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敏路，我们的主街，往东眺望，可以看得见地平线上有一条窄窄的银边，那就是大海。爸爸也曾见过这景象——他的老板会把这景象指给所有新来的工人看——但爸爸开车把我们从肯尼迪国际机场接走的时候，并没有停下车来指给我们看。如果看到大海的话也许会让我们感觉好一些，尤其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伦敦排屋是个狗窝一样的地方，半数房子的电线还没布好，在夜色中，这些房子杂乱无章地伸展着，好似砖头砌成的搁浅了的轮船。没铺砾石的地方到处是烂泥，深秋才种的草一丛丛地从积雪里伸出来，全都枯萎了。

每栋楼都有自己的洗衣房，爸爸解释说。妈妈从风雪大衣的兜帽里茫然地望着车窗外，点了点头。那太好了，她说。我看着漫天飘落的鹅毛大雪，心里很害怕，我哥在掰弄自己的指关节。这是我们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冰天雪地。

在我们的眼里，这公寓简直奇大无比。拉法和我各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配有冰箱和电炉的厨房简直跟我们在萨姆纳· 威尔斯街注的整栋房子差不多大。我们冷得发抖，直到爸爸把室内温度调到华氏八十度左右，才让我们缓过劲儿来。窗玻璃上的水滴像蜜蜂一样聚了起来，我们要擦擦玻璃才能看得见外面。拉法和我穿着时髦的新衣服，都想出去玩，但爸爸叫我们把靴子和大衣脱掉。他让我们在电视机前坐下。他精瘦的胳膊一直到短袖的袖口都是毛茸茸的，有点让人吃惊。他刚教了我们如何冲马桶，如何使用厨房洗涤槽，如何用淋浴。

这可不是贫民区，爸爸开始说。你们要对周围的一切东西认真对待。不要把垃圾丢在地上，或者丢到大街上。不要在外面灌木丛里大小便。

拉法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我。在圣多明各的时候，我想在哪儿尿就在哪儿尿。我爸衣锦还乡的那天夜里，看到我在一个街角撒尿，就惊叫起来，你这小兔崽子在干啥呢？

住在这里的是体面人，咱们也要过体面日子。你们现在已经是在美国了。他的大腿上放着皇家芝华士酒瓶子。

我等了几秒钟，以此表示我已经听懂了他的话，然后问道，我们现在能出去玩吗？

你们还是帮我把行李拆包吧？妈妈提议道。她的双手一动不动；放在平时，她的手肯定总在摸索着什么东西——一张纸，或者自己的袖口，或者两手互相搓弄着。

我们就出去一下子，我说。我站了起来，穿上靴子。假如我对爸爸有一丁点儿了解的话，我肯定是不敢这么不听他的话的。可我跟他简直就是素昧平生：过去五年里，他一直在美国工作，而我们一直在圣多明各等待。他一把抓住我的耳朵，把我拽回到沙发上。他看上去很不高兴。

我允许你出门的时候，你才能出门。

我看了看拉法，他安静地坐在电视机前。在多米尼加的时候，我俩曾经自己坐大巴横穿整个首都。我看了看爸爸，他的瘦脸对我来说还很陌生。你不要这么瞅我，他说。

妈妈站了起来。孩子们，来帮帮我吧。

我没有动弹。电视里，新闻播音员在用单调的低声互相讲话。有一个词，他们不停地重复。我上了学之后才知道，他们说的那个词是越南。

爸爸不准我们出门——他说因为外面太冷了，但其实他就是不想让我们出去——所以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看电视或者盯着窗外的雪。妈妈把屋里拾掇得一尘不染，每样东西都清洗了十次之多，还给我们做了特别丰盛的午饭。我们都无聊得一言不发。

我妈老早就认定，看电视是有好处的，可以帮助你学英语。她把我俩的脑袋瓜子看作是生机勃勃的向日葵，需要沐浴阳光，于是把我们安排在离电视最近的地方，尽可能扩大电视的影响。我们看新闻、情景喜剧、卡通片、《人猿泰山》、《飞侠哥顿》注、《乔尼大冒险》注、《宇宙泰山》注、《芝麻街》注——每天要看八九个小时的电视，但对我们学英语帮助最大的是《芝麻街》。我俩每学到一个新词，就向对方不停地重复。妈妈叫我们演示怎么说那个词的时候，我们摇摇头说，别担心。

说给我听听嘛，她说。我们慢慢地把新词读出来，那声音就像巨大而笨拙的肥皂泡。她从来都学不会。即便是最简单的元音，她的嘴唇也对付不了。你说得太难听了，我说。

你又懂多少英语？她问道。

吃饭的时候，她试着用新学的英语跟爸爸讲话，但他只是戳了戳盘子里的猪肘子，这道菜不是我妈最擅长的。

你说的英语我一个词也听不懂，他最后说。最好还是让我跟外边的人打交道吧。

不跟人接触叫我怎么学英语呢？

你不需要学，他说。再说了，女人一般都是学不会英语的。

这门语言可是很难学的，他把这句话先是用西班牙语说，然后用英语又说了一遍。

妈妈没再说话。早上，爸爸前脚刚出门，妈妈就打开电视机，让我们坐在电视前。大清早屋里挺冷的，起床总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太早了，我们说。

这就像上学一样，她说。

不，不像，我们说。我们习惯了中午才去上学。

你们两个的牢骚也太多了。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她就站在我们身后。有时我转过脸来，看见她正默默地模仿我们正在学的单词，试着去理解它们的含义。

就连爸爸起床之后一系列动作的声音对我来说也很陌生。我躺在床上，听着他在卫生间里磕磕绊绊地转来转去，就好像他喝醉了酒还是怎么的。我不知道他在雷诺兹铝业公司究竟干什么工作，但他的衣橱里挂着很多工作服，每件都沾满了机油。

我原先期待的父亲可不是这样的。在我想象中，父亲身高七英尺，腰缠万贯，足以买下我们整个街区。但现实中的父亲只是中等身材，相貌也平平。他是坐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出租车来到我们在圣多明各的家的，他带来的礼物也都是小玩意儿——玩具枪和我们已经穿不下的小衣服，都是些一碰就坏的便宜货。尽管他拥抱了我们，还带我们去马莱贡注吃大餐（那是我们第一次吃牛排），但我还是不知道应当怎么看待他。父亲是一种很难理解的东西。

我们来美国的最初几周，爸爸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楼下看书或者看电视。他对我们说的绝大部分话都是训斥，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看见过别的爸爸训斥自己的小孩，所以对这种事并不陌生。

对我哥，我爸只是叫他不要嚷嚷，不要打翻东西。但对我，他老是因为鞋带的事情训斥我。爸爸对鞋带的事情很较真。我不会系鞋带，当我系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结的时候，爸爸就会弯下腰，轻轻一拉，整个结就散了。至少你将来能当魔术师，拉法这么挖苦我，但这事其实挺严重。拉法给我演示系鞋带，我说，学会了，并且在他面前的时候系得好好的；但在爸爸面前——他一手扶着腰带，呼出来的气挠着我的脖子——搞得我怎么都系不好。我战战兢兢地看着爸爸，就好像我的鞋带通了电，而他命令我徒手把它们接起来似的。

我在警察局遇见过一些白痴，爸爸说，但就连他们都能把操蛋的鞋带系好。他看了看妈妈。怎么他就不能？

这种问题怎么回答都不是。她低下头，仔细看着自己手背上凸起的青筋。有一秒钟的时间，爸爸水汪汪的乌龟般的小圆眼睛与我对视。不要这么瞅我，他说。

如果我把鞋带系得还算马马虎虎的话——拉法把我打的结叫做弱智结——爸爸还会喋喋不休地数落我的头发。拉法的头发很直，很容易梳——每个加勒比海老爷爷的梦想都是有这样漂亮的直发——但我的头发却更像非洲人，有很多小卷，所以不得不接受没完没了的打理，时不时再梳个奇形怪状的发型。我妈每个月都给我们剪头发，但这次她让我坐在理发椅上时，爸爸叫她不用管了。

只有一个法子能治，他说。你，去把衣服穿好。

拉法跟着我走进我的卧室，看着我扣好衬衫的纽扣。他紧紧地闭着嘴。我开始紧张了。怎么啦？我问。

没事。

那就别这么盯着我。我要系鞋带的时候，他主动帮我系上了。在门前，爸爸低下头看了看说，你的鞋带系得比以前好了。

我知道爸爸的货车停在哪儿，但故意往相反方向走，好看一眼邻里街坊。直到我绕过了拐角，爸爸才发现我没跟上去，大喊我的名字，于是我匆匆跑了回去，但我已经看到了在空地和雪地上玩耍的孩子们。

我坐在前排。他往录音机里塞了一盘约翰尼· 本杜拉注的磁带，然后安安稳稳地开上了9号公路。路两边是成堆的脏兮兮的积雪。没有比积雪更糟糕的东西了，他说。下雪的时候挺好的，但积在地上就变成一摊屎了。

下雨的时候会不会出事故？

我开车的时候就不会。

拉里坦河岸上的沙灰色香蒲被冻得直直的。我们过河的时候，爸爸说，我就在下一个城镇上班。

我们来到博斯安柏伊，找到一个叫卢比奥的波多黎各裔天才理发师，他知道怎么对付糟糕的头发。他往我头发上涂了两三种乳膏，让我满头泡沫地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他老婆给我洗了头。然后他看着镜子，研究了一会儿我的头发，拉扯了几下，再往上面涂了一种油，最后叹了口气。

最好全剃光，爸爸说。

我还有几种东西，也许有用。

爸爸看了看表。剃光吧。

好的，卢比奥说。我看着镜子里剪刀在我的头发上耕耘着，看着我的头皮暴露了出来，看起来娇嫩又脆弱。休息区的一个老头鼻子哼了一声，把手里的报纸拿高了一点。我心里难受得要命；我不想剃光头，但我对爸爸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卢比奥完工之后在我脖子上擦了滑石粉。小伙子挺帅嘛，他说，但明显没有底气。他给了我一条口香糖，我回家之后，我哥肯定会立马把它偷走。

好了吗？爸爸问。

剪得太多了，我实事求是地说。

这样更好，他说着，付钱给理发师。

我们走出理发店，刺骨的寒风像一块湿泥巴猛扑在我的光脑壳上。

回家路上，我俩都一言不发。一艘油轮正开进拉里坦河上的港口。我想，溜上船然后逃到远方一定很容易。

你喜欢黑女人吗？爸爸问道。

我转过头去看刚刚经过的几个女人。我转回头，意识到他在等待我回答，他是想知道我的看法。虽然我很想脱口而出，我什么样的女孩都不喜欢，但我还是说，是啊，他笑了。

她们很美，他说着点燃了一支香烟。而且特别会照顾人。

拉法一看见我就笑了。你那头看上去像个大拇哥。

我的老天爷，我妈说着，让我转过身去给她看。你为什么这样对他？

这样好看，爸爸说。

这么冷的天剃光头，他会着凉的。

爸爸把冰冷的手放到我头上。他自己挺喜欢的，他说。

爸爸每周要上五十个小时的班，他在家休息的时候希望我们保持绝对安静，但我哥和我实在是精力过剩，怎么也消停不下来；早上九点，爸爸还在睡觉，我们就把沙发当作蹦床，大闹起来。在多米尼加老家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大街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听见隆隆巨响的梅朗格舞曲。我们楼上的邻居虽然自己经常大吵大闹，闹得天翻地覆，这时却气冲冲地跑下来训斥我们：你们能不能别吵了？然后爸爸会从他房间出来（短裤都没扣好），说，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跟你们说过多少次别吵？他揍起人来一点都不客气，于是我们整个下午都要受罚——我们得躺在床上，不能下来，因为如果他走进屋来看见我们站在窗前盯着美丽的雪花，一定会扯着我们的耳朵狠揍我们，然后我们就得在角落里一跪就是几个钟头。如果我们跪的时候还捣蛋，还要闹着玩或者耍滑头，他就强迫我们跪在椰子刨丝器的锋利切口上，一直到我们膝盖流血、抽噎求饶，他才准我们起来。

现在该老实了吧，他满意地说。我们躺在床上，膝盖上涂着碘酒，火辣辣地疼。我们等他去上班，好来到窗前，把手放在冰冷的玻璃上。

我们透过窗户看着邻居家的小孩在堆雪人和雪屋、打雪仗。我告诉哥哥，我看见外面有非常开阔的空地，但他只是耸耸肩。对面四号公寓里住着一对兄妹，他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向他们挥手。他们也向我们挥手，要我们也出去玩，但我们只能摇摇头：我们不能出门。

那男孩把他的妹妹拉到其他孩子玩的地方。孩子们拿着铁铲，长围巾上积着一层雪花。那女孩似乎挺喜欢拉法，离去时向他挥手。他没有回礼。

不是说美国女孩都很美吗，他说。

你见过美国女孩吗？

她不就是美国女孩吗？他伸手取出一张纸巾，一个喷嚏，喷出来一大堆鼻涕。我们全家都头疼、感冒、咳嗽；虽然屋里暖气已经调高了温度，但这冬天还是让我们吃不消。我在屋里也得戴着个圣诞节帽子，要不然光头就受不了；我这模样就像个愁眉苦脸的热带精灵。

我擦擦鼻子。如果这就是美国的话，还不如让我回家呢。

别担心。妈妈说我们可能会回去的。

她怎么知道的？

她和爸爸说过这事。她感觉回去的话更好。拉法闷闷不乐地用一根手指划过窗玻璃；他不想回多米尼加；他喜欢这里的电视和抽水马桶，并且已经在设想自己和四号公寓的女孩在一起了。

这我可不知道，我说。爸爸看上去不打算去别的地方。

你知道啥？你就是一堆狗屎。

我知道的比你多，我说。爸爸从来没说过要回多米尼加。我等他看完了“艾伯特和科斯特洛”节目注情绪比较好的时候问道，我们最近是不是要回去一趟。

回去做什么？

走亲戚。

你就在这儿老老实实待着，哪儿都别想去。

到第三周，我担心我们撑不过这个冬天了。在老家的时候，妈妈一直是我们的权威，但现在就连她也逐渐沉闷了。她给我们做饭，然后就坐在那儿等着洗盘子。她没有朋友，也没有邻居好去拜访。你们跟我说说话吧，她说，但我们告诉她，还是等爸爸回家吧。他会跟你说话的，我打包票。拉法的脾气比以前更坏了。我以前经常拉扯他的头发，只是闹着玩而已，现在他却会火冒三丈。现在我们经常打架，妈妈把我们分开之后，我们不会像过去那样和好，而是横眉冷对地分别坐在屋子的两个相对的角落，筹划着怎么干掉对方。我要把你活活烧死，他说。你最好把四肢都标上数字，我告诉他，那样别人才能知道怎么把你的四肢重新拼凑成人形，好给你安排葬礼。我们恶狠狠地盯着对方，活像两只爬行动物，用视线对喷着毒素。无所事事让我们的生活更难熬了。

一天，我看见四号公寓的兄妹收拾齐整准备出去玩。我没有向他们挥手，而是穿上自己的风雪大衣。拉法坐在沙发上，用遥控器在一个中餐烹饪秀和一个少年棒球联盟全明星比赛之间换来换去。我要出去，我告诉他。

你不敢的，他说，但当我推开前门时，他叫道，嘿！

外面非常非常冷，我在楼梯上差点摔倒。街坊里没人热衷于扫雪。我用围巾遮住嘴，跌跌撞撞地走过坑坑洼洼的积雪。在我们大楼的侧面，我追上了那对兄妹。

等等！我喊道。我想和你们一起玩。

那男孩半咧着嘴看着我，对我说的话一个字也没听懂，紧张地耸着肩膀。他的头发几乎是无色的，挺吓人。他妹妹的眼睛是绿色的，脸上有雀斑，戴着粉色皮毛的兜帽。我们戴的连指手套是同一个牌子，都是双人店注买来的便宜货。我停住脚步，和他们面对面；我们呼出的白色气息几乎能互相接触。四周尽是冰天雪地，寒冰在阳光照射下非常耀眼。这是我第一次和美国人接触，我感到很放松、很自信。我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比画着，笑着。那女孩转向她哥哥，也笑了。他对她说了什么，然后她跑向其他孩子玩耍的地方。她一边跑一边笑，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和白色的温暖气息。

我一直想出来玩，我说。但我爸爸现在还不准我们出来。他说我们太小了，但你看，我比你妹妹大，而且我哥哥看上去也比你大。

那男孩指了指自己。埃里克，他说。

我叫尤尼奥，我说。

他一直在咧着嘴笑。他转过身，向正在接近的一群孩子迎面走去。我知道拉法正从窗户里观察我，于是抑制住回头向他挥手的欲望。美国孩子们在远处打量我，然后走开了。等等，我说道，但这时一辆奥兹莫比尔汽车注开进了附近的停车场，它的轮胎上满是烂泥和污雪。我没法跟上那些孩子。埃里克的妹妹回头看了一次，她的一绺头发从兜帽里探出来。孩子们走远之后，我站在雪地里，直到两脚冰凉。我怕爸爸揍我，不敢走得更远了。

拉法懒洋洋地躺在电视机前。

他妈的，我说着，坐了下来。

你看上去冻僵了。

我没理他。我们坐在那儿看电视，这时突然一个雪球打中了通往露台的玻璃门，我们俩都吓了一大跳。

怎么回事？妈妈在她房间里问道。

又有两个雪球在玻璃上炸开了花。我在窗帘后偷偷往外望，看见那兄妹俩躲在一辆积着厚厚一层雪的道奇汽车后。

啥事没有，妈，拉法说。就是雪。

什么，难道雪会跳舞了吗？

就是雪落了下来，拉法说。

我俩都站在窗帘后面，看着埃里克又快又猛地投掷雪球，就像个棒球投手似的。

每天都有满载垃圾的卡车开进我们街坊。垃圾填埋场在两英里之外，但在冬季空气的传播下，噪音和恶臭一直飘到我们这里，丝毫未减。我们打开窗户的时候，就能听见并闻到推土机在填埋场的顶端把垃圾推成厚厚的、腐臭的一层。我们可以看见成千上万只海鸥在垃圾堆上觅食或者盘旋。

你看见有孩子在那里玩吗？我问拉法。我们勇敢地站在门廊上；爸爸随时都可能开进停车场，看见我们。

肯定有。难道你不想去那儿玩？

我舔舔嘴唇。那儿肯定能找到很多东西。

很多的，拉法说。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老家，梦见我们从来没有离开那里。我醒来时，喉咙疼痛难忍，发起了高烧。我在洗涤槽里洗了把脸，然后坐在我们的窗边；我哥还在睡觉；我看着窗外冰块落下来，在汽车表面冻出一层外壳；看着雪花和人行道。据说，人长大之后，就丧失了学习在陌生地方睡觉的能力，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能力。大楼现在才安静下来，像点样子；那新钉下的钉子带来的魔力逐渐消散，我们渐渐习惯这新环境了。我听见起居室有人在走路，走过去一看，是妈妈站在通往露台的门前。

你睡不着觉？她问道，在荧光灯灯光的闪耀下，她的脸很光滑，很完美。

我摇摇头。

咱俩一直都很像，她说道。这样日子可不会更好过些。

我搂住她的腰。光是那天早上，我们就从露台门口看见三辆搬家的卡车。但愿新邻居是多米尼加人，她把脸抵在玻璃上说，但最后那些新邻居是波多黎各人。

后来她肯定是把我送回了床上，因为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拉法身旁。他还在打呼噜。隔壁房间里爸爸也在打呼噜，我内心深处知道，我是个睡觉不踏实的人。

这个月底，推土机在填埋场表层盖上了一层松软的金黄色泥土。遭到驱赶的海鸥在填埋场上空成群飞着，四处周旋，恣意排便，直到新的一批垃圾被运来时才会消停下来。

我哥在努力做模范好儿子；其他方面他总的来讲都还是老样子，但对爸爸却是亦步亦趋、令行禁止，他可是对任何人都没这么乖过。我哥一直是个野小子，但在爸爸家里却变成了个好孩子。爸爸说不要出门，拉法就乖乖待在家里。这就像是在来美国的旅程中，拉法天性中最锋利的部分被消磨光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野性肯定就又会死灰复燃，而且保准比以往变本加厉。但在最初的几个月，他是规规矩矩的。我想以往的熟人恐怕都认不出这个新的拉法了。我也希望爸爸能喜欢我，但我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听话；我常常出门去雪地里玩一会儿，但从来都不远离公寓楼。你会被爸爸逮住的，拉法预言道。我看得出，我的大胆让他十分痛苦；他从窗户里看着我堆雪房子、在雪堆里打滚。我离美国人远远的。当我看见四号公寓的兄妹时，就不再四处胡闹，开始做好准备伺机偷袭他们。埃里克向我挥手打招呼，他的妹妹也挥手；但我不回礼。有一次，他走过来，让我看他的棒球，那肯定是他刚搞到手的。有罗伯托· 克莱门特注的签名哦，他说，但我继续用雪盖我的堡垒。他的妹妹憋得小脸通红，大声喊了句什么，于是埃里克就走开了。

一天，那女孩一个人在外面，于是我跟着她走到空地上。雪地上乱糟糟地散布着一些巨大的混凝土管道。她弯腰钻进了一个管道，我跟了上去，跪着往前爬。

她在管道里坐下，盘着腿，咧嘴笑着。她脱掉连指手套，搓着双手。风刮不到我们，于是我也效仿她。她用一根手指指了指我。

尤尼奥，我说。

伊莲，她说。

我们坐了一会儿，我心急火燎地想和她交流，搞得脑袋发涨，她一直在往手上吹气。然后她听见她哥哥在叫她，就赶紧跑出了管道。我也走了出去。她站在她哥哥旁边。他看见我，喊了句什么，然后向我扔了一个雪球。我也回击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