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证？”那人递过一把扫炕笤帚，“你们快扫扫身上的雪！坐到炉边儿来，烤烤火再说，看你们冻得可够呛！”

陈大娘替我打扫干净身上的雪，把我推到炉前，又拍打了几下自己身上的雪，将来意说明后，双唇抿得紧紧的，准备着无论对方怎样训斥都不开口辩护。

“唔，是这样。”那人沉吟一会儿说，“我不知道粮证放在哪儿了呀！”

“就在那张桌子的抽屉里！”我鼓起勇气说。

“是吗？”那人从裤兜里掏出钥匙，打开抽屉，取出粮证，“这个？”

“对，就是！”陈大娘伸出一只手，想把粮证一把夺过去的样子。可是那只手还没有摸到粮证，又缩了回来，说，“同志，你就还给我吧，孩子真的认错了，他妈气得不行，你要训就训我好了！”

那人说：“孩子知错就行了呗，还训什么，把粮证拿回去吧！”陈大娘接过粮证，揣进兜里，拉着我往外就走，像怕粮证又被夺回去似的。走到门口，她又站住了，转过身来，问：“同志，这……不会使你担责任么？”

那人笑了：“这点主我还是做得了的。”他从煤炭里抓起几个热乎乎的土豆，走过来塞进我兜里，摸摸我的头，说：“记住，这样的事再也不能干了！”将我们送到门外。天完全黑了，雪下得更大。

路上，陈大娘低声问：“记住那位叔叔说的话了？”

我无比羞愧地回答：“记住了。就是饿死，我也不做这样的事了……”

陈大娘叮咛：“回到家里，要跟你妈也说一遍这话！”

雪接连下了好几天。住雪那天，正好是元旦早晨。用北方人的话说，那天“冷得嘎嘎的”。我们两家把面口袋里的面抖落到一块儿，包了一顿冻萝卜馅饺子。饺子刚下锅，院子里来了个讨饭的。几户邻居都把门插上了，讨饭的挨家挨户敲门乞讨，没一家理他。最后，他来到我们两家门前。

“给一口吃的吧，好人们，我三天没吃东西了，救一条命吧……”讨饭的在门外冻得嗦嗦发抖，哀声乞求着。

陈大娘从窗子向外看看那讨饭的，再看看锅里翻滚的饺子，又逐个儿看看我们两家大大小小、馋涎欲滴的五个孩子，最后，目光停注在母亲脸上。

母亲仿佛没有感觉到她的注视，转过身去，从墙角拿起笤帚，弯着腰扫着很干净的屋地。

讨饭的一直在门外哀苦地乞求着。

陈大娘走到门前，开了门，默默无言地把那讨饭的让进屋来。而母亲，这时已放下了扫地的笤帚，拿起了捞饺子的笊篱。

讨饭的一经陈大娘的默许在饭桌前蹲下，便如饿狼一般眈眈地盯着刚出锅的饺子。母亲看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将第一盘饺子递给了他。他一口一个，根本没嚼，顷刻吞光。母亲又递给他一盘，他又顷刻吞光。

母亲愕然了，不禁瞥了陈大娘一眼。陈大娘轻微地叹了口长气。我们几个孩子不由也加快了吞吃的速度。

“给我一盘！”

“再给我一盘！”

“再给我一盘！”

我们同那讨饭人之间，为填饱各自的肚皮，展开了一场潜意识的竞争。

那讨饭的吃完第三盘饺子，忽然挨个儿盯视起我们几个孩子来。他不再嗦嗦发抖了。他眼中那种饿狼般的令人有点悚然的目光渐渐消失，眼神儿灵活起来。也柔和起来。母亲又递给他一盘十几个饺子，他接了过去了，一个也没吃，轻轻将盘子推给了小妹。

他忽然用那双肮脏的骨瘦如柴的大手捂住枯槁的脸，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我在和你们的孩子抢饺子吃呀……”他双膝跪在地上，接连磕了几个响头。慌得陈大娘和母亲同时“唉哟”一声，赶忙拉起他来。

他临走时说：“好人们，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

陈大娘从炕上拿起自己上班穿的棉工作服，塞在他怀里，他无论如何不肯收受。陈大娘竟有些生气地说：“就你那身单薄的衣裳，饿不死也得冻死！”他才含着眼泪穿到了身上。

讨饭人走后，陈大娘说：“看样子是农村人。”

母亲说：“像是的。”

陈大娘说：“遇到这样的大荒年，没有农民养活，城里人不知会饿死多少！”

母亲说：“就是的。”

她们在饭桌前坐下时，饺子已剩下不多了。陈大娘只吃几个，就放下了筷子，说是匆匆忙忙地包了顿饺子，现在饿劲儿过去了，一个也吃不下了。母亲也放下了筷子，埋怨陈大娘把饺子馅拌咸了，吃了几个就“齁死人”了。她喝了满满一大碗饺子汤。

三年困难时期总算熬过去了。被饥饿感压迫的人们都在生活中缓过口气来。我们两家的孩子也都长大了，母亲和陈大娘脸上经常流露出某种希望的微笑。可不久后，陈大娘却失业了，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下马了。她虽然辛辛苦苦在那个厂干了许多年，到头来却还是个临时工，被解雇了，只领到了几十元钱的照顾费。

为了生活的女人，尤其那些做了母亲的女人们，普遍具有一种令人钦佩的不肯向命运低头的精神。

陈大娘用当年节俭下的丈夫的部分抚恤金，组织起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街道工厂。为了这个小小的街道手工作坊的诞生，她四处奔波，同有关部门层层交涉，又动员家庭妇女们参加。这个生活在最底层的普普通通的女人，充分显示出一种卓越的组织和鼓动才干来。街道工厂终于宣告正式成立了。妇女们凑钱买下了某商店的一个废弃的仓库当厂房，各自从家中把缝纫机搬到了厂房里。一向花钱手紧的母亲，那天慷慨地给了我们几个孩子三元钱，叫我们买鞭炮到破仓库前去放。陈大娘受到妇女们的信任，以发起人的资格被推选为厂长。

仅仅一年之后，那些妇女们便从这小小的街道工厂每月得到了很实惠的收入。她们有了相当可观的基金，陈大娘雄心勃勃起来，计划要在第三年修建一个像样的厂房了！

然而，她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付诸行动，“文化大革命”就在那一年开始了。这个小小的街道工厂，也未能幸免那股巨大的政治龙卷风的扫荡。

一天，一队红卫兵雄赳赳地开了来，声称这个小街道工厂也不能成为政治避风港。如果这里的革命群众不主动起来造反，揪出一至两个“微型走资派”的话，他们就将实施强硬手段，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了！胆小怕事的女人们纷纷把缝纫机又搬回家里去，不再来上班。这个小小的街道工厂面临倒闭的危机了，这对陈大娘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因为那是她的事业，她赖以维持生活的事业。一些不愿离开这个小街道工厂的女人（她们和陈大娘一样，是把加工棉胶鞋当作养家糊口的事业来干的），三个一帮五个一伙来到陈大娘家，跟她商议如何拯救事业的办法。她们所有人出的都是同一个计策，要陈大娘当一回“微型走资派”，接受一次批判和游斗。表面看来有点所见略同，不谋而合的意思，实则她们在和她这位厂长商议之前，分明取得了一致。她们保证过后还照样把她当厂长看，说这样做实实在在是出于无奈，所谓周瑜打黄盖，不过是苦肉之计。

陈大娘沉吟了许久，问：“这样做，当真就能保住咱们这小厂么？”

她们异口同声地肯定地回答——能！

陈大娘说：“只要能保住咱们这小厂子，把我怎样都行。”

“为了像回事，要给你戴一顶高帽子。”

“戴就戴吧。”

“还得挂牌子。”

“那就挂。”

“还得剃鬼头。”

“剃。”

“抹不抹黑脸呢？不抹黑脸恐怕不行吧？”

“那……就抹吧。”

“游斗的时候，你手里还得拿个破盆。”

“嗯。”

“你得一边敲，一边自己说：‘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死。’你说吗？”

“我……说……”

就这样，像演街头戏一样，她，被那些女人们批判了一次，押到大马路上敲锣打鼓地游斗了几回。她是那么镇定那么从容地忍受了这一切。有次在街头碰见她的正子和柱子，她还对他们喊：“别贪玩了！回家把豆角择出来，等我回家做晚饭！”

正子和柱子，两眼泪汪汪地看着游斗妈妈的队伍走过去。

街道工厂可以继续办下去了。那些女人们却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不能实行她们保证继续让她当厂长的诺言。她非但不能再当厂长，而且因为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走资派”，（尽管是微型的，但到底属于走资派！）连继续当一个工人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她第二次失业了。

这种打击将她彻底击垮了。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石头一样的人。她整天面对镜子，注视着自己被剃了鬼头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形象发呆，不说一句话。连我母亲的劝慰，似乎对她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母亲因此恨透了那些女人们，提起她们就咬牙切齿，用最可怕的语言加以诅咒。那些女人们毕竟不全都忘恩负义，每到月底，她们之中便会有人主动给陈大娘送钱，或者亲自偷偷送来，或者打发孩子送来，有的送十元，有的送五元，也有的送三元两元。陈大娘一家，陷入了这种依靠施舍一般的困境。同院的人们都说：“这女人早晚有一天会疯。”那时，我的父亲已从大西北某城市来过信，说在那里已经申请下了房子，盼望我们速往团聚。母亲吩咐我给父亲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即使夫妻父子们一辈子两地分居，也不能在此时离开陈大嫂。”幸亏有我的母亲像亲姐妹一样关心着她，同情着她，照料着她……

又过了半年，二轻局所属下的一个工厂，看中了我们院子那块地皮，要在那里建一个二层楼的厂房，我们全院的人家便都成了动迁户。几户邻居，把动迁看成一个千载难逢的占大便宜的机会，提出各种各样非分的条件刁难厂方。厂方组成动员小组，挨家挨户说服动员，请求谅解，降低条件。可那几户人家形成了攻守联盟，任凭厂方好话说尽，他们早有一定之规。

动员组从我家和陈大娘家离去后，哑人一样的陈大娘，竟主动开口对母亲说：“大妹子，别人家不搬，咱两家先搬吧！这厂子是大集体，厂房盖不起来，生产不出东西来，那些工人们就开不出工资啊，咱们得为那些工人们想想。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做工，咱们这个国家是要垮的呀！真到那一天，孩子们都没指望过好日子……”

母亲一听陈大娘说出这番话，立时就搂抱住她失声哭起来，边哭边说：“陈大嫂，别人都说你会疯，今天听你这番话，还是那么明白事理！我听你的！咱们就提一个条件，只要还能让咱两家住一块儿做邻居，不管搬到哪儿，咱们二话不说就搬！”

厂方很快给我们找到了房子。我们搬家那一天，全院邻居都不帮忙，大人孩子都站在自家门前，抱臂旁观。一张张脸全都耷拉着，冷冷地瞧着我们装车。仿佛我们两家人在他们心目中全都是可耻的叛徒一样。

杜家的老太太，颠达着一双小脚，嘴里不干不净地指桑骂槐，骂我们两家准是受了厂方的贿赂，存心动摇他们的联盟，破坏全院的好事。母亲不屑于临分离再同那老刁婆大动干戈，装没听见，只是催促我们几个孩子快装车。

陈大娘走到那老太太跟前，和气地说：“他杜家奶奶，我没记错的话，您都七十三了，人过留名啊！”

那老刁婆，听了一怔，张张嘴还想骂出什么来，可能一时间再想不出什么骂人话了，便默默地悻然地闪进家里去了……

我们两家搬走之后，我和正子很快就一块儿下乡了。我每次回城市探家，一放下提包，就立刻到隔壁去看望陈大娘。在我第三次探家期间，陈大娘去世了。

母亲连夜赶做了一套新衣，替陈大娘穿上。母亲还替她洗了脸，梳了头，剪了手指甲脚趾甲……一个女人能替另一个女人的死所做到的一切事情，母亲都一丝不苟地做到了。

她死得很泰然，没有经受任何痛苦。她的遗容非常安详，嘴角挂着最后一抹微笑，那是对一切人一切事都予以宽容的微笑。

如今，陈大娘死去多年了，在闷热的夏夜，我记下这篇文字，向曾经生活在我们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很黑很瘦的女人，表述我大的敬意和深的哀思。同时我真诚祈祷，在我和我的后代们身上，多多少少保留一点点陈大娘身上所具有过的什么，哪怕一点点……