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佐藤博士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而且我相信我的记忆没有丝毫偏差。现在说起来准有十六年了，是我搬进那座房子之后的第二天。我记得那是夏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正在外面整理栅栏，或者是往门上钉什么东西，一边跟路过的新邻居们打着招呼。我背对小路忙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有人站在我身后，似乎在注视着我干活。我转过身，看见一个年纪跟我相仿的男人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新刻在门柱上的我的名牌。

“这么说，您是小野先生，”他说，“哎呀，真是不胜荣幸。像您这样地位的人住到我们这里，真是莫大的荣幸。我个人也跟艺术界沾点儿边。我叫佐藤，是京都大学的。”

“佐藤博士？哎呀，久仰大名，幸会幸会。”

我记得那天我们在我家门外聊了一段时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佐藤博士几次提及我的作品和事业。我记得他继续往山下走去时，又一次重复类似的话：“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住到我们这里，真是莫大的荣幸，小野先生。”

从那以后，我和佐藤博士每次相遇都会恭敬地互致问候。当然，自从第一次交谈之后，我们很少停下来深聊，直到最近的婚事把我们的关系拉得更近。可是我对初次相逢的记忆——佐藤博士认出门牌上我的名字——足以使我相信我的长女节子至少在上个月她试图暗示的几件事上是大错特错了。比如，佐藤博士不可能以前对我一无所知，直到去年开始商议婚事才不得不弄清我的身份。

今年节子来的时间很短，而且住在仙子和大郎在泉町的新家里，所以那天上午我跟她在河边公园里散步，是跟她好好谈谈的唯一机会。事后，我在脑子里反复思量我们的谈话，我觉得她那天对我说的一些话特别令人恼火，我认为我的感觉不是毫无道理。

不过，我当时不可能细想节子的话，我记得我心情很好，因为又能跟女儿在一起而高兴，而且很长时间没有在河边公园散步了，走在里面感觉心旷神怡。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你也记得，天气还很晴朗，但树叶已经开始凋零。我和节子走在横贯公园中央的林荫大道上，我们说好要在大正天皇的雕像旁边跟仙子和一郎碰头，现在时间还早，我们放慢脚步，时不时地停下来欣赏秋天的景色。

也许您同意我的观点：河边公园是我们城市公园里最令人满意的。在河边区拥挤的大街小巷里穿行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来到浓荫密布的宽敞的林间大道上，肯定会感到神清气爽。如果您刚来到这座城市，不熟悉河边公园的历史，我也许应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一直对这个公园情有独钟。

在公园里，您肯定记得经过一片片孤立的草地，比学校操场大不了多少，你在林荫大道漫步时，能透过树丛看见它们。似乎公园的设计师脑子乱了，让一些计划半途而废。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几年前，杉村明——他死后不久我买下了他的房子——关于河边公园有一些宏伟的计划。我发现杉村明的名字最近很少听见了，但不要忘记就在不久以前，他还是城里无可争议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我听说他曾经拥有四栋房子，你走在这个城里，隔不了多久就会碰到属于杉村或跟他密切相关的企业。后来，在一九二〇年或一九二一年，处在事业巅峰期的杉村决定拿出他的大量财富和资本，投资一个能让他在城市和市民心中永远留下烙印的计划。他打算改造河边公园——当时那是一个毫无生趣、鲜有人光顾的地方——使它成为城市的文化中心。不仅公园面积要扩大，让人们可以在更多的自然环境中放松心情，而且公园里还将有几个闪亮夺目的文化中心——自然科学博物馆，高桥学校的新歌舞伎剧场，他们在白滨路上的那个剧场最近被火烧了，一个欧式风格的演奏大厅，还有，说来奇怪，一个专埋城里死猫死狗的公墓。我不记得还有什么计划了，但那个蓝图无疑是非常宏伟的。杉村希望不仅改变河边区，而且改变整个城市的文化格局，增加北岸的文化份量。正如我前面说的，他试图在城市的风格中永远留下他的印记。

改造公园的计划正在进行，突然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我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但结果是杉村的那些“文化中心”始终没有建成。杉村自己损失了一大笔钱，再也没有恢复他先前的影响力。战后，河边公园直接划归市政府管辖，建了这些林荫大道。杉村的宏伟计划剩下来的就是那一片片空荡荡的草地，那是他计划中的展览馆和剧场所在的地方。

我前面可能已经说过，在我购买杉村最后一栋房子时我跟他家人的交往，并没有特别地使我想起那个人来。不过，最近我每次在河边公园漫步，都会想起杉村和他的那些规划，我承认我开始对此人产生了某种敬仰之情。是的，一个人渴望超越平凡，不甘于庸庸碌碌，无疑是值得敬仰的，尽管他最后失败了，并因为雄心壮志而损失了一笔财产。而且我相信，杉村死的时候并非不快乐。因为他的失败完全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没有尊严的失败，杉村这样的人对此肯定心知肚明。如果一个人是在别人根本没有勇气或意愿去尝试的事情上失败了，那么他从这个角度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肯定会感到一种安慰，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

但我并不想把思绪停留在杉村身上。我前面说到，我那天正跟节子在河边公园漫步，心情很好，虽然她的有些话不太入耳——我是一段时间之后回想起来才完全领会这些话的意义的。当时，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路中央耸立着大正天皇的雕像，我们约好要在这里跟仙子和一郎碰头的，因此我和节子的谈话只好告一段落。我把目光投向雕像周围的那些板凳，突然听见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喊道：“外公来了！”

一郎朝我跑来，双臂张开，似乎想跟我拥抱。可是跑到我跟前，他似乎又克制住了自己，板起面孔，露出一副严肃的神情，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

“你好。”他说，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啊，一郎，你真的长成一个男子汉了。你现在多大了？”

“应该是八岁了。请这边走，外公。我有几件事要跟您商量。”

我和他妈妈跟着他来到仙子坐的那个板凳旁。我的小女儿穿着一件我以前从没见过的鲜艳的裙子。

“你看上去很喜庆，仙子，”我对她说，“似乎闺女一过门，就马上变得认不出来了。”

“女人没必要一结婚就穿得灰头土脸。”仙子快言快语地回答，但听了我的话似乎还是蛮开心的。

我记得，我们都在大正天皇的雕像下坐了一会儿，聊着闲话。之所以约好在公园碰面，是因为两个女儿想要一起去买布料，我就答应带一郎到一家百货商店吃午饭，下午再带他到市中心转转。一郎巴不得赶紧离开，我们坐在那里说话时，他一个劲儿地捅我的胳膊，说：

“外公，让女人自己聊天好了。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呢。”

我和外孙来到百货商店时，已经稍稍过了平常吃午饭的时间，饭店里不那么拥挤了。一郎在橱窗里陈列的各种菜式中慢慢挑选，有一次还转过脸来对我说：

“外公，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吃什么吗？”

“呣，我不知道，一郎。烤热饼？冰激凌？”

“是菠菜！菠菜给你力量！”他挺起胸膛，伸缩着二头肌。

“明白了。那么，这里的儿童套餐有一些菠菜。”

“儿童套餐是给小孩子吃的。”

“也许吧，但是很好吃。外公自己也想要一份呢。”

“好吧，那我也要儿童套餐，陪陪外公。叫那个人多给我盛些菠菜。”

“没问题，一郎。”

“外公，你要尽量多吃菠菜，菠菜给你力量。”

一郎挑选了一张紧挨着大窗户的桌子，等餐的时候，他不停地把脸贴在玻璃上，观察着四层楼下面的繁忙的主街道。自从一年多前节子上我家来过之后，我就没有见过一郎——他因为染病没来参加仙子的婚礼——我很惊讶他这段时间长得这么快。不仅个头高了许多，整个举手投足都变得稳重，不那么孩子气了。尤其是他的眼睛，目光似乎比以前成熟多了。

那天，我注视着一郎把脸贴在玻璃上，观察下面的街道时，看出他跟他父亲长得越来越像了。他身上也有节子的特征，主要是神情和细微的脸部动作。我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一郎跟我儿子健二当年的模样何其相似。我承认，看到孩子们继承了家里其他人的这些特征，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我希望我的外孙能把这些特征一直保留到他成年。

当然，我们并不是只在孩童时期才接受这些细微的遗传。我们在成年初期十分敬仰的某位老师或导师留下的印迹，会在我们开始重新评价甚至排斥他的教诲之后，仍然长期存在。某些特征，就像当年那种影响的影子一样，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一生。比如我发现，我的某些举止特征——我解释什么事情时的手势，我想表达讽刺或烦躁时的语气变化，甚至我喜欢使用的、别人以为是我自己发明的整句话语——我发现所有这些特征，我最初都是从我的老师毛利先生那里学来的。也许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一句：我自己的许多学生也会从我这里学到这些细微的特征。而且我还希望，尽管他们或许会重新评估跟我学习的那些年，但大多数人都会永远为自己学到的东西而心怀感激。从我自己来说，我的老师森田征尔，我们总是叫他“毛利君”，尽管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缺点，但后来每次谈起他来，我都认为，我生活在若叶县山区他家别墅里的那七年，对我的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每当我回忆毛利君的别墅，总是想起从那条通向附近村庄的山路望下去的景象，心里感到特别欣慰。顺着那条山路往上走，别墅就会在下面的山谷里出现，一片深色的长方形木头建筑，掩映在高高的雪松树丛中。别墅的三面是长长的厢房，连起来构成长方形的三边，中间围着一个院子。第四面是一道雪松树篱和大门，把院子整个儿围在中间，可以想象在古时候，那道沉重的大门关上之后，敌人要想进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现在闯进别墅就没那么困难了。在山路上看不真切，其实毛利君的别墅已经荒败不堪。从山路上怎么也猜不到别墅内部一间间屋子的状况，剥落的墙纸，榻榻米的地板有几处破损严重，如果落脚不当心，就有踩穿地板掉下去的危险。实际上，当我试图回忆近处看到的别墅情景时，脑海中浮现的是破碎的房瓦，腐烂的窗格门框，糟朽碎裂的阳台。那些房顶不断出现新的裂缝，一场夜雨过后，每个屋里都弥漫着湿木头和烂树叶的味儿。在有些月份里，昆虫和蛾子大量地侵入，密密麻麻地沾在木头家具上，钻进每一道缝隙，你忍不住担心它们会使别墅彻底倒塌。

在那么多屋子里，只有两三间的状况能使你想起别墅当年的辉煌。其中一间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光线明亮，是专门留给特殊场合用的。我记得毛利君每完成一幅新的画作，都会把他的学生——共有十位——召集到那间屋里。我还记得，进屋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会在门槛上停下脚步，屏住呼吸欣赏支在屋子中央的那幅画作。这个时候，毛利君也许在侍弄花草，或望着窗外，似乎并没注意我们的到来。不一会儿，我们都坐在画作周围的地板上，互相指指点点，压低声音说：“看先生怎样填补画面的那个角落。真是高明！”但没有一个人会说：“先生，这真是一幅杰作！”我们要表现得仿佛老师不在场似的，这是这种场合的一种惯例。

新的画作经常都会有所创新，于是我们中间就会展开激烈的争论。比如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走进屋，迎面看见一幅画：从一个很低的角度看到的一个跪着的女人——角度很低，我们似乎是从地面仰视她。

“显然，”我记得有人评价道，“低角度使女人显得更有尊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这个女人从其他方面来说都显得楚楚可怜。正是这种张力赋予了这幅画含蓄的力量。”

“也许是这样，”另一个人说，“女人确实具有某种尊严，但不是来自于低视角。显然先生是在告诉我们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他是在说，这个视角看上去低，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我们眼睛的高度。先生显然是想把我们从那样武断和局限性的视角中解放出来。他在对我们说，‘没必要总是从惯常的角度来看事物。’正因为此，这幅画才这样发人深省。”

很快，我们都提高嗓门，互相争论着对毛利君用意的看法。我们一边争论，一边不住地偷偷望望老师，而他并不表示出赞成谁的说法。我记得他只是站在屋子那头，双臂抱在胸前，透过窗户的木格栅望着外面的院子，脸上带着饶有兴味的神情。他听我们争论一段时间，便转过身说道：“也许你们应该走了。我还有事情要做。”听了这话，我们便鱼贯走出屋子，同时嘴里再次喃喃说着对新画作的赞赏。

我讲述这副场景时，意识到毛利君的行为会使你觉得有点傲慢。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总是被人仰视和欣赏的地位，或许就更能理解他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了。总是对学生灌输和说教并不可取，在许多情况下，更高明的做法是保持沉默，让学生们有机会思考和争论。正如我说的，任何一个曾经地位显赫的人都会欣赏这种做法。

不管怎么说，关于老师作品的争论可以持续好几个星期。由于毛利君自己始终不作任何解释，我们便把目光投向我们中间的一员——一位名叫佐佐木的画家，当时自诩为毛利君的得意门生。虽然我刚才说了，有些争论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一旦佐佐木对某个问题做出决定，一般就表示争论到此结束。同样，如果佐佐木提出某人的画作有对老师“不忠”的地方，对方几乎总是立刻缴械投降——或者放弃作品，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把作品跟垃圾一起付之一炬。

实际上，据我回忆，我们一起到达别墅后的几个月里，乌龟一次次在这种情形下销毁自己的画作。我虽然很容易就适应了环境，但我这位同伴的作品却经常表现出违背老师观点的元素，我记得我多次替他向我的新同事们求情，分辩说他不是故意对毛利君不忠。那些日子里，乌龟经常神情沮丧地走到我跟前，领我去看他的某幅没有完成的作品，压低声音说：“小野君，请你告诉我，这符合老师的风格吗？”

有时，就连我也恼火地发现他无意中采用了另一种显然大逆不道的元素。其实毛利君的艺术风格不难掌握。那些日子，“现代歌麿[1]”的标签经常用在我们老师身上，虽然当时这个头衔可以轻而易举地授予任何一个专门描绘青楼女子的有为画家，但也确实能够概括毛利君的思想。毛利君有意识地试图把歌麿的传统“现代化”；在他的许多最著名的绘画中——如《系腰鼓》或《出浴》——都是按古典歌麿的方式从背后看女人的。他的作品里还再现了许多类似的古典风格：女人把一条毛巾举到面前，女人梳理长长的秀发。毛利君广泛运用通过女性手拿或身穿的衣物来表达情感的传统技巧，而不是直接描绘女性的面部。但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充斥着欧洲风格的影响，歌麿的忠实崇拜者们会认为这是打破传统。例如，他早就不再使用传统的黑线条勾勒物体，而选用西方的色块，以光和影来制造三维效果。毫无疑问，他的核心风格也是借鉴了欧洲画风：对柔和色彩的运用。毛利君希望在他笔下的女性周围形成一种忧郁的、夜晚般的氛围，在我跟他学习的那些年里，他用色彩做了大量实验，试图捕捉灯笼的光的感觉。正因为此，毛利君的画作中总会有一盏灯笼，或虚或实，这简直成了他作品的标记，乌龟来到别墅一年之后，用起颜色来效果完全不对，他心里还挺纳闷，明明记得画上了一盏灯笼，为什么又被指责为不忠实老师的风格呢？这大概足以说明乌龟在领会毛利君的艺术要素时是多么迟钝了。

虽然我多次求情，但佐佐木之流对乌龟的问题没有什么耐心，有时，气氛变得像他在竹田大师的公司一样紧张，充满火药味。后来——我记得那是我们进入别墅第二年的时候——佐佐木发生了变化，这变化使他遭受的敌意比他曾经强加给乌龟的更加厉害和凶险。

一般来说，每群学生当中都会有一个领头人——老师格外欣赏他的才能，挑出来让其他人仿效。这位尖子学生对老师的思想领会得最透彻，一般就会像佐佐木那样，向能力较差或经验不足的学生解释这些思想。同样，正是这位尖子学生最有可能看到老师作品中的缺憾，或形成跟老师观点有分歧的思想。当然啦，从理论上说，一位好老师应该接受这种倾向——是的，作为他把学生培养成熟的一个标记。然而，实际上其中牵扯的情绪非常复杂。有时，当一个人投入许多时间精力培育一个有天赋的学生时，就很容易把这种艺术上的成熟看成是一种背叛，于是就会出现一些令人遗憾的局面。

是的，在佐佐木跟老师发生争论之后，我们对佐佐木的态度是有失公允的，不过此刻在这里回忆这些事情似乎意义不大。但我清楚地记得佐佐木最终离开我们的那个夜晚。

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上床睡觉了。我黑着灯躺在一间荒败的屋子里，还没有睡着，就听见佐佐木的声音在阳台上喊叫某人。他似乎没有得到对方的回答，最后我听见纱门关闭的声音，佐佐木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听见他在另一间屋门口停住脚步，说了些什么，但似乎也无人作答。他的脚步声更近了，接着我听见他拉开了我隔壁那个房间的纱门。

“我和你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我听见他说，“你就不能好歹跟我说句话吗？”

对方没有回答。佐佐木又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些画在哪儿？”

仍然没有回答。我躺在黑暗里，听见老鼠在隔壁屋子的地板下面沙沙地跑来跑去，在我看来，这声音就是某种回答了。

“既然你这么讨厌它们，”佐佐木的声音继续说道，“还留着它们做什么？可它们眼下碰巧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管去哪里都想带着它们。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带走。”

隔壁又是老鼠沙沙跑动的声音在回答，然后是长久的沉默。是的，沉默的时间太长了，我还以为佐佐木已经出门走进黑暗而我没有听见。可是接着，我听他又说话了：

“过去这几天里，有人对我做了一些可怕的事。但是令我最受伤害的，是你竟然不肯对我说一句安慰的话。”

又是沉默。然后佐佐木说：“你就不肯看我一眼，祝我一切顺利吗？”

最后，我听见纱门关上了，还听见佐佐木走下阳台，穿过院子的声音。

佐佐木走后，别墅里很少提到他，偶尔说起，也总是简单地称他为“叛徒”。是的，当我回忆我们经常沉醉其中的口舌之争时，我就想起，我们一谈起佐佐木就会引起相互间的争论。

在比较暖和的日子，我们屋子的纱门都开着，几个人聚集在一间屋里，就能看见另一群人也聚集在对面的厢房里。很快，这种状况就会导致某人隔着院子大声喊叫，诙谐地挑衅对方，不一会儿，两伙人便聚在各自的阳台上，冲着对方大嚷大骂。现在回忆起来，这种行为听上去或许有些荒唐，但是别墅的结构，以及从一侧厢房朝另一侧厢房喊叫时产生的回音效果，似乎鼓励我们沉醉在这种孩子气的擂台赛中。那些辱骂的话有时不着边际——比如，奚落某人男子汉的神勇，或取笑某人刚完成的一幅画作——大部分时候都没有恶意，我记得许多对骂非常有趣，逗得两边的人都大笑不已。总的来说，我回忆中的这些对骂，足以说明那些年我们在别墅里相互竞争又亲如一家的关系。然而，对骂中有一两次提到佐佐木的名字，局面就会立刻失控，同事们超越界线，跑到院子里大打出手。我们很快就知道了，拿某人跟“叛徒”相比，即使是开玩笑，对方也不可能心平气和地接受。

从我的这些回忆中，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对老师以及他的观点衷心耿耿，死心塌地。现在想来——当一种影响的缺点已经昭然若揭——我们很容易批评地看待一位培养这种风气的老师。可是话又说回来，任何一个拥有雄心壮志的人，任何一个能够干成大事业，觉得需要尽量全面地传播他的思想的人，都会多多少少理解毛利君的行为方式。现在我们知道了他的事业做得怎样，会觉得这做法有点愚蠢，但当时毛利君的愿望是彻底改变我们这个城市的绘画风格。正因为心里怀着这样一个目的，他把许多时间和财富都用于培养学生。在评价我以前的这位老师时，或许是有必要记住这点的。

当然，他的影响不只限于绘画领域。那些年里，我们的生活完全与老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一致，比如我们必须花大量时间探索城里的“浮华世界”——充斥着娱乐、消遣和饮酒的夜晚世界，它们是我们所有绘画的背景。如今我想起当年的市中心来总是感到一丝怀念：街道没有这么拥挤、喧嚣，工厂接受着晚风吹来的各个季节的花香。我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小岛街运河旁的一家小茶馆，名叫“水中灯笼”——确实，当你朝茶馆走去时，能看见茶馆的灯笼映在运河里的倒影。茶馆老板娘是毛利君的老朋友，这就保证了我们总是受到慷慨的款待，我记得在那里度过的几个难忘的夜晚，跟老板娘一起饮酒、唱歌。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经常光顾，是永田街的一个射箭厅，那里的老板娘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许多年前，她在秋叶原做艺伎时，毛利君以她为模特创作了一系列木刻画，引起轰动。那家射箭厅里有大约六七个姑娘，过了一阵，我们每人都有了自己心仪的对象，把烟斗递来递去地抽，消磨夜晚的时光。

我们的寻欢作乐也不只限于在城里探险。毛利君在娱乐界的熟人简直数不胜数，一年到头都有流浪演员、舞蹈家和音乐家组成的赤贫大军光临别墅，被当成失散已久的老朋友一样款待。大量的酒被拿了出来，客人们唱歌跳舞直至深夜，很快，就有人被派去叫醒附近村里的酒店老板，再添新酒。那些日子有一位常客叫摩季，是讲故事能手，一个乐呵呵的胖男人，他艺术地再现那些古老的传说，使我们一会儿乐不可支，一会儿泪流满面。许多年后，我几次在左右宫遇见摩季，共同回忆在别墅里的那些夜晚，啧啧称奇。摩季坚信他记得许多这样的晚会都通宵达旦，再持续一整天，直到第二天夜晚。我对此不敢确定，但我记得毛利君别墅白天的情景，到处是一具具疲惫的身体横躺竖卧，还有人躺在外面的院子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

然而，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夜晚。当时，我独自走在别墅中央的院子里，呼吸着夜晚清新的空气，为暂时逃离了那些寻欢作乐而感到轻松。我记得我朝储藏室的门口走去，进门前，我回头望望院子那边的屋子，我的同事们和客人们都在那里嬉笑玩乐。我看见数不清的身影在纸屏风后面晃动，夜空中飘来一个歌者的声音。

我朝储藏室走去，因为在别墅里，没有几处地方能让人不受打扰地独处一段时间。我想象在很久以前，当别墅里还有卫兵和仆人时，这个储藏室是用来存放武器和盔甲的。可是那天夜里当我走进屋里，点亮挂在门上的灯笼时，却发现地上乱糟糟的堆满了各种东西，必须跳着脚才能走进去。到处都是一堆堆用绳子捆着的旧画布，破烂的画架，还有各种瓶瓶罐罐，里面插着画笔和木棍。我总算挪到一小片空地上坐下来。我注意到，门上的灯笼把我周围的东西照出长长的影子，形成一种诡异的效果，似乎我坐在一处阴森恐怖的小墓地里。

我想，我准是完全陷入了沉思，因为我记得听到储藏室的门被打开的声音时吃了一惊。我一抬头，看见毛利君站在门口，便赶紧说道：“晚上好，先生。”

也许门上的灯笼不足以照亮我呆的地方，或者我的脸处在阴影里。总之，毛利君探头张望，问道：

“是谁呀？是小野吗？”

“是的，先生。”

他继续探头张望了一会。然后，他把灯笼从横梁上摘下来，举在面前，开始小心地绕过地板上的杂物，朝我走来。他这么做的时候，手里的灯笼使我们周围暗影摇曳。我赶紧腾出一点地方给他，但毛利君已经在不远处一只旧木箱上坐了下来。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出来透透新鲜空气，看见这里有灯光。到处都一片漆黑，只有这点灯光。我心里想，如今这间储藏室已经不是情人们幽会的地方了。这里面的人肯定处于孤独中。”

“我准是坐在这里做起梦来了，先生。我没打算在这里呆这么长时间。”

他把灯笼放在脚边的地板上，从我坐的地方只能看见他的剪影。“刚才有个跳舞的姑娘似乎很喜欢你呢，”他说，“夜晚还没结束，你就消失了，她准会感到失望的。”

“我不是故意对我们的客人无礼，先生。我像您一样，只是想出来透透新鲜空气。”

我们沉默了片刻。院子那头，可以听见我们的同伴在拍着巴掌唱歌。

“那么，小野，”毛利君终于开口说道，“你对我的老朋友仪三郎是怎么看的？他可真是个人物呢。”

“没错，先生。他看起来是个很和善的绅士。”

“现在他可能穿得衣衫褴褛，当年可是个名人呢。从他今天晚上的表演来看，他过去的技艺并没有全丢掉。”

“是的。”

“那么，小野，你的烦恼来自哪里呢？”

“烦恼，先生？没有，我没有烦恼。”

“是不是你发现我的老朋友仪三郎有点讨厌？”

“没有没有，先生，”我紧张地笑了笑，“啊，一点也没有。他是个最有魅力的绅士。”

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别的，有一搭没一搭，脑子里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后来毛利君又把话题转到我的“烦恼”上，我便知道他是准备坐在那里等我一吐为快了，我终于说道：

“仪三郎君确实是个最慈善的绅士。他和他的那些舞者一片好意地让我们开心。但我忍不住在想，先生，过去这几个月里，他们这样的人来访得太频繁了。”

毛利君没有回答，于是我接着说道：

“请原谅，先生，我不是不尊重仪三郎君和他的朋友。但是，我有时候感到困惑。我不明白我们画家是否应该花这么多时间跟仪三郎君那样的人在一起娱乐。”

我记得就是这时，老师站了起来，举着灯笼走向储藏室里面的墙壁。墙壁原先处于黑暗中，老师把灯笼凑近时，挂在墙上的三幅上下排列的木版画便被清楚地照亮了。每幅画上都是一个艺伎在整理发型，她们都坐在地上，视角是从后面看去。毛利君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把灯笼从一幅画挪向另一幅。然后他摇摇头，自己嘟囔道：“致命的败笔。细节造成的致命的败笔。”几秒钟后，他仍然盯着版画继续说：“可是人总是对自己早期的作品怀有感情。也许你有一天也会对你在这里创作的作品产生同样的感情。”他又摇摇头，说：“可是这些画都有致命的败笔，小野。”

“我不能同意，先生，”我说，“我认为这些木刻画出色地证明了一位画家的才华能够超越某一种风格的局限。我经常认为，先生早期的木刻画被锁在这样的屋子里真是太可惜了。它们完全应该跟先生的绘画一起公开展出。”

毛利君仍然全神贯注地端详他的木刻画。“致命的败笔，”他又说了一遍，“但我那时候还很年轻。”他又挪动灯笼，让一幅画隐入阴影，让另一幅画显现出来。然后他说：“这些都是从主街一家艺伎馆里看到的景象。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是一家口碑很好的艺伎馆。我和仪三郎经常一起光顾这些地方。”过了片刻，他又说道：“这些都有致命的败笔，小野。”

“可是，先生，我认为即使眼光最敏锐的人，在这些木刻画里也挑不出错来。”

他又端详了一会儿木刻画，然后开始朝这边走回来。我觉得他花了过多的时间走过地板上的那些杂物。有几次，我听见他喃喃自语，还听见他用脚踢开一个罐子或箱子的声音。是的，有一两次我以为毛利君是在那一片狼藉中寻找什么东西——也许是他早年的其他木刻画，但最后他又坐回到那只旧木箱上，叹了口气。又沉默了一会儿，他说：

“仪三郎是个不幸的人，一辈子过得不顺心。他的才华都被毁掉了。他曾经爱过的那些人，或者早就死了，或者把他给抛弃了。即使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他的性格就是孤独的，落落寡欢的。”毛利君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可是有时候我们跟青楼女子一起饮酒作乐，仪三郎就会变得开心起来。他想听什么，那些女人就对他说什么，至少在那个晚上他对那些话是相信的。当然啦，天一亮，他这样有智慧的人就不可能继续相信这样的话。但仪三郎并不因此就看轻那些夜晚。他以前总是说，最好的东西总是在夜晚聚集，在早晨消失。人们所说的浮华世界，小野，就是仪三郎知道如何珍惜的那个世界。”

毛利君又停住了话头。像刚才一样，我只能看见他的剪影，但我感觉他在倾听院子那头寻欢作乐的声音。然后他说：“如今他年纪大了，心情不好，但在许多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今晚他是快乐的，就像他以前在那些娱乐场所一样。”他深深吸了口气，好像在抽烟一样。然后他继续说：“画家有希望捕捉的最细微、最脆弱的美，就飘浮在天黑后的那些娱乐场所里。而在这样的夜晚，小野，那种美也会飘到我们这里。可是挂在那里的那几幅画，它们没有表现出一点那种虚幻的、转瞬即逝的特征。严重的败笔，小野。”

“可是，先生，在我看来，这些木刻画非常有力地表现了这些内容。”

“我创作那些木刻画的时候还很年轻。我怀疑，我之所以没能描绘那个浮华世界，是因为我无法让自己相信它的价值。年轻人对于快乐经常会产生犯罪感，估计我也是这样。我想，我当时认为在这样的场所虚度光阴，用自己的技巧去描绘如此短暂、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实在是一种浪费，是一种颓废。当一个人对一个世界的美产生怀疑时，是很难欣赏它的。”

我想了想，说：“是的，先生，我承认您所说的很适用于我自己的作品。我会尽力好好去做的。”

毛利君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可是我很久以前就消除了那些怀疑，小野，”他继续说道，“年老之后，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看到我用毕生的精力去捕捉那个世界独特的美，我相信我会感到心满意足的。没有人能使我相信我是虚度了光阴。”

当然，毛利君的原话可能并不是这样。是的，仔细想来，这样的话倒更像是我在左右宫里喝了点酒之后，对我的那些学生说的。“作为日本新一代画家，你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负有重大的责任。有你们这样的人做我的学生，我深感自豪。我自己的画作不值得多少夸赞，可是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想起我在事业上培养和帮助过你们在座各位，那么没有人能使我相信我是虚度了光阴。”每次我说出这样的话，聚集在周旁的那些年轻人都会提高嗓门，一个盖过一个地说我不该这样贬低我自己的作品——他们吵吵嚷嚷地告诉我，那些作品无疑将会流芳百世。可是，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许多成为我鲜明特色的话语和表达方式，实际上都是从毛利君那里继承来的，所以很可能这正是老师那天夜里的原话，当时给我留下了那么强烈的印象，并在我心里留下烙印。

唉，我的话题又跑远了。我要讲述的是上个月在河边公园跟节子有过那番不快的交谈之后，带外孙在百货商店吃饭的情景。实际上，我记得我正在回忆一郎对菠菜的赞扬。

午饭端上来了，我记得一郎坐在那里，专心研究盘子里的菠菜，有时还用勺子戳一戳。然后他抬起目光，说道：“外公，你看着！”

外孙撮起满满一大勺菠菜，高高举起，开始往嘴里倒。看他的吃相，活像某人在喝瓶里的最后几滴酒。

“一郎，”我说，“这样的吃相可不雅观。”

可是外孙继续把菠菜往嘴里塞，同时使劲嚼着。吃完了一勺他才把勺子放下，两个腮帮子鼓得都快爆炸了。然后，他嘴里仍然嚼着，脸上突然做出一副严肃的表情，挺起胸膛，开始用拳头出击周围的空气。

“你在做什么呀，一郎？告诉外公，你在做什么。”

“你猜，外公！”他嘴里塞着菠菜说道。

“嗯，我不知道，一郎。是一个男人在喝酒、打架？不是？那你告诉我吧，外公猜不着。”

“大力水手！”

“那是什么，一郎？又是你崇拜的一个英雄吗？”

“大力水手吃菠菜。吃了菠菜就有力量。”他又挺起胸膛，对着空气挥拳头。

“我明白了，一郎，”我笑着说，“菠菜确实是一种奇妙的食物。”

“酒也给人力量吗？”

我微笑着摇摇头。“酒使人相信自己有了力量。可是实际上，一郎，你的力量并不比喝酒之前更大。”

“那男人干吗还喝酒呢，外公？”

“我不知道，一郎。也许因为他们可以暂时相信自己有力量吧。其实酒并不能使人变得更强壮。”

“菠菜使人真的有力量。”

“那么菠菜比酒好多了。你继续吃菠菜吧，一郎。可是你看，你盘子里的其他东西怎么办呢？”

“我也喜欢喝酒。还有威士忌。在家的时候，我经常去一家酒馆。”

“是吗，一郎。我认为你最好接着吃菠菜，就像你说的，菠菜真的能给人力量。”

“我最喜欢清酒。我每天晚上都要喝十瓶，然后再喝十瓶威士忌。”

“是吗，一郎。那酒量可不小。肯定会让你妈妈头疼的。”

“女人根本不懂我们男人喝酒的事。”一郎说，把注意力转向了面前的午饭。可是他很快又抬起头来，说：“外公今晚要来吃晚饭。”

“是的，一郎。估计仙子小姨会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

“仙子小姨买了一些清酒。她说外公和大郎姨夫会把它们都喝光。”

“呵，我们也许会的。我想女人们也会喝一点。但是她说得对，一郎，酒主要是给男人喝的。”

“外公，如果女人喝了酒会怎么样？”

“嗯，说不好。女人不像我们男人这样强壮，一郎。所以她们可能很快就喝醉了。”

“仙子小姨会喝醉！她只喝一小杯就醉得一塌糊涂！”

我笑了一声。“是的，很有可能。”

“仙子小姨醉得一塌糊涂！她会唱歌，然后趴在桌上睡觉！”

“看来，一郎，”我仍然笑着说，“我们男人最好把酒看牢了，是不是？”

“男人更强壮，所以能喝更多的酒。”

“没错，一郎。我们最好把酒看牢了。”

然后，我思忖了片刻，又说：“我想你现在有八岁了，一郎。你正在长成一个大男子汉。谁知道呢？说不定今晚外公会让你喝几口清酒呢。”

外孙以一种有点害怕的表情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我朝他微笑，然后扫了一眼旁边大窗户外面的浅灰色天空。

“你从来没见过你的舅舅健二，一郎。他在你这个年纪，也跟你一样高矮，一样结实。我记得他第一次喝清酒时就跟你现在差不多大。一郎，我保证让你今晚尝尝酒味儿。”

一郎似乎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妈妈那儿会有麻烦。”

“别担心你妈妈，一郎。外公对付得了她。”

一郎厌烦地摇摇头。“女人永远不懂男人喝酒的事。”他说。

“你这样的男人应该尝尝清酒了。别担心，一郎，就把你妈妈交给外公好了。我们可不能让女人牵着鼻子走，是不是？”

外孙继续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大声说：

“仙子小姨会喝醉！”

我笑了。“我们等着瞧吧，一郎。”我说。

“仙子小姨会醉得一塌糊涂！”

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们正在等冰激凌的时候，一郎用若有所思的语气问道：

“外公，你知道野口佑次郎吗？”

“你肯定是指野口由纪夫吧，一郎。不，我跟他不认识。”

外孙没有回答，似乎在专注地研究旁边窗玻璃上他的影像。

“今天上午，”我继续说，“我跟你妈妈在公园里谈话的时候，她似乎脑子里也想着野口先生。估计大人们昨晚吃饭的时候谈论过他，是不是？”

一郎继续望着自己的影像，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脸来问我：

“野口先生像外公一样吗？”

“野口先生像我一样？啊，至少你妈妈就不是这么认为的。那只是我有一次对你大郎姨夫说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妈妈似乎把它看得过于认真了。我不太记得我当时在跟大郎姨夫说什么了，但外公碰巧说他跟野口先生那样的人有一两个共同点。现在你告诉我，一郎，昨晚大人们都说什么了？”

“外公，野口先生为什么要杀死自己？”

“很难说得准，一郎。我并不认识野口先生。”

“那他是个坏人吗？”

“不，他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非常努力地做着他认为最有益的事情的人。可是你知道吗，一郎，战争结束后，情况变得很不一样。野口先生创作的歌曲曾经非常出名，不仅在这个城市，而且在整个日本。收音机里播，酒馆里也唱。你舅舅健二他们在行军中和作战前也唱这些歌。战后，野口先生认为他的歌——唉——是一种错误。他想起所有那些被杀害的人，所有那些跟你年龄相仿却失去了父母的小男孩，一郎，他想起了所有这些事情，认为自己的那些歌或许是个错误。他觉得他应该谢罪。向每一个离世的人谢罪。向那些失去双亲的小男孩谢罪。向那些失去像你这样的小男孩的父母谢罪。他想对所有这些人说声对不起。我认为这就是他自杀的原因。野口先生绝对不是个坏人，一郎。他有勇气承认他所犯的错误。他很勇敢，很高尚。”

一郎带着若有所思地表情注视着我。我笑了一声，说：“怎么啦，一郎？”

外孙似乎想说话，却又转过去看着他映在窗玻璃上的脸。

“你外公说自己像野口先生，其实没有任何意思，”我说，“他只是在开玩笑，仅此而已。下次你再听见你妈妈讲到野口先生，就把这话告诉她。从她今天上午说的话来看，她把事情完全理解错了。你怎么了，一郎？突然变得这么安静。”

吃过午饭，我们在市中心的店铺里逛了逛，看玩具，看图书。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在樱桥街一家时髦的餐厅又请一郎吃了一客冰激凌，然后我们就前往大郎和仙子在泉町的公寓。

你可能知道，泉町如今成为家境良好的年轻夫妇非常热衷的一个地方，那里确实有一种干净体面的氛围。但是吸引年轻夫妇的大多数新建的公寓楼，在我看来缺乏想象力，很压抑。就拿大郎和仙子的公寓来说吧，是三层楼上一套狭小的两居室，天花板很低，能听见隔壁人家的声音，从窗户看出去，只能看见对面的楼房和窗户。没过一会儿，我就开始觉得这套房子憋屈，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我习惯了我那座宽敞的传统老宅。不过，仙子似乎对她的公寓感到很得意，嘴里不停地赞扬它的“现代”特征。房子看上去很容易保持干净，通风也很好，特别是整个公寓楼的厨房和浴室，全是按西方风格设计的，就像我女儿说的，比起我那座房子里的设施来，不知道要实用多少倍呢。

厨房虽然方便，毕竟还是太小，那天晚上，我想进去看看两个女儿晚饭准备得怎么样了，却似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因为这个，还因为两个女儿看上去都很忙，我就没有跟她们多聊。但我还是说了一句：

“你们知道吗，一郎今天告诉我，他很想尝尝清酒呢。”

节子和仙子并排站在那里切菜，都停住手，抬起眼来看着我。

“我想了想，我们不妨就让他喝一点尝尝，”我继续说道，“不过也许应该用水稀释一下。”

“对不起，爸爸，”节子说，“您是说让一郎今天晚上喝酒？”

“就喝一点点。他毕竟一天天在长大。不过我说了，你最好把酒稀释一下。”

两个女儿交换了一下目光。仙子说：“爸爸，他才八岁。”

“只要你用水稀释一下就没关系。你们女人可能不理解，但这些事情对一郎这样的男孩子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关系到自尊心。他会一辈子都记得的。”

“爸爸，这真是胡说，”仙子说，“一郎只会感到不舒服。”

“不管胡说不胡说吧，我已经仔细考虑过了。你们女人有时候不能充分理解一个男孩的自尊心。”我指着放在她们头顶格架上的那瓶清酒，“一小滴就够了。”

说完，我就转身离开，却又听见仙子说道：“节子，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真不知道爸爸是怎么想的。”

“这么大惊小怪做什么？”我在门口转过身说。我听见从我身后的客厅里传来大郎和我外孙的欢笑声。我压低声音，接着说道：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他一心盼着呢。你们女人有时候根本不理解别人的自尊心。”

我又准备离开，这次是节子说话了：

“爸爸这么体贴地考虑到一郎的感受，真是太难为他了。不过，是不是最好等一郎再长大点呢？”

我轻轻笑了一声。“知道吗，我记得当年健二这么大的时候，我决定让他尝尝清酒，你们的妈妈也是这样反对的。结果，喝一点酒并没有给你们的哥哥带来什么害处。”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不该在这样琐碎的争论中提到健二。是的，我记得我当时对自己非常恼火，很可能没有注意听节子下面的话。我记得她似乎是这么说的：

“毫无疑问，爸爸在培养哥哥上是很用心思的。不过，从后来的事情看，我们发现至少在一两点上，倒是妈妈的观点更加正确。”

说实在的，也许节子并没有说出这样令人不快的话。也许我把她说的话完全理会错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仙子对姐姐的话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厌倦地转回去继续切菜。而且，我也不会认为大家好好地交谈着，节子会无缘无故地说出这番话来。可是，当我想到那天上午在河边公园节子的那些含沙射影的言词时，便不得不承认她是有可能说出类似的话的。总之，我记得节子最后说道：

“而且，恐怕池田也会希望一郎长大一些再喝酒的。但是爸爸这样体贴一郎的感受，真是太用心了。”

我担心一郎听到我们的谈话，而且不愿意给我们难得的家庭聚会罩上阴影，便没有继续争论，离开了厨房。我记得我后来就跟大郎和一郎坐在客厅里，一边等晚饭，一边愉快地聊天。

过了一小时左右，我们终于坐下来吃饭了。这时，一郎伸出手，用手指敲了敲放在桌上的酒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朝他微笑，但什么也没说。

女人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很快大家就轻松自如地聊了起来。大郎给我们讲了他一位同事的故事，把我们全都逗笑了。那位同事愚蠢得可笑，再加上运气不好，总也完不成任务，并因此而出了名。大郎讲这个故事时，说道：

“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的上司也开始叫他‘乌龟’。最近一次开会时，早坂先生没有留神，竟然张口宣布道：‘听完乌龟的报告，我们就休会吃午饭。’”

“是吗？”我有些吃惊地大声说。“真有意思。我以前也有一位同事叫那个外号。原因似乎也大同小异。”

大郎好像对这一巧合并不感到特别意外。他礼貌地点点头，说道：“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我们也都叫他‘乌龟’。实际上，就像每个团队都有一个天然的领袖一样，似乎每个团队也有一个‘乌龟’。”

然后，大郎又继续讲他的故事。当然啦，现在想想，女婿的话完全正确。由同类人组成的团队，几乎都有自己的“乌龟”，虽然并不总叫这个名字。比如，在我的学生中间，就是绅太郎担当这一角色。这不是否认绅太郎的基本能力，可是跟黑田之类的一比，他的才华就逊色多了。

我想，总的来说，我并不欣赏这个世界上的“乌龟们”。人们也许赞赏他们的吃苦耐劳和他们的求生能力，却怀疑他们缺乏坦诚，善于欺骗。最后，人们会唾弃他们打着事业的名义而不肯冒险，或为了他们声称自己所信仰的某个理念而退缩不前。乌龟之流永远不会成为某个重大灾难的牺牲品，就像杉村明在改造河边公园的计划上遭受重挫那样。然而同样，虽然他们有时也能混成个老师之类，获得一点地位，但永远也不可能取得任何超凡脱俗的成就。

我承认，在毛利君别墅的那些年里，我是很喜欢乌龟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这是由我们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我们的友谊，是从乌龟在竹田公司受迫害的时候开始建立，又在初入别墅，乌龟艰难起步的那几个月里逐渐牢固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友谊形成了固定模式，他始终对我给予他的一些难以言说的“支持”感激不尽。后来他已经掌握技巧，知道怎样作画才不致引起别墅其他人的敌意，而且他凭自己随和的、乐于助人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但是他仍然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我说：

“我太感谢你了，小野君。多亏了你，这里的人才这样善待我。”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乌龟确实应该感谢我。如果没有我的激励，显然他永远不会考虑离开竹田大师的公司，投师于毛利君的门下。他对迈出这冒险性的一步犹豫再三，可是一旦不得不这么做了，他便从没有怀疑过当初的决定。是的，在很长时间里——至少在最初两年——乌龟对毛利君恭敬有加，我记得他无法跟我们的老师对话，只会唯唯诺诺地说“是的，先生”或“不，先生”。

那些年里，乌龟继续像以前那样慢悠悠地作画，但这并没有激起任何人的反感。实际上，很多人的工作速度都很慢，而且这帮家伙还喜欢取笑我们这些作画敏捷的人。我记得他们称我们为“机械师”，把我们有了灵感之后的专注、狂热的工作方式比作一个蒸汽机驾驶员，不断地往火里添煤，生怕机器随时都会熄火。我们反唇相讥，把这帮磨洋工的人称为“后退者”。“后退者”原本是别墅里用来形容这样一个人的：他在一间拥挤的房间里作画，周围都是对着画架工作的人，他却总是每过几分钟就要后退几步，观察他作品的效果——结果，他就总会撞上在他身后工作的同事。当然，这么说是很不公平的，不能因为某个画家愿意从容不迫地作画——用比喻的说法，就是后退几步——就说他行为孤僻，但我们很喜欢这个称呼里的挑衅性。是的，我记得我们经常说说笑笑地拿“机械师”和“后退者”来打趣。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会为“后退”感到愧疚，因此，我们工作时尽量避免挤在一起。在夏季的几个月里，许多同事把画架支在阳台上，彼此拉开距离，或者就在院子里，另一些人则坚守在许多房间里，因为他们喜欢根据光线的变化从一个房间换到另一个房间。我和乌龟总喜欢在那间废弃的厨房里工作——那是别墅侧翼一座很大的、类似谷仓的附属建筑。

进门时脚下是踩实的泥地，再往里走，是一个垫高的木板平台，很宽，放得下我们的两个画架。房梁很低，有许多挂钩——可以把锅和其他炊具挂在上面——墙上有竹架子，正适合我们放置画笔、抹布和颜料什么的。我还记得我和乌龟把一个发黑的大罐子灌满了水，拎到平台上，挂在那个旧滑轮上，我们作画时，它便悬在我们肩膀的高度。

我记得一天下午，我们像平时一样在厨房里作画，乌龟对我说：

“小野君，我对你现在的作品感到很好奇，肯定不同一般。”

我笑了，眼睛没有离开我的画布。“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只是在做一个小实验，仅此而已。”

“可是小野君，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你这么专注地工作了。而且你要求保密。你已经至少两年没有要求保密了。自从你开始为第一次画展准备那幅《狮舞》之后，就再没有过。”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偶尔，一位画家觉得某件作品在完成前会受某种评论的干扰，便要求对那件作品“保密”，大家便知道，在画家撤回他的要求之前，谁也不能看那幅作品。大家这样密切地在一起生活和工作，这是一种合理的安排，使画家有自己的探索空间，而不用担心出洋相。

“真的这么引人注目？”我说。“我还觉得我把自己的兴奋掩饰得很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