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这孩子一个职位吧，”瞎子奥罗说，“青春自会重振精神。”

当然，他和药师怎么都没猜到，那年轻人重振的精神竟是属于商人太太的；更猜不到，商人有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主妇已然和年轻门徒私奔了，还顺手带走了他藏在家族礼拜堂洗礼池里的一整罐钱币。商人以酒浇愁，喝了三天三夜，一杯接一杯，然后，用油擦了枪，等瞎子奥罗和药师从磨坊主家吃完晚饭回来，一枪毙了奥罗。

药师几周后才知道，这个被妻子抛弃的商人一不做二不休，已悬赏一笔钱征求药师的人头，罪名是欺诈，赏金不多，但也很诱人；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这就逼得他逃得越远越好。药师为死去的同伴感到哀伤，这是他和过往生活的唯一牵连；不过，到了这时候，药师已经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了：他要有归宿感、安分守己的、稳定的生活。又过了许多年，他才在北方山区的一个偏僻小村里找到了理想的归宿，起先他只是路过那里，有个母亲病倒了，她有四个孩子要养活，于是他留下来照顾她，从此再也没有漂泊。

药师来到戈林纳，开起自己的药铺，慢慢经营，稳扎稳打。那时候，马尔科·帕罗维奇还没出生，但他说起药师初来乍到的时候，好像他亲眼所见似的：马车上堆了好些不知名的小玩意儿，几十个瓶瓶罐罐装在十几只箱子里，小心翼翼地被搬进废弃的修鞋铺里，柜台是村里的男人们帮忙搭建起来的，关在鸟笼里的朱鹭出现时，村民们无不倒吸冷气、惊叹不已。许多年里，村里的孩子们都以朱鹭为乐，使出浑身解数想教会它说话；药师也从不试图纠正他们的做法，当然，那是出于纯粹的欢喜之心。许多年里，药师索取的酬劳只是柴火，只要点燃他家的壁炉就够了；你只消从柴火堆上取一根圆木头，就能得到特权，单独坐在药铺里涂了漆的木椅子里，向他吐露你的烦恼，不管你有怎样的头痛和噩梦、吃了什么东西不消化、房事如何不振，药师都会耐心聆听，频频点头，还做着笔记，好像他拥有所有时间一样不慌不忙，他会让你张开嘴，凝视你的眼底，摸摸你的脊柱骨，然后推荐这种或那种晒干了的草药。

马尔科·帕罗维奇不曾意识到自己无法企及药师的早年回忆，也就无法告诉我任何药师的感受：在那些幸福的年月里，药师终于赢得了村里人的信任，得到村民的信仰的卫护，他有能力治好他们的小病小痛，为他们及时阻止死亡的降临，这让他们心醉神迷，也让他的力量得到公认。他肯定感到舒坦了，经过了暴力的半辈子，终于在这个只有一杆枪的小村里发现人们求助于他，让他化解日常的地界纷争、买卖不公引发的争执。马尔科·帕罗维奇自然无法告诉我，卢卡的聋哑新娘刚刚露面时，药师有何感受；她是个穆斯林，和他一样，看到村民们那样对待她，他肯定感到越发需要保守自己的秘密，要继续拉拢村里人，不能让他们对他起疑心，而这势必让他感到羞耻，因为他选择漠视她，不肯挺身帮她说句好话。

他几乎不记得卢卡小时候的样子了，但屠夫的儿子一回村他就警觉起来：卢卡，看过了大世界；卢卡，残忍却不愚蠢，无法解释的矛盾体；卢卡，尽管村里人不信任他，却曾在两年前的某个深夜面无血色地站在药铺门口，眼里充满血丝，声音嘶哑：“你最好来一下─我觉得她死了。”

到了卢卡家，他终于看到了证据，几个月来他一直怀疑的事水落石出了：女孩在角落里，蜷身倒在一张被推到墙角、已然迸裂的木桌下。他无法想象那张桌子怎么会跑到那儿去的，也想不出她怎么会被压在下面。他不能冲动地把她拖出来。看起来，她的脖子垂下来了，好像断了，如果她还有一口气，他动她一下反而会要了她的命。所以，他把桌子搬到房间的另一边去，这当口，卢卡坐在厨房地板上，拳头抵着眼窝在抽泣。他几乎认不出女孩沾满血污的脸孔，她的头发纠结地耷拉下来，头皮上渗出的血流到了地板上。她的鼻骨断了，他不用碰她就能肯定这一点。他把双手摊放在地板上，跪下来，弯腰低头去凑近她，隔了很久终于发现了有呼吸的迹象─漫出她唇间的带着血块的浓稠口水里，有了一个微细的气泡。

他在心里清算了一下伤势：膝盖骨粉碎；头皮被某种陶器的尖利碎片扎破了；左手变形，逆向手臂扭折，手腕上方有一根断骨刺出了皮肉。一开始，他以为她掉了三颗门牙，但伸手探入她口中后才发现，牙齿都在，但被推向了上颚。他用一只勺子去扳动牙齿，随着一声濡湿的轻响，牙齿退回了一些，他的指尖可以感觉到。这些牙齿永不会回归原位了，但至少她没有完全失去门牙。他把她脸上的血迹擦去，用绷带包扎她的头，尽可能为断骨做好夹板，再固定剩下的受伤部位，下巴敷上伤药，用绳带扎紧，就像给死尸封口那样，所以，她就那副样子躺在前屋的木床板上，四天过去，她才睁开那只没有被打伤的眼睛。药师每天上门两次，用冰块敷她的脸和肋骨，给她头部的创伤涂药膏，他总以为她会在两次上药之间不告而别，因而，每当她看着他时，他总感到强烈的震惊。

最后一次路过屠夫家进去看望她时，药师对卢卡说：“这种事再发生，我就把你赶出镇子。”

他说这话是当真的；那时候，他在村里举足轻重，是能够办到这种事的。但紧接着就爆发了传染病，夺走了村里很多孩子的性命─包括外公的儿时玩伴杜尚、做夹竹桃叶汤的米里察─他要和病魔进行漫长和恐怖的拉锯战，眼看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丧命，他抓也抓不住。那之后，药铺门口排队的人少了；病人们会来两次、三次，反复确认他们会康复，追问他给他们配了什么草药方子。他曾有非凡的魔力，掌管去下一个世界前的最后的歇息地，村里人抬举他，甚而牧师都难以企及，但魔力到此为止，恍如停顿在双面刃的刀锋上。他是个外人，一直都是，随着他的可信度下降，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小山村的把握也渐渐无力了。他曾下定决心要捍卫那个女孩，但这诺言基本上只是对他本人有效，紧接着遭遇那样的失败，他无法再获得村民的信任，无法重建他们的信仰并归顺于他，他已无力追行当初的决意。在他看来这一切努力都白费了，这是越来越明显的了。

村里的男人们在广场上升起一小堆篝火，火舌吐出的黑烟飘荡在街巷里。有些男人穿过牧草地，去山脚下搜寻达里萨的营地，去找他的牛车和私人物品，他们半信半疑地觉得那些东西都会消失的，就像达里萨本人一样。几个男人在屠夫家门口停下来，没有再往下走；约沃壮足了胆，跑上台阶朝窗户里瞅了瞅，但是什么也没看见。

外公穿着湿透的靴子站在药铺的门口，看着门檐上的冰柱化成一滴滴冰水，滴在扶栏和树木上，敲打出柔和的音调。药师打开门时，外公只是说：“求求你。”他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药师把他拽进屋，拿了一杯热水蹲到他身边，强迫他喝下去，非常慢、非常慢地喝。

接着，药师把垂在外公眼睛上的头发捋开，问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她家门外的台阶上轻雪微积，药师走上台阶，停在门口。他手里的瓶子装着他经常为孕妇调配的药饮，通常是用白垩、糖和水调出来的。他屈指敲了敲门板，先是轻轻敲，以免这动静飘过牧草地；但她没有回应，他只能用力拍门，拍了很久才想到，她是个聋子啊；于是他傻站在那里，感觉自己有点蠢。然后，他尝试去推门，门果然开了。他停了停，等了片刻，还想起了那杆枪─本来是铁匠的枪，卢卡把它带下山后，村里人就没再见过，他在想，她是不是还留着枪，他是不是应该想办法表示自己的到来。他把门拉开，四下望了望，再敞开一点，迈进门内。

老虎的妻子坐在壁炉前的地板上，手指在炉灰里画着什么。炉火把她的脸照得亮堂堂的，头发垂在眼周，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他走进屋来，把门关好，她都没有抬头去看。她裹在自己的土耳其绸布里，紫色、金色和红色的布缕像流水一样绕在她的肩头，她的腿赤裸着，瘦骨嶙峋，屈折在膨大的肚子下面。最让他惊诧的是这个家里的陈列是如此简陋：只有一张桌子，桌上有几只壶和碗。看不到枪的影子。

她还没有看到他，他也不想吓到她，但眼下真的无计可施。他向前蹭了一步，又蹭了一步，她才突然转过身来，看到了他。他赶忙举起双手，想让她知道，他赤手空拳，不会伤害到她。

“别害怕。”他说道，欠了欠身，用手指碰了碰自己的嘴唇和额头。差不多有四十年了，他一直没有用过这个手势。

她很利落地转身站起来，搭在肩头的绸巾滑落下来，就那样站着，面容紧绷且有怒容，药师半弯着腰，动也没动。老虎的妻子十分瘦小，肩骨凌厉，脖子细长，还能看到蜿蜒的汗渍。她的肚子滚圆，像绷紧的鼓，她的骨架似乎很难支撑那重量，不得不把臀部向前挺才能保持平衡。

“孩子。”他说着，指了指她。他捂着自己外套下的肚子轻轻摇了摇，又举起另一只手里的瓶子。“给孩子的。”

但她抗拒他，他看得出来─她记得他，记得他的药铺，记得他曾把她带回卢卡身边─她的表情和姿态显示出强烈的反感。她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药师试图解释。他又摇了摇瓶子，露出微笑，高高举起瓶子，为了让她看清楚。瓶子里的液体有点浑浊。

“为了孩子好。”他又说了一遍，指了指她的肚子。他把双臂拢起，做出怀抱婴儿的动作。但她的脸色没有丝毫改变，直到他朝她跨出了一步。

其实，他希望自己能和她稍稍互换一下。在那么短的时日里，她竟把所有村民吓得魂不附体。在一点上，他嫉妒她，欣赏她，尽管这样想有点轻侮他自己。他不知道她是否看得出他的心思。她不费吹灰之力，甚至没有潜心经营就办到了；他怀疑她甚至至今不知自己有多大能耐。

老虎的妻子肯定看出了他的神色中闪过的犹疑，因为，在那个瞬间，她龇出上排门牙，鼻梁耸挤向眉眼，发出嘶声低吼。他第一次听到她发出声音，在此之前，哪怕她周身上下骨断皮裂充血淤青时都是一声不吭的。这声音令他周身震颤，呆立在原地无法动弹。她赤裸着，暴怒着，他突然明白了，她学会发出这种声音是因为模仿了不属于人类的表情。他没有放下瓶子，不敢转身用背对着她，而是一步步往后退，摸索着门，把门打开后，他甚至感觉不到冷风突然吹进来了。他走回来的时候，屋子里的热气一直如同面具一般笼罩着他。

牧草地再过去一点就是溪流，黑色的急流闪现在冰面下，药师看得到约沃在等他，便对他说：“回家去吧。”

“她在里面？”约沃说着，往前走了几步。

药师停下脚步，转身说道：“回家去。”然后他等，等到看不到约沃的身影。

外公和朱鹭都在等药师回来。

“她还好吗？”外公问。

药师一言不发地看着外公，看了好半天。他出门前，外公已经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他了，他也保证会帮她一把，然后，外公看着他点上柜台上的灯，从架子上搬出瓶瓶罐罐、药勺和一只空瓶子。外公站在一旁，闻来闻去，盯着药师那双滚圆的大手捣杵研磨灰浆；擦拭瓶子的内壁；取出金色的小天平；称量粉末。他看着药师把热水灌进瓶里，加入糖、白垩粉和薄荷叶。他看着药师用手掌摁下瓶盖，晃动瓶子里白雾似的溶剂，最后用一块抹布擦了擦瓶身。洗手。

现在，药师回来了，手里依然攥着那瓶子，瓶子依然是满的，他对外公说：“她不认识我。”他把瓶子递出去，“所以，你必须再跑一次，亲自把这个交给她。她需要的。”

“大伙儿会看到我的。”外公说。

“大伙儿都走了。”

于是，外公穿过广场，带着如有朦胧白雾的玻璃瓶，不断地回头张望，广场上空无一人；是我的外公笑吟吟地走进屠夫家；是我的外公抓着她的手，看着她把瓶口对准自己的嘴巴，并帮她擦干净下巴。

那之后，没花多少时间。

外公童年的小山村外有一条小溪，溪水源自戈林纳河，溪边有一棵巨大的树。每逢冬季，红色的树枝拱伸在树干上方，像髋骨一样光秃，像祈祷时的双手曲折相握。大树矗立在种满麻花辫似的玉米田的栅栏边，马尔科·帕罗维奇告诉我，戈林纳人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开这棵树；他说，那些枝丫张开了一张网，当死灵升天的时候，树网就牵绊着死灵，将其困住，栖在枝头的渡鸦就像叼虫子一样把那些魂灵从枝丫间捡拾出来。

就是在那里，六十多年前，马尔科·帕罗维奇目睹了戈林纳的药师之死。马尔科带我下山，走到村子的尽头指给我看，用他的拐杖敲打树干：想象一下，南边哪个村里有个绿眼睛的年轻人投奔了横扫低地、入侵本国的军队，当上了绞刑吏，他们从这个村到那个镇，要求─而非逼迫─当地人执行绞刑。他们要手脚麻利地消灭领袖人物：煽动造反和抵抗的人，或是有忠诚追随者的名人。比如药师，他重新有了拥趸，因为大家都知道了─甚至不用说出口─是他把大伙儿从她手里救了出来，也是他一手制造了她的死亡。

“那么丑的一个人，”马尔科对我说着，伸手在自己脸上比画，“丑归丑，但了不起哇。”就是这个药师，脚搭在玉米田边的栅栏上，脖子上套着绞索，心里纳闷他们为什么不枪毙他，并始终盼望他们能那么做。马尔科对我说，在进村的六十个人里面，德国人数出了十二个人，但这十二个人没有去监督绞刑。他们去了小酒馆，喝酒，把烟头掐在泥地里，冬雪初融，光秃秃的土地露出来，他们正是走着这样的土路来到这里的。那天下午在大树下的那几个人说的语言是马尔科·帕罗维奇听得懂的，而药师更懂得他们言语间的仇恨，他们把村里所有人都纠集过来，来看药师吊在绳索下痛苦地扭动挣扎，好像一种动物被开膛剖肚了。在他之后，他们还做了更多同样无意义的杀鸡吓猴的事。

马尔科不记得在围观绞刑的人群里看到我的外公，他当然可能就在现场，眼睛瞪得大大的，完全无助，他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真相，知道自己是一场背叛的受害者。那天早上最后一次去她家，接着，人们发现她死在自家门口，那之后他几乎没再讲过话。那天，他痛哭了几个小时，当他想求助于人，想得到赦免时，他看到的那张脸依然慈祥，却很坚定。薇拉奶奶说：“事已至此，剩下的事就留给上帝吧。”她向他保证，等战争结束他们可以离开这个村子，到别处开始新的生活；因为有这个承诺，外公才挺了下来。薇拉奶奶去世的那个夏天，外公已经成为医生了，做了他想做的事。

但是，马尔科却还记得，在新兵把药师的腿从栅栏上踢开之前，药师是如何固守静默，他的眼神沉稳，透着顺从之意，仿佛有什么把他推出了各种冲突，当时，谁也不能完全理解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后来，每个人都将之归结为责任感，认定那是出于高贵的自我牺牲精神。

“他们甚至没有把他葬在教堂里。”马尔科说着，窝着身子倚在拐杖上，用空闲的那只手指了指远处的教堂。“我们不得不把他挪到那儿去，等到仗打完的时候。”

“那个女孩葬在哪里了？”我突然想到，这事要问问他。

“什么女孩？”他说。

“那个女孩，”我说，“老虎的妻子。”

“那有什么关系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