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天晚上快走一个小时，后来逐渐发展成跑步。结果不仅血压很快控制住了，降回正常区间内，其他指标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血脂从临界高点向中点回落，脂肪肝由中度转为轻度，最近一次体检甚至没查出来。

当很多“亚健康”状态开始向器质性病变挺进的时候，通过及时有效的行为干预，情况是可以发生逆转的。而在这个可逆的过程中，如何去传播相关的常识就至关重要了。比如“管住嘴，迈开腿”，我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大力传播这六个字，说易行难。

为什么管住嘴？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很多疾病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现在的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大多是由营养过剩造成的。不妨问问自己，有多久没饿过了？我经常跟身边人说，如果吃饭前半个小时你开始感到饿了，说明上一顿饭量合适，不饿，就是前一餐吃多了。我们的身体不需要这么多营养，我们的“胃觉”比“味觉”传感要慢，因此当你的嘴感到“饱”的时候，胃已经过载了。

另一方面，迈开腿，说的是运动。人们享受什么样的运动条件，体现的是社会的综合体系。举一个例子，从国家会议中心向北几百米，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知道有无数人来这儿长跑，但是我去得少，因为太远，时间成本太高。我都是就近去找跑步的地方，但是条件肯定比这儿差远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好几年了，多年前，我们曾想象举办过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事业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但是多年后我们的比赛成绩依然原地踏步，同时身边的体育运动设施依然很少，鸟巢和水立方大多数时间是空着的。青少年的体育课作为很重要的一“育”，除了应试功能，越来越被边缘化。

我们该如何评估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如何衡量它的价值？这一切难道不跟各位紧密相关吗？如果医疗界人士不能投身于对大众运动的积极干预，恐怕就只能坐在你的诊室里，眼睁睁看着每天的挂号数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一上午三十个号，变成现在四十个、五十个，未来可能会涨到六十、七十，直到你不堪重负。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怨声载道：“凭什么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请问你有时间跟他多说两句话吗？

我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储蓄健康”，它比储蓄金钱更重要。在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财富，却突如其来因病返贫；也有太多的人“宁买棺材不买药”，忽略平日的健康常识。

作为医疗工作者，如果不能参与到社会行为当中进行干预，不能向人们传递更多常识的话，就只能默认这种现状，并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样，作为主管部门，卫生部如何动员国家力量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治未病”、普及常识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上？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请问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比例排世界第几？高血压患者人数多到什么样的地步？肥胖人群会不会直追美国？

现在，写一篇洋洋万言艰涩深奥的学术论文，可以让医疗从业人员评个更高的职称；写十篇通俗易懂、普及常识的千字文，却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这样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有问题。

面向大众的科普，有时比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更难。我永远感谢和尊敬那些在各行各业致力于科普的人。科普科普，首先你要明白科学，然后还要明白普及，能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少之又少。

因此相应的人才评价体系应该做出改变，允许我们的医生离开诊室三个小时，做一些便于传播的科普工作，或许会减少未来每天三十分钟的门诊量。

吓死人的“你怎么才来啊！”

接下来重点要谈的是医疗体系的心理抚慰价值，也就是4S中的“阳光（Sunshine）”。

长期以来我们的医疗理念都是重视生理，轻视心理，而且是医患双方向的。什么叫双方向？比如有很多患者，他想要治疗的疾病只是一个病症的表象，导致这个表象的或许是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医生也并不重视这一点，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治标，却没有治本，相当于无用功。

其实，在几乎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国度里面，医疗体系原本就应该在人的生老病死过程中，起到相当强大的精神抚慰作用，但这一点很少被我们谈到，甚至完全忽略。也有不少医生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仅仅是凭着下意识和内心的温度，并没有从理性的角度去系统地梳理它。

面对生老病死带来的未知和恐惧，人们总会有某种宗教情结油然而生。且不说已经确诊的患者，即使是健康的人，在做每年一度的例行体检时，医生哪怕一句不经意的提问，类似“平时感觉哪儿不舒服吗”，都会紧张得要命，直到结果出来没问题，这一身汗才算落下去。至于真有病的患者，医生说三句话就能直接把小病吓成中病，中病变成大病，大病直接弄死。第一句“你怎么才来啊”，第二句“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第三句“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尤其是第一句，多坚强的人，一听这话立马吓软了。

1915年，美国一位名叫特鲁多的医生去世了，他的墓碑上刻着三行字：“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这三行字里，似乎有着对医生这个职业更为深远的定义。

特鲁多医生年轻的时候，曾患过肺结核，那时的肺结核患者相当于被宣判了死刑。他来到一个宁静的湖畔，等待着独自告别世界，可是没想到，大自然仿佛赋予他一种神奇的力量，他的结核病慢慢痊愈了。

从那时起，他开始致力于对结核杆菌的研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结核杆菌提炼出来的医生。就在那个湖畔，他建立起一所村舍疗养院，为结核病患者提供综合性休养治疗。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了某种启示：有时候，依靠传统技术和药物无法治疗的疾病，反而可以在大自然的抚慰中完成自愈。

医学的困境永远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抗生素的发明成为无数患者的福音，是特鲁多医生们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几乎药到病除，所向披靡。可是，用不了太久，变异的细菌就会带着极强的耐药性卷土重来。

八十年代，美国药监局在五年间批准了十六种抗生素上市，但是到了新世纪的头五年，只批准了两种新的抗生素。细菌变得非常聪明，复合抗生素都难以将它击败。面对外来的威胁，人类始终有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无力感。

此外，有一个蛮沉重的数字要跟大家报告：全世界每四十秒会有一个人自杀，每年因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八十万，超过因战争和灾祸所导致的死亡人数的总和。那么多人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这让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无力感。

那么，在种种“无力”面前，医学的“力量”又体现在哪里呢？抚慰。

除了医术本身，心灵的抚慰和支撑原本就是医生这个行当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疗技能和心理上的抚慰加在一起，才构成“医者仁心、治病救人”这八个字的全部含义。

患者到医生这儿来，往往是带着苦痛，带着绝望。归根到底，与其说是到医生这儿来看病，不如说是到医生这儿来寻找希望。人只要有希望，就不会走上绝路。

后灾难时期，前老龄时代

最后我要说，除了生老病死这些亘古不变的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系统也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第一，复合式灾难。我们经历过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单一灾难，却没有经历过日本福岛地震带来的“复合式灾难”。假如地震、海啸、核泄漏同时爆发，如何有条不紊地应对？

第二，老龄化进程。2013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老人数量已突破2亿。虽然从人口比例来说，大约占总人口数的1/7，依然够不上真正的“老龄化社会”（日本六十五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4）。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2亿”这个绝对数字，比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还要多。而且，这个数字从“1亿”增长到“2亿”的过程非常漫长，但从“2亿”增长到“3亿”会明显提速。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全国还有8000万残障人士，除了自然灾害、遗传、疾病导致残障，年龄增长也会使越来越多的健全人进入残障群体。而全国的敬老院、福利院不过300多万张床位，不足实际需求的2%。面对迅速扩张的老龄和残障人群，我们的医疗资源够吗？康复资源够吗？

第三，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同样是医疗系统必须面对的挑战。哪里有新鲜空气、洁净的水？谁能保障食品安全？华北地区的大气污染、食品安全的隐患、地下水的重金属渗透、病毒的变异……

我非常希望推广“健康寿命”这个概念。如果社会平均寿命已达八十岁，而人们普遍从六十五岁开始就频繁去医院看病，这十五年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非常高的，生活质量则是非常低的。如何尽可能广泛地帮助人们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性病能够及时治愈而不转为慢性病……这是全世界进入老年化社会时，面临的共同挑战。各级政府的意识转变，医生投入的“软实力”，是应对挑战的重中之重。

其实我的心情也十分矛盾。一方面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站在这里，与这么多医疗界人士进行“非专业”的沟通，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期待从“非专业”的角度，和大家交流我的很多看法。我们原本就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医疗，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更好的氛围，让医疗事业更好地承担起重要的角色。支持和援助医疗发展，难道不就是给自己的未来更多的信心吗？

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我的家庭曾经历过一件事，是我大学毕业后回家探亲，返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妈给我讲的。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海拉尔，那个地方很偏远。七十年代，我爸才三十多岁，总咳嗽，有时还带血。有一天，他出差去天津。我妈嘱咐他，办完公事一定要去医院看看病。

我爸在离开天津当天才去医院，结果，被诊断出有癌症。医生不好当面告诉他，只是说：对不起，你不能走，必须住院。

我爸当然不干。他掏出车票对医生说，这是我今天回海拉尔的车票，非走不可。医生就说，稍等，我请领导来跟你谈。医生转身去找领导的时候，我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在天津火车站等车的时候，车站广播响起来，居然有人找他：“海拉尔来的某某某，请到火车站门口。”我爸走到火车站门口，看见下午那位医生，焦急地站在那儿等他。原来那位医生记住了他车票上的车次。我爸就这样被救护车拉回了医院。

尽管我爸两年后还是过世了，但是我妈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说：“如果遇上这样的医生，加上现在的技术，也许你爸的病就能治好了。”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我在想，母亲为什么在我即将步入社会的时候，把这样一个故事讲给我听？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慢慢明白了，当初的那位医生，从具体救治来看，并没有得到最圆满的结果。但他又是最成功的，因为他的行为跨越了时间，不仅影响了我的父亲，还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了我。他让我对人世间的爱和温暖有信心，让我尊敬这个行业，让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挑战，总能记起天津那个仿佛有月光的夜晚。

这就是医者的慈悲与功德，大医医心。

2013～2015年 中国医学论坛、台湾花莲慈济年会等

自己的读后感

一条民国时的旧闻还应该当一条新闻再说。

很长的一段时间，梁启超先生一直尿血，1926年初，终于住进协和医院。在当时，长久以来中医当道，西医进中国不久，屡遭质疑与白眼。而梁启超敢住进协和，也体现着先生的开放与包容。

然而结果谈不上美好，依照当时的条件，认定梁启超先生的右肾有问题，于是院长亲自手术，为先生割掉了右肾。可病并没有好，似乎割错了肾……

这还了得！包括徐志摩在内的很多人，立即报上刊文，因协和的“误诊错割”而声讨西医，自然是应和者众。

让人没想到的是，最有权利愤怒并声讨协和的梁启超先生，却用英文写了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辩护，为医生的态度与认真做说明。后来，这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报纸上。事主是这态度，质疑之声渐退。梁先生还声明，今后我还来协和看病。不仅这么说了，他还真的这么做，直到几年后去世。

为什么要这么做？熟悉他的人说，梁启超先生考虑到西医进中国，是新生事物，如果没有信任包容，西医在中国就不好发展，而这，不是好事。

这已是快九十年前的事儿，不敢想象，如果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而我们又该如何感谢梁启超先生帮助医学在中国更顺利地走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先生宽容与对医学信任的受益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