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许是一只害群的黑羊，但我的蹄子却是金子做成的”

P·B·琼斯，

乘兴之语

那个星期，我神圣的雇主——维多利亚·塞尔夫小姐三天之内安排我出场了七次“约会”，尽管我从支气管炎到淋病，借口找尽。如今，她又试图说服我出镜一部色情片（“P·B，听我说，亲爱的。这是个上档次的东西。有脚本。我可以一天给你两百”）。但我根本不想涉足那样的东西，不单是现在。

可是，昨天夜里我感觉血液沸腾难抑，心绪躁动无法入睡；我办不到，我实在没法就这样眼睁睁地躺在如此圣洁的基督教青年会单人小间里，听我的基督教道友们半夜里放屁和在梦魇中呻吟的声音。

于是，我决定步行去距离这里不远的西四十二街，进一座氨水味弥漫的通宵电影宫殿里寻一部电影瞧瞧。我出发时已过了一点钟，我的步行线路携我经过了第八大道的九个街区。妓女、黑人、波多黎各人、几个白人，以及整个街头社会的各个阶层——衣着华丽的拉美皮条男（其中一个戴一顶白水貂皮帽，腕上一个钻石手镯），在门口嗑药嗑得迷迷糊糊的海洛因嗑客，妓男，其中最无畏的要数那些吉卜赛男孩和波多黎各人以及离家出走的红脖子乡下土包子，年龄都不过十四五岁（“先生！十美元！带我回家！整个晚上随你上！”）——如屠宰场上空的秃鹰般在人行道上盘旋。然后是偶尔巡逻开过的警车，车上的乘客因这样的景象看得太多，他们双眼迷蒙，一副兴致索然，视而不见的神情。

我沿途经过装载区酒吧，那是位于四十大街与第八大道路口的一家性虐酒吧；一伙人——一群皮夹克皮头盔的豺狼——挤在人行道上大笑叫嚷，中间围着一个年轻男子，穿着与其余人等一模一样，伸展四肢躺在人行道与路缘之间，不省人事，他所有的朋友、同事、虐待者——或任他妈你如何称呼的那帮人——正往他身上撒尿，将他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没人在意；好吧，有人注意到，但不过是略微放缓脚步罢了；他们继续往前走去，除了一群实在看不下去的妓男妓女——有黑有白，其中至少一半都是异装癖男——不停地朝那伙撒尿的人吼叫（“别这样子！哦，别这样子！你这些娘娘腔。你这些龌龊的娘娘腔！”），并拿手中的钱包打他们——后来，那群夹克男孩调转水龙头向他们喷去，一面笑得更欢了，这些身穿紧身裤，头戴超现实主义假发（蓝莓，草莓，香草，非洲金）的“女孩”扭着屁股沿街四下奔逃，一面尖声大叫，却又快感十足：“基佬。娘娘腔。龌龊下流的基佬。”

他们聚在街角，犹豫着是否要嘘一位布道者，或者是一个口才平庸的演说家，一个吞噬妖魔鬼怪的伏魔师，因为见他正猛烈地朝一群来来去去，无精打采的听众狂轰滥炸：妓女，毒贩与叫花子，以及刚刚从港务局汽车终点站下车的穷白鬼乡巴佬。“是的！是的！”布道者尖叫道——一家热狗摊闪烁的灯光染绿了他年轻、紧张，充满饥渴的歇斯底里的脸。“魔鬼正在你们体内兴奋地打滚，”他尖叫道，他那俄克拉何马口音刺耳如带刺铁丝网。“魔鬼就蹲伏在那里，你们的罪恶把他喂得肥肥的。让主的光明将他饿得无处藏身吧。让主的光明升举你们上天堂吧——”

“哦是吗？”一个娼妓叫道，“没有啥样子的主能把你这样重的人举上天堂。你满肚子大便。”

布道者恨得嘴角直抽，简直要发疯。“渣滓！垃圾。”

一个声音回复他道：“闭嘴。不要骂他们。”

“啥？”布道者再次尖叫道。

“我比他们好不到哪里去。而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同样是人。”突然，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心里道乖乖噢乖乖，耶稣啊，小子，你这是疯啦，你脑子从耳朵里流出来啦。

于是，我赶紧溜进前面最近的一家电影院，也顾不得看里面放的什么电影。在大厅里，我买了一块巧克力和一袋奶油爆米花——早饭后我还没吃过任何东西。然后，我在楼座上找到一个座位，却不曾想犯了个错误，因为这种二十四小时营业场所的楼座正是那些不知疲倦的性猎人在一排排座位间来回穿梭游荡之地——不成样子的妓女，六七十岁的女人，为一美元（“五十美分？”）就愿为你吹；还有什么也不要就可以提供同样服务的男人，以及其他的男人，那些有时十分因循旧道的主管之类的人，他们似乎特别擅长搭讪那些数不清的昏睡的醉汉。

然后，银幕上我看见了蒙哥马利·克利夫特与伊丽莎白·泰勒。《美国悲剧》，这电影我至少看过两遍，并不是因为它如何了不起，不过影片到底还是不错，尤其是结局的一幕，在这特定的时刻徐徐展开：克利夫特和泰勒站在一起，中间隔着牢房铁栅门，一间死囚牢房，因为克利夫特仅有几个小时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克利夫特已是他那件灰色死囚衣包裹下的一具诗化的幽灵，而十九岁的泰勒光彩耀目，娇嫩欲滴如一支雨后丁香。悲伤。悲伤。足以让残酷成性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飙泪。我被满嘴的爆米花给哽住了。

电影结束，随之又马上开始放映《红河》——一个牛仔爱情故事，主演是约翰·韦恩和刚才的蒙哥马利·克利夫特。这是克利夫特的第一个重要电影角色，正是这一角色让他成了一个“明星”——回想起来，我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

还记得特纳·博特赖特吗，那个已故的，不那么受人悼念的杂志编辑，我从前的导师（和死敌），那位被一个因吸毒而发狂的拉美人暴打致心脏停止跳动，眼珠子从脑袋里爆出来的亲爱的人儿？

一天上午，当时我还承着他的恩宠，他给我电话，邀请我去参加晚宴：“就一个小型聚会。总共六人。我为蒙弟·克利夫特举办的。你看过他新近的一部电影——《红河》吗？”他问道，并进而解释说他认识克利夫特很久了，在他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演员，还是阿尔弗雷德·朗特之类演员的门生之时就认识他了。“因此，”博帝说，“我问他是否有什么人他特别希望我邀请的，他说有，多萝西·帕克——他一直想见多萝西·帕克。我心里想哦我的上帝——因为多蒂·帕克如今已是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你永远不知道她那张脸什么时候会一头栽进汤钵里去。但我还是给多蒂去了电话，她说哦如果能来她会万分激动的。她认为蒙弟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年轻男子。‘但我来不了，’她说，‘因为我已经答应那天晚上跟塔卢拉共进晚餐了。你是知道她的：要是我说不去了，她一定会骂死我。’于是我说听着，多蒂，交给我来处理：我会给塔卢拉打电话，请她也一起来。事情的结果便是这样子的。塔卢拉说她很愿意来，亲—亲—亲爱的，只是有一件事情——她已邀请了爱斯特尔·温伍德，她可否带上爱斯特尔呢？”

这主意真够让人兴奋的，想想吧，这三位可怕的女士齐聚一堂：班克黑德、多萝西·帕，以及爱斯特尔·温伍德。博帝邀约的时间是七点半，这样晚餐前有一个小时的鸡尾酒时间——他亲自下的厨：塞内加尔汤，一个焙盘炖菜，色拉，各式各样的奶酪，还有一个柠檬蛋奶酥。我稍微提前了一点到，想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但博帝身穿一件橄榄绿丝绒夹克，显得镇定自若，一切都井井有条，没什么需要搭手的，除了点蜡烛。

主人给我们每人斟了一杯他“特制的”马丁尼——冰至零度的杜松子酒，加入一滴绿茴香酒。“没加苦艾酒。只加了一丁点绿茴香酒。一种古老的配方，我从维吉尔·汤普森那里学来的。”

七点半变成了八点；到我们喝第二杯酒的时候，其他的客人已迟到超过了一个小时，博帝那编织得光洁细致的沉着镇静开始散线了；他开始啃指甲——一种最没个性特征的嗜好。到九点钟，他爆发了：“我的上帝，你明白我都花了多少工夫吗？我不了解爱斯特尔，但另外三个可都是酒鬼呀。我邀请了三个嗜酒如命的人来吃晚餐！一个就够糟糕了。但却是三个啊。他们竟然一个也不来。”

门铃响了。

“亲—亲—亲爱的……”是班克黑德小姐，身子在与她蓬松起伏的长发同样颜色的貂皮大衣里扭来扭去。“对不起。都是出租车司机的错。他带我们找错了地方。去了曼哈顿西区一个糟糕的寓所。”

帕克小姐说：“本杰明·卡茨。他叫这个名字。那个出租车司机。”

“你记错了，多蒂，”温伍德小姐纠正道，同时几位女士扔掉外套，在博帝的陪同下，走进他灯光昏暗的维多利亚风格客厅，那里一个大理石壁炉里的木柴正兴高采烈地噼啪着。“他名字叫凯文·欧利里。感染了严重的爱尔兰病毒。所以才不清楚自己在往什么方向去。”

“爱尔兰病毒？”班克黑德小姐说。

“酒，亲爱的，”温伍德小姐说。

“啊，酒，”帕克小姐叹了口气。“我需要的正是这东西，”虽然她略微有些飘忽的脚步表明，她恰恰不应该再贪这杯酒。班克黑德小姐吆喝道：“来一杯波旁威士忌鸡尾酒。别那么小家子气。”帕克小姐推说肚子有什么不适，先是推辞不喝，接着又说：“好吧，要不就一杯葡萄酒好啦。”

班克黑德小姐仔细地瞅了站在壁炉旁的我半天，然后突然向前一个俯冲；她个子很小，不过她粗声大气的嗓音和奔涌难抑的活力使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勇武的女斗士。“啊哈，”她眨了又眨她那双近视眼，“这位可是克利夫特先生，我们伟大的新星？”

我告诉她说不是的，我名字叫P·B·琼斯。“我不是什么名人。只是博特赖特先生的一位朋友。”

“不是他的某个‘侄子’吧？”

“不。我是个作家，或者说想要当作家。”

“博帝有太多的侄子了。我真不明白他什么地方找来这么多。混账东西，博帝，我的波旁呢？”

客人们在博帝的马鬃长沙发上坐定，我认定这三个人当中，爱斯特尔·温伍德——一位当时六十出头的女演员——最为迷人。帕克——她看上去像那种在地铁上你会立马给她让座儿的女人，像一个孩子那样弱不禁风，无力得具有欺骗性，似乎一觉睡了四十年方才醒来，一双肿泡眼，嘴里装了假牙，呼吸中散着威士忌酒气。至于班克黑德——她脑袋相对于身体显得太大，双脚太小；然而，她的存在感是如此强大，区区一个房间根本容纳不下：需要有一个礼堂才行。而温伍德小姐则是一个奇异的人物——修长如蛇，挺直如一位中学女校长，戴一顶黑色阔边草帽，整个晚上都不曾摘下；那帽檐的影子遮住了她珍珠白的傲慢的脸，掩盖着——虽然并不太成功——她淡紫色眼睛里隐隐燃烧的淘气的火焰。她此刻正抽着一支烟，并且会一支接一支地抽下去，跟班克黑德小姐一样；帕克小姐亦是如此。

班克黑德小姐借另一支烟点燃了自己的这支，然后宣布道：“昨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在伦敦的萨沃伊。跟乔克·惠特尼在跳舞。多么迷人的一个男士。那对红色的大耳朵，那对酒窝。”

帕克小姐说：“哦？有啥好奇怪的？”

“没啥。只是我有二十年都没想起过乔克了。然后就在今天下午，我看见了他。他正穿过五十七大街，他走一个方向，我走另一方向。他没多少变化——稍微有点发福，有点儿双下巴。上帝呀，那会儿是多么的开心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带我去看球；还有赛马。可是我们在床上从来没有好过。又是这样的情况。有一次，我浪费了五十美元一个小时，去看一个心理医生，想弄明白为什么跟自己真正喜欢的男人从来进入不了状态。而像舞台管理之流我从来看不上眼的人却能让我瘫在床上。”

博帝端着酒杯进来；帕克小姐只一口就干掉了杯里的酒，然后说：“你干吗不直接把酒瓶拿来放桌子上呀？”

博帝说：“我不明白蒙弟是怎么了。至少他可以打个电话吧。”

“喵！喵。”伴随猫的哀号，前门传来指甲抓门的声音。“喵！”

“请原谅，先生，”年轻的克利夫特先生一面说着，一面跌进屋来，他抱紧博帝才站稳了身子。“我一直睡到现在，才睡过了酒劲儿。”要我说的话，我觉得他这酒劲儿并没真的睡过去。博帝递给他一杯马丁尼，我注意到他使劲儿握住酒杯，双手都在颤抖。

皱巴巴的雨衣下面，他穿着一条灰色法兰绒便裤和一件乌龟领套头毛衣；他还穿了一双多色菱形花纹的短袜和一双平底便鞋。他踢掉鞋子，在帕克小姐的脚边蹲下。

“你的故事我喜欢，我喜欢一个女人一直等待电话铃响的那个故事。等待一个想要不理她的男人。她不停地编造理由解释他为何没打电话，恳求自己不要给他打过去。这个我很清楚。我曾有过那样的经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大波金发美眉’——故事里的那个女人吞了所有的药片，却没死成，她醒了过来，还得继续活下去。哇，我可讨厌那样的事儿了。你知道有谁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班克黑德小姐大笑。“当然她知道啦。多蒂经常大把地吞药片，或是割手腕。我记得有一次去医院看她，她两只手腕上扎着粉红丝带，上面还系着可爱的粉红色小蝴蝶结。波布·本奇利说：‘多蒂她要是继续这样，不出多久，总有一天会伤着自己的。’”

帕克小姐争辩道：“本奇利才没说。是我说的。我说：‘我要是继续这样，总有一天我会伤着自己的。’”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博帝蹒跚来回于厨房与会客厅之间，一趟趟地取酒过来，一面为他的晚餐惋惜不已，尤其是焙盘炖菜，因为都快要烧干了。一直到十点之后，博帝才劝得其他人围坐到餐厅桌子上来，而我则负责斟酒，反正那似乎是唯一让大家感兴趣的滋养品了：克利夫特一支烟掉在自己碰也没碰一下的塞内加尔汤碗里，木然地望着空气发呆，好似在扮演一名患弹震症的士兵。他的同伴们装着没有看见，班克黑德小姐继续在讲她那漫无边际的逸闻趣事（“那当时，我在乡下有一套房子，爱斯特尔还跟我在一块儿，我们舒展四肢躺在草坪上听收音机。那是个手提式收音机，最早期的那种产品。突然一名新闻播音员插了进来；他说他受命准备播报一条重要消息。结果是关于林德博格绑架案的。说一个人如何借助梯子翻进一间卧室，然后偷走了婴儿。新闻播放完毕，爱斯特尔打了个哈欠说：‘唔，我们跟那种事可是八竿子打不着，塔卢拉！’”）。她还在讲着自己的故事，帕克小姐却做出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甚至班克黑德小姐也哑了声。眼中噙着泪花，帕克小姐轻轻抚摸着克利夫特那神情恍惚的脸庞，她粗短的手指温情脉脉地轻轻抚过他的额头、他的面颊、他的嘴唇、他的下巴。

班克黑德小姐道：“讨厌，多蒂。你以为你是谁呀？海伦·凯勒吗？”

“他真美，”帕克小姐低声自语道。“细腻。那么的精致。我见过的最美的年轻男子。好可惜他却喜欢舔鸡巴。”说完，她小女孩般大睁着双眼，一副甜甜的样子，说：“噢。噢天哪。我有说错什么话吗？我是说，他喜欢舔鸡巴，是吗，塔卢拉？”

班克黑德小姐说：“唔，亲—亲—亲—爱的，我真—真—真—的不知道。他从来没舔过我的鸡巴。”

我眼睛已睁不开；太无聊了，这部《红河》，厕所消毒剂浓烈的味道也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得去喝一杯，随即便在三十八大街和第八大道路口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得以如愿。这时差不多到了打烊时间，不过一台自动点唱机还在转动着，一名水手自个儿在和着音乐跳舞。我要了一杯三份分量的杜松子酒。我打开钱夹，一张名片从里面掉了出来。一张白色的商务名片，名片上有一个男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罗杰·W·阿普尔顿农场，711信箱，兰卡斯特市，宾夕法尼亚州。电话：905-537-1070。我怔怔地看着名片，想不明白它是怎样到自己手里来的。阿普尔顿？咕噜噜一大口杜松子酒唤起了我的记忆。阿普尔顿。当然啦。我们塞尔夫服务中心的一位客户，少有的一位让我有愉快回忆的客人。我们在耶鲁俱乐部他的房间里共处过一个小时；一个年纪颇大的男人，但有过风雨历练，强壮，有型，握手简直要捏碎你骨头。一个不错的人，很开朗——他告诉过我他很多的事情：他第一任太太去世后，他又娶了一位年轻许多的女子，他们住在一片绵延起伏的农场上，那里到处是果树和遍野的奶牛以及奔腾跌宕的窄小溪流。他给了我他的名片，并让我给他打电话，欢迎随时去做客。在自艾自恋的拥抱中与酒精的怂恿下，我全然不顾及这时至少应是凌晨三点了，居然叫酒吧招待给我五美元的二十五美分硬币。

“对不起，兄弟。可我们就要关门了。”

“求你啦。有急事。我要打一个长途电话。”

他一面数给我硬币，一面道：“无论是何方女子，她也不值得你这样。”

我拨了这个号码，接线员要求再加四美元。电话响了六七声，才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接了电话。因为睡意，她的声音低沉而迟缓。

“你好。阿普尔顿先生在吗？”

她迟疑了一下。“在。但他在睡觉。不过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

“没。没什么重要事情。”

“请问你是哪位？”

“就告诉他……就说一位朋友给他打来电话。他冥河彼岸的一位朋友。”

且回头说说那个冬日的下午，我在巴黎第一次见到凯特·麦克劳德的事吧。我们一行三位——我本人，我年幼的杂种狗“狗杂种”，还有阿瑟斯·内尔森——全挤在丽思酒店内一部贴着绸缎衬里的狭窄电梯里。

我们坐到顶层，然后下了电梯，顺着堆放着一溜老式扁行李箱的走廊往前走，阿瑟斯说：“当然，她并不清楚我带你来这地方的真正原因……”

“这样说的话，我也不清楚啊！”

“我只是对她说，我发现了一位非常了不得的按摩师。你知道，去年她一直遭受着背痛病的折磨。她换过无数医生，这里的和美国的。有人说是椎间盘突出，有人说需要做脊柱融合术，但大多数人都认同说这是身心失调所致，是一种虚病。可问题是……”他打住了话头。

“是啥？”

“可我告诉过你的。刚才。我们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我们谈话的丝丝缕缕在我脑海里回放。凯特·麦克劳德是德国工业家、据传是全世界最富裕者之一的阿克塞尔·耶格的妻子，两人目前分居。早些时候，她十六岁时，曾嫁与弗吉尼亚州一位富有的养马人的儿子为妻。她的爱尔兰父亲曾在这人家里做过驯马师。那次婚姻终结的理由很充分——严酷的精神折磨。之后，她移居巴黎，并在这些年里，成为一位受时尚报刊青睐的女神：凯特·麦克劳德赴阿拉斯加猎熊，踏上非洲游猎之旅，现身金融家罗思柴尔德的舞会，与格蕾丝王妃一同现身巴黎赛马大会，登临希腊船业大亨斯塔夫洛斯·尼阿科斯的游艇。

“问题是……”阿瑟斯寻词儿道。“正如我对你说过的，她身处险境。她需要……唔，有人陪着她。一位贴身保镖。”

“靠，我们干脆把‘狗杂种’卖给她不就得了么？”

“求你了，”他说。“这不好笑的。”

那是阿瑟斯所说过的最真实可信的话。在一个黑人妇女打开房门之际，要是我能预见他正把我引入怎样的迷宫，那该多好啊。那黑人妇女穿一套干净利落的长裤套装，脖子上和手腕上盘绕着无数的金链。她嘴里也满是黄金；她那具假牙与其说是牙齿，倒不如说是一种投资。她一头卷曲的白发，圆圆的脸上没一丝皱纹。要是叫我猜她年龄，我会说四十五，四十六；后来，我得知她是个童养媳。

“柯琳！”阿瑟斯大叫道，并亲吻了那女人两边面颊。“最近还好吧？”

“从没这样好过，也从没这样糟过。”

“P·B，这是柯琳·本尼特，麦克劳德太太的家勤。嗯，柯琳，这是琼斯先生，按摩师。”

柯琳点了点头，但她眼睛一直紧盯着蜷缩在我胳膊下的狗。“我想知道的是，那只狗叫啥？最好不是送给凯特小姐的礼物。她一直都念叨着要再养一只狗，自从菲比——”

“菲比？”

“我们不得不把她给杀了。不久后的某一天他们也将这样对待我。但别跟她提这个。不然又要刺激到她了。行行好，我从没见过有大人哭成这样子的。来吧，她在等着你们呢。”然后，她又压低声音，补充道，“那个阿普费尔多夫太太跟她在一起。”

阿瑟斯扮了个怪相；他看着我，似乎要说什么，但这其实没有必要；我翻阅过足够多的《Vogue服饰与美容》和《巴黎竞赛》杂志，非常清楚佩拉·阿普费尔多夫为何许人。南非一个顽固的种族主义铂金大亨的老婆，跟凯特·麦克劳德匹敌的一位世界级人物。她是巴西人，私下里——虽然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她的朋友都叫她黑公爵夫人，暗指她并非她自称的纯正葡萄牙后裔，而是一个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孩子，身上有相当一部分的印第安血统——如果传言真实的话，对于那个希特勒似的阿普费尔多夫先生这可是一个不小的玩笑。

那套寓所紧挨在宾馆的屋檐下；每个房间里都有偌大显眼的圆形屋顶窗，透过窗户可以俯瞰旺多姆广场；这些房间都一般大小，起初它们都是服务员单人间，但凯特·麦克劳德将其中六间串成一体，并将每间根据特定功用进行了装饰。其结果就是，它们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整排一间挨一间的公寓房，不过装修却非常的豪华。

“凯特小姐？先生们到了。”

如同中了魔法，还没明白咋回事，我们便已进到了凯特·麦克劳德的卧室。“阿瑟斯。我的天使。”她坐在一张床的边沿，正梳理着头发。“来杯茶吗？佩拉正好在喝茶。或是来杯酒？不要？那我要一杯。柯琳，给我来一滴马鞭草酒好吗？阿瑟斯，你怎么不把我介绍给琼斯先生认识一下呢？琼斯先生，”她向安坐在床边一张椅子上的阿普费尔多夫太太吐露心声，“将驱走我脊柱里的魔鬼。”

“哦，”头发油滑光泽似乌鸦，声音也似乌鸦般粗哑聒噪的阿普费尔多夫太太说，“我希望他比派给我的那虐待狂、那小日本莫那要强。我再也不会信任莫那了。也不是说我过去就信任过那小日本。你真不敢相信都是怎样的状况！他让我赤身裸体躺在地板上，然后，他光着脚，站在我脖子上，在我背上来回走来走去，简直可以说就是在舞蹈。那个痛苦啊。”

“哦，佩拉，”凯特·麦克劳德充满怜悯地说。“你知道什么叫痛苦呀？我才在圣莫里茨待了一个星期，从没见过一对滑雪板。从没走出过我房间半步，除了去看海尼。就那样躺着，一边嘎嘣嘎嘣地嚼多睡丹，一边祈祷。阿瑟斯，”她一面说，一面把立在她床边一张桌子上的一个银质相框递给阿瑟斯，“这是海尼最近的一张照片。可爱吧？”

“这是麦克劳德太太的儿子，”阿瑟斯解释说，同时给我看相框里的照片：一个胖嘟嘟的小孩，表情严肃，严实地包裹在围巾、皮衣、皮帽里，手里拿一个雪球。我这才注意到，房间里到处都摆着这同一个男孩不同年龄时候的照片，足有几十张之多。

“很可爱。他现在多大了？”

“五岁。哦，四月份满五岁。”她又继续梳理头发，不过动作生硬，带有破坏性。“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他们从不让我单独见他。亲爱的弗雷德里克叔叔和亲爱的奥托叔叔。那两个老处女。他们总是守在一旁。盯着。数亲吻了多少下，随时准备着钟点一到，就立马把我请出门。”她一把将梳子扔到了屋子对面，惹得“狗杂种”汪汪直叫。“那是我自己的孩子呀。”

黑公爵夫人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就像乌鸦在漱口。她说：“绑架他。”

凯特·麦克劳德大笑，跌坐在一堆波特豪特枕头里。“不过说来也奇怪。从上周到现在，你是第二个给我提这主意的人了。”她点燃一支烟。“我并非真的就从没出过门。在圣莫里茨，我是出去过。两次。一次是出席为伊朗国王举办的晚宴，另一个晚上是去国王俱乐部参加一个叫明戈的疯狂放荡客的聚会。然后我遇见了这个非凡的女人——”

阿普费尔多夫太太说：“多洛莉丝去了吗？”

“去哪儿？”

“参加伊朗国王的聚会。”

“人太多啦，我记不起来了。问这个干吗？”

“没啥。只是一些传言。谁主办的呢？”

凯特·麦克劳德耸耸肩。“某个希腊人。利瓦诺斯家的人吧，我想。晚宴后，国王陛下又施展起了他的绝活：让所有人在桌子边上坐几个小时，听他讲毫无趣味的笑话。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波斯人。个个都笑得鬼哭狼嚎，即便是他们一个字也没听懂。看着法拉赫·狄巴才真是让人痛苦；她的脸红得跟啥似的——”

“听样子似乎跟我们一起在格施塔德萝实学院上学的时候相比，他还真是没咋变呢。”

“我让尼阿科斯坐我旁边，可仍没用。他喝下肚去的科涅克上等白兰地都足够用来腌犀牛了。他突然转向我，非常挑衅的样子，对我说：‘看着我的眼睛。’呵，我根本做不到——他的眼睛失焦了。‘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让你觉得最快乐？’我告诉他睡觉。他说：‘睡觉。那是我所听说过的最可悲的事情。你有成千上万年的时间睡。听我给你说什么东西让我最快乐。打猎。杀戮。在密林中悄悄潜行，射杀老虎、大象、狮子。然后，我又归于一个和平的人。开心。对此你有何评价？’我说：‘那是我所听说过的最可悲的事情。杀戮与毁灭，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而不是快乐。’”

黑公爵夫人微微颔首，赞同道：“的确，那些希腊人心肠可真够狠毒的。那些富有的希腊人。他们跟人类的相似度就如同郊狼之于狗。郊狼样子像狗；但它们当然不会是狗了——”

阿瑟斯插话道：“可是，凯特，你喜欢打猎啊。这个你作何解释？”

“我打猎只是为好玩。我喜欢漫步，喜欢荒野。我唯一杀过的就是一头科迪亚克熊，而且还是出于自卫。”

“你可射过一个人啊，”阿瑟斯提醒她道。

“只是打在了腿上。他也活该。他杀了一头白豹。”柯琳端着一杯马鞭草酒进来了，阿瑟斯说的没错——那酒和她深绿色的眼睛简直绝配。“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在明戈的方丹戈舞狂野派对上遇到的这位了不起的女人。她在我一旁坐下，说道：‘你好呀，宝贝。我听说你是美国南方女孩，我也是。我来自亚拉巴马州。我叫维吉尼亚·希尔。’”

阿瑟斯说：“那个维吉尼亚·希尔？”

“噢，直到明戈给我讲了，我才意识到她是如此响当当的一个人物。我以前从没听说过她。”

“我也没听说过，”阿普费尔多夫太太说。“她是谁呀？演员？”

“一个匪徒的姘头，”阿瑟斯告诉她道，“头号通缉犯。联邦调查局在美国每一个邮局都贴有她的照片。我读过一篇关于她的文章，标题叫‘地下麦当娜’。所有人都在找她，不仅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但主要还是她以前那些匪徒朋友：他们担心她一旦被联邦调查局抓住，可能会吐出太多太多的东西。当形势太过于严峻时，她逃往墨西哥，跟一位奥地利滑雪教练结了婚；那之后，她一直藏身于奥地利和瑞士。美国人一直没能将她引渡回国。”

“我的上帝，”阿普费尔多夫太太画了个十字，“她肯定是一天到晚都心惊胆颤的。”

“不是心惊胆颤。是绝望，甚至可能自杀过；不过，她戴着一副快活开朗的面具，让人真以为她就那样性格。她一个劲儿地搂我，捏我，对我说：‘能跟家乡来的人聊聊天真好。妈的，你可以把整个欧洲揉成一团，塞进屁眼里。瞧见我这手没有？’她把一只手给我看；上面包裹着药膏和纱布，然后她又说：‘我老公跟一个只长脸蛋不长脑子的蠢妞被我捉奸在床，我打碎了她的下巴。我本来也要打破我老公下巴的。如果他不跳窗跑掉的话。我猜你知道我在国内所有那些麻烦事儿；不过有时我觉得，倒不如回去，把事情作个了解，倒还好一些。我在这地方，跟蹲监狱也没什么两样。’”

阿瑟斯说：“可她到底啥样子呢？美吗？”

凯特想了想。“跟美不沾边，不过很漂亮，很妩媚，像路边餐馆服务员那样妩媚。她脸蛋不错，不过是双下巴。我想象不出来她一对奶子有多重——至少好几公斤吧。”

“求你啦，凯特，”黑公爵夫人埋怨说。“你知道我不喜欢那样的字眼。奶子。”

“噢，对。我老是记不住。你是巴西修女教育出来的。别说这个了，我要说的是，突然这女人将嘴唇贴着我耳朵，悄声道：‘你怎么不绑架他？’我只是怔怔地望着她；我不明白她在说啥。她说：‘你了解我的一切，而我呢也了解你不少。你如何跟那个混账的德国佬结的婚，他又如何把你一脚踢出门，还不给你孩子。听着，我也是个做母亲的人。我有个儿子。所以我知道你心里的感受。他有钱有势，再加上欧洲这样的法律，你拿回孩子的唯一办法就只能是绑架。’”

“狗杂种”呜呜哀鸣；阿瑟斯在口袋里将几枚硬币弄得叮当响；阿普费尔多夫太太说：“我认为她说的一点没错。而且可行。”

“对，可行，”阿瑟斯说。“相当他妈危险的一件事。不过的确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