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西雅图一家叫作“艾略特海湾”的令人惊艳的独立书店签售时，我觉察到一个年轻人站在桌边看着我。队列慢慢缩短，他终于跟我说上话了。他说他路过西雅图，就来看个朋友，还说他想让我知道，此前他一直生活在伊朗。“没有用的，”他说，“你谈论书是没有用的。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不在乎书，也不在乎这类东西。这里不像伊朗，我们在伊朗疯狂到去复印像《包法利夫人》和《永别了，武器》这样的好几百页的书。”

我还没来得及想好如何回答，他就接着跟我讲他第一次被捕的经历，那是一天深夜，革命民兵对他的车进行例行的随机搜查。他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被拘留了，这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傲慢不恭，而非车里找到的违禁磁带。他们被关了四十八小时，在交了罚款并受过拷打之后，他们被释放了，没有任何解释。不可否认，一个伊朗青年人生中的平常日子，与大多数美国青年的并不一样。

这样的故事我以前就听过许多，但这个年轻人有些不寻常。他用一种随意的语气在讲述，这让他说的事情更加让人心痛，他好像在试图用一种若无其事的讲述方式来抹去这件事。他说在被拷打的过程中，不只是疼痛，而恰是那种羞辱，让他在某个瞬间觉得他好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个魂魄，从远处看着自己被拷打。“把自己放在魂魄的位置，”他说，“会更好过一些。”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说，“这曾是一个很好的生存技巧。”

“现在依旧是。”他说着，心照不宣地一笑。

此时又排出了一条队伍，耐心而礼貌地等待着，我说了句傻气的话，大概意思是，或许美国本就是一片属于魂魄的土地。他没有回答，而是递给我一张便利贴，说道：“我没有书，这是给我一个朋友的。”

我把名字签在那张橙色便利贴上，又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名片递给他。“保持联系。”我说。他把便利贴和名片都拿上了，但他自然再没联系过我。但我从没完全忘记他，因为那个年轻人，他的明朗微笑和他说的话，总是在陌生的地方，以及看似毫不相关的偶然场景里，在我脑中反复出现。他在一定程度上还在我身边，因为我觉得，那时，还有现在，我都让他失望了——他期待从我这里得到的某种东西他并没有得到。当我意识到他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一直纠结着我时，我决定给他一个名字：拉明（Ramin），这是为了纪念另一个我在伊朗认识的年轻人，他跟我讲述过相似的经历。所有这些魂魄——我们如何履行对他们的责任呢？

想想拉明说的话，我觉得有趣的一点是，他觉得美国人并非不理解我们的书，他们是不理解他们自己的书。他用某种间接的方式使人觉得，西方文学更像是属于那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充满渴望的人，而非它们所诞生的那片土地的继承者。怎么会这样呢？然而，确实，那些冒着受审查、受监禁、受拷打的风险去获取书籍、音乐、电影或艺术作品的人把这整件事看得完全不一样。

“这些人，”他带着深不可测的微笑说，“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在乎书，也不在乎这类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演讲之后、签书或者跟朋友喝咖啡的时候，这个说法就会浮现出来，通常化成疑问句的形式：“你不觉得是因为伊朗有那么多的压迫，所以文学和书籍才特别重要吗？你不觉得在民主国家里，人们对这些东西的渴望并没有那么强烈吗？”

我现在的第一反应，和那时一样，就是不同意。这个国家大多数经常逛书店、去朗读会和图书节，或者就单是私下里在家里读书的人，都不是有心灵创伤的流亡者。许多人很少离开家乡或者他们生活的州，但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做梦，他们没有恐惧，他们感受不到疼痛和愁苦，他们不渴求人生的意义吗？小说里并不只有天马行空的幻想或者政治权利与政治控制的工具。它们连接着我们的过去，为当下提供至关重要的洞见，使我们不仅能看到生活本来的样子，还能看到它理想的和可能变成的样子。想象的学问并不是你今天拥有、明天抛弃的东西。它是一种感知世界和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普里莫·莱维[4]曾说：“我写作是为了回归人类社会。”阅读是一种私人的行为，但是它越过大洲与时间，将我们联结在了一起。

但也许我不同意拉明还有一个更个人的原因：我不敢想象，一个对我真正的家——一片没有国界且鲜有束缚的土地，一个我称作“想象共和国”的地方——态度漠然的地方，会让我感到自在。我把我的“想象共和国”当成纳博科夫[5]的“某种方式，某个地方”或者爱丽丝的后院，一个与真实世界平行的世界，居住者既不用护照也无需证件。唯一的入境条件就是一个开放的头脑、一份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一种无法定义的逃离世俗的冲动。

早在我定居美国之前，我就已经入住到了它的小说、诗歌、音乐和电影里。我的第一次虚构美国之旅发生在七岁的时候，我在德黑兰的英语老师带着我读《绿野仙踪》。我们的主要教科书故事简单，讲的是美国的一对兄妹或姐弟，估计应该是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这两个极其整洁、打扮精致的顽童的一个奇怪特点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的表情都是固定不变的微笑。我知道他们的名字（杰克和吉尔？迪克和简？），也知道他们姓什么（史密斯？琼斯？帕特里奇？），知道他们住哪里，每天的安排和在哪个学校上学。但所有这些琐碎而基本的细节我现在都忘了。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想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这些微笑着的、打扮得完美得体的孩子。那本书我唯一记得的，也是唯一有点意思的，是它的封面：磨砂的手感，背景是墨绿色，两个孩子的形象放在显眼的位置。

每当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英语老师都会合上练习册，走进厨房，从厨房里拿出一杯樱桃冰冻果子露和一本磨旧了的《绿野仙踪》。每次她都只读几页，给我留着悬念，让我对下次见面迫不及待。有时她会跟我讲书里的故事，或者让我读一小段。我被孤儿多萝茜迷住了，她和她严肃而勤劳的叔叔、婶婶一起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那里的景象平淡灰暗，唯一带给她快乐的同伴是她的狗，托托。当一场龙卷风把她和房子都卷起，把托托也卷进来，并让他们降落在一个名为奥芝的魔幻的地方时，她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跟世界上千百万的孩子一样，我迫不及待地跟着多萝茜和她越来越多的朋友去寻找强大的奥芝男巫，他是唯一能给稻草人头脑、给铁皮人心脏、给狮子勇气，并有可能让多萝茜回家的人。

如果那时我能明确地表达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的话，我可能会说，美国有个叫作堪萨斯的地方，人们在那里的龙卷风中心可以找到一个魔幻之国。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龙卷风”这个词，我可以坦白地说，《绿野仙踪》让我知道了它真实的和想象的意义。堪萨斯和奥马哈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条叫密西西比的河和许多的城市、河流、森林、湖泊以及人们——《少女妙探》里整齐有序的城郊人家、《草原上的小木屋》里的边塞小镇、《飘》里经历暴风雨的种植园、《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肯塔基州农场，以及《杀死一只知更鸟》里的满是灰尘的湿热的南方街道——在这本书里，正义是一个四面楚歌的概念，正如不久后在德黑兰一样。后来，又加进了福克纳的密西西比[6]，菲茨杰拉德的圣保罗[7]，伊迪丝·华顿的纽约[8]，然后是理查德·赖特和拉尔夫·埃里森的与前者非常不同的纽约[9]，雷蒙德·钱德勒的洛杉矶[10]，弗兰纳里·奥康纳、尤多拉·韦尔蒂和卡森·麦卡勒斯的南方城镇[11]。即便现在我都觉得，还有那么多的地理区域和小说中的地域留待我去发现。也许这是我不能同意拉明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我心中与它的小说是不能分离的。

我父母年轻的时候并不富裕，但是他们终其一生从未犹豫的一件事就是给我和弟弟买书。他们会把一长列的书名交托给出国旅行的朋友，那些都是他们没法在德黑兰帮我们找到的。当我长大了，想要朋友们都拥有的东西时，我父亲就会一再地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我不该太关注物质。他会说，财物，是靠不住的——失去它们比获得它们还更容易。你应该珍视那些你到临终都可以带着的东西。

我父亲最初买回家给我看的英文书之一是《汤姆和杰里》。我仍然记得他把《小王子》和《夏洛的网》给我的那个时候，后者教会了我，在如蛛网这样脆弱而易被遗忘的事物里，也可以藏着整个宇宙。我第一次读《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时候，我被汤姆那种迷人的魅力吸引住了，但我并不真的喜欢他——也许是他诡计花招太多了。最终，书和它打开的想象世界会变成父亲希望我能一直留着的、可以随身携带的财产。

每周四晚上，他会带我去镇上娱乐区的电影院看电影，而我整个星期都会期待我们这段私有时光。我记得，我跟他手牵手走过纳德瑞大道，那本身就像一部印象派电影的场景，沿街喧闹的店铺卖着坚果、香料、咖啡、波斯甜甜圈和冰淇淋。在伊朗的电影当中，我们喜欢看伊斯梅尔·亚辛（Ismail Yasin）、费南代尔（Fernandel）、诺曼·威斯登（Norman Wisdom）和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演的电影，还有印度超级巨星拉兹·卡普尔（Raj Kapoor）和纳尔吉斯（Nargis）的言情片。当然，我们还看美国电影：《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和《劫后英雄传》（Ivanhoe），《红尘》（Mogambo）、《劳来与哈代》（Laurel and Hardy）、《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和我的最爱之一——丹尼·凯耶（Danny Kaye）版的《安徒生传》（Hans Christian Andersen）。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美国的音乐剧，里面的人物总是在吃饭或者在街上走着时突然开始转圈，就像被淘气的妖精附身了一样，一下子唱了起来，下一分钟又平静了，继续吃饭、说话或者接吻。从那时起，我就觉得美国是一个人们都喜欢载歌载舞的地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形成了一套我所相信的关于美国的想法，即便我知道，美国的现实，正如其他所有的现实一样，在某些方面必然会叫人期待落空、叫人失望。

我父亲为我弟弟和我翻译了拉·封丹[12]的寓言集，他自己画了所有的插图；他还为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和尼扎米[13]的经典著作写了简化版。我一想到他，记得最多的就是：他花工夫跟我待在一起，与我分享快乐，好像我是他的同辈、同伴和同谋。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东西可升华的；这种举动是出于爱，也是出于尊重和信任。

从在西雅图的那家书店遇见拉明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我旅行过千万里，去的国家已逾三十二个，谈的主要还是他那天跟我说的话题。而他说得确实有道理。从2003年到2009年，也就是从我第一本书的巡回宣传到第二本的巡回宣传，我去过的许多地方都似经历了沧海桑田，抑或直接消失了：伯克利的科迪书店，费城的七个图书分馆，哈佛广场的十四家书店中的十二家，密尔沃基的海瑞·W.施瓦兹书店，以及我在华盛顿的家乡的奥尔森书店和章回书店。一开始只是独立书店，之后大的连锁书店也开始倒闭：先是鲍德书店（Borders）[我在第十八大街和L大街那儿的鲍德书店写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现在那里是个诺德斯特姆特卖场（Nordstrom Rack）］，再晚些时候，乔治城的巴尔内斯与诺伯书店（Barnes&Norble）被一家像洞窟似的耐克专卖店取代了——我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并不只是书店和图书馆在消失，博物馆、剧院、表演艺术中心、艺术与音乐学校——这些让我感觉自在的地方都进入了濒临灭绝物种列表。《旧金山纪事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和我家乡的报纸《华盛顿邮报》，都停掉了周末书评板块，让书从此孤苦无依、陷入窘境，成了电视与电影的穷表亲。作为时代的标志，彭博资讯（Bloomberg News）网站最近把它的图书报道转移到了奢侈品板块上，跟游艇、运动俱乐部和红酒放在一起，好像意指书是超级富豪们的闲暇嗜好。但是，如果有一样东西，不管你富贵或贫穷他人都不能剥夺，那它必定是梦想的机会。

2008年12月一个极度寒冷但阳光明媚的清早，我在弗吉尼亚费尔法克斯的移民服务办事处做了效忠宣誓，然后终于成了美国公民；远在这之前，我就经常问自己，是什么，把一个你本来只当作居住地或者避难所的国家，当成了家？是什么时候“他们”变成了“我们”？当你把一个地方叫作家，你就不会像客人或者参观者那样对它只有偶然的好奇。你关心它的好和坏。你想知道，为什么事物是这样而非其他样子？你想改善这个地方，想改变它，想让自己的不满为人所知。而我的不满够多了，那时我就知道我该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了。

当开国元勋们构想这个新国家的时候，他们了解到，公民的教育对于他们民主事业的健康非常关键。在那个年代，只为谋生而工作的男人不会想着去适应公共生活，而博雅教育对于所有立志步入新共和国政治阶级的人都非常关键。随着时代发展，政治成了一项更加需要辩论的事业，一个新的政治阶级诞生了，而那些平时对西塞罗和塔西佗[14]只是读着玩的有教养的绅士农民没什么时间了。开国元勋们自然希望有一天，所有美国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有机会去读西塞罗和塔西佗。新民主的意义不仅是选举，而且是让大多数公民能够得到此前只被少数人享有的东西。他们建了博物馆、图书馆和学校来拓宽这个民主理想。杰斐逊终其一生都在收藏书籍，他把许多藏书都捐给了国会图书馆，并放话说美国是唯一一个有农民读荷马的国家。“生于美国的人不能读书或写字的概率，”约翰·亚当斯说，“跟彗星或地震出现的概率一样小。”

我时常在想，美国人对思想与想象力的尊重日益匮乏，而其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贫富的差距不只反映在总裁们和他们的员工之间的收入鸿沟上，而且反映在教育的高昂费用上，公立与私立学校不可思议的分化让政策制定者所有文采斐然的演讲都变得更加阴险和虚伪，反正他们大多数人都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了，正如他们自己享受着人民公仆这份工作的利益和特权一样。那些能交得起私立学校学费的人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在教室里失去接触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机会：他们如今是更受佑护的，不用去承受效率教条，而后者一直在彻底地重新制订公立学校的课程表。

有人说，美国的学生在阅读和数学上都落后了；在一次次的考试中，他们的成绩比大多数的欧洲学生都低（他们处于立陶宛的水平），而一次又一次，考的都是答案，没有人试着调动他们的好奇心——这种方法枯燥且粗暴，它只能造成惨淡的结果。因此只能从不需要测验的“软”科目里省资源。音乐老师不是被开除就是被替换下来；艺术课悄悄地从课程表上撤掉了；历史被简化、做道德评判，别想学到、记住任何史实；学生们不再阅读短篇、诗歌和小说，对他们的阅读要求是火车时刻表和环保局报告，后者的术语甚至都可以让最坚定的环保人士打瞌睡。

不断侵袭美国的不只是经济或政治危机；更深层的危机正在这片土地上肆无忌惮地蔓延——一种唯利是图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它鲜少关心真正的人类幸福，它对于想象力与思想不屑一顾，而对知识的热情则被其归为无关痛痒的东西。媒体与政策制定者的叫嚣姿态促成了一种拳击赛般的心理状态，而我们——公民，成了观众，我们的情绪与感觉在一种类似肾上腺素上升的状态下必然会一直很兴奋，这把我们变成了对比赛上瘾的被动的围观者。

在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马克·扎克伯格出于一片好心提出建议，科学家也应该享有名人的待遇，并提到，爱因斯坦在他的时代就是如此。“名人”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想象爱因斯坦兀自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眼睛不看镜头，想象他是一个完美的心不在焉的天才，发型蓬乱，脚踩凉鞋。但是爱因斯坦善于表达且博览群书，他是古典音乐爱好者，也恰是他说：“我足以做个艺术家，去凭借自己的想象自由涂鸦。想象力比知识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囊括了世界。”

而事实上，科学家并不需要成为名人。他们需要的是对他们事业的尊重和支持，他们所做的或许并不能赚钱，但对人类知识非常重要，因而对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一个人能为科学家和艺术家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不再决意将他们分出个高下，记住一位伟大的作家和科学家纳博科夫说的话，他曾建议他的学生：“你需要科学家的激情和诗人的精准。”

有一种看法是，激情和想象力是多余的，人文学科是派不上实践或实际用场的，或者它根本就没有意义，因此它应该服从其他更加“有用”的学科，我反对这样的看法。事实上，想象的学问是实用的：它帮助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以及我们对自身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做决定的能力。无论我们是政治家、教育者，还是从商者，这种见识或是这种见识的缺乏，都影响了我们。如果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想象和思想真的都是次要的、都是一种奢侈，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活的目的又是什么？有什么能让它的公民忠诚如一或者心系国家幸福，而不只顾自己的自私追求？我会说，想象的学问，从一种相当实际的角度来说，对于一个民主社会的形成、它的愿景和它的未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在民主理想的存续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某个时刻，这种状况变成了我的一种困扰，而我开始觉得，美国梦的理想和精神方面的消亡与它的物质方面之间必定有一些联系。我开始收集关于人文学科状况的新闻报道和数据，以及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流动和所有美国梦的物质方面的组成部分的文章。这些从报纸、杂志、网络文章打印件上剪下来的纸片，跟诗歌、小说、传记和历史作品一起，渐渐堆满了我的办公室和家里。我开始阅读关于教育的博客和关于网络或经济状况的书，引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5]和杰伦·拉尼尔[16]来吓唬我的朋友。我在笔记本上抄下政策制定者们和媒体权威们的表述。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录的许多节目——公共广播公司（PBS）、《60分钟》、乔恩·斯图尔特[17]、斯蒂芬·科尔伯特[18]——让他没什么空间录球赛了。曾经我从不注意的词汇，以及如“收入不均”和“向上流动”这样的短语，现在频频出现在我的笔记上。我照着学生时代做的那样，把一些句子贴在一张纸上，然后用红笔在下面写“美国梦？”，后来，我又加上这样的话：“我们看待小说的方式反映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定义自我的方式，想象作品是煤矿中的金丝雀，它是一个衡量指标，通过它我们可以评估社会其余部分的健康状况。”

而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当前的状况，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的许多梦想都已实现了。如今的美国比起四十年前要远为兼容并包，那时我还是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学生。技术打开了许多种不同的视野，它用不可思议的方式把我们与世界连接起来，大范围地创造了接受教育和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在伊朗，技术让反对神权统治者及其压制性手段的学生和各个年龄层的人们得以找到一种不能被审查的表达途径，形成一个拥有相同理想与热情的共同体。

从某些方面来说，当前的危机是存在于美国民主之核心的一种固有矛盾，托克维尔早就十分明智地这样预言过。美国对新奇的渴望和对束缚与传统的彻底抗拒，带来的既有了不起的创新——实现平等与富有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也有从众和自满，这是一种物质主义，它带来的是人们从公共和社会领域的彻底退出，以及对思想与反思的摒弃。在这个过渡时期，提出新问题，不仅明确自己是谁，而且明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为此而变得更加紧迫。

对拉明来说，“自由”和“个人权利”并不仅是两个词语。他曾以具体的方式体验过失去它们的感觉，他曾被迫只能秘密地读书、听音乐、跳舞和牵女朋友的手，像个罪犯一样，当越界行为被发现时，他也像个罪犯一样受到惩罚——在此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被拷打折磨。他在出了艾米莉·狄金森和拉尔夫·埃里森的国家发现了一种对思想与想象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他如何能理解这种态度呢？他如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失去了一个祖国和一份生活，来到这片土地寻找他们在家乡时不被给予的难得易逝的自由，对他来说，想象和思想并不是附属品。对于留存我们的身份，对于自由和幸福的追求，这些使我们人类拥有生活之权利的东西，想象和思想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当那些未来公民或准公民想要赞美美国的慷慨、歌颂它赠予的选择和自由的时候，他们也通常比那些生于此地的人更忧虑：如今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应得的东西正在被悄无声息地挥霍。

我本可以告诉拉明，从很多方面说，极权主义社会和民主社会都是彼此的哈哈镜，它们都反映了对方的潜能，预见了对方前路的陷阱。在像伊朗这样的国家里，想象力受到一个渴望全权控制公民生活的政权的威胁；对这些公民来说，反抗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关乎存在的行为。但在民主政体中——这个绝不存在赤裸裸的专制的地方——又是如何呢？在极权主义国家，暴行与镇压是以最明火执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酷刑、专制律法、死刑。讽刺的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想象的价值，它对国家这一实体的威胁，它对公民生活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这是专制社会下的人们更愿意冒着极大风险去读禁书、看禁片、听禁曲的一个原因。对他们来说，文学不单是一条通向能读会写的途径或者一段教育中的必经阶段。它是一种基本的需求，一种重新取得被国家褫夺的身份认同的方式。

尽管读写能力是通向那种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的首先和基本的一步，这样的公民对于繁荣的民主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我们所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也同样重要。撇开意识形态倾向，那些肆意祸害着伊朗、津巴布韦、沙特阿拉伯和朝鲜的独裁政府也心存忌惮，这情有可原，他们怕的是读写的后患——也就是，知识和尝食禁果，以及随之萌生的对全然不同的权力与自由的期许。这就是为什么塔利班要拆毁学校，并想要谋害像马拉拉[19]那样的年少的女孩，因为她们够勇敢，公开地表达了对教育和自由的热切渴望。

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嘲谑之语令人难忘：列宁、斯大林都是有文化的人——斯大林是个编辑，他原话是这么说。但问题是，“他们的暗杀名单比他们的书单还要长”。极权国家把所谓的博雅教育视作危险和有颠覆性的东西，并想要不计代价地清除它们，这并非全无理由。他们知道真正自由的质询会有什么危险。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恐惧和敌意，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文化影响及其带来的麻烦，而非它的军事影响。因此，讽刺的是，我们日渐置若罔闻和贬抑看轻的东西恰是他们珍视欣赏的东西。

在民主国家里，艺术不大可能再威胁到国家或者产生这样一种紧迫感。你可能被引入一种意识麻木之中，一种智识怠惰的状态。“对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被国家迫害的可能性（其实通常是确定性），不如说是被国家面貌催眠的可能性——而这面貌，无论是荒谬，还是趋于好转，都是短暂的。”又是布罗茨基！在民主社会和极权社会，这句话都适用。每个国家，包括极权国家，都有它的魅力与吸引力。我们为屈服所付的代价就是趋同从众，一种自我对集体命令的投降。小说是一剂解药，是一种对个人选择之力量的提醒。每本小说在核心处都有一个由至少一位主人公做出的选择，它提醒着读者，她可以选择做她自己，做与父母、社会或国家的要求相悖的事，并且听从自己微弱但至关重要的心声。

让布罗茨基、纳博科夫、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和汉娜·阿伦特——所有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人（这样说的话还有爱因斯坦）——抵抗他们祖国的极权政府并拒绝西方民主的空洞诱惑的东西，本质上说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深知，否定和背叛内在自我并不只是一种对暴君意志的投降，而且是一种自戕的死亡。你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形车轮里的小轮齿，而你对这一车轮无法操控——就像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只不过没了喜剧性。

那种内在自我使个人有可能变成对国家和世界承担起责任的公民，把他们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连接起来，变成积极明智的参与者。为此，他们需要了解，停下来，思考，并且发问。我们在那么多美国小说主人公身上发现的正是这种品质，从哈克贝利·费恩到《心是孤独的猎手》里的米克·凯利都是如此。我们如何能保护自己免受一种操纵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文化里，口味和香味可以在实验室里用化学方法制造出来，并被当作天然食品卖给我们，宗教信仰可以经过包装在电视上播放并在推特上推送，商业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潜入了生活的每个角落，以至于他们不只规定了我们吃什么、穿什么、读什么和想要什么，而且规定了我们梦想什么、怎样去梦想。我们需要真相的本原之美，正如小说、诗歌、音乐和艺术向我们揭示的那样：我们需要重获想象的第三只眼睛。

如果我在伊朗的学生和千百万其他如马拉拉和拉明一样勇敢的人赌上生命来保持自己的个人气节，维护接触自由思想和教育的权利，那么为了保护通向这个想象共和国的通道，我们会赌上什么呢？说只有专制政权里需要艺术和想象就是在贬低生命本身。引起对写作的需求或者对阅读的渴望的，并非疼痛和残忍。若我们相信《美国宪法》的前几个字——“我们，人民”，我们就应该知道，捍卫想象与自由思想的权利，并不只是作家和出版商的责任，也是读者的责任。我想起纳博科夫的表述：“读者生而自由，且应保持自由。”当作家们身陷囹圄，或者他们的书遭删节查禁的时候，我们学会了抗议。但读者怎么办？谁来保护我们？要是一个作家出了书却没有人读怎么办？

“在我害怕失去之前，我从未爱过读书。人不会去热爱呼吸。”《杀死一只知更鸟》里的司各特如是说，他表达的是千千万万人的相同感受。我们得读书，我们得继续读伟大的充满颠覆性的书，读我们自己的和来自其他地方的书。要保障这一权利只能通过我们每个人——公民读者——的积极参与。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特别痴迷《绿野仙踪》，我对多萝茜生活的另一个地方——她在堪萨斯的家非常留意。作者用几个细节描绘了这个地方：那所房子其实是一个大的房间，多萝茜、艾姆婶婶、亨利舅舅和多萝茜的小狗托托都住在里面。“当多萝茜站在门口，向四周眺望时，除了四周都是灰色的大草原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在那一片宽阔平坦的原野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间小屋子。每一个方向，都一直伸展到天边。那太阳烤炙着这耕作过的田地，使它变成为一片灰色的有许多裂缝的荒土。即使是草也不绿，因为太阳烤炙着它们的顶部长叶，使得它们不论从何处看起来，同样的都是灰色的。有一次，屋子油漆过了，但是太阳把油漆晒起了泡，雨把它洗干净了，如今这屋子也像其他东西一样地暗淡和灰色了。”[20]

多萝茜的亲戚，她所接触的唯一的人类，不仅迟钝无趣而且严肃又沉默寡言。作者告诉我们，艾姆婶婶曾经很美，但是“太阳和风把她的样儿也改变了。它们从她的眼睛里，拿走了光辉，留下了一种沉重的灰色；从她的面颊上和嘴唇上，拿走了红润，也只剩灰色了”。她从来不笑。多萝茜的双亲去世后，她初次来到叔婶身边；对于可悲的艾姆婶婶对多萝茜的反应，书中有一段可怕的描写：“婶婶被这女孩子的笑声吓了一跳，无论何时，只要多萝茜的快活声音传到婶婶的耳朵里，婶婶总要尖声地叫喊起来，并且把她的手压在她的心头；她带着惊奇，看着这个小女孩子——因为她在不论什么东西上，都能够找寻出笑料来。”亨利叔叔“严肃而正经”，他也同样是灰扑扑的，并且从不大笑。他从早到晚工作，“不知道快乐是什么东西”。

只有托托，这条快乐的小黑狗，“让她没有变得跟周围一样灰暗”。但多萝茜从不抱怨。她从没想过离开那个堪萨斯的无趣农场。多萝茜不是爱丽丝，会追着一只白兔或者类似的有魔力的东西跑。对于她看似无聊的生活她并没厌倦。她不是小王子，会在地球上徘徊，收获着智慧——她也不是爱恶作剧的木玩偶匹诺曹，为了变成人类要爬进鲸的嘴里。她只是个被意外丢到奥芝魔法世界的小女孩，因为当她像所有其他同龄女孩一样打算照常忙自己的事的时候，那场龙卷风将她带离了地面，卷上了空中。

多萝茜对回家有着坚定的决心。没什么能比堪萨斯，比属于她严肃的亲戚的、孤零零坐落在穷乡僻壤的那所房子对她来说更重要了。稻草人对她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愿意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又干燥又灰色的叫堪萨斯州的地方去。”她回答道：“这是因为你没有头脑。”她接着解释道：“我们的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和灰暗，都不重要，我们以血和肉做的人，住在美丽的他乡，总不如住在自己的家里。因为没有别的地方，比得上自己的家乡好。”

多年来，人们拿出了对这个故事的许多种解读。有人说它是对那个时代政治和经济环境的讽喻（它出版于1900年），或者它反映了作者对平民党（Populist Party）的支持和他对货币改革的想法。去奥芝的黄砖铺的路被比作金本位制，翡翠城对应的是美元和虚幻的理想，而多萝茜的银色便鞋（在电影里是宝石红的）代表了平民党对用自由银币取代黄金的支持。这本书在20世纪30年代被拍成著名的米高梅彩色有声电影，后者也同样被人根据其诞生时代进行了解读（这次它对应的是大萧条）。这些都很有趣，其中一些确实听上去像那么回事——正如其他许多故事，《绿野仙踪》的乐趣之一就是它层层的暗示和寓意。但如果它没有魔力，我们也可能早就把它忘了。这种魔力存在于故事的核心，一种与政治寓言完全无关的微小的魔力。不只是多萝茜神奇地被风卷走又被带到奥芝国这一点，还有她回家时所见的事物。多萝茜安全地回到了堪萨斯，但她的家乡本质上改变了，即使这似乎察觉不到。我们可以从艾姆婶婶改变了的态度中感受到——在多萝茜跑向她的时候，她正在给卷心菜浇水。“‘我亲爱的孩子！’艾姆婶婶喊着，用她的两臂环抱着这个小女孩子，俯在她的小脸上吻着。”

多萝茜教会我们的，也是我们在每个了不起的故事里都能学到的——虚构世界、仙境或者充满魔力的奥芝国并不在远方，其实，它就在我们的后花园里，若我们有发现它的眼睛和找寻它的心，它就信步可及。多萝茜、爱丽丝、韩塞尔和葛雷特[21]都回家了，但他们跟离家时不再一样，因为他们学会了透过全然不同的想象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本质的转变是心中的。在一个毫无个性、彼此隔绝的环境里，是心保存了我们最基本的人性，让我们还有可能与其余的世界联系和交流。我们读者就像多萝茜和爱丽丝：我们步入这个魔法世界是为了用自己的眼睛去复原和重述这个故事，这既赋予了故事也赋予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新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者——不只是校园，天涯各处，每一个城镇、每一段人生旅途，都需要。我们需要读者给那被我们称作生活的经验注入新鲜的东西。

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把多萝茜在奥芝仙境的时光描述成一场梦——是否这些都曾发生过，这留待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或许这种对日常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界限的模糊，其实才是多萝茜这个故事的真正魔力：对她来说，最有魔力的地方就是她朴素之极的简陋的家。

我初次读到多萝茜的故事是几十年前在德黑兰，那个家如今已不存在；而在华盛顿的新家，我又回头读这本书。我有形的家已经改变，但这个故事依旧，它的魔力依旧。若没有我们后花园里的那个仙境，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同大多数小孩儿一样，我也渴望别处，渴望一个秘密的、隐藏着的地方可以带我去一个平行世界。也同大多数小孩儿一样，我区分了现实与想象的世界——我凭直觉知道，我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候回到现实生活，没关系，只要我有随身携带的想象的世界就好。而或多或少地，这些故事：在奥芝和仙境的旅行，和匹诺曹深入鲸的胃里，之后去小王子浇那朵花——他那自私的玫瑰——的遥远星球，让我更愿意去经历生活的日常琐事。有时我会觉得，奥芝国，连同爱丽丝的仙境和山鲁佐德[22]的房间都在消散退去，就像光退入了黑暗。我们都知道，失去现实的家园有多容易。但若我们失去了最永恒的家园，这个想象的共和国，我们又会做些什么呢？

经过一场极权主义革命之后的生活和经历一场龙卷风后的一天，这两者并非没有相似之处。氛围或许新鲜灿烂，但周围有大量的瓦砾碎片提醒我们不见了什么东西。你得问自己，我该从哪儿开始拾掇这残局。在一个如伊朗这样古老的国度，讲故事已是一种久经时间考验的抵抗政治、社会和文化入侵的方法。我们的故事和神话成了我们的家园，它们搭建了一种与过去的连续，而过去始终遭受着掠夺与涂抹。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快速离开是唯一能生活下去的办法；这并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行的，也并非每个人都想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想象和思想的王国逃离。

家乡！这个迷人的概念可以变得那么具有迷惑性，那么脆弱。一个移民，总是以身后那个国家的标准去设想每个新的国家，或正面，或负面。而我，我新的家乡总是牢牢地扎根在它小说的山河国土中。我离开的，是我心爱的伊朗那可以随身携带的回忆与文学的世界，父亲曾教导我要珍视它。离开时我才懂得（此后发生了什么都没能改变我这种看法），那是唯一一个我可以放心依靠的世界。

正是在伊朗，我发现了个体权利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之间的紧密关系，而后者是民主想象中不可或缺之物。我的学生们或许曾（拿出了些理由和论据）反对美国的政策，或干脆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欣赏美国的音乐、电影和文学。一个国家的小说竟能使自己被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理解，这对我来说却似乎没什么不对——俘虏并驯服这“另一个”的，并非某些学术理论和对政治正确的保卫，而是鲜活的、喘息着的别的东西，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阿提克斯曾略微提过它：“你永远不会真正理解他人，除非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设身处地，置身其中。”

在文学中，差异总是得到赞美，但是，当伴随差异而来的并不是辨认出并意识到我们如此相像的震惊时——撇开我们的差异，我们的心是以同样频率跳动，我们都能成为最好也都能沦为最坏——对差异的迷信也会变得危险。正是这种对我们拥有同样的人性的意识，让人们有可能把另一个国家当作家园。流亡总伴随着一种失落感。家不再是家，但另一个地方及时提供了创造新记忆、发展新情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