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尔尼·保罗就要来了。我们给他打了电话。他已经从蒙特戈梅里出发了，星期一到。”士兵吃了一惊。
“谁是厄尔尼·保罗？”
“他是我们一伙的。跟儿子、德雷克和我一块儿长大的。他歇了班过来看儿子和我们大家。”吉丁想，一次技术性击倒，但是她没有挂起她的拳击手套。儿子回来时，她给他看了列车时刻表。
“再待一夜吧，宝贝儿。”他说。
“我不能。不能住在那房间里。不能一个人。”
“听我说。”
“不，儿子。除非你和我待在一起。”
“我不能那么做。”
“那我走。我早就满十四岁了。”
“好吧。听着。教堂活动散了之后，罗莎回来，我们就去兜风。”
“儿子。”
“听着。我来带你在这个县里转转。拿上你的相机。然后，今天晚上你回罗莎家……”
“儿子。”
“等一等。把后门敞着别关。我会进来，和你待一整夜。到了天亮，我就绕到前门，装作刚到的样子。”
“你保证。”
“我保证。”
她想，旧石器时代的老古董。我和一帮尼安德特人待在这儿，他们认为性是肮脏的或者奇怪的东西，而站在这儿的他都快三十岁了，还是这么想的。愚蠢。“愚蠢。”她脱口而出。
“我知道，但他们就是这样的。你想让我怎么办？你认为我们做的什么事会改变他们吗？”
“我想要我们光明正大。”
“我们能不能先入乡随俗，以后再光明正大？”
这种迁就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她心想，因为这是他的家乡，他们是他的故人。在乘车兜风的一路上，她把一切都拍了下来，直到胶卷用光。他们看到了一些适合进去做爱的小屋和果园，还发现了一所学校的一扇敞开的窗户，里面的一张教师用书桌宽得足以容下两个人。他们在八点钟时回到埃罗，在外面待到不能再晚—“夜动”已经关门——然后用车把大家一一送回家。吉丁回到罗莎家之后，就换上了那件皱巴巴的长衬衫，以便他来时让他开心，她把门闩打开，便上床了。半小时后，他到了。她一直竖起耳朵听着，所以听见了门转动的响声。
“儿子吗？”
“是我。”
“赶快。”
他动作匆匆。他跪在床边时，手里有什么东西，树叶或蕨类什么的。他让她脱掉长衫，他就用蕨叶轻刷她全身，她努力不发出呻吟、大笑或叫喊，他一直说着嘘、嘘。他脱掉衣服，爬上床。吉丁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习惯了佛罗里达最好的床上功夫的男人。也许是士兵灌输的那些念头让她好胜起来，她奋力要超过齐安涅，胜过她那传奇般的天赋。她想着她，被她鞭策，或许还要加上这个事实：她没闩门，儿子把门推开后一直让它大敞着，但他们只专注于彼此，因此未曾注意。所以齐安涅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然后是别的人：罗莎和特蕾丝，儿子已去世的母亲和萨莉、萨拉、萨迪·布朗，昂丁，士兵的妻子艾琳，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弗朗西恩，还有她自己死去的母亲，甚至那个穿黄色连衣裙的女人。她们全都拥进了这间屋里。有些女人她不认识，认不出，可是她们全在这里，毁了她的性爱，像吸食精气的女妖般取走了她的性，但没有取走他的。他沉沉入睡，没有看见屋里的女人，她也看不见，可她们确实挤成一团，看着她。她们互相推挤着——用臂肘挤出空间，像蚂蚁出巢一般从黑暗中涌出。她摇晃着儿子，他醒来，说：“唔？”她说：“你该把门关上。”因为她不想说屋里有这么多女人；我看不见她们，可这屋里挤满了女人。他说“好”，然后翻个身又睡着了。她躺在那儿，吓得不敢自己去关门，因为得走过那些挨挨挤挤地站在漆黑的房间里的女人，她虽然看不见她们，但穿过人群时必然要碰到她们。她感到她们互相推推搡搡，为了把她看得更清楚。最后，她被她们吓得惊恐之极，这比她们能对她做的任何事都更糟，于是她气疯了，坐起身来，用只有心跳一半响的声音叫了出来。
“你们想让我怎么样，该死的！”
她们看样子似乎正在等待这个问题，于是便纷纷拽出一个乳房给她看。吉丁颤抖了起来。她们站在屋里的四处，互相轻轻地推搡着，轻轻地——因为地方很小——露出一个乳房，然后是两个，吉丁吓坏了。这可不是那个关于帽子的梦，因为在那个梦里她是睡着了的，是闭着眼睛的。而此时此地，她却是完全清醒的，天啊，只是在一团漆黑中看见了她母亲和纳纳丁！
“我也有乳房，”她说着，或是想着，或是希望如此，“我也有乳房。”但她们不肯相信她。她们只一味地把她们的乳房托得更高，往前推得更远，还看着她。除了那个穿黄色连衣裙的女人，所有的女人都露出了她们的两个乳房。而那个穿黄色连衣裙的作为更令人震惊——她把一条胳膊伸得长长的，给吉丁看她那三个鸡蛋。她更害怕了，吓得哭了起来。她的后背紧顶着墙，右手攥拳放在肚子上，她摇晃着儿子，摇了又摇。他惊醒之后，她一头扎进他的肩窝，哭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告诉她们别打搅我。”
“什么？”
“抱住我。”
“吉丁。”
“关上门。不，别动。抱住我。”
“又梦见那些帽子了？”
“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
“抱住我。”
他抱住她。直到天亮。可就算他睡着了，她仍然醒着，而那些女人终于走了——叹着气——他没有松开她。
没人被那个小伎俩蒙骗过去。老人猜出来了，男人们都知道了，而罗莎听见了他们的动静，如同收音机一样清晰。
她无法摆脱。倒不是因为罗莎一早起来煎鸡蛋，甚至照相机风波、士兵的多嘴或者老人信口胡说的《圣经》式谈话，抑或那件皱巴巴的衬衫和那间憋闷的卧室，而是因为她知道，洞穴中植物的声响可能会更喧闹，而夜里的女人们一定会使她一直精神紧张。她无法摆脱。夜里的那些女人把她的整个周末都毁了。埃罗比先前更腐朽，更让人厌烦。一个烧光的地方。那里没有生命。或许有过去，但绝没有未来，而且说到底，了无情趣。一切南方小县城的浪漫色彩无非是一个谎言，一个玩笑，不过是在别处一事无成的人才会保守的秘密。是一个引人上钩的借口。厄尔尼·保罗可以到纽约来——如果乘飞机还会更快呢。她需要空气，需要出租汽车，需要用她懂得的语言进行交谈。她再也不想进行那种沉默比语言能传达更多意味的交谈了。不，她不想要在“夜动”的聚会，儿子，求你了，把我从这里带走吧。你知道我有事要做。带我回去，不然我就回去，而你愿留愿去随你的便。不过，儿子，我是不会再在这儿待一夜了。
“今天晚上我还来你这儿。”
“那没用。”
“那我们就在外边待一整夜。”
“不。把我准时送到火车上就行。”
一时之间，儿子对她合上了他眼中的眼睛——就像他没敲门就进入卧室里那样——没有闭眼，就把它们合上了。她在让他选择。但他再次睁开了眼睛，问她：“你爱我吗？”
“我爱你。”她说。
“我到那里去的时候，你会在吗？”
“我会在那里的。我当然会在那里。等着。”
“厄尔尼·保罗有一辆车。我明天和他一起回蒙特戈梅里，然后从那儿飞纽约。”
“好吧。不会更久了？”
“不会更久了。”
“我爱你。”
“我爱你。”
他们准时上了火车，不过他没有准时去纽约。四天过去了，他还是没到。吉丁倒是没受干扰——有那么多事要做，跑来跑去，午餐聚会，约定美发和寻找工作。她得给多恩打电话，弄清她是否按计划回来了。她要不要另找一处地方去住？到第五天，她又有了那种孤儿的感觉。他可以打个电话。她想象着他跟厄尔尼·保罗和士兵喝酒的情景。又一个周末溜了过去，还是没有儿子的影子。他显然知道怎么给厄尔尼·保罗打电话，却不知道怎么给她打。她想到打电话给埃罗。 “夜动”里有一部电话，但她记不起她在谁的家里还见过电话。现在她有点按捺不住了。面对他的漫不经心，他的无动于衷，她简直要发疯了。最后她绝望了。她在内心深处知道他会来，会在某个时间来，他或许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或许根本没有，但她深知他一定会来。她的绝望来自她的感觉，他在那里与所有那些露着乳房、拿着鸡蛋的女人在一起，那些妖女。他生活中和她生活中的所有女人都聚集在那里——唉，不是她生活中的所有女人。多恩就没在那儿，艾莎、菲莉斯蒂或者贝蒂也没在那儿。她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她那样做的。她们是她的朋友。她们与她是同一种人。不像那个齐安涅全州闻名，不像罗莎长着见证人的眼睛，或者纳纳丁头上紧盘着发辫，面色忧郁地看着厨案，不服气地待在那个房间里。也不像因为被狗咬而得了疯病的弗朗西恩，更不像她自己的母亲，你怎么可能，妈妈，你怎么可能和她们厮混在一起。你死了，撇下我，你对我的爱不足以让你活下去，你明知道爸爸走了，你还走了。但她多次重放过那些镜头后，动力没有了，只有技术还令人佩服。当然她母亲和她们在一起，也露着乳房。她当然会在那儿的。不过，是什么让她们觉得能够聚在一起对她那样做呢？她们甚至不认识彼此。除去乳房之外，她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她也有乳房，多恩、艾莎、菲莉斯蒂和贝蒂都有。但她仍然无法摆脱，那场景使她愤怒，而愤怒对摄影师、经纪人、电话公司和公寓经理是有好处的。大家都注意到了，不来惹她。
多恩说，五月十五号，那时她会回来。吉丁到处打听有没有转租房，结果找到了两处：一处是一座住宅，可以住一个月，到六月份；另一处是一套公寓，可以住半年，但地点在城外，太远了。后来又找到一处阁楼，她可以跟别人合租两周，然后住到夏天……每天夜里上床时，她都已筋疲力尽，顾不上焦虑了，但一醒来，那场景便会重现，而且一次比一次真切，一次比一次沉重，直到某天早晨她最终拿着一杯西柚汁坐在那里，明白既然摆脱不掉，她还不如下决心把那个场景卷起来，剪掉头，撕开，看看肚皮里面装着什么。那些女人看起来很可怕：钉着马掌，大腹便便，头发围着破布，编着发辫。而她们像武器似的向她挺出的乳房是又软又松的袋子，顶端有一只浅黑的眼睛。然后是那个穿黄色连衣裙的女人滑溜溜的黑胳膊伸长到十二英尺，十五英尺，对着她，还有曾经捏着鸡蛋的手指。那很疼，部分疼痛就在于产生那种幻象——在选上你的梦境中让你充当一个孤立无援的牺牲品。有些疼痛则来自那些你热爱或者你觉得善待的人当众羞辱你所造成的直截了当的痛苦。一种微小的疼痛，你一注视，它就会闪现。所以你就用一个盖子把它盖住，直到下一次。但大多数伤害是可怖的。那些夜里的女人倒不仅是针对她（针对她个人——与他无关），不仅是她们高踞于袋样乳房和折叠肚皮之上的优越感，而是她们似乎一致地对待她的态度，全力以赴地要得到她，捆绑她，束缚她。抓住她尽心竭力要成为的人，用她们又软又松的奶头来闷死她的追求。
吉丁小口喝着西柚汁。那种清淡的酸味把她舌头上晨起的阴霾溶解了。“不，罗莎。我不是你的女儿，他也不是你的儿子。”
儿子回来的时候，她和他吵了起来。在甜蜜时光的中间——她和他吵架。他认为她是因为厄尔尼·保罗和迟到又没打电话而吵。她也这么想，不过只是有时候——而多数时候她清楚她是在与那些夜晚的女人搏斗。那些引诱了他又试图对她提出要求的妈妈。这将是一场守卫他们生命的搏斗，为的是逃离除了乳房没什么可以展示的女巫的集会。
她说，他需要一份工作，一个学历。他们应该做自己的生意。他应该在职业学校注册。他在佛罗里达农工大学读过两个学期，说不定能通过法学院入学考试；他该参加学术能力评估测验、研究生入学考试、继续教育考试。“你可以进法学院。”她说。
“我不想当律师。”他说。
“为什么？”她问。
“想想。”他说。
“为什么？”
“想想。”
“为什么？”
“我没法和长得像我或者像你的人辩论。”
“噢，该死。还有别的类型的法律。”
“不，没有了。此外，我不想了解他们的法律，我只想懂得我的法律。”
“你根本没有法律。”
“所以才成问题。”
她和他吵架，但绝口不提那些夜晚的女人。他们因为瓦莱里安·斯特利特而吵架。他愿意借钱给他们开个店或办一家代理公司。
儿子说：“那不可能。而且我不打算坐在这儿争论那个白人的事。”
“谁在乎他是什么肤色呢？”
“我在乎。他也在乎。他在乎他是什么肤色。”
“他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白人。他资助我上完了学。”
“你已经跟我说过千万次了。为什么不教育你呢？你会照着吩咐去做，是吧？昂丁和西德尼唯命是从，是吧？白人喜欢顺从，就是喜欢！他为你做过什么困难的事吗？他为你放弃过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他没必要。不过，既然他没必要让我受教育，也许他也会做其他没必要的事。”
“那是卫生纸，吉丁。他在你叔叔和婶婶身上拉满屎之后，总得擦擦他的屁股。他有必要，到现在仍然有。他欠的债太多了，女人。他永远都还不清！”
“他让我受了教育！”吉丁喊了起来，“你不可能让我觉得那不是件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别人肯那么做！没有，别人，那么做。你也没有！”
“你是什么意思，说我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你没做到！你没做到！”她扇了他一记耳光，还没等他回过头来，又用双手掐住他的脖子，让他喘不上气，同时一直嚷着：“你没做到，你没做到。”他抓住她的头发，直到她松开手，在她又扬手要打时，他尽量小心地放开了她。她摔了个屁股蹲儿，然后转过身来，手脚着地爬过来，又跳到他身上。他把她的双臂按到她背后，她干脆用牙咬他。他疼痛难忍，只好一拳将她打昏。
她醒过来揉着下巴时，他因为把她的一颗他极为珍惜的侧牙打松了而后悔得难以自拔。吉丁给他脸上被咬出的伤口敷药。他们说了声“奥列巴伦”，就带着伤疤开心地尽情大笑起来。
有时候他们会为上学的事争论。或许这才是问题所在。
“那是狗屎，吉丁。”
“不是。你什么时候才肯听听实话？”
“什么实话？”
“实话就是，你在‘夜动’咖啡馆演奏钢琴的时候，我正在上学。实话就是，你开车轧过你妻子的床的时候，我在接受教育。你躲避着一座小镇的司法官或者某家保险公司，躲避着一个不值钱的律师就能替你洗脱的罪名的时候，我在做有意义的事。我在学习如何在这个世界成功。就是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而不是你头脑里的世界。不是那个垃圾堆一样的埃罗，而是这个世界。实话就是：要不是某个可怜的老白人认为我有足够的脑子可以上学，从而帮助和关照我，我就无法完成学业！别再爱你的无知了——那并不可爱。”
儿子把她拉起来带到窗前。经过一阵激烈的挣扎之后，他攥着她的手腕，把她推出窗户，高叫着：“实话就是，不管你在那些大学里学了什么，只要跟我无关就都是狗屎！他们教给你我的什么事了？他们怎么测验你？他们教过你我像什么吗？他们教过你我脑袋里有什么吗？他们向你描述过我吗？他们教过你我心里想什么了吗？如果他们没教过你那些，那他们就什么都没教给你，因为如果你不了解我，就一点也不了解你自己。你什么都不懂，一点也不懂你的孩子，一点也不懂你妈和你爸。你来看着我啊，你这个受过教育的白痴！”
窗户距离地面只有十英尺，她还尿湿了裤子，但她仍高声叫喊，不但要他听到，也要让聚集在便道上的人们听到：“你想当一辈子杂工吗？”
“他的名字叫吉迪昂！吉迪昂！不是杂工，还有玛丽·特蕾丝·福柯，你听我说！你为什么不要我帮你买一栋房子，把你的婶婶和叔叔安顿在里边，让她不再受脚的折磨。她那双脚简直要杀了她，杀了她，你怎么不让他们的生活变个样，让他们活得像人，像你从来没研究过的人，像你从来不能拍照的人。他们才是供你上完学的人，女人，他们才是。不是他。他们为他干了一辈子活儿。而你把他们扔在那儿，跟他在一起，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还保不保得住。你应该给他们做饭。没有把吉迪昂、老人和我教给你的教育算什么教育！没有把我教给你！”
当他把她拽回屋里来时，她的胳膊疼得动弹不得。但一小时后她就眼泪汪汪地蜷缩在他腿上了，这时门铃响了。儿子正在按摩她的肩膀，一边还求她原谅。他们俩一起走到门口，那样子就像一对亲亲热热的小鸽子，警察还以为他们走错了门，把一个女人扔出窗子的是别人。
还有的时候，他们为工作吵架。这确实是问题。
他又一次提到想回船上去工作。
“你不能去，你是上了黑名单的。你跳过船，记得吧？”
“那没关系。”
“你会一直在外面跑。你为什么想离开我？”
“我不想。可我们不一定得住在这儿。我们住在哪儿都成。”
“你指的是埃罗。”
“我指的是随便什么地方。我在别的地方能找到好工作。”
“哪儿？”
“休斯敦，蒙特戈梅里，亚特兰大，圣地亚哥。”
“我不能住在那些地方。”
“你为什么要改变我？”
“你为什么要改变我？”
“我想活着，而不是改变。我不能只为这该死的城市活着。”
“是因为你害怕了？因为你在纽约活不下去了？”
“在纽约活下去。在纽约活下去。这样的废话我已经听累了。这他妈的是什么？如果我在纽约活下去，那我做的一切就是：‘在纽约活下去。’那不叫生活，那只是活着。我不想活着，我想要生活。在纽约活下去并不困难，乖乖。并不当真那么难。只是很悲哀，你在这儿活下去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很简单，我早就抛弃了。我在世界各地生活过，吉丁。我在哪儿都能活。”
“你没在任何地方生活过。”
“你呢？你在哪儿生活过？人家一问你是哪儿的人，你就答出五个城镇。你哪儿的人都不是。我是埃罗人。”
“我痛恨埃罗，埃罗也恨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对等的感情。”
她让他一直处于守势，要求他对没有绝对答案的问题拟出清晰、精确而且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他脑中对做什么或在哪儿做的一些可怕的想法在她无所不在的直觉前都黯然失色了。他觉得在时间限制内做完事情就好——她则想要准时做完。于是他让她定好私下约会，真的参加了学术能力评估测验，才打了四百多分；法律入学测验低于第十三个百分点；大学入学水平考试落后于第八十个百分位；继续教育考试打了六百多分。“这就证明了，”他告诉她，“我能连坐三小时不动，我一直都知道我能。”
“二者取其一，”她最后说，“要么你去上学，我去上班，要么我们请瓦莱里安投资做个生意。”
“你会嫁给我吗？”
“是的。”
“好吧。”
“什么好吧？”
“我去上学。”
“好哇！”她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摁到地板上。
“可是不在这儿。”
“为什么？”
“我们住的是别人的地方。这里不是我们的小窝。咱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我还得再跟你说上多少遍：我不能在别的地方工作。你能，可我不能。”
“你到底要做什么神秘的工作，不能离开这座城市到别处去？”
“我的工作就是付账单。”
当时是八月份。吉丁向纽约市立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递交了申请。表格送来以后，她就坐下来填。她很疲惫，看得出来，明显到经纪人都不太找她了。二十五岁的人看起来像二十六岁的，而且她也没有坚持那种可以保持二十岁巅峰状态的养生之道。工作都给了十七岁的少女们。在欧洲，人们喜欢看面貌成熟些的黑人模特儿，但是在美国，模样得像十二岁。不久她就真得给她的老教授打电话了。干模特儿这一行过气得很快——她要使出浑身解数尽快争取，因为她能赚的钱是教书的七倍。她坐在桌边，稍稍出了些汗，正在填儿子的申请表。你会以为他起码会自己做这件事。
儿子盯着她看——她是勤奋又有计划的典范。她不时地问他一个问题，他们商妥在什么地方撒谎，什么地方说真话。他看着她。他想，有一股力量，就在那儿。那是如今和未来的一切力量，可我不需要。她经常提到埃罗，把它说成他的摇篮。仿佛住在那儿不过是儿戏般轻而易举的事。仿佛住在世界一流城市之外的什么地方就只是孩子气的玩意儿。唉，对弗朗西恩谈何容易，对罗莎和他母亲又谈何容易。一点都不容易。在埃罗生活是很艰难的，而且他相信单是想一下那种艰苦，她就吓坏了。她认为在纽约就很苦了，她害怕停滞不前，害怕无事可忙，害怕不得不安静下来，害怕一个人带孩子。他竭力想象，她到五十岁时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会成为特蕾丝吗？或者昂丁？或者罗莎，或者萨莉·布朗，甚至是弗朗西恩？脆弱如同一把锄头，在州立医院里拔光了她的头发。秃头，秃头的弗朗西恩。这就是摇篮。你要费尽长大成人后所拥有的全部力气才能在那儿待下去，活下去，维持一个家。他们不知道州政府给埃罗的资助；在埃罗是没有福利保障的，而失业保险则是充满麻烦的一年，拿不到任何钱。她不停地向他叫嚷什么平等，性平等，就像他认为女人低一等似的。他无法理解。在弗朗西恩被狗咬之前，她在法庭上给他列举了十点，可他依然败诉了。是她的身体素质给她惹了麻烦。她在地里跑步，跑得太快了。几条警犬追踪一个逃犯，因为失去了气味而沮丧，便攻击了她。六十秒钟之后，警察把狗从她身上拉开，把她送回家。那之后她就总是神经质了，嗯，“神经质”是他们大家的叫法。可是，天啊，那姑娘能跑。齐安涅九岁时就能开一辆破旧的卡车，四年之后，他才算会换挡，而她还能像印第安人一样打下一只雉鸡，一些人对她母亲记忆犹新，他们忘不了她还是个少女时是怎么套马的。他的祖母只靠罗莎一个人的帮助就盖起整整一座牛棚。事实上，吉丁睡过觉的那间屋子就是罗莎自己盖的，所以没安窗子。谁要是认为女人低一等，他一定不是北佛罗里达的人。
九月十六日，离注册入学还有两周时间，邮差送来了一份利息单，共计一千二百四十六美元，是她十六岁那年圣诞节时瓦莱里安送给她的四张市政债券的分红。她十分高兴，这笔钱够他交学费了。儿子说不。瓦莱里安供她受教育，好吧，他对那件事无能为力，可他不能让他资助他受教育。吉丁精疲力竭地垂下了双手。
“瓦莱里安不是问题。”她的声音因为重复旧话变得衰弱而黏稠。
这次解救进展不利。她觉得她在把他从那些夜晚的女人手中救出来，那些女人为了一己之私想得到他，想让他在摇篮里感到优越，对他百般迁就；她们想让她尽妻子之能而非无所不能，想让她生养子女而非发挥创意、建立事业。他则认为他在从瓦莱里安手中解救她，瓦莱里安代表的是他们，一伙外人，他们在三百年内扼杀了一个有着数百万年历史的世界。从密克罗尼西亚到利物浦，从肯塔基到德累斯顿，他们把接触到的一切都毁灭殆尽，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的海岸线和自己的森林。即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些善良而有人性的东西，他们也要居心叵测地保护起来，不让自己掠夺成性的孩子们染指，更不消说一个外来者了。人们互相拉扯着离开地狱的咽喉——它的顶端。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它公认或是理应呈现的模样。一个人有过去，另一个有将来，每个人都承担着文化的责任，用自己的双手来拯救自己的民族。被妈妈宠坏了的黑种男人，你愿意和我一起成熟吗？传承文化的黑种女人，你传承的是谁的文化？
“没错。”他说，“问题不在于瓦莱里安，在我。把它解决了吧。有我或者没我，问题都要解决，因为它不会去任何地方。你把我当作耻辱竭力掩饰，你的孩子会割开你的喉咙。欧洲的那个男人，你想嫁的那个人呢？去和他生孩子吧。那可能更适合你。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你们这些女人常做的事：照顾白人的孩子。喂养、疼爱、照顾白人的孩子。你们就是为此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就是你们终生期待的。所以给那个白人生孩子是你的工作。你们做这样的工作已经两百年了，还可以再做两百年。压根就没有什么‘种族间’通婚。只是表面看来如此罢了。人们不会混合种族，只会摒弃或者挑选。但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有了白种男人的孩子，你就选择了做又一个保姆，只不过你是亲生母亲，因为你用子宫孕育过那孩子，而且你还在继续照看白人的孩子。胖也罢，瘦也罢，蓬着头也罢，戴假发也罢，当厨子或者做模特儿也罢，你照看的都是白人的孩子——这就是你做的事，你没有白种男人的孩子可照看时就养一个——从黑种男人给你的孩子里找一个。你把黑人婴儿变成白人婴儿；你把你的黑人兄弟变成白人兄弟；你把你的男人变成白种男人，而当一个黑种女人照我的本色、我真正的属性来对待我时，你却说她惯坏了我。你以为我不肯做那些公司的烂事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什么都做得来！任何事！但是如果我做那类工作，我会遭天谴的！”
她看着他，当他看到她黑貂般的眼睛失去了光彩，她那美妙的嘴唇厌恶地噘起来时，他扯开衬衫，说：“我有个故事要讲给你听。”
“从我眼前滚开。”
“你会喜欢这个故事的。又短又中肯。”
“别碰我。你别碰我。”
“从前有一个农夫，一个白人农夫……”
“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他有这么一个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农场。一只野兔。一只野兔来了，吃了他两三棵……呃……白菜。”
“你最好杀了我。你要是不杀我，等你一讲完我就杀了你。”
“只是几棵白菜，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
“于是为了抓住它，他就想出了这个了不起的主意。怎么设圈套……来抓这只野兔。你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吗？他给它做了一个柏油娃娃。他做了一个柏油娃娃，你听见我说的了吗？他做了！”
“我听得一清二楚，”她说，“我要杀了你。”
但她没有杀。他砰的一声摔上卧室门以后，她躺在皱巴巴的床单上，心神恍惚，极度沮丧，没去想杀他的事。她想的反而是，感恩节快到了，还没有地方去吃晚餐。随后她想起了一棵高大的黄铜色的山毛榉——全州最大和最老的一棵。那棵树矗立在校园北侧，旁边有一口井。在四月里，女孩们在那里与她们的母亲聚会，在午后的阳光下唱歌，拉着手摇来摇去。有些女孩不喜欢这一活动——水井、山毛榉和母女的节日，而是围坐成一圈，穿着牛仔裤，光脚不穿鞋，还抽着大麻，以表示她们对资产阶级情调和女校友成规的蔑视。但那些对这一活动没有意见的姑娘则围着山毛榉，淡雅的长裙在暮色中摇曳。柔和地喷洒着丁香花香气的淡黄色的光，让她简直想哭。吉丁当然加入了赤脚的那一伙，但她的泪水并非因为没人与她在州里最大的山毛榉下齐声歌唱，而是因为那光，洒满丁香花气息的淡黄色的光。
她的嘴里含着一根自己的头发，她想用舌头把头发吐出来，因为她的每只手都重逾千钧。她想，这倒很熟悉。我知道这是什么，很熟悉。我现在二十五岁，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太早了。
四小时之后，他回来了——因为害怕自己太过分而懊悔不迭。但吉丁很严肃——一个身穿喜剧二人组T恤的孤儿，在感恩节无处可去。
儿子坐在床脚边，双手按在膝上。吉丁十分平静地对他说话。
“我不会再让你伤害我了。你要是愿意，就待在那个中世纪的奴隶篮子里吧。那儿只有你一个人。别指望我和你一起待在那儿。我不会的。对于过去，我们谁都无能为力，只能让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罢了，我一直尽力帮你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这是我们能够战胜困难的唯一的复仇之路。出路。可是你不，你只想谈白人孩子；你不懂如何忘记过去，如何做得更好。”
他那刚露头的懊悔化作了一堆冒热气的肥料。
“我要是想要亚特兰大《宪章报》的社论版，我会买。”
“用什么？”吉丁的声音带着危险的圆滑。
“用你从瓦莱里安那儿得到的钱。你在欧洲一路打拼所为的钱。”
“好啊，那就去买吧。这儿，给。”她从床头桌上拿过她的钱包，打开。“给你。你原先的一毛钱硬币。就是你洗隆头鱼赚来的，对吧？就是你珍爱的那枚？你唯一爱的那枚。是你‘在钱的方面’想要的全部。拿着吧。现在你知道了它的来历，你的一毛钱：一个像我这样的黑种女人为了它被一个白种男人干，然后又把它给了旧金山人，他让你为了它拼死干活。那就是你的一毛钱硬币。”她把硬币扔在地上，“捡起来。”
他瞪着她。那件T恤齐腰，她赤裸的下身现在让他感到难堪。他曾经造成了那种赤裸，并玷污了它，这让他感到羞耻。
“捡起来。”她又说了一遍，身子都没坐直。她躺在那儿，抚摸着她那两条天然蜜色的生丝般柔滑的大腿。她的眼睛里有海豹的皮毛，而照看糕饼桌的女人们在正午的金色阳光里影子般地消失了。
他原以为捡起硬币会很难，但不是那么回事。他原以为那也会很冷。冷而艰难。但不是的。硬币很温暖，几乎是柔软的，相当圆润。
他把那枚硬币放进衣兜，再次离开这间公寓，却无处安身。他第二天夜里回来清理房间，取一把能开好几把锁的门钥匙。他坐进沙发，在钥匙里寻找。咖啡桌上还有一堆邮件，其中有一个沉重的黄信封。他看了那信封一会儿才拆开来。里面是她在埃罗的马路中间拍的那些照片。贝阿特利丝，漂亮的贝阿特利丝，士兵的女儿。她看起来很傻。艾琳，甜甜的糕饼脸的艾琳，他一向认为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她看起来也很傻。她们看起来都很傻，土里土气，呆呆的，毫无生气……
儿子放下照片。我得找到她，他想。不管她想要什么，我都得去做。但我首先得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