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克利特<sup>[1]把书存放在阿耳忒弥斯<sup>[2]神殿里，有人说他故意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写那本书，因而只有那些有能力读这本书的人才能读懂它，而且，他是以不那么轻松的语气来写的，这样一来，他就有了蔑视芸芸众生之嫌。”赫拉克利特自己就说了：“你们这些目不识丁的文盲，为什么要把我东搬西套？我不是为你们写作的，我是为那些能够理解我的人而写作。在我心中，有这一个人就胜过有十万人；什么乌合之众，那可是一文不值。”<sup>[3]
然而，赫拉克利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他的书则向所有希望接近它的有学问的猿猴敞开了，随他们评论啊加注解的。他的门徒懂得的比他多得多。这也就是说，赫拉克利特已经被乌合之众击溃，而且，令我们悲哀的是，如今我们亲眼目睹了大众人（mass-man）大获全胜。如果你的精神尚未完全萎靡，只要你任选一天走过古希腊集市，如果你起先还没有痛苦得快要窒息（剩下的人还有谁能感受到这种弥足珍贵的感情呢？），或是屈从于社会模仿的需求而加入一群围着新近冒出来、在广场上悠闲自得地踱步，同时大发哲学议论的人的欧福里翁们，你会看见那些曾经一度是希腊人的人，现在都成了制作完美的、得意扬扬的机器人，他们在气味混杂、喧闹不堪的环境里一起发着喜气洋洋的叫声，跟各行各业的人打成一片。有来自雅典的赶着牲畜的农民、有来自黑海<sup>[4]的买金枪鱼的商人、有比雷埃夫斯<sup>[5]的渔民，还有店铺里卖家的大声吆喝、叫卖，林林总总的小商贩：卖香肠、卖羊毛、水果、猪肉、鸟类、奶酪、糖果、香料、泻药、香薰和没药、羽毛、无花果、大蒜、家禽、书籍、奉为神物的里脊、针和煤——如同我们的喜剧作家那样，有时候津津乐道地一一列举。混迹在这些人中间，你会发现检查人员四处走动，换钱的、管理重量和其他度量的、抄写诗歌的、卖花环的，他们全都聚集在简陋的店铺和裁缝的摊位前；你还会看到制作诗琴和香水的人、卖海绵和蛾螺的货郎、买卖奴隶的贩子，还有在赫麦界柱附近为自己出售的东西大声叫卖的，有卖小饰物、面包、豌豆的妇女，还有鞋匠和拉皮条的。
这样一来，你能亲自动手画一幅大众人——民主雅典的公民的肖像，雅典人对自己的低级趣味津津乐道，为自己如非利士人般地喜欢高谈阔论而沾沾自喜，他满足于亚里士多德学派及其追随者好心为他提供的哲学借口，也同样满足于把自己像蜗牛一般封闭在一种声音里，满足于被他提升到了宗教的高度的“消遣”。瞧那些挤在亚西比德<sup>[6]弄来的、形似蟑螂的崭新战车四周的一群人，这些人大汗淋漓、喧哗不止，向来自任何一方的信使狂奔过去。由于大众人的主要特征是他们有了解的愿望，因此有对信息的渴望。赫拉克勒斯明白，智慧这份财产太弥足珍贵，不能随人任意处置。如今，与赫拉克勒斯的讲究克制正相反，某个亚里士多德出来宣称“人人生来渴求知识”，而要证明这一点，他说，是因为“他们喜欢感官上的愉悦，尤其是视觉上的，完全不计较利益”。<sup>[7]
在描述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感知的渴望之后，有必要对这种大众人的负面人类学做一点补充，他这种贪婪的求知欲，希望清楚而愉快地看到，而且是远远地看到（简而言之，通过电视画面），这种需求显然因为他既运用三槽板间平面，又运用三角墙而被证实。在这种情况下，比例关系被改变，雕刻的手法使得雕塑只有从下往上看时才是自然的。这样，雕塑家既满足了大众人的懒惰，这种预先设定的视角也使其免除了对显而易见的现象进行解释的义务<sup>[8]。
我们的蒙塔莱德斯近来公开痛斥这种对信息的贪得无厌，不过这也是白费力气。看来我们这个地球圆盘几乎完全被封闭在一个“心理感应的氛围中，而且它的密度不断增大”，因为“从遥远处发来的信息和观点，像毯子一样变得越来越厚重，几乎覆盖了我们所居住的整个世界”。<sup>[9]目不识丁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致雅典的大众人对此视而不见；这种情况确实也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任何印象，因为从他上学之日起，他的教育者唯一关心的是“去告知”，毫不顾忌当代诗人的那些诗篇会腐蚀他的心智。虽然老友柏拉图依旧受到墨守成规的人们的崇敬，但他的确警告过我们（但是带着一副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的伪善），他说，“我们的老师可以根据外界的要求调整教学。当年轻人学会认字，开始明白书里所写的内容的时候……会发现在他面前的桌上，要看、要记的是伟大诗人的作品……这样一来，年轻人会模仿他们，希望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sup>[10]这该如何是好？文化工业对于所取得的成就过于自满，以致无法倾听智慧的忠告，（但这无论如何都已过时了，不是吗？）因此，我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江河日下，当他们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会像我们所认识的年轻知识分子那样，晚上四处活动，要砍赫麦界柱的头。有这样的老师，我们怎么能指望会教出更好的信徒。因此，大众人的生产就大见成果了。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在理论上推定他需要跟别人待在一起，排斥安静独处的快乐？其实，这正是所谓的民主的精髓，看来民主的第一戒律便是：为别人所为，服从大多数人的法则。人人都应该担任公务，只要他能找到足够多的人来投票给他。至于那些不甚重要的岗位，相信运气，因为大众人的逻辑在本质上就是侥幸。“组成城市的各种元素必须平等，尽可能地平等，而且要同质化：这个情况在中产阶级中尤其如此……因此，福克莱德斯（Phocylides）<sup>[11]恰到好处地解释了这个愿望：‘最好的状态是中庸，这正是我想在城市中占据的一个位置。’”<sup>[12]这同样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他而言，仿佛在旷野里的呼喊<sup>[13]一般，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sup>[14]的追随者们徒劳地回答，谴责“自上世纪后半叶起，在欧洲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把生命外化的趋势……个人的存在，无论是隐蔽的、还是孤独的，要对公众、人群和其他人封闭，变得难上加难……街道上的声音则异常洪亮。”<sup>[15]应该说，集市的声音已变得嘹亮，不过，集市乃大众人的思想方式，是他一直所希望的，也是他所应该得到的。柏拉图应该去那里走走，跟他的追随者谈谈，这是再恰当不过了：那是他的王国，大众人不能离群索居，因为他必须知道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必须四处倾诉所知道的一切。
而如今他能够做到无所不知。你看看在塞莫皮莱<sup>[16]所发生的一切。事发后仅一天，信使便把消息传了过来，竟然已经有人在考虑把它进行包装，将其简化、压缩成为一条广告语：“我们的箭可以蔽日。好啊！我们在阴凉处战斗！”老做应声虫的希罗多德已为这个暴君——长着一百只耳朵的群众恪尽职守了。
因此，所谓的历史学家，虽然只不过是一些急于报道现时的记者而已，但这似乎恰好适得其所。希罗多德，这位伯里克利的公关负责人，虽然效率挺高，也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只能写写波希战争而已（换句话说，是一则纯粹的新闻报道。而如今，我们几乎没法指望再出一个像荷马那样的人，他能写出诗一般清楚易懂的文章，并具备写作其闻所未闻、见也未见过的事情的能力，还赋之以寓言的深度和广度）。希罗多德只要看过三四个爱奥尼亚语的语标，就能宣称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谈。而且，仿佛这样还不过瘾，他还弄出个更加自命不凡、文字干巴巴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sup>[17]。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陷落的可耻惨败之后（他没能从军事上和指挥上阻止此战的失败），他忘记了在伯罗奔尼撒的灾难，创造了编年史记录家这样一个新面貌，答应按事情发生的经过记录战争的进程。我们终究沦丧到了迎合低级趣味的新闻的谷底了吧？不，因为在他之后还有色诺芬（Xenophon）<sup>[18]，他是一位能把洗衣清单变成历史文献的艺术大师；色诺芬，他患了一种非常常见的眼疾而没完没了地呻吟（文化工业的特点是庸俗，不放过一切粗俗而触目惊心的细节。有人渡过这条河吗？那么，渡河的人一定“到肚脐眼都湿透了”。士兵们吃过腐烂变质的食物吗？他们一定“肚子拉个不停”）。<sup>[19]但是，修昔底德身上所表现的还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在他身上找到那种写作文学的欲望，希望能成为文化工业为追逐时尚者而设立的各种文学奖项的候选人，这也无足为奇。修昔底德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文章里点缀上自然主义的装饰，效仿新小说：“身体的表面，摸上去并没有过多的热气，看上去也不怎么苍白；它淡红里透着乌青、布满了溃疡和疮疤……”<sup>[20]而主题呢？雅典的瘟疫。
这样一来，人类复杂的多面性被降低到客观风格，在我们的新文学领域中，及时的报道和先锋派占据了首要地位。有人抱怨年轻作家的语言让人无法理解，不过，只要稍有脑子的人，对于这种人的痛苦的唯一答复一定是：没有什么需要理解的，大众人也不希望人们去理解。现在雅典人已经彻底消亡了。
但是，如果说西方文明衰败了，大众人绝不会为之烦恼。难道他不是生活在现存社会中最好的世界里吗？重新来读一读伯里克利（Pericles）对一群心满意足、热情洋溢的雅典人的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唯才是用的社会，人们欣喜乐观地追捧社会地位的两面性（“如果一个人有益于社会，贫困或微贱的社会地位并不会成为他的绊脚石”），因此有了不同的待遇标准，贵族正是这样的产物，至多是被制造平等的狂热所掩盖了。如今雅典人心甘情愿地成为人群中的一张脸，一个身披白色短外套的工人，一个屈从于群体行为的奴隶 （“我们对违法有难以想象的恐惧：我们对在政府里唯唯诺诺的官员言听计从，对法律唯命是从，尤其是那些如果不服从便会招致人们普遍蔑视的法律”）。雅典人，现在作为有闲阶级的代表，幸福地生活着（“为了辛苦劳作后身体得到恢复，我们找到了许多振作精神的途径，一年到头，我们根据古风传统的游戏和不断的宴饮进行庆祝活动，而我们所住的房子里，让人舒适的东西应有尽有，日常生活的快乐驱除了一切哀伤”）。换句话说，雅典人是繁荣富裕社会的居民（“琳琅满目的货品流入我们的城市，因此，我们不仅能享受本国的各种水果和产品，而且能将来自其他国家的物品据为己有，同样愉快和自在地享受”）。
<sup>[21]
我们能够唤醒这个不动脑子、在雅典村庄里慵懒、自得其乐地生活的大众人吗？不可能，他之所以如此，正是被伯里克利所提到的那些把戏给拴住了。试想一下，成群的人涌进奥林匹亚，对刚刚看过的目标争论不休，仿佛他们的灵魂受到了威胁；要么如今奥林匹克运动会被用来记录年份！生命似乎可以通过一个投掷标枪的胜利者的身手来度量，或者某个在跑道上跑十次的人来计算。五项全能运动的成绩成为测量山脊的标准。有人出资请来诗人为这样的“英雄”谱写颂歌，而他们所赢得的桂冠则为城邦的荣耀增光添彩。伯里克利的演说真正让我们明白了事事皆美的文明。条件是你要声明放弃你自己的人性。蒙塔莱德斯警告说：“普天之下的人类社会将是细胞的总和，将是一堆石珊瑚，每一个个人将被安插进去，不是根据他的心智，而是根据他的生产能力，或是他融入整个社会平衡模式的能力大小。”<sup>[22]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老的孤独和与世隔绝，以为那是个失去的乐园，但雅典人对它并不感到留恋，因为他从未体验过个中滋味：在奥林匹亚的堡垒上，他浑然没有知觉地颂扬他的忧伤启示。无论如何，人们并不能指望他做任何决定。文化工业现在为他提供的是经由电子技术扭曲了的特尔斐城的皮提亚<sup>[23]，在他癫痫发作时的抽搐中对他的未来行动提出建议。句子一概支离破碎，处心积虑地不让人明白，语言退化到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供那些诚惶诚恐的和讲究民主的群众消费。
过去，人们可以要求文化提供拯救灵魂的话语；而如今，拯救灵魂已降格为文字游戏。雅典人对公开的论战如痴如醉，仿佛每一个问题都有必要拿出来讨论以达成意见的广泛一致。但是，诡辩已将真理贬低为公众的一致意见，公开论战似乎成为这一大群空谈者的最后避难所。
我们只能强调布卢米德们<sup>[24]的沉痛反思，他们巧妙地再现了发生在产生莫名其妙的辩论冲动之前的谈话。“嘿，明天到集市去参加有关真理的圆桌辩论好吗？”“我不行，不过，为什么不叫上高尔吉亚（Gorgias）<sup>[25]？为海伦做颂词，他也是最理想的人选。也许你还可以试着叫上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sup>[26]。知道吗，他的学说——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是当下最最时髦的。”不过，布卢米德反对论战的呼吁从来无人问津。在一群懒散、堕落的公众面前，辩论家吃力地驳斥那些慷慨激昂的辩论后面所隐藏的恶毒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反之，假如论战并不能满足雅典的大众人，文化工业将按照他的趣味要求，拱手相送一个更唾手可得、稀释过的智慧，而且以诱人的文摘形式出现。而这种艺术的大师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柏拉图，他非常善于将古代哲学中最严酷的真理用最通俗易懂的形式——对话来呈现。柏拉图毫不犹豫地将概念转换成赏心悦目却肤浅的实例（白马和黑马，洞穴里的影子，诸如此类的），卑躬屈膝于大众文化的要求。因此，深奥的东西（以及赫拉克利特小心翼翼不希望揭示出来的）被提到了表面，到了一种连最无聊的听者都能够听懂的程度。最后一桩臭名昭著的勾当是：柏拉图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和多个这样高尚的问题，化解成为躲在铁匠铺里的人们的话题，（这些人离开了“噪声”是不能思考的！）通过巧妙运用悬念和九个前提的游戏，他小心翼翼地使辩论有声有色。他所采用的这些手法跟当今的提供现金奖励的益智竞猜类游戏节目一样引人入胜。诡辩术与辩驳术（这些都是记者提供的名词，他们乐于运用最新的辞藻来掩饰内容的空洞）仍然具备类似的功能：雅典人无须挖空心思去理解；文化工业的专家们给他造成一种错觉，让他以为是自己费尽心思所获得的思考，其实都是现成安排好的。节目以老色鬼苏格拉底的那些戏法（我们必须承认，非常有技巧）开场，他甚至能将本应判处的死刑转变成一场荒诞不稽的广告宣传。苏格拉底自始至终都是文化工业的忠实仆人，为制药公司提供一条标语：“毒芹属植物对身体有益。”或者，“什么毒害孩子之类的无稽之谈？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在集市劳累了一天之后，我需要的就是一杯毒芹属植物汁！”
闹剧的结尾：给埃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sup>[27]这个最后的伪君子一只公鸡。我们不得不赞同博学的佐拉芳提斯<sup>[28]，他说道，“大众传媒越是宣扬远离人性、远离真实对话的场面，就越是假充一种私下谈话的语气，装出一副真诚快活的样子。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们的制作就一目了然了（前提是我们的精神能够承受）。他们所有的作品都遵循一个秘密原则：以无趣之物使之有趣，无论在美学上、经济上、或是道德上。”
<sup>[29]我们目睹了欢宴不止的场面，况且还有不折不扣的不体面的性暗示，对于以哲学对话为托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大杂烩的讨论会，还有什么更好的定义呢？同样地，在《费德拉斯》<sup>[30]（Phaedrus）中我们看到，一个男子看着自己的心上人（文明的终级阶段必然是偷窥）,“汗水湿透了他全身，异乎寻常的热浪向他袭来；如此，降临到他身上，透过眼睛，美波流动，一股暖意传遍全身……一切都在膨胀，一切都在增长，从根部向上，在灵魂下不断延伸……羽翼开始膨胀起来。”<sup>[31]勉强掩饰的淫秽：这是最后一招，把大众色情文学当作哲学来宣扬。至于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之间的关系，那属于传记的范畴；文化工业准予他们不接受美学批评。
尽管性要成为一个产业，仍然太过“天然而成”，但如阿斯帕齐娅<sup>[32]所说，无论如何，性已经成为商业。商业和政治：性已经跟整个制度浑然一体。芙莱妮（Phryne）<sup>[33]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悲哀地想到，认为世上有不受腐化的法官，这种信仰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于人类精神上的这类矛盾冲突和灾难，文化工业提供了现成的答案：这样的丑事自有其用途，它们为悲剧作家提供了素材。这个过程恰好证实了雅典人最终启示的深渊，他正走上一条无可救药的堕落之路。
你瞧瞧那些雅典人，仍旧在光天化日之下，坐在露天剧场里长排的座位上，他们个个神情迟钝麻木，完全被那些脱离了人性的、戴着面具的游玩作乐的人所上演的事件迷得如痴如醉，因为那些人的真实面孔隐藏在面目狰狞的面具背后，他们穿着增高了的鞋子和垫有衬垫的服装，模仿一种并不属于他们的高贵显赫。面对众人不知羞耻的关注，他们像幽灵一样不会表示微妙的感情变化，不会有激情的变换，却让你思考的是人类精神上最难解之谜：仇恨、杀亲、乱伦。过去人们会在大庭广众面前掩盖的东西，现在成为大众娱乐的源泉。而且，大众在此必须按照大众文化的强制规定来进行娱乐，它迫使你不能凭直觉产生感情，而是把它现成规定的感情展示给消费者。因此，它不是哀思苦想后所发出的诗意表达，而是千篇一律的悲哀格式，以精心策划好的强度突然向你进攻：“哎呀，哎呀，哎呀！哦你你……你你！”然而，对于这种作家，他们出租自己的艺术，知道必须在短时间内拼凑出一个主管官随兴所至或者接受或者拒绝的产品，这样一来，你还能指望他们弄出些什么别的东西呢？众所周知，如今赞助总是给多产的公民，因此，文化工业不可能找到更简单易行的法规。赞助人要求什么，你就给他提供什么，他对你提出的要求是以重量和数量作为评判标准的。你心里非常明白，如果想看到自己的戏能上演，你不能只提交单一的剧本。不，你必须提供一套完整的四联剧，包括羊人剧。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按需创作，诗篇由机器来谱写，遵循公式化的模式。而诗人呢，若想看见自己的作品能够吟诵，他还必须是作曲家、编舞者和教舞者，强迫合唱队在长笛厚颜无耻的哀鸣似的伴奏下令人汗颜地踢着大腿。古代谱写赞美酒神之歌的作家，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创作雅典人的百老汇剧的作家；最后，他孜孜以求的境界不过是个皮条客而已。
我们是否该剖析一下这个倒退的历程呢？最初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sup>[34]，他自然是大众人所喜爱的那种类型。埃斯库罗斯以最新的报纸标题为素材来作诗：比如萨拉米斯战役。这可是上好的写诗的素材！这是军事和工业结合的成就，作者兴高采烈地罗列其中的技术细节，只可惜他那份高兴劲儿对于我们已经迟钝了的感觉不能产生任何震撼。“船桨合着节拍整齐划动，发出响亮的声音”，战船都是“青铜打造的船首”,“密密麻麻地压进海峡的战船”的“冲撞角”，船的表面“都是青铜的”，一旦碰撞，“折断那一排整齐的船桨”，希腊战船在波斯人四周实施调动，“包围他们”——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机械细节兴趣盎然、妄自尊大，热衷于在屈指可数的诗句里加入日常谈话的片断、够列入说明手册进行解释的术语，热衷于这种已不新鲜的二手传播风格，如果我们尚有辨别力的话，一定会使我们羞愧得脸红<sup>[35]。正如佐拉芳提斯所说，“工业大众的特点在此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它在歇斯底里和阴郁沉闷之间游移不定。崇拜巴尔（Baal）的人们不知情感为何物。”<sup>[36]情感？那么，在描述壮丽和死亡的场景时，他会借助于什么呢？那些词汇，全是屠夫的俚语。“而且他们像落网之金枪鱼，带着船桨的残片，残破的躯体，狠狠地摔在地上，折断脊背，悲鸣咆哮，而四周，辽阔大海的水雾茫茫……”
<sup>[37]文化工业在孤注一掷地希望refaire Doeblin sur nature<sup>[38]的同时，悄悄兜售给我们的这种语言，不过是改造出来的一件东西、一个手艺人的工具、一种机械、一套船厂所使用的术语而已。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埃斯库罗斯把我们带到了谷底。这种丑行还有更深刻的含义。索福克勒斯的出现，我们终于有了可以为大众进行批量生产的增强性梦游症的完美实例。尽管索福克勒斯抛弃埃斯库罗斯的宗教恐惧症，也对欧里庇得斯的优雅的纨绔子弟式的怀疑主义敬而远之，但是在他的作品中，节制理性<sup>[39]的痕迹成为道德妥协的炼丹术。他制造出为多种目的服务的场景，这样也就无所谓真正的目的。例如安提戈涅，这里有一整套故事：对被野蛮杀戮的哥哥忠贞不贰的姑娘，恶毒而麻木不仁的暴君，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维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暴君之子海蒙（Haemon）因姑娘悲惨的命运而自尽。海蒙之母追随儿子于地下。面对这些由于自己缺乏文化教养而导致的死亡，克瑞翁（Creon）<sup>[40]瞠目结舌。多亏雅典的文化工业，肥皂剧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如临深渊的境界。仿佛这样还不够，索福克勒斯还要在末尾加上道德评论。第一段合唱颂扬科技的生产力：“世上美妙之物多多，但不能胜过人之美妙……年复一年，跟着年轻膘壮的马儿，犁地翻土，他耗尽神圣无上的大地的资源……成群的野兽，还有海洋生物，他用编织的网来捕获……”<sup>[41]如此，我们有了关于生产力的道德规范，赞美机修工的愚蠢劳动，影射无产者的天才。“如今用科学技术杀戮魔鬼的天才大获全胜”，佐拉芳提斯在提到文学和工业的关系时不无讽刺地评说：“我们一定感到很高兴，而且我们还要希望人类对这种胜利善加利用。”<sup>[42]这就是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索福克勒斯，对于这一套驾轻就熟，毫不犹豫地加强了主人公和配角演员的阵容……于是有了第三演员，以及布景装饰<sup>[43]，因为要把现成的情感强加于观众，古典戏剧舞台对他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不久，我们还会发现第四对话者，一个不折不扣的哑巴，然后悲剧就进入了最后阶段，即接二连三酝酿出的一连串喜剧，奴颜婢膝地屈从于先锋派戏剧的规则，等待它的戈多，达到完全不能沟通的地步。
而如今，对欧里庇得斯（Euripides）<sup>[44]来说，时机已经成熟。他只要足够天真、激进就能赢得大众的欢心，就能把戏剧变成能够速成的诙谐作品（Pochades），这一点从阿德墨托斯（Admetus）和赫拉克勒斯（Hercules）没完没了的插科打诨中便可看出，这么做恰好抵消了阿尔刻提斯（Alcestis）中所剩的那点悲剧的魅力。至于美狄亚（Medea），大众文化在此扮演了主要角色，以私密的、嗜血的歇斯底里的神经官能症和泛滥成灾的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来娱乐我们，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如何成为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笔下的穷人的完美范例。你经受了这针最大剂量的注射：怎么可能不落泪、不感到恐惧和遗憾呢？
因为悲剧正是有赖于这些元素。你必须感到恐惧和遗憾，当剧情提出要求、给出信号时你一定要有所感受。且看看亚里士多德，这位举世无双的潜移默化大师，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的看法。整个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要有一个主人公，他具备公众既欣赏又谴责的特质；让既可怕又可怜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在这混合物中要添加适当数量的突如其来的逆转，悖逆事件，各种灾难；充分搅拌，煮到沸腾，好啦，你已经烹饪出一剂泻药（Catharsis）。你会看到观众撕心揪肺，带着恐惧和同情的呻吟，大哭一场才痛快。你难道对这些细节感到战栗吗？这早已写成白纸黑字了；看一看科利斐<sup>[45]有关当代文明的论述吧！文化工业迅速地传播他的著作，深信如果不是假货，那么纯粹的精神上的懒惰会促进它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意识形态？若真有的话：全盘接受被给予的一切，并把它当作说服辩论的工具。这个亚里士多德最新出笼的一本臭名昭著的手册——《修辞学》，完全是有关市场营销的一套问答，从动机出发探求什么能吸引人、什么不能，什么会为人所信和什么会遭人排斥。他说，这样一来，你就对支配同伴们的行动的非理性诱因心知肚明，因此你就可以玩同伴于股掌之中了。按对键钮：他们就任你摆布。有了这样一本教科书，如佐拉芳提斯所说，“我们编造的东西其实不反映公众的自然倾向，而是计算出了可兜售的效果，并由此根据人体对刺激的反应法则，使剧情妙趣横生。”
<sup>[46]那么结果呢？Delectatio morosa（沉湎于偷食禁果的愉快想象之中），或者换言之，如房事前的相互挑逗，造成种种恶习。幻想，白日梦。悲剧赋予之社会高度认同的印章，为来自野蛮社会阴影下的魔鬼树碑立传。
但我并不希望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可怜的皮奥夏人<sup>[47]只有在演出当日在国立圆形露天剧场受人摆布、被人欺诈。亚里士多德自己在他的《政治学》（第八部）中谈到音乐，以及“它对我们的性情所产生的理性影响。”如果把歌曲的规则当作触动灵魂的躁动来研究的话，你就能学会如何“煽动情感”，你就会明白佛里吉亚（Phrygian）调式<sup>[48]会导致纵欲行为，多利亚（Doric）调式会促成“男子气概”。还有别的什么要加上去吗？这儿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如何在感情上操纵the korai，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青少年。强制梦游已不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它是一种现实。尽管伟大的阿多诺不遗余力地猛烈抨击笛子，但如今还是处处可以闻笛声。多亏了亚里士多德的推广，音乐成为人人皆能掌握的技能，并且在学校中广为传授。要不了多久，提尔泰奥斯（Tyrtaeus）<sup>[49]的歌便会成为人人都能在沐浴或在伊利索斯河边用口哨吹奏的曲调。音乐和悲剧在我们面前露出了真面目：它们操纵人类的情感，而大众则欣然接受，乐意扮演这受虐狂的角色。
我们的年轻人正是在这些潜移默化的游说者的讲台前面接受教育，最后被改造成运动场上的一群绵羊。不过，在他们成人以后，同样地制造公共舆论的科学会告诉他们如何在公共场所处事为人，把美德、情操和真才实学变成一具面罩。听听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sup>[50]是怎么说的：“一个医生看上去吃得好、身体健康，这是他医术的最好证明；因为大众相信，一个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的人不可能照料别人的身体……当一个医生走进病人的房间时，他必须小心自己的坐姿、举止；他必须穿着得体，仪态安详……”<sup>[51]这样装腔作势成为一个面具；面具成为这个人本身。总有一天，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能够用来界定人的最根本的存在的词语就只剩下一个，那就是面具，人格面貌，而它所代表的恰恰是最最表面的东西。
大众人既然迷恋于自己的外表，那就一定能够欣赏那些表面上显得真实的东西，他只乐于模仿<sup>[52]，也就是说仿讽本来并不存在的东西。这一点可以从绘画所表现的欲望中看出（最高的褒奖要保留给能画出逼真的葡萄以致鸟儿蜂拥而来啄食的画家），在雕塑中，卓越的技巧创造出看上去几可乱真的裸体，或是在树干上匆匆逃离的、只是不能说话的蜥蜴，而此时平民百姓便会欣喜若狂地感叹唏嘘。在有红色图画的花瓶上，人们开始运用正面造型，仿佛传统的侧面造型已不足以表现原本可以通过诗意的幻想来达到想象凝视中的整体形象。
然而，现今的艺术创作肩负着工业需求的沉重枷锁，精明的大众人把那个需求狡猾地转变为选择。艺术屈服于科学的法则：在庙宇的柱子上，看看那些金色部分，建筑师们拿出测量师的热情为之叫好；波利克里托斯（Polycletus）<sup>[53]为人们创作完美的、工业化的雕像提供了“准则”，正如有人已经尖刻地注意到，他的作品——“荷矛者”青铜雕像，已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个诗体，一部用石头刻成的专著，一个机械原则的具体范例<sup>[54]。艺术和工业如今要携手并进；这种循环业已形成；精神让位于生产线；控制论的雕塑很可能一触即发。技术引进的最后阶段就是群体策略。刚成年的古希腊男青年列队成行，进行严格控制的操练。针对父亲的有益的反抗如今为群体规范所取代，年轻人在群体面前完全没有能力去捍卫自己。平等主义削弱了年老者和年轻者之间所存在的一切差别，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的那段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的一味扯平，人们便越来越无须表达个人的感情了。因此，今天的雅典人的原型至死都保持一成不变。人工制造的感情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同样也发生在人的弥留之际。你什么都不用干，专业从事哀悼的妇女将模拟出你所不能表达的悲哀；至于死者，这一大进步不足以使他放弃他所眷恋的生活中那一点点儿低级的快乐。你在他的嘴上放一枚硬币（借口是要给帮亡魂渡冥河去阴间的神——卡戎摆渡的船资），还要给把守冥府入口、有三个头的猛犬刻耳柏洛斯一块糕点。而对有钱的人，你可以加上化妆品、武器、项链之类的东西。
而涌入剧场跑去看阿里斯托芬的廉价色情戏的观众，正是这群没有识辨能力的群众。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勉强引导我们去怀疑的爱与恨之间的神秘联系，而今已让他们感到乏味。至于知识，如今一切都变成了临时的了解；只要背得出毕达哥拉斯定理（每个皮奥夏人都知道这个了无趣味、关于三角形的小花招）就足够了，而欧几里得已经答应把所有的数学智慧化解为一条规范的、不可论证的基本原理。要不了多久，学校也会尽他们所能，人人都会阅读、计算，再别无所求，也许要把投票权扩大到妇女和外来的居住人口这一点除外。这值得抗拒吗？什么人有力量去对抗一浪高似一浪的粗俗浪潮呢？
不久，人们希望了解一切。欧里庇得斯已经设法把为祭祀谷物的女神和冥后在依洛西斯举办的秘密宗教仪式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知识。既然这样，当民主政体赋予每个人闲暇，去打算盘、做一些日常基本的活动来打发时间，哪里还需要保留任何神秘领域呢？记者告诉我们，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手艺人发明了一个叫作水轮车的东西，它凭借流动的水，用自身的力量来推动石磨。因此，原先负责推磨的奴隶就腾出时间用铁笔在蜡板上刻字。然而，正如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家的园丁在见到这样的设备时所说：“我曾听主人说：用机器的人最终会变成机器。像机器一样工作的人，其心也成为机器……我不明白你的发明，不过，我用它会感到羞耻。”佐拉芳提斯在引用这个精辟的寓言之后，问道：“一个工人怎么可能渴望达到神圣的境界呢？”<sup>[55]但是，大众人并不渴望达到神圣的境界；他的象征是色诺芬笔下的巨兽，即他为自身的渴求所奴役，像一个发狂的猴子一般，在地上痛苦地扭动身躯，高喊着：“嗒拉嗒，嗒拉嗒。”如亚里士多德在头脑比较清醒时所说，大自然“造就了不同于奴隶的自由人的身体”,“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这是天生注定的”,<sup>[56]我们会不会忘记这些呢？我们能不能避开，哪怕只是少数人，大众文化分派给一群奴隶去从事的消遣活动，同时也试图把自由人拉下水？如果那样的话，自由人只能求助于隐退，如果他足够坚定，独自一人鄙视，独自一人悲哀。除非有一天，文化工业教会奴隶从事文学，以此削弱贵族精神的最后根基。
1963年
[1]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
[2] 阿尔忒弥斯，月神和狩猎女神。
[3]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九卷，第1—17页。（原注）
[4] 此处原文为拉丁文Pontus Euxinus，意思是黑海。
[5] 比雷埃夫斯（Piraeus），希腊东南部港市。
[6] 亚西比德（公元前450?——前404），古希腊雅典政客和将领。
[7] 见《形上学》（Metaphysics）,1980a。
[8] 又见柏拉图那些冷静的话——《诡辩者》，第235—236页。
[9] 参见：“Λαφωνδονταψιχιχα”,KωρριερηδηλλαΣηρα,24,Ⅲ,1963。
[10] 《普罗泰哥拉》（现代文库版），第213页。（原注）
[11] 福克莱德斯，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诗人，他的格言式诗作只有片段留存。
[12] 《政治学》，第四卷，9,129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