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这些文字里，似乎有着对医生这个职业更为深远的定义。

不久前，我刚从美国回来，在那儿跟朋友聊天时，发现即便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对彼此仍有很多“错误的想象”。

比如，和我聊天的那位美国同行告诉我，他在美国的医疗保险费用，是每月一千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相当多的普通美国人交不起这笔钱。接下来他开了一句玩笑：“其实在美国才是看病难、看病贵呢！”正因如此，美国医疗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医疗保险，成为奥巴马头上悬着的一柄利剑。

还有，在我们想象当中，像纽约这样的城市，上小学总不会考试吧，不会择校吧？结果我的一位同行告诉我，他的孩子今年要上个好小学，为这件事参加了三四次考试，最后还是没考上，他甚至觉得孩子的尊严受到了严重损害。不过就是上个小学啊！万不得已还有一招，就是搬家。跟我聊完没几天，两口子带着孩子搬到了一个所谓的“学区房”，希望能就近进入好的小学。

为什么要拿这两件事当开场白呢？无论医疗还是教育，都是每个国家最为重大的事情，而且几乎在每个国家，真正让人满意的都少之又少。偶尔有些非常棒的决策，立即会成为这个国家巨大的骄傲。比如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重点是呈现这座城市在工业革命和流行音乐方面的荣耀，其中却拿出很大一块时间反映英国的公共医疗体系，那是他们视之为与工业革命和流行音乐同等骄傲的成就。

今天这么多医疗界的朋友云集在这里，谈论“医疗的社会价值”这个主题，为中国医疗事业的前行和遇到的困惑去鼓与呼，是希望这个行业可以更加有尊严地向前发展，可以满足更多人的期待。

生命需要4S店

首先来定位一下医生、医院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吧。

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辆跑车。从初生时的踉跄磨合，到中青年时各项性能都达到最佳，再到年老时的逐渐衰减，最终停下来，报废。这么一辆跑车，要想开的年头长，性能维持好，必须有它的4S店。

普通的汽车4S店包括四个S打头的英文单词：销售（Sale）、零配件（Spare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而我说的生命的4S店是什么呢？就是医院。我也给它想了四个S打头的单词。

第一个单词是季节（Season），春夏秋冬，对应着中国人常说的“生老病死”。泰戈尔有一句诗，叫“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也在用季节形容人的生命历程。人这一辈子，“生老病死”哪个环节跟医生没有关系呢？一个社会的文明和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关联就越紧密。反之，在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缺少医生帮助的生老病死，显得格外艰难。

我永远忘不了我的一位同行在中国大西北拍的照片，拍的是那里的母亲的分娩过程。你会发现，贫困地区相当大比例的母亲不是在医院，而是在自己的家里生下孩子。也有很多老人到了风烛残年、要告别人世的时候，离开医院回到家里，不是为了得到安宁，而是交不起住院的费用。小病扛着，中病吃点药，大病重新扛着—这是很多贫困地区医疗条件的基本现状。

我原来也想过，首选的第一个单词应该是强壮（Strong），但是不现实。在我们的一生中，最强壮的阶段非常美好，但也非常短暂。生命的4S店最终要面对的，还是人类的季节挑战，也就是生老病死。

第二个单词是服务（Service）。这项职能，值得全社会共同反思，更值得国家医改决策者们深入思考。医院，不应该是一个卖药挣钱的单位，而应该是一个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且是不局限于救治肉体的高层次的服务。

当我们的改革不够彻底的时候，医院的目标一度变成了以销售为主旨。不仅患者抱怨，医生也会困惑，医患关系矛盾重重。哪个医生愿意将自己多年学习的成果弃置一旁，转而靠卖药为生呢？如果医生的科研成果和高收入水平可以得到制度上的认可和保障，您认为他愿意做这件事吗？没人愿意，他是被逼的。

第三个单词应该是运动（Sports），以运动作为健康生活的标志。医生的职责，不是从病人前来就医的时候才开始，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已经糟糕至极了。能不能把我们的“治疗”时间提前，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能不能让人们精神抖擞、热爱运动，而不是病病恹恹情绪低落，最后看病不成反倒“暴动”？

针对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暴力伤医事件，从法制建设和民众理性角度应该如何评价，我们稍后详谈，但有一点是要更加重视的，就是提升民众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防患于未然。否则医生哪怕三头六臂，也难以在最后的关口大显神通。

第四个单词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阳光（Sunshine）。听起来跟医生没什么关系，但又最有关系。每一位患者都处于生命中的黑暗时刻，他在医生这里寻求的不仅是诊断和治疗，还有内心的阳光。所以每一位医生，都不要忘记在你的处方里，加上“Sunshine”这味药。

我做了近十五年的《感动中国》节目，报道过好几位很“牛”的医生。比如我们的老军医华益慰，总是会把听诊器在自己手中焐热了，才放到患者的身体上。这么一个很小的动作，让我看片子的时候感动得热泪盈眶，想起自己小时候就特别害怕冰冷的听诊器贴上来那一瞬间。请问，这是念到硕士博士才能掌握的高超技巧吗？不是。但这又恐怕是读多少书都难以到达的境界。

在医术精湛之外，能带给患者内心的润泽和安宁，给人希望，才是一名医生的伟大之处。而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医疗行业的种种社会价值，都与这四个S有关。

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要知道在中国，只有两个职业后面加“德”，一个“师德”，一个“医德”。所以医疗界第一个巨大的价值，就是文明传承的价值。千百年来，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如果没有医生付出的辛苦努力，人类的文明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不断的进步，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又是如何从三十到四十、五十、六十，一直到七十，目标直奔八十……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八十岁。因此，不管今天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始终要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去探讨问题。

七年前，因为踢球骨折，我在北医三院做骨折手术。在手术台上，大夫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要求？”我的回答是：“我会做一个模范患者。这是您的专业，一切听您的。”手术效果非常好。在手术半年后，我回到北医三院的大院踢了一场足球，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也在场。

其实，当你信任对方的时候，对方给予你的会更多。当你一开始就带着怀疑的眼神时，恐怕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当下中国，医生和整个社会之间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错位的关系中。

让我感到非常忧虑的是，这两年陆续发生了一些患者暴力伤医事件，网上的留言居然有超过80%的比例是在幸灾乐祸，在替犯罪嫌疑人鼓掌。2011年9月，又有医生被患者杀死，我做过一期节目，题目是我起的，“我们都是凶手”。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我认识的一位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主任给我发短信，那条短信让我看了心酸，谈到当前医生的处境，几乎要流泪。

作为社会一员，如果你不能选择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也就成了帮凶吗？接下来让人更加忧虑的局面是，如果全社会都形成了对医院、医生的一种逆反，甚至站在对立面，以至于让医生—这个掌管着人们生老病死的群体—感到强烈的恐惧和不被理解，因此想要逃避甚至破罐破摔的时候，最终的受害者其实不是医生，而是我们自己。

有一些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中国大陆，出现过伤医或打骂医生现象的医院，比例高达63%。有87%的大陆医生在某调查中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做医生。过去，一流医学院的招生分数线几乎和清华北大一样高，也就是说，大量一流人才会选择从医。但是这几年，随着医患关系的问题不断被媒体放大，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在下滑。简单的数字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可能相当多的一流人才，不愿再进入这个行业当中。将来，难道我们不得不接受二三流的人才，来为我们保障健康吗？

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因此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正确。我相信如果无需承受那些不必要的压力，无需面对“不正常”的医患关系，医生一定会对每一名患者都负起责任。

什么叫负责任？就是给人治病时，当他面对“成功”和“失败”各占50%的局面，愿意冒险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那50%的成功率变成100%。但是以现在的大环境，医疗纠纷如此频繁，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即使能冒险，医生也宁可选择不冒险，最后那50%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受害者是谁呢？

医生在替“医改”背黑锅

我并不认为所有这些不希望看到的“乱象”，应该归咎于道德滑坡或人性堕落。在历史的演进中，人性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环境。如果环境激活了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每个人都形成自我约束，展现出更多的道德感，集合在一起就是正能量。反之，就会乱象丛生。我们不要去谴责“恶”，要去反思催生“恶”的土壤，堵住激活“恶”的制度漏洞。

如果每一间诊室都需要安装监视器以防患者行凶，如果医生要为行业惯例带来的后果买单—比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于移植的器官都来自于死刑犯人—如果这种行为注定要承受某种伦理上的谴责，这种谴责又自然而然地转嫁到医生身上，医生背负得了吗？

如果一位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病人，水都不敢喝，厕所都没法上，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你会作何感想？如果在自己的医院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走穴去另一家医院，能赚一万多块钱，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性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里必须高尚？坦白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相当多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

中国医疗困局的突破，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不能把风险和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医院院长身上，这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

我认为，第一点，坚持改革。每次出现伤医事件的时候，我都要发声。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说话，是在替每一位潜在的患者说话，而不只是在替医生说话。

第二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尊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连续几年提议设立“医生节”。我在提案里有这么一句话：尊重是另一种约束。我们已经有了教师节，为什么不设立医生节？设立医生节，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种约束。

第三点则是，就事论事，不要迎合情绪。相当多的医生对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不满意。媒体也有它的市场压力，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媒体人从迎合社会情绪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报道准则，但这是短期策略。长期来看，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个医患冲突案件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扩充成社会对立情绪。

第四点，法律要跟进。我希望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红绳。出了事情就把灵堂搬到医院大堂的行为，必须杜绝。

第五点，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采访，一进医院，就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轻。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后上岗的，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们是否也能建立这样的机制？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要进行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实现长久的润滑和缓冲。

被磨的石头才亮

当然，暴力伤医事件并非中国大陆特有的现象，这些年跟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医生打交道，才知道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在台湾花莲，与慈济志工医生交流时，也听到过类似的委屈。“我们每天都在尽力帮助别人，救治患者，难道不是行善积德吗？难道不应该诸事顺遂、多多地享有福报吗？为什么还不得不面对那么多障碍、误解、磨难？”

多年以前，我也向台湾的证严上人请教过同样的问题。她创办了台湾慈济功德会，用了近五十年的时间，将志业由慈善、医疗、教育，扩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社区志工、环保等领域。一路走来，她也经历过无数不被理解的委屈和艰难。她的回答是这样的：“被磨的石头才亮。”

证严上人还说过一句话：“慈悲如月。”对我颇有启悟。我们都觉得“爱”很温暖，愿意用阳光来比喻，但是真正像太阳一样炽烈的爱，恐怕又给人带来一种压迫感。倒是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却能照亮每一个夜行人的道路，消解他们的恐惧和忧愁。既然从事医生这个行当，何不让自己拥有月光一样的隐忍，月光一样的慈悲？

医生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请不要误解。我当然不是说，一切委屈和伤害都应该由医生独自承担。媒体人必须呼吁法律严惩那些犯罪的人，用某种“高压”的方式呼吁人们对医者保有尊敬，相关的制度改革也要跟上，进一步确保医生的权益。可是从医生自己的角度来说，你不得不用那些委屈和痛苦，将自己心中的石头磨亮。

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

接下来，我重点想谈的是医生的三重价值：常识普及价值、社会抚慰价值、社会问题的应对价值。这三点过去讲得不多，尤其是后两点，几乎很少听到，这也是自己在跟医疗界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种越发深刻的感受。

常识普及价值，对应着4S中的“运动（Sports）”，象征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就我个人体验来说吧，从2007年开始直到现在，我作为卫生部，应该说是“前卫生部”—但我相信过些年还会恢复“卫生部”这个名字，因为现在的部门名字跟世界没法接轨—聘任的唯一的“健康宣传员”，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常识极其重要。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接受“健康宣传员”聘书之前，我跟时任卫生部长陈竺一起向会议室走，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陈部长，中国古人一直说‘上医治未病’，最高明的医生医治尚未出现的疾病。卫生部作为国家政府核心部门之一，也应该有一种社会形象的转轨，不能像现在这样，大家有病了才想到卫生部，到你这儿来治病，治不好就唯你是问。治病是分内职责，但比治病更重要的职能和使命，是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让更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病能迅速被治愈而不转成慢病—它将为社会节约多么巨大的资源，也相当于提前卸去很多根本承受不起的负担。”

而在这个过程中，常识的推广与普及，其实是每个医生，以及整个医疗系统至关重要的任务。仍然以我自己为例，三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血压有点儿高，不断头晕，去医院检查，果真血压到了一个临界点。医生说你得吃药了，我问是不是一开始吃药以后就要一直吃下去了，回答是的。我说这样，先给我两个月时间，让我自己做一些调整，两个月以后如果不行，我再吃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