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读吧，”铁林仍旧翻着书对我说道。

“霍华德·法斯特引用了不少潘恩的文字，”我说。

铁林抬起头来说：“‘群众的合力可以进行革命，古怪的是人类竟然经过了几千年的奴隶制度而对此毫无察觉。’”

“书里头有这句，”我说。

“我想该有这句。”

“你知道潘恩有什么样的天赋呢?”林戈尔德先生问我。“这种天赋是杰斐逊、麦迪逊这些人所拥有的那类。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你知道的。”他说。

“向英语挑战。”

“很多人做过了。不是这个。而是以英语来阐述理想。革命完全是不可预见的，无组织的。内森，这是不是你从书中获得的印象?这些人要为他们的革命寻求一种语言。找到与伟大宗旨相匹配的词汇。”

“潘恩说，”我对林戈尔德先生说，“‘我写了一本小册子，为了要人们知道他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这点他确实做到了。”林戈尔德先生说。

“这一段，”铁林说，指着书里几行字。“写到乔治三世。‘若我迫灵魂为妓，去立誓效忠一个品格愚蠢，顽固，无用而残忍的家伙，那么我该承受魔鬼的苦难。”

铁林用他的《自由勇敢者》式大众热爱的嗓音背诵的潘恩的两段话，正在我自己抄写下来并记牢的十多句中。

“你喜欢这句话，”林戈尔德先生对我说。

“是的。我喜欢‘迫灵魂为妓’这句。”

“为什么呢?”他问我。

太阳照在我的脸上，我开始大汗淋漓，是因为遇见铁林而兴奋激动，现在又要像在课堂上一样回答林戈尔德先生的问题，坐在高过六英尺又未着衬衫的两兄弟之间，他们高大而不做作，散发出那种坚强智慧的男子气概，令我神往。他们可以聊棒球和拳击，可现在谈的却是书籍。谈的语气来好像书中有的地方很成问题。他们打开一本书不是为了去崇拜它或获得修养的提高或迷失于周围的世界。不是，他们打开书是为与书进行搏斗。

“因为，”我说，“通常，你不会把灵魂与娼妓联想起来。”

“‘迫灵魂为妓’，他要说的是什么?”

“出卖灵魂，”我回答。“出卖他的灵魂。”

“对。你有没有看出来‘若我迫灵魂为妓，那么我该承受魔鬼的苦难’这样的表达比‘若我出卖我的灵魂’要有力多少?”

“是，看出来了。”

“为什么会强有力那么多呢?”

“因为他将灵魂拟人化成了‘娼妓’。”

“对——还有呢?”

“嗯，‘娼妓’这个词……不是个常用的词，公众场合听不到。没人会经常写到‘娼妓’这个词，或者，在外面说到‘娼妓’。”

“为什么不会呢?”

“羞耻心吧。怕出丑。遵循礼节。”

“遵循礼节。说的好。对。所以这样写是够大胆的。”

“是。”

“你正是喜欢潘恩这一点吧?他的胆识?”

“我想是的。是。”

“现在你知道了你喜欢一样事情的缘由。内森，这你就大大领先了。并且你能知道这点，是因为你看到了他使用的一个词，只是一个单词，然后就这个单词思考过，给自己设问过几句，到后来，你能把那个词研究透彻，仿佛是透过放大镜，看到了这位伟大作家某一处力量的源泉。他是大无畏的。托马斯·潘恩有胆量。但是这就够了吗?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而已。胆识必须要有目标，否则就是低级的，太容易获得而且平庸。为什么托马斯·潘恩有这样的胆识呢?”

我说：“为了他的信仰。”

“嗨，好孩子，”铁林突然说道。“这才是喝道格拉斯倒彩的孩子！”

于是，就这样，五天后一个晚上，我作为铁林的后台来宾参加了在纽瓦克市最大的剧院“清真寺剧院”的一次聚会。聚会是为了新建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举行。华莱士在罗斯福的第三任任期中成为他的副总统。在此之前，他在罗斯福内阁中任农业部长长达七年。1944年罗斯福落选，杜鲁门继任，华莱士曾在他的内阁中任过短期的商业部长。1946年，总统将华莱士开除，理由是他公然宣称支持与斯大林合作及和苏联友好，而恰恰就在此时，杜鲁门和民主党人已开始意识到苏联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严重威胁到和平，西方必须抑制它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扩张。

民主党内的这次分歧，发生在以总统为首的反苏派和华莱士为首的反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进步”亲苏派之间，在我自己家里，这种分歧就反映在我们父子之间。父亲对过去在罗斯福庇护下的华莱士还算欣赏，但是他不支持华莱士参选总统，原因是美国人一般不选择支持第三方党派的候选人——华莱士参选会从杜鲁门处拉走民主党内左派的选票，由此使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市市长托马斯·E.杜威当选成为可能。华莱士一派的人称其党派可获得约六七百万张选票，占选民票的比例大大高于以往美国第三方党派所得。

“你支持的人只会使民主党落选，”父亲对我说。“如果共和党当选，这个国家会蒙受它会带来的苦难。你没有经历过胡佛、哈丁和柯立芝的时代。对共和党的残忍无情没有直接的认识。你讨厌垄断企业吧，内森?你鄙视你和亨利·华莱士称为‘华尔街上的所谓大人物’吧?可是，你还不了解垄断企业的党派是如何践踏大众利益的。我了解。我了解饥饿了解困境，不过，感谢上帝，你和你的弟弟则幸免于此。”

父亲出生在纽瓦克的贫民窟，他白天在一家流动面包房车上工作，晚上去夜校学习，就这样成了足病医生。即便是在他赚了些钱和我们搬进自己的房子以后，他始终都认为自己与他称作普通民众而我沿袭亨利·华莱士的叫法称为“平民”的利益息息相连。我努力说服父亲相信这位竞选人正是支持他自己的新交易原则的，但父亲断然拒绝投他的票，我大感失望。华莱士要建立全国卫生系统，保卫工会和工人的利益，反对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和虐待劳方，反对蒙特-尼克松法案和迫害政治激进分子。蒙特尼克松法案若获通过，政府会要求将所有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阵线”组织登录在案。华莱士曾说蒙特尼克松法案是迈向极权国家的第一步，意在使美国人民惧怕而就此沉默；他说这是国会提出的“最具破坏性”的法案。进步党的竞争力是他们在华莱士所称的“思潮市场”上所倡导的思想自由。我印象最深的是华莱士在南部竞选时拒绝对种族隔离之下的听众做讲演，他是头一位有这种勇气和正直的总统候选人。

我告诉父亲：“民主党永远不会花力气来结束种族隔离。他们永远不会将私刑、人头税和种族分离定为非法行为。他们从来没有做到过，也永远不会这样做。”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内森，”他对我说。“你注意看哈里·杜鲁门。哈里·杜鲁门的政纲中有公民权的条款，现在他已经甩掉了那些南方分子，你留心看着他的作为吧。”

那一年，脱离民主党的不只是华莱士，还有父亲提到的那些“偏狭的家伙”，南方民主党，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州权力党，即“南方民主党”。他们推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竞选总统，他是个狂热的种族隔离分子。南方民主党也会拉走来自南部通常投给民主党的选票，这是杜威在选举中获得支持以压倒多数票击败杜鲁门的又一原因。

每晚在厨房用晚餐时，我都尽我所能说服父亲投票支持亨利·华莱士和恢复新交易原则，而每晚父亲则尽力要让我明白这一类选举中妥协的必要性。可是，我是以托马斯·潘恩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不妥协的爱国者为英雄的，只是听到“妥协”这词的第一个音节，我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对着他，母亲和我十岁的弟弟说，我再也不能在父亲在场时坐在那张餐桌前吃饭，每次我要离开了，弟弟都要用一种夸张的愤怒语调一再对我说：“投给华莱士就是投给杜威。”有一个晚上，晚饭时，父亲换了一种策略，就共和党轻视我所珍视的经济平等和政治公正的所有意义对我进行更深入的教育，可是我全然听不进去：论及黑人权利，两大党派同样缺乏良知，同等漠视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不公正，对于因为我们国家蓄意挑衅激怒热爱和平的苏联人民，而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概视而不见。我含着泪一字一句地对父亲说：“你真令我惊讶，”好像他才是那位毫不通融的儿子。

更令我惊讶的还在后面。一个周日下午，将晚时分，父亲对我说他希望我不要去参加当晚在清真寺剧院举行的华莱士聚会。如果我们谈过以后我仍旧要去，他不会阻止我，但起码在我做最终决定之前，他希望我听完他的话。自从那个周二，我从图书馆回到家里，得意地在晚餐桌上宣布说我被广播演员铁林邀请作为他的来宾参加市中心的华莱士聚会，显然是结识铁林太让我兴奋了，他对我个人的关注又令我得意忘形，于是母亲干脆不许父亲提出他对聚会所持的保留意见。然而现在他要我听听他认为作为父母有责任来与我探讨的问题，而且希望我不要太过激动。

父亲对待我的态度认真，与林戈尔德兄弟相仿，但缺乏艾拉政治上的无畏精神和默里的文采，最重要的是，他不像他们那样似乎毫不介意我举止是否得体，会否成为一个好孩子。林戈尔德兄弟好比拳赛中的左直拳接右勾拳，将我引入大赛，我开始了解如何在更广泛范围里成长为一名男子汉。林戈尔德兄弟让我不得不用我认为与我当时身份相称的严谨缜密来回应。他们不在意我是不是做个好孩子。他们只在意我的信仰。不过呢，他们是没有做父亲的责任的，父亲的责任是引导儿子避开各类潜藏的危险。父亲须为这些操心，而老师则不会如此。父亲须操心儿子的行为，如何使他的小汤姆·潘恩适应社会生活。可是一旦小汤姆·潘恩已经为成人圈子接受容纳，他的父亲却仍当他是个小男孩来教育，那么这父亲就没指望了。没错，他是担心可能出现的那些危险，倘若不是，那就不对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没指望了。小汤姆·潘恩别无他法，只有将他一笔勾销，背叛父亲，义无返顾径直向前跨入人生的第一个陷阱。随后凭着一己之力——由此他的生活得到真正的统一——在整个一生中从一个陷阱迈向下一个陷阱，直至墓坑，若无意外，这总归该是他将落入的最后一个坑吧。

“听我说完，”父亲说，“然后你再拿主意。儿子，我尊重你是独立的。你要戴着华莱士的徽章上学去吗?戴吧。这是个自由的国度。不过你应该了解所有的真相。没有事实真相，你就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何以尊敬的总统遗孀罗斯福夫人不支持亨利·华莱士而是反对他呢?哈罗德·伊基斯是罗斯福信任的忠诚的内政部长，当之无愧的一名伟人，何以他不支持亨利·华莱士而是反对他呢?为何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有抱负的工会组织工业组织联合会撤回了对亨利·华莱士的资金投入和支持?是因为共产党势力渗透进了亨利·华莱士的竞选活动。父亲不希望我去集会是为了共产党人，他们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了进步党。他告诉我说或者华莱士太天真，对这点竟不知晓，或者是——不幸的是，这才可能是事实——华莱士太狡诈，不愿承认。但是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来自为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中，已经被工业组织联合会开除的人——

“你这个专迫害赤色分子的人！”我大喊，接着我离开家，坐14路公共汽车去了那个聚会。我碰到了保罗·罗伯逊。艾拉给他介绍说我就是他曾对他提起的那个高中生，他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保罗，就是他，那个带头喝斯蒂芬·A.道格拉斯倒彩的孩子。”保罗·罗伯逊是一名黑人演员和歌手，和华莱士共同任竞选委员会主席。就在几个月前，在华盛顿一次反蒙特-尼克松法案的抗议活动中，在华盛顿纪念碑的脚下，五千名抗议者前，他演唱了歌曲《老人河》。面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他无所畏惧地告诉他们（他们就蒙特-尼克松法案作调查问及保罗若法案获通过，他会否遵守法案），“我会违反这项法案，”接着，被问及共产党代表什么，他以一般的直率回答，“代表着黑人的完全平等权利。”保罗·罗伯逊握住我的手说，“年轻人，不要丧失勇气。”

我和演员及演讲者一起站在清真寺剧院后台，同时为两个崭新的独特世界围绕着，左派的环境和“派系”的世界，那种兴奋，可以比作在一场大型棒球联赛中，与球员一起坐在休息室中。我站在舞台一侧，听艾拉再次化身亚伯拉罕·林肯，不过这次他斥责的不是斯蒂芬·A.道格拉斯，而是两党派中的战争贩子：“支持全世界的反抗组织，使西欧武装起来抵御俄罗斯，将美国装备起来……”我看到了亨利·华莱士本人，艾拉登上舞台对群众发言前，亨利就在他身边不过二十英尺的地方，集会过后的庆祝酒会上，亨利几乎就是站在艾拉身旁，艾拉趋前对他低声耳语。我凝视着这位总统候选人，他来自艾奥瓦，是一位拥护共和党的农夫的儿子，他有美国人的容貌和声音，与我见过的任何一位美国人相同。这位政治家反对高价，垄断企业，种族隔离和歧视，反对姑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蒋介石一类的独裁者，我忆起了法斯特对潘恩的描述：“他的思想理念远比杰弗逊的更贴近普通工人群众。”而在1954年——距清真寺剧院那晚六年以后，那晚这位代表了普通民众，人民和人民政党的候选人站在讲台上，紧握拳头，大声疾呼，令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们正身处在对我们自由的肆意践踏之中”——我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被拒。

我的生活并未也不会因此而有大的差别，然而这股击败共产主义的狂潮连我都袭扫到了。

铁林于1913年出生在纽瓦克，早我二十年，他住的那片地方很穷困，他有个无情的家庭，上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巴林杰高中，除体育课外无一门功课及格。他视力很差，戴眼镜也不管用，连课本上的字几乎都看不清，更不用说是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了。他看不清，无法学习，于是有一天，就他解释是这样的，“我就没有起床去上学。”

默里和艾拉的父亲，艾拉是连谈都不愿谈及他。在那次华莱士聚会后的几个月里，艾拉告诉我的最多不过是：“我无法和父亲谈话。对他的两个儿子，他从未有过丝毫的重视。他不是故意如此。只是他兽类的本性而已。”艾拉的母亲在他记忆中是他钟爱的，在他七岁时去世了。替代她的，是艾拉形容为“童话故事里那种继母。地道的贱女人。”一年半以后，他自中学退学，就在几周以后，永远离开了家，那年他十五岁，他找到一份在纽瓦克挖沟的工作。二战爆发前，全国经济大衰退期间，他四处漂泊，先是在新泽西，接着走遍了全美国，有什么活就干什么，多数活都需要脊背强壮。就在珍珠港事件后，他入了伍。他辨不清视力表，不过有一长队等着查视力的人，于是艾拉就绕到视力表前，尽他所能把表背下来，然后站回到队列里，他就是这样通过了体检。1945年，离开军队后，艾拉在伊利诺伊州待了一年，和他在部队里最好的朋友约翰尼·奥戴同住，约翰尼是钢铁工人，信仰共产主义。他们曾一起在伊朗码头上做装卸工，卸下由铁路经德黑兰运往苏联的资援物资装备。因为艾拉做起这活来力气很大，奥戴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铁人艾拉”。到了晚上，奥戴教给这位铁人如何阅读书籍以及写信，并将马克思主义教授给他。

奥戴灰色的头发，比艾拉年长大约十岁——“他这样的岁数怎么入的伍呢，”艾拉说，“我还是没搞明白。”他六尺高，瘦得如电线杆一般，却是艾拉遇到过的最强硬的家伙。奥戴随身带着一个轻便的拳击袋，用来训练击拳速度。他出拳又快又猛，“若是不得已，”他能一次击败两三个人。并且奥戴还极有才能。“那时，对政治，对政治运动，我是一无所知，”艾拉说道。“我区分不出不同的政治哲学或是社会哲学。然而这个人跟我讲了不少，”他说。“他讲到了劳动者。讲到美国普遍的社会状况。政府方面对工人利益的损害。他所说的都有事实为依据。他不尊奉传统教育吗?奥戴是极不信奉传统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遵循惯例。是的，奥戴为我做了很多，我明白。”

那时奥戴和艾拉一样没有结婚。“牵缠不清的关系，”他对艾拉说道，“无论在何时，我都不愿掺和在其中。而孩子，依我看来，随时都会受到人性恶伤害。”虽然奥戴所受的教育不过比艾拉多上一年，他却靠着自己“训练自己有了技能”，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口头和书面辩论方面”，方法是自各种各样的书籍中不作甄别的大段大段抄写下来，再借着一本小学语法书，辨析这些句子的结构。就是奥戴给了艾拉那本他说是重塑了他生命的袖珍辞典。“我有了这本辞典，在夜里阅读，”艾拉对我说道，“就像读小说那样去读。我让人给我寄了一本《罗热同义词汇编》。白天卸了一天船，每到晚上还要学习词汇。”

他发现了阅读的乐趣。“有一天——这一定是部队犯下的最大的一个过错了——他们寄来一整套文库丛书。真是个大错误，”他笑道。“到后来我大概把那些书都读过一遍。他们搭了一座活动房来搁书，打好书架，对大家说，‘想看书就来拿。’”是奥戴告诉他——现在他仍旧告诉他——拿什么书。

早先，艾拉给我看过三页纸，上面题着“给林戈尔德的几条具体建议”，这是他们一起在伊朗的时候奥戴写的。“第一条：手边常备词典一本——一本富含同义词、反义词的好词典——就连给送奶工写张便条时也要用。要运用词典。不要依照积习胡乱揣测单词的拼写和确切的含义。第二条：隔行书写，以便后来添加东西和加以修正。就个人书信而言，这是否有悖正确用法，我毫不在意。因为这样可以做到表达准确。第三条：不要把文字排得紧紧的不作分段。每论及新的概念，或进一步阐述已有的论题时，要另起一段。这样可能会显得文体变化突兀，但可提高文字的可读性。第四条：避免用词陈腐。即令是非用不可，也要把你读过或是听过的东西换种方式表达，而不是直接引用原文。读书会那天晚上，你用来陈述观点的一句话：‘我已简要说过现存体制的一些弊端……’铁人，这是你读来的，不是你自己的，是别人的。听起来像是从罐头里冒出来的。假使你如此来表达同一个观点：‘就我在伊朗的所见，我论及了土地私有权的影响和外国资本的垄断。’”

总共有二十条，艾拉给我看是为帮助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我写的高中广播剧，而是为我写的日记，计划中这些日记为“政治性的”，我开始在想起来的时候就写下自己的“思考”。我是仿照艾拉开始记日记，而艾拉则是仿照约翰尼·奥戴。我们三个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笔记本：伍尔沃思店出的一种简易小本子，一页五十二行，约四英寸长三英寸宽，页首钉在一起，夹在印有斑驳棕色色块的硬壳封面和封底之间。

奥戴来信中每提到一本书，随便什么书，艾拉都会弄到一本，我也是如此。我径直去图书馆去借来。“最近我在读鲍尔的《青年杰弗逊》，”奥戴写道，“同时也在读其他有关早期美国历史的著作。那个时期的通讯处是具有革新思维的殖民者扩大自己理解力和协调计划的主要代表机构。”我就是因此而在中学时读到《青年杰弗逊》这本书。奥戴写道，“几周前，我买了《巴特里特格言集》第十二版，说是作参考书用，其实是为着翻阅这本书得到的那种愉悦，”于是我到市中心的大图书馆，坐在参考书中间，照我想象中奥戴那样去翻看《巴特里特》，手边放着日记本，一页页翻看，找寻那些智慧，加速令我成熟，使我成为值得他人认真对待的人的智慧。“我定期购买《共新》（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机关杂志），”奥戴写道，可是《共新》——共产党新闻局的缩写——我知道本地图书馆不会有，出于谨慎，我也没有去查询。

我写的广播剧是对话形式，比起奥戴的具体建议来，倒更易受到艾拉和奥戴谈话的影响，艾拉把他们的对话又对我重讲一遍，或是一字一字地表演出来，仿佛他和奥戴一起就在我的眼前。剧本也带有工人阶层惯用语的色彩，艾拉在去了纽约成为广播演员后很久言语中仍常会突然冒出这类用语。剧本的观念深深为奥戴写给艾拉的长信所影响，艾拉常应我要求大声朗诵这些信。

我作品的主题是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是广播剧作家诺曼·科温在《胜利手记》中赞为“小老百姓”的普通人。他这出剧六十分钟长，在欧洲战役结束的当晚，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剧（后来应大众要求，八天后又重播了一遍），这出剧使我满怀希望沉湎于以文学救世的抱负之中，借写作来匡正这世上的弊端。时至今日，我不愿去判断我曾那样热爱的诸如《胜利手记》之类东西是不是艺术；它给了我最早关于艺术神奇魔力的感受，帮助我加强了最初对于我所希望和期待的文学家语言作用的认识：即为铭记战争中人民的斗争。（而且它也教我可以在句子开首用“而且”，正与老师所坚持的相悖。）

科温的剧本形式松散，没有情节——“实验性的”，我这样告诉我做手足病医生的父亲和持家的母亲。它的风格非常口语化，用头韵，这种风格部分源自克利福德·奥德茨，部分则源自马克斯韦尔·安德森，是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剧作家尝试为舞台打造的一种可为大家辨识的朴实格调，自然而又带抒情色彩和严肃的潜格调，是一种诗意化的语言，在诺曼·科温作品中的体现是，日常用语的韵律与略带文学矫饰的语言结合为一种语调，使十二岁的我觉得它有民主的精神和英勇的见识，与公共事业振兴署艺术家计划里艺术家所画的壁画极为相像。惠特曼称美国属于粗犷的人，诺曼·科温则称它属于小老百姓——这小人物结果并不比刚刚打了爱国战役归国为人民爱戴的美国人逊色。这名小人物正是美国人自己！科温的“小老百姓”正是“无产阶级”的美国人，就我如今所理解的，美国工人阶级战斗并赢得其胜利的革命，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论如何卑小，都是这宏大事物的一分子，这场革命证实了存在着一种神话般为所有人共享的国民特性。

包括我在内。我是犹太孩子，勿庸置疑，但是我并不愿就有犹太民族的特性。我甚至都不怎么清楚它是什么。也不太想明白。我想有的是国民的特性。对于生在美国的我的父母来说，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自然更合适的了，对我而言，再没有其他方式比共用诺曼·科温的语言意义更深刻，它将战争在人民中激起的令人振奋的情绪在语言中升华了，这是二战的祈祷书，高尚的大众诗歌。

历史取了缩影，人格化了；美国取了缩影，人格化了：对于我，那即是诺曼·科温和那个时代的魅力所在。你投入历史，历史也涌入你。你汇入美国，美国也汇入你。而这全是由于我活在1945年的新泽西，十二岁，坐在收音机旁听广播。那时大众文化充分连结着上个世纪，但仍就易受老百姓的语言影响，这一切对我来说有着令人着迷的一面。

终于可以说出来了而不会破坏这场运动：

衰落的民主，拙劣的布尔什维克，被腐蚀和软化的人，

最终却不知为何比纳粹恶棍更加有力，也更加聪慧：

因为他们并未鞭笞牧师，焚烧书籍，或是打击犹太人，没有从妓院抓走女子，或者从孩子身上取血，

广大民众，他们普通但他们自由，一天早晨，从习惯和家中醒来，早早起床，将肌肉弯曲，（作为业余使用者）学习武器教程，然后出发，越过危险重重的平原和海洋，去击败那些专用武器的人。

这点他们是做到了。

若需确认，请看上期公报，上有最高联合司令部的记号。

从晨报上剪下来吧，交给你的孩子好好保存。

《胜利手记》单行本发行后，我马上买了一本（是为我自己全部拥有而不是借书卡上借来的第一本精装书），有那么几周的时间我背下了六十五页自由诗形式写的篇章，尤其喜欢那些游戏般随意使用日常市井用语的句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古镇上今晚一度气氛热烈”），或是把看似无甚关联的专有名词放在一起，以产生对我而言像是使人感到惊异刺激的反讽效果（“在来自巴尔的摩的杂货店员面前，那位非凡的武士放下了他的日本武士剑”）。这场伟大战争使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牢固树立了重要的爱国情绪，战争开始时我差不多九岁，结束时则差半年到十三岁。这场战争终了之时，单是在广播中提到美国的城市和州名（“新汉普顿刺骨的夜风中”，“自埃及直至俄克拉何马草原上的小镇”，“在丹麦的哀悼与在俄亥俄的哀悼是为了同样的缘由”），就可达到预期中那种令人倾心敬仰的效果。

<blockquote>他们就此停止。</blockquote><blockquote>终于精疲力竭，叛徒死在威廉斯特拉斯后的一条小巷里。</blockquote><blockquote>鞠躬吧，美国兵，</blockquote><blockquote>鞠躬吧，小老百姓。</blockquote><blockquote>明日的英雄就听从今日午后你们这些平民的支配。</blockquote>

该剧就以这首颂诗拉开序幕。（广播中果敢的声音与铁林的相仿，坚定地将他应得的赞美献给我们的英雄。那是学校教练在中场休息时的那种声音，坚定，因饱含热情而带着沙哑，稍带些威吓的阵势——他还教英语课——这是平民大众共同良知的呼声。）以下是科温书里的结尾，是一段祷文，扎根于当下，因此在我看来——我已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似乎就是全然现世和非宗教的，但是比起我在每天开始时在学校听到他们背诵的祷文，或是主日礼拜时，在教堂里，我傍在父亲边上，在祷文书中所读到的翻译，这篇祷文却更加有力更加勇敢：

<blockquote>主啊，兴衰起落与枯萎……</blockquote><blockquote>主啊，新鲜的面包，宁静的清晨……</blockquote><blockquote>主啊，外套，薪水……</blockquote><blockquote>仔细分配新的自由……</blockquote><blockquote>公布证言，关于同志之间……</blockquote><blockquote>坐在谈判桌前，越过重重可预知的困难，传达平民百姓的希望……</blockquote>

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尽管比起他们过去常听的内容，这个要复杂一些，他们所听的内容就在我心中，我天真地以为也在他们心中，激起一股变革的冲动，以我个人而言，以往任何广播节目都不曾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广播节目的力量！收音机里可走出灵魂，令人惊异。平民精神激发了对人民的广泛崇拜，语言喷涌而出，从美国人民的心直接上升涌入美国人民的口，一小时的节目献给被科温称为完全普通的美国人民身上具有矛盾性的高贵品质，虽然它自身具有矛盾性：“广大的民众，他们平常但他们自由。”

对我来说，科温将汤姆·潘恩现代化了，将事业的危险民主化，使它不单是一位正直的狂人的问题，而是把所有正直平民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值得去做，于是人民联合在一起。有伟大的意义，于是人民联合在一起。这思想令人激动。科温又是何等地尽力来使之实现，至少是在想象的作品中吧。战后，艾拉头回自觉地加入阶级斗争。他对我说，他一生都深陷事中，对陷入的是什么却是全然不了解。在芝加哥时，他在一家唱片厂工作，周薪四十五美元，电业工人联合会为工厂订立的合同严密可靠，甚至有工会雇佣方式。同时奥戴又回到印第安那港，在国内钢厂那帮缆索工中工作。奥戴常幻想可以辞去工作，到了晚上，在他们的房间中，他就对着艾拉大发牢骚。“如果我可以有六个月时间不需工作，又不受限制，那我就能在这个港口建立我们的党派。这里好人不少，缺的是能花全部时间来组织的人。没错，我在组织方面不是太好。必须向胆小的布尔什维克表示友好，而我更愿去敲他们的脑袋。其实又有什么区别?这里的党太拮据了，支付不起全职工作。搜罗到的每一块钱都要用来维护我们的领导地位。用来作宣传，还有其他一些不可延缓的事由。自用掉上一张支票后我就一个钱也没有了，不过我靠赊账过了一阵子。可是缴税啊，讨厌的车啊，这样那样的东西……铁人，我应付不了——我必须工作。”

我喜欢听艾拉跟我转述他们工会里粗汉之间用的那些切口，就连约翰尼·奥戴这样的人也用这些术语。不过奥戴用的句子结构不像一般工人的那样简单，但他很明白他们用词的力量，虽然可能受到同义词汇编的不良影响，但他一辈子都将这类用词运用得颇为自如。“我得缓一阵子……管理方高举斧头来裁员……我们一撤腿离职……他们一旦上街罢工……如果他们要逼我们接受他们的杂种狗合同，不让我们加入工会，那就像砖头上溅血，要有冲突……”

我喜欢听艾拉讲述他所在的电业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描述他工作的唱片厂里的人。“工会很团结进步，由普通人领导控制。”普通人——这个词使我激动，正如我为辛劳的工作，坚强的意志，和将两者融合的公正目标而激动。“每次当班的一百五十名工人中，有一百多名参加每两周一次在厂里的聚会。虽说大部分工作拿的是时薪，”艾拉对我说道，“这家工厂里没人耍威风。你明白吗?老板有话对你说时，他是很有礼貌的。就算是犯了大过错，被叫进办公室，也还是和他的主管者一起。这就大为不同了。”

艾拉会告诉我工会例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些例行公事，比如关于新合同的提案，旷工的问题，关于停车场的抱怨，讨论逼近的战争”（他指的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种族主义，薪水和物价同退同涨的理论”——不停地说啊说啊，不仅是因为十五六岁的我渴望知道工人一切行为，说话，做事，思维的方式，也是由于艾拉即便在离开开卢麦城到了纽约，在广播界工作，在《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形象牢固树立以后，他仍旧会谈起唱片厂和那里的工会集会，用他工人同事那样有摄人气魄的语气和用词，说起来的样子好像他还每早都去那里上班一样。其实是每晚吧，因为没过多久他就自己要求转到夜班工作，以便白天可以用来做“传道工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指为共产党寻找合适的志愿者。

在伊朗码头上工作时，奥戴吸收艾拉加入了共产党。对奥戴而言，孤单一人的艾拉正是最合适的目标，正如对艾拉而言，我是最合适他来指导的人，虽然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那次是他所在工会举行的华盛顿林肯生日纪念资金筹募会，他在芝加哥的第一年的2月，有人想到要将艾拉扮成阿贝·林肯：艾拉瘦长有力，关节粗大不平，头发浓黑粗糙像印第安人，走起路来步子很大：他装上了络腮胡，戴上大礼帽，穿上高脚靴，和一件老式不合身的黑礼服，他站到台上，朗读一段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词，林肯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对奴隶制的谴责。他把“奴隶制”这个词念得带有浓重工人阶级的政治语调，因此大受欢迎——而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样——于是他就一直接着诵读下去，背诵了他在九年半学校教育中唯一能背诵的葛底斯堡演说。最终那句，有史以来不论天国抑或地球上响彻的最辉煌果决的句子，博得满堂喝彩。有三次，他举起一只关节上多毛的灵活的大手，挥舞着，将他已是长得非同寻常的手指中最长的一根直指向工会听众的眼球，每做一次，他都戏剧性地压低嗓音，以刺激“人民”。

“大家都以为我被激情所控制了，”艾拉对我说道。“以为我是为此而激动。其实不是因为激情。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为智慧深深感动。我一生中头一次明白我到底在讲什么。我明白了这个国家的意义。”

那晚以后，每逢周末和假日，他游遍了芝加哥地区，足迹远至盖尔斯堡和斯普林菲尔德，走到了林肯所讲的真正的乡下，在产业工业联合会代表大会，文化项目，游行，野餐场合扮演亚伯拉罕·林肯。他参加了电业工人联合会的广播节目，虽然这样并没人能看到他比林肯还要高出两英寸，但他还是演得棒极了，一字一句念得清楚明白，将林肯展示给大众。人们开始在艾拉·林戈尔德登台演出时带着孩子去看，演出结束后，全家走上台去和他握手，孩子们就要求坐在他的膝上，对他说他们圣诞节想要些什么。也不奇怪，一般说来，他为之表演的组织都是当地或与电业工人联合会分裂的，或在该联合会主席菲利普·默里于1947年开始清除组织内共产党领导势力和成员时被开除的那些当地人。

但是在1948年，艾拉是纽约一名正值上升期的广播明星，刚与国内最受尊敬的广播剧女演员结婚，当时他是安全的，没有为那场运动所波及，那场运动要永远灭除工会运动及全美国的亲苏亲斯大林政治势力。

他是怎样从唱片厂的工作发展到演出无线广播剧的呢?他究竟为什么离开了芝加哥和奥戴?在那时，我绝不会想到这与共产党有关，主要是因为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据我所知，广播剧作家阿瑟·索科洛在访问芝加哥时，有一天晚上碰巧在西区一处工会会堂看到了艾拉扮演林肯的演出。艾拉在部队时就见过索科洛。他是作为军人到伊朗演出《这是部队》的节目。有许多左派分子在巡回演出，一天深夜，艾拉和他们几个人去了一次自由讨论会，艾拉记得，在会上，他们讨论了“世上所有的政治问题”。这伙人中就有索科洛，他很快就为艾拉所倾慕，艾拉称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因为索科洛幼时就是在困境中挣扎的底特律一名混迹街头的犹太孩子，他也全然是能被艾拉认可的，艾拉即刻感受到一种亲切，他在无根无底的爱尔兰人奥戴身上从未真正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索科洛那时已是平民，正在写《自由勇敢者》，他恰巧到了芝加哥，艾拉已在台上扮演了一个小时的林肯，不光是背诵或朗读他的演讲词和文书，还假亚伯拉罕·林肯之名，回答观众就当前政治争论所提的问题，带着林肯式高声调的乡下尖锐鼻音，那种笨拙的巨人的手势，他风趣又直率的言谈方式。林肯赞成控制物价。林肯谴责史密斯法案。林肯捍卫工人的权利。林肯批判密西西比参议员比尔博。工会成员热爱他们这位靠自学成功的坚定的人那极具诱惑力的口技，以及他对林戈尔德主义，奥戴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林肯主义的混合。（“加油！”他们对着络腮胡黑头发的艾拉大喊。）索科洛亦是如此，他将艾拉介绍给另一位犹太裔老兵，他是纽约的肥皂剧制片人，有左倾倾向。正是因为认识了这位制片人，艾拉才在试演后得到了一部日间肥皂剧中余下的一个小配角，扮演住在布鲁克林的房客。

报酬是一周五十五美元。就是在1948年来看也不算多，但是工作稳定，比他在唱片厂挣的多。而且，几乎立刻就开始有了其他的工作，处处都有活干，跳上候在一边的出租车，从一处录音室冲到下一处录音室，从一场日间演出冲到另一场，一天多至六场不同的演出，总扮演劳动阶级出身的角色，这些角色言辞粗鲁，删去了他们的政见，以使他们的忿怒为人所容许：“为上广播而把无产阶级美国化，让他们没有了胆气和头脑。”正是这些工作，将他推上了索科洛著名的每周一小时的系列剧《自由勇敢者》主角的位置。

艾拉在中西部时开始感到身体不适，这是令他转到东部去尝试换种新工作碰运气的原因。他为肌肉酸痛困扰，痛得很厉害，以至一周中有好几次——这时他不需忍着疼痛去演林肯或是传播思想——他会直接回到家里，在他房间外的门厅那边，浸在一大缸热气腾腾的水里泡上半个小时，接着就上床去，带着一本书，词典，笔记本，再不论什么，就手找点吃的。他认为这种疼痛是由他在部队里挨的那几次打引起的。最厉害的一次——他被码头上一伙人视作“黑鬼同情者”，突然被抓住，打倒在地上——他在医院里住了三天。

他和三里外河边那片隔离区的几个黑人士兵结交后，他们就已开始攻击他。那时奥戴组织了一个小组，在活动房碰面，在他指导下讨论政治和书籍。在隔离区的两名黑人加入小组前，基地上几乎无人留意这个图书馆或者那十个士兵，他们每周有几晚在饭后聚到那里，讨论贝拉米的《向后看》，柏拉图的《理想国》或是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

起初艾拉试图与这伙和他一同工作却把他叫做黑鬼同情者的人论理。“为什么你们要侮辱有色人种?从你们这里只听到对黑人的诋毁。你们不仅反黑人，还反劳动者，反自由派，反智力。你们反对所有其实有益于你们的事。你们怎么会给部队服了三四年役，看着朋友死去，受伤，生活破裂，却毫不明白怎么会这样以及又是为了什么?你们就知道是希特勒挑起来的。你们只知道是兵役委员会把你们招来的。你们明白我的话吗?你们若是处在德国人的位置，就会做出和德国人完全相同的行为。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社会中有民主的因素，但是因为人们口吐你们所讲的这些狂言，最终我们会整个变成法西斯，独裁者以及其他的一切。来自管这码头的官员的歧视就够恶劣的了，可是你们，你们出身贫困，几乎没有一分钱，不过是苦力工厂和煤矿流水线上的饲料，被社会压迫剥削——工资低，物价高，庞大的利润——可你们却成了一批喧闹，狭隘，敌视迫害赤色分子的家伙，你们不懂得……”然后他告诉他们一切为他们所不知的事情。

这类激烈的争论于事无补，艾拉也承认，并且还因为他的脾气使事情更加恶化。“因为我一开头就太激动，就会大部都无法像我想的那样能打动他们。后来我学会在这类人面前保持冷静，我相信我以事实影响了一些人。但是，和这些人对话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脑中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他们说明种族隔离的心理起因，经济起因，他们热衷使用‘黑鬼’称呼的心理原因——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说黑鬼，是因为黑鬼就是黑鬼——我一遍遍对他们讲解，他们就如此回答我。我反复说到儿童教育和我们个人的责任，然而不论我怎样说明，他们仍旧痛打我，打得这样厉害，我以为我要死了。”

艾拉同情黑人的名声，在他写信给《星条旗报》控诉部队中的隔离区、呼吁种族团结后，对艾拉切实构成了危险。“这时我就用上词典和《罗热同义词汇编》了。我贪婪地阅读这两本书，努力通过写作将它们实际运用起来。写一封信对我来说好比搭一个脚手架。懂得英语的人也许会批评我的信吧。天知道我懂什么语法。不过我还是写了这封信，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我气坏了。知道吗?明白吗?我要告诉人们这是错误的。”

那封信发表后，有一天，他在装货筐里干活，正在货舱的上方，管拉筐的家伙威胁他说如果对黑人的事他不闭口的话，就把他摔进舱里。他们一次次把他降下十尺，十五尺，二十尺，说下一次就会松手，把他摔个粉身碎骨。尽管他也害怕，但他就是不说他们要听的话，最终他们把他放出来了。次日早晨，在餐厅里，有人叫他犹太杂种。和黑鬼鬼混的犹太杂种。“一个大嘴巴的南方山里人。”艾拉告诉我。“老是在餐厅里说起犹太人和黑人。那天早上我饭快吃完了——那里也没多少人了——他开始大声胡扯起黑人犹太人什么的。而我还在为前一晚的事生气，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把眼镜摘下来，递给和我坐在一起的那个人，他是唯一会和我同坐的人。接着我走过餐厅，厅里坐着两百多人，我为了我的政治信仰而完全被他们排斥。无论如何，我还是冲着那个混蛋扑了上去。他是列兵，我是中士。我把他痛踢一通，自餐厅一头直踢到另一头。后来就有一名中士走过来说，‘你要指控这家伙吗?说列兵攻击了没有命令在身的长官吗?’我迅速对自己说，若我真的如此，可能会受罚，而若不如此，也会受罚。对吧?但是从那一刻起，我在的时候就再没人说过一句反犹太的言论。并不是说他们会就此不讲黑人。黑鬼这个，黑鬼那个，一天一百遍。就在当晚，那个山里人又来找我的麻烦。我们正在洗餐具。你知道他们用的那种臭刀子吗?他拿着那么一把刀朝我扑过来。我又打败他。我甩开他，不过我没再做什么。”

几小时后，夜色中，艾拉遭到了埋伏。后来住进医院。他在唱片厂干活时开始感到的那种疼痛就是那次凶暴的殴打造成的伤害所致。眼下他总是拉伤肌肉或是扭伤关节——脚踝，手腕，膝盖，脖子——而且常常是根本没做什么动作，不过是回家时从公共汽车上踏下来，或者在吃饭的小餐厅里越过柜台去拿糖罐。

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关于去为广播剧试音的事，不论这事多不可能实现，艾拉还是急切地抓住机会。

或许艾拉搬去纽约，迅速在广播界成名的背后，还另有原委，但是在当时我并无此意识。用不着想。这个人，他传授给我诺曼·科温对我的教育以外的东西，首先，告诉我科温不曾谈到过的美国兵的情况。不那么好的士兵，或者，就那件事而论，并不像《胜利手记》中的人物那样反法西斯，不论出国作战抑或作战归来，他们脑子里想的却都是黑鬼，犹太鬼。艾拉是个富有激情的人，粗野，饱经创伤，他有着为科温所遗漏的所有美国残暴一面的最直接资料。对我来说，不需要将艾拉在广播界短期内获得成功解释为和共产党有什么关联。我只是认为，这是个很棒的人。他是个铁汉。

【注释】

[1] 又称阿登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

[2] 美国第十八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