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很高,情商却低(2 / 2)

白说 白岩松 6666 字 2024-02-18

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新一届的政协,就是在为协商民主拓宽路径。社会转型到了今天,很多事情不是下个红头文件就能解决的,各种复杂情绪,需要掰开了揉碎了,通过沟通协调寻求理解和支持。这是情商的活儿,不是智商的活儿。

而且情商对于中国的执政者、媒体格外重要。中国老百姓最受用的一个词是“态度”,不管受多大委屈,如果你的情商很高,带着爱、带着温暖走到他的身边,人家立即眼泪一抹,“放心,我自力更生。”啥委屈都扔一边了。

就好像公共汽车上你踩了人家一脚,尽管很轻,但如果你没有任何道歉的意思,俩人可能打起来。但也有可能你踩得很重,但态度特别好,道歉很真诚,别人再疼也就忍了。情商高低会导致不同的社会情绪氛围。

作为政府新闻发言人,一定要把情商当成重中之重。相当多的政策在发布的时候,需要一种“无情政策的有情解读”。会解读的人,更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支持;不会解读的人,就容易引发负面情绪甚至对立、不接受。

比如,教育部曾出台一项新规—所有民办教师都要取得上岗证才能从业,无证执教将成为历史—这其实是进步。但是面对几十万名民办教师,新闻发言人措辞很严厉,“坚决清退民办教师、严格执行持证上岗”等。

当天晚上,我在节目中评论这件事,标题就叫“坚硬的政策”。我说,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有过百万人次的民办教师,经年累月,以几十块钱的低收入,支撑着共和国教育所不能到达的深山老林,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得到教育的惠泽。此时此刻,感谢他们都来不及呢,怎能一声“清退”,如此无情?当然,社会在不断进步,共和国越来越有能力,让更多更高水平的教师到偏远山区去,弥补教育上的欠账。但我们仍要感谢民办教师为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与此同时,也拜托社会各界帮助今天的民办教师,去补课,去进修,争取让他们能够拥有上岗证。如果实在有困难,也希望他们的未来能得到合理安排。

我说得对还是教育部发言人说得对?同样一项政策,他刚解读完,西北就有民办教师上街了;听我说完,人家流着泪,再大的委屈也忍了。这样的事少吗?一点都不少。当然,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听到我的话,也认真思考。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尊敬他。

再以北京的APEC假期为例。放假前后,市委市政府都给全体市民写了态度诚恳的公开信。限行让人不高兴,放假就让人很开心。因为天气预报有雾霾,河北、山东也不得不限行,但是河北又不放假,肯定抵触情绪比较大。当地也出台了一项“情商政策”—公交车全部免费。

请注意,这时的公交免费,不是政策行为,是情商行为,是应对负面情绪及时的疏导和抚慰。虽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能够缓解相当一部分。这和平时的人际交往是同样的道理。

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

接下来,我们说“口号太多,故事太少”。

一个好消息是,“故事”这个词在去年,终于进入了意识形态主管者的视野—被写进了总书记的讲话中。因此今年的记者节晚会不叫晚会,没有歌舞升平,主题是“好记者讲好故事”。

过去在中国人的概念中,讲故事就是虚构,是添油加醋,因此做新闻怎么能讲故事呢?但是大家都忘了,讲故事其实是一种方法,让听众更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陈世美、秦桧、岳飞……千百年来,那些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信仰,不都藏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一代代地流传下来吗?

人类就是一种喜欢透过感性的方式来获取理性的动物。

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我们全家都是研究历史的,历朝历代的胜利者,都是会讲故事的人。陈胜吴广在地里埋一个东西,刨出来以后,说起义是上天的旨意—这就是讲故事的模式。

我曾经开玩笑说,毛泽东为什么打败了蒋介石?毛泽东和共产党讲故事的能力高于国民党。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奇迹,其中一定要浓墨重彩记录的,是原本有着巨大差距的国共两党,如何在四年之内逆转乾坤。共产党为何能够实现以弱胜强?

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去的路上,毛主席跟中央其他领导说,这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别忘了,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我们推到北平的。这跟讲故事有关系吗?当然。

从1945年开始,共产党就不断对老百姓强调,一旦我们胜利了,所有人都将享受胜利的果实。土改,就是一个讲得最漂亮的“故事”,让贫苦农民心甘情愿地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家里有俩鸡蛋,恨不得给你仨。根据地逐渐扩充,力量逐渐强大,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翻盘。

相比之下,国民党就没有好故事。蒋介石的故事讲给了既得利益者,没有讲给老百姓,但既得利益者各自心怀鬼胎。后来他的民众支持越来越少,身边的队伍也开始钩心斗角、分崩离析。

一个有趣的对比:1949年蒋公到了台湾,闭关数月,1950年3月重新出山,推出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台湾土改。大家去研究一下这段历史。他开始明白,要回归土地—这个土地不是实际的土地,而是指根基。你的存在不能脱离根基。国民党到了中后期,难道不是飘浮之物吗?所以会讲故事的人拥有世界。

说到我们搞传播的,讲故事是本来就该拥有的能力。如果天天都是标语口号,谁会听呢?讲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将心比心,用感性的方式去传达理性。平时开各种大会小会,经常有人强调“遵守会议纪律”,我不这样看。会议纪律问题都出在主席台上,你念两个小时的稿子,还不许人家犯困,没道理啊。应该是睡觉很正常,不睡觉有奖励。

另外,会议越短越好,文风应该活跃,街头的标语口号最好能减少一点。很多东西真正能够落地、深入人心,靠的不是这些表象。问问我们自己,有几个行为举动是出于大街上标语口号的感染?一定是被身边的细节或故事感动啊。

媒体还存在一种问题:做“负面报道”时精神百倍,一遇到所谓“正能量”“主旋律”,就胡乱对付,于是产生了恶性循环。

“正能量”也需要好故事。在座各位,谁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很难。但是《感动中国》这档节目做到了。它就是一档传播核心价值观的节目,但创办十几年来,没有空洞的“大词”,只有故事、情感、人。这一切形成了品牌的力量。无论你站在哪一立场,面对一个具体的人,都很难说不,都会被他打动。

我也经常接触“90后”,也给他们讲钱伟长、郑小瑛的故事,都是“正能量”。今天的年轻人都强调个性,每个人的爱好都应该得到施展的空间,但在过去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年轻人的个人爱好要为国民的责任让路,自己扳了自己的道岔,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这样的故事,“90后”照样听得热泪盈眶,入耳,入脑,入心。问题是我们用心去找这样的故事了吗?

意义没有意义,好细节才有意义

下一个问题,“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现在社会上最缺什么?公信力。尤其对于政府和传媒。传统媒体总是习惯批评互联网“谣言满天飞”,但传统媒体自身的很多态度,难道不是失实的吗?通篇宏观意义,跟老百姓的生活脱节,又让党的大政方针落不了地,所以会产生“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样的言辞,所以总是被人拒绝。为什么?没细节。

传播有一个重要规律:没有细节就没有公信力。细节是一切文化产品的立命之本。

我们对意义和主题强调太多,毁掉无数趣味。其实最有意义的意义藏在故事的细节里。美国没有宣传部吗?没有。真没有吗?那好莱坞是干吗的?好莱坞比宣传部更狠,向你传播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不但不给钱,还收你钱,让你热泪盈眶地接受。市场手段比行政手段厉害。

为什么总说中国没有好编剧?我们传统的文化教育教的不是讲故事,而是中心思想和主题汇报。我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古典音乐当中,翻来覆去不就那些主题吗?悲伤、爱情、苦痛、挣扎、绝望……但是为什么要听不同的作曲家和不同的作品呢?甚至同一个作品,为什么要听不同的版本呢?因为细节是不重复的。同一个主题下,总能诞生新的节奏和音符。

中国的教育往往会忽略细节。当你问一个孩子,《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为什么好?他会告诉你,因为这是名著,因为它表现了“人要战胜自己”这样一个伟大的主题。那《简·爱》为什么好呢?回答《简·爱》也是名著,被称为“女性的第二本《圣经》”,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读书只为读它的意义,就没必要读书了,直接百度一下就OK了。

好的媒体人不是无冕之王,而是细节之王。

报道香港回归时,我的任务是驻港部队的全程直播。我想了很多说法,“驻港部队一小步,中华民族一大步”等等,但这些都是空的。

6月29日,我在现场溜达,突然看到桥中间有一个很宽的铁板。我问执勤武警这是什么,他说是“管理线”,相当于香港和内地的界标。

当时我豁然开朗,这就是我要找的细节。历史空说无凭,恢复行使主权需要一个标志,这就是标志。我立刻协调相关人员,把直播地点改到“管理线”这里。第二天直播时,我见证了第一辆车的前车轮越过管理线的瞬间。这才是驻港部队的一小步,中华民族的一大步。在整个香港回归的纪录中,以及历史的潮流里,永远都会留下这个镜头。

报道需要细节,语言也需要。APEC会议上,总书记谈到21个经济体应该像雁阵一样,这种形象的比喻一下子就能抓住人,比空谈团结的效果好得多。

前些年给主持人大赛当评委,我经常忍无可忍地点评:“又听到一段流畅的废话。”声音完美,一级甲等,字正腔圆,毫无瑕疵,但是说完了我一句没记住。

都是些什么样的语言呢?“在和煦秋色中,舟山的媒体人和政府新闻发言人,与来自央视的白岩松共聚一堂,在中国梦的大环境下,畅想新闻的美好未来。”

这种“流畅的废话”不少见吧?我称其为“散文联播”。

微信时代的心跳也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讲“人治指令太多,自发调动太少”。

习总今年对新闻宣传部门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规律是什么?规律就是在变化的时代中维持不变的东西。

中国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全球领先,对变化也格外敏感。我们的电子设备更新率甩开欧美好几条街,还发明了微信,有最牛的电商。但是别忘了,在这种对变化的渴望和探求中,要设一个不变的底线,否则社会就失控了。

我一直在谈敬畏。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条奔流的大河,敬畏就是河两岸的堤坝。与之相似,规律也是一重堤坝。有规律在,就不惊慌。

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在聊转型,聊新媒体取代旧媒体。但是我说,内容为王就是一个不变的规律。无论你用微信写情书,还是用鹅毛笔写情书,你的心跳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微信时代的你,可能被回绝得更快。

有数据统计,移动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代PC终端,这是毫无疑问的。于是很多传统媒体也慌了,蒙了,纷纷转型做新媒体,丧失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可是我反过来问你,你见过几个传统媒体把新媒体做好的?

两个不投入:不投入金钱,不投入时间。传统媒体的优势在于报道的宽度、深度、耐嚼度,现在都耐不住性子了,跟新媒体学,玩“短平快”,那你一定死,到死的时候都没人同情。

在内容上不愿意投入金钱,在新媒体上却玩命砸钱,没用。机制不改革,你投多少钱都是打水漂。比方说,我给腾讯写一篇稿子,夜里十二点发过去,对方三分钟后回短信:“收到了,谢谢白老师。”我给传统媒体办的网站写一篇稿子,晚上七点多发过去,第二天早晨八点半收到了回信:“白老师,上班收到您的稿子,谢谢。”你觉得这两者之间能竞争吗?

过去有人说,中国媒体什么时候实现了民营化,在美国上了市,有N多个“中央台”互相竞争,就牛了。这种状况在互联网领域早已成为事实,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在美国、香港上市,以同等体量在竞争。但是机制不同—新媒体真正的“新”不是技术,而在机制—传统媒体学得来吗?

开个玩笑,比如《宁波日报》办了一个网站,新媒体。假如老媒体员工一个月拿一万二,新媒体员工一个月拿四万八,可能吗?宣传部长会同意吗?好,不可能,那就新媒体也一万二,老媒体也一万二。能做出差异吗?

很多年前,全国各电视台都去参观湖南台,因为湖南台娱乐节目很领先。我当时就说,参观有什么用?湖南台背后的很多东西你学不来。湖南卫视是上市公司里的,湖南广电是上市集团,这一来他们的思维马上改变,因为要向股东负责,要有年报,要做业绩。

近三十年前,我在湖南台实习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位领导后来去了湖南广电。我开他的玩笑,“当年很保守的”,可是接管湖南广电以后,一下子变得思维前卫,举措新锐,所谓屁股决定脑袋。

新媒体之“新”,可不是体现在互联网的形式本身,而是互联网背后的机制:进人、奖励、速度、自发工作、没有上下班的概念等。关键是激励机制,对人的活力与能力的调动,并自觉按规律办事。

领导干部也要遵守传媒的规律。有时候,主管领导熟悉报纸,不熟悉电视,他用报纸那一套标准去衡量电视,那怎么行?

规律就是规律。报纸跟电视最大的区别,在于报纸可以重复阅读。一篇文章可以掰开揉碎了读,一小时看八遍,直到看懂为止。报纸还可以错位阅读,先看第四版,再看第二版,你有你的编排,我有我的选择。

电视则如同人生,单行线,直奔终点而去,不可逆。因此,电视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必须用感性的方式传播理性。以一个细节为例,电视语言不适合一段话说很多数字,人们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跟了,一摁遥控器换台了。而报纸语言无论是文学的、理论的、抒情的,都可以。

第二个区别,报纸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公众属性的媒体,供人在公共空间阅读;电视却是纯粹的家庭媒体。我经常告诉我的同行,不管你背负多大的责任,要传递多大的政策,得先整明白一件事:你在人家里怎么跟人家说话?

人们一回家,摘掉社会面具,即便在单位天天讲八股文,回家也一定不喜欢听八股文。你在电视里说的话只要不招他喜欢,咔,换台,很残酷。中国人没耐性,换台频率就是快,四到七秒,有上百个免费频道可选呢,世界第一。所以,领导面对报纸与电视,不能用一个方式来管,各有各的规律,你也得懂。

记得2002年的元宵节,在人民大会堂,我跟李长春同志和管纪检的常委在一桌聊天。李长春同志说,舆论导向正确是最重要的,但在宣传中一定要入耳、入脑、入心。如果做不到,导向再正确也在空中飘,落不了地。

别忘了,我们每天是在跟谁竞争?《非诚勿扰》《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您整天念报告能竞争得来吗?不管多大的新闻单位,越是承担着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任务,越要遵循规律,用入耳、入脑、入心的方式去吸引观众。

2014年 浙江舟山千岛传媒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尊重规律是必须的,可在现实中,你很容易发现,身边有很多的规定是违反规律的。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是按规定办?还是按规律办?

按规定办,时间一定会修理你,让你付出代价;可按规律办,你的领导可能立即修理你,让你马上付出代价。

我们很多的浪费与弯路,常常与此有关。

好多单位出台规定:报销差旅费,必须是来回机票、火车票与目的地住宿费一起报。可问题来了:出差目的地如果是父母家,想回家住还为组织省钱,但规定不允许,没有住宿票,来回路费也报不了。于是,要么开一间房不住,要么买个发票占组织便宜……这样做倒是符合规定,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呢?而你知道,这只是我可以拿出来举的例子,现实中,违反规律的规定多着呢!

我们要理顺的东西还有很多,如何让规定与规律不矛盾?如何在透明公开的意识提高了很多之后,也能让制度保障跟得上?还有要思考党性与人性的配套而不是割裂等问题。

课题都不小,可不是我能说明白的。但时代前行,这些问题我们恐怕都躲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