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沃·盖乐

外公去世前几年，本城经历了轰炸。那是最后的重创，开战多年后终于轮到了我们。炸弹不停地落下，落在政府大楼和银行上，落在关押战犯的建筑上，但也炸到了图书馆、公共汽车、跨越在两条河流上的大桥。轰炸带来的是惊讶，尤其是因为它开始的方式竟是如此乏味。先有公开预告，一小时后，空袭警报响起。一切都发生在户外，好像可以这么说吧，就算爆破声透过敞开的窗户传到室内，就算你走到外面，看到小汽车被掀到七十五英尺高的半空，砸向砖石建筑物的正面，你会告诉自己这更像是某种疯狂的建筑工程事故，更像是恶作剧。

炸弹在落下，整座城市都瘫痪了。前三天，城里的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大多数人都变得很歇斯底里，想逃走，或是根本没法逃离，炸弹不断地落在两条河周围，走到哪里都逃不掉。留在本城的人都认为，轰炸顶多持续一星期，既不见效又很昂贵，所以敌方肯定会放弃并走掉，城里人除了撑到底，没有别的办法。轰炸进行到第四天，迫于某种不可阻挡的对自由的渴求，哪怕在这种状态下─或许恰恰是因为这种状态─人们又陆续去咖啡馆了，坐在门廊上，甚至听到警报拉响也常常留在家门外喝酒抽烟。很多人觉得户外更安全，他们的解释是：如果你在外面，你就瞬间变成了很小很小、移动着的目标，相比之下，你待在楼房里，可能在干等空军部队失手，他们没有击中预计目标就可能击中你。咖啡馆通宵开放，不开灯，电视机在后屋轻轻嘶响，人们拿着啤酒和冰茶，安安静静地坐望山头的防空高射炮发出一阵阵如瀑布般的、毫无用处的红色光影。

轰炸进行时，外公不看、不谈任何相关话题，甚至不和我妈妈聊，而我妈妈在头三天里变成那种对着电视机喊叫、睡觉也不关电视的人，好像开着电视就能让她和外面的轰鸣声隔离开来，好像我们本城的镜头出现在电视里，她就能或多或少容忍正在发生的事，轰炸似乎就能变得有情可原、瞬间遥远并且不再重要。

我二十二岁，在医学院的军事医学部实习。对我来说，外公坚持他那套规矩就意味着他没有被改变，他继续自己的纪律，保持自己的坚韧和淡泊。当时我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想到那套规矩本身在变化，安逸时期的习惯和人生将尽时的预防性习惯是不同的。他仍是每天出门，好像他的花名册上有很多病人等着他上门就诊，但是，和他终生相识的那些病人中有辞世的，有渐渐染上老年病的，不管他去不去问诊，情况都一样。他的日常锻炼没有中断，但已变成敷衍的例行公事，无外乎是让老身子骨动一动，他会在黯淡的晨曦中面朝起居室的窗户站好，运动裤松松垮垮地吊在他的短袜上面，两手在背后相握，煞有介事地踮起脚尖，再放下，脚后跟着地，有节奏地一上一下，脚后跟顿地板时的重响会回响在整间公寓里。他每天都做这种操，从未间断，哪怕隔壁街区的空袭警铃尖啸不已。

二十年来，我们全家总是一起收看下午四点的电视连续剧《法国小酒馆》。现在，改成了午睡。他坐着睡，脑袋垂下来。双腿笔直地伸在身前，整个身子的平衡点就在木拖鞋的跟上。他的双手交叉拢在肚子上，别的事暂且不说，他的肚子经常低沉地咕咕叫，因为他现在总是对外婆为我们做的饭皱眉头，顿顿都是，不管是奶酪肉饼、匈牙利甜辣椒粉烤鸡还是肉馅辣椒，我记得他以前总是大快朵颐，现在却会轻叹一声，然后默默地挨过整顿饭的时间。我不去看他的时候，他才会叹息，但外婆已经开始给他单独备餐了，因为她不忍心让我们每天两顿陪着他吃水煮蔬菜、水煮肉，那简直像是某种惩罚；但他只吃这个，严格遵守，没有怨尤。

轰炸迫使本城关闭动物园，但之前很久他就无法继续例行的散步了，动物园之行已成过去。得知动物园关门后众说纷纭，不仅是外公，所有人都很愤怒，觉得这是某种放弃抵挡的征兆，人们指责本城政府为了节省口粮，以轰炸为借口屠杀动物。政府也很气愤，便在周报上安排了一个专栏，每周刊登动物们的近照，报道它们如何康健安逸，记录幼崽的生日，公布轰炸结束后将实施的动物园改建计划。

外公开始剪报，搜集关于动物园的消息。我在医院值夜班，回家时就会看到他一边吃早餐，一边把报纸翻到副刊版面，愤愤地浏览。他会对我说，动物园里惨不忍睹啊。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太恶劣了。”他仰起头，透过双光眼镜片看报纸，盘子里的瓜子和果仁吃掉了一半，水杯沾染了副刊报纸所用的橙色油墨。

老虎是报道的主要对象，它是唯一的焦点，别的动物不说，它总是有希望的。报上没有说母狮流产了，狼群转向自己的幼崽大开杀戒，一只又一只地吃，小狼痛苦地惨叫，却是逃不掉的。报上也没提及猫头鹰把没有孵好的蛋啄开，红色的蛋黄里已有成形的小鸟，它们却把这稀稀的蛋液推出蛋壳。也没有说到广受赞誉的北极狐将伴侣开膛剖腹，在夜晚空袭的弹光闪耀中，它裹住雌狐的尸身直到自己心跳停止。

然而，报上说的却是，老虎开始吃自己的腿脚，一条接一条，从肉到骨，有条不紊地吃。他们拍了一张老虎的照片，它趴在虎笼的石头地上，两条后腿僵硬如木棍，像火腿一样被绑在身后，它是我童年时看到的那些老虎所生的，如今也算是高龄了，它的名字叫“再见”。你能在照片上看到它的脚踝肉上有厚厚的黑色痕迹，那是浸过碘酒留下的，报纸上说他们试过镇静剂、锁链、浸过奎宁的绷带，但无计可施，没办法阻止这种特殊的强迫性举动。他们改装了一个小猫小狗用的伊丽莎白圈，扣在它脖子上，但它在某个空袭之夜先把伊丽莎白圈吃掉，再吃掉了自己的两个脚趾头。

关于老虎的图文报道刊出后的第三天，炸弹击中了南河上的桥、动物园后头废弃的汽车厂，桥身在两小时之内就坍了，动物园里的索妮亚也当场被炸死─它是动物园收养的非洲象，也是动物园的吉祥物，大家都很喜爱它，它是住在城堡里的动物们的眯眯眼女族长，最爱花生和小孩。

我们这个城市花了好几个星期去适应突如其来的战争，去习惯那真枪真炮的切实感，我们把战争当作偶尔的、暂时的事件去对待；但是，在那场空袭之后，事态发生了转变，自上一场战争延续而来的义愤自卫之情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之后的每一晚，人们都会肩并肩地在城堡门前站成数英里长的队列。与此同时，别的人会站在本城仅存的那座桥上，酩酊大醉地在石头拱桥礅上挤成一团。你必须喝醉才能去守卫残桥，因为你被击中的概率很高，就算侥幸逃过炮火，你死掉的概率也很高，因为不管站在断桥哪边，只要桥身中段被击中，你就免不了掉进水里。

佐拉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勇敢，把她的卫城防御事业推进到更广的领域，她会连续几夜和数千人守在科尔丘拉东海岸，站在元帅战马雕像的石头膝盖下，戴一顶宽檐帽，声援守护动物园的志士们。她可以描述第一国家银行遭到轰炸的场景：她亲眼看着一枚导弹击中河对岸的砖石老建筑，导弹带着蓝光俯冲下来─笔直地从天而降，击穿楼顶，轰得门窗玻璃、木片百叶窗、铜字招牌和先辈石膏像四射弹飞─震耳欲聋，但等硝烟散尽，人们突然意识到，哪怕遭此重创，大楼却没倒，依然矗立在原地，像掉了下巴的头骨，于是，人们欢呼、亲吻─并像日后的报纸指出的那样─开始制造下一轮婴儿潮。

战争期间，我曾经央求外公取消夜间巡诊，这个老规矩让他觉得事半功倍；现在，却轮到我在夜班之余去动物园守夜，这也违背了他的期许，为此，他甩出五花八门的恶毒字眼，远远超出我十四岁叛逆期时所使用的词汇量。动物园里的守夜人群和别处的有些不同，年纪更大些。七点左右人们陆续到达，刚好赶上爆米花车的最后一轮热卖，之后我们会在人行道上分聚成小组，每组选定一种动物，做好各自的标志就开始沿着城堡围墙巡逻。扮演狮子的女人头顶一块黄色的拖把布，假装那是狮毛。有个男人在脖子上绑上铁丝衣架，架子上套上白袜子就当作是耳朵，代表体型庞大的威尔士长耳兔“尼克迪默斯”。几个人聚成狼群，用厕纸卷绑在口鼻上代表狼嘴。还有个女人生平只去过动物园一次，便装扮成她见过的第一头、也是唯一一头长颈鹿：一身黄色，头顶短小的角。我没忍心告诉她，她忘记长颈鹿身上有斑点了。不用说，我选的肯定是老虎，但倾尽一切努力后，我只能从地下室的旧衣服箱里找到一顶戴维·克罗克特风格的猎人帽，用颜料涂成橙黑两色条纹，再让帽尾的假浣熊尾垂在我背后。扮演狐狸的男人穿了一身红西装，戴了领结和眼镜。动物园里从来没有过熊猫，但我们在城堡大门口有了六七只熊猫守卫，丝瓜筋做的短尾巴从他们的裤子里翘出来。河马人套着紫色毛衣，毛衣下面塞了一只枕头。

人们还用粉笔和喷漆在动物园墙上涂鸦，不出几周，他们来巡夜的时候就带上了海报和告示牌举在头顶，桥上桥下都看得到，除了标准的“操你”口号之外，他们也偏爱温和友善的标语。有天晚上，动物园门口出现了一个灰衣男子，头上裹着粉红毛巾，手中的告示牌上写着：我在这儿呢，我是一头大象。还有一个从下游的德拉安叶地区上来的人很出名，那儿的水塔被炸毁了，他一开始扮作一只鸭子，等到棉花厂也被炸了之后，他出现在人行道上时举着这么一块牌子：现在我没有干净内衣了。后来，报纸连篇累牍地追踪报道他：他的红色手写标语，他紧握牌子的磨秃了的灰色手套。一两个星期后他再次出现，举起的标语是：完全没有内衣了。还有人举起牌子呼应：我也没了。

在诊所里，我们要包扎头部、手臂和腿部，帮伤患者找到容身之地，协助妇产科室，监督发放镇静药，我和佐拉还要趁着当班的空隙交换彼此的见闻。从圣耶莫医院三楼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你能看到卡车从轰炸现场开出来，油布铺在中庭石地，上面堆放着死者的残肢。那和我们在解剖室看到的肢体不一样，解剖用的遗体是洁净的，连着周围的身体组织，你能看出那部分肢体的用意所在。然而，那些尸块毫无意义，只是堆叠起来的红色团块，边缘焦黑，你只能模糊地去猜那曾经属于什么部分─是腿，是手，还是头？那是人们从沟渠里、树林里、建筑的废墟里捡出来的，都是被炸弹轰碎的，捡出来是为了辨认身份，但你甚至几乎无法区分那是什么，更遑论是身、是脸，还是哪个曾被爱过的人。

有一天，我回家时发现外公站在门口，穿好了大扣子外套，戴好了帽子。我进门的时候他刚好在仔细地系腰带，再把《丛林之书》放回外套的内袋里。狗坐在门边的脚凳上，他用那种语气和狗说着话，狗已被拴上皮带，等着他呢。

我亲了他一下，问道：“你要去哪儿？”

“我们一直在等，”他说的是他和狗，“我们今晚要和你一起去。”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城堡，一路走着去。那是个明亮清澈的秋夜，我们出了家门沿着小街走到了革命大道，再拐弯下行走上了铁轨旁的鹅卵石人行道。下午有过一场雨，铁轨显得光滑油润；有轨电车驶过，安静而苍老，车上和街上一样空荡荡的。革命大道上，一阵轻柔的冷风吹向我们，扬起的落叶和报纸打在我们腿上、狗的脸上，它是张着嘴跑的，肥嘟嘟的小短腿迈着大步，小跑在我俩之间。我在小狗身上扣了一把橘黄色的小弓，为了向老虎表达敬意，还想把我那顶假浣熊尾巴帽给外公，他看了看我，说：“求你了。给我留点尊严吧。”

根据预测，那晚不会有空袭，所以动物园外的人行道上没什么人。狮子女在，靠着一根灯柱，我和她打了声招呼，她低头接着看报纸。还有个男人坐在动物园的围墙上，我见过他一两次，他在调整便携收音机的旋钮。我们在公车站旁的长椅上坐下，外公把狗抱起来，让它的小胖腿站在他腿上，差不多有二十分钟，我们只是望着十字路口混乱的交通，红绿灯坏了快一个月了都没人去修。后来，响彻全城的警报声停止了，紧接着跟上另一种警铃声，离我们更近，两分钟后我们便看到西南方向出现了第一阵爆炸声，那是河对岸的财政部所在地，那就是今晚的目标。看到小狗不动声色地坐在原位，我不禁很惊讶，这时，救护车亮着灯冲出圣帕弗洛医院的车库，开到了大街上。我一直在安慰外公不要太担心老虎，我跟他讲起美国人如何对待瘸腿的小猫小狗，有时候他们还会特制小轮椅，安在动物身上，小猫小狗的腰身一旦放进这种宠物轮椅里就能如常生活，在房子里面兜多少个圈子都没问题。

“它们会自我调整的。”我说。

外公沉默了很久。他把口袋里的零食掏出来喂狗，眨眼就被一扫而光，小狗嚼得咯咯响，还不停地闻外公的手，想要更多。

战争持续的这些年里，外公始终活在希望里。轰炸发生前的一年里，佐拉又是威胁又是哀求，总算说服他修书递交全国医师委员会，恳请重新缔结以前的医护交流事业，敦促新国境两边的医院再次联手合作。可是现在，国家走到了最后关头，他已经看清了事态，我也认了，停火只能带来和平的假象，绝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当你为切实的目标而战─为了解放，为了帮无辜者讨回公道─你会有希望看到事情的终结。但当你为国家解体而战─纠缠于你的姓氏、血脉的根源在哪里─你只会看到憎恨，互憎的进程漫长而缓慢，人们饮恨为生，乃至代代相传这无微不及的恨意。于是，争战无休无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却总是保有能量，谁期盼与之反抗，谁就会震惊于那股庞大的惯性之力。

要等动物园夜巡之后的一年多，我们才发现他病了，再去秘密会诊肿瘤科专家，那是我俩最后一次结盟。但身体自有知觉，那时，当他转向我，最后一次跟我讲起不死人的故事时，他的心里一定已经感觉到了疾病的端倪。

外公摩挲着膝头，说道：

萨若波城被围困。我们从不谈论这件事。那时，局势变得不容乐观了，但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可以抓紧时间，不会全部立即死去。我去海边出席一个会议，刚想开车回家时，接到一通电话说马尔汉有些人受伤了。

我去了马尔汉，到处都是帐篷和男人，有些人在路边几英里之上的小规模冲突中遭到枪击，我帮他们包扎伤口、等待医疗援助时，他们告诉我，去那里是想抢占马尔汉山谷里的飞机制造厂，先是用大炮轰，再派士兵上。他们说，夺取飞机厂之后他们就要向萨若波进发。萨若波─你能想象吗？萨若波─你外婆的出生地啊。于是，我找到将军，问他：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猜他怎么回答我的？

他说：“穆斯林想得到入海权，那我们就送他们去，顺河而下，一个接一个。”

我该怎么跟你说呢？还能说什么呢？我和你外婆是在教堂里结婚的，但是，假使她娘家人要求阿訇主持婚礼，我也愿意在清真寺里娶她。一年一度对她说“尔德节快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更何况，她很乐意为我的死亡在教堂里点一支蜡烛。我从小信奉东正教；理论上，我应该让你妈妈在天主教堂里受洗，也就是把她放在洗礼堂的那盆脏水里。但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让她受洗。我的名字，你的名字，她的名字。到最后，到了入土的时候，你要的无非是有人想念你。

我离开了马尔汉，但没有回家。你在家，你妈妈和外婆都在家，但我没回去。来了个年轻的医生，能让我卸下重担了。我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他来了，我就道别，走了，然后我走上大路，走了整整一下午，一直走到萨若波。到了阿莫瓦卡山谷，气温足有五十摄氏度，每一样东西都干巴巴的，绿叶都蔫了，而且十分安静，只有炮击声传来，马尔汉已经开打了。那是十三年前的事了，你要知道，那场仗还没有变成大规模战争。就是那时候，他们在城的山上种了一大片橄榄树林。你大概记不得城区那时什么样了，你还小，还没开战，他们还没对附近的穆斯林开火，还没把老桥像截断木一样炸到河里去，好像那根本不算什么。

我直接去了萨若波，那里几乎完全荒废了。夜色降临。在土耳其区上上下下地走，你能听到我们的人在炮轰马尔汉山谷里的工厂，你能看到山头火光冲天。你猜得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得一清二楚。每个人都知道，所以没人逗留在户外，窗户里也看不到一星半点的灯光。但闻得到家家户户做饭的味道，人们坐在黑暗里吃晚饭。晚餐的香味很浓，以至于我去想，那种冲动的渴望是大限将至时的表现─他们没有因为沦陷而勒紧裤腰带，恰恰相反，他们在河边的房子里大摆宴席，大吃大喝，餐桌上摆满了羊肉、土豆和酸奶。我闻得到薄荷和橄榄的味道，有时路过一些窗口时我还能听到煎炸的滋滋声。这让我想起我们住在萨若波时你外婆煮饭时的模样，她站在窗口，窗外是一棵高大的垂柳。

土耳其区的街道很窄，沿着河，城区的这一半都住着穆斯林，现在，土耳其咖啡馆关门了，你可以买到世界上最美味的奶酪夹饼的餐馆、水烟筒的小店、玻璃工坊、甚至花园，都没了，土被挖开，准备当作新墓地。你沿着那条窄街走到河岸下游，一路上都能抬头眺望远方的老桥，桥头的圆形瞭望塔有光芒闪烁。走上几步就会有个土耳其喷泉。那些喷泉啊─那就是萨若波的声音，萨若波听起来总像是流水，美妙而洁净的活水，从河里流到蓄水池里。接着就是老清真寺，孤零零的礼拜塔耸立着，好像一颗炮弹。

我走过老桥，一路走向阿莫瓦卡酒店，我和你外婆在找到常住的公寓前就是在那里度蜜月的。国外贵宾和大使来萨若波时都下榻在阿莫瓦卡酒店。马尔汉飞机制造厂─也就是此刻我们的军队正在炮轰的地方─的总负责人经常来，一住就是几个月。酒店坐落在河边的石头基台上，被橄榄树和棕榈树围绕着，能眺望到河瀑的源头。酒店里有三扇垂着白帘的大窗户，加上一个露台，看起来很像是女士的裙摆，所有圆形的石褶都雕成外凸样式，悬在水面上。露台上垂着黄铜土耳其吊灯。你站在石桥上就能看到那个露台，如果你晚上从酒店散步出来，可以站在桥上，低头俯瞰小瀑布和露台餐厅，还有四人交响乐队逐桌表演，演奏情歌。

酒店里有木制屏风和漆成红白两色的拱门。大厅的每一面墙上都挂着帕夏的织锦挂毯，还有一把复古的扶手靠背椅和一个壁炉。我走进去，大厅里没有人，彻底空空荡荡的。我走过大厅却连一个人、一个鬼都没见到，就连前台也不见人影。我走过长长的过道，发现自己站在露台餐厅的门口。

那儿有一个侍应生，只有一个人。他的头发稀少，全都白了，整齐地向后梳，他的前额上还有一大块淤青，非常明显，一看就知道，那是虔诚的穆斯林才有的祷告淤青。他一身制服，系了领带，胳膊上搭着餐布。看到我走进来，他的脸立刻亮堂起来。好像我的出现振奋了他的心，好像我来用餐是他今天得到的最好的新闻。他问我是否用餐，那口吻像是在力邀、在鼓励我，哪怕没有别的顾客在用餐，我说是的，我想要吃饭，当然，要用晚餐。我在回想我的蜜月，想到他们这儿有龙虾，各种鱼都是他们的内河船到海上捕的鲜货。

“先生想要什么样的位置？”他对我说着，挥手示意整个房间。餐厅的天花板很高，刷成黄色，画了一幅古战场的壁画，黄铜吊灯和红色窗帘都从天花板上垂下来，而整间屋子就像酒店的余下部分一样，没有人。

“我要坐露台座，谢谢。”我说。他引我走出房间，来到露台，让我在最好的餐桌位旁落座，那是个双人座，他收走了我对面的刀叉、餐巾和盘子。

“先生，请接受我们的歉意。”他说。他有一副磨砂般的沙嗓子，虽然我能从他的手指和牙齿判断他这辈子都没抽过烟。“今晚我们只有招牌红酒。”

“那也不错。”我说。

“而且只能整瓶供应，先生。”他说。我告诉他把一瓶酒都拿来好了，而且，如果他还能帮忙找到前台工作人员，我还想留下来过夜。我知道你在想，这可不是好主意。我知道你在想，那些人正在炮轰邻近的山头，次日清晨就会冲下山坡到萨若波。但我当时的计划就是想留一夜，所以我原原本本告诉他了，可能也相当慷慨吧。他的年纪很大了。你可不知道我们以前的侍应生是什么派头，要经过怎样的训练才能在老派餐厅里当侍应。他们要上专门学校，最好的餐桌礼仪学校，就在本城受训。他们要学好手艺，懂得礼仪。他们简直堪比厨师。蒙上眼睛，他们也能辨得出某一种红酒；拿上刀叉，他们能把烹饪好的鸟兽禽鱼分得美观大方；他们可以告诉你什么鱼在哪里游，它们吃什么长大的；他们得在草药园里栽培品尝多年，然后才被允许侍服客人。他就是那种老派的侍应生，而且是个穆斯林，这一切都让我想起你外婆，看着他去给我拿酒，我突然感到有点伤感。

我靠着椅背，听着他们的炮弹落在马尔汉。每隔几分钟，蓝色火光就会照亮山顶，好像给山谷戴上皇冠，几秒钟后就会传来大炮的快速出击声。山谷里飘来的南风拂面而来，也带来了硝烟味。我可以看到老桥的轮廓，在高于酒店的河岸上，有个男人正从另一边的瞭望塔走上桥身，用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式方法点亮街灯。河水在酒店楼身下的河岸上拍出美妙的声响。我向前倾了一点，透过露台下垂着的花束去看夜色中的河水抚过河床上的白石头。我把身子往回靠的时候，闻到身旁飘来一丝烟味，于是我环顾四周，惊讶地发现还有一位客人，坐在对面角落里的那张桌，肘部撑在露台的石头栏杆上。他穿西装打领带，举着一本书在看，书举得很高，我看不到他的脸。他面前的桌上只放着一只咖啡杯，我心想，他准是吃完晚餐了，一想到他马上就会走，我就很开心，他喝完咖啡就会走的吧。他似乎完全无视照亮夜空的炮火─仿佛那只是一场庆典，对面山头在放烟花，庆典正在慢慢靠近这里。转念又一想：也许对他来说确实是庆典，也许他今晚会过河，到穆斯林的老宫殿里幸灾乐祸。也许，在他看来，这一切荒唐可笑，足以成为经久不衰的谈资，从今往后，只要亲朋好友问起他们如何把穆斯林扔到河里，他就可以津津乐道地描述。

我正想着，老侍应生回来了，带着我点的那瓶酒。现在我都能记得，那是1988年的萨利马奇，产自著名葡萄园─那儿很快就将被划入我们的版图。他给我开瓶倒酒的样子，好像它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我也领会到了他的决心：他要用服务我的手法展示自己对这种高品质负有责任，哪怕出品这瓶酒的酒庄老板此刻正举起刺刀冲向他在飞机厂的亲生儿子，都对他侍酒这件事没有丝毫影响。他把封口的箔片撕掉，拔除木塞，准备斟酒。他轻巧地在我面前的玻璃酒杯中倒了一点儿，在我赏酒的时候朝我亲切地眨眨眼。然后才正式地倒酒，把酒瓶留在餐桌上。他转身离去片刻，回来时推着小餐车，车上铺垫了阔大的生菜叶、一堆葡萄和很多柠檬片，烘托出搁在当中的鱼。鱼很新鲜，很结实，也有点像是从马戏团里出来的。

侍者对我说：“先生，今晚我们有鳎鱼、鳗鱼、墨鱼和海鲂。请允许我推荐海鲂吧？是今天早上捕上来的，很新鲜。”

货色并不多，没有太多鱼─大概五六条，但排列得一丝不苟，干干净净，两条鳗鱼围在餐盘的外围。海鲂就在鳗鱼旁边，像带穗儿的纸，鱼尾上的斑点像眼睛一样瞪着你。餐车上的所有鲜鱼里，海鲂是唯一看起来像鱼的，也是唯一没有略微腥臭味的。我当然喜欢海鲂，但今晚特别想吃龙虾，我便问老侍者有没有龙虾供应。他向我一鞠躬，道歉，说龙虾卖完了。

我对他说，请给我一些时间考虑，他便把菜单留给我，消失了。没有龙虾，老实告诉你，我坐在那儿看他们的鱼类菜谱时，这真让我失望透顶。当然，他们配鲜鱼的辅菜不出你所料：多种方式烹饪的土豆，蒜味沙拉，四五种专为鱼调制的酱料，但我满脑子都是龙虾，琢磨着龙虾怎么会卖完呢。接着我就想到：老天爷啊，如果是这个人点了最后的龙虾那就太让人郁闷了，你瞧他沾沾自喜的满足劲儿，坐在这儿捧读小说呢，肯定刚刚吃了最后一只龙虾，那该是属于我的呀，我可不是来这儿生闷气的。

就在我瞎琢磨的时候，老侍者又出现了，在那个人的餐桌前略略欠了欠身。

“先生，现在可以打扰一下吗？”他对那个人说，“我可以给您拿点什么喝的吗？您有什么吩咐？”

“是的，”那人说，“请给我水。”

我放下了菜单，朝他看去。为了和侍者说话，他已经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侍者去给他拿水了，迦沃·盖乐没有再把书举起来，而是放眼望出去，看了看河，又环顾露台，视线最终落在我身上，就和当年从棺材里凝视我的眼神一模一样，同样的双眸，同样的脸庞，一丝未变，肯定也和他在神瀑圣母教堂地下室关醉汉的小房间里时一个样儿，哪怕那时我没机会看到他的眼睛。

不死人对我微笑，我说：“是你。”

他称呼我为大夫，继而站起身，掸了掸外套，过来和我握手。我站起来，手里还抓着餐巾，我俩默默握手的当口，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在这里？但我不能自欺欺人地说看到他我很惊讶。不，我很清楚，我一点儿都不惊讶。他在这里出现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他是来领引死灵的，这个不死人。

“真奇妙啊，”他对我说，“多么离奇的巧遇啊！”

“你来这儿多久了？”我说。

“有几天了。”他说。

那些套路，我一想就累，于是我说：“毫无疑问，你已经卖了不少咖啡给大家了。”

听了这话，他没有笑，但也没有反驳我。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他就那副样子。这让我去想，他从来没有乏累的模样，好像从来都不会累坏自己。我对他说，我执意邀请他和我一起用餐，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把自己的书和咖啡杯挪过来，侍者立刻给他置备了另一套餐具。

“先生们现在想点菜了吗？”侍者问。

“再等一会儿，”我的朋友对他说，“但我们想先来点水烟。”

侍者去准备水烟筒了，等他走远了我才说：“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餐，就是在这里享用的。”不死人赞许地颔首。“是我度蜜月的时候，”我接着说，“你没有见过我太太。我们─我和我太太─就是在这里度的蜜月，当时我们点了龙虾。那是在我和你第一次碰面之后的第二年，你还记得吗，在一个小山村里。”

“我记得。”

“那时我很年轻，”我说，“蜜月美好极了。整整一星期，我只吃龙虾。现在也可以。”

“那你现在也该吃龙虾。”

“今晚这里不供应龙虾。”

“真可惜。”

“你是不是刚好要了最后一只？”我问。

“你都看见了，”他对我说，“我还没有吃饭呢。”

我俩静默地坐了一会儿，他没有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想到这里，我又突然意识到，也许有些事我不知道，但他知道─也许他来这里不为见别人，恰是来见我的，只为和我碰面─这想法简直挥之不去。这么和你说吧，这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但闲来无事想一想也挺有意思的，未必没有那种可能嘛；我不知道是因为炮火、夜色，还是河上的老桥，总之，我就坐在那里，膝盖上铺着餐巾，脑子里琢磨这种可能性，就当是消遣。

“你最近忙吗？”我问他。

“还行吧。”他说，他想多说几句的，但老侍者刚好带着水烟筒过来了。他帮我们把一切置备好，清洗了吸烟口，在碗里放好了图巴克烟草。一切妥当了，水烟筒里飘出一股甜丝丝的烟熏味，混着蜂蜜和玫瑰的香气。最后，侍者拿出纸笔，记下我们点的东西。

“你要点什么鱼？”不死人问我。

“我特别钟爱海鲂，”我说，“在没有龙虾的情况下。”

“那我们点海鲂？”

“我们就点海鲂。”

“我们要海鲂。”不死人抬起头，微笑着对老侍者说道。侍者略微倾了下上身，好像我们做出了非常明智的选择。确实如此，我们的选择非常英明。这可能是这家酒店售出的最后一条海鲂。

“我可以向两位先生推荐一些开胃菜吗？”老侍者说道，“我们有很棒的大蒜味辣椒茄子酱，还有墨鱼沙拉。我们有味道一流的萨马肉馅包菜，还有橄榄配奶酪。”

“我觉得有必要放纵一下。”不死人说，“今晚，奢侈是必要的。我们全都要。另外，请用煮土豆和莙荙菜配鱼。”

“非常好，先生。”侍者用短小的铅笔把我们的要求都记下来了。

“还有，当然是用欧芹酱汁。”

“当然了，先生。”侍者应声答道。

他给我们添了点酒就去下单了，我开始端详不死人那沉静而微笑的脸，默默问自己，为什么今晚应该允许自己奢侈一把？不死人拿起水烟筒，慢悠悠地吞云吐雾，看起来十分享受，他就那样安坐着，背景是震撼马尔汉山谷的隆隆炮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