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太多，方法太少。期待太多，保障太少。口号太多，故事太少。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前几天记者节，在录节目的过程中，一个记者问我：“现在很多同行都有一种担心，为什么很多问题都是先被记者发现，其他部门干吗去了？”

这是一种情绪性的判断。我明白他的潜台词，大意是什么问题都由记者先发现，政府部门干吗去了？

我说，我一直信奉普利策的一句话：“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我不认同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个说法，有点儿自我夸大，容易让人产生幻觉。新闻的力量，并不体现在别人是否把你当“王”，而体现在你是不是真正怀有一种责任感。

记者是啄木鸟，不是喜鹊

记者既然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就要承担很多使命。大家应该都看过《泰坦尼克》这部电影，其中有一个真实的细节：当这艘全世界最豪华的大船离岸之后，两名瞭望员突然发现，忘了带望远镜，于是一直在那儿搓手、聊天。聊着聊着一抬头，冰山就在眼前，船已经来不及转向了。

“泰坦尼克”的沉没一直是个谜，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它遇见了冰山，并且以最不可思议、也是最糟糕的角度撞了上去。但是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瞭望员没有带望远镜。否则提早看到，悲剧就躲过去了。

这个历史的细节提醒我们：作为社会这艘大船的瞭望员，你的职责是什么？当你看到前方海面上的所有信息，好或者不好，都要及时反馈，这样船才可以安全行驶。读书、思考以及责任感的支撑，就是瞭望员的“望远镜”。如果瞭望员自觉不自觉地，或是受命于某种指示地，报喜不报忧，那么他提供的信息就是失真的，这艘船的安全就是没有保障的。

再回到记者节上那名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时，我也举了“泰坦尼克号”的例子，然后反问他：“如果什么问题都是记者后发现，还要这支队伍干吗？”

在这个世界上，良性运转的制度极其重要，它可以使人从“想做不好的事情”，变成“不敢做不好的事情”，再到“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不想做不好的事情”。是这样一个逻辑线条。

但是不管制度多么完善，总有人要去钻空子。所以在推进制度法律建设的过程当中，记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制度和法律的正常运行。

好记者应该像啄木鸟，通过叼出一只又一只树上的虫子，既给自己找到食吃，又维护了森林的健康。试想，在我们的生态圈中，如果没有啄木鸟，少了那些烦人的啄木声，暂时是安静了，长此以往呢？

还有一些时候，记者偶尔可以当一下喜鹊。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会有各种新鲜的尝试。这些尝试代表着更开明的方向，符合更多老百姓的期待，媒体应该善于捕捉它。很多人说起媒体的职责就是舆论监督，说起舆论监督就是“揭批负面事件”。我的想法不一样。遇到可喜的进步，媒体能够迅速地意识到，立刻予以支持，让它定型成为发展的大方向。因为一句话说得好：你把对方当朋友，他最终真是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最终真是敌人。其实，换个角度，时代也如此。

既是啄木鸟又偶尔当一把喜鹊，两项职责加在一起，才是舆论监督的全部含义。在中国，相对而言，前者很容易达成共识，后者反而是更大的挑战。

大家知道，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四天，头三天没有新闻，第四天发布大会公报。开幕第一天，我做的《新闻1+1》标题就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大家可以回过头去查，当时，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这是第一个把“法治”和“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大标题。

我身边很多人都有些担心：这样行吗？我说：放心。

四天后，我很庆幸，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的确出现了“信仰法治”这四个字。在党的报告里这是第一次。次日《人民日报》《新京报》的社论标题皆是“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前不久我参加高法一个倡导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会议，周强院长多次谈到“信仰法治”。我还通过一些专家了解到，总书记也曾在某一个场合讲过“信仰法治”。

作为一个媒体人，要具备相当的敏感度，哪怕很细微的信息都能够捕捉到。很多人将敢言归纳为“勇气”不，表面上是勇气，背后却是学习、思考和对方向的准确判断。

我经常听到一句其实很不愿意听到的话：“白岩松，你胆够大！别人都不敢说，就你敢。”乍一听是表扬，其实是一种误导。说别人“不敢说”，不等于说别人“不能说”，或“不该说”。如果仅仅是敢说，那是练胆大。胆大的人不少，因此出事的也很多。所以开玩笑说：胆，是练出来的。这“练”，是让不断学习成为训练。

二十多年来，新闻已经成为我的信仰的一部分。我依然相信，新闻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儿。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信仰它了，肯定就不做了。

如何区分“骗子”和“理想主义者”

具体到当下，新闻的力量如何体现？在不断演变的形式之下，哪些本质规律是不变的？媒体从业者如何与这个时代沟通、与受众沟通？不妨用一系列对比来完成。

第一，在面向整体社会的沟通上，方向谈得很多，方法显得很少。

第二，智商提高很多，情商欠缺不少。

第三，口号太多，故事太少。

第四，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第五，媒体人接受的指令太多，也就是人治色彩太多，调动媒体积极性、用尊重规律的方法去传播太少。

第六，在对外沟通过程中强调“不同”太多，对人类“相同”的基础关注太少。

第七，社会期待传媒公开透明的意识增长很多，相应的保障还太少。

当然，还可以加上，党性谈得够多，可人性谈得有点少，等等。其实，这些“太多”与“太少”，不仅是媒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在沟通时都面对的问题。

先说第一点。这年头骗子跟理想主义者很难区分，我通常会这样判断：只谈方向不提供方法的，就是骗子；既谈方向又能提供方法的，才是理想主义者和建设者。

“方向”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但不需要总谈，或者空谈。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整个大方向基本明确，一次又一次写进党的报告里。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在确立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写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两行字，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句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对未来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过去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新目标的提出，也不会有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这四个字的明确。现在已经明确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是姊妹篇、上下集。没错，“依法治国”相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既是方法又是方向。

还有一个反例，中国足球，隔几年就谈一次方向，从来不提供方法，后果呢？

想想看，每届足协主席一上台，就要制定一个“未来十年发展纲要”。这届“世界杯”德国夺冠了，中国足球号召学德国。可是你仔细看那场比赛，德国跟阿根廷踢，阿根廷赢的可能性更大。德国后卫严重失误，阿根廷前锋一看好机会来得太突然，反而晕了。如果那两三个球进了，阿根廷夺冠，中国是不是就要学阿根廷？

一场比赛中的偶然性，将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必然方向，这太搞笑了。或者能彻底学德国、一直学德国，也没问题，可是这届“世界杯”之前咱们学的是西班牙。

所以，传媒也好，执政者也好，执行者也好，如果依然热衷于天天在那儿谈方向，从不提供方法，好的方向怎么实现呢？

如果没有特区的建立，中国怎么开放？如果没有土地承包的开始，改革怎么破局？在“聪明”的中国改革中—很多时候“聪明”体现在字词的更迭上，失业改成了下岗—如果没有“下岗”，怎么完成那次历史性的缓冲？

“摸着石头过河”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包括“不争论”“要允许去试”，不都是方法吗？

邓小平是一个既有方向又有方法的人。他明确了方向，同时用一种宽容的态度，鼓励大家提供方法。尤其在浙江，这种感受应该非常明显。浙江的经济模式就是在“不争论”“允许试”“放手”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有很多领导对“浙江模式”表示过赞赏，对吧？

有人开玩笑说，改革最初十几年，浙江的特色是一楼在写检讨，二楼在搞接待，三楼在写成绩汇报。这是很多年前，试验走得太超前了，偶尔写写检讨；同时，全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源源不断；本地领导又在写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经济又增长了多少。

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方向和方法的结合也早有定数。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道”，在“儒释道”中最该居首。“道”这个字怎么写？先要写一个“首”，接下来写一个“走之”。“首”是什么？脑袋，代表的是思考、方向。“走之”呢？行动。知行合一，缺一不可，顺序也不能错。

那么，对于传媒人来说，什么是方法呢？比如有些选题，乍一听好像不能做，问题是你找到能做的方法了吗？记者是干什么的？是陈述过程和记录事件的。可是现在很多媒体人把它简化了，上来就想直奔结论而去—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事还是坏事—岂有此理。

要知道，结论是危险的，过程是安全的；结论是方向，让审查你的领导都提心吊胆，但过程是方法，是行走，反而是安全的。媒体人真正应该追求的是细节和过程的阐释，而不是简单地只下结论。

很多年前，丁关根当宣传部长的时候，召集过一次中央台六七个人的小型座谈，我也在场。他问主管新闻的副台长：“《焦点访谈》一周七天是怎么安排的？”副台长说，一般情况下三篇正面的，三篇批评的，还有一篇“游击队”，就是不一定。

丁关根头也没抬说了一句：“在我看来，七天都是正面的。”

我的思维当时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什么要纠缠于表象？哪怕连续一周都是看似负面的报道，但它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文明的提升，促进了问题的进一步解决，难道那七期节目不是正面的吗？

这句话也让我明白，为什么在丁部长的任期，涌现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一系列新栏目，以及那一场电视新闻改革。这一切都是奔向好方向的方法，也真的蹚出一条通往正确方向的道路。

联系当下，我觉得又到了可以重新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有好方向更需好方法。

智商决定对手，情商决定结果

接下来说第二点，情商与智商。

前天的节目中，我评论习近平主席所说的“APEC蓝”：这是一句既坦诚又高情商的话。我特别加了“情商”二字。因为习主席谈到，那些天他每天早起先看天气，担心有朋自远方来，被坏天气扫了兴。好在人努力，天帮忙，始终不错；想夸上两句，可又怕话说早了。有人给它起名叫“APEC蓝”，很美好也很短暂，那么希望今后通过大家的努力，“APEC蓝”能变成永久的蓝。

我为什么说他情商很高呢？一个互联网上诞生的词，被传统媒体放大，再被总书记说出来，前后不到一周，这样的经验在过去几乎没有。

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们，APEC开幕前我去怀柔，怀柔宣传部长非常忧虑地跟我讲，最新的天气预报出来了，11月8日到12日，整个会议期间都有严重雾霾。从那天开始，石家庄车辆限行、济南停课停产，都跟这次天气预报紧密相关。

我也在心里打鼓，这能管用吗？结果证明很管用，因此才有了互联网上“APEC蓝”这个说法—最初不是表扬，而是吐槽，也包含着某些腹诽的成分。但是连发明这个词的人都没想到，总书记不仅直面，而且坦然引用，使得“APEC蓝”突然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成为中国梦的一小部分，吐槽的含义没了。

我为什么说，很多时候执政领域在传播沟通方面智商很高，情商很低？大家想想看，当社会不断前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变成公民、社会越来越需要沟通理解的时候，官员和媒体人的高素质、高智商是必然的结果。但仅仅动用智商是很危险的行为。中国人常说一句话：“你以为谁傻呀？”如果你在那儿斗心眼，一个老百姓也许没觉出来，十个老百姓肯定有好几个觉出来的，就会产生抵触，甚至对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包括依法治国，其中必然也包括提升整个社会的情商，尤其是执政者的情商。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一个社会要达成和谐，情商必不可少，甚至高于智商。

我经常跟我儿子说，智商决定你跟谁比赛，情商决定你比赛的结果。

再举一个反例，温州“7·23”动车事故发生时，正值高铁蓬勃向上的发展期。几十个生命的离去，加上陌生的新兴科技，一下子触动了中国老百姓的敏感神经。此刻该如何面对人们的情绪？

回顾汶川地震，当人们刚从新闻中知道这件事，总理已在飞往汶川的飞机上。民心所向，全社会立刻拧成一股绳去应对这场灾难。这体现了中国执政者的高情商。

但是温州动车事故的处理，却是一个极低情商的决定。一个死亡数十人的恶性事故，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居然让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出面，他摆得平吗？应该出面的是铁道部部长。出于种种原因，部长们没来，我认为部长们应该反思。由于你的不作为，后来把包袱甩给了总理。

大家可以去研究舆论曲线。那场新闻发布会，不仅没有舒缓民众情绪，反而火上浇油，进一步刺激了舆论对立。我当天晚上在直播中，就抨击了王勇平的很多说法，包括“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王勇平，也和他有过多次交往。他是难得的受过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的一位，也始终在努力做事。事归事，人归人。他那天是在替面对危机时情商不高的铁道部背黑锅。

中国的新闻发布存在一个大问题：很多新闻发言人由于级别不够，无法出席决策会议，却要扮演把决策传递给社会的“二传手”。而在国外，有些总统的新闻发言人级别很低，但他可以越级参加总统的各种会议。这又回到了方法问题。方向有，意识也在进步，但具体的保障没跟上，这是题外话。

动车事故的负面舆论不断发酵，什么时候才出现转折呢？直到温家宝总理赶到温州，在事故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对动车事故的新闻搜索量开始急剧减少，说明民众的情绪开始得到缓和与释放。

我们要研究这个情绪的转化，很奇妙。它说明了什么？面对来势汹汹的舆情和转型期的各种矛盾，情商远远高于智商。情商是媒体人、执政者、决策者对社会情绪的敏锐体察和妥善应对，相当于普通个体对周边环境的感知，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处理。

新闻行当里最糟糕的事情，不是虚假，而是冒犯。一般情况下，一个单位出现虚假新闻，新闻中心的头或副头要下台；但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冒犯，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该被干掉了。

中国社会到了越来越在意情商的时期。我们期待一个协商民主的机制，任何决策的出台，都有一个事先的协商和社会情绪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