的笑声，也能以她突然做出的某件事情让我们捧腹不止。而且她还是，你们知道，一个有着深层精神追求的人。一个有着精神生活的人，”她重复道，“精神生活的追寻者——最能描述她信仰的词乃是泛神论。她的上帝是自然，她对自然的崇拜延伸到对我们小小牛群的热爱上，其实是对所有的奶牛，对作为人类的养母的最为仁慈的生灵的爱。福妮雅对家庭奶场这个机构怀着巨大的敬意。她和佩格，我，以及孩子们，同心协力，努力使家庭奶场作为我们文化遗产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在新英格兰蓬勃发展。她的上帝是你在我们农场四周随处可见的一切，你在战斗山四周随处可见的一切。我们选择这里作为福妮雅的安眠地是因为自土著居民在这里向他们的亲人道别以来这地方一直是方圣土。福妮雅讲给我们孩子听的最动人的故事——关于牛棚里的燕子和田野里的奶牛，关于高高地在我们田野上空翱翔的红尾鹰——与你们在这座山顶上可能听到的故事一模一样，当然是在伯克夏地区的生态平衡尚未遭到破坏，尚未有……”
无所不晓的语气来了，赞词其余部分的环境保护论的卢梭主义让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第二名致辞者是斯莫基·霍伦贝克，原雅典娜体育明星、有形资产总管、福妮雅的老板，以及——据我从雇用他的科尔曼处得知——一度还是别的什么。福妮雅实际上是在她第一天加入他的保管员队伍就被他招募进入他的后宫的，而一等莱斯特·法利不知用什么手段探知斯莫基拿她派什么用场，他便从后宫将她撵了出去。
斯莫基没有像萨丽那样讲到福妮雅崇尚自然的泛神论的纯净性；以他作为学院代表的身份，他将重点放在她管理家务的能力上，从她为本科生打扫宿舍而对他们产生的影响谈起。
“福妮雅的在场给学生带来了变化，”斯莫基说，“他们有了这样一个人，不论什么时间见到她，都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询问身体怎样，感冒好了没，课上得怎么样。她总是花上一两分钟跟他们聊聊，和他们亲近亲近，再开始工作。时间一长，她对学生来说不再是个视而不见的人，不再仅仅是个管家，而是另外一个他们心怀敬意的人物。因为他们认识福妮雅，其结果是他们更加认识到不能丢下一堆垃圾让她去收拾。相反，你可能有另外一个管家，从不用眼睛看着你，真正对学生敬而远之，真正不管学生在干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嘿，福妮雅可不是那样——从来不是。学生宿舍的状况，我发现，直接跟学生和他们管家的关系有关。我们要装配的破玻璃窗的数目，我们得填补的墙洞的数目，都是学生用脚踢，用拳头捶，用它们出气造成的……不论什么状况。墙上的涂鸦。全部的。咳，如果那是福妮雅的楼房，一概没有这些。那幢楼就导向良好的生产率，导向学习、生活，产生与雅典娜同舟共济的感觉……”
这位身材颀长、头发拳曲、相貌英俊、年轻的有家男人曾经作为福妮雅的情人而成为科尔曼的前任，表演得实在精彩至极。从斯莫基的完美无缺的与清洁女工的肉体接触中，从他告诉我们的话里，并不比萨丽故事里的泛神论更容易让人想象。“早晨，”斯莫基说，“她打扫北大楼和那里的行政办公室。虽然她的任务每天都稍有不同，可每天上午都有基本的任务得完成，她总是干得好极了。废纸篓倒空，休息室，楼里有三间，统统清扫整理得焕然一新。只要哪里有脏，立即用潮拖把拖干净。人流频繁的区域每天用吸尘器打扫，不太频繁的区域则每周一次。掸尘通常按周进行。前、后门上的格窗几乎由福妮雅按日清洗——根据人流频繁的程度。福妮雅总是非常地专业，她十分注意细节。有时你可以开吸尘器，有时你不可以——从来没有过一次，一次都没有过，由于福妮雅·法利的缘故招来投诉。她很快地就发现什么时候做哪样工作最合适，最不影响其他人。”
我在墓地周围数了一下，不计孩子，共有十四人，其中学院分遣队似乎只包括斯莫基和一小组福妮雅的清洁工同事；四名维修工，穿着西服上装，打着领带，默默地站着，聆听着对她工作的溢美之词。据我的观察，其余的悼念者不是佩格和萨丽的朋友，便是在农场买牛奶以及上那儿参观得以认识福妮雅的当地人。西里尔·福斯特，我们的邮政局局长，义务火警队队长，是我认出的唯一的当地人。西里尔是在小乡村邮局认识她的，福妮雅一周两次去那里打扫卫生，科尔曼也是第一次在那里见到她的。
人群里有福妮雅的父亲——一个块头很大、上了年纪的人，萨丽已在她的悼词里对他的到场有所表示。他坐在一张轮椅里，离棺木只有几英尺，由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看护着，菲佣或伴侣。那女人直接站在他身后，在整个仪式中都毫无表情，倒是他还将前额伏在掌心里，不时地淌下泪水。
环顾左右，却不见我认为可能是在网上发布了悼念福妮雅文字的人，我是前一天晚上发现的，张贴在雅典娜教职员论坛新闻组上。帖子是这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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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克莉丹纳斯特拉@houseofatreus.com</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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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教职员论坛</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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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福妮雅之死</blockquote>
<blockquote>
日期：1998年11月12日，星期四</blockquote>
当时我正出自好奇查看教职员论坛日历，看看西尔克院长的葬礼会不会出现在即将安排的事项中，却偶然发现了它。为什么发这个满口脏话的帖子?寻开心?逗乐子?是否只是（或至少是）迫害狂奇思怪想的悖谬张扬，还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背叛行为?会不会是德芬妮·鲁斯张贴的?难道是她的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指控?我认为不会。她在闯入故事后，再玩她足智多谋的把戏也没有更多可赚的了，而且倘若“克莉丹纳斯特拉@houseofatreus.com”被人发现是她的杰作，她会输得很惨。再说，从手头的证据看来，里面没有典型的德芬妮式阴谋的那种技巧或设计的痕迹——她的诡计充满应急的即兴制作、歇斯底里的小家子气、业余作者过分激动的不假思索的冲动，以及事后令犯事者都觉得不足为信的希奇古怪的行为。她的反击缺乏那种刻毒的大师级的挑衅性和深思熟虑的算计，无论其结果如何都会令人反感。
不，这，很有可能，是受到德芬妮恶作剧的启发而产生的恶作剧，更加狡诈，更加自信，更加专业化地凶恶——毒性的一次重要升级。现在它又将引发出什么来呢?这种公众扔石子的行为到何时方能告一段落呢?这种轻信盲从又到何处才能了结呢?这些人怎么能够对一个又一个的人重复德芬妮·鲁斯告诉保安的故事——如此透明的虚假，如此明显的谎言，他们当中怎么会有人竟然信以为真呢?又如何能证明它与科尔曼之间的联系呢?无中生有的事，但他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相信了。虽然有点离奇——他破门而入，强行打开档案，闯入她的电脑，给她的同事发电子邮件——但他们相信这些话，心甘情愿地相信，迫不及待地重复。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自相矛盾的故事，然而却没有人——当然是公开地没有——提出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人把她的办公室翻得乱七八糟，以引起对他闯入事件的注意，倘若他要的只不过是设个骗局?为什么他要编出那么个广告，而实际上百分之九十的人看了也根本不会想到跟他有什么联系?如果真要做出她声称是他干的事，他非得是个疯子不可，但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发疯了呢?疯狂行为的历史何在呢?科尔曼·西尔克单枪匹马使这个学院起死回生——这人是个疯子?痛苦、愤怒、孤立，不错，但何至于疯狂?雅典娜人完全明白情况并非如此，然而，如同在幽灵事件中一样，他们心甘情愿地表现出似乎他们不明白。仅仅看见有人指控便以为足以证明。一听到臆断便信以为真。作案者不需有动机，更无需逻辑或推理，只要一个标签即可。标签便是动机。标签便是证据。标签便是逻辑。科尔曼·西尔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是个X，因为他是个Y，因为他两者皆是。先是个种族主义者，现在又是个厌恶女性者。在本世纪把他称为共产主义者已经为时过晚，虽然这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手法。眼下是一宗仇视女性的罪行，因为犯案者不惜对一名不堪一击的学生口吐凶恶的种族主义评语的能耐是早已不证自明的了，这就为所有的一切提供了解释——这件事以及疯狂。
弹丸之地的魔鬼——闲言碎语、妒忌、刻薄、无聊、谎言。不，乡土毒药无济于事。大家在这儿都待腻了，他们心生妒意，他们的生活不过如此，并将永远如此而已，于是，对这个故事不假思索地、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复述——电话里、街道上、自助餐厅里、课堂上。在家里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并不是由于车祸就没有时间证明这是个谎言——事实上倘若不出车祸，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可能编造谎言。可是他的死亡却成全了她。他的死亡拯救了她。死亡便是这样插手一切的。一切的怀疑、一切的担心、一切的犹豫都被最伟大的藐视万物者——死亡——横扫一空。
当我在福妮雅葬礼结束后独自走向我的车子时，依然无法确定学院里究竟谁会有这种心思编造出克莉丹纳斯特拉帖子——最残忍的艺术形式，网上艺术形式，因为它的匿名性质——我同样也无法预测还会有谁，任何人，出来以匿名形式散布别的什么。我所能肯定的是邪恶已被释放，就科尔曼的行为而言，没有一件荒唐事会被人放过，不用来制造出煽动愤怒的解释。一场瘟疫正在雅典娜蔓延——这就是在他死后我思路的朝向——瘟疫蔓延的容器是什么呢?这便是。病原体就藏身于此。在以太之中。在宇宙的硬盘之中。永恒的、不可删除的、人类邪恶的标志。
如今人人都在以幽灵为题进行着写作——人人，然而，尚未包括我。
我将请你们（教职员论坛帖子如此开始道）就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进行一下思考，并非仅仅有关一个无辜的三十四岁妇女的惨死，虽然死亡本身已够可怕，而且有关恐怖事件的特定场合，有关这个几乎是用艺术手腕设计了那些场合，以完成他对雅典娜学院及其过去的同事的复仇系列的男子。
你们中有些人或许知道在科尔曼·西尔克上演那出自杀式谋杀——这正是那人当晚将车驶出路面，冲过护栏，落入河里的所作所为——之前，他强行进入巴顿大楼一间教员办公室，洗劫文件，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故意伪造为一名教员所写，以此设计陷害她。他对她及学院所造成的伤害不足挂齿。但指使那个幼稚可鄙的撬门而入及作伪行径的决心及恶意却在当晚稍后时间里——经过大大的加剧——启发他在杀死他自己的同时，以冷血手段谋杀了一个学院总务处工人，后者已在几个月前被他玩世不恭地诱骗得手，供他满足性需求。
设想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个妇女的困境，十四岁逃离家门，教育在中学二年级就结束了，在她以后短暂的生活里成为功能性文盲。想象一下她和一名奸诈的退休大学教授所作的斗争吧，后者在他十六年身为学院最专制独裁的院长的生涯中在雅典娜行使着比校长更大的权力。她会有什么机会抵制他的优势?而一旦屈从于他，一旦发现自己遭到一个反常的、远远超过她自己的男性力量所奴役时，她又会有什么机会探测他利用她体力劳动者的身躯达到他复仇目的的深度，首先是活着时，然后是死后?
在所有先后践踏她的无情男人中，在所有粗暴、毫无节制、冷酷无情、贪得无厌地折磨、打击和摧残她的男人中，没有一个人会像这个一心要跟雅典娜学院决一死战的人一样怀抱着如此被狭隘心胸的敌意所扭曲的心态，所以他选择一个雅典娜的自家人，以发泄他的复仇情结，其用心路人皆知。发泄在她的肌肤上，在她的四肢上，在她的阴器上，在她的子宫上。今年早先她被迫进行的人工流产——那曾将她投入自杀的危险深渊——只是无人得知的无数次在她遭蹂躏的肉体上所犯下的强暴行径的一个例证而已。我们现在知道谋杀现场的可怖位置，知道他为福妮雅安排的惨死的色情姿态，以便更好地记录在案——毕其功于独一无二的，不可磨灭的形象——她对他愤怒的蔑视的屈从，她的谄媚（可以延伸为对学校社区的屈从和谄媚）。我们知道——由于警方调查的可怕事实点点滴滴的聚拢，我们正在越来越清楚地了解——福妮雅血肉模糊的躯体上的疤痕并不都出自致命的事故，尽管事故犹如天崩地裂一般。验尸官在她的臀部和大腿上都发现有与车祸撞击无关的青紫块，是在早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实施的挫伤：不是使用钝物，便是使用拳头。
为什么?如此微不足道，却又大得足以使我们绞尽脑汁的词。但犹如谋杀福妮雅的凶犯这样生理上阴险毒辣的人，他的心理却是难以探测的。驱使此人的欲望植根于一片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那些先天无暴力倾向或后天无复仇意识的人，那些与文明地限制我们身上的野性及放纵的约束和平共处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这种黑暗。人心之黑暗无可言喻。但他们的车祸绝非偶然，这我敢于断言，如同我确知我与所有悼念雅典娜的福妮雅·法利的人分享哀思，后者所受的压迫开始于她的童贞岁月，并延续到她死亡的一刻。这场事故绝非事故：正是科尔曼·西尔克一直以来所渴望的。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能够回答，而且愿意回答。不仅为了消灭他们两人，而且为了同步消灭他作为她终极迫害者的一切历史印记。为了防止福妮雅揭发他的真实面貌，科尔曼·西尔克带着她和他一道沉入河底。
我们只好留在世上想象他决心隐藏的罪恶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次日科尔曼被埋葬在他妻子的身旁。料理得犹如整洁花园似的公墓，正对着学院平整的绿色海洋似的体育场，坐落在北大楼后的橡树林及六边型钟塔的脚下。我前一天夜里无法入眠，那天早晨起床时，仍然对事故及其意义被有系统地加以曲解并大肆传播感到心烦意乱，以至于坐立不安，连咖啡都没能喝完。一个人怎么能击退所有这些谎言?即使你说明某件事是个谎言，但像雅典娜这样的地方，一旦谎言出笼，就赖着不走了。我并没有绕着房子不安地踱步，等着到时间往墓地去，而是打好领带，套上茄克，往市镇街去——下山去一个我可以在心里琢磨、幻想以我的憎恶可以做点什么的地方。
还有我的惊讶。我从未想到他会死，更不要说看着他下葬。别的一切且不谈，一个已经七十多岁健壮的老人死于一场古怪的祸事本身就足以让人唏嘘不已——倘若他是被突发的心脏病，或癌症，或中风夺去生命，至少还说得通些。而且，那时我就肯定——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断定——这场事故是不可能在附近不见莱斯特·法利及其货车踪迹的地方发生的。当然，凡是发生在任何人头上的事情都不会事出无因，然而，有着莱斯特·法利在视线之内，有着莱斯特·法利作为基本起因，对造成法利蔑视的前妻和法利固执地窥测并使之勃然大怒的情人双双横死的这场便捷的灾难，难道不会因此而获得比捕风捉影更多的解释吗?
对我而言，得出这个结论并非出自于一种不愿想当然地接受不可知事物的思想倾向——虽然这正是州警察局在科尔曼葬礼后的那天上午所持的观点，当时我过去和那两位首先到达现场并发现尸体的警官交谈，他们对撞毁车辆的检查没有揭露任何线索能够证实我想象中的情景。我提供给他们的情况——关于法利对福妮雅的跟踪，关于他对科尔曼的窥伺，关于在离厨房门不远处近乎暴力的交手，当时法利吼叫着从黑地里扑向他们两人——统统都被耐心地记录下来，还包括我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然后他们对我的合作表示感谢，向我保证一切都将严格保密，并告诉我，如果查有实据，他们会来找我。
他们再没来过。
走出去时，我转身说：“能问个问题吗?能问一下车里尸体的位置吗?”
“你想要知道什么，先生?”巴里奇警官问。他是两个年轻人中较年长的一位，面无表情，安详殷勤，他的克罗地亚的家人，我记得，曾经是马达马斯卡酒店的老板。
“你们发现他们的时候，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姿势。雅典娜的谣言……”
“不，先生，”巴里奇摇摇头说，“不是那样的。谣传也不真实，先生。”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知道，先生。那明显是由于速度的缘故。你不能以那样的速度拐弯。杰夫·戈邓也不可能以那个速度拐弯。一个老家伙，几杯酒下肚，在他的大脑里翻筋斗，像个飙车手似的驶过那个弯道……”
“我不认为科尔曼·西尔克一辈子中曾经会像个飙车手似的开车，警官。”
“嗯……”巴里奇说。他举起双手，掌心对着我，意思是，我满怀对你应有的敬重，但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不可能知道。“车是教授开的，先生。”
现在巴里奇警官期待我别再像白痴似的把自己当做业余侦探干涉他们的事务，别再进一步发挥我的论点，而是礼貌地告辞。他已不厌其烦地一再称我先生，足以让我清醒地意识到究竟谁才是这儿的领衔主演，于是我离开了，如我所说，事情到此结束。科尔曼下葬的那天又是个反季节的风和日丽的十一月天。上个星期，树上最后的叶子凋零了，山地粗犷的基岩轮廓此刻在阳光中赤裸裸地暴露无遗，它的棱角和条纹仿佛是古老雕塑上以细致的影线铭刻出来的。那天早晨当我驱车前往雅典娜参加葬礼时，一种重现江湖、万象更新的感觉，由于远眺春天以来始终被树冠遮挡、此时方在阳光照耀下尽显峥嵘面目的山景，不合时宜地在我心中升起。地壳朴实无华的结构，经过几个月的耽搁，现在终于首次亮相，领受赞赏，是冰川猛烈攻击所展示的惊人破坏力的纪念物。冰川的攻击曾擦到隆隆向南倾倒的山体的边缘，沿途喷射出体积如酒店冰箱般大小的巨石——喷射的速度就像自动投球机扔出快球一般。当我驶过陡峭的林木森森的被当地人称做“巨石园”的山坡时——这里离科尔曼的房子仅有几英里远——看到赤裸裸的没有被夏日的树叶及其流动的阴影所荫庇的那些巨大的石块全都侧身而卧，犹如倾覆的巨石柱，虽被一起压倒，然而却依然巨大，完好无损。我再次惊骇地想到那一刻造成科尔曼和福妮雅与他们生命断离的巨大冲力，那股冲力将他们射入地球永劫不返的亘古。他们此刻犹如冰川般遥不可及。如同星球的开元。如同创世纪本身。
这就是我决定去找州警察局的时候。而那天，那个早晨，就在葬礼前，我没在那儿下车的部分原因是，在将我的车子停靠在镇上绿地对面时，我看见在波林饭店窗子里，福妮雅的父亲正在吃早饭——他和那个前一天在山上葬礼上为他推轮椅的女人坐在一张餐桌边。我立即进去，在他们旁边的空桌边坐下，点了饭菜，边假装阅读什么人留在我身边的马达马斯卡周报，边尽量偷听他们的对话。
他们正在谈论一本日记。在萨丽和佩格交给福妮雅父亲的遗物中，有福妮雅的日记。
“你不想看的，哈里，你根本不想看。”
“我必须看。”他说。
“你不必，”女人说，“相信我，你不必。”
“它不会比别的更可怕。”
“你不会想看的。”
大多数人自我膨胀，吹嘘他们仅在梦想中取得的成就，福妮雅却谎称自己没能掌握一门技艺——如此之基本的技艺，只消一两年的时间就能让世界上几乎每个学童略知一二的技艺。
这乃是我没有喝完果汁便得知的情况。不识字是一种行为——某种她认为取决于她处境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权利的来源?她唯一的、她仅有的权利的来源?一个以何种代价换取的权利啊?想想看。她同时也以不识字折磨自己。自觉自愿地承担起来。却并非为扮小，并非为防止自己被当做独立的孩子，恰恰相反，为了突出显示适应社会的野蛮自我。不是把学习作为一种窒息性的教化形式加以排斥，而是以一种更为强大更为优越的知识而加以践踏。她并不反对识字本身，但装做不识字对她来说感觉更好。日子变得更加麻辣爽口。她就是尝不够那种有毒的东西：决不勉强自己遵循非礼勿做、非礼勿露、非礼勿说、非礼勿思的规矩行事，而偏要做不当做的人，展示不当展示的部分，说不当说的话，思不当思的事。
“我不能烧掉，”福妮雅的父亲说，“是她的东西。我不能当做垃圾一丢了事。”
“好吧，我能。”女人说。
“不对头。”
“你一辈子都走在这个地雷阵里，你不需要再走了。”
“那是她唯一留下的东西了。”
“还有枪。也是她留下的。有子弹，哈里。她留下了那个。”
“她是怎么活过来的。”他说，听起来似乎快掉眼泪了。
“她怎么活的就是她怎么死的。死得活该。”
“你得把日记给我。”他说。
“不给。我们根本不该来。”
“烧掉，烧掉，我连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不过是为你好。”
“她说了什么?”
“不堪入耳。”
“哦，上帝。”他说。
“吃。你必须吃点东西。这些煎饼看上去不错。”
“我女儿。”他说。
“你尽力了。”
“我应当在她六岁时把她带走的。”
“你不知道啊。你怎么知道她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应当把她留在那个女人身边。”
“而我们根本就不应当来，”他的伴侣说，“你只差在这儿病倒，那么一切就功德圆满了。”
“我要骨灰。”
“他们应当把骨灰埋了。在那儿。和她一起。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
“我要骨灰，西尔。那是我的外孙。那是我所有可以展示的一切。”
“我把骨灰处理掉了。”
“不！”
“你不需要那些骨灰。你受的罪够多的了。我不要让你出什么意外。那些骨灰不会上飞机。”
“你干了什么?”
“我处理了，”她说，“我心怀敬意，但它们不存在了。”
“哦，我的上帝。”
“结束了，”她告诉他，“都结束了。你尽了义务。你不仅尽了义务。你不需要再做什么了。现在你吃点东西吧。我把房间的东西都收拾了。付过钱了。现在只剩送你回家。”
“哦，你是最好的，西尔维娅，最好不过的。”
“我不要你再受伤害。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你是最好的。”
“尽量多吃点，这些看上去真的不错。”
“来些?”
“不，”她说，“我要你吃。”
“我吃不下那么多。”
“蘸糖浆。这儿。我来，我来倒。”
我在外面等他们，在草坪上，当我看见轮椅出了餐厅大门时，我穿过马路，在她推着他离开波林餐馆时，我做了自我介绍，边走在他身旁，边讲话。“我住在这儿。我认识你女儿。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见过她好几回。我昨天参加了葬礼。我在那儿看见你。我想向你表示哀悼。”
他是个骨架很大、个子很高的人，比当时在葬礼上蜷缩在轮椅里时看上去大多了。他一定不止六英尺，但他严苛、瘦骨嶙峋的面孔（福妮雅的毫无表情的面孔，正是她的面孔——薄薄的嘴唇，高耸的颧骨，轮廓清晰的鹰钩鼻，同样深陷的蓝眼睛，眼睛上方围绕着浅色睫毛的是那相同的眼泡肉，相同的饱满程度，我在奶场看到她时曾鲜明地感到那是她的一个异国标记，她面孔唯一诱惑性的标识）——那张面孔上的表情却属于一个不仅被判终身轮椅监禁，还必须在余生中遭受更严重不幸煎熬的天谴的人。虽然高大，或曾经魁梧，他身上却除了恐惧，别无其他。我在他抬头对我表示感谢的刹那间，看见隐藏在他眼光后面的恐惧。“你太客气了。”他说。
他大约与我同年，但他的用语，可以追溯到我们两人都尚未出生的时代，分明表现出有过一个优越的新英格兰童年。我先前在餐厅里就对此有所察觉——它，仅以这种用语，这种有钱人的、半英国化的用语，受制于完全异于美国的礼仪至上的社会习俗。
“你是福妮雅的继母吗?”这与使用其他方法引起她的注意没有任何区别——也许让她放缓速度也不得不如此。我猜想他们是回到草坪对面街拐角的学院招待所去。
“她是西尔维娅。”他说。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停一停，”我对西尔维娅说，“让我跟他谈谈。”
“我们在赶飞机。”她告诉我。
既然她明显地下定决心要把我当场从他身边赶走，我只好说（同时依然跟着轮椅往前走）：“科尔曼·西尔克是我的朋友。他没有把车开出路面。他不可能那样做。没有迹象。他的车是被撞出去的。我知道谁应当对你女儿的死负责。不是科尔曼·西尔克。”
“别推了。西尔维娅，停一会儿。”
“不，”她说，“真是疯了。真是受够了。”
“是她的前夫，”我对他说，“是法利。”
“不，”他有气无力地说，仿佛我用子弹射中了他，“不——不。”
“先生！”她停了下来，对，但那只没有抓紧轮椅的手却伸出来一把揪住了我上衣的前襟。她是个矮小、年轻的菲律宾女人，有着一张小小的绝不饶人的浅褐色面孔，我可以从她无畏的黑色眼睛的决心里看出人间事务的纷乱决不允许稍稍接近由她保护的一切。
“你能不能停一会儿?”我问她，“我们难道不可以到那边草地上坐下来聊聊吗?”
“这人身体不好。你正在耗费一个重病人的力气。”
“但你们有一本属于福妮雅的日记。”
“没有。”
“你们有一把属于福妮雅的枪。”
“先生，走开。先生，别烦他，我在警告你！”她说着就动手推我——用那只原来抓住我茄克前襟的手，猛地将我推开。
“她有枪，”我说，“是为了防止法利攻击她。”
她尖刻地回答道：“可怜的东西。”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跟着他们拐过街角走到旅馆外的门廊。福妮雅的父亲此刻已经毫不避讳地哭泣着。
当她转身发现我还在那儿时，便说：“你坏事干得够多了。滚，不然我叫警察了。”在这个小个子身上潜藏着一股残暴的力量。我明白了：要维系他的生命似乎非如此不可。
“别毁了那本日记，”我对她说，“里头有记录……”
“脏东西！有脏东西的记录！”
“西尔，西尔维娅——”
“他们所有的人，她，她弟弟，母亲，继父——整个一窝，践踏了这个人的一生。他们抢他的钱。他们欺骗他。他们羞辱他。他女儿是个罪犯。十六岁怀孕生孩子——她把孩子撂在孤儿院。她父亲本可以领养那孩子。她是个众所周知的婊子。枪支、男人、毒品、污秽和性。他给她的钱——她用那钱做了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对孤儿院的事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任何关于钱的事。”
“毒品！她偷钱买毒品！”
“我对那也一无所知。”
“全家——脏东西！发发善心吧，求你！”
我转向他。“我想让犯下这两宗命案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科尔曼·西尔克没有伤害她。没有杀害她。我请求只和你谈一分钟。”
“让他，西尔维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