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是太悲惨了。”我忧郁地说道。
“啊，当时就是这样的，先生。有人说我们庄稼人已见惯了动物被弄伤或是被宰杀，但那才不是真的呢。我的小儿子连着哭了好几天。先生，真感谢您为了内莉而把车停了下来。既然您已下了车，如果您愿意到屋里去喝杯茶，您将是最受欢迎的。这会让您一路上轻松点。”
“那太感谢了，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该继续赶路了。我很想及时地赶到索尔兹伯里去看看那座城市的许多诱人之处。”
“那倒也是的，先生。那好，再次谢谢您了。”
我又上路了，出于某种原因或许是因为我期待还有其他农舍喂养的家畜在我行进的道路上闲逛我继续以刚才那样的低速行驶着。我必须承认，这次小小的遭遇使我的精神为之大振；我因单纯的善意而受到感激，也收到了单纯的善意作为回报，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对未来几天里将面对的整个旅行计划感到特别的振奋。正是处于如此的情绪之中，于是我从此处向索尔兹伯里驶去。
然而，我感到我应该暂时再谈一下我父亲的事情；因为我此刻深深感到，我早就应该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即我对父亲能力减退的处理态度是十分直率的。事实上，当时我几乎毫无选择余地，而惟有按我已采取的方式去处理那件事一旦我把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解释清楚，我肯定你将会认可我的所作所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即将在达林顿府召开的那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日渐临近，处理任何事情已容不得放任纵容或是“旁敲侧击”。此外，还必须提醒的是，尽管达林顿府在那之后的大约十五年中确实曾目睹了许许多多同样重要的事件，然而，年，月所召开的会议毕竟还是第一次；可以想像，相对而言大家都无经验可言，而又不能倾向于听任命运。说实话，我今天常常回顾那次国际会议，出于多种原因，我将此视为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首先，我认为，我的确能把那次会议视为我职业生涯中的契机，因为那时我正好达到任男管家职务的年龄。当然，这不等于说我认为我那时就必定已成为一位“杰出的”男管家了；无论怎样说，要作出这类的判断就我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倘若真有人确实想断定在我职业生涯中我至少已具备了一点有关“尊严”的重要素质，那么，这样的人可能希望被引导并了解1923年3月召开的那次会议，由于它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此阶段中我第一次证实我也许具有一定的那种重要的素质所需的能力。那次会议属于那类重大事件之一，若它们降临在某人发展过程的关键阶段，则将会超越并拓展他的能力极限，不仅如此，在此之后他就具有了审视自己的新标准。很显然，出于其他一些不同的原因，那次会议也确实令人难忘，这也正是我现在想要阐述的。
1923年召开的那次会议是由达林顿勋爵长期策划出的最佳之作；回顾往事，就能清楚地发现，勋爵阁下从大约三年前起就曾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据我的回忆，在大战结束签定了和平条约那会儿，勋爵阁下最初对此条约并不是那么全神贯注，而且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说，他对此所激发的兴趣并不是出于对此条约所进行的分析，而是出于他与卡尔一海因茨布雷曼先生的友情。布雷曼先生第一次访问达林顿府是在战后不久，那时他仍旧身着军官服装，在任何旁观者看来，他显然与达林顿勋爵交情甚笃。这对我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任何人一眼就可看出布雷曼先生是一位极为体面的绅士。从德国军队退役之后，他在以后的两年中每隔一定时间就会来到达林顿府，而在他频繁的来访中，每一次大家都不能不警觉地注意到他的情况每况愈下。他的衣着变得愈来愈不整洁，身体也愈来愈单薄；他的双眼好像在追寻着什么东西，并且在他最后几次的来访期间，他都会长时间茫然地凝视着天空，而忘却了勋爵阁下就在他眼前，有时甚而在勋爵对他谈话时他也毫不在意。我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布雷曼先生当时正遭受某种重病的折磨，然而由于勋爵阁下那时所作的可靠解释，才使我确信情况并非如此。
那肯定是在接近1920年年底时，达林顿勋爵第一次去了柏林，之后他又去了许多次，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次访问曾对他产生过非常巨大的影响。在他返回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就一直显得心情沉重，而且我至今仍不可忘怀，当我询问他曾如何享受其旅行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史蒂文斯，令人不得安宁。太让人不得安宁了。以那种方式对待被战败的敌人太让我们丧失名誉了。这完全违背了这个国家的传统。”
然而，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件往事，至今它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今天，那昔日的宴会厅里不再摆有餐桌，那宽敞的大厅，其天花板既高大又辉煌，如今正好被法拉戴先生在某种程度上用作美术陈列室。而在勋爵阁下当家作主的日子里，那个宴会大厅主要被一张长长大大的餐桌所占据，它定期用来招待三十（或更多）位宾客用餐；实际上，那宴会大厅是那么的宽敞，一旦需要，除了已摆好的那张大餐桌而外，还可以再加上几张桌子供差不多五十位客人就座。在正常情况下，达林顿勋爵当然会在呈现出更为亲切氛围的餐厅中用餐，如今法拉戴先生亦是如此，该餐厅是接待十二位客人的理想之处。然而我现在回忆起来，在那个特别的冬天的夜晚，出于某种原因餐厅没被派上用场，达林顿勋爵只和惟一的一位客人我想那人是理查德福克斯先生，他是勋爵阁下在外交部工作期间的一位同事，在那宽阔的宴会大厅用餐。人们毫无疑问都会认可，伺候用餐中最艰辛的境况莫过于在这种环境中仅有两位用餐者在场。我自己就尤其倾向只伺候一位用餐者，即令他完全是位陌生人。而正是仅有两位用餐者在场时，哪怕其中一位是自己的主人，你常常都会发现最大的难题就是既要做到全心全意殷勤伺候又要造成你不在场的错觉，而这正是优质服务的本质所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摆脱不受到这样的猜疑：由于你在场，用餐者之间的交谈就会受到干扰。
那一次，宴会大厅的大部分空间都是昏暗的，两位先生正肩并肩地坐在餐桌的中间位置，那是因为餐桌太宽大而不宜让他俩面对面地坐着由几枝蜡烛交错投下的昏暗光线在桌面上摇曳着，桌子对面的壁炉膛内熊熊的火焰劈劈啪啪地响个不停。我决定尽可能地不露面，就站在阴影处，比我平时应该站的位置离餐桌更远一些。当然 ，在每一次我走向明亮处去伺候两位绅士时，我所采用的策略就明显暴露出不利的一面，在我走到餐桌之前，我前进的脚步声就会引起长时间而且嘈杂的回音来，这自然会让人注意到我正以十分卖弄的方式朝着他们走过去。而采用这种方式的确有着极大的好处，那就是在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时，用餐者也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我。我像那样站在阴影中，离坐在几排空空如也的椅子中间的两位绅士有相当远的距离，正在这个时候，我听到达林顿勋爵谈论起布雷曼先生来，他的声音像往常那样稳健和温和、强烈地回荡在那几面高大的墙壁之间。
“他是我的仇敌，”勋爵阁下说道，“但他的行为举止总是像位绅士。在长达六个月的相互炮击期间我们彼此仍能体面地进行谈判。他曾是位尽心尽责的绅士，而我对他也不曾有任何恶意。我曾对他讲：‘你注意点，我们现在是敌对关系，我会竭尽全力与你战斗到底。但是一旦这不幸的事件结束，我们将注定不再是敌人了，而且我们将会一起痛饮一杯。’而最不幸的是，这个条约正使我成为一个说谎者。我的意思是说，我曾告诉过他，一旦事情完全结束，我们将不再是敌人。但是现在我如何才能面对面地对他说这些被证实是真的呢？”
在那个夜晚之后不久，勋爵阁下曾摇着头，同时相当严肃地说过：“我参加那场战争其目的是维护这个世界的正义。就我个人的理解，我并没有参与到反对德国民族的仇杀中去。”
今天，当听人不断在谈论勋爵阁下，听到有关他的动机的种种愚蠢的推测时，我就非常乐意回忆起那个时刻，其间他在那几乎空荡荡的宴会大厅里所说出的肺腑之言。在勋爵阁下以后的岁月中，无论出现过什么样的复杂变迁，就我来说都丝毫不会怀疑，渴求看见“这个世界的正义”就是他所有言行的核心本质所在。
在那天夜晚之后不久，有噩耗传来说布雷曼先生在汉堡至柏林的一列火车上用枪自杀了。勋爵阁下自然感到极度的悲伤，而且立即计划对布雷曼夫人给予资助和表示哀悼。然而，经过几天的努力其间我自己亦竭尽全力给予协助，勋爵阁下仍无法找到布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踪。看来，布雷曼先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是无家可归，家庭也已破散。
我今天仍深信不疑，即使当时没有这极为悲惨的消息，达林顿勋爵也必定会开始他所从事的事业；在他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地埋藏着一种渴望，那就是要看见世间一切非正义和悲惨现象的彻底根除，这使他从不曾有违于此。事实也正是如此，紧接着布雷曼先生死后的那几个星期里，勋爵阁下便开始奉献出愈来愈多的时间去考虑德国所发生的危机。许多有权势的和知名的先生们成了这府邸的常客我记得，其中包括如丹尼尔斯勋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先生、知名作家，威尔斯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由于他们的名字“不能公开”，因而在此我便不应该一一列出他们和勋爵阁下常常连续好几个小时闭门讨论。
实际情况是，有一些来访者是绝对“不能公开的”，因此我接到指示要确保不让职员们了解到他们的真实身份，甚至在某些场合，连瞥他们一眼也是不允许的。但无论如何我可以自豪和感激地这样说达林顿勋爵从不禁止让我本人耳闻目睹所有的事情；我尚能记得，在许多场合下，有的要员在一句话还未说完就会朝我投来警惕的目光，而在这时勋爵阁下就会说：“啊，没关系的。在史蒂文斯面前，你尽可放心地说任何事情，我可以向你担保。”
在布雷曼先生死后的大约两年间，勋爵阁下与在那段时间里已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的戴维卡迪纳尔爵士一起，成功地聚集了一大批重要人物，结成了广泛的联盟，他们的共同信念是绝不应该允许德国的形势再持续下去了。他们之中不仅有英国人、德国人、而且还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瑞士人；他们都是些高级外交官和政治家、著名的牧师、退役的军方人士、作家和思想家。有些先生与勋爵阁下本人一样，十分强烈地认为在凡尔赛不曾有过公平，而且继续为一场现在已结束的战争去惩罚一个民族是极不道德的。而其他人很显然对德国或者该国民众并不那么特别关心，但是他们所持的看法是，如果不立即制止该国经济的混乱局面，那这种局面就可能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去。
到年年初，勋爵阁下胸中怀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直努力工作着。这一目标便是将那些最具有影响力的先生们召集到达林顿府来，勋爵阁下已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就在这府内召开一次“非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商议出能使凡尔赛条约中最苛刻的条件重新修订的方案。这是值得花费精力的事，因为任何一次类似的会议都将必然具有足够的分量，以至于对“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这种“官方性质的”会议已经召开过几次，其确切宗旨就是对该条约进行复审，但是那几次会议的成功之处仅仅是造成混乱和苦难。我们当时的首相劳埃乔治先生曾呼吁在1922年的春天在意大利再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并且勋爵阁下最初的目标是在达林顿府组织一次聚会，目的于确保对这一事件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尽管他和戴维爵士曾是那么艰辛地工作，然而遗憾的是，结果表明原定聚会的最后期限确实太紧迫了；随后，乔治先生所召开的会议也再次以没有结果而告终，有鉴于此，勋爵阁下便将其目标对准了计划来年在瑞士召开的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
我仍能记忆犹新，大约在那段期间的一个早晨，我给在早餐室里的达林顿勋爵端去咖啡时，他将手中的《泰晤士报》叠了起来，以几分厌恶的口气对我说：“法国人。真的，史蒂文斯，我是说，法国人。”
“是的，老爷。”“而且你想想看，整个世界都肯定认为我们与他们手挽着手般亲密无间。人们常希望在回忆中好好地清洗一下头脑。”“是的，老爷。”“史蒂文斯，上一次我在柏林时，我父亲的老朋友奥弗拉思男爵找到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对我们这样做？你们难道看不出我们已无法像这样继续下去了吗？’我当时非常想对他说，这是因为那些讨厌的法国人。我曾想要说的是，这不是英国人的风格。但是我认为人是不能这样做的。绝不应该诋毁我们亲密的盟友。”
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就有关豁免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的严厉惩罚一事，法国方面是最不妥协的。于是，这就更为迫切地需要至少要邀请一位法国要员出席在达林顿府举行的聚会，此人必须对其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毫不含糊的影响力。实际上，我曾多次听到勋爵阁下阐述过这种观点，若无如此的人物与会，那任何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都将无异于是不负责任的。据此，勋爵阁下和戴维爵士便着手解决他们准备工作中这最至关重要的环节。亲眼目睹他们毫不动摇的正视屡屡出现的挫折，便会让人产生自惭形秽的感受；无数的信函和电报被发送出去，而且勋爵阁下本人仅在两个月之内就曾单独去了巴黎三次，最终，他才征得一位特别有名望的法国人的承诺我只能将他称为杜邦先生来出席那次聚会，而且原则上必须非常严格地“不得公开其身份”，这才最终使那次会议的日期被确定了下来。那也就是令人难忘的 1923年3月。
随着开会日期愈来愈临近，我所承受的压力从性质上来讲虽远不如勋爵阁下所承受的那么重大，但也不是微不足道的。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倘若任何一位客人发现他在达林顿府逗留期间生活得稍不舒适，这就很可能会造成无法设想的严重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不明确知道具体涉及的人数有多少，我为会议所制定的准备计划就变得很复杂。鉴于那次会议的规格非常之高，与会者的人数被严格控制，仅有十八位十分显贵的先生和两位女士，她们一位是德国女伯爵，另一位是那令人敬畏的埃莉诺奥斯汀夫人，当时她仍旧住在柏林；但是那些与会者每一位都合情合理地可能会随身带来秘书、贴身仆人和译员，这就毫无办法确定这些可能要来的人的准确数目。再说呢，很显然已有几批人在三天正式会期之前的某个时候必然会来到这儿，以便给他们自己充裕的时间为会议准备条件，还要揣测其他与会客人的态度，然而他们准确的到达日期也依然无法确定。那么，毋庸置疑，府内所有的职员都将不仅必须特别辛劳地工作、随时保持最警觉的状态待命，而且还必须具有非同寻常的灵活机动性。说实话，我曾一度怀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不从府外另请其他职员来协助的话，那是无法对付我们将面临的那巨大挑战的。然而，这种选择除了使勋爵阁下必定会担忧流言蜚语的传播外，倘若由此而产生被证实是代价很大的某一差错，那么还会使我因依靠难以预料的人而承担责任。于是，我便着手为即将来临的那些重大日子做好精心准备，现在想起来，当时就像一位将军那样去为一场战役做准备：我以无以复加的细心设计出一个特别的员工工作计划，以防范所有不测事件的发生；我仔细分析了我们最大的弱点之所在，而且着手制定出了若干应急措施，一旦这类弱点暴露出来，便可求助于此进行妥善处理；我甚至还对所有职员进行了一次军队惯用的“鼓舞士气的演讲”，我让他们铭刻在心，尽管他们不得不以疲于奔命的方式工作，但他们必然会为在即将来临的重大日子里尽职尽责而感到无尚的自豪。“历史将会在这府邸里被创造出来，”我对他们这样说。知道我是那类不轻易夸大其词的人，因此他们完全明白，某种非同小可的事件正即将来临。
基于这特殊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当我父亲在凉亭前跌倒时，整个达林顿府就被某种紧张气氛所笼罩，因为这件事正好发生在第一批会议代表可能到达的两个星期前，，而且你也会理解，在我说当时几乎毫无余地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去处理问题时意味着什么了。但无论如何，我父亲确实迅速地找到一种妙策去避开他办事效率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局限性是通过责备他不应该再端送装满食物的盘子而暗示出来的。一时间，这府内人人都可时常看到我父亲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装满了清洁用具、拖把、刷子等，这些东西尽管总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却又极不协调地与许多茶壶、杯子和碟子摆在一块，于是乎有时这看起来太像街头小贩的手推车了。显而易见，我父亲仍无法避免要放弃在餐厅里服务的职责，而那辆手推车却使其在其他方面体现了惊人的价值。事实亦正是如此，随着那会议的巨大挑战愈来愈逼近，一种令人无法置信的变化似乎出现在我父亲身上。仿佛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他，使他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往日的那种低沉神情在他脸上差不多已荡然无存，他干起活来是那么精力旺盛，于是乎，初到这儿的人都很可能相信，不是一个、而是有好几位像他这样的人推着手推车在达林顿府内的诸多走廊里奔忙着。
至于肯顿小姐，我似乎记得那些日子重重的重压对她产生了显而易见的效果。比如说，我仍记得那时我偶然与她在后走廊处相遇时所发生的事。后走廊某种程度上是达林顿府雇员集中的重要地点，长长的走廊上由于阳光无法照射进来，而总是显得毫无生气。即使天气很好，走廊上也还是那么的阴暗，让人感到宛若穿过一条隧道。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倘若当肯顿小姐向我走来时我没能听出她那踏在木地板上的脚步声，那我也就只能以她的身影轮廓来辨认出她来。在走廊地板上有几处被几缕明亮的光线照着的地方，我选择其中一处站住了脚，当她快走近时我说道：“啊，肯顿小姐。”
“史蒂文斯先生，有事吗？”“肯顿小姐，我想我是否可以请你注意，那就是供楼上使用的亚麻布床单务必在后天准备好。”“史蒂文斯先生，这件事已完美无缺地安排好了。”“啊，听你这样说，我就非常满意了。我也是刚好想到这个问题，好了，那就没事了。”我正准备继续赶路，然而肯顿小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紧接着，她向我走近了一步，这时，一道光线射到了她的脸上，这才使我看清了她脸上的愤懑的神色。
“非常遗憾的是，史蒂文斯先生，我现在忙得实在不可开交，我看我几乎没有一点空闲功夫。倘若我要有您明显所享有的那么多空闲时间的话，那么我要和您交换一下，在这幢房子里四处闲逛闲逛，而后再提醒您注意那些您已经亲手完美地处理好的工作。”
“好了，肯顿小姐，我看你的脾气毫无必要变得那么不好。我只是觉得确有必要弄清楚那件事并不曾逃过你的注意⋯⋯”
“史蒂文斯先生，在过去的两天之中，这算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您曾觉得确有这种必要。看到您手边竟然有如此多的空闲时间，使您能够就这样在这幢房子里四处溜达，而后以毫无根据的评论去打扰其他人，这太让人难以理解了。”“肯顿小姐，如果你居然相信我手边有空闲时间的话，那这就比以往更为清楚地表明你太缺乏经验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你将会对类似这样的府邸里所发生的一切逐渐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
“史蒂文斯先生，您总是没完没了地提及我‘太缺乏经验’，然而您似乎总无法指出我工作中有任何不足之处。否则的话，毫无疑问您早在很久以前就会指出来了，而且还会较为详尽地指出来。行了，我有许多事情得马上办，如果您不再用这样的方式老是尾随着我和打扰我的话，我将不胜感激。您要是有这么多的闲功夫，我倒建议不如去呼吸点新鲜空气，这可能更有益处。”
她顿足从我身边经过，沿着走廊走去。我决定最佳的办法是不让事件进一步发展下去，于是我继续走我的路。而当我差不多要走到厨房门口时，我突然听她再次转身朝我走来的急促的脚步声。
“史蒂文斯先生，事实上，”她喊道，“我想请您从现在起别直接对我谈话。”
“肯顿小姐，你到底在讲些什么？”“若有必要传达什么信息的话，请您叫一位传信员来告诉我。
要不然，您也可以写一张便条叫人给我送来。这样的话，我肯定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会变得更为融洽一点。”
“肯顿小姐⋯⋯”“史蒂文斯先生，我实在太忙了。如果要说的话非常复杂，请写一张便条来。要不然，您可以对马撒或是多梦西讲，甚至对您认为值得信赖的任何一位男职员讲也行。现在我必须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了，您还是闲逛吧。”
尽管肯顿小姐的行为举止是那样地令人恼怒，我可花不起精力去过多考虑，原因是在那时第一批客人已经到达了。国外的代表预计在至少两三天后才会来，然而，被勋爵阁下称为他的“主场队员”的那三位先生两位尤其“不可公开身份”的外交部大臣以及戴维卡迪纳尔爵士，却提前到达，目的是尽可能周密地做好准备工作。和过去一样，在我出出进进那不同的房间时，里面坐着的先生们都沉浸于讨论之中，而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让我回避任何事情，于是我免不了对这一阶段总体的基本情况有了一定的印象。很显然，勋爵阁下及其同事们集中精力，各自对每一位预期的与会者的情况尽可能精确地作了简要介绍；但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最终不容争辩地集中到了一位人物的身上也就是那位法国绅士杜邦先生并且也集中到了他可能会同情什么，又可能会憎恶什么。事实上，有一次我确信当我走进吸烟室里时，我听到其中一位先生正在发言：“欧洲的命运实际上可能有赖于我们去劝服杜邦先生同意我们观点的能力。”
正是在那些预备讨论会期间，勋爵阁下曾委以我一重任，这一重任确实不同异常，它与其他那些在那不平凡的一星期内所发生的显然更让人难忘的事件一起至今仍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勋爵阁下把我叫进了他的书房，我立即察觉出他有点兴奋。他坐在桌子旁边，而且像往常那样手中捧着一本打开的书这一次是本《名人录》反反复复地翻着其中一页。
“啊，史蒂文斯，”他假装若无其事的神态开始说话，然而似乎一下子却不知如何往下讲。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以便让他有机会缓解不安的情绪。勋爵阁下继续指着书中的一页，过了一会儿他往前倾着身子去仔细查看书中的某一条目，然后说道：“史蒂文斯，我觉得有一件某种程度上不寻常的事要叫你去做。”
“是吗，老爷？”
“这还恰好是目前压在我心上的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老爷，我非常乐意效劳。”“我很抱歉提出像这样的事情，史蒂文斯。我知道你肯定忙得不可开交。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它。”勋爵阁下又将其注意力转回到那本《名人录》上，我也就等候了一会儿。接着他说道，并未抬眼看我：“我看你是非常熟悉生活方面的基本知识的。”
“老爷？”“生活方面的基本知识，史蒂文斯。如鸟儿、蜜蜂。你都是熟悉的，是吧？”
“老爷，我恐怕没有完全明白您的意思。”“史蒂文斯，那就让我摆明说了吧。戴维爵士是与我交往甚密的挚友。他对组织目前这次会议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没有他，我敢说我们也还不能确认杜邦先生已同意来出席会议。”
“的确如此，老爷。”“然而，史蒂文斯，戴维爵士也有他有趣的方面。你自己也许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已经让儿子雷金纳德随同他到了这儿，作为他的秘书。而关键问题在于，他已经定婚并准备结婚了。我指的是，年轻的雷金纳德。”
“我明白，老爷。”“五年来，戴维爵士一直试图教给他儿子有关生活方面的基本常识。那年轻人现在已年满二十三岁了。”“是的，老爷。”
“史蒂文斯，那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我恰好是那年轻人的教父。基于这层关系，戴维爵士已恳求我向年轻的雷金纳德传授有关生活方面的基本知识。”
“理应如此，老爷。”
“戴维爵士自己发现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而且惟恐在雷金纳德的婚礼日之前他无法完成这一工作。”
“这我能理解，老爷。”“史蒂文斯，而问题是，我忙得不亦乐乎。对此，戴维爵士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依然求助于我。”说到这儿，勋爵阁下停了下来，又继续仔细地看着书中的那一页。
“老爷，您的意思是，”我说道，“想让我去对那年轻的绅士传达有关的信息，我能这样理解吗？”“史蒂文斯，如果你对此不在意的话。倘若如此，那将让我如释重任。戴维爵士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逼问我是否已这样做了。”“这我能理解，老爷。在目前的压力之下，这肯定是件最让人恼火的事。”“显然如此，史蒂文斯，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你的职责范围。”“我会竭尽全力的，老爷。然而，要寻找恰当的时机去传达类似的信息，或许会有一定的困难。”
“史蒂文斯，只要你去试一试，我将感激不尽。你确实太正派了。当然 毫无必要去作旁敲侧击的解释。讲授最基本的知识也就行了。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最佳的方法，史蒂文斯，那就是我的建议。”
“好的，老爷。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史蒂文斯，那就非常感谢你了。请随时让我了解你的进展。”
你可能会想得到，这个要求使我有点吃惊，按惯例而言，这种事情可能是属于我应该花费一些时间去认真思索的那一类。然而，这恰好在如此繁忙期间突然降临到我头上，怎么也不能让它过分分散我的精力，于是我决计必须选择最早的时机将其了结。据我的回忆，在刚刚被委以这一重任之后也不过一个小时左右，我注意到年轻的卡迪纳尔先生单独待在图书馆里，他坐在其中的一张写字台旁边，全神贯注地看着一些文件。只要靠近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位年轻的绅士，任何人都似乎可以意识到勋爵阁下这当然也包括这位年轻绅士的父亲所体验到的难处。我主人的教子看起来是一位认真而又学者气十足的青年，仅从其外貌看就能察觉到他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然而考虑到想要提出的话题，当然宁愿对方是那类更为无忧无虑、甚而是更为轻浮的年轻绅士。总而言之，既然已决心尽可能迅速地使整个事情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于是我便向图书馆走去，在离卡迪纳尔先生的那张写字台不远处止住了脚步，而后咳了一声。
“先生，打扰您了，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口信。”“啊，真的吗？”卡迪纳尔先生急切地问道，同时抬起头来不再看那些文件“。从我父亲那儿？”“是的，先生。那也可以这样认为吧。”
“等一下那年轻绅士把手伸进摆在他脚旁的公文包里，找出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枝铅笔“。史蒂文斯，那就赶快开始讲吧！”
我再次咳了咳，把我的语气调节到尽可能与我个人无关。“先生，戴维先生想让您知道，女士们和先生们在几处关键地方是截然不同的。”我当时肯定暂停了一会儿，以便构思出我的下一句话来，而这时卡迪纳尔先生却叹了一口气说：“史蒂文斯，我对此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请你谈谈至关重要处好吗？”“先生，您都是清楚的，对吧？”“父亲总是低估了我。有关这一领域的总体内容我已经进行了广泛阅读，并对相关背景知识也有所了解。”
“是那样的吗，先生？”
“实际上，上个月以来我都没考虑过其他的事情。”
“是吗，先生？那么这样看来，我所传达的口信也许就很多余了。”
“你可让父亲尽管放心，在此之前我确实已得到有关这方面的指点。这个公文包，他用脚轻轻地碰了一下那个公文包，“里面塞满了有关凡是可能设想得到的方方面面的笔记。”“是吗，先生？”“我确信我已思索出人的大脑所能想得出的所有排列方式。
我希望你能让父亲对此不必操心。”“我会的，先生。”
卡迪纳尔先生显得轻松了一点。他再次用脚碰了碰他的公文包对那东西我一直不愿意多看说道：“我考虑你一直想知道为何我从未让其离开过我手边。好了，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倘若被不恰当的人打开，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
“那将是最让人尴尬的事，先生。”“那肯定是如此，”他说道，突然一下子坐了下去，除非父亲已有了想让我认真思索的、一个全新的要素。”“我想像不出他会有，先生。”“没有吗？杜邦先生也没有更多的吗？”“恐怕也不可能，先生。”我竭力丝毫也不流露出我的愤懑情绪，那是因为我发现我曾考虑几乎毫不费劲便可处理的一项任务事实上竟是那么的难以攻克。我记得我当时正绞尽脑汁准备重振旗鼓再试一试，忽然那年轻的绅士一下子站了起来，一把将公文包抓起抱在怀里，同时说道：“就这样吧，我想我该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了。感谢你的帮助，史蒂文斯。”
我曾打算稍稍推后点时间后找机会与卡迪纳尔先生再细谈一次，然而结果证实是毫无可能的，主要是因为当天下午这大概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两天美国参议员刘易斯先生的到来。当时我正在配膳室里忙于整理供给清单，突然听到从我头顶上方某处传来汽车停在院子里所发出的响亮声音。在我迅速向楼上走去时，碰巧在后走廊处与肯顿小姐相遇那正是我俩上次不欢而散的地方而可能正是这样的不期而遇才促使她仍保持在上一次就已采取的幼稚行为。因此，在我询问究竟是谁已到达时，肯顿小姐径直从我身边走过，同时简单地声明道：“史蒂文斯先生，倘若这很紧急，请叫人来传话。”这实在是太令人气恼了，然而，我当然也无可奈何，只得赶紧爬上楼去。
我记得刘易斯先生是位身材魁梧的绅士，脸上总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他的提前到来对勋爵阁下及其同事们来说很显然就会带来不便，因为他们曾指望多有那么一两天时间私下做好准备。但话又说回来，刘易斯先生那随和而又吸引人的风度、以及他在餐桌上的慷慨陈词似乎已赢得了勋爵阁下“主场队员们”的信任。他声明说，美国“将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并且也不在乎去容忍在凡尔赛已铸成之错误”；在宾主酣然用餐之际，他们交谈的话题缓慢但却稳妥地从诸如刘易斯先生出生地的宾夕法尼亚人的优点上转回了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来，而在先生们点燃了雪茄时，所提出来思考的问题似乎与在刘易斯先生到来之前曾交换过的那些一样详尽。有一次，刘易斯先生对在座的人说道：
“先生们，我赞同你们的看法，我们的杜邦先生可能是很难预料的。但是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有一件事你们完全可以和他打赌，而且注定能打赢。”他朝前倾了倾身子，挥了挥手中的雪茄以示强调。“杜邦一向憎恨德国人。在战前他就曾憎恨他们，而现在他憎恨他们的程度之深是在座的诸位先生们所难以理解的。”说到此处，刘易斯先生又靠回椅子上，脸上完全恢复了那和蔼可亲的笑容“。但是，先生们，请回答我，”他继续道，“你们几乎不可能因为一位法国人憎恨德国人而责怪他，是吧？总而言之，法国人这么做是有其充分的道理的，难道不是吗？”
说着，刘易斯先生环视着餐桌四周，这时出现了稍微有点尴尬的局面。还是达林顿勋爵打破了这僵局：
“当然啰，有些痛苦是无法避免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英国人当然也曾长期而且艰苦地同德国人战斗过。”
“但是，他们与你们英国人不同之处似乎在于，”刘易斯先生说道，“你们不再真正地憎恨德国人了。而法国对此的看法是，德国人毁坏了欧洲的文明，没有什么惩罚对他们是过分的。当然，在我们美国看来那似乎是一种完全行不通的主张，但总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们英国怎么似乎也没有与法国持同样的态度。毕竟，正如你所说，英国在那场战争中毕竟也损失惨重。”
谈话又再次尴尬地中断了一会儿，这之后戴维爵士相当含糊其词地说：
“刘易斯先生，我们英国人对待这类事情的方式往往与法国人有所差异。”“啊哈！这是一种气质上的差异，你或许可以这样讲。”说到这儿，刘易斯先生脸上的笑容似乎又放开了一点。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好像许多事情现在他都明白了，而后他接着抽他的雪茄。今天看来这可能是一件混淆了我的记忆、让我事后方知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仍有一种明显的感觉，正是在那片刻之间，我第一次觉察到这位外表上充满魅力的美国绅士却有几分古怪，或许有几分口是心非。尽管在那片刻功夫我自己产生了诸多疑点，达林顿勋爵却显然另有看法。在这种尴尬的沉默又持续了一两秒钟之后，勋爵阁下似乎已胸有成竹。
“刘易斯先生，”他说道，“请允许我坦白地说。在英格兰我们大多数人都发现目前法国的态度是可鄙的。你的确可以将此称为气质上的差异，而我却敢冒昧地讲，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要更为复杂。一旦冲突已经结束，再继续像这样憎恨敌人是很不得体的。只要你已将对手击倒在拳击台上，那就理应住手，不能再继续踢他。对我们而言，法国的行为已变得愈来愈野蛮了。”
这番话似乎让刘易斯先生感到某种满足。他含糊地咕哝着以示赞同，并透过那悬浮在餐桌上方的浓厚雪茄烟雾对用餐的伙伴们满意地笑了笑。
第二天早晨，又有几位客人提前到达了；也即是那两位来自德国的女士任凭有人可能会设想到她们的背景和经历有着悬殊的差异，而她俩还是在一块儿旅行了她们随身带来了一大群侍女和男仆，以及一大堆旅行箱。当天下午，一位意大利绅士也到了，跟随他的有一位贴身男仆、一位秘书、一位“专家”以及两个保镖。我真无法想像这位先生把他的目的地看成了什么样的地方，居然还带保镖来。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讲，看见在达林顿府内立着这么两位身材高大、一声不吭的汉子，无论哪位意大利绅士出现在何处，他俩都会以怀疑的目光在离其所处位置几码开外的所有方向搜寻着，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附带说一句，那两位保镖的工作方式要求他们中必须有一位在不固定的时间睡觉，以确保整个夜晚至少有一位在值班，这种情况在以后的时间里也确实是如此。但在第一次得知这种安排后，我便试图将此告之肯顿小姐，而她却再次拒绝与我交谈，为了尽快将此事了结，我也只好被迫写了一张便条插在她起居室的门下面。
第二天，又有几位客人陆续到达，离正式开会时间也仅剩下两天了，而达林顿府这时已挤满了不同国籍的人，客人们要不就在房间内交谈，要不就漫无目标地站在客厅里、走廊上或是楼梯平台处，仔细地观看着画像或是摆设的物品。客人们之间相互都是那么彬彬有礼，尽管如此，而主要以相互不信任所表现出的某种相当紧张的气氛却普遍存在于这一阶段。出于这种不安宁的气氛，随行的贴身男仆和侍者们相互之间的态度看起来是十分明显的冷淡，而我自己的职员们却因为太忙了而无法与那些人过多接触而感到高兴。
大概就在这期间，当我在全神贯注处理许许多多各种需要的过程中，我偶然透过一扇窗户向外瞥了一眼，竟隐约看见年轻的卡迪纳尔先生在草坪周围呼吸新鲜空气。他像平常那样紧紧夹着公文包，我还能看到他正沿着围绕草坪的小径慢慢地散步，而且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这自然提醒了我对这位年轻的绅士应履行的使命，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这户外普遍贴近大自然的环境，尤其是不远处还有一群鹅，这些正将是一个适宜的场合来履行我所承担的差使。不仅如此，我还发觉，倘若我能迅速及时地走到屋外去，隐藏在小径旁边那硕大的杜鹃花丛之后，要不了多久卡迪纳尔先生就会经过那儿。于是，我就可能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并向他传达我所带来的口信。说实话，这并不是一个精妙的谋略，然而你可以理解，虽说这项特殊使命本身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但在那个特别的时刻却几乎不可能成为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
地面上和许多树叶上都罩着一层薄薄的霜，而那天的天气对一年中那个季节来说是相当暖和的了。我迅速跨过草地，藏身于花丛之后，仅一会儿工夫，就听到卡迪纳尔先生渐渐走近的脚步声。遗憾的是，我稍稍估计错了我应出现的时间。我原先打算在卡迪纳尔先生离我藏身处还有适当的一段距离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那么他就会及时地看见我，并设想我正在去凉亭、或者是去花匠屋的路上。这样我便可装作刚注意到他，而后以不期而遇的姿态设法与他交谈。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这样的，我从花丛后走出来稍微晚了一点，现在想来我当时的确吓得那年轻的绅士够呛，
他猛地一下把公文包扯开离我远远的，紧接着用双手将它死死抱在怀里。
“对不起，先生。”“天啊，是你呀，史蒂文斯。你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麻烦事呢。”“对不起，先生。但我碰巧有事要向您传达。”“上帝啊，原来如此，你刚才确实把我吓坏了。”“先生，请允许我直截了当地说吧。您可能会注意到离我们不远处的那些鹅。”
“鹅？”他有点迷茫地向四周瞧了瞧“。啊，是的。那还真是些鹅。”
“而且还有那些鲜花和灌木丛。事实上，现在还不是一年中观赏那些花草繁茂景象的最佳时候，先生，随着春天的来临，您将会
欣赏到，当然我们都会看到这四周的环境会发生一种变化——一种非常特别的变化。”
“是的，我敢肯定这草坪及花草目前并未处于最佳状态。然而，史蒂文斯，非常坦率地说，我并未特别地留意到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这一切都太令人烦恼了。杜邦先生来到这儿时，你瞧他那十分令人作呕的神情。这是我们真正最不想看见的。”
“杜邦先生已来到了这府邸里，是吧，先生。”“大约半小时之前。他的脾气简直糟透了。”“对不起了，先生。我必须马上去伺候他。”“理应如此，史蒂文斯。好了，感谢你来与我谈话。”“请您原谅，先生。对于这个有关，正如您自己所说的那样大自然壮丽景色的话题，我曾碰巧想多说一两句话。倘若您能宽宏大量地先听我说，那我将不胜感激。然而我恐怕这不得不要等待另外一次机会了。”
“那也好，史蒂文斯，我将企盼这个机会的到来。然而我更偏爱鱼。我详尽地熟悉鱼、淡水和盐。”
“先生，所有的生物都将与我们即将进行的讨论有关。但是，请您现在务必原谅我。我还不曾知道杜邦先生已经来了。”我急匆匆地赶回屋内，刚碰见的第一位男仆便立即对我说：
“先生，我们一直到处在找您。那位法国绅士已经到达了。”杜邦先生是位个子高大、举止优雅的绅士，他蓄着灰白的胡须戴着一个单片眼镜。他到达时所穿戴的是人们常看见欧洲大陆的绅士们在节假日穿戴的那类服饰，事实上在他逗留的整个期间，他都竭力保持着来达林顿府完全是出于愉悦和友好的神色。正如卡迪纳尔先生曾指出的那样，杜邦先生到达时脾气很坏；我现在已无法回忆起从他刚到英格兰的前几天里曾使他不痛快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特别的一点是，当他在伦敦观光时其脚部就感到疼痛难忍，而且他很害怕这种疼痛会逐渐发展成败血病。我曾吩咐他的贴身男仆去向肯顿小姐请教一下，而这并不能阻止杜邦先生每隔数小时就会对着我将手指捏得劈啪作响，并吼叫到：“管家！我需要更多的绷带。”
然而在见到刘易斯先生之后，他的情绪似乎得到了许多鼓舞。他和那位美国参议员相互像老同事那般亲热地打招呼，在那天余下的许多时间里都能看见他俩在一块，畅谈往事并开怀大笑。事实上，大家都能清楚地看到，刘易斯先生几乎一直和杜邦先生打得火热，这便使达林顿勋爵深感不便，因为他当然希望在正式讨论开始之前与这位有名望的绅士进行密切的私人接触。有好几次我曾亲眼目睹勋爵阁下试图把杜邦先生拉到一旁以便私下交谈，殊不知刘易斯先生总要笑嘻嘻地说着诸如此类的话来硬缠着他俩：“先生们，对不起，有些事一直特别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勋爵阁下立刻就不得不谛听更多刘易斯先生的滑稽小故事。不管怎样，
除了刘易斯先生之外，其他的客人也许是出于敬畏之缘故、或者是出于某种敌对之情绪都小心翼翼地与杜邦先生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甚至在那种相当安全的场合亦是很明显的，而且似乎更为突出地证实了那种看法，即杜邦先生就是那决定以后数日内最终结果的关键人物。
在年月最后一周的一个多雨的早晨，那次会议在客厅那某种程度上并不正式的环境中召开了选择一个这样的开会地点是因为要适合与会者中许多“不能公开身份”的人。事实上，照我看来，会场上那种非正式的场面已达到略微可笑的程度。在那布置得非常女性化的房间内塞满了那么多板着面孔、身着深色上衣的绅士，有时一张沙发上竟有三四个人肩并肩地坐着，看见这种拥挤不堪的场面真让人觉得非常古怪；但是这种场面正是出于某一部分人的决定，目的在于营造出这一切仅仅是一次社交活动的气氛，而实际上这些人甚至装模作样地在其膝盖上摆着翻开的报刊杂志。
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进程中，我被迫不断地进进出出于那个房间，因此我便无法了解会议程序的全貌。然而我记得达林顿勋爵以正式向与会客人致欢迎辞的方式宣布讨论会开始，之后，他又继续扼要阐述了为了放宽凡尔赛条约中诸多条款而引发的有关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并强调指出他自己在德国亲眼目睹的巨大灾难。当然，在此之前我曾听到勋爵阁下在许多场合表白过这类同样的观点，然而这一次他在这庄严的氛围中发言时所表现出的说服力是如此的深刻，我不禁再次为之动情。戴维卡迪纳尔爵士接着发了言，尽管我没听到他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其发言本质上似乎更多的是法律上的，非常坦率地说，他的言辞深奥得我无法理解。
然而他的要旨似乎与勋爵阁下的很接近，在结束发言时，他呼吁终止德国的战争赔款，而且法国部队应从鲁尔地区撤军。然后那位德国女伯爵开始发言，而就在这时，出于某种我今天已无法回忆得起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客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我返回时，客人们已展开了公开辩论，其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涉及到贸易和利率我都很难理解。
据我的观察，杜邦先生一直未对讨论的议题发表过意见，从他那阴沉的表情便很难判断他是在倾听所讨论的问题呢，还是在潜心思考其他问题。有一次，我在其中一位德国绅士讲话的过程中碰巧要离开客厅，杜邦先生突然站起身来尾随我走了出去。
“管家，”我们刚一到门厅处他就说道，“不知我能否叫人换一下我脚上的绷带。我的双脚此刻正让我坐立不安，我简直没法去听那些先生们的发言。”
据我的回忆，我曾求助于肯顿小姐，那当然是差人送去口信并且让杜邦先生坐在台球室内等待护士的到来，这时仆人领班急匆匆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面带忧伤地告诉我父亲生病了，正待在楼上。
我赶紧跑上二楼，刚转过楼梯平台，眼前便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景象。在走廊的尽头处，几乎就在那扇宽大的窗户跟前，当时窗外灰蒙蒙的一片，正下着雨，模糊可见我父亲凝固地保持着一种姿势，那让人联想到他正参加某种庄重的仪式。他的一只腿跪在地板上，头向前倾着，好似正使劲推着他面前的手推车，而那手推车不知何故竟然顽固的纹丝不动。有两位侍女在离他不远处站着，正敬畏地注视着他所作出的努力。我走到父亲身旁，把他紧抓在手推车边缘上的双手慢慢松开，小心翼翼地扶他躺在地毯上。只见他双眼紧闭、脸色苍白、额头上布满了汗珠。这情形急需另外的援助，有人及时搬来一把躺椅，而后我父亲被抬进了他的房间。
父亲被安放在了床上，我一时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办才好；因为，若我在这种情况下把父亲丢下离开，这似乎太不合情理，但与此同时我又确实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在我站在 口进退两难之际，肯顿小姐出现在我身旁说道：“史蒂文斯先生，此刻我比你多那么一点儿时间。倘若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照料你的父亲。我会请梅雷迪思大夫上这儿来的，如果他有任何要紧事告诉你，我是会通知你的。”
“谢谢你，肯顿小姐。”话一说完，我便离开了。在我返回客厅时，一位牧师正在谈论柏林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我立即更为忙碌地为客人添茶倒咖啡。我留意到有几位先生正喝着烈性酒，有一两位甚至不顾那两位女士在场而开始抽起烟来。我至今仍不能忘怀的是，在我手拿空茶壶走出客厅时，突然肯顿小姐叫住了我并说道：“史蒂文斯先生，梅雷迪思大夫正准备离开。”
在她说话的那当儿，我看见那位大夫正在门厅里穿戴雨衣和帽子，于是我立即向他走去，手中仍然拿着那把茶壶。那大夫望着我，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你父亲的情况可不太好，”他说道，“如果他病情恶化的话，务必即刻通知我。”
“好的，先生。谢谢你了，先生。”“史蒂文斯，你父亲多大年纪了？”“七十二岁，先生。”
梅雷迪思大夫沉思片刻后又说道：“如果他的病情恶化的话，务必立即通知我。”
我再次感谢了大夫，并将他送出门外。
正是在那天晚上的晚餐前不久，我无意中听到了刘易斯先生和杜邦先生之间的谈话。出于某种原因我来到了杜邦先生的房间前，刚要举手敲门，我又立即停下来，将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你自己也许并没有这种习惯来采用这种微不足道
的防范措施，以避免在某个极为不恰当的时候去敲门，而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并且我也敢担保这在许多同行中也是普遍采用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如此的行为中完全没暗含有任何托词，而我个人事先丝毫也不曾打算如我那天晚上那样竭力去窃听。然而，正如一切均由命运所注定，当我把耳朵贴在杜邦先生的房门上时，我碰巧听到刘易斯先生的说话声。尽管我迄今仍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我首先听到他所说的那些话，而的确是他说话的语气才引起了我的猜疑。我听到的嗓音是那么和蔼缓慢，而正是以这同样的嗓音，那位美国绅士从到达之时起就已吸引了许多人，可是眼下这嗓音里却不容误解地隐藏着某种诡谲的成分。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加之他此刻又在杜邦先生的房间内，很可能在向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大献殷勤这一事实，才使得我止住举起的手而未去敲门，取而代之的是继续听下去。
达林顿府内许多卧室的门都相当厚，我便无法听清所有交谈的内容；因此，今天我要准确不误地回忆起当时所碰巧听到的谈话内容就不那么容易，实际上，那天夜晚之后在我将此事向勋爵阁下汇报时也是如此。然而无论如何，这并不等于说我并没有对当时在那房间里所发生的一切有相当清晰的印象。实事求是地讲，那位美国绅士当时竭力表明这样的看法：杜邦先生一直被勋爵阁下和其他与会者操纵；对杜邦先生的邀请曾有意被推后，以便让其他代表在他不在场时可以商讨重大问题；甚至在他来到这儿之后，勋爵阁下亦被见到曾与那几位最显要的代表进行过小范围的私下讨论，而并未邀请杜邦先生参加。紧接着，刘易斯先生便开始转述在他到达的第一个晚上的晚宴上勋爵阁下和其他人所说的那些话。“先生，坦率地讲，”我听到刘易斯先生这样说，“他们对你的同胞们所持的态度简直让我大吃一惊。他们居然用了诸如‘野蛮’、‘卑鄙’之类的字眼。说实话，仅在几小时之后我就把他们的话都记在了我的日记里。”杜邦先生简洁地说了些话，但我没能听清，之后刘易斯先生又说道：“先生，请让我告诉你吧，我当时真是太吃惊了。难道这些言辞能用来描绘仅在数年前曾与你肩并肩战斗的盟友吗？”
今天我仍不能肯定我当时是否真该去敲门；设若考虑我所听到的那令人担忧的内容，我也许会作出判断，最明智的办法就是立即离开。总而言之，我在那并没有逗留得太久正如在这之后不久我责无旁贷地向勋爵阁下所解释的那样，去谛听有关杜邦先生对刘易斯先生的谈话所持态度的任何线索。
翌日，在客厅里所进行的讨论似乎已达到新一阶段的紧张程度，而在中午时分，唇枪舌战的辩论愈来愈趋于白热化。我当时的印象是，许多发言均以指责的语气、甚而是愈发明目张胆地指向了坐在那把扶手椅里的杜邦先生。而他却坐在那儿，自顾用手指抚摸着他的胡须，很少发言。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会议暂时休会，我都注意到刘易斯先生就会迅速地把杜邦先生拉到某个角落、或是其他地方，以便他们能够安静地交换意见，而这一点也正是勋爵阁下最放心不下的。有一次，午餐刚一结束，我记得我曾无意中撞见那两位先生正在图书馆的门口鬼鬼祟祟地谈话，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我刚一接近，他们便立即停止了交谈。
在这期间，我父亲的情况既没好转也未恶化。据我了解，他多数时间里是在睡觉，事实亦是如此，在我难得有点空闲功夫爬上那间狭小的屋顶房间时，我总发现他睡得很熟。直到他疾病复发后的第二天晚上，我才算真正有了与他交谈的一次机会。
那天晚上，在我走进我父亲的房间时，他也正睡得香。肯顿小姐留下来伺候他的那位女仆一看见我便立即站了起来，并开始摇晃着我父亲的肩膀。
“嘿，傻姑娘！”我大声说道“。你想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