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卡罗莱纳州互惠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承诺于三点钟从慈善医院飞往苏必利尔湖对岸。在这件事预定要发生的前两天，他在他那所小小的黄色住宅的大门上，用图钉挂出了一则通告：
<i>兹定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三点，本人拟依靠自己的翅膀，从慈善医院出发飞向远方。敬请见谅。我爱你们大家。</i>
<i>保险公司代理人</i>
<i>罗伯特·史密斯（签名）</i>
史密斯先生吸引来的人群，没有四年前林德伯格那次多，在场的只不过四五十人，因为这天正是他选定进行飞行的那个星期三，而且已经到了上午十一点，人们还没有读到他的通告。在一周中间这一天的这段时间里，靠口头传播的新闻只能是姗姗来迟的。孩子们正在学校上课；男人们正在工作；大多数妇女也正在扣好胸衣，打算出门去看看肉铺会不会处理猪尾和下水。附近只有那些失业者、个体经营者和学龄前的小家伙们：有些人是听到这个消息专门来看热闹的，有些人则正巧在那当口走到了非医生街靠近湖边的这一头。说到“非医生街”这个名称，邮局是不承认的。城市地图上标明这条街叫“干线大道”，可是由于原来城里唯一的一位黑人医生曾经在这条街上居住过并且在这条街上去世，当一八九六年他搬来的时候，他的病人们没有一个是住在这条街上或离这条街不远的，于是就管这条街叫“医生街”了。后来，别的黑人也搬来住了，当邮政业务成了他们传递信息的普遍手段时，来自路易斯安那、弗吉尼亚、阿拉巴马和佐治亚的信件开始寄给医生街带门牌号码住宅里的居民。邮局的工作人员把这些信件退回或转到死信处理部门。后来，在一九一八年，当黑人应征入伍的时候，有些人就在征兵处把地址写成医生街。这样一来，这个街名就有了半官方的地位。但是没过多久，对确定恰当名称和保持城市界标的关心成了城市立法机关的一些成员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就此指出：在任何官方场合从未使用过“医生街”这一名称。而他们知道，只有城南的居民才坚持这种叫法，于是就在那一地区的商场、理发店和饭馆里张贴布告，宣布：从紧靠大湖的湖滨路到通向宾夕法尼亚的二号路和六号路交叉点的南北大街，以及与之平行、处于卢瑟福大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一段，一直叫作今后也应叫作干线大道，而非医生街。
这是一个真正的澄清性质的公告，因为它令城南居民记忆犹新并且取悦了城市立法机关的大员。城南居民于是管这条街叫作非医生街，并且倾向于把位于该街北端的慈善医院叫作非慈善医院，因为直到一九三一年，在史密斯先生从医院圆顶上起飞那天的晚些时候，才允许第一位黑人产妇在病房里而不是在门外台阶上分娩。医院对这位妇女如此开恩，并非因为她是那位黑人医生的独生女。那位黑人医生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从未获准有任何住院特权，慈善医院仅仅接收过他的两名病人，还都是白人。再说，到一九三一年，医生早已去世。这次破格接收她入院的原因应该是史密斯先生从他们头上的屋顶起飞。无论小小的保险公司代理人深信他能够飞翔这一点能不能对她生产的地点起作用，反正对她生产的时间确实作了贡献。
已故医生的女儿看到，史密斯先生像他曾经许诺的那样，从圆顶后面迅速地出现了。他那宽大的蓝色丝质双翼，围绕着前胸向前弯曲着，这时她手中的大篮子落在了地上，里边的红丝绒做的玫瑰花瓣散落出来。风吹着这些花瓣向四周飞去，忽上忽下，落进一个个小小的雪堆中。她的两个半大的女儿在周围忙乱着，想抓住这些丝绒花瓣；而做母亲的却呻吟着，两手捧住肚子的下边。迎风乱飞的玫瑰花瓣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而孕妇的呻吟倒无人理睬。大家都知道，小姑娘们花费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工夫去描、去剪、去缝这些值钱的丝绒，而且他们也知道，杰哈尔茨百货商店会当即拒收那些在地上弄脏了的绒花。
有一段时间倒是挺欢快的。男人们跟着去收绒布片，以免让雪把它们浸透——在阵阵狂风中去抓，或者小心翼翼地从雪上捡。而那些小家伙却犹豫不决，不知到底该去看屋顶上那身体包在蓝丝绸中的男人，还是该去看周围地面上飘舞的红片片。他们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一阵女人突发的歌声而解脱。那个唱歌的女人站在人群的背后，一身破破烂烂的装束和医生女儿漂漂亮亮的衣服恰成对比。医生的女儿身穿一件整齐的灰色外套，按照传统，孕妇在肚子中间打个蝴蝶结，头上戴一顶黑色圆顶窄边钟形女帽，脚上是一双女式四扣高筒橡皮套靴。唱歌的女人戴着一顶手织的水兵帽，低低地压在前额上，身上没穿冬天的大衣，而是裹着一条旧被子。她把头歪向一边，两眼盯着罗伯特·史密斯先生，用浑厚有力的低音唱道：
<i>哦，售糖人飞走了</i>
<i>售糖人走啦</i>
<i>售糖人掠过天空</i>
<i>售糖人回家喽……</i>
聚集在那里的五十来人中有几个互相碰了碰臂肘，悄悄笑着。其余的人好像在听着无声电影中帮助理解和说明主题的钢琴曲。他们就这样站了好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对史密斯先生喊叫，所有的人都对周围的这件或那件次要事件专心致志，直到医院里的人们走了出来。
这些医院里的人本来是从窗户里向外看的，起初是带着轻微的好奇，后来，当人群看来就要挤到医院围墙跟前的时候，他们就怀揣着担心来观察了。他们弄不清楚是否种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人们正在组织起来。但是当他们发现既没有标语牌也没有演讲人时，就大胆地走到寒冷的露天来了。他们当中有穿白大褂的外科医生，有穿黑上装的职员，还有三名穿着浆过的工作服的护士。
史密斯先生插上那对宽大的蓝色翅膀的那副样子使他们惊呆了几秒钟，那个妇女的歌唱和周围飘散着的玫瑰花也使他们莫名其妙。他们当中有些人简单地认为这可能是某种表示崇拜的仪式。由父神（指乔治·贝克（1876 －1965），美国一黑人教派首领。）统治的费城就离得不远嘛。也许手持花篮的小女孩就是他的两名贞女。可是一个满口金牙的男人的笑声使他们恢复了理智。他们不再做白日梦，而是迅速着手工作，下达着指令。他们的叫嚷和忙乱，在原来只有几个男人和一些女孩摆弄绒片、一名妇女唱歌的医院门外，引起了巨大的慌乱。
有一名护士希望在一团混乱中出点力气，在四周的面孔中寻找，后来看到一名粗壮的妇人，看样子要是她愿意，会连地球都搬得动的。
“你，”她冲着那个粗壮的妇人说，“这些是你的孩子吗？”
那个壮妇慢慢地转过了头，对这番话只是漫不经心地扬起了眉毛。然后，在看清问话来自何处之后，她才低下眉毛，垂下了眼皮。
“夫人？”
“打发一个人绕到后边的急诊室去，让他告诉看门的马上到这里来。那边那个男孩可以去，那个。”她指着一个大约有五六岁样子的长着一对猫眼的男孩。
壮妇的目光往下滑到护士的手指，顺着看过去，找到了她指的那孩子。
“吉他，夫人。”
“什么？”
“吉他。”
护士盯着壮妇看，似乎她刚才讲的是威尔士语。后来她闭上了嘴，又看了一眼那猫眼男孩，这才把手指交叉起来，慢慢地对孩子说话。
“听着。绕到医院后边，到门房去。门上有块牌子写着‘接待急诊’。接待。看门的就在那儿。告诉他让他过来，要跑步来。现在就去。去吧！”她松开了手指，用两手做了个舀东西的姿势，两只手掌迎着寒风一推。
一个穿着一身褐色西装的男人向她跑来，嘴里呼出缕缕寒气。“消防车已经上路了。快进里边去。你会冻死的。”
护士点了点头。
“你少说了一个S（指黑体字的“接待”一词，原文用拼写形式写出：A-D-M-I-S-I-O-N-S，本应拼为ADMISSIONS，护士漏掉了一个“S”。），夫人。”男孩说道。北方对他来说还是新奇的，而且他刚刚开始懂得他能对白人开口讲话。可是她已经走开了，一边揉搓着手臂来御寒。
“奶奶，她漏掉了一个S。”
“还有一个‘请’字。”
“你估摸他会跳吗？”
“一个疯汉什么都会干出来的。”
“他是谁呀？”
“收保险金的。一个疯汉。”
“那位唱歌的女士是谁？”
“孩子，那是个不上等级的小人物。”可是，看到那唱歌的女人时，她微笑了。于是这个长着一对猫眼的男孩聆听起这一音乐节目，其兴趣起码不亚于他对医院房顶上拍着翅膀的男人的专心。
由于这时招来了执法人，人群中开始有点紧张。他们全都认识史密斯先生。他每月两次到他们家中来敛一美元六十八美分钱，并且在一张黄色小卡片上写上日期和每周八十四美分的付款。他们总要迟付半月左右，可还要没完没了地对他讲已经提前付款了——他们事前已经讨论过，他干吗这么快就又回来了呢。
“你又跑这儿来啦？我觉得才把你甩掉呢。”
“看你的脸我已经看烦了。真的烦了。”
“我知道。只要我赚上两毛钱回来，你就会跑到这儿来的。比收割庄稼的人还要准时。胡佛知道你这个人吧？”
他们哄骗他，取笑他，让孩子告诉他，他们不在家，或者生病了，或者到匹兹堡去了。然而，他们却把那黄色小卡片看得煞有介事，加以妥善保存——把它同房租收据、结婚证书，以及作废了的工厂证章一起仔细地放在鞋盒里。史密斯先生对此一笑了之，在收款的几乎全部时间里，尽量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主人的脚上。史密斯先生上班穿一套西装，可是他的住所并不比他们的好。据他们所知，他从来没有过一个女人。在教堂里他一言不发，只是偶尔说一声“阿门”。他从不动手打人，夜晚也不出门，所以他们认为他算是一个好人。不过，人们总是要把他和疾病与死亡紧紧联系起来，尽管在他们黄色卡片背面印着的北卡罗莱纳州互惠人寿保险公司大楼的棕色照片里一点看不出病与死的样子。从慈善医院的屋顶往下跳，这是他干过的最有趣的事儿。从没有人想到他会有这么一手。他们彼此嘀咕着：去瞧瞧吧，谁也不真的了解一个人的底细呢。
唱歌的女人放低了声音。她哼着曲子穿过人群，走到那个提玫瑰花瓣篮子的妇人跟前，那妇人还在捧着肚子。
“你要暖暖身子，”她对她低声说，碰了碰她的臂肘，“随着清晨来临，一只小鸟就会到来啦。”
“哦？”那个带玫瑰花瓣的妇人说，“明天清晨？”
“就是那个要来的清晨。”
“不可能吧，”带玫瑰花瓣的妇人说，“那太快了。”
“不，不快，刚刚准时。”
两个女人深深地盯住对方的眼睛，这时人群中掀起了一阵高声的喧哗—是一种波浪起伏的“哦”的声音。史密斯先生有一阵失去了平衡，但马上潇洒地抓住了圆顶上伸出的木制三角架。接着，那唱歌的女人又开始了：
<i>哦，售糖人飞走了</i>
<i>售糖人走啦</i>
在市中心，消防队员们穿上了他们的外衣，但当他们来到慈善医院时，史密斯先生已经看到了玫瑰花瓣，听到了歌声，并且一跃而进入空中。
第二天，在慈善医院里边诞生了第一个黑种婴儿。史密斯先生的蓝色丝质翅膀肯定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当这个小男孩长到四岁时一发现史密斯先生早些时候已经弄懂的道理——只有飞禽和飞机才能飞——就对自己失去了全部兴趣。没有这样一种本领，可还得过日子，使他郁郁寡欢。由于他失去了想象力，即使那些不恨他母亲的妇女也觉得他呆笨迟钝。那些恨他母亲的接受他母亲的邀请来喝茶，羡慕医生这所有十二个房间的阴暗的大房子，羡慕那部绿色轿车，却还说他“乖僻”。而那些晓得这所房子与其说是宫殿不如说是监狱，晓得那部“道吉”轿车只能在星期天才开一开的人，为露丝·福斯特和她的两个干瘪的女儿感到十分难过，却称她这儿子“深不可测”，甚至认为他神秘。
“他生下来的时候有胎衣吗？”
“你得把那东西晾干，做成茶水让他喝掉。要不，他会看见鬼的。”
“你信这个？”
“我不信，可这是老人们说的呀。”
“唉，别管怎么说，他是个深不可测的人。看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了。”
于是，她们从上腭抠下来一些没烤熟的糕饼屑，再一次盯着那男孩的眼睛。那男孩也尽量同她们的目光对视，后来，向他母亲投过祈求的一瞥，就获准离开了房间。
要走出客厅很需要动点脑筋。她们说话的嗡嗡响声还在向他的后背冲来，他要打开那两扇沉重的通向餐室的大门，悄悄走上楼梯，经过所有的卧室，还要不惊动姐姐莉娜和科林西安丝，她们俩正像一对大娃娃似的坐在堆满红色丝绒片的桌子跟前。她们在下午做绒玫瑰花。这些色彩鲜明但毫无生气的玫瑰花要在大篮子里放上几个月，直到杰哈尔茨百货商店的特产收购人派看门的弗雷迪来通知两个姑娘，他们可以再进一批货了。要是能溜过两个姐姐的门口而不引起她们一时的怨恨，他就会在自己房间的窗台前跪下来，想了又想而不明白他为什么得待在地平面上。这时弥漫于医生住宅中的沉寂就只是沉寂，偶尔被吃着靠太阳光烤出来的糕饼的女人叽里咕噜的低语所打破而已。这种沉寂并非平静，继之而来结束这沉寂的，便是麦肯·戴德的出现。
麦肯是一个脚踏实地、明察秋毫的人，经常在不动声色之中突然爆发一通脾气，全家人都因畏惧而惴惴不安。他对妻子的恼恨闪现在他对她说的每一个字眼里。他对女儿们感到的失望像筛灰似的倾撒在她们身上，把她们黄油色的面孔弄得阴阴沉沉，把她们本来是女孩子的轻快嗓音弄得阴郁喑哑。在他那使人发冷的目光的注视之下，她们在门槛上磕磕绊绊，还把盐瓶掉在水煮荷包蛋的蛋黄里。他对她们的体面、她们的才智和她们的自尊心肆意践踏，这种事情成了她们日常生活中唯一的刺激。要是没有他激起的这种紧张和冲突，她们简直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当他不在家的时候，他的女儿们把脖子弯到一块块血红色的丝绒上，急切地等待着与他相关的暗示。而他的妻子露丝，由于丈夫的鄙薄，总是胆战心惊乃至呆若木鸡地开始一天的生活，又在这种鄙薄之下手忙脚乱地结束一天。
她送走下午来的客人，把大门关上，那种恬静的笑意就在唇上消失了，这时她就开始准备令她丈夫感到难以下咽的食物了。她并非要使饭菜令人作呕，只是不知道怎样才不致令人作呕。她曾经留意到把糕饼摆到他面前确实乏味了，就决定改上苹果作为饭后甜食。可是，为了做肉面包得绞牛肉馅，花去了她太长的时间，不但忘掉了该用熏肉油浇汁的煎猪肉，而且根本没时间再准备甜食了。然后，她就匆匆忙忙地动手摆桌子。当她抖开白色亚麻桌布，让它垂下红木餐桌时，她得再看一眼那硕大的水花纹。她从来不会在安排餐桌或穿过餐室时不这么看上一眼。就像一个管灯塔的走近窗户再瞧一眼大海，或是一个囚犯走到院子里放风时要自然而然地看一看太阳一样，露丝一天总要把那水纹看上几眼。她明知道水纹就在桌面上，而且总会在那儿的，但还是需要证实一下它的存在。就像管灯塔的或囚犯似的，她把这看作是一种支撑物，一个检查站，某些使她确信整个世界依然如故的稳定的可见实体。这样她就可以相信，这就是生活而不是梦境，她在一个地方活着，仅仅由于她所熟知、倍感亲切的东西摆在那里，在她之外存在着，她的内心也就坦然地相信了她是确确实实地活着的。
甚至在睡眠的洞穴里，既梦不到这桌面水纹也根本不去想它，她仍能感到它的存在。啊，她没完没了地向她的女儿们和客人们唠叨怎样设法去掉它——用什么办法可以使这块完美的木料掩饰起这唯一的瑕疵：凡士林、烟草汁、碘液、砂粒，还有亚麻油，她通通试过了。可是她的目光倒有一种滋养作用：年复一年，如果说那水纹斑有变化，也反而变得更加醒目了。
云状的灰色圆圈使那医生在世时每天放置装满鲜花的盆缸的地方更加显眼了。当年，那是每天从不中断的啊。没有花，也要插满草叶，一簇细枝和浆果、褪色柳、苏格兰松……反正总要有些东西把晚饭的餐桌点缀得优雅庄重。
对她父亲来讲，这是使他自己的家庭与周围的邻人相区别的一种格调。而对露丝来说，这是她认为她的孩子们所处环境的优雅温柔的总和。在麦肯同她结婚并搬进医生的这所住宅时，她保持了餐桌中央的这一装饰品。后来就有了那次——她穿过城市中最粗俗的地段走到湖畔，拿回了一些浮木。她在报纸的“自己动手”专栏内看到过一些浮木和风干海藻组成的图案。那是十一月里潮湿的一天，医生当时已经瘫在床上，只能躺在那儿吃流食了。风把她的裙子从膝盖处卷起，吹透她系带的鞋子。回家之后，她只好用温热的橄榄油揉搓双脚。吃午饭的时候只有她和丈夫坐在桌边，她就问他喜不喜欢这个装饰品。“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这类东西。他们看见了它，但却看不出有什么内在的美，他们看不出美自天成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你从侧面来看一看，多好看啊，是不是？”
她丈夫看了一眼浮木和上面的带状斜纹海藻，头也不动一下地说道：“你做的鸡靠骨头的地方还是红的，而这盘土豆按理说应该是成块的，不应该弄成土豆泥。”
露丝让海藻分蘖，后来，海藻的枝蔓下垂并弯曲成褐色的斑点落到桌面上，她就挪开了缸盆，扫净了斑点。可是，多年来由缸盆遮盖着的水纹却显露了出来。而一旦暴露，这水纹就像本身就是一棵植物似的，还开出一朵硕大的鼠灰色的花，像热病一般地悸动，还像沙丘移动时一样地叹气；当然也有静心不动的时候，那时便是耐心、悠闲而宁静地一动不动。
然而，对于一个支撑物来说，你是无能为力的，除非你能洞悉它，把它用作你想使之清新生动的概念的证明。也还需要从日出到日落再得到些别的东西，诸如一种甜蜜的安慰、温柔的爱抚及舒服的倚靠之类。于是露丝站起身，摆脱了毫不掩饰的无能状态，去索取做完晚饭后到丈夫下班归来前的一段时间之内的安慰。这是她的两项秘密嗜好之一——与她儿子有关的这项给她的一部分愉快来自她办这事的房间。那里有着紧挨到窗口并过滤了光线的常青树造成的一种湿润的绿荫。这是一个过去被医生称作书房的小屋，里面除去角落里挨着陈列女服的人体模型放着的缝纫机之外，只有一把摇椅和一只小小的脚凳。她坐在这间屋里，把儿子抱在大腿上，瞅着他合拢的眼皮，听着他咂奶的声音，与其说盯着这种实实在在的欢娱，倒不如说是避免看到他的两腿几乎垂到地板上的希望。
黄昏之后，在她丈夫锁上办公室回家之前，她把儿子叫到跟前。他来到这小房间之后，她就解开上衣，微微笑着。他还太小，不会在她的乳房前感到眼花缭乱，可是他已经太大，对无味的母乳已经觉得厌倦，因此他别别扭扭地走进来，就像去干一件不顺心的工作，然后像以往一样，至少每天一次地把他的生命置于她的怀抱之中，从她身上吮吸那清淡微甜的乳汁而尽量不用他的牙齿咬痛她。
她感到了他的存在。他的谨慎、他的礼貌、他的冷漠，所有这一切都把她推向奇思异想。她独特地感受到，他的嘴唇从她身上吸出一束光线。似乎她就是一口能纺出金子的大锅。就像那个磨坊主的女儿，夜里在贮满麦草的房间里，由于侏儒怪赋予她的秘密力量而颤抖，眼见金线从她自己的梭子中缓缓流出。（这是一个德国民间故事，国王告诉磨坊主之女，如果她能把麦草纺成金线，就娶她为后；丑陋的侏儒怪赋予了她这一本领。）这就是她的另一部分愉快，她是绝对不肯放弃这一愉快的。所以，当看门人弗雷迪——他喜欢把自己装扮成这个家庭的朋友而不仅仅是他们的一名仆人或房客——一天下午带着他的房租来到医生的住宅，透过常青树往窗子里看的时候，露丝的眼里流出一道恐惧的神色，因为她很快便意识到她马上就要彻底失去使她忍受日常生活的一半力量了。不过，弗雷迪把她的目光理解成一种纯粹的羞耻，当然这并没有使他不嬉笑起来。
“发发慈悲吧，我真该死！”
他扒开常青树枝，想看得更清楚些，可是妨碍他的并不是那枝蔓而是他自己的嬉笑。露丝一下子跳起来，掩上前襟，把孩子撂到了地上，这就益发使他相信原先已经开始怀疑的事情：这些下午有点奇怪和不对头。
在母子俩来不及说话、重新整顿一下自己甚至交换一下眼色之前，弗雷迪已经跑着绕过住宅，跨上门廊的台阶，在强忍的笑声中呼唤他们了。
“露菲小姐，露菲小姐，（即露丝（Ruth），弗雷迪的南方黑人口音咬不清“th”音，叫成了“Rufie”。）你在哪儿呢？你们都跑哪儿去啦？”他打开了通向绿色房间的屋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真该死，露菲小姐。我上一次看到那个是什么时候来着？我甚至不知道我看到那个是上一次。我的意思是说，这没什么不对头的。我是说，上年纪的人可信这种事了。这是对的，你知道，你不会总看到这种事的……“可是他的眼睛却看着孩子，那双有眼力的目光对男孩传达着沟通的信息而将她排除在外。弗雷迪上下打量着男孩，领会着对方稳定而遮掩的目光，为露丝的柠檬黄肤色和孩子的黑皮肤之间的对比而大吃一惊。“在南方，过去有很多妇女常常给她们的孩子喂奶喂很长时间。这样的妇女可不少。不过现在不大常见了。我认识一家人，那个当妈的喂奶时间可不短，她喂孩子直到，我记得，直到那孩子差不多到了十三岁。当然那有点太过分了，是吧？”他一边满嘴东拉西扯，一边用手来回摸着下巴，两眼却盯着男孩。他终于闭上了嘴，但发出了一声长长的、低沉的窃笑。他找到了一直想说的一个字眼。“一个奶娃。对，你有的就是一个奶娃，露菲小姐。要是我这回开了眼，这可是个天生的奶娃。小心啦，女人家，他来啦，唿！”
弗雷迪把他的发现带到露丝的邻居家，还带到他自己住的、麦肯·戴德有房子出租的城南。于是露丝就足不出户，并且在两个月之内不再在最好的时间邀请下午客人，以便不去听她儿子又让人给起了个新名字，这个名字他一辈子都甩不掉了，而且对母子俩改善同孩子父亲的关系毫无好处。
麦肯·戴德从来不知道事情的缘由——不知道他的独子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绰号，他儿子既不想用也不想听这个绰号。这件事与他这做父亲的关系重大，因为关于他家起名字的习惯他总是认为极端的愚蠢。没有人对他提起过他儿子的绰号是因为什么而出现的，因为他是一个难于接近的人——一个难以对付的人，脸上总是带着一副冷漠的神色，让人没法随便、自然地同他交谈。只有看门的弗雷迪敢和麦肯·戴德讲话，他的大胆是他用仆役工作交换而来的酬报，而弗雷迪当然不会把起绰号的缘故告诉他。所以麦肯·戴德既没有听说也没有看到露丝那天突如其来的恐惧：她从摇椅上尴尬地跳起来，男孩子摔倒在小脚凳的旁边，以及弗雷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津津乐道。
尽管他不了解任何详情，但还是靠他那由于痛恨而敏锐起来的头脑，精确地猜到了，他听到小学生们叫他儿子的外号，听到收破烂的收下一大堆旧衣服付给他儿子三分钱时所用的称呼——他猜到了这个名字不干净。奶娃，这个名字当然听起来不像奶房男工的诚实的工作，也不会使他联想起后门外堆着的冷冰冰的、像被看管的财富一样闪闪发光的罐头。这个名字听起来肮脏、暧昧、淫秽。他明白，不管这名字从何而起，总是和他妻子有关，并且，像他一想到她就会有的那种感情一样，这名字也包含在厌恶之中。
他看待他儿子时心怀的厌恶与不安，影响到他在那座城市里所干的一切事情。要是他只感到伤心，仅仅是伤心，也许会使他轻松一点。十五年无子的遗憾，结果却造成了在最令人反感的环境中终于有了儿子的痛苦。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那时他还是满头浓发，而露丝则穿着逗人喜爱的繁琐的内衣，他总是故意慢慢地去解。他的全部前奏就是在地面上慢慢松开、摘开、解开那些应该是最漂亮、最精致、最洁白和最柔软的内衣上的钩钩袢袢，这时候，他摆弄着她的紧身胸衣的每一个扣眼（两侧各有二十，总共有四十个扣眼），解开穿缀在雪白紧身围腰上的缎带上面的每一个浅蓝色缎结。他不仅解开了蓝色的缎结，还把缎带从衣服的折边上硬扯下来，以致她事后只好用一根别针把它重新穿上。他把她那连接吸汗腋布和背带长衬衣的松紧带松了又拽，用指尖在她肩上发出的颤动和松紧带的声音让她和自己戏耍开心。在这阵松解的过程中，他们俩谁也不开口，只是偶尔咯咯傻笑，因为当孩子们玩“看病”时，脱衣服当然是最精彩的一段。
当露丝一丝不挂地躺在那里，像原色甘蔗似的浑身汗湿和无力时，他就俯下身去解开她的鞋带。这是最后一件美差，因为他一旦剥光她的双脚，把长袜从膝头直拉到脚趾，他就进入她的身体并迅速射精。她喜欢这么干，他也喜欢。而在几乎二十年之间他没对她的赤脚看上一眼，他只思念她的内衣。
以前他相信，她把嘴唇贴在那死人手指上的景象会使他记一辈子。可是他错了。一点一点地，他对细节记得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他只能靠想象，甚至靠杜撰，来揣摩他们曾经该是如何如何。他设想的形象离开了他，可令人作呕的感觉却长在。因为那些圆圆的、无辜的胸衣扣眼已经在他的记忆中荡然无存了，可对她内衣的记忆却培养起了他的憎恨。
因此，如果人们把他的儿子叫奶娃，而且当她听到这种叫法时，只是低垂眼皮和轻擦上唇的汗珠，其中定有某种不干不净的联系，至于有没有人告诉他详情，对麦肯·戴德来讲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并没有人去说。没人敢说，也没人愿说。那些愿说的人——莉娜和科林西安丝，是他那些年给妻子脱衣服的活见证——却不敢说。而唯一敢说又不愿说的那个人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比恨自己妻子还要恨的人，尽管这人就是他的妹妹。自从他的儿子出生以来，他就没有跨进贫民区去看她一眼，而且现在也无意去同她恢复关系。
麦肯·戴德在衣袋里掏他的钥匙，弯过手指攥住钥匙，让那实实在在的一圈东西使他平静下来。这是打开他的房产的一切门户的钥匙（仅有四栋是真正的住宅，其余的实在只是简陋的棚屋）。他从非医生街一路走向他的办公室，手里不时地抚弄着这串钥匙。至少他把这地方当成他的办公室，甚至还在门上漆上了“办公室”字样。可是那块厚玻璃板的窗户同他作梗。以呈半圆形排列的正在剥落的金色字母标示，他开设的字号被称作“桑内”（原文为Sonny，即“小儿子”，常用作对男孩的昵称。这是前任店主的名字，另外，也含有使他想起自己儿子的意思，故内心不自在。）店。既然他无法从人们的头脑中刮掉这个名称，也就几乎不值得费事去刮掉前任老板的名字。他这座沿街铺面办公室除去“桑内”店没叫过别的字号，尽管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起三十年前的情况，只是可以推测当年桑内曾经在这儿干过点什么。
他这会儿正朝那儿走去——更恰当的字眼是“大摇大摆”，因为他往后高仰着头，迈着运动员的大步——心里想着一串名字。他想到，不错，他和他妹妹有过一个祖先，一个肤色微红，两腿像甘蔗秆一样挺直、动作灵活的年轻人，姓氏也是确确实实的。这个姓氏在先人出生时就定下了，那是充满着疼爱和认真的。这个姓氏可不是什么玩笑，也不是什么伪装，同样不是烙印标记。可是，这个动作灵活的年轻人是谁，他那两条甘蔗秆似的腿带着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来没人知道。不，连他的姓氏也不知道。他自己的父母，以违反常情和无可奈何的劲头，同意接受了一个由别人再轻率不过地加给他们的姓氏。他们同意使用这个姓氏并且将其传给子孙后代，然而这个姓氏却是联军一个喝醉酒的北方佬在一种没做任何思考的情况下随便一挥而就的。钢笔在一张纸上错误地一划，就递给了父亲，而父亲又传给了独子，独子又同样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当了第二代麦肯·戴德的麦肯·戴德娶了妻子露丝·福斯特（戴德），又把这个姓传给了孩子：叫作莉娜的玛格达琳·戴德和科林西安丝第一·戴德，还有另一代麦肯·戴德（他最不愿意要的一个孩子），现在一部分人管他叫奶娃·戴德。似乎这还嫌不够，他还有个妹妹叫派拉特·戴德。这个派拉特·戴德永远不会对她哥哥提及他的儿子得到这么一个蠢外号的来历和细节，因为这件事从头到尾只会使她得意。她会欣赏他儿子这个外号，说不定也会把这名字装进一个铜盒子里，挂在她另一边耳朵上呢。
在这个男孩之前，他作为一名年轻的父亲曾经参与为自己的每个孩子从《圣经》上盲目地选名字，信手指去，指到什么就叫什么。他知道他妹妹取名的全过程，他就学到了这一手。他妹妹出生时，母亲死于分娩，父亲为此方寸已乱，如痴如呆，一劲儿用手翻着《圣经》。由于他不识字，就挑了一组他看着挺有劲和挺神气的字母，觉得像是一排小树中高贵、挺拔、有压倒一切气势的一株大树。他就把这组字母抄在一张褐色的纸上，就用那种文盲抄书的办法，把一笔一画，一拐一弯都描下来递给接生婆看。
“这就是孩子的名字。”
“你想给孩子取这个名字？”
“我想给孩子取这个名字。念一下吧。”
“你不能给孩子取这个名字。”
“念一下吧。”
“这是个男人的名字。”
“念一下吧。”
“派拉特。”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