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仲夏，就在我离家（后来知道，这次是永远地离开）去芝加哥大学登记第一年入学前几天，我登上火车去苏塞克斯镇乡间与艾拉过一周，就像一年以前一样，那时伊夫和西尔菲德在法国看望西尔菲德的父亲——而我自己的父亲头一回要在准许我去之前见一见艾拉。那第二个夏天，我到晚了，从那个乡间车站再开车去艾拉的小木屋，要弯弯曲曲穿过窄窄的后巷和成群的奶牛，开四个小时。车站上，艾拉正在他的雪佛兰车里等我。

坐在他身边前排座里的是一位穿着白色外衣的女人，他介绍说是帕恩太太。那天她从纽约来治疗他的脖子和肩膀，正要坐下一班向东的火车回去。她带着一张折叠桌，我记得是她自己从行李箱里抬出来的。我就记得这些——她抬桌子的力气，她穿着白色外衣，白袜子，她叫他“林先生”，他叫她是“帕恩太太”。除了她的力气我没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几乎就没注意她。她钻出车，拖着她的桌子，穿过去走到将载她到纽瓦克的那道铁轨边，自此，我再没见过这女人。那时我十七岁。在我看来她就是年纪大了，很卫生，没什么重要的。

6月，一张列有151名被怀疑与“共产运动”有关的广播电视界人士名单出现在一本叫做《红色路线》的刊物上，开始一轮对职员的解雇，引起广播界的普遍恐慌。不过，艾拉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上面也没有任何其他和《自由勇敢者》相关的人。我不知道艾拉之所以免除于此，很可能正是因为对他的侮辱，因为他是伊夫·弗雷姆的丈夫，因为伊夫自己受着《红色路线》主办人的告密者布赖登·格兰特保护，从而免受了她作为像艾拉这样知名的人的妻子应受的嫌疑。毕竟，伊夫曾和艾拉一起不止一次出席过政治集会，在那时，这会让人质疑她对美国的忠诚度。要指称人为“运动人士”让他落得失去工作，哪怕是伊夫·弗雷姆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需要多少控告的证据，在根本认错人的情况下，就压根不需要证据了。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伊夫在导致艾拉陷入困境中扮演的角色，大约五十年以后，默里在我家里告诉我这些，我才明白。当时我对他们为何没有找上艾拉的解释是他们怕他，怕他会挑起斗争，怕他身上在那时的我看来的不可摧毁性。我以为，《红色路线》的编辑怕一旦惹了艾拉，他就会单枪匹马打垮他们。艾拉在我们第一顿晚餐上告诉我《红色路线》的事时，我甚至有那么一刻生出浪漫的念头，想象着皮卡克斯山路上那座小木屋是一个那种泽西州乡镇的艰苦训练营，过去重量级拳击手常在大赛前去那里练上几个月，这里的重量级选手就是艾拉了。

“至于我的职业该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标准就要由联邦调查局的三名警察来制订了。三位前联邦调查局成员，内森，就是他们操纵了这场《红色路线》行动。广播界该雇谁不该雇谁要由这几位喜爱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获取信息的家伙来决定。你会看到在这派胡言面前老板们是如何勇敢了。看着利益系统如何应对压力的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正式程序——都见鬼去吧。人要被毁了，伙计。失去的不是生计，而是生机。人会死去。他们会生病死亡，他们会跳楼死亡。这一切结束之时，名单上挂了名的人最终会入集中营，全是由于麦卡伦先生亲爱的国内安全法案。如果我们和苏联作战——这个国家的右派最想要的就是战争——麦卡伦会亲手把我们都关到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去。”

这个名单没让艾拉就此闭口不言，也没让他像其他同事一样四处寻求庇护。名单出版后仅一周，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艾拉在写给老《先驱论坛报》的一封信中（挑战性地署名为来自《自由勇敢者》的铁林）公开表示反对他所说的杜鲁门决意将极小的冲突转变成的资本家等待已久的和共产党之间在战后的摊牌，如此则“疯狂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人类的毁灭设好了舞台”。这是艾拉就军队里的种族隔离之不公正从伊朗写信给《星条旗报》后写给编辑的第一封信，不只是反对向共产主义朝鲜开战的愤怒宣言。其含意还表明这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公开抵抗，针对的是《红色路线》和它的目标，它不止要简单地清除共产党员，还要恐吓广播界的自由分子和非共党左翼分子使他们缄默屈服。

1950年8月在小木屋的那个礼拜艾拉说的几乎全是朝鲜。我上次在那里时，我和艾拉几乎每晚都躺在屋后摇摇晃晃的沙滩椅上，四周点着香茅蜡烛驱赶小飞虫和蚊子——自那以后，闻到香茅油的那种柠檬香味总会让我想起锌镇——我抬头看着星星，艾拉跟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新故事，有老故事，讲他十几岁在矿上的岁月，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那些抑郁日子，战时在美国军队基地做码头装卸工的奇遇，基地在阿拉伯河上的阿巴丹岛，那条河流邻近波斯湾，大致将伊朗和伊拉克分开。我从前从不认得有谁的个人生活如此密切地被如此之多的美国历史所环绕，自己熟悉这么多美国地理，亲身面对了那么多美国下层社会生活。我从不认得谁如此沉浸于他的时代或是如此具备他所在时代的特质。或是被时代压制，如此地做了它的复仇者，受害者，和它的工具。离开艾拉的时代去想象他是不可能的。

在小木屋度过的那些夜晚，我传统的美国以艾拉·林戈尔德的形式显现在我眼前。艾拉所讲述的，关于爱与恨的并不全然明晰（或不重复）的倾诉，激起我崇高的爱国热情，渴望直接了解纽瓦克以外的美国，触发了我那些已被点燃的同样是天真儿子式的热情，这激情在我的青春期早期曾被霍华德·法斯特和诺曼·科温的思想所促进，此后则被托马斯·伍尔夫和约翰·多斯·帕索斯小说而持续一两年。次年我去看艾拉时，暑日将尽，苏塞克斯山上的夜晚开始有些冷，天气是宜人的，我就往壁炉里的熊熊火焰上添加木块，是我那天早上在烈日下劈好的，艾拉则小口地喝装在他有缺口的杯子里的咖啡，他穿着短裤，旧篮球鞋，和他在部队时穿的已褪色的黄绿色T恤——那样子再像不过一名伟大的美国童子军团长，受到男孩敬重的大个子，可以靠自然供应生存，吓走狗熊，保证你的孩子不会淹死在湖里——他不停地讲朝鲜，声音是抗议和厌恶的，在国内任何其他营地你都不太会听到这种声音。

“我无法相信任何一位有一半脑子的美国人会相信朝鲜共产党军队会坐上船开过六千英里来接管美国。可这正是人们在说的。‘要提防共产党构成的威胁。他们要接管美国。’杜鲁门给共和党显示他的实力——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牺牲无辜的朝鲜人民来显示他的实力。我们要进去炸了这批狗娘养的，明白吗?都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位法西斯李承晚。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共产党，共产党。不是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不是这个国家的不公平现象。不是，问题竟在于共产党！这个国家有五千名黑人被处以私刑，却从没有一个私刑执行者被控有罪。这是共产党的过错吗?自从杜鲁门进了白宫满嘴谈论黑人民权以来九十名黑人被私刑处死。这是共产党的过错，还是杜鲁门的司法部长好克拉克先生的过错呢，他在美国法庭上对十二位共产党领导人采用了残忍极刑，为他们的信仰无情摧毁了他们的生命，可到了极刑者身上，却一个手指都不抬！对共产党宣战吧，派兵去和共产党作战吧——在世界各地，你每到一处地方，第一个死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却是共产党人！第一个为黑人，为工人而斗争的……”

这些话我从前都听过了，一模一样的话，听了很多遍，到了我度假这周要结束前，我真等不及要离开他的声音传播范围快回家去。这一次在小木屋度过的时间不像头年夏天我所感受的那样。对于他认为自己是如何投入了每一阵线上的战斗，他感觉已如何妥协了他的大胆独立，我几乎一无所知——在我想象中我的英雄还在走向领导广播界反对《红色路线》反动分子的斗争并将取得胜利——我理解不了加深了艾拉愤怒正义感的那种恐惧和绝望，和他日渐加深的失败和孤立感。“为什么政治上我这么做?我做这些是因为我认为这样是正确的。我要做些事情，因为该去做。我才不管是不是除了我就没人知道。内森，对我从前同志的懦弱，我感到坐立不安……”

头年夏天，即使我还不够有驾照的年龄，艾拉还是教我开他的车。到了我十七岁时，我父亲抽时间来教我开车，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他艾拉·林戈尔德8月里已赶在他前头教过我了，一定会伤他的感情，于是在父亲这里我就装着不明白在做什么，装着学开车对我是从没接触过的新鲜事。艾拉的1939年雪佛兰车是黑色的，双开门小客车，真是很好看。艾拉个子实在太大，看上去像是马戏团里的人坐在汽车的一个轮子上，第二年的那个夏季，他坐在我身边让我开车，我觉得好像是开车带着一座纪念碑，一座为了朝鲜战争狂怒的纪念碑，一座纪念反战之战的战争纪念碑。

那车过去是某人祖母的车，艾拉1948年买下来时只开过一万两千英里。前进三速自动变速，倒档在第八档左上方。两张独立前排座，后面的空间正好够挤下一个小孩子，就是不太舒服。没有收音机，没有加热器。要打开通风窗，需按下一个小把手，挡风玻璃前就跳出帘子，上面有纱窗把昆虫挡在外面。相当经济。不通风的窗装有独立手柄。座椅面装饰着鼠灰色绒毛，那个年代的车都是这样。脚蹬板。大行李箱。行李箱底板下搁着备用轮胎和千斤顶。有点尖的散热器护栅，发动机罩装饰上有一片玻璃。真正的防泥板，又大又圆，独立前灯，像两个鱼雷，就在流线型散热器护栅后面。挡风玻璃雨刷是真空装置，你一加油门它就会慢下来。

我记得车里的烟缸。就在仪表板中间，两个乘客之间：一片修长漂亮的塑料，下面装着铰链，朝着你来回摆动。要启动车子，就旋转外面的一个把手。没有锁——不出两分钟就可以把车子搞坏。车篷两边都可以开。方向盘的质地并不光滑闪亮，而是纤维质地，喇叭只在中央。起动器是个圆形橡胶小踏板，颈项处镶着一圈波纹橡胶。冷天启动需要的阻气门在右侧，左侧是个叫做节气门的东西。就我理解这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贮物箱上放着嵌入式上发条的钟。油箱盖恰好在一侧，乘客那侧车门的后方，像个盖子能旋下来。要锁上车子，就按一下司机这侧车窗上的按钮，从车里出来时，拉下旋转把手再把车门关上。如果你在想别的事情，就会把钥匙锁在车里。

关于那辆车我可以不停地讲啊讲啊，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和女孩睡觉的地方。和艾拉一起的第二个夏季，我认识了锌镇警长的女儿，一天晚上，我借了艾拉的车，约她去看“免下车”电影。她名字叫萨莉·斯普林。她是红头发，比我大几岁，在百货店工作，当地人眼里她是“容易得手”的。我开车带萨莉·斯普林出了新泽西，到宾夕法尼亚州德拉瓦尔对面的“免下车”影院。那时这种影院的扬声器是挂在车窗里面的，演的是爱博特和科斯特洛主演的电影。很喧闹。我们立刻就开始互相亲吻。她确实是容易上手。有趣的是（如果可以只把这事的一部分说成是有趣的话）我的内裤绕着我的左脚。而我的左脚在油门上，所以我和她干的时候就在给发动机溢油。到我射精的时候，内裤不知怎地绕到了刹车踏板和我的膝盖上。科斯特洛嚷着，“嗨，爱博特！嗨，爱博特！”车窗上都是水汽，发动机在溢油，她的父亲是锌镇警长，而我躺在车子地上起不了身。

开车送她回家的路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如何感受，或者我把她带过州际线和她性交就该期待受到何种的惩罚，于是我对她说起了美国士兵如何不该去朝鲜打仗。我对着她讲麦克阿瑟将军，好像他才是她的父亲。

我回到小木屋，艾拉从他正读的书上抬起头。“她好不好?”

我不知道答案。从来就没想到过这个问题。“随便谁，都挺好的，”我对他说，我们两个放声大笑。

到了早上，我们发现前一晚我太兴奋了，在以不再是处男的身份回到小木屋前把车钥匙锁在了车里。艾拉又一次大笑了——但除却这次，我在小木屋的那一周里他是一点都乐不起来。

艾拉间或也请靠我们最近的邻居雷蒙德·斯维克孜过来和我们共进晚餐。雷是个单身汉，住在沿路下去两英里远的地方，在一处废弃的采石场边缘，那洞穴看上去极为原始，是人挖出来的深坑，硕大无朋，让人恐惧，好像世界的底部，那种虚无，就是在有阳光的时候也让我心里不安。雷一个人住在那里，是一处单间的建筑物，几十年以前是存放挖矿器材的储物棚，是我见过最孤寂的人的住所。战时他曾在德国作过战俘，回家后得了艾拉所称的“精神问题”。一年以后，他在锌矿上——艾拉自己少年时就在那处锌矿上用铲子干过活——钻井时一次事故中伤了头骨。地下一千四百尺的地方，头顶上方一块像棺材那样大小、重量超过一千磅的岩石落在他正钻的一堵墙旁边，虽然没有压倒他，但把他面朝下重重击倒在地。雷活下来了，但他再没下过矿，从那时起医生就一直给他重建头骨。雷就住在附近，艾拉给他一些零活干，让他给蔬菜园下种，他不在时让他给园子浇水，付钱让他给小木屋修理修理粉刷一下之类的。大多数星期他付钱给他但没什么活给他干，艾拉住在那里时，看到雷吃得不好，就叫他来，给他吃东西。雷几乎从不说话。是让人愉快的那种迟钝的人，总是点着头（据说他的头很不像事故前他的头），很有礼貌……就是在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艾拉也没停过攻击我们的敌人。

我该预料到的。我是预计到的。我期待过。我以为我不会厌烦的。然而我的确是厌烦了。下周我就要进入大学了，艾拉给我的教育已经结束了。快得让人难以置信，结束了。那种天真也结束了。我走进了皮卡克斯山上那个小木屋，再走出来时却换了一个人。充满活力的新力量无论名字如何，全然是自己到来的，无法逆转。当年从父亲身边分裂出去，由于对艾拉的迷恋而削弱了儿子对父亲的爱，现在这样的事又重现在我失去对他的迷恋这点上。

艾拉带我去看当地他最喜欢的朋友霍勒斯·布里克斯顿——他和儿子弗兰克经营动物标本剥制，就在附近一条土路旁布里克斯顿家农舍的一处半改建过的两个房间的牛棚里，就在这时，艾拉和霍勒斯说的也全是他不停歇地和我说过的那些。前一年，我们去过那里，那次很愉快，听的不是艾拉不停地谈朝鲜和共产主义，而是霍勒斯不停地讲动物标本剥制术。“内森，你可以写个广播剧，拿这个人当主角，就只写动物标本剥制。”艾拉对动物标本剥制的兴趣是他仍旧怀有的劳动人民爱好的一部分，与其说这爱好的对象是自然之美，不如说是人对自然的干预，是工业化了的自然和被开发了的自然，是被人触摸过、使用过、损害过的自然，和你在锌镇中心开始看到的被人毁坏了的自然。

我第一次走进布里克斯顿家门时，前面一个小房间古怪的凌乱让我惊愕：到处都是成堆的硝过的皮子；屋顶用一段段金属丝吊着鹿角，挂着标牌，沿着整间屋子的长度前前后后挂着几十个鹿角；屋顶还垂着巨大的涂了漆的鱼，亮闪闪的，延伸出脊鳍，修长的剑状上颚，有一条亮闪闪的鱼有一张猴子的脸庞；动物的头颅——小的，中号的，大的，特大的——架在墙壁的每一平方英寸上；地板上密密麻麻铺满了鸭子、鹅、鹰和猫头鹰，很多还张着羽翼仿佛在飞行。有雉和野生火鸡，有一只鹈鹕，一只天鹅，散在这些鸟中间的还有一只臭鼬，一只美洲野猫，一头土狼，和一对海狸。沿墙摆着的灰蒙蒙的玻璃箱子里是小一些的鸟类，鸽子，一条小鳄鱼，还有蜷缩的蜥蜴、海龟、兔子、松鼠，各类啮齿类动物，老鼠，黄鼠狼，和其他我说不出实在名称的丑陋的小玩艺，安顿在衰微的老式自然场景之中。到处都是灰，作斗篷的毛皮，羽毛，兽皮，什么都有。

霍勒斯稍稍上了些年纪，他自己的个头比他的兀鹫展开两翼的宽度高不出多少，穿着工装裤，戴一顶卡其布拖拉机帽，他从后面走出来，和我握手，看到我惊愕的表情，他歉意地微笑。“是啊，”他说，“我们没丢出去多少。”

“霍勒斯，”艾拉说，高高地看向下方这个小矮子，艾拉告诉我说他自己做苹果酒，自己熏肉，知道每一种鸟的歌声，“这是内森，年轻的高中生作家。我跟他说了你跟我所过的动物标本剥制：考验一个好的动物标本剥制人是能否制造生命之幻象。他说了，‘这是对一位好作家的考验，’于是我就带他来了，你们两个大师可以聊一聊。”

“这么说吧，我们对待工作是严肃的，”霍勒斯告诉我。“我们什么都做。鱼类，鸟类，哺乳类。猎物头颅。各种位置，各种物种。”

“跟他说说那头野兽吧，”艾拉说，笑了一声，指着一只两腿细长的高个鸟，在我看来像是只可怕的雄鸡。

“那是鹤鸵，”霍勒斯说。“来自新几内亚岛的大鸟。不会飞。这一只是马戏团里的。巡回演出的马戏穿插表演，它死了，1938年时他们把它带给我，我给它体内塞上填料，马戏团再没回来要它。那是只大羚羊，”他说道，开始为我鉴别他的手工品。“那是只飞翔的库柏鹰。南非水牛头骨——这叫做欧洲标本，头骨的上半部分。这些是驼鹿的角。庞大。一头牛羚——头骨上有绒毛……”

我们在前展览室花了半个小时考察一遍，等跨进后面的展览室——“商店”，霍勒斯这样叫的——看到了弗兰克，约四十岁，正秃顶，和他父亲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正坐在一张血淋淋的桌子前，用一把刀子剥一头狐狸的皮，后来我们知道，那把刀子是弗兰克自己用钢锯片做出来的。

“你知道，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气味，”霍勒斯对我解释说。“你闻狐狸的味了吗?”

我点点头。

“是，狐狸有一股味道，”霍勒斯说。“可能不那么好闻。”

弗兰克差不多把那只狐狸右后腿的皮褪光了，只剩下裸露的肌肉和骨头。“那一只，”霍勒斯说，“要整个做成标本。会看上去像只活生生的狐狸。”那只狐狸刚被打死，躺在那里，已经很像一只活的狐狸了，只是睡着了而已。我们都围着桌子坐下，弗兰克仍手脚利落地继续干。“弗兰克有灵敏的手指，”霍勒斯带着父亲的自豪说道。“很多人可以把狐狸、狗熊、鹿和大鸟做成标本，可是我的儿子还能把燕雀也做成标本。”弗兰克最了不起的自制工具，霍勒斯说，是一个小小的挖脑用的勺子，用在小型鸟类身上的，那种勺子你买不到。弗兰克耳朵是聋的，也不会说话，我和艾拉起身离开时，他已经剥好了整只狐狸的皮，剩下的是看去精瘦的红色尸体，大小大概相当于一个人类新生婴儿。

“人吃狐狸吗?”艾拉问。

“通常不会，”霍勒斯说。“但是在大萧条时期，我们什么都试。你知道，那时大家身处同样的困境——没有肉吃。我们吃过负鼠，美洲旱獭，兔子。”

“哪一种好吃?”艾拉问。

“都好吃。我们老是饿。大萧条期间弄到什么就吃什么。我们吃过乌鸦。”

“乌鸦什么味?”

“嗯，乌鸦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这些该死的家伙有多老。有一只乌鸦吃起来像是鞋子的皮。有些乌鸦真的只适合拿来做汤。我们常吃松鼠。”

“怎么烧松鼠呢?”

“铸铁的黑锅。我妻子常设夹子捕松鼠。她会剥掉它们的皮，等有了三只，就在锅里烧熟。就像吃鸡腿。”

“该把我的小女人带来，”艾拉说，“你好给她这个菜谱。”

“一次妻子要给我吃浣熊。不过我知道。她说是只黑熊。”霍勒斯笑了。“她是个好厨子。死在土拨鼠日那天。七年以前。”

“你什么时候得了那个的，霍勒斯?”艾拉越过霍勒斯的拖拉机帽指着墙上一个突出的野猪脑袋；就挂在架子中间，架子上满是铁丝架和灌了石膏的粗麻架子，上面是动物的皮，伸展开调整好，又重缝在一起，以此制造活着的幻象。那头野猪确实是个野兽，一头庞大的野兽，有着黑色、棕色的喉咙，两眼之间盖着层带白色的毛发，让它的面颊生色不少，口鼻部巨大黝黑坚硬，如一块黑色湿漉漉的石头。它的嘴骇人地大张着，你能看到赤裸裸的食肉动物的嘴巴内部和非凡的象牙似的牙齿。这野猪确实给人活着的假象；弗兰克的狐狸也是如此，虽然我几乎受不了它的臭味。

“野猪看上去很真，”艾拉说道。

“哦，是真的。不过舌头不是真的。舌头是假的。猎手想要原来的牙齿。我们通常用假的牙齿，因为真牙会渐渐断裂。变得容易碎，就掉下来。可他想用真牙，所以我们用了真的牙齿。”

“这花了你多长时间，从第一天算起?”

“大概三天吧，二十个小时。”

“你做这个野猪标本得了多少钱?”

“七十美元。”

“在我看来似乎是便宜了些，”艾拉说道。

“你习惯纽约城的物价了，”霍勒斯告诉他。

“你得到的是整头野猪还是只有头?”

“通常有整个骨架，在脖子后面切下来。偶尔我们确实会拿到整头的熊，黑熊——我做过一头老虎。”

“老虎?是吗?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我能看出来艾拉虽然是为了对我当作家的教育在引着霍勒斯说，他也喜欢问他问题，好听他用尖利的唧唧喳喳的声音来回答，那声音听上去好像是从一片木头里削出来的。“那只老虎是在那里被射死的?”艾拉问。

“是个养着它们的家伙，像养宠物。有一只死了。它们价值很高，它们的皮，他想把这一只做成毛皮地毯。他打电话来，他把它放在延伸器上，弗兰克直接抬进车带回家，整只老虎。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给它剥皮或其他什么的。”

“那你知道怎么做老虎标本吗，还是要查查书?”

“书，艾拉?不，艾拉，不用书。你只要做了一阵子，随便哪种动物你都能摸清楚。”

艾拉对我说，“你有没有问题要霍勒斯来解答?有什么你为上学要知道的吗?”

只是听听我就再快活不过了，因此我说“没有”。

“剥那只老虎的皮有意思吗，霍勒斯?”艾拉问道。

“有意思。我很享受。有个人，我雇他给我拍了家庭电影，拍了整个过程，那一年感恩节我放了电影。”

“是在饭前还是饭后?”艾拉问道。

霍勒斯微笑了。虽然我看不出动物标本剥制有什么具讽刺意味之处，但动物标本剥制人自己却很有美国式的幽默感。“呵，不是一整天都在吃吗，是吗?人人都记得那年的感恩节。在一个动物标本剥制家庭，他们习惯了那样的事，不过你仍旧可以让他们吃一惊的，你知道。”

于是谈话继续着，愉快安静的谈话，有一些笑声，最后霍勒斯给我一个鹿蹄作为礼物。从头至尾艾拉都是温和平静的，我从没见过他和人一起时这样。除了我闻到狐狸的味道感到恶心，我不记得自己和艾拉在一起时这样不感到激动的。我也从没见过他如此严肃对待一件并不是世界大事、美国政治或者人类弱点的事情。谈论烹调乌鸦，把老虎做成一块地毯，和在纽约城以外的地方做一个野猪标本的花费让他解放了，使他不易激动，平静，几乎都认不出是他本人了。

这两个男人之间好脾气地在一起（特别是就在他们鼻子下面一个美丽的动物正被除去它的美丽外貌），后来直让我奇怪这个不需要搞得很激动，不需要经历一番艾拉式的感情才能和人对话的人，也许不会是真正的不活跃的艾拉吧，如果这个艾拉是我们看不见的话，而另一个艾拉，那个愤怒的激进分子，是一个假冒的，是模仿了什么，例如他的林肯或是野猪的舌头之类。艾拉对霍勒斯·布里克斯顿的尊重和喜爱甚至让我这个男孩想到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世界，那里有简单的人，简单的满足，艾拉可以漂进那个世界，在那里，他所有悸动的热情，让他猛烈攻击社会的那一套资格（这资格还不足呢）都会获得重塑，甚至就此平息下来。也许通过有个像弗兰克那样的孩子，他可以为他灵活的手指而自豪，和一个知道如何设夹子抓到松鼠烧来吃的妻子，也许通过使用这类就在手旁的东西，自己做苹果酒，自己熏肉，穿上工装裤和卡其布拖拉机帽，听燕雀歌唱……可又来了，也许不会吧。也许像了霍勒斯，没有了大敌人，生活对于艾拉就比当时更加难以忍受了。

第二年我们去看霍勒斯的时候，谈话中就没了笑声，都是艾拉在说。

弗兰克在剥一个鹿头的皮——“弗兰克，”霍勒斯说，“能闭着眼睛给鹿头剥皮。”——霍勒斯弯腰坐在工作台的另一头，“准备头骨”。摊在他面前的是各类非常小的头骨，他正用铁丝和胶水修补。伊斯顿那边一所学校里有些科学课教师要一套小型哺乳类动物的头骨，他们知道霍勒斯可能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他对着他面前易碎的小骨头咧嘴笑了，对我说，“我什么都不丢。”

“霍勒斯，”艾拉正说，“任何一位有一半脑子的美国人会相信朝鲜共产党军队会坐上船开过六千英里来接管美国吗?你能相信这个吗?”

霍勒斯正用胶水给一个麝鼠的头骨嘴里粘好一颗松了的牙齿，他没有抬头看，只慢慢摇了摇头。

“可人们就是这么说的，”艾拉告诉他。“‘要提防共产党构成的威胁。他们要接管美国。’这个杜鲁门要给共和党显示他的实力——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牺牲无辜的朝鲜人民来显示他的实力。我们要去那里，都是为了支持这个法西斯混蛋李承晚。我们要去炸了这批狗娘养的，明白吗?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

艾拉只顾不知疲倦地高谈阔论，我无法不感到生厌，我不无恶意地想，“弗兰克还不知道他听不见是多么幸运呢。那只麝鼠不知道它死了有多幸运。那头鹿……”

一天早上我们走过高速公路上的废石头堆去看望一位退休的矿工汤米·米纳里克，他是斯洛伐克人，魁梧，热心，1929年艾拉头回出现在锌镇时，他和艾拉一起在矿上干过活，那时他对艾拉有父亲般的兴趣，这次发生了同样的事——李承晚，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之类。现在汤米为镇上工作，看管废石堆——那是镇上一处景点——去那里的有正儿八经的矿石收集者，间或还有一家人开车带着孩子来到浩大的石堆里找寻一块块的岩石带回家放在紫外线灯下看。汤米给我解释过，矿石在灯光下面“发出荧光”——就是说，闪着红色、橙色、紫色、芥末色、蓝色、淡黄色和绿色的荧光；有的看上去像是黑色天鹅绒做的。

汤米坐在矿石堆入口处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他不管天气一律不戴帽子，挺英俊的一个老人，四方大脸，白头发，淡褐色的眼睛，牙齿都齐全。成人入场他收二十五分硬币，虽然镇上要他收孩子一角钱，但他老是不要钱就放孩子进去。“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进去看，”汤米对我说。“有人多年来每个周六周日都来，就是冬日也来。有的人我给他们生上火，他们送我些钱。不管晴天雨天，他们每到周六或是周日就来。”

汤米所坐的平坦大石头旁边就停着他的破旧汽车，发动机罩上一块毛巾，上面摊着一些收在他自己地窖里的矿石样本，大块的样品，最多卖五六美元，腌菜坛子里装满了一美元、五十美分一块的小一些的标本，棕色小纸袋里满是小块小片的石头，卖五十美分。卖十五美分、二十美分、二十五美元的那些石头他放在车子行李箱里。

“在后面，”他告诉我，“有更值钱的货色。不能摆在这里。有时我穿过马路到加里的机械加工车间去上个厕所什么的，而这些东西就放在这里……去年秋天我有两件标本，在后面，有个人拿个黑东西盖在上面，用一盏灯看，车里我还有两件五十美元的标本，他两样都拿走了。”

前一年，我一个人和汤米坐在矿石堆外面，看他和旅游者收藏者做生意，听他说话（后来我就那个早上写了一个广播剧，题目叫做《老矿工》）。那是他到小木屋来和我们吃了顿热狗作晚餐之后的早晨。我在小木屋的所有时间艾拉都对着我，教育我，汤米是被请来做访问讲课人，给我讲讲工会介入之前矿工困境的实情。

“汤姆，跟内森说说你爸爸。跟他说说你爸爸的遭遇吧。”

“我爸爸是在矿上干活的时候死的。他和另一个人进了一个地方，其他两个人每天都在那里干活，在坡道里，一个垂直的洞。那天他们两个没再出现。上面很高的地方，高度过了一百英尺。我爸爸和工头派进去的另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很壮实——他体形多美啊！我去医院，我见到那个人，他没在床上，而我爸爸手脚伸开着躺在床上，动都没动一下。我再没见过他动。第二天我去，这另外一个人正在和另一个人聊天，讲笑话，他甚至都没躺在病床上。我爸爸在床上。”

汤米生在1880年，1902年开始在矿区干活。“1902年，”他对我说，“5月24日。大概是那一天托马斯·爱迪生到那里，那个有名的发明家，在那里做实验。”虽然汤米不论在矿上待过多少年在人里头仍是个腰背坚挺的壮汉样子，几乎不像是七十岁，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灵活了，每回他讲自己的故事有点糊涂或是支支吾吾起来的时候，艾拉就得让他再回到正题上来。“我的思维不再那么敏捷了，”汤米告诉我们。“我得回过头去找，从A B C开始，你知道，想法子再找上。再搞明白点。我还是灵活的，不过不像过去那么好了。”

“是什么事故呢?”艾拉问汤米。“你爸爸怎么样了?告诉内森你爸爸是怎么回事。”

“那个站塌了。我们在这个四英尺见方的洞背后某个角度上放过一块木料——我们在后面放了一块，要用镐把它挖出来弄成斜形的，所以我把这个塞进去，在某个角度切开。一个在前一个在那边。然后我们在那里放上一块两英寸长的木板。”

艾拉打断他，催他说正经话题。“于是发生什么了?告诉他你爸爸是怎么死的。”

“塌了。是震动弄塌的。机器啊，所有的东西都倒坍了。过一百英尺。他再没复原过。骨头都断了。大约一年以后他死了。我们有那种老式的炉子，他就把脚放在里面，来保持温暖。他暖和不起来。”

“他们有没有工人抚恤金?内森，你来问，提问题啊。如果你要做个作家就做这个啊。别不好意思。问问汤米他有没有工人抚恤金。”

可是我不好意思。和我在这里一起吃热狗的是个真正的矿工，在锌矿干了三十年。就算汤米·米纳里克是艾伯特·爱因斯坦，我也不会比这更不好意思了。“他们有吗?”我问道。

“给你东西?公司吗?他一个子都没拿到，”汤米尖刻地说道。“公司和工头们是麻烦。那里的工头好像不在乎他们的房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说他们每天在里头干活的区域。像我吧，如果我是那里的工头，我会检查运去那里给人在洞上面走的木板。我不知道那些洞有多深，可是有人死在里头了，走在那些木板上，木板断了。腐烂的。他们从没注意检查那些该死的木板。从来没注意过。”

“你们那时候不是有工会吗?”我问道。

“我们没有工会。我父亲一个便士都没拿到。”

我努力想作为作家我还该知道些什么。“你们那里不是有矿工联合会吗?”我问。

“是后来有的。已经是四十年代了。到那时就太晚了，”他说道，声音里又有了愤怒。“他死了，我退休了——而且无论如何工会也没帮什么大忙。怎么办得到呢?我们有个领导，当地的会长——他不错，可他能做什么呢?那样的权力什么都做不了。知道吗，多年以前有个人要把我们组织起来。这个人去路那边一处泉水那里给家里挑水。再没回来。再没人听说过他的下落。他要组织工会。”

“内森，问问公司的事。”

“公司仓库里，”汤米说。“我看到大家拿到一张白纸条。”

“告诉他，汤姆，白纸条是什么。”

“就是拿不到工资。公司仓库把钱都拿去了。一张白纸条。我见过这个。”

“矿山主赚了不少钱吧?”艾拉问。

“锌矿公司的头，主要的那个人，在这里有所大房子，在山上，独他一家。大房子。我听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去世时有九百五十万美元。他有这么些。”

“那你开始干活的时候是多少钱?”艾拉问他。

“一小时三十二美分。第一份工是在锅炉房。那时我二十多岁。后来下矿了。我得的最高工资是九十美分，因为干的是像个监工的活。像工头一类。监工下面的。我什么都做过。”

“养老金呢?”

“没有。我岳父拿了养老金。八美元。他工作了三十多年。一个月八美元，他就拿这么多。我没见过养老金。”

“告诉内森你们在矿下都怎么吃饭。”

“我们得在地下吃饭。”

“每个人都是吗?”艾拉问。

“只有工头十二点时到地面上在他们的盥洗室吃饭。其他人都在地下吃。”

次日早上，艾拉开车带我到矿石区，和汤米坐在那里，研究利润动机的罪恶后果。“这是我的孩子，汤姆。内森，汤姆是个好人，好老师。”

“我尽力做到最好，”汤米说。

“他是我在矿下的老师。不是吗，汤姆?”

“我是，吉尔。”汤米叫艾拉吉尔。那天早餐上我问起为什么汤米叫他吉尔，艾拉笑了，说道，“在那里他们都这么称呼我。吉尔。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有人这么叫我了，就这么保留了下来。墨西哥人，俄罗斯人，斯洛伐克人，都叫我吉尔。”

1997年，我从默里那里知道艾拉没跟我说实话。他们叫他吉尔，是因为在锌镇时他自己叫自己吉尔。吉尔·斯蒂芬斯。

“吉尔小时候我教他怎样放炸药。那时我是跑腿的，钻孔，准备好一切，炸药，木材，以及其他等等。教这个吉尔钻孔，在每个孔里放上一条炸药，接上线路丝。”

“我要走了，汤姆。晚点再来接他。跟他说说炸药吧。教育教育这个城里人，米纳里克先生。告诉内森炸药发出的气味和对人体内部的伤害。”

艾拉开车走了，汤米说道，“气味吗?你得适应才行。我染上过一次，很厉害。我在搬一个矿柱里的矸石，不是矿柱，是个入口，四英尺的入口。我们钻孔，烧过，往上面浇上水，过了一整个晚上，就浇在那个矸石上面，我们叫那个是矸石，第二天那气味难闻极了。我吸进去一些。有一阵感到不适。病了。不像有的人病得那么厉害，但还是病得不轻。”

那是在夏季，早上九点就已经很热了，但即便是在户外，在难看的矿石堆那边，高速公路对面就是那个大机器商店，汤米就用那里一个不太卫生的卫生间，头顶的天空却是湛蓝美丽的，很快就开始有一家子一家子的人开车来参观。一个人从车窗里探出头问我，“这里是小孩可以进去挑石头什么的地方吗?”

“没错，”我说，我没说“是”。

“你带孩子了吗?”汤米问他。

他指指后座里两个孩子。

“就是这里，先生，”汤米说道。“进来看看吧。出来的时候就到这里看看，半元钱一袋石头，是挖了三十年矿的矿工特别给孩子的岩石。”

一位年纪大的女人开车来，带了满满一车孩子，可能是她的孙子吧，她从车里出来时，汤米向她打个招呼。“女士，你出来的时候，要是想从一位挖石头挖了三十年的矿工这里给小家伙们买一袋漂亮石头的话，到这里来吧。五十美分一袋。特别给孩子的石头。会发出美丽的荧光。”

我也投入进来——投入利润动机在锌镇运转的快乐——我跟她说，“女士，他的东西很好。”

“我是唯一一个，”他告诉她，“做这些袋子的。这些袋子里是好矿石。其他的截然不同。我没往这里头放差劲的东西。这里是真货色。如果在灯光下面看，你会喜欢那里面的东西。这里头有的只有这个矿区才出，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

“你在大太阳下没戴帽子，”她对汤米说。“你这样坐在这里不热吗?”

“我这样好多年了，”他告诉她。“看到我车上这些石头了吗?这些石头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看上去难看，可是在灯光下面就漂亮了，里面有不同的东西。有很多不同的质地。”

“这个伙计真正了解岩石。在矿上干了三十年，”我说。“伙计”，不是“伙伴”。

接着，有一对夫妇停下车来，他们比其他游客都更像城里人。他们一下车就开始仔细看汤米汽车发动机罩上价格高的标本，一起低声商量。汤米悄悄对我说，“他们非常想要我的石头。我有一批收藏品，谁都不能碰。这里是这个星球上最特别的矿床——而我有里头最好的东西。”

这时我大声说了。“这个人有最好的货色。在矿上干了三十年。他这里有漂亮的石头。漂亮的石头。”他们买了四块，打折后总共五十五美元，我就想，我帮上忙了。我帮了一位真正的矿工。

“如果还要什么矿石的话，”他们拿着买的东西回车里的时候我说道，“就到这里来。这里是这个星球上最特别的矿床。”

我过得很快活，后来，将近中午时，勃朗尼来了，就显出了我如此热心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在傻乎乎地信口乱扯，连我自己也看出来了。

勃朗尼，劳埃德·勃朗尼，比我大几岁，瘦瘦的，留了个平头，尖鼻子，面色苍白，看上去最没什么恶意，特别是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又在新粗布裤子外面穿着看店人的白色围裙的样子。因为他和自己的关系是如此一目了然的简单，当他看到我和汤米在一起时他的那种懊恼就全身都是了，很让人同情。和勃朗尼相比，我觉得自己单是静静坐在汤米·米纳里克身边就成了个生活最丰富最疯狂的孩子；和勃朗尼相比，我就是如此。

然而，如果说我的复杂嘲弄了他，那么他的简单也嘲弄了我。我把一切都变为一次历险，总是盼望改变，而勃朗尼活着仅只是怀着实际的必要感。他没有任何不是孕育于锌镇的要求。他要想的念头只是锌镇上所有其他人都想的念头。他希望生活一遍遍重复自己，而我则想冲出去。我觉得自己像是个要成为不同于勃朗尼的人的怪物——也许是头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感觉到。有热情冲出去从生活中消失会是什么样子?作勃朗尼该会是怎样的?这不就是着迷于“人”的真正意义吗?身为他们是什么样的?

“你忙吗，汤姆?我可以明天再来。”

“留在这里吧，”汤米对那男孩说。“坐吧，勃朗尼。”

勃朗尼恭敬地对我说，“我每天只在午餐时间到这儿来，我和他聊聊石头。”

“坐吧，勃朗尼，我的孩子。你拿了什么来啊?”

勃朗尼把一个破旧的书包放在汤米脚下，开始从里头往外拿石头标本，大小和汤米摆在他车子发动机罩上的石头差不多。

“黑硅锌矿吧，啊?”勃朗尼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