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研究的是隶属于地中海群落的保护国——意大利半岛北端的米兰的城市群落，并以此作为田野调查的对象。从纬度上看，它坐落于美拉尼西亚群岛以北45度，北极冰川海的南森群岛以南35度。因此，就文明世界而言，它的位置多少还算居中；尽管这地方对因纽特人来说还相对容易到达，但它始终没有被纳入已有建树的人种志研究的范围之内。我要感谢阿德米勒尔蒂群岛（the Admiralty Islands）<sup>[1]的人类学学院的克拉奥·帕里奥教授，感谢他首先提议我研究米兰。而且，我要感谢塔斯马尼亚的原住民基金会，它慷慨地赠予我二万四千颗狗牙作为旅行经费，足以负担我的旅费以及购买必要的设备，从而使我的田野作业能够进行。若不是马努斯岛的波堪纳奥夫妇给我一座高脚屋供我使用，使我远离那些吵吵闹闹的捕海参和做椰子生意的商人（不幸的是，这些人已使这个曾经非常平静的半岛的某些地方变得无法居住），我根本无法安安静静地完成这份观察报告。若没有我太太阿洛阿的亲切支持，我也不可能完成校对以及核对书目的注解。我太太总是心甘情愿地放下手中正在做的花环，去赶邮船，并把我定期向萨摩亚群岛（Samoa）的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索取的一大箱又一大箱的资料搬到高脚屋。搬这些箱子远非我力所能及。

许多年来，研究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和传统习俗的人们总是受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论指导，这其实有碍于真正的理解。仅仅因为西方人崇尚机器，还远没有直接接触自然，就把他们看作原始人，正是我们的祖先对无色人种，主要指欧洲人的错误观念的一个主要例证。科学家若持这样一种错误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以为在一切文明中，相似的文化以周期性的发展，例如，在考察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行为模式时，他们认为他们所接触的仅仅是较早期的一个阶段，这个社会发展到后来，一个居民，比方说，格拉斯哥的居民，其行为就会跟美拉尼西亚人非常相似。因此，我们深深地感谢帕奥·吉利巴（Poa Kilipak）教授颇有启发的研究。他尝试提出了“文化模式”这个概念，并得出了出色的结论。一个巴黎居民在生活上所依据的一套准则和习惯是整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并构成某个跟我们的文化一样自然却又千差万别的特定文化。这一新概念为人类学家客观地研究无色人种以及理解西方文明开辟了一条道路。因为——也许有人会指责我这种愤世嫉俗的相对主义——我们确是在研究一个文明，即便它并不符合我们这个文明的方式（打赤脚上树摘椰子，这种行为不见得比乘坐喷气式飞机旅行和吃装在塑料袋里的炸土豆的原始人更优越）。

然而，这些研究人类学的新方法也导致更多的错误阐释，尤其是因为研究者把他所调查的“模式”作为一种真正的文化，而把研究建立在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直接提供的历史文献上，试图从中演绎出那个社会的特点。

<h3>1.多布（多布）的多布博士假说</h3>

多布（多布）的多布博士在1910年出版的《意大利村庄和“意大利复兴运动”之狂热》（Italian Villages and the“Risorgimento”Cult），以米兰村为背景，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历史幻象”（historiographic illusion）的典型实例。在书中，这位著名的学者试图根据当地人撰写的资料重构这个半岛的历史。

以多布博士之见，在19世纪，这个半岛曾经是激烈战斗的场所，战斗的目的在于将不同的村庄全部收归于一个统治者管理。一些社区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另一些社区则同样猛烈地反对统一。多布称前者为革命派或“复兴运动的”（一种方言用语，也许是指当时广泛流行的萨满教的复兴膜拜），而称后者为反动派。

多布博士，以其高度个人化的风格——他的作品以华美的文学品质著称而非科学的准确性，这样描绘那时的情况：

<blockquote>

复兴的火焰燃遍半岛各地，但是反动派蓄势待发，一心要把爱国人士和全体公民镇压在奥地利人的脚下。诚然，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城邦都渴望统一；不过，首先，那不勒斯王国就高举自由的火炬。根据资料记载，实际上，两西西里国王建立了农齐阿特勒军事学院，在这个学院的大讲堂里接受教育的是热情的爱国人士莫雷利、西尔瓦蒂、皮斯卡讷和德·桑克蒂斯。这位开明的君王因此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但在暗地里，一个不为人知的阴谋家正在编织着罪恶之网：马志尼。这个人物在当时的传说里并不常被提起，只是出现在他策划的、奇怪地总是会被发现而挫败的阴谋故事里，这样一来，最优秀、最勇敢的爱国志士，在马志尼愤世嫉俗的煽动下，纷纷落入奥地利压迫者手中，要么被监禁，要么被处决。复兴运动的另一个大敌是西尔维奥·佩利科。凡是随手翻过佩利科被囚禁在奥地利时所写的日记的人，都会留下清晰的印象：这本书使意大利统一多打了不知多少仗。工于心计的叙述者把莫拉维亚监狱描绘成一个田园诗一般的地方，这地方朴实无华、恬静幽雅，犯人可以跟和善的狱卒讨论人类的重大问题，还可以跟年轻的女士——只要是柏拉图式的——打情骂俏，在这里，昆虫成为宠物。有个犯人还乐意接受截肢。他对奥地利外科医生的高超医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被截肢者还向医生送上鲜花表示感谢。在这本小作品中，佩利科对这位意大利爱国者的描写含蓄、诡诈又令人沮丧，令他看上去全然不知暴力和战斗为何物，以致最后，他对任何感情都无动于衷，非常胆怯、道貌岸然，因此，阅读此书一定会使大批生龙活虎的青年不再想为祖国的再生而战斗（正如北美有一本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小书那样败坏了黑奴的名声，让他们看上去傻乎乎、胸无城府、没有主动性，直至今天，该书的影响仍能在南方各州那些义无反顾地反对这样劣等民族的无色人种当中感觉到）。

撒丁王国觉得自己处境独特，显然对国家统一的问题毫无兴趣。众所周知，皮埃蒙特军队干预了米兰的一场暴动，成功地搅乱了局势，最终使得叛乱失败，他们放弃城市和叛军，听任奥地利军队处置他们。加富尔总理则更关切如何满足其他国家的利益；首先，在一场跟皮埃蒙特毫不相干的战争中，他帮助法国对抗俄国。然后，他又煞费苦心地为外国君王提供皮埃蒙特的贵族妇女，使其品味她们的性服务。除了两西西里王国的努力之外，根本看不出还有谁为统一意大利而努力。一些文本显示，正是他们坚定不移地献身于再生，才迫使皮埃蒙特放出了一个乌拉圭的冒险家。

这一切阴谋诡计最终只有一个目的：钳制住意大利权力的羽翼，这股力量比两西西里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坚持不懈地通过说服和哲学支持意大利统一。我指的是教会辖地。教会辖地利用那些有信仰和知识的人们的努力，不折不挠地要把意大利归于一个政府统治之下。这是一场艰苦和激烈的斗争。斗争中，罗马教皇甚至不惜玩弄各种手段，例如诱惑，把皮埃蒙特最好的军队弄到罗马，以便为自己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场漫长而无情的斗争在一百年后，即1948年4月18日，才决定性地结束了，那时候整个半岛上的人蜂拥而来，为以十字架为标志的教皇党投票。

</blockquote>

现在，当研究人员着手探讨今天的米兰时，对于多布博士提出的荒谬的修史所引导我们想象的那种既野蛮，政治上又复杂的局势，他会如何看待？很遗憾，从研究人员所看到的，他只能在两个假设中择其一：第一，在过去的50年里发生了某种退化现象，多布博士所描绘的政治结构的蛛丝马迹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者第二，米兰社会不参与涉及意大利半岛其他地方的重大发展，因为它的居民具有独特的殖民性和与生俱来的被动性格，使得他们拒绝任何文化渗透，注定充满了原始社会所惯常有的急剧社会变动。

<h3>2.遐思漫想</h3>

<h4>（田野作业报告）</h4>

米兰居民的作息遵循基本的太阳节奏。他早上醒来，出发去从事这里的人民所从事的工作：在庄园里收集钢材、铸造金属部件、鞣制塑料制品、跟内陆的居民交换化肥、播种晶体管、把电动踏板车放出去吃草、饲养阿尔法·罗密欧<sup>[2]等等。可是，当地人并不喜欢这些工作，挖空心思地推迟开始做工的时间。奇怪的是，村中族长似乎支持这种做法，例如，淘汰通常的交通方式，挖起了原始的电车轨道，沿着骡子走的道路，画上了宽宽的黄线（显然有禁忌的作用）来混淆交通，在最不方便之处挖起了深深的洞，许多当地人被深洞吞没，很可能充当祭品献给当地各种各样的神。从心理的角度，很难解释村中族长的态度，然而这个摧毁交通的仪式无疑跟复兴仪式相关（迫使成群的居民进入地球腹脏，人类这样牺牲自己显然被看作播种产生更强壮、更有活力的人的种子）。但是，人们的普遍反应无疑表现出他们在神经方面的多发病症，而族长们的态度为这种集体的狂热提供了真实的写照：“管道崇拜。”每隔一段时间，流言便在社会上流传，当地居民迷恋一种半神秘主义色彩的说法，相信将来有一天，巨大的车辆将载着人们，在地球下面以奇快的速度把他们运到村庄各地。我们研究小组中严肃、博学的穆阿帕克博士扪心自问，这个流言是否起源于某个确实存在的事件？于是，他亲自出马到那些洞穴，却发现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个推测的合理性。

有一种早晨仪式说明，族长们相信让民众处于不确定状态是何其重要。每天早晨，部落成员都要阅读一份村长在天刚亮不久时分发下来的圣职信息，虽然这个文件有个令人困惑的名字，叫作《晚邮报》（Il Corrier della sera），以当地的方言，它的意思是“晚间情报”。由于所传递的内容完全抽象，跟现实毫不沾边，信息的圣职性则变得更加突出，尽管有时候我们证实有一些表面的联系，这样一来，当地人产生一种自以为生活在反现实或理想的现实中，如同在浩瀚的文海当中：简而言之，一个由象征和图案主宰的世界。

当地居民始终处于一种不甚明了的状态中，因此饱受紧张气氛的煎熬，村长只允许他们在集体盛宴时得以放松。那时候，全体村民挤进庞大的椭球形的建筑物，那里难听的吵闹声经久不息。

我们试着想进入这种建筑，但无功而返；当地居民用既原始又圆滑的手段把我们拒之门外，要求我们出示某些我们后来才知道店里有售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信息。然而，他们要我们支付天文数字的狗牙，假如我们付了，就不得不削弱研究。我们被迫以这种方式从外面跟踪这个仪式，从里面传出的大声的、歇斯底里的叫喊，我们形成了第一个假设：他们正在进行狂饮纵欲的仪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怕的真相逐渐明朗。在这些封闭的场所中，当地居民获得族长的同意，沉溺于吃人肉的活动，大肆吞噬从其他部落弄来的人。其实，此类购买美食的消息通常会在早晨的信息里发布，人们每天可以看到类似的记载。记载中显示，较深色皮肤的外国人被视为珍馐，而且一些来自北欧部落的人，西班牙或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他们数量众多，也很受欢迎。就我们所知而拼凑起来的情况是，根据街头巷尾公开张贴的复杂公式，受害者在非常巨大的集体大餐中被吞噬一光。公式里有推荐的菜谱无异于某些炼丹术士的把戏：如“三比二”，或“四比○”，或“二比一”，然而，同类相食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习俗，而且是广为流传的、全体民众都已成瘾的恶习，这一点从当地人准备用以购买人肉的钱款之巨便可看出。

尽管如此，在一些较为富裕的群体里，这样的星期日盛宴显然激起了人们真正的恐慌，这样一来，虽然大多数民众前去这些集体食堂，但持不同政见者则没命地沿着通往城外的条条大路逃亡，他们你推我搡，乱作一团，还用车辆互相挤压，在血淋淋的争斗中丢了小命。仿佛受到了酒神女祭司的魔法的控制，他们把通往大海的路视作唯一的逃亡之路，因为在这场血腥的出埃及记中，重复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当地方言里的“船”这个词。

当地居民的智力不高，这表现在他们显然不明白米兰并不在海上；他们的记忆力也很差，以至于每个星期天早上，他们都要忍受同样仓促的逃离，就为了同天晚上成群结队地重新进城，在陋室里寻求避难，准备第二天就把他们盲目的冒险忘得一干二净。

正因为如此，基本上自打出生之日起，当地的年轻人就接受熏陶，困惑和不确定贯穿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在这方面，“成年仪式”（rites of passage）非常说明问题。这些仪式秘密进行，年轻人在屋子里初步接受一种以约束性的禁忌为特征的性生活。在这种场景下，部落集体舞尤其具有启发性。青年男女面对面地站着扭动臀部，向前迈一步，再向后迈一步，手臂弯成直角，他们小心翼翼，绝不让身体的任何部位互相接触。在这些舞中，双方都表现出对对方丝毫没有兴趣，他们的步子也对等分离。实际上，当一方弯腰摆出通常性行为的姿势，并模仿性交时身体有节奏的抽动时，另一方则表示害怕地退缩，不时地弯腰避开舞伴，直至退到地面。当其中一方终于碰到对方，双方能够交合时，另一方却突然躲开，重新保持距离。然而，舞蹈中的某些猥亵细节，使得舞蹈中明显缺少性内容变得复杂化（一种真正的建立在完全禁欲的理想上的成人仪式）。通常男子会暴露其阳具，伴着旁观者的欢呼在空中甩动（如在马努斯岛或其他地方，我们有一个年轻人会在成人仪式上这么做），而在这里，男方把他的阳具包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即便对最见多识广的旁观者来说，这有多么令人厌恶，我还是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吧）。同样地，女方也绝不让人瞥到自己的乳房一眼，通过这样遮盖和隐藏，从而激起强烈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只能让人产生最最刻骨铭心的挫败感。

但是，挫败感是教育关系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似乎是在长辈们聚会时才发生作用。聚会在一个幽闭的空间进行，人们赞美回归到一种基本的自然道德的价值：女舞者出现时，下流地披着几层衣服，然后逐渐剥去这些衣服，露出四肢，诱导旁观者相信净化精神的结果即将到来。在理想的状态下，舞者脱到适当的时候应该结束。事实上——我们发现在村长准确的命令下——最后她身上还保留了几件基本衣物，或者假装要脱光，却突然在洞穴的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一来，当地居民从这些地方出来，心里仍然对刚才的欲望念念不忘。

然而，研究人员面临的问题是：困惑和挫败感是通过决定有意设置的吗？或者这些状态部分地是由某种更深层次的、影响族长和村长决定的、在米兰人生存之地所固有的本质的东西所造成的？这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主宰当地人的魔法心态的深深的源泉，我们意外地碰到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妈们，她们才是这个野蛮部落的灵魂暗夜的起源。

<h3>3.卢多维卡门悖论</h3>

<h4>（论一个拓扑现象）</h4>

要解释当地人的困惑、被动，包括同样是他们特点的拒绝适应所处社会的文化方式，有些科学家信奉由帕奥·吉利巴教授所提出的、在人种学层面所做的假设。她是这样系统阐述她的假设的：土生土长的米兰人（Milanese native）之所以处在困惑当中，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没有前、后、左、右指令，从而也就没有方向的“魔术空间”里，因此，确定方向是枉费心机。所以，确定目标的努力也成为不可能——这导致当地人的各种大脑功能萎缩，处于到此为止的被动状态。根据当地人的理解（或者，实际上，根据赞同魔法范畴说法的科学家的理解），米兰所处的空间是不固定的，以致不能进行任何方向计算，人的位置便放在了一个始终处于变化状态的坐标中心。因此，这是一个拓扑空间，就像微生物所生活的空间，它会临时选择一小团口香糖做它的居所，而这时候，口香糖则被一个大规模的生命咀嚼着（这段时间对一个微生物来说，是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地质时代）。

莫亚教授在他的《卢多维卡门悖论——模糊三角测量术研究》中对“米兰空间”有精彩的描述。每个人，无论是马奎斯岛（Marquis Islands）的文明居民，还是欧洲的野蛮人，莫亚断言，都是在空间以三角测量的“定位程序”（orientative programs）进行移动。这些三角测量是建立在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假定的基础上的，把正方形、三角形或圆形作为参数模式。例如，一个来自纽约的野蛮人，习惯于从华盛顿广场以直线到达广场大饭店，沿着第五大道到X点，懂得经过恰当的三角测量，他可以通过“一个正方形”绕到同一地点。换句话说，他可以沿着广场的四边移动，西八街——美洲大道——南中央公园（一个九十度的角）——陆军大广场——某点X（广场大饭店的正门）。

同样地，一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习惯于走从星形广场到巴士底狱广场这条路，也知道他接触到了一个圆弧上的两点拉出来的直线，但他也可以沿着凯旋达到的圆周自身，从巴士底狱广场走到星形广场。即走里查雷诺大道——共和广场——圣马尔丹大道——圣德尼斯·波纳维街——德·拉·波松涅尔——蒙马特高地——奥斯曼，最后由弗里德兰大道抵达星形广场。

卢多维卡门悖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有关这个课题，莫亚教授是这么说的：

<blockquote>

我们设想一个米兰人，其智力水平使其能够理解抽象事物。他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构想出最简单的假设：那就是米兰是一个圆形、呈螺旋状的结构。当然，米兰人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智力，正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拓扑空间使他不可能构想出任何稳定的模式。相反，我们假设中的米兰人（正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多少把米兰猜想为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sup>[3]的一幅绘画作品的表面。那么，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过去有过如下的经验（同时也假定，既然有过那样的经验，他一定能够记得，并从中推导出一个模式）：他了解到他能够从大教堂广场，沿着经由马志尼路到意大利亚大道的直线到达卢多维卡门。然后，他又了解到他可以从大教堂广场沿着经由都灵路——卡罗比奥——科伦蒂街——热那亚门大道的直线路线到达坎托雷将军广场（热那亚门）。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两条直线所代表的是以大教堂广场为中心所画的一个圆周的两个半径，他进而敢于走圆弧，沿邓南遮大街——提契诺门——詹加莱亚佐街，从坎托雷将军广场到卢多维卡门。他的努力赢得了胜利的桂冠。接着他就不理智地推而广之，仿佛他走动的空间是稳定的、不变的，他又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他发现了大教堂广场——都灵路——科伦蒂街——圣味增爵路——索拉里路——那不勒斯广场这条路线，并把它当作同一个圆的另一个半径，认为通过那个圆周的圆弧将那不勒斯门和卢多维卡门连接起来。他知道第三个半径要比前两个长，因此他知道那不勒斯广场所在的圆周要超出包含卢多维卡门的那个圆周。因此，他决定在这个新弧的某一点改变路线，转向中心。他开始沿着圆弧走特洛依街、卡萨拉大街、利古里亚大街、蒂巴尔迪街、托斯干纳大街、伊松佐街（略微朝中心转）、瓮布里亚大街、皮切诺大街、戴米莱街和阿布鲁齐大街。他到达洛雷托广场后，又朝中心转去（否则，他知道，他最后会到蒙扎<sup>[4]），沿着布里安扎大街、卢尼贾那大街、马尔凯大街，走到詹纳路，又转向中心，调整路线，沿着卡拉乔洛路、佛罗伦萨广场、特奥多里科大街和洛特大广场走。此时，他担心还没有走到螺旋的内圈，又朝中心走去，沿着米利亚拉路、牟利罗路、兰佐尼路、贝齐路和米苏拉塔路。这时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不勒斯广场，绕米兰走了整整一圈。实验显示，从此以后，我们的研究对象完全失去了辨别方向的能力。无论他怎样向中心调整路线，削减圆周的弧度，他都将发现自己在提契诺门、金质奖章广场，但绝不是卢多维卡门。这导致人们认为，对于那些生活在米兰这个空间、以那不勒斯门为起点进行三角学求证的人，卢多维卡门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从任何方向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对于定位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必须完全抛开有关米兰空间的先入成见。实际上，研究对象往往不由自主地依赖于欧几里得的理论，例如，“假使我向左走三步，然后向前走三步，然后又向右走三步，结果我将站在距出发点正前方三步的直线上。”研究对象在做了这种计算之后，都无一例外地发现自己身处蒙福特区，这表明此地是到达任何一个目的地的几何衔接点。米兰的空间像橡皮筋一样可以伸缩自如，它会因为研究对象在其中的行动进行收缩，因此，他在行进的同时，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变量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