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餐馆烟雾腾腾，一片嘈杂，一个服务员奔走在五六张桌子之间，伸长的胳膊端着一个很大的托盘，上面小山似的堆着许多盘子。他一闪而过，我认出了有维也纳肉片和土豆沙拉（分明是这个星期日惟一的主菜），他不遗余力地给自己打出一条通路走进过道。我紧跟着他，发现过道的尽头有一扇门朝花园开着，那儿也有人在吃饭。在最里面的一棵椴树下，还有一张没有人的小桌，我去坐下来。

隐隐约约地从村子各家屋顶上传来动人的“咳呀、咳呀”声，似乎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在这里，这个与旁边的房屋仅一墙之隔的花园里，一切仿佛幻觉一般。这种似是而非的幻觉使我以为周围的一切也都不属此时此刻，而是在往昔之中。十五年二十年以前，这些“咳呀、咳呀”的声音，露茜，泽马内克，这一切都是往昔，而埃莱娜则是我用来砸向过去的一块石头；这三天只不过是一出皮影戏而已。

怎么，难道只有这三天是皮影戏吗？我觉得我的一辈子，从头到尾，充满了皮影人和皮影物，而现时本身反倒没有它应有的地位。我的眼前浮现出一条活动人行道（这是时间），人行道上有一个人（我）逆行奔跑。但活动人行道移得比我快，结果是，它把我慢慢地朝着和我的目标越来越远的地方载去。这个目标（怪就怪在它处于我的背后）就是产生了那些政治案的往昔，也就是那个曾在会议厅里举起许多手来的往昔，有穿黑色制服的大兵和露茜的那个往昔，它始终使我沉迷不醒，至今我仍在对它苦思冥想，揣摩猜度，以求澄清迷雾，解开谜团，而且这个往昔，它使我不能按一个常人那样面向未来生活。

往昔让我迷糊不醒，而我乐意用一条纽带把自己拴在往昔，这条纽带就是报仇，只不过这几天来我已明明白白看到报仇跟我在活动人行道上的奔跑一样，是白费心机。是啊，要是当年在学院的那个会议厅里，当泽马内克朗诵《绞刑架下的报告》时，对，就在那时候，只有那时候，我该站起来走到他跟前，冲他脸上打去！时至今日，报仇雪恨已经成了充饥的空想，自己孤家寡人的信仰，一个和当年的各个参与者越来越不相干的神话。在这个报仇雪恨的神话里，人物依旧，而实际上，他们现在都已面目全非（活动人行道无休止地向前移动着）；是另一个扬对另一个泽马内克，而我一直应该赏他的那记耳光，如今已没了由头，无可补救，永远失落。

我一面切着盘子里那块大大的裹着面糊的肉块，一面听着那伤感的、隐隐的“咳呀、咳呀”的声音飘荡在村子房屋上空，我的脑海里又出现戴着面具的国王和他的马队，不禁为人类行为的不可理喻而感动。

许多世纪以来就像今天一样，在摩拉维亚的一些村镇里，小伙子们跳上马背动身传送一个古怪的信息。信息是用不为人知的民族语言所写，小伙子们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把自己不懂的话拼读出来，分毫不差，令人感动。古时候的人们想要说十分重要的事情，他们今天就在后代人的身上还魂，有些像聋哑人似的，对听众采用大量姿态优美但令人不解的手势语。但他们的信息是什么，永远也无法破译，不仅是因为没有密码匙，而且也因为在这一个充斥着古往今来多少信息的时代，谁也不会耐心去倾听，含信息之物相互覆盖，很难被觉察出来。在今天，被遗忘的东西已如汪洋大海，历史只不过是从中理出的一条记忆的细线而已，但时光在迁移，几千年后人无可拓展的记忆不能再包容更多，于是整整几个世纪，几千年都会湮没，许多世纪的绘画，许多世纪的音乐会湮没，还有许多世纪的伟大发明、战争、书籍都会湮没，那是非常糟糕的事，因为人会丢失掉自身的概念，自身的历史，变得不可捉摸，无从窥其面貌，只剩下几个意义空洞的简约符号。后来有了成千上万聋哑人似的国王马队去追寻古人和古人幽怨而又不可解的信息，但没有人能有时间来聆听它们。

我坐在餐馆花园的角落里，面前的盘子早已空了，也不知道这块小牛肉是怎么被我吞下去的，我觉得自己也属于这无可避免的、大规模的被遗忘之列（现在，现在就已在其中了……）。服务员曾来过一次，抓走盘子，用餐巾的反面掸去桌布上的碎屑，又敏捷地转向另一张桌子。一阵怅惘袭上心头，不仅是因为这一天过得虚浮，而且也因为连这虚浮的念头也是要被遗忘的，和这只在我太阳穴旁嗡嗡作响的苍蝇一样，和向桌布上撒落一片金色花粉的椴树一样，还有这种糟糕的、慢吞吞的服务，它很能说明我生活其中的社会究竟如何，它同样要被遗忘；还有这个社会的缺点和错误——它们使我苦恼不堪，使我耗尽元气，即使我使出浑身解数来纠正、针砭也无济于事，因为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无可弥补；这一切也一样要被忘个干净。

是的，我忽然看得很清楚了：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双重误信的幻觉，一方面以为记忆是恒久不褪的（记忆中的人、物、行动、人民都不变）；另一方面又以为补偏救弊是可能的（补救行为、谬误、过失、罪恶）。其实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一样大谬不然。事实恰好相反：一切都终将被遗忘，同时又无论什么事物都不可能得到挽回。挽回的作用（或通过报仇雪恨，或宽宥原谅）必须有遗忘为基础。任何人都无力挽回已铸就的过失，但一切过失却都将被遗忘。

我又注意地看了看这个身边的世界，知道一切都将被遗忘：椴树、桌边坐着的食客、服务员（自中午营业以来劳累不堪）和这个餐馆（从街上看令人生厌），从这儿看花园，仗着这悬挂的葡萄架，它还是个令人惬意的地方。我怔怔地盯着那扇开着的过道门，服务员刚刚消失在它后面（他的心脏被现在已空下来恢复了宁静的这块地方弄得十分疲惫）。忽然门口冒出一个年轻人，穿着皮上衣和牛仔裤，走进花园朝四处张望。一发现我，马上朝我走来。好一会儿我才把他认出，原来是埃莱娜的技术助手。

面对一个堕入爱河却又不被人爱的女人向周围显示的威胁，我总是很忐忑的。当小伙子把她的信封递给我后（“是泽马内克夫人的信”），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方设法迟迟不把信拆开。我请他坐下来；他照办了（他把胳膊支在桌上，额头上堆起了一条一条皱纹，样子很高兴，望着在太阳光里像着了火似的椴树茂盛的枝叶）。我把信放在面前桌上，问道：“不来点什么吗？”

他耸耸肩；我建议来点伏特加，他拒绝了，说他还要开车，法律禁止驾车者喝任何酒精饮料。他加了一句说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着我喝。我那时一点也没有喝酒的欲望，但由于不想拆开眼前这封信，也就什么都可以喝了。我请正在旁边经过的服务员给我送一杯伏特加来。

“埃莱娜有什么事要我做，您不知道吗？”我问。

“我怎么会知道？您自己看信！”这是回答。

“急吗？”我问。

“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怕路上有人行劫，人家还让我先把信背熟了，是吗？”他说。

我用手指头拈起信封（还带着印好的公文落款：地方委员会），后来我把它放在桌布上，我的面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说：“真可惜您不喝点儿！”

“说到底这也不是为您好么，您的安全……”他说。听出他的言外之意——确实话中有话：小家伙是利用和我坐在一起的时候，要把回程路上的情况，有没有机会和埃莱娜单独相处弄个明白。他真是个好人；心里有什么全摆到脸上（一张瘦小、苍白、布着斑斑红疙瘩的脸，短而微翘的鼻子）；可能也算是一张透明的脸，因为它无可救药地显得稚气十足（之所以无可救药，是由于五官线条超乎寻常地纤细，即使往后年龄增长了，也绝不能增添什么阳刚之气，老年时候也会是一张老小孩的脸）：这样一张孩童脸是难以让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得意的，所以他只有费尽心机去掩盖它（就像以前那个毛头指挥官装腔作势一样——啊！那皮影戏总也完不了！）：如在衣着上（方肩的皮上衣，合身而且剪裁很好）；在举止上（站得很挺，有时故意做出一种随随便便、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略显俗气）。这种处心积虑的伪装又无时无刻不在露出破绽：小伙子常脸红，嗓子压不好，稍一激动就粗细不定（一接触我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既掌握不好眼神也掌握不好手势（起初他大约想对我表承，他根本不稀罕知道我是否会坐他们的车一起回布拉格，然而我刚对他说我要留在这儿时，他的眼神过于明显地大放光芒了）。

当心不在焉的服务员往我们桌上放下两杯而不是一杯伏特加的时候，年轻人摆了摆手，说没关系，他陪我喝：“我总不能让您一个人喝吧！”他拿起杯子，“那么，祝您健康！”

“也祝您健康！”我回敬道，而且我们碰了杯。话就谈下去了，我得知小伙子估计再有两小时动身，因为埃莱娜打算在现场重听已经录在带上的内容，必要的时候还要录她自己写的东西，一定要在明天一早全部都能播出。我问他，跟埃莱娜工作，还顺当吧。他又一次涨红了脸，回答说她自己能干得不错，不过埃莱娜对同组的人有点太不体谅，因为她老是过了下班时间还要工作，才不管别人急不急着要回家呢。我问他，他是不是也急着要回家去。他说不，工作使他开心。然后，趁我对埃莱娜问这问那的时候，他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盘问起我来，似乎不过是顺便提起一样：“说起来您到底是怎么认识埃莱娜的？”我告诉了他。他还想知道得更多些：“埃莱娜挺棒的吧，啊？”

特别是只要一提到埃莱娜他就显得很高兴，我认为这也是出于他的掩饰，因为估计大家都知道他对埃莱娜一厢情愿的爱慕，他得使出浑身解数来避免单相思这个不光彩的帽子。即使我对他泰然不惊的样子不足全当真，但至少大大减轻了我面前这封信的分量，所以我还是把信拿起来，撕开了封口：“现在我的心灵和肉体都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我对你说永别了……”

我赶紧招呼正在园子那一头的服务员，大声喊道：“结账！”他朝我点了点头，但仍走他的路，在走廊上立即不见了身影。

“快走，没时间耽搁！”我对小伙子说。我已经站起来，穿过花园；他跟着我。我们走过过道，到了餐馆大门口，服务员也只得跟在我们后面追来。

“一份牛肉，一个汤，两杯伏特加。”我嘴里说。

“出什么事了？”小伙子畏畏怯怯地问。

付完账，我让他赶紧把我领去找埃莱娜。我们走得很快。

“到底出什么事了？”他一直追问着。

“远不远？”这回是我问他。

他指指前面，我跑了起来。区文化委员会在一所简单的平房里，白色的石灰墙，一个门和两扇窗。我们进去；这个管理机构够寒伧的：窗下有两张并排放的办公桌；一张桌子上有一台录音机，一个笔记本和一只手提包（对，是埃莱娜的）；两张办公桌前有两张椅子，一个角落里有个金属挂衣架。上面挂有两件风雨衣：一件女式和一件男式的。

“就是这儿。”小伙子说。

“她是在这儿把信交给您的吗？”

“对。”

可是这会儿，屋里空空的，急死人；我叫道：“埃莱娜！”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那么虚，那么急，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没人答应。我又喊：“埃莱娜！”

小伙子问我：“她会……？”

“看样子像。”我回答。

“她在信里说了吗？”

“可不是。”我说。“借给你们用的屋子还有吗？”

“没了。”他说。

“那么旅馆的房间呢？”

“我们今天早上已经退掉了。”

“那她肯定就在这儿。”我说。我听见小伙子嘶哑的声音哽噎地喊，“埃莱娜！”

我推开进里屋的门；也是一个办公室：写字台、纸篓、三张座椅、一个柜子和一个挂衣架（跟外面一间屋里一模一样：金属的柱架由三条腿支着，顶端分成三叉；上面什么衣服也没挂，它模模糊糊和个人影差不多，显得孤零零的；光秃秃的金属柱和滑稽地向上伸出的胳膊让我越看越着慌）；除了桌子上方有个窗户外，就只有上面一无所有的几面墙壁，没有门，可这座小平房就只有这两间当办公室的屋子。

我们回身进了第一间屋子；我抓过笔记本，翻阅起来；上面的字迹十分难认，内容是众王马队的一些描述（按照我强认出来的字判断）；没有什么别的或类似永别的话。我打开手提包：里面一块手绢、一个小钱包、一支口红、一个粉盒、两支散香烟、一个打火机；没有服完毒药的瓶子、管子什么的。我心急火燎地又细细分析思索，埃莱娜可能会选择什么方式，想来想去，只有服毒最可能；可总得留下哪怕一个小管小瓶的。我去衣架那里掏埃莱娜的风雨衣的兜：全是空的。

“她不会去阁楼吗？”小伙子忽然不耐烦地问，他估计我在屋里也搜不出什么名堂来——尽管我的寻找才花了几秒钟。我们跑到过道里去，那里有两扇门：一扇上面三分之一是玻璃，不看就知道是一个后院；我们推开更近的那道门，眼前出现了一个阴暗的楼梯，梯级上满是灰尘和煤黑。我们往上爬；屋顶上惟一的天窗（肮脏的玻璃）只能透过模糊的、青白色的光来。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物件（箱子、园丁用的工具、镢子、尖嘴锄、耙子、一大沓一大沓的文件、一张散架的破椅子）；我们磕磕绊绊的。

我本想喊“埃莱娜！”可是一阵害怕使我没喊出口；要是再没有人回答就更可怕了。那小伙子也没敢喊。我们翻动那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出声儿地东碰西摸，寻着一个个黑乎乎的角落；我感觉到我和他都是慌乱极了，最吓人的就是我和他两人谁都不敢张口，等于承认我们不会得到埃莱娜开口回答，眼下所寻找的无非是她的尸身罢了，或吊着或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