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她送回家。我进门时，她正站在屋子中间。于是我就把她送回家了。可怜，实在可怜。”

奶娃耸了耸肩。他不想谈哈格尔，可是只有这样才能让吉他坐下来，再转弯抹角地问他别的事情。

“你怎么对待她的？”吉他问道。

“我怎么对待她的？你看到过她手里拿着杀猪刀，可你倒来问我？”

“我是说以前。她是陷入困境、来惹麻烦的女士。”

“我就像你每隔半年对某个女人所做的一样——把全部事情了结掉。”

“我信不过你。”

“那是事实。”

“不。应该还有些情况。”

“你认为我是个撒谎的人？”

“随便你怎么理解。可是那姑娘受到了伤害——而这伤害恰恰是你给的。”

“你怎么的了？几个月来，你亲眼见到她想杀掉我，而我从来不对她动一下手。可是你现在居然坐在那里替她操心。突然之间你成了警察。最近你头上总有那么个神圣的光环。你是不是也有件白色道袍？”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对你老是指责我已经厌烦了。我知道我们对很多事情看法并不一致。我知道你认为我是懒惰的——照你的说法，还不太严重——可如果我们是朋友……我不是在管你的闲事吧？”

“不是，一点也不是。”

奶娃摆弄着他那杯啤酒，吉他慢慢地吮着茶，好几分钟就这么过去了。这是哈格尔最后一次试图杀害奶娃几天之后的一个星期日下午，他们俩坐在玛丽酒家。

“你不抽烟吗？”奶娃问。

“不抽。我戒了。这样觉得好多了。”又是一阵停顿，然后吉他才接着说话，“你也该戒烟了。”

奶娃点点头，“是啊。要是我成天跟你在一起我就会戒烟。我要戒烟、禁欲、忌酒——把一切嗜好全放弃。我要过一种秘密生活，并且整天跟‘纽约州’闲泡。”

吉他皱起了眉头，“那么是谁在管闲事呢？”

奶娃叹了口气，两眼直盯着他的朋友，“我啊。我想知道圣诞节那天你干吗围着‘纽约州’跑来跑去。”

“他有难处，我在帮他。”

“就这么些？”

“还有什么呢？”

“我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可我知道还有些情况。听着，如果有什么事不能让我知道，好吧，你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可是，肯定你在干着一些事。而我希望知道是什么事。”

吉他没有回答。

“我们做了好长时间朋友了，吉他。我从来没对你瞒过我的事。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任何事——不管我们俩有什么分歧，我知道我信得过你。可是这一段时间成了‘单行线’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跟你谈这谈那，可你却不对我说。你认为我不值得信任吗？”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值得信任。”

“考验我一下嘛。”

“我办不到，因为有别人牵扯在里边。”

“那就别告诉我有关别人的事，只告诉我你自己的事好了。”

吉他瞅了他很长时间。他想，也许，也许我能信得过你，也许不成，可是不管怎么着，我得冒一下险，因为某一天……

“好吧，”他大声说，“可你得明白，我告诉你的事情不会再多了。要是再多说，你就在我脖子上套上了绳子。这么一讲，你还想打听吗？”

“想。”

“肯定？”

“肯定。”

吉他在他的茶里又兑了些热水，看了一会儿他的茶杯，茶叶慢慢沉到了杯底。“我想你知道白人不时地杀黑人，而许多人不过摇摇头，说声：‘嗯，嗯，嗯，这难道不是耻辱吗？’”

奶娃扬了扬眉毛，心想吉他打算把他拉进正在干的什么交易中去，可是却滑进了他的圈套，让他在这场斗智中占了上风。吉他慢条斯理地说着，似乎对每个字眼都要费番斟酌，又像在认真听取自己的词句。“我不能让人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或者说点‘嗯，嗯，嗯’。我得干点事情。而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取得平衡；让事情保持稳定。任何一个男人、任何一个女人或任何一个孩子足足要经过接连不断的五至七代的繁衍才能很好地消除血缘特性。所以说，每个人的死亡都是五到七代人的死亡。你无法制止他们不杀害我们，制止他们不试图把我们消灭完。他们每取得一次成功，就消灭了五至七代人。我要竭力维持同样的数字。

“有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由几名甘冒危险的男人组成。他们没搞出什么新招数，甚至不作任何选择。他们就像天上下雨一般平平常常。可是当一个黑人孩子、一个黑人妇女或黑人男人被白人杀掉，而且他们的法律和法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个团体就随便挑一个类似的对象，如果可能，就用类似的办法处决掉他或她。如果那黑人是被绞死的，他们也就用绞刑；如果一个黑人是给烧死的，他们就用火烧；要是有黑人遭到强奸和谋害，他们也照样强奸和谋害。只要他们办得到。要是他们没法做得一模一样，也要用一种办得到的手段报复。他们自称‘七日’，由七人组成。总是七个人而且只有七个人。如果其中一个死了、走了或者不能再活动了，就再挑一个人。不是马上挑，因为这种挑选需要时间。他们并不匆忙行事。他们的秘密就在于时间。只有慢慢找，才能保证团体能活动下去。他们也不扩大；扩大了就危险，因为会被人发觉。他们不在厕所隔板上写名字，也不向女人吹牛。时间和沉默。这就是他们的武器，而且也就可以永远存在下去。

“这个团体发起于一九二○年，那一年有一个从佐治亚州来的二等兵。他是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法国回乡的退伍军人，他的两个眼球被挖掉，弄瞎之后让人杀掉了。从那一年起，这个团体一直在活动。我现在是其中的一个成员。”

在吉他说话的这段时间里，奶娃始终一动不动。他这会儿感到狼狈不堪、束手无策和不寒而栗。

“你？你打算杀人？”

“不是杀人。是杀白人。”

“可是为什么呢？”

“我刚刚说过了。这是必要的；这种事必须要干。要保持同样的比例。”

“要是不办呢？要是听任事情就这么下去呢？”

“那样这个世界就成了动物园了，我可不能在这种地方生活。”

“为什么你们不去搜捕那个杀人凶手呢？为什么要杀无辜的人呢？为什么不只杀那些犯了杀人罪的人呢？”

“谁干的没关系。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和所有的人都会干得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抓住一个就干掉。没有无辜的白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谋杀黑鬼的罪犯，即使不是一个实际的杀人犯。你认为希特勒使他们吃惊吗？你认为只因为他们去打仗，他们就认为他是个疯子吗？！希特勒是世界上最正常的白人。他杀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是因为他没有黑人可杀。你能看到他杀那些三K党吗？不，你看不到的。”

“可那些设私刑和剜掉别人眼睛的人——他们发疯了，吉他，发疯。”

“每当有人对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这么下手时，他们就说那人是发疯或无知。就跟说他们喝醉了一样。要不就说他发呆。为什么你不会喝得太醉或是太无知而去剜出一个人的眼睛或切掉他的睾丸之类呢？为什么不因为太发疯去干呢？为什么不因为太发呆去干呢？让我们说得更切题一点，为什么黑人——这些在美国最无知、最疯狂的人，反倒没有发疯和无知到那种程度？不会的。白人是不正常的。作为一个种族，他们是不正常的。这就需要以极大的意志和努力来战胜一个不正常的敌人。”

“那些好人怎么样呢？有些白人为黑人作出了牺牲。真正的牺牲。”

“这只不过说明有那么一两个正常人。但他们也没办法制止残杀。他们义愤填膺，但这无济于事。他们甚至可以给自己惹来麻烦，可残杀还是在不断出现。所以我们也要这么干下去。”

“你没抓住要点。不仅仅一两个，有很多好白人。”

“是吗？奶娃，要是肯尼迪喝醉了酒，感到烦闷，而且是在密西西比，坐在一个大肚子火炉旁边，只是为了消愁解闷也会参加私刑队的。在那种情况下，他的不正常之处就会表现出来。可我清楚，我不管怎么醉酒，怎么烦闷，也不会去参加的，而且我知道你也不会的。我认识和听说过的任何黑人都不会的。永远不会的。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会起了床就去找个白人，把他割成碎片。可他们会那样干的。而且他们甚至会不图什么利益去那么干，他们干的大多数事情都不是图什么利益。他们以此取乐。不正常。”

“那么……”奶娃搜肠刮肚地想找出一个白人曾经毫不含糊地表示过对黑人的支持，“施维策。艾伯特·施维策（艾伯特· 施维策（1875 － 1965），在非洲工作的阿尔萨斯传教士、医生和音乐家，一九五二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会那么干吗？”

“等会儿。他并不关心那些非洲人。对他来说，他们可以是耗子。他是在一个实验室里测验他自己——证明他能对人类的狗施加影响。”

“那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罗斯福（1884 － 1962），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本人是外交家、作家和演讲家。）又怎么样？”

“我不了解那女人。我不敢说他们的女人会干些什么，可我确确实实记得有那么一幅画，画着一些白种母亲抱着她们的孩子，好让孩子看到一些黑种男人在一棵树上给活活烧死。所以我对埃莉诺·罗斯福抱怀疑态度。但对罗斯福先生丝毫不怀疑。你可以带上他和他的轮椅，把他放到阿拉巴马州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城，给他一些烟草、一张棋盘、一些威士忌，再加上一根绳子，他就也会这么干的。我的意思是，在一定条件下，他们都会那么干的。而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们却不会。所以说，他们还没干过倒无关紧要。我听。我读。而现在我知道他们也懂得了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不正常。他们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么讲了好多年了。告诉他们，他们不正常；告诉他们，他们堕落了。他们管这个叫作悲剧。在电影里，他们管这叫冒险。他们就是想靠这种堕落来换取荣耀，变成正常人。可是不成的。他们的病在血液里，在他们染色体的结构里。”

“我猜想，你能证明这一点，从科学的角度证明？”

“不成。”

“在你采取这种行动之前，你难道不能证明这一点吗？”

“在他们杀掉我们之前，你来得及从科学角度证明一些有关我们的事情吗？不行。他们是先动手杀人，然后再找些关于我们该死的科学证明。”

“等一会儿，吉他。如果他们像你所说的那么坏，那么不正常，你为什么还要学他们的样子？难道你不想比他们好点吗？”

“我比他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