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明白。我曾想你是否卷入了那件事。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在报纸上看来的东西。事情肯定闹得不小。瞧，”他见我没应声，说道，“我们去那边皮埃尔酒店喝一杯。”
到了皮埃尔，他们不愿招待我，因为我没打领带；我们又溜达到第三大道上的一家酒吧。路上，我决心不谈论凯特·麦克劳德或者任何相关的事情，不是出于谨言慎行，而是因为伤口依然生疼：我散落出来的心肝肚肠还拖在地上。
伍德罗并不追问；外表看他可能像一把规则漂亮的赛璐珞直角尺，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种伪装，以保护他性格里更起伏曲折的那些侧面。最近一次我见到他，是在戛纳的三只铃铛酒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他说他在布鲁克林高地有一套寓所，并在曼哈顿一家男生预科学校教希腊语和拉丁语。“不过，”他诡谲地悄声说，“我还有一份兼职。可能你会有兴趣：如果外貌会说话，我想你倒是可以挣点外快钱。”
他跟自己的钱夹一番商量后，先递给我一张百元美钞：“今天下午才挣的，跟瓦萨尔学院09班一个毕业生玩活塞运动。”然后是一张卡片：“这就是我找到那女子的方式。找到他们所有人的方式。男人。女人。鳄鱼。上床好玩又有钱挣。至少说，有钱挣。”
卡片上写道：<b>塞尔夫服务中心。开办人：维多利亚·塞尔夫小姐</b>。还有一排位于西四十二大街的地址和一个电话号码，括号里有一个交换台区号。
“所以，”伍德罗说，“打理一下，去见塞尔夫小姐。她会给你一份工作的。”
“我想自己承接不了工作。我太忙了。我正尝试重新开始写作。”
伍德罗咬了一下他吉布森鸡尾酒里的洋葱。“我不会觉得那是一份工作。一周就几个小时。实际上，你以为塞尔夫服务中心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
“种马任务，显然。应招郎。”
“哈，你算是听进去了——你表面上云山雾海啥都不知道似的。种马任务，的确没错。但不是全部。是男女通吃。塞尔夫随时恭候，任何人任何地点任何方式任何时间。”
“奇怪。我从来想象不出你是个出租种马。”
“我也想象不出。但我是其中一种类型：彬彬有礼，灰色套装，角质镜框。相信我，需求量很大。塞尔夫精于各种各样的服务。她花名册上什么都有，从波多黎各恶棍到初出道的警察到股票经纪人。”
“她什么地方找到你的？”
“那，”伍德罗说，“说来可就话长啦。”他又叫了一杯酒；我谢绝了，因为自从我和凯特·麦克劳德经历了上一轮难以置信的杜松子酒狂欢之后，我再没沾过烈性酒，现在喝一杯就已经让我轻微有些耳聋了（酒精首先影响的是我的听觉）。“我只能说是通过我在耶鲁认识的一个伙计。迪克·安德森。他在华尔街上班。一个真够奇怪的伙计，但他干得并不太出色，或者说不足以居住在格林威治镇，养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就读于埃克塞特大学。去年夏天，一次我跟安德森全家人共度周末——太太真是个不错的女孩；迪克和我很晚还在喝冷鸭，也就是用香槟和勃艮第泡沫酒调制而成的混合酒；乖乖，想起来都让我翻腾。迪克说：‘大多时候我都觉得恶心。真够恶心。他妈的，要供两个孩子上埃克塞特大学，一个人还有什么不愿做的！’”伍德罗咯咯直笑。“太过于约翰·奇弗里什啦，不是么？体面是体面，却为缴纳乡村俱乐部会费和供养子女读一所像样的预科学校，只好他妈的住远郊，抽劣质烟。”
“不对。”
“不对什么？”
“奇弗是个非常精明的作家，他才不会冒险去写一个叫卖自己鸡巴的股票经理人呢。很简单，因为没人会相信。他的作品永远都很现实主义，即便它们有时显得荒谬——比如《巨型收音机》和《游泳者》。”
伍德罗很不高兴，出于谨慎考虑，我把他那张百元美钞揣进一只内衣口袋，这样他要索回去也不会那么容易。“如果这是真的，而且它的确是真的，为什么没人相信呢？”
“因为真的东西未必就有说服力，无论生活或艺术都是如此。相信普鲁斯特吧。如果他采用历史纪实的写作手法，而不是性别换位、事件变形以及身份更替，他的《追忆》能有现在那样的特质吗？如果他绝对实打实地写，反而会不那么可信，不过”——我经常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样可能会更好。接受性差一些，但更好。”终于，我决定再来杯酒。“那是个问题：真相即是假相，抑或假相即是真相，或者二者本质是一致的东西？我本人，我不会在乎任何人说我什么，只要说的并非事实。”
“或许你应该放弃那第二杯酒。”
“你认为我醉了？”
“唔，你说话不着边际了。”
“我放松了，仅此而已。”
伍德罗友善地说道：“这么说你已经开始写作了。小说吗？”
“报道。纪实。是的，我会叫它小说。如果最后写完。当然啦，我从来没完完整整做完过一件事情。”
“有标题了吗？”噢，伍德罗的花园聚会式问题可真不少。
“《应许的祈祷》。”
伍德罗皱了皱眉。“这我曾经听说过。”
“除非你是那三百位买了我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出版作品的疯子之一。那本书也叫做《应许的祈祷》。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这一次我却有了理由。”
“《应许的祈祷》。引用的吧，我猜。”
“圣特雷莎。我自己从没查过，因此不知道她具体怎么说的，但大体是‘让人流泪更多的是得到应许的祈祷，而非未应许的祈祷’。”
伍德罗说：“我看见忽明忽暗一丝光影。这书——这书是写凯特·麦克劳德，还有那帮人的。”
“我不会说是写他们的——尽管里面有他们。”
“那是写什么的呢？”
“作为幻相的真相。”
“以及作为真相的幻相？”
“第一种。第二种是另一个命题。”
伍德罗问我作何解，但威士忌开始起作用，我感觉耳朵太背，没法再给他讲；不过如果说的话，那就是：因为真相根本不存在，它永远都只可能是幻相——但幻相，作为一种无意间透露实情的骗术之副产品，却能攀上那些距离不可企及的绝对真理之巅更近的山峰。比如，男扮女装的表演者。当表演者通过再创造将自己演绎成一个女人（假相），这反而展现出他是个男人（真相）——这二者，假相更为真实。
那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办公室的人都在往外拥，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沿着四十二大街搜索，寻找塞尔夫小姐名片上所写的地址。那家公司是在楼上，底楼是一家色情书籍商店。这样的垃圾地方往往都张贴着一层又一层的招贴画，画面上的人晃荡着鸡巴，或是阴唇大开。我正走上前，从里面出来一位顾客，从面相看，是一个颇为体面的小人物，一包东西掉落地上，包裹散开，几打黑白的高光纸杂志散落在人行道上——没什么特别的，就一般的六十九式技巧之类的，还有一些玩三管齐下的肥姑娘图片；不过，仍有不少路人停下来驻足观看物主跪在地上收捡他的财物。色情作品，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被人误解了，因为它并不会造就色鬼，使他们在小街窄巷游荡——它对于那些性压抑，欲求得不到满足的人来说，乃是一种镇痛剂，因为如果色情作品不能刺激人手淫，它还能有什么用呢？而且，手淫对于那些“膘肥体壮”——如养马圈里的那句话——的男人，无疑是一种更愉快的替代方法。
一个波多黎各皮条客在一旁嘲笑躬身捡东西的男子（“我这里就有活生生的婊子，你却弄这玩意儿来干吗？”），但我很同情他：在我眼里，他就像某位年纪尚轻的孤身牧师，盗取了上周日募捐盘里所有的钱来买了那些手淫图片；于是我决定帮他捡拾图片——但我刚要伸手捡，他一掌给我打在脸上：一个空手道劈打动作，感觉一块颧骨肯定给击碎了。
“滚开，”他咆哮道。我说：“老天，我只是想帮你。”但他说：“滚开。不然我揍扁你。”他的脸红得发亮，映红了我的双眼，但我接着意识到，那并非全是愤怒之色，同时也有羞赧之色——我想他先是以为我想偷他的图片，但真正激怒他的，是我试图提供的帮助里暗含的可怜意味。
虽然塞尔夫小姐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商人，但她肯定没将钱花在显摆上。她的办公室在四段楼梯之上，大楼没有电梯。塞尔夫服务中心：一扇霜花玻璃门上面印着这几个字。但我有些犹豫（真的，我真想做这个吗？唔，这不是什么我乐意做的事，但至少可以挣钱）。我梳了一下头发，揉了揉刚买的五十元两条的特价罗伯特·霍尔人字呢裤子，按了门铃，跨步进去。
外间办公室没有装修，只有一条凳子、一张办公桌和两位年轻男士。其中一位是接待秘书，坐在办公桌后面，另一位是个漂亮的黑白混血儿，穿一套紧跟时代的深蓝色丝质西装；两人都对我视而不见。
“……所以那之后，”混血儿正在说，“我跟斯宾塞在圣地亚哥待了一个星期。斯宾塞！他可真是枚火箭，哇。一天晚上，我们在圣地亚哥高速公路上奔驰，斯宾塞捎上了这黑鬼水兵，一个真正的乡下男孩，像一块亚拉巴马烟熏牛肉，于是斯宾塞就在后排座干上了，之后那小子说：‘我能明白我自己的感受。感觉很不错。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们什么感觉。’斯宾塞告诉他说：‘哈，小子。味道好极了。就像串烤嫩逼。’”
那位秘书懒洋洋转过头来看看我，一双冬青色的眼里满是不高兴。他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可是！——他的肤色有人造奶油的金色光泽，应是经常到樱桃林去度周末的。然而，总的来看，他却似乎透着一股无法掩饰的霉味——狄更斯笔下的赖亚·赫普式人物，只是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有事吗？”他问道，那声音从空气中冷冷地爬过来，好似呼出的一口薄荷味烟雾。
我告诉他我想见塞尔夫小姐。他问我的目的，我说我有伍德罗·汉密尔顿的推荐。他说：“你得填一份我们这个表。你是申请做客人？还是打算做员工？”
“员工。”
“嗯……”黑美人自言自语道，“这可太糟了。我原本很乐意炒你的蛋的，老爹。”秘书装模作样嗔怒道，“行了，莱斯特。把你的烂屁股从姐姐桌子上滚下去，赶紧滚去美洲宾馆。你五点半有个约会。507房间。”
我填完问卷——无非就是通常的年龄？住址？职业？婚姻状况？——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女儿拿着它消失在了里边一间办公室。他刚一走，这边就款步走进来一个姑娘。很胖，但特别吸引人的一位女孩，一个年轻的“羊脂球”，粉嫩光洁的一张圆脸，一对丰乳在夏季粉红衣裙的胸衣里扭来扭去。
她紧挨我坐下来，唇间叼着一支香烟。“怎么了？”我解释说如果她是要火柴，那我帮不上忙，因为我已戒烟了，结果她说：“我也戒烟了。只是个道具。我是想问怎么回事，布奇去哪了？布奇！”她叫道，一面站起身一个熊抱，将出来的秘书一把抱住。
“麦琪！”
“布奇！”
“麦琪！”突然，他醒悟了过来，“你个婊子。五天了！你去什么地方啦？”
“你丫想麦琪啦？”
“妈的。我算什么？但西雅图来的那个老家伙。唉，你周四晚上放他鸽子，他差点没闹翻天。”
“对不起，布奇。天哪。”
“可你到哪去了，麦琪？我去过你宾馆两次。我打过一百个电话。你应该回过宾馆的。”
“我知道。可你瞧……我结婚了。”
“结婚？麦琪！”
“别这样，布奇。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会有影响的。”
“我想象不出塞尔夫小姐会怎么说。”最后，他终于记起我来了。“哦，对了，”这秘书说道，那语气好似轻轻拂去袖子上的一根棉绒，“塞尔夫小姐这就要见你，琼斯先生。塞尔夫小姐，”他一面为我打开一扇门，一面朗声道，“这位是琼斯先生。”
她模样像玛丽安·摩尔；一位更敦实的、条顿化了的摩尔小姐。灰色的家庭主妇式的发辫捆绑着她窄小的头颅；她没有化妆，身上的套装，或者说是工作服，是像女狱警的那种蓝色哔叽呢材质——一位不事奢华的女士，恰如其办公场所。除了……我注意到她手腕上一只椭圆形状的有罗马数字的金表。凯特·麦克劳德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是约翰·菲·肯尼迪送给她的，出自伦敦的卡地亚公司，在当地价值一千二百美元。
“请坐。”她的声音有一种茶杯中的胆怯，但她钴蓝色的双眼却是20/20号的冷钢色，如一位黑社会杀手。她看了一眼与她并不优雅的气质毫不搭调的手表。“跟我喝一杯吧？已经五点过好一阵了。”说罢，她从办公桌下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两个口杯和一瓶龙舌兰——我从未尝过，也不指望会喜欢的东西。“你会喜欢的，”她说。“够鸡巴劲道的。我第三任丈夫是墨西哥人。现在告诉我，”她敲了敲我的求职表，“你以前干过这工作么？专职的？”
有趣的问题；我寻思了一下。“我不能说是专职的。但我确实曾经为……利益干过这个。”
“那就算专职的了。干！”说罢，她一口将整杯龙舌兰干掉。她做了个怪相。打了个颤。“仁慈的上帝，太刺激啦。刺激。来呀，”她说道。“一口干了它。你会喜欢的。”
我感觉味道就像加香水的轻质汽油。
“好吧，”她说，“我把话都跟你讲明了，琼斯。我们的客人中年男人占百分之九十，我们一半的业务或多或少都是不走寻常路的。因此，如果你在这里登记后一心一意只想做种马，那就算了。听清了吗？”
“字字清楚。”
她眨了眨眼，给自己又斟了一杯。“告诉我，琼斯。有什么你不愿做的不？”
“我不受。我攻。但我不受。”
“啊，哦？”她的确是德国人；不过那只是一种如纪念品般的口音，就像一条古董手绢上残留的古龙香水味道。“是一种道德偏见吗？”
“确切说不是。痔疮。”
“性虐如何？拳交？”
“全套？”
“对，亲爱的。皮鞭。铁链。香烟。拳交。如此之类。”
“我想不行。”
“啊，哦？这个是道德偏见么？”
“我不信奉残忍手段。即使它能给人别样的快感。”
“那么说你从没残忍过了？”
“我没这样说。”
“站起来，”她说。“脱掉上衣。转过身。再转。再慢点。太糟糕了，你要是还高一点儿就好了。不过你身材不错。肚子平坦有型。你那东西怎么样？”
“从没有人跟我抱怨过。”
“也许我们的观众要求会更苛刻些。你瞧，他们经常问这问题：他小弟多大？”
“要看看吗？”我说，一面做出要拉开我超低特价的罗伯特·霍尔裤子裆口的样子。
“没必要这样没品，琼斯先生。你会明白，虽然我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却不是个没品的人。好吧坐下。”她一面说，一面又将我们的龙舌兰酒杯斟满。“刚才一直是我在问。你想要了解些什么不？”
我想了解的是她的生活经历；少有让我如此短时间就感到好奇的人。也许她是希特勒难民，汉堡“堕落大道”——莱泊帮大街上的一位沙场老手，二战前移民到了墨西哥？我还在想很可能她并不是这家商号的幕后老大，而像大多数美国妓院业主和色情咖啡馆老板那样，只是黑手党企业的前台掩护。
“你舌头被猫吃啦？好吧，我肯定你想知道我们的财务协议。每小时标准收费是五十美元，你我对半分，虽然客人给你任何的小费都归你。当然，收费也是有差别的；某些情况下你挣得的远不止这个数。而且，你每介绍一位合格的客人或员工，还会有红利。怎么样？”她说，眼睛像一对枪筒瞄着我，“还有许多规章制度你必须得遵守。不得吸食毒品或过量饮酒。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与客人直接接洽——所有的业务都必须通过服务中心。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得与客人有社会交往。任何企图与客人私下交接的行为都将导致你立即被开除。任何敲诈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客人难堪的举动，都将导致极其严厉的惩罚——关于这一点，我说的就不仅仅是开除了。”
这样说：那些西西里岛黑蜘蛛真是这张网的编织者了。
“我说清楚了吗？”
“非常清楚。”
秘书突然插了进来。“华莱士先生电话。非常急。我想他是喝醉了。”
“我们对你的意见不感兴趣，布奇。直接把这位先生的电话接进来。”她伸手拿起一个话筒——她桌子上有好几部电话。“这里是塞尔夫小姐。你好吗，先生？我原以为你在罗马呢。噢，我在《时报》上看到的。说是你在罗马，去拜会了大主教。哦，你肯定说得对：那个地方！是的，我听的很清楚。明白。明白。”她在一个便笺簿上快速记录着。我看得明白，因为倒着念字乃是我的一项天赋：广场宾馆713套间华莱士。“对不起，冈波已不在这儿了。这些黑人小孩，一点不靠谱。不过，我们会马上派人过来。哪里哪里。谢谢您。”
然后，她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子。“华莱士是个极其有价值的客人。”她又盯了我好一会儿。“他名字不叫华莱士。我们叫客人都用化名。员工也是这样。你名字叫琼斯。我们会叫你史密斯。”
她撕下那张便笺，捏成一个小球，扔给我。“我想这个你应付得下来。不是真正……真枪实干。更多是一种……护理问题。”
我用广场宾馆大厅里一台脏兮兮的金色内线话机给华莱士先生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只狗——话筒咵嚓一声响，接着传来汪汪的一阵狂吠。“嗨嗨，只是我的狗，”一个玉米饼声音解释道，“每次电话响，他都抢电话。你服务中心来的吗？好，溜上来吧。”
客人打开门时，他的狗闪电般冲进走廊，朝我扑过来，就像一名纽约巨人队后卫。那是一只黑色斑点英国斗牛犬——两英尺高，大约有三英尺宽；他应该有一百磅重，朝我扑过来时的力道如飓风般把我刮到了墙根边。我大声叫喊；狗主人笑道：“别害怕。比尔老弟，他只是表示亲热。”一点儿没错。那欲火中烧的混账东西像一匹打了针的种马骑着我的腿。“比尔，别玩了，”比尔的主人命令道，他的声音因为杜松子酒而有些结巴。“我说认真的。够啦。”最后，他给这色魔的项圈上系上链子，才把他从我身上拉开，一面说：“可怜的比尔。我一直没状态带他出去溜达。两天没出去了。因此我这才叫服务。第一件事我想请你做的，就是带他去公园遛遛。”
在我们走到公园之前，比尔一直都挺安分。
一路上，我都在寻思华莱士先生这个人：五短三粗一个大肚酒桶，简明的嘴唇上粘着假胡子。时间埋葬了他的俊容，因为他过去算是相当上得了台面的一个人；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尽管只见过他一次，并且是大约十年前的事了。但我还清晰记得早先对他的那一瞥，因为那时，他是呼声最高的美国剧作家，而且在我看来，也是最优秀的剧作家；同时，那幕特别的场景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午夜后的巴黎，在屋顶公牛饭店的酒吧里，他和三个人坐在一张粉红色台布的桌前，其中两位身穿英国法兰绒的是身价不菲的小骚货、科西嘉岛海盗，而第三位不是别人，正是萨姆纳·威尔斯——《机密》迷们还会记得美国前副国务卿、卧车列车员兄弟会最伟大的好朋友——威尔斯先生。当威尔斯阁下被白兰地浸泡得跟泡坛桃子似的时候，他开始咬两个科西嘉人的耳朵，那活生生的造型才叫有趣，至今还教人记忆犹新。
秋天里散步的路人悠闲地漫步在公园傍晚的小路上。一对日本夫妇爱心泛滥，停下脚步逗比尔玩；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脑子有问题：又是拽他卷曲的尾巴，又是拥抱他的——对此我倒是能理解，因为比尔那凹陷的脸、卡西莫多似的腿，还有那令人费解的扭曲的体形正符合东方人的审美癖好，正如他们喜欢盆栽，喜欢矮鹿，喜欢将金鱼养得五磅重。然而，我本人不是东方人，当比尔将我引诱到草坪里的一棵树下，突然再次向我发动性攻击时，我真个是不喜欢。
我完全不是这般执意的强奸犯的对手，为求权宜计我干脆仰面躺在草地上，任他胡作非为——甚至是鼓励他：“就这样，宝贝。让我爽个痛快。干我。”我们还有观众——几张起伏的人脸，在我们撒欢的情人那情欲炽盛的鼓泡眼看不到的远处。某个女人厉声道：“你个肮脏的堕落鬼！不要再虐待那动物啦！为什么就没人打电话报警呀？”另一女人说：“阿尔伯特，我想回尤蒂卡。今晚上。”垂涎吐舌的比尔喘息着，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在傍晚的余晖落尽之前，我湿透了的罗伯特·霍尔裤子还不是比尔对我造成的唯一伤害。我将他送回广场宾馆，走进套间的门厅时，踩着一大坨潮乎乎的屎——比尔拉的屎，一个趔趄，摔了个嘴啃地——摔在又一坨屎上。我对华莱士先生说的唯一一句话是：“介意我冲个澡吗？”他说：“我从来都这要求。”
不过，如塞尔夫小姐所说，华莱士先生，就像邓尼·福茨，对性不那么感兴趣，更喜欢的是聊天。“你是个不错的孩子，”他忠告我说。“哦，我知道你不再是个孩子。我还没醉到那程度。我看得出来你走过了不少里程。但无所谓，你是个不错的孩子；这都写在你眼睛里。受伤的眼睛。受伤与受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吗？唔，我猜那不是你的行当。但你是他笔下人物的一种。受伤与受辱。我也如此；所以说我跟你在一起感到安全。”他转动着眼珠，环视被台灯照亮的卧室，就像一位间谍；这房间看上去像是被一股堪萨斯旋风刚刚卷过——脏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满屋的狗屎，地毯上一摊摊还没全干的狗尿。比尔睡在床脚边，他的鼾声里面，流露出性交后的忧伤。至少他让他的主人和他主人的客人可以共享一张床铺，床上的客人裸身，主人穿戴整齐，包括脚上的黑皮鞋，还有一件口袋里装着铅笔和一副角框眼镜的马甲。华莱士先生一只手里抓着一个漱口玻璃杯，里面满满一杯原汁苏格拉威士忌，另一只手里一支雪茄，烟头上颤巍巍积聚的烟灰越来越长。偶尔，他会伸手过来抚摸我，一次，滚烫的烟灰灼伤了我的肚脐；我想是故意的，但又认定或许不是。
“安全得如同一个遭追杀的人。一个杀手在身后紧追不舍的人。我很可能会突然横死。如果我突然死了，那不会是自然死亡。他们会尽可能弄得像心脏衰竭。或者是意外事故。但答应我不要相信。答应我你会写信给《时报》，告诉他们是谋杀。”
跟醉汉和疯子说话，永远都要保持逻辑性。“可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危险，为什么不报警呢？”
他说：“我不喜欢告密。”接着又补充道，“我反正都是个要死的人了。死于癌症。”
“什么样的癌症？”
“血液。咽喉。肺。舌头。胃。大脑。屁眼。”酒鬼最是藐视烈酒的味道；他一口吞下半杯威士忌，打了个酒颤。“全都是始于七年前，当时所有的批评家都将矛头对准我。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把戏，迟早批评家会看穿它们。那倒没什么；只要能识别出你来，他们会一直爱你。我的错误在于我讨厌了自己过去的把戏，于是学了一些新的来。批评家们受不了这个；他们痛恨多样化——他们不喜欢看到一个作家成长或者有任何的改变。于是癌症就从这时开始了。在批评家开始说旧的那些把戏是‘纯粹的诗力量’而新的把戏是‘蹩脚的装腔作势’的时候。六次一连串的失败，四次在百老汇，两次在别的地方。他们出于嫉妒和无知，在谋害我。而且没一点羞耻或悔恨。他们哪里在乎那癌症正吞噬着我的大脑！”然后，他相当自得地说，“你不相信我，是吧？”
“我不相信狂奔了七年的癌症。那不可能。”
“我是个要死的人了。可你却不相信。你根本不相信我患了癌症。你认为这一切都应该是心理医生的事。”不，我想的是：这是个矮胖的家伙，脑袋里装着一个夸张的念头，就像他自己笔下漂泊的女主人公，通过向完全陌生的人呈上半真半假的谎言，以寻求注意与同情。找陌生人是因为他没有朋友，而他没有朋友是因为他唯一怜悯的人是他故事里的人物和他自己——所有其他的人都是观众。“但我告诉你，我确实在看心理医生。我两年里每星期五天每小时花六十美元。而那狗杂种唯一做的就是干涉我的私生活。”
“他们收钱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干涉别人私生活？”
“别跟我耍嘴皮子，老伙计。一点不好笑。科维医生毁了我的生活。他劝我说我不是同志，我不爱弗雷德。他告诉我如果不摆脱弗雷德，我的作家生涯就完蛋了。但事实却是，弗雷德是我生命中唯一有意义的东西。也许我不爱他。可他爱我啊。他让我的生命不致支离破碎。他不是科维说的骗子。科维说：弗雷德并不爱你，他爱的是你的钱。真正爱钱的却是科维。嗯，我不愿离开弗雷德，于是科维偷偷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说，如果他不全身退出，我就会酗酒而死。弗雷德打理行装，消失了。直到科维医生非常得意地坦陈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对他说：你看，弗雷德相信你的话，因为他太爱我了，所以宁愿牺牲自己。但我错了。因为当我们找到弗雷德时——我雇了私家侦探才在波多黎各找到他——弗雷德说他唯一想做的就是一拳打破我的鼻子。他认为是我叫科维给他打电话的，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一个阴谋。不过我们还是和好了。这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六月十四日，弗雷德在纪念医院做的手术，七月四日去世的。他才三十六岁。但他不是假装的；他真得了癌症。那就是心理医生干涉你私生活的结果。看看这混乱样儿！想象一下不得不招妓男妓女来遛比尔。”
“我不是妓男。”尽管我也不知道何必要抗议：我现在是妓男，过去也一直是。
他嘲讽地哼了一声；跟所有脆弱的人一样，他也是个冷心肠。“怎么样？”他说，一面抖落雪茄上的烟灰。“翻过身，把腮帮子张开。”
“对不起，但我不受。攻，可以。受，不行。”
“哦……”他说，拖长的声音如红薯饼那么浆糊，“我不是想要干你，老伙计。我只是想把雪茄灭掉。”
乖乖，我得赶紧逃离这地方！——我抓起我的衣服钻进盥洗间，闩上门。穿衣服的时候，我能听见华莱士先生自言自语在打趣。“老伙计？”他说，“你不会认为我真要这样做吧，老伙计？我不明白。再没人有一点幽默感了。”但当我从盥洗间出来时，他已开始轻声打鼾了，与比尔震耳的鼾声形成轻柔的伴奏。雪茄仍在他指间燃着：很可能某一天身边没人救他时，华莱士先生会如此走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