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秀卿死了之后，伯雍益发觉得忙了。他天天总要出门的，及至回来，便独自一个，坐在他那间小编辑室里，不知想些什么。同事的人，也不知他天天出去办什么，问他时，总说没什么事。其实他这几天竟为秀卿的娘和她那小兄弟忙了，他打算把他娘儿两个，不要分开，总是教他母子相依着，还有点生趣，所以他这几天竟在外面给他娘儿两个找地方。他的立意，总想在公馆里给人佣工，较比女工厂等强一点。伯雍自到城内，也认识许多人，还有歆仁给他介绍的朋友，实在不老少，但是他平常日子，都与人家很疏远的。他为给这娘儿两个找个安身立命所在，无论怎样，他得替他们去奔走。无奈他跑了好几天，一点头绪也没有出来，差不多他所求的事，都被人拒绝了，便是不公然拒绝的，也都说现在不能再用人了，有机会再说吧。更有以伯雍所为，近乎多事的，虽然未曾当面指陈，背地里也说他的举动不对，都说：“在窑子里认得的人，死了便死了，还管她的遗族。要管就应当自己拢了去，自己不能管，却教人家管，他有多明白呀！”不这样说的，又嫌秀卿的娘，是在南城外住惯了的，她家既操贱业，品行一定不端，雇她当个婆子，恐怕于家庭妇女无益，所以也不敢用的。这倒难怪人家这样想。即或有不在乎细节的，就图一个干净会做饭的人，又嫌她有小孩子，雇一个人来两个，多赔一个人的饭，过于不经济，所以也是不愿意的。可是伯雍所跑的这几家，都是在政界里很活动的人，不用说，一个妇人和一个小孩子，就他们的局面言，再雇七八个人，也不嫌多，而且也有余力。不过他们不能不提出几件拒绝的理由，以明他家用人是很谨慎的。但是他们拿钱由窑子里接姑娘，就不管他们于家庭妇女有无利益了。他们也知道好人自是好人，不过自己用人，不愿意教人家行了一点志愿，所以明明有力量收容，而且有正当的使用，就皆因伯雍一说实话，事情便根本不能成立了。在伯雍的意思，以为把实在情形说明了，足以使人兴起好义之感，社会上有这样可怜的老幼无告的人，有点力量的，原可以收养他们。何况他们并不白吃饭，也是仗着自己劳力活着，绝不是不做事光吃饭的勾当。打量出去奔走两荡，一定有雇用的。谁知一连七八天，反倒头绪全无了，所以伯雍很觉烦闷。
伯雍为这娘儿两个，不能不改变方针了。他以为普通的人家，绝不能成功的了。他靠得住的朋友家里，又皆没有雇人的能力。他想着把他们位置在工厂里去，做手工、学实业，也是人类谋生的正途呀。所以在他理想中，以为这事是很正当而且很有道理的，但是他想了半天，始终没想出哪里有女工厂，尤且不知道哪个工厂对于女工是很优待的。他简直不知哪里有工厂。在北京，这种组织是极感缺乏的。但是他到了想起一处，他曾听说东城禄米仓196，已经改了被服厂，里面雇的女工很多。他想这是很适当的所在，但是厂里内容，他一点不明白，也不知一个女工，每日能挣多少钱。他打算到那里先参观一荡，然后再想法子，把他娘儿俩送进去。他主意拿定，吃了早饭，便往东城去了。他到了禄米仓，外面不过两点来钟。他到了传达处，取出一张名片，要见厂长。一个听差的说：“厂长今天没来。”伯雍说：“别位执事也行。我是特来参观的，因为我是报馆的记者。”那听差的见说，让伯雍在此候一候，很不满意地进去了。少时出来说：“里面请。”把伯雍引到一间接待室里，一个四十多岁、黑而且胖的人，正在那里候着。二人见面，彼此一躬，通了姓名。那人姓冯，字元甫，是这里的总务科科长。他很恭敬地把伯雍让在上手。伯雍说：“听说贵厂办理很善，所以特来参观。”冯元甫道：“还不到完善地步，而且又是官办的，经费很是不足，所以报纸上对于本厂，说了许多闲话，皆因他们不明我们的苦衷，所以误解的地方很多。你先生今日特来参观，我们是欢迎极了。”说着请伯雍到工厂去参观。伯雍不看则已，一看了做工的那些女工，他益发地烦闷起来。她们这工厂，是利用旧有仓房因陋就简改造的，光线和空气，皆感不足。两三千女工，一个个都是形同乞丐，褴褛不堪，还有怀里揣着乳儿，在那里做活计的。她们都在当地坐着，现在天气已觉寒了，她们都觉很瑟缩的。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军警的制服，手不停针地在那里做，她们使她们的针线，非常灵活而且敏捷，但是她们那可怜的窘态，实在令人不忍长久地看着她们，所以伯雍看了一周，也就同着冯元甫出来了，仍到那间接待室里坐下。伯雍这时却想起经济学上的原理来了，他以为这些可怜妇女，所得的都是忍苦报酬，因为她们忍苦的程度很大，她们的报酬也一定很优的了。因问冯元甫道：“她们每人每日能挣多少钱呢？”冯元甫很郑重地答道：“铜元六枚。”
伯雍听他挺响亮地挺正确地说出“铜元六枚”四个字，很诧异地问道：“她们只得六枚么？一小时是一天呢？”冯元甫道：“中国哪有按时给工资的工厂！自然是每日六枚了，而且还得交出相当的工作，最低限度，是制服一套。”伯雍道：“她们每日做几小时工，才能够上领工资的程度呢？”冯元甫道：“至少得十二小时。”伯雍道：“十二小时么？我看里面还有不及成年的女子和那些乳妇，十二小时的工作，不伤她们的健康么？”冯元甫听伯雍问到这里，已然露出不喜欢的意思。他沉着脸问伯雍说：“先生大概在外国留过学吧？”伯雍说：“在东洋留过几年学。”冯元甫道：“幸亏先生在东洋留学。若在西洋，更不知染上什么样的新思想呢！外国虽然有保护劳动者法律，焉能在中国施行！饶着十二小时，还累不怕呢。若教她们做八小时的工，她们准能上天了！”伯雍道：“虽然这样说。对于未成年的幼童，也应当特别待遇，她们都是后继的国民。再说十二小时的工作，苦痛不能说不小了，仅仅给六枚铜元，她们也不能生活呀！”冯元甫见说，把他方才沉板的脸，忽一舒展，却变成冷然的笑容说：“听先生的话，我们也很佩服的，但是未免偏重理想，不顾事实。先生以为做十二小时工，得六枚铜元报酬，是很不平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这厂子自开办以来，女工是一天比一天增加的，甚至有来托人情的。原先规定是只用五百女工，如今却增到二千多人，可是经费和工资，并没有添一文。我们这里抱定添人不添米的宗旨，庶乎可以无形限制一下，谁知希望来做工的，依旧踊跃。早先五百人的工资，如今却被二千余人分占了。当然是报酬不抵所苦了。我们为这事，也禀呈过陆军部，便是部里也没办法，只说她们既愿意做，只可听她们的自由。拿她们的骨头，扎她们的肉。增加工资，是办不到的。先生你看，不是我们不替她们想法子呀！她们如今倒拿义务当权利了，每天不知来多少人，甚至有出怨言的，说站门岗的巡警拣认识的往里放，我们没法子，只得备了一种号签，每日清晨在门外散放，领着号签的，才许进门。先生你看，她们这样抢着来做工，不是本厂有心虐待她们呀！”伯雍道：“她们为这六枚铜元，做什么这样竞争呢？哪里挣不了六枚铜元！”冯元甫道：“先生这话又是理想了。一个妇人女子，在哪里能给六枚铜元？如今穷人太多了！除了老天爷慈悲，把她们全收回去，算她们灾出难满。若打算由国家社会维持她们，那是很难的一件事了。”伯雍道：“贫民的生活，不由国家社会维持，谁还有这个能力？先生怎说出这样无责任的话呢！”冯元甫道：“先生！你是没在政界里待过，所以不明白里面内容。政界里每年所弄的钱，还不够内部自己用的，哪有余钱办民间的事！现在已然二千人吃五百人的饭了，再过几年，便要一万人分配一百人的饭了。穷人怎能不一天比一天多呢？就以本厂而论，每一个女工做十二小时工，才得六枚铜元。论理没人干的，但是每天还是很拥挤的，可见在北京挣六个铜子，是很难的一件事。她们得了这六枚铜元，先能买一斤杂和面197，她家男人再拉一天车，挣一二十枚铜元，一家子可以不至挨饿了。所以六枚铜元，虽然不叫钱，到了一般穷人手里，也就不无小补了。”伯雍道：“她们天天这样活着，也过于苦痛了。”冯元甫道：“所以没法子，就得等天收了。”
伯雍此时呆了半天，一会儿又把头低下去，半晌，自言自语道：“这里这样难！也就不教他们来了。”冯元甫听他这话，似乎不是光来参观，还有别的目的，因问道：“先生打算往厂里荐人么？不妨有个通融办法。”伯雍道：“我有个朋友，新近故去了，遗下一个母亲、一个兄弟，我想把他们荐到这里来做工。不想这里这样困难！”冯元甫道：“既是先生朋友家族，我们不妨优待，多给工资。”伯雍说：“给多少呢？”冯元甫郑重其事地道：“八枚。”伯雍：“八枚么？”冯元甫道：“正是。多增了三分之一。”伯雍道：“多谢先生厚意！我与他们商量商量去。”说到这里，他道了一声“打搅”，兴辞去了。冯元甫把他送到门外，以为今天把这人应酬得很好，得意非凡地进去了。
伯雍由被服厂出来，他的烦闷愈加浓厚了。他原先还只为那两个无告的老小发愁，如今见了这些可怜的女工，听了冯元甫的主张，仿佛北京城所有的穷民，都成了他的心病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也忘了雇车了。他想一想那些女工劳动十二小时，仅仅获得六枚铜元的报酬，而她们所制造的成绩品，便是一点生产事业不做在国家社会里横行无忌军人丘八198所穿的制服。当他们穿上这身制服，他们绝不想一想，这是无数可怜的贫女，为了六枚铜元的代价，替他们制成。他们穿了这身制服，居然跻登社会上最高的阶级。也就因为有了这身制服，他们便能把给他们缝制服的人，看得没有一条狗有价值。制服的效力，到了他们身上，便如给虎添翼。可是当那些制服在女工手里，挨着冷，忍着饿，含着眼泪，一针一针，给他们做成时，仅仅有铜元六枚的代价。伯雍在路上走得觉着累了，他才雇了一辆车，拉到报馆。馆里已然一个人没有了，只有一个馆役看家。他们大概都听戏去了。因为这些日子，白牡丹很见起色，新学的皮黄戏已然有七八出了。可是这几天伯雍为了秀卿的事，他久已没听戏了。如今他更烦闷了，他也无心去看戏，他到了他那间小屋里，无精打采地倒在床上。自秀卿死后，直到今日，他为一个老妇人、一个幼童，奔走了半个多月，不但没一点成效，处处都失败了，是他不热心呢，还是社会冷淡呢？他简直不明白所以然了。但是他不因为他屡屡失败，灰了他的心，他决意依旧往前进行。他到底要发见一个足以收容他娘儿两个的所在，他不信偌大一个北京，就没有一个济贫慈幼的机关。他既萌了这个思想，他的精神立刻又振作起来了。
他忽然想起贫儿教养院来了。那是一所官立的机关，局面很是不小的。他每每听人说，那里每年用钱很多，院长一缺，是很美的差使。但是伯雍自到城内，还没到这里参观过一回。他想：“这里一定是很适当的了。”他决计次日到那里去一荡。次日早饭后，他仍照每日出门时间，雇辆车，到贫儿教养院去了。不到一个钟头已然到了。这里所占的地基，足有二三百亩，院墙非常地高，乍一看，好似一所监狱。坐北向南的一个天然石和洋灰造的大门，也是非常坚固，两扇铁门，下半是铁板，上半是铁栏，用黑油漆着，尤觉坚牢无比。那两扇门，并未开放，只用半扇虚掩着。一个巡警在门里荷枪站着，不时地由门上铁栅往外看，又往里看，仿佛防备人出入。伯雍一看这个光景，他很觉害怕起来，因为他看这里总像个监狱，一点慈善意思也表显不出来。他以为拉车的把他拉错了，但是他细看门楣石上所镌的字，明明是“贫儿教养院”五个大字。他只得下了车，付了车钱，随着取出一张名片，走到门前。门里那个巡警，见他是要进来的意思，忙在门内喊道：“找谁？”伯雍赶紧止住步，由门缝把片子递进去说：“烦劳通禀一声，我是到贵院来参观的，而且有个小孩子要送入贵院的。”那个警士见说，又看了看那张名片，用力把那半扇铁门拽开，让伯雍进去，把他带到一个亭子式守卫兼传达的小屋里，向一位穿巡官制服的人说明伯雍的来意，仍去站门岗去了。那位巡官四十来岁，倒很和气的，和伯雍说了半天闲话，才拿了那张名片，进去回话。
这时伯雍站在当院，往北一看，却是一所洋式楼房，建筑得倒还体统。在楼房的右手，另有一带走廊，不知通到哪里。因为被五间中国式的厢房遮住，只能看见它的起点。此时那位巡官已然由那所楼房里出来，向伯雍一点首说：“请这边来。”伯雍见说，忙着走到楼房的门前。那巡官把伯雍让到一间待客室，当地放着一张长方桌，蒙着一块黑漆布，两旁共放八张椅子，此外别无装饰，不过渐就熏黑的墙上，贴着许多警察制度的图表。伯雍进来这半天，一个普通人还没看见，所看见的都是警察。他心很疑惑的，暗道：难道这里都是警察办事么？教职看护等人员，都是警察么？他正疑惑着，只听外面廊子里一步步革靴响亮，既而又咳嗽一声，门一响，一位穿高等警官制服的先生进来了，那个巡官忙向他一鞠躬，指着伯雍向那人道：“这位便是来此参观的宁先生。”又向伯雍说：“这位便是我们院长。”说罢向二人各鞠一躬，自去办勤务去了。
这位院长是北京人，他为人很精明的，而且长于交际，深通宦情。在光绪时代，曾到东洋警监学校留学了二三年，归国之后，便入了民政部，是北京警界中的老人。他现在还在内务部和警察厅里有差使，而且还兼着贫儿教养院长。因为这个机关，是直隶于警察厅的，他既在警监学校留过学，所以他很迷信警察制度，尤且以为改良监狱的组织是很完美的，所以他无论办什么事，都拿点警察意味，不然便是监狱式的组织。因为他脑子里总是对于这两项观念特别深厚。他常说北京的警察，在世界总算是第一的，如果北京所有的事情都归警察办，那一定有特别的成效。诚然，北京的警察，真有令人可佩服的地方，但是若说所有的事情，警察都能办，那真是一种迷信了。
院长和伯雍一对面，便很和气的，而且带着满脸笑容，向伯雍说：“久仰！听说您也在东洋留过学，是哪个学堂？我已然忘了。”伯雍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过几年，近来因为奔走衣食，学业已然荒废了，不但不敢提起，连那留学的招牌也不敢挂了。”院长仍是笑道：“先生过谦！先生过谦！”说着他二人对面坐下，这时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给他们倒来两碗茶。伯雍看那小孩子时，脸上油黑，眼皮红赤赤的，似乎害眼199才好，身上穿一身灰布裤袄，尺寸很觉不合适。伯雍以为是他们雇的人，原来也是院内贫儿，每日轮流当差的。他二人在待客室里，说了一会儿闲话，伯雍才问到院里内容，院长很得意地说：“我们这里收容约有一千余名贫儿，分学科和工科两种教育，教员固然都是外聘的，管理员我就不另聘人，因为什么呢？厅里有的是警察，反正他们也得出勤。我把他们调在这里做勤务，比在街上出勤强多了。他们既然愿意，而且又省许多管理员的薪水，再说管小孩子的勾当，最难有秩序。普通管理员，总失之于放任。你要知道，小孩子若不严厉取缔，他们万不会老实的。我的警察，他们都是惯于维持秩序的，所以我这贫儿院和别的私立的大不相同。他们一点秩序不讲，我这里是专门讲秩序的。不信回头你到那边去参观，足见余言之不谬。”伯雍道：“小孩子天机活泼，喜动不喜静，你先生把他们都诱导得有了秩序，真可谓煞费苦心了。”院长见伯雍这样一恭维，他很高兴地说：“小孩子的勾当，委实不能省心的。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吧。”伯雍说：“好！但是你先生没有公事吗？求别位执事带着到那边看看便了。”院长说：“不用。他们此刻正忙呢！兄弟同您去一荡。”自从这里开院，大概参观的人很少，今天伯雍特来参观，所以院长很高兴的。说着他们出了这所楼房，顺着那个走廊，往西行去。里面房子很多，他们先到学堂那边去看。讲堂有十几处，但是教员很少，讲堂里有有教员的，有没教员的，可是每个讲堂里，都有八九十个贫儿，另外有个巡警，在堂里维持他们的秩序。这个巡警班长，非常有权力，他能强制执行，所以那些小孩子都很听他的话。有教员来上堂，他们也是呆呆坐着。教员说的是什么，他们差不多都不曾领会。教员下了堂，贫儿依旧不许动转，那个师位，忽然便变了巡警的岗位。巡警一上堂，贫儿的秩序，益发整齐了。他们没一个敢离位的，他们便如一群猴子，被猴师用鞭子打怕了，他们除了眉眼敢动弹，浑身上下，都直塑在那里。他们的不自由，在未发育的身心所受的束缚，多么可怕呀！他们的灰色裤袄，没有一个穿着合体的。他们似乎都有一种共通的病症，一百贫儿里面，足有八九十个害眼的。他们的头顶上，长癣的很多，但是这院里是有一名医官的，这个医官，就是全院卫生的代名词。因为教人知道他们这里也知道卫生，所以雇了一名医官，薪金听说每月十五块钱，管两顿饭，所以这位医官，很感激的。贫儿多病，也就不足怪了。
院长同着伯雍，每个讲堂都参观了。那些贫儿见了院长，有什么表示呢？论理当然敬他、爱他、亲他，便拿他当作自家慈母才算对呢！因为全院儿童都赖他一人保护，吃饭、穿衣裳、受教育、学手艺，全是由他一人熨帖而安排的，他们离开他们的父母，孤零零地装在这贫儿院里，没人体贴他们，安慰他们。能体贴安慰他们的，惟有院长一个人。那些贫儿哪能不亲爱他呢！但是由伯雍眼睛里一看，他们见了院长，不但看不出一点小儿见了慈母的意思，反倒觉得悚然不安起来，一个个矜持的脸上都变了颜色，他们觉得院长是很有权力的人，能死人能生人的，而且他们又以他为极尊贵的人，少微有点轻慢，或是用不正的眼光一看，立刻就能得罪他。在一群贫儿心中，拿院长当作有超人的威力，是一个不可亲近的、不可轻慢的伟大人物，所以一见了他，他们的心理状态，立刻便起了变动。他们极力保持他们的镇静，但是因为心房震荡不宁，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可怜的。此时院长很得意地向伯雍说：“您看他们的秩序好不好？不但贫儿院无此秩序，便是普通的小学校，也无此规矩呀！”贫儿的秩序，大概是院长最得意之笔。但是越是他得意之笔，越是伯雍看了害怕的地方。他不解为什么都把儿童圈在教室里，一步也不许动？顶大的院子，顶大的操场，为什么不教他们自由游戏？这点用意，伯雍费了半天脑筋，也想不出所以然来。总而言之，伯雍到各处一参观，除了由警察的力量，对于千余名小孩子硬造出一种不自然的秩序以外，没一样看着不奇怪的。寝室的不卫生，传染病的流行，运动器具之虚设，没有一样以贫儿为前提的。除了寝室里长条大炕，是与贫儿有直接关系的。操场，他们不能自由进去。运动器具，他们不能自由使用。乐器，他们也不能自由吹弹。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便天天圈在教室里。他们急得害眼，丧失儿童的天机，消磨了他们的聪明，都是监狱式的秩序造成的呀。
约有一点多钟，伯雍把大概情形都看明白了，他已然不愿再往下看。他本打算把秀卿的兄弟送在这里，他一看这里的办法，他实在不敢把人家清白无罪的儿子送入监狱里来受罪，所以他心里的事，并没和院长说，便辞了院长出来了。他这次的失意和烦恼，比参观被服厂还觉不快。他对于那娘儿两个的前途，愈觉得没有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