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是赤铁矿。”
“我以为是样子古怪的硅锌矿。那这一块呢?”他问。“是亚铅云母吧?”
“是。小硅锌矿。还有一块方解石。”
“五块钱一块怎么样?太贵吗?”勃朗尼问道。
“有人可能会要，”汤米说。
“你也是这一行的吗?”我问勃朗尼。
“这是我爸爸的收藏品。他过去在工厂。被人杀了。我卖这个要结婚用。”
“好女孩，”汤米告诉我。“讨人喜欢。是个漂亮女孩。斯洛伐克女孩。默斯克女孩。人很好，又诚实，人干净，会运用头脑。她那样的女孩不再有喽。他要一辈子都和玛丽·默斯克在一起。我跟勃朗尼说，‘你对她好，她就对你好。’我有那样一个妻子。斯洛伐克女孩。世上最好的。这世上没人能取代她的位置。”
勃朗尼拿起另外一件标本。“是锰硅灰石吗?”
“是锰硅灰石。”
“上面有一点硅锌结晶体。”
“没错。就在那里，有一点硅锌结晶体。”
这样有近一个小时，后来勃朗尼开始把他的标本装回书包，要回他工作的杂货店去。
“他会取代我在锌镇的位置，”汤米告诉我。
“哦，我不知道，”勃朗尼说道。“我不会像你知道得那么多。”
“但你还是得去做。”突然汤米的声音热烈起来，几乎是痛苦的。“我想有个锌镇人来接替我这里的位置。我要个锌镇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尽我所能来教你。好让你能有些成果。你有这个资格。是锌镇人。我不想教镇外头来的其他人。”
“三年以前我开始在午餐时间到这里来。那时我什么都不懂。他教给我这么多。是吗，汤米?现在我干得很不错了。汤米能说出矿山的情况，”勃朗尼对我说。“他能告诉你是来自矿山何处。哪一层，有多深。他说，‘你得把石头握在手里。’对吗?”
“对。你得把石头握在手里。得摸摸矿石。得看看它们不同的基质。如果不懂这个，就不会了解锌镇的矿石。他现在就知道了，知道这是不是出自另一个矿区还是出自这个矿区。”
“他教会我这个的，“勃朗尼说。”一开始我辨不出出自什么矿区。现在能了。”
“因此，”我说，“有一天你会坐在这里的。”
“希望会。就像这一块，这是这个矿区的，对吗，汤姆?这一块也是吧?”
因为我希望再过一年会拿到去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芝加哥之后，会成为我这一代的诺曼·科温，因为我哪里都会去到而勃朗尼哪里都不会去——但主要是因为勃朗尼的父亲已在厂里被杀死，而我自己的父亲还活着，身体很好，并在纽瓦克担心着我——所以我和这个穿着围裙的杂货商助手说起话来比汤米说得还要热情，他生活中的希望就是和玛丽·默斯克结婚，接汤米的位置。“嗨，你很棒！真好！”
“为什么呢?”汤姆说。“因为他就是在这里学会的。”
“我从这个人这里学会的，”勃朗尼骄傲地对我说。
“我想让他成为下一个接替我的人。”
“有生意来了，汤姆。我得赶快走了，”勃朗尼说。“很高兴认识你，”他对我说。
“很高兴认识你，”我答道，好像我是年纪大的人而他是孩子。“十年以后我再回来，”我说，“就在这里见你。”
“哦，”汤姆说，“他确实会在这里的。”
“不，不，”勃朗尼喊道，他沿高速公路走着，第一次轻松地笑了。“汤米还会在这里的。不是吗，汤姆?”
“我们等着看吧。”
其实，十年以后在那里的是艾拉。艾拉一被广播界列上黑名单，一人住在小木屋，需要有个收入来源，汤米也就教了艾拉。就是在那里艾拉倒下死去。那时艾拉主动脉停止运转，当时他正坐在汤米那块平坦石头上，卖矿石标本给游客和他们的孩子，告诉他们，“女士，你们的孩子出来以后，这里有给他们的半块钱一袋子的，特别的石头，就来自我在那里挖了三十年矿的矿区。”
艾拉是如此结束他的生命的。他做了看矿石堆的，当地老居民都叫他吉尔，就是冬日也坐在外面，给一些人生上火，得几块钱。但是在那个晚上，在我的露台上，默里告诉我艾拉的故事之前，我并不知道。
第二年，我离开前一天，阿蒂·索科洛和他一家从纽约开车来到锌镇和艾拉共度那个下午。埃拉·索科洛，阿蒂的妻子，怀孕约七个月了，她是个快乐的女人，黑头发，脸上有雀斑，她的父亲是爱尔兰移民，艾拉告诉我说，他曾在阿尔巴尼亚做过蒸气管装修工，是工会里头一位理想主义的大个子，彻底的爱国者。“《马赛曲》，《星条旗之歌》，俄罗斯国歌，”那天下午埃拉笑着跟我们说，“老人听到所有这些曲子都要起立。”
索科洛夫妇有一对六岁的双胞胎，虽然那天下午以一场触身式橄榄球开始得很愉快——裁判是艾拉的邻居，雷·斯维克孜——其后是在野外吃午餐，食物是埃拉从城里带来的，我们都在池塘边的斜坡上吃饭，雷也在。最后却以阿蒂·索科洛和艾拉站在池塘里告终，他们面对面，互相朝对方大叫，那样子让我惊骇。
我正坐在野餐毯子上和埃拉聊《我的辉煌兄弟》，霍华德·法斯特的一本书，她刚读完。是本历史小说，场景是古犹太国，写的是公元前二世纪马加比家族对抗安条克四世的斗争，我也读过这本书，在艾拉的哥哥第二次做我的英文老师时还在学校为他就此做过报告。
埃拉听我说，她听每个人说话都是这样：全都收纳了，好像她为你的言辞温暖着。我一定是说了近十五分钟，一字一字重复我曾写给林戈尔德先生看的国际主义者进步派的评论，埃拉一直显得好像我讲的东西是再有趣不过。我知道艾拉非常欣赏她一生都是一位激进派，我想让她也赞赏我是个激进派。她的背景，她怀着孕，形体高贵，她做的一些手势——她用手掠过的手势，使她在我看来是特别的无拘无束——这一切都使埃拉·索科洛具有一种英雄式的权威，我想引起这权威的注意。
“我读法斯特的书，我敬重法斯特，”我跟她说着，“不过我以为他太强调犹太国人的斗争，他们为着回到过去的情形，回到他们对传统的崇敬和后埃及奴隶制时代而斗争。书里总共有太多纯粹民族主义的——”
就在那时我听到艾拉喊道，“你在屈服！害怕了逃跑了，屈服了！”
“如果没有，”索科洛也喊道，“就没人知道没有！”
听到艾拉声音里的怒气，我讲不下去了。突然间我能想到的全是那个故事——我曾经不愿相信的——是前中士欧文·戈尔斯坦在他的枫林厨房里跟我说过的关于巴茨，关于艾拉在伊朗要淹死在阿拉伯河里的那个人。
我对埃拉说，“怎么了?”
“就给他们点空间吧，”她说道，“希望他们平静下来。你平静一下。”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
“他们为出了错的事互相指责。他们争的是和演出有关的事。镇定，内森。你没见过多少愤怒的人。他们会冷静下来的。”
他们看上去却不像。特别是艾拉。他在池塘边前前后后地冲来冲去，长胳膊朝各个方向猛伸出去，每次他回过身对着阿蒂·索科洛，我都以为他要用拳头揍他了。“你干吗作那些该死的改变呢！”艾拉喊道。
“保持下去，”索科洛回答道，“我们承受的损失就会多于我们的所得。”
“胡说八道！让那些混蛋知道我们是说到做到的！还是把那该死的东西放回去！”
我对埃拉说，“我们不该做点什么吗?”
“我这辈子都在听人争论，”她告诉我。“这些人为他们似乎不能避免犯下的疏忽和行为而互取攻击。如果他们是打起来了，那就另当别论了。不然的话，你就离远点。如果在人已经很激动的情况下你再加进去，做什么事都会是火上加油。”
“您要这么说的话就算了。”
“你过去是给保护得好好的吧，是吗?”
“是吗?”我说道。“我是努力不要的。”
“最好置身事外，”她告诉我，“部分是出于尊重的考虑，让他没有你的干预也能冷静下来，部分是出于自我保护，部分是因为你的干预只会使事情更加恶化。”
与此同时，艾拉一直不停咆哮。“一周打击他妈的一回——现在就连这都不行了吗?那我们在广播上在干什么呢，阿瑟?发展我们的事业吗?一场斗争强加在我们身上了，而你却要逃跑！是决一雌雄的时候了，阿蒂，你却没胆子地跑了！”
尽管我知道这两位炸药桶如果开始动手，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还是跳起来向池塘跑去，身后跟着走路样子可笑的雷·斯维克孜。上次我尿了裤子。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和雷一样并不知道如何避免灾难，但我还是径直跑进了他们的冲突中。
我们到达他们那里前，艾拉已经退出，正直截了当地从索科洛身边走开。显然他仍很生那人的气，但是他也很明显是在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和雷追上他，走在他身边，艾拉喘着气，断断续续急促地跟自己说着什么。
他人在这里，思想却在别处，他既在又不在，这两种状态的混合让我困扰，我终于开口说。“怎么了?”他好像没听见，我设法说点什么来引起他的注意。“是为了剧本吗?”突然他勃然大怒，说道，“如果他再干这个我就杀了他！”他说这话不只是为了戏剧效果。纵然我不愿意，仍很难不去百分百地相信他的话。
我想到了，巴茨。加威奇。索拉科。贝克尔。
他的脸上是暴怒的神情。原始的愤怒。愤怒，和恐惧，都是原始的力量。他的一切都从这神情演变而来。我想，他运气好没被关起来，这结论出现得极意外，一个崇敬英雄的孩子两年以来维系在他崇拜的英雄的正义气概上，竟会自发有了这个推论，但我一旦不再如此焦虑，就把它丢到了一边——这个推论要在四十八年以后待默里·林戈尔德来为我证实。
伊夫由模仿彭宁顿从而走出了她的过往；艾拉则用强力走出他的过去。
争论爆发时埃拉的双胞胎孩子逃离了池塘边，待我和雷回来时，他们正在野餐毯上躺在她的怀里。“我想日常生活可能比你了解的要无情一些，”埃拉对我说。
“这是日常生活吗?”我问道。
“我生活过的地方都是如此，”她说道，“接着讲。接着讲霍华德·法斯特吧。”
我尽力接着讲，可是想到她丈夫和艾拉的对峙，倘若索科洛的劳动阶级妻子并未为之所动的话，我却是仍为此感到不安。
我说完了，埃拉大笑。从她的笑声中你能听出她的自然，还有那些可厌的事情，但她已学会去忍耐。她笑起来就像有的人脸红：突然一下红得彻底。“呀，”她说。“现在我拿不准我读了什么了。我自己对《我的辉煌兄弟》的评价是简单的。也许我没有足够的深入思考，不过我只是想，这些粗糙坚强又可敬的人相信人是有尊严的，并愿为之奉献生命。”
那时阿蒂和艾拉已经冷静下来，从池塘走到了野餐毯子这里，艾拉说（显然他是试图说一点话，能让大家，包括他自己在内，放松并回复当天本来的气氛），“我得看一看。《我的辉煌兄弟》。我得要来看看。”
“它会给你的脊梁里放上钢铁，艾拉，”埃拉对他说，接着就张大嘴笑了，补一句，“我可没认为你的脊梁需要这个啊。”
于是，索科洛朝她探过身子，大吼道，“是吗?谁的脊梁需要呢?那是谁的脊梁需要呢?”
听到这个，索科洛家的双胞胎哭了起来，惹得可怜的雷也哭了。埃拉自己也头一回生气了，气得好像发疯，说道，“上帝，阿瑟！镇定你自己！”
当晚，艾拉独自和我在小木屋里，开始气愤地说到名单，这时我更加全面明白了下午的迸发下面隐藏的是什么。
“名单。列着名字、罪名和指控。每个人，”艾拉说，“都有一张名单。《红色路线》。乔·麦卡锡。国外战争退伍军人会。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美国军团。天主教杂志。赫斯特派系的报纸。这些名单有各自专用的数字——141，205，62，111。对任何事有过不满，批评过，或是抗议过——或是和批评或抗议过任何事情的人有关联——的人都列在名单上，都成了共产党，或是为共产党作掩护，或‘帮助’共产党，给共产党‘金库’捐助钱财，或‘渗入’了工会，政府，教育，好莱坞，剧院，广播界，或电视台。华盛顿每家办公室和行政部门都在忙着编造‘第五纵队队员’的名单。所有反动力量都在交换名字，认错名字，把名字联系起来，以证实一个并不存在的大阴谋的存在。”
“你呢?”我问他。“《自由勇敢者》呢?”
“无疑我们节目里有不少思想进步的人。现在对公众说起他们来就成了‘狡猾推销莫斯科路线’的演员。你会听到不少这样的话——比这还要恶劣的多。‘莫斯科的傀儡’。”
“只是演员吗?”
“还有导演。作曲。作家。人人都是。”
“你担心吗?”
“我可以回唱片厂啊，老弟。如果再糟糕不过，我总还能到这里来在史蒂夫的加油站给车加润滑油吧。以前我做过。另外，你还可以和他们斗争，你知道。你可以和那些混蛋斗争。我最近听说在这个国家总有地方是有宪法，有人权宣言的。如果你睁着大眼睛朝资本主义的商店橱窗里看，你要了还想要，你抓了又抓，拿了还拿，你得到了拥有了又积攒，你的信念就此终结，畏惧就此开始。而我所有的，没有一样是不可以放弃的。你明白吗?没有！我是怎么会从工厂街上我父亲那处破房子里成就了这个铁林的大角色，而艾拉·林戈尔德只上过一年半的高中，又是如何遇上我遇上的这些人，认识我认识的人，享有我现在作为特权阶级正式成员所享有的舒适——这一切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在一夜间丢失这一切对我来说也不会显得有何怪异之处。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可以回到芝加哥。我可以在厂里干活。如果必须，我会去的。但不会放弃坚持我作为美国人拥有的权利！不会不和那些混蛋干上一场！”
我一个人坐在回纽瓦克的火车上时——艾拉到了车站，坐在雪佛兰车里等着接帕恩太太，我离开的那天，她又从纽约赶回来给他按摩膝盖，前一天我们踢过一场足球后他膝盖疼得厉害——甚至开始奇怪伊夫·弗雷姆怎么能受得了他，日复一日的。嫁给艾拉和他的怒火不会太有乐趣。我记得那年在欧文·戈尔斯坦家厨房的那个下午听他说了几乎是同一套关于资本主义商店橱窗，他父亲破旧的家和他一年半学校生涯的话。我记得听艾拉说这套话的不同版本有十次十五次了。伊夫怎么就受得了对这套辞令的纯粹重复和累赘，受得了那名攻击者的态度，和他不间断地只管把他那具迟钝的政治演说的乐器敲个不停?
在回纽瓦克的火车上，我想着艾拉用他的第二遍大动乱预言猛烈抨击——“美国要对苏联打核战争了！记下我的话！美国在走向法西斯主义！”——这时我还不够明白，无法理解为什么当他和阿蒂·索科洛这样的人正受到最严峻的恐吓威胁，我却如此不忠诚，突然间这样大大厌烦了他，不理解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比他聪明得多。我要急着避开他和他身上让人不愉快的难以忍受的一面，远离皮卡克斯山路去找寻我的灵感。
如果你像艾拉一样很早就是孤儿，你就陷入了成年人都势必要陷入的境地，但速度要快许多许多，这很难应付，因为你要不就是受不到任何教育，要不就是太易受热情和信仰的影响而适于接受人家灌输的学说。艾拉的青春岁月是一系列断裂的关系：残酷的家庭，在学校的挫折，轻率地沉浸于经济大萧条，——他这样早就一个人的生活，抓住了像我这样的男孩的想象，我自己是固定在一个家庭、一个地方和当地的机构里，刚刚从感情温箱里露出头来；这种早期就成了孤儿的经历让艾拉自由地连结任何他所想要与之结合的事物，而且也使得他太无牵绊，会毫不犹豫就献身于某物，彻底永远地献身。从任何角度来说，艾拉都很容易成为乌托邦幻想的靶子。可对我来说，我是有牵绊的，就不同了。如果你没有很早就成了孤儿，如果你反而紧紧联系着父母有十三年，十四十五年，你就会长成个可厌的人，失去童真，追求独立，如果家庭不是太糟糕，对你放手了，你就准备开始做个男人，就是说，准备好选择新的效忠对象和新的联系，选择你成年期的父母，你选择的这父母，因为不需你用爱来报答，你可以爱他们也可以不爱，随你的便。
他们是怎么被选上的呢?是通过一系列意外事件和大量的毅力。他们怎么到你这里的，你又是怎么到他们那里的呢?他们是谁?这种非遗传的血缘是什么呢?在我，他们是我从他们那里学习的人，从潘恩，法斯特，科温到默里，艾拉以及其他人——是教育我的人，我出自他们。在我，他们是各有各的卓越，引人竞争的个性，是代表或信奉强大理念的导师，最先教会我来操纵这世界和它的权利，他们每个人到时候都要伴着他们的遗赠一起被丢弃，必须消失，让路给彻底的孤儿期，即成年期。那时你就全然一人在这世上。
利奥·格卢克斯曼也是名前美国军人，不过他是在战后服役的，现在只有二十几岁，两颊红润，有点胖，外表看去并不比他教的一二年级的大学生年纪大。虽然利奥还在大学写他的博士论文，但每堂课他都出现在我们面前，穿着三件套的黑衣服，深红色蝶形领结，他的着装显然是比所有年纪比他大的教职员都要正式。天气转冷时，就会看到他披着件披风穿过四方院，这还是在那个年代的芝加哥大学这样一所能不寻常地宽容个性和怪癖，并且理解独创及其古怪的学校，兴奋的学生活泼地（也是顽皮地）喊道“嘿，教授”，利奥就用他拿着的手杖的金属头敲敲路以示知道。一天下午将晚时分，我交上格卢克斯曼先生布置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文章，也把我的《托尔克马达的帮凶》带给他看以激起他对我的欣赏，他匆匆看了一眼，就厌恶地丢在书桌上，让我吃了一惊。
他急速地说话，语调激烈不留情——这位穿着过于正式的青年天才在他的蝶形领结后面坐在软椅上，说话中不带手势。他身体胖，加上他的个性，代表了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穿的衣服又显出第三个人。他的辩论则是第四个人——不矫饰，是真正成熟的批评者，对我剖析我在艾拉影响之下的危险，教我在文学上采取不那么僵化的姿态。正是我新的充实阶段所需要的。在利奥的指导下我开始演变，不仅承继我的家庭，也承继了过往，承继比周围地区更加宏大的文化。
“艺术是武器?”他对我说，“武器”这个词带着轻蔑，自身就是个武器。“艺术就是对事事皆采取正确态度吗?艺术就是提倡好的事物吗?谁教给你这些的?谁教给你说艺术是口号的?谁教给你说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服务于艺术——不然艺术就不值得任何人重视。写作严肃文学的目的是什么，朱克曼先生?是为了解除敌人对价格的控制吗?写作严肃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写作严肃文学。你想反抗社会吗?我来告诉你如何去做——通过写得好。你想去从事一项失传的事业吗?那就不要为劳动阶级去奋斗。他们会过得不错的。他们会给普利茅斯车把油尽情加个满。劳动者会把我们全征服——他的无知产生滔滔不绝的言辞，这正是这个平庸国家的文化命运。不久，这个国家里就会有远远糟糕于农民和工人政府的政府——我们会有农民和工人文化。你想有个失传的事业为之奋斗吗?那就为文字奋斗吧。不是夸张的文字，启迪人的文字，不是支持这个反对那个的文字，不是向可敬的人宣扬你是个令人钦佩又有同情心，站在被践踏受压迫的人民一边的好人的文字。不是如此，那文字是用来告知不幸住在美国的少数有智识的人你是站在文字一边！你这个剧是垃圾。很糟糕。让人气愤。粗糙，原始，思想简单，宣传那一套废话。它用文字模糊了世界。过分充斥了你的德性。没什么比艺术家想要证明自己是优秀的对艺术更具不良作用的了。理想主义的可怕诱惑！你必须取得对你的理想主义、德性以及你的毛病的控制权，取得对最先驱动你去写作的一切——你的愤怒，你的政治主张，你的忧愁，你的爱——的控制权！开始倡导事物，表明态度，开始从高手的角度检查自己的视角，而且作为一名艺术家，你是无足轻重的，没有用处而且还荒唐可笑。你为何写这些宣言呢?因为你环顾四周而感到‘震惊’了吗?因为你环顾四周而被‘感动’了吗?人太容易就会放弃，还会伪装感受。他们想即刻就获得感受，于是‘震惊’和‘感动’就成了最易做到的。也最愚蠢。除了极罕见的情况，朱克曼先生，震惊总是伪装的。宣言。艺术不需要宣言！请把你可爱的垃圾拿出这间办公室吧。”
利奥认为我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那篇文章写得较好（或者，概括说来，他对我本人的评价更高些），因为和我下一次讨论时他要我周五晚去音乐厅听拉斐尔·库布利克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你听过拉斐尔·库布利克吗?”“没有。”“贝多芬呢?”“他我听过，听过。”我说。“你听过他吗?”“没有。”
演出前半小时，我在音乐厅外的密歇根大道和利奥碰头，我的老师穿着他的披风，那是他1948年退役前在罗马找人做的，我穿着带风帽的麦基诺厚呢短衣，是为带去冰冷的中西部上大学在纽瓦克的拉基商店买的。我们一入座，利奥就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我们即将听到的每首交响曲的乐谱，整场音乐会中，他不是看台上的乐队——我以为是该看乐队的，只有感动时才偶尔闭上眼睛——而是精力相当集中地看向他的膝盖，一直读膝盖上的谱子，乐队先演奏《科里奥兰》序曲和第四交响曲，幕间休息后，演奏了第五交响曲。除了第五交响曲的头四个音符，我听不出哪曲是哪曲。
音乐会后，我们坐火车回南区，到了他在国际宿舍的房间，中途区一处哥特式宿舍，是大学里大部分外籍学生的住处。利奥·格卢克斯曼自己是西区杂货商的孩子，比起贴近他的美国同胞来说，对外国学生在走廊上呈现的与他的贴近——异国烹饪的味道等等——他倒是稍许更愿容忍一些。他住的房间甚至比他在大学里办公室的小隔间还要小，他给我们冲茶喝，烧开水是把水壶放在地上的电热灶上，这灶挤在沿墙堆放的杂乱的印刷品中间。利奥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前，鹅颈管台灯照亮他的圆脸颊，我坐在黑影里，四周还有很多堆书，靠近只有两尺之遥的没铺过的窄小的床。
我觉得自己像个女孩，或是我想象一个女孩最终独自和一个太过明显喜欢她的胸部、让她畏惧的男孩在一起时的感受。看到我变得畏怯，利奥哼了一声，带着与他推翻我在广播上的前途时所怀的同等的嫌恶讥讽，说道，“别担心。我不会碰你的。我就是受不了你怎么这么陈腐得该死。”就在当时当地，他进而开始向我介绍克尔恺郭尔的学说。克尔恺郭尔的名字对我而言，与拉斐尔·库布利克没什么不同，他要我听他读一百年前克尔恺郭尔在落后的哥本哈根已经对“人民”作出的推测——克尔恺郭尔称之为“公众”，利奥告诉我这是正确的名称，是那个抽象事物的名称，那个“巨大怪异的抽象事物”，“包罗万象又是虚无的事物”，“巨大的虚无”，克尔恺郭尔认为，那个“抽象荒芜的空虚，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正是我在剧本中无病呻吟为之感伤的事物。克尔恺郭尔不喜欢公众，利奥也不喜欢公众，在那个周五晚上的音乐会以及随后他带我去的周五音乐会之后，他在国际宿舍阴暗房间里的目的即是通过让我也憎恶公众来挽救我的文章免于沉沦。
“‘读过古典作家作品的人，”利奥念道，“知道恺撒会试做多少事情来打发时间。同样，公众养了一只狗以供娱乐。这只狗即是文学世界的渣滓。如果有人高出其他人一等，也许甚至是一名伟人，就放狗去咬他，乐趣随即开始。那只狗追上他，又咬又撕他的外套后摆，使尽各种可能粗鲁地套近乎——直到公众厌倦了，说它可以停下为止。这是我举的公众如何对人的例子。力量上强于他们高于他们的人受到粗暴对待——那只狗仍旧是只狗，就连公众也鄙夷它……公众也无悔意——它并不是真在贬低谁，只是要一点乐子而已。’”
这段文字，对利奥的意义远远超出它能开始对我产生的意义，但仍然是利奥·格卢克斯曼在邀请我，请我随他成为“高出其他人一等”的人，成为像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像他自己，正如他不久即会将自己想象成为的——“一名伟人”。我成了利奥的好学生，克尔恺郭尔的好学生，贝尔德托·克罗奇的好学生，托马斯·曼的好学生，安德烈·纪德的好学生，约瑟夫·康拉德的好学生，法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学生……后来不久，我相信，我对艾拉——以及对母亲、父亲、弟弟，甚至对我长大的地方——的依恋已彻底切断。人在头一回接受教导，头脑变成装备了书本武器的仓库时，在他年轻鲁莽地为发现这星球上储藏的所有智慧而欢呼跳跃时，他就容易夸大剧烈变化的新现实，而把其他一切都贬为微不足道。在不妥协的利奥·格卢克斯曼——和他的愤怒狂热以及他永远饱含激情的头脑——的帮助和支持之下，——我就是尽了全力如此去做的。
每个周五的夜晚，在利奥的房间，我被魔力镇住。利奥调动体内所有无关性欲的热情（也有不少是，但不得不被压下）对准从前构成我的每个概念，特别是我对艺术家使命所怀的道德观念。那些周五的夜晚，利奥对我好像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学生。我开始觉得好像差不多人人都给我来了一下。教育内森。凡我敢对着打个招呼的人都持有此信条。
现在偶尔回想起来，我的一生就是我聆听的一场长谈。其言辞时而新颖，时而悦人，有时是虚假的废话（隐姓埋名者的谈话），时而疯狂，时而平淡，有时又像锐利的针尖，从记事起就在倾听了：如何思考，如何不去思考；如何听话，如何不听话；厌恶谁欣赏谁；信奉什么又何时逃离；何为痴迷，何为残忍，何为值得称赞，何为浅薄，何为邪恶，何为谎言，如何秉持灵魂纯净。和我讲话似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存在障碍。这也许是我多年来习惯显得仿佛我需要有人和我谈谈的结果。但不论原因如何，我的一生这本书是一部声音的书。我问自己我如何来到我身处之地，答案让我惊讶：“通过聆听。”
那会不会就是看不见的残呢?其余一切会不会都是一场假面舞会呢，掩饰了我固执地忙于其中但其实是没用的现实?倾听他们。倾听他们讲话。这完全是荒诞的现象。人人都不把经验看作是来拥有的，反而是为了来谈论它而去拥有的。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他们要我去倾听他们和他们唱的调调呢?什么地方决定了这就是我的用途呢?还是我一开始就在意愿和选择上都只是一只寻求语汇的耳朵呢?
“政治最会普遍化，”利奥告诉我，“而文学最会个别化，两者的关系不仅是互逆的——还是敌对的。对于政治，文学是颓废、软弱、离题、枯燥、顽固、无趣的，没有什么意义，还真就不该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将事物具体化的冲动正是文学。你怎能作为艺术家却放弃细节呢?可是你又如何作为政治家却允许细节呢?作为艺术家，细节就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不是去简单化。即使你选择最简洁的写作风格，像海明威式的，你的使命仍旧是赋予细节，澄明复杂事物，隐含冲突。不是抹去冲突，否认冲突，而是看到冲突之内那些受折磨的人在哪里。为混乱留出空间，让它进来。必须让它进来。不然，你就是制造了宣传品，若不是为一个政党，政治运动，那就是为生活自身产生的愚蠢宣传品——因为也许生活自己较愿出出风头吧。俄国革命的头五六年，革命者叫喊：‘自由的爱，要有自由的爱了！’可他们一旦掌了权，就不能容许了。因为什么是自由的爱呢?混乱。而他们不想要混乱。他们不是为此才去进行光辉革命。他们要的是有纪律，有组织，从容不迫，如若可能，还是可科学预见的。自由的爱扰乱了组织，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机器。艺术也扰乱组织。文学扰乱组织。不是由于它公然支持或反对，或者由于它哪怕是隐晦地支持或反对。它扰乱了组织是因为它不是普遍的。个别的内在本质是要作个个别的，个别性的内在本质是不从众。将苦难个别化：就是文学了。在一个简单化具体化的世界让个别保持生存——这是斗争的焦点。你不需以写作来证明共产主义的正确性，也不需以写作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正确性。你两者都不是。如果你是作家，你对两者同等不结盟。是，你看到了不同点，自然也看到这垃圾比那垃圾稍好一点，或者那垃圾比这垃圾稍好一点。也许是好不少。但是你看到了垃圾。你不是政府职员。不是好战者。不是信徒。你对这世界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极为不同。好战者提倡信仰，将改变世界的大信仰，而艺术家则贡献一个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的产物。没什么用处。艺术家，严肃作家，给世界引入了在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东西。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这一切，鸟，河流，人类，他没给文学留出十分钟。‘然后将有文学。会有人喜欢，会有人为之着迷，愿意去做……’没有。没有。他没这么说。如果你接着问过上帝，‘会有管道工吗?’‘会，会有的。因为会有房屋，就需要管道工。’‘会有医生吗?’‘会。因为会有人生病，需要医生给他们药吃。’‘那文学呢?’‘文学?你说什么?那有什么用处吗?该搁在何处?够了，我是创造宇宙，不是大学。没有文学。’”
毫不妥协。汤姆·潘恩的令人不可抗拒的品性，也是艾拉、利奥以及约翰尼·奥戴的品性。倘若我到芝加哥后曾去过东芝加哥与奥戴会过面的话——这是艾拉给我安排的——我的学生生涯，或许其后的整个一生，都可能会处于不同的诱惑和压力之下，而我在迥异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坚如磐石的人的热情教导下，说不定已着手摈弃出身带给我的安全约束。然而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压力大，更不要提格卢克斯曼先生还为去除我思维中的陈腐因素，而给我补课，因此到了11月初，我才能在一个周六早晨有空坐火车去见艾拉·林戈尔德军队里的导师，一名钢铁工，艾拉曾对我说他“彻头彻尾是位马克思主义者”。
南岸线火车就在六十三街和石岛道，从我的宿舍走路只要十五分钟。我登上漆成橙黄色的汽车，找个位子坐下，售票员报出沿线那些肮脏小镇的名字——“海格维西……哈蒙德……东芝加哥……加里……密歇根城……南本德”——我又像听到了《胜利手记》一样激动。我来自新泽西北部工业区，眼前的风景对我不可谓不熟悉。自机场向南望，是伊丽莎白，林登，拉合威，远远也可看到炼油厂复杂的上部建筑，自炼油厂飘来有毒的气味，那些塔的顶端有羽状火焰，是提取石油燃放的气体。纽瓦克有大工厂和小作坊，肮脏混乱，散发出臭味，纵横交叉的铁路线，大量的钢桶，堆成小山的废金属，还有可怕的垃圾场。高高的烟囱吐出黑色的烟，到处都冒着烟雾，风大时，呛人的化学气味，麦芽臭气，塞科克斯养猪场的臭味席卷整个地区。我们也有和这一辆相仿的火车，开在路堤上，穿过湿地，穿过芦苇丛、沼泽地草丛和开阔的水域。我们那里有灰尘，有臭味，但我们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是制造军用坦克的海格维西。我们没有生产桥梁主梁的哈蒙德。我们没有自芝加哥沿运河而下一路都有的谷物升运器。我们没有平炉，工厂大量生产钢铁时炉火映红了天空，晴朗的夜晚，自我的宿舍窗口可一直望到远在加里的红色天空。我们那里没有美国钢厂，内地钢厂，琼斯·劳克林钢厂，标准桥梁厂，联合化学公司，和印第安那标准石油公司。我们有的是泽西州有的；这里则集中了中西部的能源。他们这里有的是钢铁制造业，沿湖绵延几英里，穿过两个州，比世上任何其他钢厂都庞大，焦炭炉和氧气炉把铁矿烧成钢铁，架空的钢水包运送成吨熔化了的钢，滚烫的金属像熔岩一般倾入铸模，就在这片亮光，烟尘，危险和噪音中间，工人整日整夜地工作，在摄氏一百度的温度之下，吸进能毁掉他们健康的蒸汽，活是永远也干不完。此处的美国，不是也永不会是我生长的国度，然而却是我作为一名美国人仍旧拥有的国度。我从火车窗口向外望着——看到在我是十分新式现代化，工业化二十世纪的象征，却又是庞大遗迹的种种——我生命中似乎没有比这更严肃的细节。
在我的右边，我看到一片片覆盖着煤灰的平房，钢铁工人住的房子，后院里有凉亭和供小鸟戏水的水盆，房子外面的街道上有成排模样不太光彩的低矮的商店，是他们家人买东西的地方，看到钢铁工人日常生活的地方，那样粗糙清苦，这些总被束缚，总欠着债，总在还债的人身处这样一个无情世界——想到他们“最艰苦的工作换来最低廉仅可糊口的报酬，累断了脊梁得来最微贱的报酬”，这对我的启迪如此之大——不消说，我的任何感受在艾拉·林戈尔德看来都不会显得奇怪，但却会吓坏利奥·格卢克斯曼。
“铁人这个妻子怎么样啊?”这几乎是奥戴对我说的头一桩事。“如果我认得她也许我会喜欢她，不过这无法估量。有些我重视的人，他们的亲密朋友我就不太在意。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女人，他现在和她生活的圈子……我不太确定。总之在妻子这方面就有问题。大多数结婚的人都太脆弱——他们对妻子孩子的反应已是身不由己。所以要靠他们体内一小点已坚强起来的个性来顾到那些需要顾及的地方。无疑，这一切是苦差事，当然，有个家，一天将尽时有个温柔的女人等着你，也许还有两个孩子，都是不错的。就是了解这一套的人也不免有厌倦的时候。可我眼下的责任是针对拿时薪的工人，在这上面我一点都没做到我该做的。无论有何牺牲，无论当下的问题如何出现，你应记得这样的运动总是向上的。”
当下的问题是约翰尼·奥戴被赶出工会，失去了工作。我和他在一处寄宿房舍碰面，他已经有两个月没付过房租；他还有一个星期的期限交出租金，不然就要被赶出去。他的小房间很整洁，有扇窗对着天空。单人床的床垫不是放在弹簧褥子上而是放在金属网上，床铺理得很妥帖，甚至是好看的，铁床架上暗绿的漆不像噪声很大的散热器上的油漆，没有剥落也没脱落，但依然看上去让人灰心。总的说来室内的摆设与利奥在国际宿舍的那些差不多简陋，但那种孤寂的气氛却吓住了我，让我觉得我该起身离开——直到后来奥戴温和平稳的声音和他特别锐利清晰的发音开始强有力地响起。仿佛一切不在那房间里的事物都从世上消失。奥戴来到门口，让我进来，礼貌地请我在仅放得下他的打字机的桌子前坐下，坐在他对面，房里两张靠背椅中一个椅子上面，就在那一刻，我有种感觉，与其说是觉得除了这住处奥戴已被夺走一切，不如说是更糟糕的，那就是觉得奥戴几乎是恶意地把自己与一切不属于这个住处的事物剥离开来。
现在我明白了艾拉在小木屋是在做什么。现在我明白了那小木屋和除却万物的起因——为伊夫·弗雷姆所不能容忍的丑之美，使人孤独遁世，也使人无牵无挂，自由地作个勇敢不畏缩，目标坚定的人。奥戴房间代表的是克制，表明无论我如何怀有许多的欲望，我仍可以把自己约束在这个房间内。倘若最终你知道你能忍受惩罚，你就可以什么危险都冒，这房间就是那惩罚的一部分。这房间给人一种严格的印象：自由和克制之间的联系，自由和孤独之间的联系，自由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奥戴的房间，他的小屋，正是艾拉木屋的精神实体。那么奥戴房间的精神实体是什么呢?这一点我会在多年以后发现，那次我去苏黎世，找到了纪念牌上写着列宁名字的那所房子，用少量瑞士法郎买通看门人，可以参观列宁隐居的房间，这位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奠基人离乡背井在里面住了一年半。
奥戴的外表本不该让我讶异。艾拉对他的描述正是他的样子，就像一只鹭：精瘦，整洁，刀片脸，高六英尺，平顶灰发，眼睛似乎也已转为灰色，鼻子又大又尖如刀，皮肤布满皱纹，好像他早过了四十几岁。但是艾拉没说过狂热行为使他的模样像个被关起来把过自己的日子当成服苦役的人。是一个别无选择的人的样子。他的故事已经预先定好了。他对任何事都没得选择。只好为了他的目标把自己从事物中剥离出去——只有这件事可以做。他又不受别人影响。不只是体格如钢丝，令人羡慕地细长；还有他的意识，也像工具，轮廓宛如鹭鸟骨架的侧影。
我想起艾拉对我说过奥戴随身带着轻型拳击袋，在部队里他出拳快而有力，“如果不得已，”他能一次打败两三个人。一路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他房间里会不会有个拳击袋。是有。不是像我想象的挂在角落里头的高度，像健身房的一样。而是在地板上，侧放着，靠着扇橱子门，结实的梨形皮袋子，又旧又破，不太像是皮的，倒更像某个被屠杀的动物颜色褪尽了的某身体部位——好像奥戴是用一头死河马身上掉下来的睾丸来练习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念头不理智，但因为我起初对他怀着敬畏，就是驱赶不开这念头。
我记得那晚奥戴对艾拉诉说他灰心不能整天“在港口这里建党”时说的话：“我不太擅长组织，没错。你得很会和怯懦的布尔什维克表示友好才行，而我则更倾向于痛打他们的脑袋。”我还记得，因为我回家以后把这些话记进了那时我正写着的广播剧里，那出剧写的是一家钢厂里的一次罢工，其中约翰尼·奥戴的所有惯用语都一字不改地出现在一个叫吉米·奥谢的人身上。一次，奥戴写信给艾拉，“我要成了东芝加哥及其周边地区正式的混蛋了，就是说我最终要进拳头城。”“拳头城”成了我下一部剧本的标题。我忍不住如此。我想写看上去重要的事情，而看上去重要的东西正是我不知道的。我总用尽方法通过那时我所能运用的词汇即刻就把事事都变成宣称鼓动，就这样在几秒钟之内就丢失了重要事情之重要所在，和直接事情之直接所在。
奥戴一文不名，党也没钱雇他来组织，或是以任何途径来给他经济上的援助，因此他每天写些传单在工厂门口分发，用他从前钢厂里的伙伴偷偷捐给他的几块钱来买纸张，租了台蜡纸油印机和一台装订机，然后在每天天晚时自己到加里发放传单。剩下的零钱他拿来买吃的。
“我起诉国内钢厂的案子还没了结，”他对我说，直奔主题，率直对我，好像我是可和他平起平坐的人，是他的同盟者，倘若还不是他的同志的话。他和我谈话的样子好像艾拉不知怎地让他以为我是我年龄两倍那么大，一百倍独立，一千倍勇敢。“可是好像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管理层和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人已经开除我，永远把我记上了黑名单。在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开始采取行动来镇压我们的党。他们不知道重大历史问题并不是由菲尔·默里的产业工会联合会来决定的。看到中国了吧。是美国工人来决定重大的历史问题。在我这个行业，当地工会已有一百多名失业的钢铁工人。这是1939年以来第一次工作机会少于工人数量，甚至连钢铁工人，工人里最迟钝的这部分人，最终也开始质疑现行体制。要来了，要来了——我向你保证要来了。而我仍然被当地钢铁工人工会管理委员会拘捕，因为我是党员就被开除。这些混蛋不想开除我的，他们要我声明与党脱离关系。这一带卑鄙的新闻界集中对准了我——这里，”他说道，递给我打字机旁的一份剪报，“昨天的《加里邮报》。卑鄙的新闻界会就此大做文章，就算我保留了在五金业的工作卡，我上了黑名单的事也仍会传到承包商和工头那里。这是封闭的行业，因此被工会开除就意味着我失去在我的行业里的就业机会。哼，让他们死去吧。无论如何我还可以在外围，反倒更利于斗争。卑鄙的新闻界，冒充工会的人，和虚伪的加里市政府把我看成危险人物吗?好。他们要让我过不下去吗?好。除了我自己并没有人要靠我。我也不靠朋友，女人，工作或是其他任何传统的生存支柱。我怎样都能过下去。如果《加里邮报》，”他说道，拿回了我在他说话时没敢去看的那份剪报，整齐地对折好，“和《哈蒙德时报》以及其他的人认为他们用这套伎俩就会把我们赤色分子赶出湖镇的话，他们就耍错花招了。如果他们不管我，或许我不久就有一天自己离开了。可是现在我没钱，哪里也去不了，他们就得接着对付我了。工厂门口我把传单递给工人时他们的态度总体来说是友好和感兴趣的。对我亮出V的手势，就是在那样的时刻书本获得一刻的决定权。我们当然也有一部分法西斯工人。有一个夜晚，周一的晚上，我在加里大工厂散发传单，一个胖家伙开始骂我是叛徒无赖，我不知道他脑子里还想了些什么。我也没等。我希望他喜欢喝汤和吃软饼干。跟铁人这么说吧，”他说道，头一回微笑了，尽管是让人痛苦的样子，好像逼出一个微笑是他不得不去做的更困难的事之一。“告诉他我身体还不错。来吧，内森，”他说，我很懊恼听到这位失业的钢铁工人说出我的名字（就是说，我为我在大学里新的迷恋，正萌发中的导师，以及我对信奉政治的兴趣在减退而感到懊恼），而在此之前我刚听他讲了《重大历史问题，中国1939》，用的正是同一个温和平稳的声音，同样仔细的发音，谈起来十分详细精通，却不像从书中收集而来，他尤其说到牺牲的无私精神。说到“内森”的那声音正是说到要来了，要来了——我向你保证要来了的声音让我的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的声音。“弄点东西给你吃吧，”奥戴说道。
奥戴和艾拉言谈的不同之处我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白的。也许因为奥戴的目标之中没有矛盾之处，因为奥戴正过着他改变信仰后的生活，因为言谈正是个藉口，不针对除此以外的任何事，因为它似乎源自大脑的中心，即是经历的那部分，他所说的种种皆有紧绷绷切合题旨的品质，思维是牢固树立了的，言辞本身仿佛充满决心，不夸张，不浪费精力，在言辞中有智慧的敏锐，并且不论目标如何乌托邦式，仍具有浓厚的现实性，使人感觉使命不仅在他脑中，也在他的手中；不同于艾拉给人的意识，是智慧支配了他的理念，而不是智慧的匮乏。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一股特性渗透了他的言谈。不难看出艾拉的言谈是对奥戴的模仿，但不具有其活力。真实的特性……虽然说话的人也是对什么都不曾笑过。结果他目标的单一性有一种疯狂，这也使他不同于艾拉。奥戴生活中摈弃了所有人类的偶然性，可他却又吸引了这类事件，这其中就有种明智，是通达、胸襟开阔又不循秩序的生存方式所具有的明智。
那晚我回到火车上时，如此为奥戴坚决不移的宗旨所迷惑，以至于我所能想到的只是该如何去告诉我父母三个半月的大学生活就够了：我要退学，搬到印第安那州东芝加哥的钢铁小镇上去。我不是要他们给我经济支持。我会找工作自立，多半是低贱的活——但若不是全然为此，也差不多就是为了这个。我不能再继续认同中产阶级的前程，不论是属于他们的还是我的，我见过了约翰尼·奥戴就不能再如此下去，奥戴言辞温和以掩饰他的激情，但他仍旧是我见过的最精力充沛的人，甚至更甚于艾拉。最精力充沛，最不可动摇，最危险的人。
危险是因为他不像艾拉对我一样地在意我，也不像艾拉一样了解我。艾拉知道我是别人的孩子，直觉地明白——也另外被我父亲告知过——也没试图拿走我的自由或者把我带离我原先在的地方。艾拉从没试图教导我越过某个点，他也没有紧紧抓着我，尽管他可能一生都渴求爱，极度需要爱，会总渴望着亲近的感情。他只是在到纽瓦克时借我一时，独自在纽瓦克或一个人待在小木屋时偶尔借我来聊聊天，但从没带我去接近过共产党聚会。他整个那一部分生活对我是全然隐形的。我看到的只是他的怒吼，激烈言辞，雄辩，和装饰性的一套。他并不仅仅是无拘无束——他对我是讲策略的。虽然他狂热执着，在我面前他却很通情理，温柔，意识到某类危险是他自己愿意面对、却不愿让一个孩子去面临的。在我这里，这位愤怒的人显现了很是好性子的另一面。艾拉认为对我的教导只该到某一点为止才妥当。我从没见过这个狂热分子完整的样子。
可是对约翰尼·奥戴而言我就不是他要保护的谁的孩子了。在他，我是他要吸收的人。
“别碰那所大学里的托洛茨基分子，”午餐时奥戴跟我说，好像我为了托派分子的问题到东芝加哥来和他讨论。我们头挨着头坐在一家阴暗的小酒店的隔间里，他在波兰裔店主处信用还算好，我这样一个容易为男人间亲密关系着迷的孩子发现他很喜欢那里的气氛。那条小街距厂子不远，全是小酒店，只有一个街角有一家杂货店，另一角是教堂，就在路对面有一块地，堆了一半废料，一半垃圾。东面来的风很大，带来二氧化硫的气味。屋内则是香烟和啤酒的气味。
“我够不保守的，我认为也可以和托派分子玩玩，”奥戴说道，“只要你事后洗手就好。有人每天都对付毒蛇，竟至挤出它们的毒液研究解药，很少有人被咬死。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蛇是有毒的。”
“什么是托洛茨基分子?”我问道。
“你不知道共产党和托派间的根本分歧吗?”
“不知道。”
随后几小时里他告诉了我。叙述中充满“科学社会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字眼，都是些我不知道的名字，比如（首先是）利昂·托洛茨基，像伊斯门，洛夫斯通，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一类的名字，和“十月革命”和“1937年大清洗运动”这类我不知道的事件，还有公式化的陈述，起头是“马克思主义格言说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和“托洛茨基分子依从他们的错误论断，密谋阻止目标的实现……”。但不论叙述的细节如何深奥复杂，奥戴说的每个字都让我感到是尖锐的，一点也不遥远，他谈论的话题不是为了谈而谈，他谈它不是为了让我就此写篇学期论文，而是谈的他所经历的一场残酷的战争。
近三点时他放松了对我注意力的控制。他让你倾听的方法很特别，大多出于他默许给你的一个诺言，那就是，只要你注意听他说的每个字他就不会危及到你。我累透了，小酒店里几乎没有人了，我还是觉得身边仍在发生一切可能的事情。我回想起高中时那个晚上，我顶撞了父亲，去作为艾拉的客人参加了纽瓦克的华莱士聚会，我又一次感觉到沉浸于一场关于生活的重要争论中，是我自十四岁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一场光辉战役。
“跟我来，”奥戴看了一眼手表后对我说道，“给你看看属于未来的面孔。”
我们到了那里。我在那里。它就在那里，那个我长久以来暗自梦想着成为男人的世界。汽笛响了，大门洞开，他们来了——是工人们！科温笔下遍布各地的普通人，不起眼，然而自由。小人物！大众！波兰人！瑞典人！爱尔兰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冒着被烧被压或被炸开的危险制造钢铁的人，那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我非常激动，竟看不到人的脸庞，不能真的看到人。我只看到一伙伙地涌过大门回家去。美国的大众！擦过我身旁，撞到我身上——那面庞，是未来的力量！我不能抑制要喊出来的冲动，为悲伤，愤怒，抗议，胜利喊出来，也压抑不住地想加入到这不给人威胁就不算是群众的人群中去，加入这一连串急匆匆穿着厚底靴子的人，跟他们一路到家。他们的嘈杂声就像角斗场里角斗前人群发出的喧哗声。角斗呢?正是为了美国平等的角斗。
奥戴屁股后面挂着一个小袋子，他从里面掏出一叠传单塞给我。就在那里，在这座像冒烟的大会堂的工厂范围内，我们两人并肩站着，给下班的每个工人发一张传单，他们伸出手拿走一张。他们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指，我整个的生命都因而翻腾不已。美国针对这些人也就是针对我！我立了分发传单者的誓言：我什么也不做，只做他们实现目标的工具。我只做个正直的人。
是的，和奥戴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感觉得到他的引力。约翰尼·奥戴不是把你带上半路就丢下你一人不管。他一路都带着你。革命会抹去这点代之以那点——政治卡萨诺娃式人物就是如此的清晰，不挖苦人。你在十七岁时遇到一个有积极态度的人，他已经把理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都弄明白了，他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房子——没有一切把艾拉拉向二十个方向的那些东西，没有一切把艾拉拉向二十个方向的那些感情，没有艾拉那样的人由于天性而经历的剧变，不像艾拉忙乱于一面想从事改变世界的革命一面也和一位漂亮女演员结成夫妇，有了个年轻的情人，又和上了年纪的妓女胡来，渴望有个家，和继女斗争，住的是演艺城里豪华的房子和野地里的无产阶级木屋，决意继续在私下是一个人，公众前是另一个人，两者间隙处又是第三个人，作亚伯拉罕·林肯，铁人，和艾拉·林戈尔德三者累积而成的狂热而容易激动的集成自我——他反而除了思想别无主张，只对思想负责，几乎确定无疑地明白他的正直生活需要什么，于是你就像我想的那样想到，这才是我归属的地方！
艾拉在伊朗遇到奥戴时很可能也这样想过。奥戴同样给了他触及内心的影响。使他与世界革命相联。只是艾拉最终费了同样的大力气去取得在其他事情上面的胜利去了——而奥戴所拥有和想要的一切不过是真实的事。是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吗?因为他是非犹太人?是因为像艾拉对我说过的，奥戴是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长大的缘故吗?是不是因此他就能够如此彻底无情而醒目地只过最最基本的生活?
他身上丝毫没有我体内的那种软弱。他看出我的软弱了吗?我不会让他看到。去除掉我的软弱，在东芝加哥这里和约翰尼·奥戴在一起生活！就在这家工厂门口，早上七点，下午三点，晚上十一点，在工人每次轮班后给他们分发传单。他会教我怎么写传单，写什么，如何写得最好以让工人采取行动，把美国变为一个公正的社会。他会教给我一切。我要从原先的舒适监狱里搬出，站到约翰尼·奥戴身旁，介入这个责任重大的环境，即为历史。低贱的工作，贫困的生活，不错，但在这里站在约翰尼·奥戴身旁，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一切都有了意义，都成了深刻重要的！
你不会想象得到从这样的情绪之中我还能抽身回来。但是到了午夜我仍没有打电话给家里告诉他们我的决定。奥戴给我两本薄薄的小册子让我在回芝加哥的火车上看。一本叫做《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是共产党全国教育部准备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系列课程”中的第一课，短短五十页内犀利剖析了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奥戴答应下次我们见面时讨论我读过的东西，他会给我上第二课，他说，这一课“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阐述了第一课的主题”。
那天我带到火车上的另一本小册子《谁拥有美国?》，詹姆斯·S.艾伦著，说——预测——“资本主义，即便是美国这个它最强大的化身，也有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再制造灾难的趋势”。封面是幅蓝白色的漫画，一个胖家伙戴着高帽留着辫子，傲慢地坐在鼓起的钱袋上，上书“利润”，他自己鼓鼓的肚皮上画着个美元图样。背景是不停冒烟的美国工厂，代表了富有的统治阶级从“资本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挣扎中的工人处以不当手段剥夺来的财产。
这两本小册子我在火车上都读过了；在宿舍里又读了一遍，希望从书页中找到勇气打电话回家告诉他们我的消息。《谁拥有美国?》的最后几页标题为“做一名共产党员吧！”，我大声朗读出来，仿佛是约翰尼·奥戴自己在对我讲话：“是的，我们会一起赢得罢工胜利。我们将建起工会，聚集起来一步步一段段地与反动势力，法西斯势力和主战势力作斗争。我们将一起寻求兴起一场独立伟大的政治运动，与托拉斯的党派竞争全国大选。一刻都不放过篡位者和给国家带来灭亡的寡头政治。不让人质疑你的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的忠诚。加入共产党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可以真正实现你美国人的责任。”
我想，这为什么就办不到呢?就像你坐上公共汽车去市里参加华莱士聚会一样去做啊。你的生活到底是你的还是他们的?你是有勇气实现你的信仰还是没有呢?这是你想在此生活的那个美国吗，还是你打算出去给它来场革命呢?或者你是不是像你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理想主义”大学生一样是另一个自私的、享受特权的、只顾自己的伪君子?你怕什么呢——是怕辛苦，怕不光彩，怕危险，还是怕奥戴自己?若不是你的软弱你又怕什么呢?别指望父母帮你。不要打电话回家请求他们准许你加入共产党。装好衣物和书籍回到那里动手去干吧！若你没做到，那么你勇于改变的能力与劳埃德·布朗又有什么区别，你的胆识又与想继承汤米·米纳里克在锌镇矿石堆外位置的杂货商助手勃朗尼有何区别?那么内森在没能放弃家里的期望去争取真正的自由上与勃朗尼没做到反对他家对他的期望去争取他的自由又有多少不同?他待在锌镇卖矿石，我待在大学里研究亚里士多德。我最终不过做了个有学位的勃朗尼。
凌晨一点，我从宿舍出发迎着暴风雪穿过中途区到了国际宿舍，这是我到芝加哥后第一场大风雪。服务台的缅甸学生认出我，给我打开安全门，我说，“找格卢克斯曼先生，”他点点头，也不管当时几点钟就放我进去。我走上利奥那层楼，敲他的房门。某个外国学生在房间里电热锅上自己烧过晚餐后几小时，你还能在走廊上闻到咖喱的味道。我想到，有印度孩子远道自孟买来到芝加哥学习，你还怕去印第安那住。起来与不公正作斗争吧！转过身，走吧——机会是你的！记住工厂大门！
但是因为我已经有太多个小时——太多年的青春岁月——弦绷得太紧，被所有这些新理想和对真理的幻想压倒，以至于利奥穿着睡衣打开门时，我哭了出来，因此大大误导了他。我一股脑倾倒出所有不敢在约翰尼·奥戴前流露的种种。软弱，男孩气，所有我身上不具奥戴特性的无用的一切。我身上一切不重要的特性。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我缺乏的我认为艾拉也缺乏：即不把事物断然分为两极的心态，像令人羡慕地细瘦的奥戴那样清楚明白的心态，愿意摈弃除革命以外的所有人和事。
“哦，内森，”利奥温柔地说道。“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他第一次叫我“朱克曼先生”以外的称呼。他让我在他书桌前坐下，就站在几英寸外看着我，我还在啜泣，一边解开短呢外衣的钮扣，外套被雪花打湿了，沉甸甸的。他或许以为我准备把衣服都脱了。我却开始对他讲我见过的那个人。我告诉他我想搬到东芝加哥去和奥戴一起工作。为了良知我必须如此。可是我能不告诉我的父母吗?我问利奥这样是否诚实。
“你这垃圾！你这个娼妓！走！离开这里！你这个两面派，戏弄男人的娼妓！”他说道，用力把我推出房间，砰地关上门。
我不明白。我没真正理解过贝多芬的音乐，我仍旧读不懂克尔恺郭尔，也不明白利奥对我喊叫的内容和他为什么对我喊叫。我所做的不过是告诉他我正考虑和一位四十八岁的共产党员钢铁工人一道生活，他的样子有一点像年纪大的蒙哥马利·克利夫特——而利奥转而把我赶了出来。
不只是住在过道对面的印度学生，几乎走廊里所有的印度学生和非洲学生都跑出房间看出了什么乱子。在这个钟点，他们大多穿着内衣，他们看到的这个男孩刚刚发现在十七岁的年纪不那么容易获得英雄主义，不像十七岁时那么容易拥有为英雄主义和差不多是所有事物的精神层面所吸引的天分。他们以为他们所见到的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自己仍旧没搞明白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所见，后来，到了下一堂人文课上，我才意识到利奥·格卢克斯曼自此以后将把我记作不只是不比人高明，更不要提我不会成为一名伟人，而且还把我看作是芝加哥大学所收过的最不成熟，文化上最落后，最可笑的平庸之辈，真是不像话。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所有我在课上的发言、为课程所写的文章，以及我写的长信都在为自己解释，道歉，指出我并没有离开大学去和奥戴一起做事，都不能打消他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