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也应该对受伤害的人抱有同情，社会应该尽一切所能帮他们得到治愈，但应对创伤是一件严肃的事，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成为急救中心。解决方法不应是力图将痛苦从课堂里尽数删去。知识不曾给过人慰藉，但许许多多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曾在书里找到目标与理想，因为书变得更坚强——一言以蔽之，获得接受生活的能力或改变生活的渴望。不是那些包裹着美满结局之糖衣的故事，而是那些挑衅的、艰辛的、时而还让人痛苦、能够带来启发的故事。但如今一方面我们每天赞颂电视真人秀上惺惺作态的创伤（甚至有些频道上所谓的新闻也成了某种形式的真人秀），另一方面，年轻人天天都在接触网上或电视上的性与暴力，但这些不过是赝品：我们要面对真实的伤痛、面对生活，已经越来越难了。
我一直在想那些经典的童话故事，它们也是充满了恐惧、仇恨和痛苦的，每一样都经历过，才会有信心、爱情和喜悦作为奖励奉上，奖励他们在重压之下表现的聪明才智，奖励他们捱过了大大小小的苦难。这些故事里讲到吃毒苹果，被巨鲸吞没，或被遗弃在黑暗森林里等死。想想被邪恶女巫用糖果和巧克力做的漂亮房子引诱的韩塞尔和葛雷特，他们被甜蜜和安全的幻象诱惑，不料却发现女巫不过是想用烤炉把他们烤了。韩塞尔和葛雷特不得不离开家所提供的安全，面对黑暗。如果他们想带着宝藏回家，他们就不得不学会分辨幻象的危险，想出反抗的办法。孩子透过这些故事学习，就像他们如今透过哈利·波特的冒险故事学习一样，学会变勇敢，学会分辨伪巫师并与他们做斗争。如果年轻人失去了恐惧与学习的意愿，那他们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需要受到如此严密的保护，将痛苦与冒犯远远隔绝在外？为什么他们——就此而言，应该说是我们——那么容易受冒犯？在这个大灰狼拥有那么多伪装的世界里，年轻人要如何保护自己？鲍德温提醒他的读者，他们应该留心虚构作品，因为它是通向真相的道路。但毫无痛苦地获取真相绝无可能：“如果一个人能够承受自己的痛苦，那么他也能尊重他人的痛苦，如此，我们就能短暂但出奇有效地为彼此减轻痛苦。”
我一次又一次地猜想，文学已被许多人认为无用且无关紧要，我们如今对文学的讨伐，是不是反映了，我们渴望从错综复杂的整体中移除所有让我们痛苦、让我们不悦的东西，移除所有不合我们规范或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容易、更契合我们能力与掌控范围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拒斥文学就是拒斥痛苦与困境，而它们便叫作生活。盲目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们似乎觉得，通过纯粹的意志力加上技术，我们就能永远生活在幸福之中，拒绝长大，拒绝痛苦，将自己埋身于那些制造出一种永恒可能性的幻象的自助类和指南类书籍，这些书让我们相信，虽然所有的证据指向的都是相反的方向，但如果你更努力，幸福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而如果我们直接跟着这简单的五步走，我们就会获得安全感。我们一直都在急切地寻找灵魂的阿司匹林——快乐药，这与伟大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所提到的东西颇为相似。米沃什借用了另一位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伊洛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的反乌托邦小说中的名词，他描写了欧洲的某个颓靡社会，全能的中国蒙古军队聪明地向那里的市场散布了一种“穆尔提丙药丸”并借此入侵了该地，这种药丸使人进入一种安详漠然的状态，“对任何抽象问题都无动于衷”，其中就包括了本可以满足他们“精神饥渴”的艺术。这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成了“过了时的蠢东西”。在一个同我们相似的社会，正是穆尔提丙药丸和快乐药杀死了我们直面生活的渴望。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思考我女儿在医学院时告诉我的事：病人将死的一个征兆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了。
我们应该教我们的学生，他们的平和需要受到搅扰；鼓励自信与独立的个人主义，和自我耽溺是有区别的，在后者看来，所有人、所有事都是自我的反射，它会让我们无法成长；只要他们害怕创伤，他们仍然会成为受害者：他们的压迫者会再一次得逞。十八年来，我经历了一场革命、一场战争，见证了我身边的人受到的谋杀和迫害。即使在那样的时候，在警报和炸弹之间，我们都在阅读，因为我们想要搞清楚这些无意义的暴行，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读普里莫·莱维的集中营回忆录，读安娜·阿赫玛托娃[149]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50]——他们的诗记录了苏联最黑暗的时刻——读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托妮·莫里森，读西尔维娅·普拉斯和菲利普·罗斯，我们也读那些在无法想象的痛苦面前显示出非凡勇气的平凡人。借由阅读，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认识痛苦和恐怖，而且了解到我们不是孤单一人——在所有的恐怖面前，你要做的就是好好活，尽情地活。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的，抵抗战争之恐怖的最佳方式就是，“即使战争几乎要了你的性命，也要竭尽所能地去感受，因为这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美国的精英都担心美国的数学落后于中国，但他们应该开始担心的是，美国一个更加根本的、始终被认为是美国之力量的方面正在落后于人：即勇敢面对所有挑战的能力，不论多么艰难或令人生畏。在巴基斯坦，一个名叫马拉拉的女孩为了能够学习阅读和书写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而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重燃这种渴望？我们许多的孩子面对历史和文学时都与文盲无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哀叹又人尽皆知的事实，但他们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吗？
如果高校真的对反对“特权与压迫”感兴趣，他们就不会只是教孩子这些伟大的虚构作品，他们会让孩子们意识到，一场真实而严重的反种族主义与反压迫的斗争正在美国上下各个贫困街区进行着。他们会鼓励学生去了解生活的真相，就从一件简单的事开始：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民权项目所说，“双重隔离”[151]学校的数量在过去二十五年间不减反增。我们难道不该好奇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反倒退步了吗？
我其实不怪那些想在大学校园里的书籍和电影上贴警告的学生。我不赞同他们，但是我不怪他们。然而我的确在怪我自己这一代人。我们哪里出了毛病？当我们走上街要求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为了这些斗争吗？我怪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忘了教育孩子：生活中永远没有安全的地方，安全只是一个幻象。“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多数人，都是在黑暗中行走，在黑暗中吹着口哨，”鲍德温在1961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没有人知道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或者他将如何承受。这是不可约省的。每个人都是这样。事实上，社会的性质就是要在它的公民中创造一种安全的幻象，但安全由始至终都必然只是幻象，这也绝对是事实。艺术家就是来搅乱这种平静的。”
在巴尔的摩图书节我的演讲的最后，两位朋友柯尔特和辛迪过来打招呼，接着有两个小姑娘也过来同我们交谈。一个姑娘激动得几乎快不能呼吸了，她告诉我，她一直都喜欢书，她会找个秘密的地方读书，在书上划线，把自己最爱的书“搞得一团糟”。“你最爱的是哪位作家？”她问。我本来打算告诉她我通常会说的答案——说到书的时候我总是有点混乱，想到什么说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跟她说这个——她的眼中有那样一种热切和光芒，她只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渴望着发掘珍宝。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她说自己的一大“发现”就是简·里斯（Jean Rhys），《藻海无边》的作者。“天哪，”我说，“我以前一直超爱她。我在德黑兰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寄了她所有的小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不停地重读她的书。还在读她的人我在这里一个都没见过。”她说：“我还在读。是不是超赞？”我不由自主地想，是的，超赞。
因此我没有略过她的问题，而是说：“我现在最爱的是詹姆斯·鲍德温，因为我现在读的、想的都是他，但还有其他许多作家我也爱。”她对我说她没有读过鲍德温，但是她有个好朋友简直为他痴狂，几乎读了所有他能弄到手的东西。她的朋友告诉她，巴尔的摩有一个“詹姆斯·鲍德温社会”。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鲍德温，我提到了佐拉·尼尔·赫斯顿，而她其实是在高中读的赫斯顿。起初她觉得语言晦涩难懂，后来，没错，她非常喜欢赫斯顿的书。
之后她和她的朋友离开了，我则跟着主办方回到车里，谈论图书和图书节，以及那些四面楚歌的书店的命运。我的口袋里依然装着詹姆斯·鲍德温的那段话。我本来打算在演讲的最后提到这段话的，但我反而谈的是马克·吐温。回家的路上，我在车上打开了那张纸，又一次去读那段话：“因为，尽管我们经历苦难、我们欢欣喜悦、我们可能胜利这样的故事永远不新鲜，但我们还是必须听这样的故事。没有什么别的故事可讲的，这是我们在所有黑暗中寻得的唯一光明。”没有危险的喜悦会存在吗？没有黑暗的光明呢？
那些日子，对我来说一切都和鲍德温有关，就像曾经一切都有关吐温、纳博科夫、劳伦斯·斯特恩[152]、勃朗特姐妹、福楼拜、斯韦沃[153]、奥斯丁和果戈理，正如以后还会是那些处于我发现中的年轻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安·帕切特（Ann Patchett）、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是我在选择他们，还是他们在选择我？三十年来，鲍德温一直在我的脑海或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写作，等着我最终聆听他的声音。而在这里，在美国，我回到了他身边——不是像他通常与其他作家交往的那种方式，而是像我对马克·吐温的兴趣那样。
那是跟小说的那种方式：它们依赖于意想不到的联系和神秘的巧合。有趣的是，所有作家——不管他们来自何处，来自哪个年代或时代——都认可光明之前的黑暗，认可虚构作品和生活中的危险与奖赏。我想到了艾德威奇·丹蒂凯特，我最近读了她的书，而她则深受加缪打动。当我从巴尔的摩回到家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找到她的书，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不过我的确找到了我在日记本里记下的引自那本书的话，就在“打给桑尼”这几个字的下面，还在周围圈了一个圈。在我把这段话再一次弄丢之前，我把它敲了上来：“为那些冒险阅读的人冒险创作……因为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不管你的文字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某一天，某个地方，某个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来阅读它们。”
一种朦胧的幸福感慢慢从水面冒出泡来，这种东西我不知如何去定义。我感觉自己有点像第一次见到白兔先生的爱丽丝，开始追着他跑，然后跳进了那个洞里。爱丽丝！又一本我想写的书。一本伟大的书的真正诱惑，不是女巫造出来的裹着糖衣的房子，而是那召唤着我们的神秘低语，说着——正如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说的——“来，把你的椅子拖到悬崖边，我给你讲个故事。”
[142]加里·库珀（Gary Cooper），20世纪美国知名演员。
[143]即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第六十四任美国司法部长，后遇刺身亡。
[144]詹姆斯（James）昵称吉米（Jimmy）。
[145]《麦田里的守望者》引用原文部分及人物译名参照施咸荣译本，为保证行文流畅，有改动。
[146]指的是复活后的耶稣给两位路上遇到的门徒分饼的典故。
[147]原性别主义（cissexism），指歧视后天选择性别人群的人。
[148]本·金斯利爵士（Sir Ben Kingsley），英国著名男演员，代表作有《甘地》《性感野兽》等。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了爵士头衔。
[149]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之称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女诗人。
[150]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亦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著的诗人之一。
[151]指根据收入和人种划分学生的做法。
[152]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18世纪英国小说家，代表作为《项狄传》。
[153]即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意大利犹太商人兼小说家，代表作为《泽诺的意识》。
致谢
当我开始想怎么给这本书写致谢的时候，第一个跃入我脑海的词就是“耐心”，因为这一点，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好伙伴和第一位评论者，比冉·纳德瑞。我也同时感谢他的爱、他的支持与他的幽默感。我们的孩子妮佳和达拉始终是我灵感的源泉；还有他们的伴侣贾森·奎德尼斯和凯莉·科尔曼，在我们探讨和争论做美国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以及想象与文化在他们生活中的角色这些话题的时候，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新见解。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那些最痛苦以及最快乐的时刻，都是布赖斯·纳菲西·纳德瑞一次次安静而温和地陪伴在我身边。
我的弟弟穆罕穆德·纳菲西，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也为我的作品忧心。我感谢他的洞见和无尽的好奇心，感谢他向我推荐了他心爱的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Habits of the Heart：Inp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我的感激还要送给我的侄女萨娜姆和侄子西纳，还有我亲爱的朋友沙冉（沙沙）·塔百利。
我一直为我的发小法拉·易卜拉希米的故事着迷，甚至试过将它写进我前两本书里，不过最后未能如愿。法拉曾为此取笑我。当我们接连几个小时谈论着我们对文学的痴迷和我们在人生中面临的挑战时，我们都不曾想到，她最终出现在了这一本书里，而且是和我们最爱的美国主人公哈克·费恩一起。
我要感谢法拉的家人，他们都是很好的故事讲述者，尽管风格各异，首先是她极好的孩子们，内达·瑟姆纳尼和内马·瑟姆纳尼。（正是内达的邮件和我们之间长久的电话交谈让我知道她母亲对哈克也是如此着迷，这使我确信要把法拉也写进这本书里来。）法拉的哥哥哈米德慷慨地花时间给我讲述他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时甚至比我们都喜爱的虚构作品更离奇。我的朋友马赫纳兹·艾法卡米——法拉的姐姐以及她最信任的朋友——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都给予我热情的支持。除了不时翻出痛苦的回忆来，她还慷慨地为我花了许多时间，还允许我引用她的《流亡的女人》。她带着洞察力仔细地阅读了哈克这一章，提供了一些我遗漏的细节和信息，对法拉和她的人生给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我对此十分感恩。马赫纳兹和我逐渐养成了在电话里一说就是几个小时的习惯，正如多年前我们曾经跟法拉谈论我们在文学上的热情、政治上的挫败和对伊朗与美国两个家的担忧与热爱时一样。我也要感谢法拉这个小圈子里的其他成员：她的小姑子罗珊娜·瑟姆纳尼和嫂子妮露法·兹艾叶·易卜拉希米，她的朋友、伙伴和同志贾勒赫·本鲁兹，她挚爱的第二任丈夫哈比卜·拉叶瓦迪，以及她的好朋友和姐夫吴拉姆·瑞扎·艾法卡米。
受我折磨、给我支持的朋友和家人也启发了我，给了我陪伴与评价：拉丹·博鲁曼德和阿卜迪·纳菲西，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有一天我们要去度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的假）；马萨梅·法尔哈德（我们花了好多个小时讨论艺术与想象）和斯坦利·斯坦尼斯基（为我打开了南方艺术与摄影的世界）；罗亚·博鲁曼德；帕文，为了她的友谊、鼓励与无条件的爱；乔安妮·利德姆-阿克曼；我神奇的朋友和我们那本童书的合写者索菲·贝尼尼·佩托玛奇；以及罗林斯学院的瓦勒里·迈尔斯、杰夫·布朗和盖尔·辛克莱。我还想感谢迈尔克·费尔德曼，他对《想象共和国》投入颇多；卡尔·格什曼，他介绍我认识了贝亚德·鲁斯丁[154]；以及艾米·马修森，她是我灵感的一个源泉，正是她让我得以在布朗克斯学院上了那些问答课。
跟罗斯·斯蒂伦在都柏林的“特赦艺术”（Art for Amnesty）活动上的谈话使我开始对威廉·斯泰伦和詹姆斯·鲍德温的关系着了迷地感兴趣。我要感谢罗斯擦亮了那一星火花，并为探讨这两位非凡的作家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作品慷慨地贡献了大把时间和想法。虽然这本书最终没能给予这个主题充分的篇幅，但与罗斯的谈话和我对斯泰伦的阅读还是帮助我塑形了对鲍德温的想法，希望我之后可以回头写一写这件让我痴迷的事。
自我1997年搬到华盛顿之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院一直是我智识和学术上的家。我要感谢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和主任卡拉·弗里曼，感谢他们支持我的工作，为我写作、追寻自己的理想提供了空间；感谢高级国际研究院前院长杰西卡·艾因霍恩，以及现院长瓦利·纳斯尔，感谢后者的友谊，感谢他对这本书无条件的支持和在我写作过程中表现的耐心。感谢我的同事利达·奥斯丁的帮助，她使我的整个写作过程得以进行得更加顺利。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和朋友乔伊·德·梅尼，她也是《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编辑。甚至当我都怀疑这本书的时候，她依然对这本书充满信心。她对我写作时间的拖延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耐心和理解：我起初拒绝交稿，接着又没完没了地做改动，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我如今写下这些字句之时。我感谢乔伊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她“想象的第三只眼睛”，以及她对“神圣的细节”的专注，这种专注是构成书的神秘成分；感谢她尽心尽力地做对了每一件事，事无巨细一路盯到为护封选字体为止——唯有理想和远见才能带来这样的专注。
我还要感谢我的出版商克莱尔·费拉罗，还有其他维京和企鹅图书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热情热心，是他们通过各种富有创造力的方式让这本书诞生于世，他们是：保罗·斯洛伐克、凯瑟琳·考特、南希·谢泼德、卡洛琳·柯乐本、琳赛·普利维特（我最严谨周全的宣传人员）、克里斯汀·马岑、最有创意且一直给予我支持的维尼·德·莫亚、埃尔达·罗托尔、弗雷德·胡贝尔和艾伦·沃克。非常期盼与各位继续合作。感谢乔伊的助理——最体谅人、最一丝不苟的克里斯托弗·拉塞尔，他在无数事情上帮助过我，帮我找到了我早已放弃全部希望的文件，温和但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交稿时间要过了、某些部分缺失了，在手忙脚乱的时刻带来沉着与条理。我在写《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时候开始与维京的产品编辑维罗妮卡·温德霍兹建立了联系，我发现她既是一个热忱的读者，也是一个敬业的监管者。我要感谢维罗妮卡的团队，感谢他们一丝不苟的阅读和颇有助益的评价：威尔·帕尔默的文字编辑工作使我的书稿变得更清晰、更优秀了；感谢克里斯托弗·罗丝、加布里埃尔·科恩·德弗里斯以及黛比·魏斯·热利纳。
我的感谢还要献给安德鲁·怀利和怀利代理公司，尤其是我的代理人莎拉·查尔方特，感谢她的友谊、优雅、耐心、建议和她对作者的大力支持。感谢金奥、查尔斯·巴肯和丽贝卡·纳高，感谢他们的帮助与理解。
我的演讲代理人和我信赖的好朋友史蒂文·巴克利，我感谢他在我写作陷入困局时以温和而细腻的方式给了我支持，感谢他作为一个评论者的诚实，感谢他介绍我认识了菲利普·雅罗斯基[155]——他的歌声，以及尼娜·西蒙尼、贝西·史密斯、珍妮丝·贾普林的歌声，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始终陪伴着我。我还要感谢他代理公司中的同事，尤其是萨拉·比克斯勒、凯瑟琳·巴尔科斯和伊莱扎·费舍尔，他们在一段困难的时期让生活变得容易很多。
从看到彼得·习西（Peter Sís）为波斯神秘诗人阿塔（Attar）的《鸟儿的聚会》（The Conference of the Birds）做的出色的改编设计那一刻起，我就一厢情愿地希望他可以为这本书设计封面。我从没想过彼得会那样慷慨地答应用他的设计让这本书变得更加优美。尽管他日程繁忙——他当时要为都柏林机场设计一条纪念伟大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挂毯，还要筹备自己关于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那本精彩新书的出版——但他还是付出大量的时间、情感精力与想象力来帮助我们为这本书增加艺术性。我如今想象不到这本书没有彼得的画会是什么样子——飞翔的信使连接了天空与地面的生活。我想要感谢比尔·西普塞，他是“特赦艺术”的创办者和一位想象共和国的热心公民，感谢他介绍我和彼得认识，感谢他极具感染力的投入和洞见，这既体现了人权，也体现了艺术。
我的感谢同时献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梅森图书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格尔曼图书馆；华盛顿公共图书馆，尤其是西区地方分馆和那里极好的图书馆员威廉·特纳；大桥街图书的菲利普·利维以及团队的其他人；以及政治与散文书店。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从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许多节目中获益匪浅，尤其是“美国主人，PBS新闻一小时”关于教育的报道、它关于杰弗里·布朗（Jeffrey Brown）的系列节目、前桂冠诗人娜塔莎·特雷塞韦（Natasha Trethewey）谈论的诗歌在学校里的地位，以及许多关于民权运动和美国其他方面历史的纪录片。
我也从各种关于教育和其他问题的博客和文章中获益良多，有一部分我在本书中提到了。我最初阅读的是《高等教育记录》和《日渐衰落：高等教育陷入危机》中提供了深刻见解的文章，它们的编者是理查德·H.赫什和约翰·麦罗；同时我就公立学校和教育的总体状况进行了广泛的阅读。黛安·拉维奇的观点一直很有趣，她在博客和最新出版的新书《错误的统治》（Reign of Error）里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文字在指导我理解教育政策的一些挑战时给了我很多帮助。
这本书最根本的观点我最初在2004年罗马国际文学节的一场演讲上表达过，在文学节活动目录上列出的标题是“带着目的流浪：文学的颠覆性力量”。2004年12月5日，《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板块刊载了这次演讲的一个稍有不同、更为浓缩的版本，标题为“想象的共和国”，自此之后，我一直在构建这个想法。第一章中我成为美国公民这段故事的一个版本曾刊载在《纽约客》2011年4月18日那一期上，标题是“流浪的民族”。
[154]贝亚德·鲁斯丁（Bayard Rustin），美国社会民权运动领袖。
[155]菲利普·雅罗斯基（Philippe Jaroussky），男高音演唱家。
参考文献
本书并非文学批评类的学术著作。我专注于某个目标，但我并不完全聚焦于这个目标，就像奥芝仙境里的多萝茜，我也会游弋、偏离路线，偶遇意料之外的盟友和敌人。我从一个领域游走到另一个，对虚构作品与科学、政治、技术、教育、历史和传记这些领域的联系萌生出好奇与兴趣。尽管几年来，我纵情阅读，读虚构，也读非虚构，但我仰赖最多的主要还是传记与历史，余下的帮助我重塑了时代与事件的质地与感觉。在此我要对自己尤其依赖的传记与历史作品致以感谢。
关于马克·吐温，除了他自己洋洋洒洒的大部头自传外，我依据的还有：苏西·克莱门斯（Susy Clemens）的《我的爸爸马克·吐温》（Papa：An Intimate Biography of Mark Twain by His Thirteen-year-old Daughter Susy），威廉·迪安·豪威尔斯的《我的马克·吐温》（My Mark Twain），刘易斯·拉普曼（Lewis Lapham）2011年4月发表于《哈泼斯》的《马克·吐温和美国勇气的丧失》（“Mark Twain and the Loss of American Courage”），贾斯丁·卡普兰（Justin Kaplan）的《克莱门斯先生与马克·吐温：一份自传》（Mr.Clemens and Mark Twain：A Biography），托妮·莫里森为牛津版《哈克贝利·费恩》写的序，小罗伊·莫里斯（Roy Morris Jr.）的《为了国土匆匆离去》（Lighting Out for the Territory），罗恩·鲍沃斯（Ron Powers）的《马克·吐温：一生》（Mark Twain：A Life），以及迈克尔·谢尔登（Michael Shelden）的《马克·吐温：穿白衣的人——最后几年的大冒险》（Mark Twain：Man in White：The Grand Adventure of His Final Years）。
关于辛克莱·刘易斯的有：格雷斯·黑格·刘易斯（Grace Hegger Lewis）的《带着格雷西的爱》（With Love from Gracie），理查德·林奇曼（Richard Lingeman）的《辛克莱·刘易斯：叛离主街》（Sinclair Lewis：Rebel from Main Street），马克·肖莱尔（Mark Schorer）的《辛克莱·刘易斯：一段美国人生》（Sinclair Lewis：An American Life），詹姆斯·M.哈钦森（James M.Hutchinson）的《辛克莱·刘易斯的崛起，1920——1930》（The Rise of Sinclair Lewis，1920–1930），戈尔·维达尔1992年10月8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书评》上的《辛克莱·刘易斯的浪漫》（“The Romance of Sinclair Lewis”），约翰·厄普代克2002年2月4日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没有刹车》（No Brakes），以及约翰·J.科布拉斯（John J.Koblas）和戴夫·佩奇（“Dave Page”）主编的《辛克莱·刘易斯通信集》（Selected Letters of Sinclair Lewis）。
关于卡森·麦卡勒斯的有：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的《孤独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A Lonely Hunter：A Biography of Carson McCullers），若斯亚娜·萨维诺（Josyane Savigneau）的《卡森·麦卡勒斯：一生》（Carson McCullers：A Life），玛格丽塔·G.史密斯（Margarita G.Smith）编的麦卡勒斯的《被抵押的心》（The Mortgaged Heart）和卡洛斯·L.迪尤斯（Carlos L.
Dews）编的她的《神启与夜之光：卡森·麦卡勒斯未完成的自传》（Illumination and Night Glare：The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 of Carson McCullers），玛格丽特·B.麦克道尔（Margaret B.McDowell）的《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以及布鲁克·艾伦（Brooke Allen）2000年1月发表于《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上的《情感吸血鬼》（“Emotional Vampire”）。
詹姆斯·鲍德温的散文集《土生子札记》《下一次将是烈火》《救赎的十字架》（The Cross of Redemption）以及《入门的票价》（The Price of the Ticket）是对我了解他人生与小说最有帮助的指导。另外，我依靠如下书籍作为主要的生平事迹来源：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的《在门口讲话：詹姆斯·鲍德温的一生》（Talking at the Gates：A Life of James Baldwin），大卫·利明（David Leeming）的《詹姆斯·鲍德温传》（James Baldwin：A Biography），道格拉斯·菲尔德（Douglas Field）的《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由弗雷德·L.斯坦德利（Fred L.Standley）和路易斯·H.普拉特（Louis H.Pratt）编的《鲍德温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James Baldwin），玛格达莱娜·J.佐伯罗斯卡（Magdalena J.Zaborowska）的《詹姆斯·鲍德温的土耳其十年：流亡的色情》（James Baldwin’s Turkish Decade：Erotics of Exile），以及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1992年6月发表在《新共和》上的《上一次已是烈火》（“The Fire Last Time”）。
关于美国历史，除了原始文献和书籍，我主要依赖于约瑟夫·J.埃利斯和戈登·S.伍德关于美国革命和建国国父的著作。我还受惠于贺拉斯·M.卡伦（Horace M.Kallen）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化与民主》（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向利昂·惠思尔提尔（Leon Wieseltier）致以感谢］，大卫·麦库卢（David McCullough）的《伟大旅程：美国人在巴黎》（The Greater Journey：Americans in Paris），小罗纳德·C.怀特（Ronald C.White）的《亚伯拉罕·林肯传》（A.Lincoln：A Biography），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以及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的《自由的呐喊》（Battle Cry of Freedom）。关于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我用到的有：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的《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Exile’s Return：A Literary Odyssey of the1920s），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Frederick J.Hoffman）的《20年代：战后十年美国写作》（The20’s：American Writing in the Postwar Decade），以及威廉·H.诺尔蒂（William H.Nolte）主编的《H.L.门肯〈时髦者〉评论》（H.L.Mencken’s Smart Set Criticism）。
最后，我想感谢我如今的家乡华盛顿。尽管这座城市主要是被其政治、最多的暂住人口和政策制定者定义的，我却因为截然不同的各种理由而感激它，这些理由对于这本书的写作是至关重要。三个国家基金会——民主、艺术，以及人文基金会——在我心中体现了真正的华盛顿精神。我借由这座城市的历史纪念碑循迹美国历史，观察它们如何与伟大的文化机构、市民机构和科学机构融合在一起并彼此互补，且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国会图书馆，福尔杰剧院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史密森尼博物馆，莎士比亚剧院公司，以及肯尼迪中心——它们都是一种别样的公民爱国主义的不朽纪念碑，都是对热爱与感恩的明证，热爱、感恩的不只是美国历史与文化，而且是它不可改变的与世界其他地方相联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