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先生，我可以请问您的名字吗？”

“很抱歉，你肯定认为我很失礼。我叫小野。”

“明白了。”

年轻人站起来，走到窗口。我望着矮几上的两杯茶袅袅地冒着热气。片刻之后：

“黑田先生还要很久才能回来吗？”我问。

起初，我以为年轻人不会回答。但他眼睛望着窗外，头也不回地说：“如果他没有很快回来，您也许不应该再耽误您的其他事情。”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再等一会儿，既然已经大老远地过来了。”

“我会告诉黑田先生您来拜访过。也许他会给您写信。”

外面的走廊上，那些孩子似乎把三轮车撞在了离我们不远的墙上，互相大声嚷嚷。我突然想到，站在窗口的年轻人多么像一个生气的孩子。

“请原谅我这么说，恩池先生，”我说，“可是你年纪很轻。我和黑田先生刚认识的时候，你实际上还只是个小孩子。关于你不知道具体情况的一些事情，我希望你不要草率地得出结论。”

“具体情况？”他说，转过身来看着我。“请原谅，先生，可是您自己知道具体情况吗？您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吗？”

“大多数事情都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恩池先生。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看问题太简单了。不过，我们俩目前辩论这个问题似乎毫无意义。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是继续等黑田先生吧。”

“我倒建议，先生，您不要再耽误您别的事情了。黑田先生回来我会告诉他的。”此前年轻人一直保持着礼貌的语气，现在似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坦率地说，我很惊讶您有这样的勇气。竟然登门拜访，似乎您只是一位友好的访客。”

“我确实是一位友好的访客。如果让我来说，我觉得应该由黑田先生决定愿不愿意接见我。”

“先生，我对黑田先生非常了解，以我的判断，您最好还是离开吧。他不会愿意见您的。”

我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年轻人又转眼望着窗外。当我从衣帽架上取下我的帽子时，他又一次转向我。“具体情况，小野先生，”他说，声音有一种异样的镇静，“显然您对具体情况根本一无所知。不然您怎么胆敢上这儿来？举个例子，先生，我敢说您从来不知道黑田先生肩膀上的伤吧？他当时痛得要命，可是那些看守只顾图省事，忘了汇报伤情，他直到战争结束才得到治疗。当然啦，他们倒是没有忘记不时地给他一顿毒打。叛徒。他们是这样叫他的。叛徒。每天，从早到晚。可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叛徒。”

我系好鞋带，朝门口走去。

“你太年轻了，恩池先生，还不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叛徒。他们许多人仍然逍遥法外。”

“你会告诉黑田先生我来过了，是吗？也许他会好心写信给我。祝你愉快，恩池先生。”

当然，我不会让年轻人的话严重影响我的情绪，可是，考虑到仙子的婚事，如果黑田真的像恩池说的那样对我的过去耿耿于怀，那倒是很令人不安。不管怎么说，我作为一个父亲，有责任把事情向前推进，不管多么令人不快，因此，那天下午回到家里，我给黑田写了封信，表达了跟他再次见面的愿望，并特别指出我有一件棘手而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商量。我这封信的语气是友好的、寻求和解的，几天后我收到他的冷淡而简慢的回信时，不免感到很失望。

“我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见面会产生什么有价值的结果，”我昔日的学生这样写道，“感谢您那天亲自登门拜访，但我觉得不应该再麻烦您这样受累了。”

必须承认，黑田先生的做法给我的心情笼罩了一丝阴影。它无疑使我对仙子的婚事不再那么乐观了。虽然像我前面说的，我没有告诉女儿我在努力争取跟黑田见面，但她无疑感觉到事情进展不太顺利，这自然使她的心情更加焦虑。

到了相亲的那天，女儿看上去太紧张了，我开始担心她那天晚上会给佐藤一家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肯定会表现得镇定自若、游刃有余。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我觉得应该想办法让仙子的心情轻松起来，因此，在她走过我坐着看报纸的餐厅时，我对她说：

“真令人吃惊啊，仙子，你竟然整天什么也不做，只顾打扮自己。我还以为你是要去参加婚礼呢。”

“爸爸就喜欢嘲笑别人，自己不好好地做准备。”她反驳道。

“我只需要一点时间就准备好了，”我笑着说，“你一整天都这样，真是很反常呢。”

“是爸爸自己有问题。他太骄傲了，不肯为这样的事情好好做准备。”

我吃惊地抬头看着她。“你这是什么意思？‘太骄傲’？你想说什么呢，仙子？”

“我的终身大事不过是区区小事，如果爸爸不愿意为此小题大做，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爸爸的报纸还没有看完呢。”

“可是你在改变话题。你刚才说我‘太骄傲’，为什么不说得详细一点呢？”

“我只希望到时候爸爸表现得体面一点。”她说，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前一年她跟三宅家商量亲事时的态度，跟现在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那时候，她非常放松，甚至有点沾沾自喜。当然啦，她对三宅次郎很熟悉。我敢肯定她一直坚信他们俩会结婚，把两家之间的议事只当成是繁琐的程序。所以也难怪她后来遭受的打击那么惨重，但我觉得她没必要像那天下午那样含沙射影。不管怎么说，那小小的口角并没有帮助我们端正对这次相亲的态度，反而导致了那天晚上在春日公园饭店的情形。

许多年来，春日公园饭店一直是城里最令人愉快的西式风格饭店。可是最近，管理部门开始以一种比较粗俗的风格装饰房间——无疑是想让经常光顾这里的美国客人觉得它体现了“日本”魅力。不过，京先生预定的那个房间还是非常令人愉悦的，其特点是通过宽敞的窗户能看到春日山的西山坡，整个城市的万家灯火也尽收眼底。房间里主要是一张大大的圆桌和几把高背椅，一面墙上挂了一幅画，我认出是我战前认识的艺术家松本的作品。

大概是这种场合气氛有点紧张，我酒喝得快了一点，那天晚上的事情我有点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我对佐藤大郎——我要当成女婿来看的那个年轻人——立刻产生了好感。他不仅看上去有学问、有责任心，而且具有我在他父亲身上看到并欣赏的那种气定神闲的风度。我和仙子刚到时，佐藤大郎镇定自若、但很有礼貌地迎接了我们，使我立刻想到了多年前在同样情形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年轻人——也就是说，当时在帝国饭店跟节子相亲的池田。当时，我考虑到佐藤大郎的温文尔雅肯定会随着时间消失，就像池田那样。当然啦，我希望佐藤大郎永远不必忍受池田的那种惨痛经历。

至于佐藤博士，他看上去依然是那么指挥若定。虽然在那个晚上之前我们并没有被正式介绍，但我和佐藤先生实际上已经认识多年，出于对彼此名望的尊敬，我们在街上遇到都会打招呼。他妻子是一位五十多岁、相貌不俗的女人，我们碰到也会问候一声，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交流了。看得出来，她和她丈夫一样，也是一个很有风度，善于处理任何尴尬局面的人。佐藤一家唯一没有给我留下好感的，是他们的小儿子光男，我估摸他大约是二十出头。

现在再来回忆那个晚上，我相信我打第一眼起就对年轻的光男产生了怀疑。但我不能肯定最初是什么引起了我的警觉——也许他使我想起了我在黑田的公寓房里遇见的年轻的恩池。总之，大家开始吃饭时，我发现自己对这些怀疑越来越确定。虽然这时候光男的一举一动都合乎礼仪，但是偶尔瞥见他看我的眼神，或者他隔着桌子把碗递给我时的神情，都使我感觉到他的敌意和谴责。

我们用餐几分钟后，我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实际上光男的态度跟他家里的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只是他掩饰的功夫还没有那么高明。从那以后，我经常朝光男看，似乎他才能最清楚地表明佐藤一家的真实想法。可是，光男坐在桌子那头，离我有一段距离，而且坐在他旁边的京先生似乎一直在跟他长谈，因此在那个阶段我跟光男没能正经谈上几句话。

“仙子小姐，我们听说你很喜欢弹钢琴。”我记得佐藤夫人这样说。

仙子轻轻笑了一声，说：“我没有怎么练琴。”

“我年轻的时候也弹钢琴，”佐藤夫人说，“可是现在也不练琴了。我们女人的时间太少，没工夫追求这些事情，你说是不是？”

“是啊。”我女儿局促不安地说。

“我本人对音乐的鉴赏能力很差，”佐藤大郎插进来说，同时目光坚定地盯着仙子，“实际上，我妈妈经常骂我是音盲。所以，我对自己的品味一点信心也没有，只好去问她应该欣赏哪些作曲家。”

“胡说什么呀。”佐藤夫人说。

“你知道吗，仙子小姐，”大郎继续说，“有一次我弄到一套巴赫钢琴协奏曲的唱片，我非常喜欢，可妈妈总是批评它，骂我品味太差。我的观点当然斗不过这位母亲大人喽。结果，我现在几乎不听巴赫了。不过仙子小姐，也许你能救我一把。你喜欢巴赫吗？”

“巴赫？”一时间我女儿显得有些茫然。然后她微微一笑，说：“喜欢啊，非常喜欢。”

“啊，”佐藤一郎得意地说，“现在母亲需要重新考虑考虑了。”

“别听我儿子胡说八道，仙子小姐。我从来没有从整体上批评过巴赫的作品。可是你跟我说说，就钢琴来说，肖邦是不是更有表现力？”

“是的。”仙子说。

在那天晚上早先时候，我女儿的回答都是这么拘谨僵硬。必须承认，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家人或亲密朋友中间，仙子说起话来口无遮拦，经常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可是我知道，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她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腼腆的姑娘。相亲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正是我所担心的。因为我非常清楚——佐藤夫人的姿态似乎也证实了这点——佐藤家不是那种旧式家庭，喜欢家里的女性成员沉默寡言，贤淑稳重。我已经预料到这点，所以在准备这次相亲时，一再强调我的观点，叫仙子尽量展示她活泼、机智的特性。女儿也完全赞成这样的策略，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表现得坦率、自然，我甚至担心她会表现得过了头。此时，我注视着仙子努力用简单、顺从的语言回答佐藤家人的问题，目光几乎从不离开她的饭碗，我可以想象到她内心的痛苦。

撇开仙子的问题，饭桌上的谈话似乎倒是很轻松流畅。特别是佐藤博士，非常擅长制造轻松的气氛，如果不是时时意识到年轻的光男在凝视我，我可能就会忘记这个场合有多么重要，从而放松警惕了。我记得饭桌上佐藤博士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说道：

“最近市中心的游行好像越来越多了。您知道吗，小野先生，今天下午我乘车，看见一个男人的额头上有一道很大的伤。他坐在我旁边，于是我很自然地问他要不要紧，并建议他去医院看看。结果你知道怎么着，他刚去看过医生，现在决定重新加入游行的队伍。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小野先生？”

佐藤先生的语气很随意，但一时间我产生了一个印象，似乎整个桌上的人——包括仙子——都停下筷子听我的回答。当然啦，很有可能是我过于敏感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目光扫向年轻的光男时，他正以一种不同寻常的专注凝视着我。

“有人受伤，确实令人遗憾，”我说。“大家的情绪无疑都很激动。”

“我相信您是对的，小野先生，”佐藤夫人插言道，“情绪确实很激动，但现在人们似乎做得太过分了。这么多人受伤。但我丈夫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我真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佐藤博士会做出回答，但饭桌上又是一片静默，大家似乎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

“是啊，正如您所说的，”我说，“这么多人受伤确实太遗憾了。”

“我太太总是歪曲我的意思，这次也不例外，小野先生，”佐藤博士说，“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争斗是一件好事。但我一直在使我太太相信，这些事除了有人受伤以外，还有另外的意义。当然啦，我们并不希望看到有人受伤。但是其中蕴含的精神——人们觉得需要公开而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精神是一种健康的东西，您不这么认为吗，小野先生？”

也许我稍微迟疑了一下，没等我回答，佐藤大郎说话了。

“可是父亲，现在事情毫无疑问已经失控。民主是一件好事，但并不意味着市民一有不同意见就有权出来搞暴动。在这方面，我们日本人表现得还像小孩子。我们还需要学习怎样把握民主的责任。”

“这里的情况倒很特别，”佐藤博士大笑着说，“看来至少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倒比儿子开明得多。大郎也许是对的。目前，我们国家就像一个刚刚学习走路和跑步的小男孩。但是我说，其内在的精神是健康的。就像看着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蹒跚学步，擦伤了膝盖。我们不会希望去阻止他，把他锁在屋里的。您不这么认为吗，小野先生？或者，像我太太和儿子指出的那样，是我过于开明了？”

也许我又产生错觉了——正如我说的，我喝酒喝得太快了一点——我总觉得佐藤所说的意见分歧，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年轻的光男又在注视着我了。

“是啊，”我说，“但愿别再有人受伤了。”

我记得这个时候，佐藤大郎改变了话题，问仙子对城里新开的一家百货商店怎么看，一时间，谈话转向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样的场合对任何一个准新娘来说都不容易——让一个年轻姑娘在经受审视的同时，还要做出对她未来幸福如此至关重要的判断，实在是有点不公平——但是必须承认，我没有想到仙子承受压力的能力这么差。随着夜晚一点点过去，她的自信心似乎越来越萎缩了，最后除了“是”和“不是”，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我看得出，佐藤大郎正在努力让仙子放松下来，但是在这种场合，他又不能表现得太迫切，结果，他一次次试图打开一个幽默的话题，餐桌上一次次地陷入尴尬的冷场。我注视着女儿的痛苦，又一次想到前一年的相亲过程是多么截然不同。当时节子正好过来探亲，也去参加了，给妹妹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但那天晚上仙子似乎并不需要别人。我还记得，我看到仙子和三宅次郎隔着餐桌调皮地眉来眼去，似乎在嘲笑相亲的繁文缛节，我当时还觉得颇为恼火呢。

“您记得吧，小野先生，”佐藤博士说，“上次我们见面时，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熟人，那位黑田先生。”

这时候晚餐已经接近尾声。

“是啊，没错。”我说。

“我的这个儿子”——佐藤博士指着年轻的光男，之前我还没有跟他交谈过一句话——“目前正在上町学院读书，也就是黑田先生任教的那所学校。”

“是吗？”我转向年轻人。“那么你跟黑田先生很熟悉了？”

“不太熟悉，”年轻人说，“非常遗憾，我在艺术方面没有天分，跟艺术教师的接触非常有限。”

“黑田先生的口碑不错，是不是，二男？”佐藤博士插言道。

“是的。”

“小野先生曾经跟黑田先生很熟。你知道吗？”

“知道，我听说过。”二男说。

这时，佐藤大郎又一次改变了话题：

“你知道吗，仙子小姐，对于我没有音乐细胞，我一向有我的一套理论。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不把钢琴的音调准。在我人格形成最关键的那些年里，仙子小姐，我每天被迫听妈妈在一架音色不准的钢琴上练琴。我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你认为呢？”

“是的。”仙子说，又低头看着食物。

“是呀，我一向咬定这都是妈妈的错，可是这么些年来，她总是因为我没有音乐天分而惩罚我。我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仙子小姐，你说是不是？”

仙子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这时，一直默不做声的京先生似乎开始讲述他的一件有趣的轶事。据仙子回忆，他的故事刚讲到一半，我就打断了他，转向年轻的佐藤光男，说道：

“黑田先生肯定跟你谈起过我。”

光男满脸困惑地抬起头。

“谈起过您，先生？”他迟疑地说。“我想他肯定经常谈到您，但我跟黑田先生不是很熟，所以……”他没有把话说完，求助地望着他的父母。

“我相信，”佐藤博士说，从容不迫的语气令我惊异，“黑田先生很清楚地记得小野先生。”

“恐怕黑田先生对我的评价不会特别高。”我说，又看着二男。

年轻人又一次尴尬地把目光转向他的父母。这次说话的是佐藤夫人：

“恰恰相反，我相信他对您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小野先生。”

“佐藤夫人，”我说，声音可能略高了一点，“有些人认为我的事业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现在最好被抹去或遗忘。我对这种观点并不是浑然不知。我想，黑田先生就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是吗？”也许我是弄错了，但我总觉得佐藤博士注视我的目光很像老师在等一个学生背诵一篇课文。

“是的。至于我自己，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接受这样一种观点。”

“我想您肯定是对自己过于苛刻了，小野先生。”佐藤大郎说，但我立刻接着说道：

“有些人会说，我这样的人应该为我们这个民族遭遇的可怕事件负责。就我个人而言，我毫不讳言我犯过不少错误。我承认我做的许多事情对我们的民族极其有害，我承认在那种最后给我们人民带来数不清的痛苦的影响当中，也有我的一份。这我承认。您看到了吧，佐藤博士，我毫不掩饰地承认。”

佐藤博士探身向前，脸上是一副困惑的表情。

“请原谅，小野先生，”他说，“您是说您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对您的绘画？”

“我的绘画。我的教学。您看到了，佐藤博士，我毫不掩饰地承认这一点。我只能说，当时我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做事的。我满心相信我是在为我的同胞们谋福利。可是您看到了，我现在坦然承认我错了。”

“我相信您对自己太苛刻了，小野先生。”佐藤大郎语气欢快地说。然后他转向仙子，说道：“告诉我，仙子小姐，你爸爸总是对自己这样严厉吗？”

我意识到仙子刚才一直惊愕地看着我。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大郎的问题令她猝不及防，那天晚上她第一次表现出了平常口无遮拦的性格。

“爸爸一点儿也不严厉。我不得不对他严厉一点。不然的话，他天天都不肯起床吃早饭。”

“是吗？”佐藤大郎说，看到仙子终于不再那么拘谨地回答问题，他高兴极了。“我爸爸起床也很晚。人们都说，年纪大的人睡觉没有我们多，可是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好像并不是这样呢。”

仙子笑了起来，说：“大概只是爸爸这样吧。我相信佐藤夫人起床一点儿也不困难。”

“好事情，”佐藤博士对我说，“我们还没有出门，他们就开始拿我们打趣了。”

我不想声称整个婚事到这时候算是尘埃落定，但是我确实感到，直到这一刻，这场尴尬的、有可能一败涂地的相亲，才变成了一个愉快而成功的夜晚。饭后，我们喝茶聊天，等到叫出租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彼此相处融洽。最关键的是，佐藤大郎和仙子虽然还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但显然已经互相产生了好感。

当然啦，我必须承认那天晚上某些时候令我感到痛苦，同时我也承认，如果不是情势所迫，我不会那样毫不犹豫地做出那种关于过去的申明。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句，任何一个看重自己尊严的人，却希望长久地回避自己过去所做事情的责任，这是我很难理解的。承认自己人生中所犯的错误，并不总是容易的事，但却能获得一种满足和尊严。不管怎么说，怀着信念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什么可羞愧的。而不愿或不能承认这些错误，才是最丢脸的事。

就拿绅太郎来说吧——看起来他似乎保住了他朝思梦想的那份教职。在我看来，如果绅太郎有勇气坦诚地承认他过去所做的事，他现在会更加快乐。我想，新年后不久的那天下午他在我这里受到冷遇之后，他在中国危机海报的问题上可能会换一种策略去应付他的那个委员会。但我猜想绅太郎还是坚持用虚伪的方式追求他的目标。是的，我现在逐渐相信，绅太郎的天性中始终存在着狡诈的、不可告人的一面，只是我过去没有真正认识到罢了。

“知道吗，欧巴桑，”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在酒馆里对川上夫人说，“我怀疑绅太郎绝不是他让我们相信的那种超凡脱俗的人。他只是通过那种方式在别人面前获得优越感，让自己为所欲为。像绅太郎这样的人，如果他们不想做什么事，就会装出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得到别人的原谅。”

“哎哟，先生。”川上夫人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可以理解，她不愿把一个这么长时间的老主顾往坏处想。

“举个例子，欧巴桑，”我继续说道，“想想他是怎么狡猾地躲避了战争吧。别人都在流血牺牲的时候，绅太郎只是躲在他那间小工作室里继续画画，似乎什么事儿也没有。”

“可是先生，绅太郎君的一条腿不好……”

“不管腿好不好，每个人都要响应召唤。当然啦，他们最后找到了他，可是战争几天之内就结束了。知道吗，欧巴桑，绅太郎有一次告诉我，因为战争的缘故，他两个星期没有工作。这就是绅太郎为战争付出的代价。相信我吧，欧巴桑，我们的老朋友在他孩子气的外表下面，还隐藏着很多东西呢。”

“唉，不管怎么说，”川上夫人疲惫地说，“看样子他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

“是的，欧巴桑。似乎你永远失去他了。”

川上夫人手里燃着一根香烟，身子靠在柜台边，环顾着她小小的酒馆。像往常一样，酒馆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夕阳透过窗户上的纱网照进来，使得屋里比天黑后川上夫人打开灯盏时显得更加老旧，灰尘仆仆。外面，那些人还在干活。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什么地方一直回响着锤子的声音，一辆卡车开动，或电钻响起，经常震得整个酒馆都在晃动。那个夏季的夜晚，我循着川上夫人的目光在屋里扫视，突然想到，在市政公司此刻在我们周围建造的水泥大厦中间，她的小酒馆将会显得多么渺小、破旧、格格不入啊。于是，我对川上夫人说：

“知道吗，欧巴桑，你真的必须认真考虑一下接受这份报价，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可是我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了。”她说，一边挥手掸开她吐出的烟雾。

“你可以开一家新的酒馆呀，欧巴桑。在板桥区，甚至在主街上。你放心，我每次路过肯定都会进去的。”

川上夫人沉默了片刻，似乎在外面工人干活的声音中倾听着什么。然后，她脸上浮现出笑容，说道：“这里曾经是一个那么繁华的地区。您还记得吗，先生？”

我也朝她微笑，但什么也没说。当然，过去这个地方是很好的。我们都过得很开心，说说笑笑中弥漫着那种精神，还有那些争论也总是发自内心，无比真诚。可是，那股精神也许并不总是有益的。那个小世界就像现在的许多事情一样，已经消失，一去不复返了。那天晚上，我很想把这些话都对川上夫人说一说，又觉得这样做不明智。显然，老街在她的心里非常珍贵——她的许多生活和精力都倾注在这里——她不愿承认这里已经永远消失，我自然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